一、切勿容忍平庸之辈（论文文献综述）
刘天宇[1]（2021）在《纳博科夫长篇小说《天赋》中的庸俗》文中指出《天赋》是美籍俄裔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最后一部俄语小说。在《天赋》虚实交加的艺术世界中,并非只有落寞的侨民生活、失去的往昔天堂,纳博科夫的笔触早已触及到人性中脆弱的一环——庸俗。纳博科夫认为自己是一位抨击罪恶、谴责愚蠢,嘲笑庸俗和残忍的固执道德家。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对于“庸俗”的评判莫衷一是,但纳博科夫却从母语出发,根植于俄罗斯文学,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本论文运用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探究纳博科夫长篇小说《天赋》中的庸俗。论文总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关于庸俗”,首先从社会、经济、美学等几个层面对“пошлость”的同义词“媚俗”进行解读,并借此引出纳博科夫对“пошлость”的阐释;在俄语语境下探究“пошлость”的俄语词源,在梳理纳博科夫在《俄罗斯文学讲稿》和《尼古拉·果戈理》中对庸俗见解的基础上,以果戈理、契诃夫的作品为例归纳19世纪60年代以来俄罗斯文学中的庸俗现象。回顾纳博科夫早期俄语作品中的庸俗现象,为阐释《天赋》中的庸俗做铺垫。第二章“社会的庸俗群像——聚焦柏林的俄侨群体”,主要选取《天赋》中三位身份、年龄不同的人物:西奥果列夫、雅沙、亚历山德拉·雅科芙列芙娜,由浅到深,分别揭开庸俗的三层面孔,即鄙俗、从众、冷漠,从而印证庸俗超越时间、空间与民族的危害性。第三章“文学的庸俗——聚焦车尔尼雪夫斯基”,通过《天赋》中主人公为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所着的传记,关注纳博科夫所理解的文学中的庸俗,即虚假的自我感动、呆滞的审美品位、政治化的文学观。第四章“纳博科夫的拨正”,从三个角度探究纳博科夫在《天赋》中为克服庸俗所做的努力,首先,在人物设置方面,以妻子薇拉·斯洛尼姆为蓝本塑造了与庸俗群像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济娜;在情节方面,则以普希金的生平和作品贯穿全文,践行普希金的文学理念;最后则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出发,构建新型读者关系,引领读者远离庸俗的滥觞。最后总结《天赋》中庸俗的几重涵义和纳博科夫的抗衡。
贾一村[2]（2020）在《多元系统理论视阈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研究 ——以“文化空缺”现象的翻译研究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毛泽东选集》是建国后第一部进行系统外译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着作,也是20世纪我国对外影响最大的中央文献着作之一。其俄文译着诞生于50多年前,整体质量精湛,文中大量的“文化空缺”现象引人关注,具有极高的翻译研究价值。多元系统理论主张以动态、发展、关联的眼光来研究翻译问题,将翻译活动置身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和社会背景之下进行审视,关注政治、社会文化等系统中的多种因素对于翻译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这为本文开展翻译的社会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鉴于此,本文将以中央编译局翻译的《毛选》一至三卷俄译本为研究对象,以文本中的“文化空缺”现象作为翻译研究的切入点,结合多元系统理论之视角,对《毛选》俄译情况进行审视、评价、探讨、总结和展望,深挖其翻译研究价值。首先,本文整理了《毛选》及其俄译本的出版发行状况,并通过文本分析路径,对《毛选》中较典型的“文化空缺”现象（共计约700个案例）进行了详细梳理,将其划分为物质文化空缺、制度文化空缺和精神文化空缺三大类,并继续向下细分为7小类,归纳总结出《毛选》俄译本所采取的4套翻译方法、7种翻译策略和3条翻译理念,共同形成了《毛选》文本翻译之全貌。随后,再通过社会分析路径,借助多元系统理论基本原理,以“当年视角”来对《毛选》文本翻译之全貌进行评析和探讨。作者认真梳理了当年时代背景下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发展状况,并以“文化空缺”现象为例,通过对编译局版与莫斯科版的《毛选》译文进行对比研究,深度解析当年编译局译者修订译文时的主要考量及背后所遵循的翻译逻辑,清晰还原了当时政治系统（国际政治、国内政治两方面）和社会文化系统（文化交流、教育发展、译学思想三方面）的多种文本外因素对《毛选》的文本翻译所产生的至关重要的影响,为《毛选》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再以当年之翻译标准（“信达雅”）对《毛选》译文进行审视和评价,在充分肯定其整体精湛的翻译质量的同时,也对译文中一些可优化提升之处（比如,一些中国特有的度量单位词的翻译需完善、某些文化内涵信息翻译不全而难以理解的问题等）进行商榷和探讨。然后,回归“当今视角”,理清当前时代背景下我国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因素的新变化及其对翻译的影响,整理归纳出当前我国中央文献翻译工作在5个方面的新变化和提出的4点新要求。以此为参照,以当代之眼光重新审视当年的《毛选》译文并对其做出评析,并对其中一些重要的翻译新问题（比如,其翻译整体策略的优化调整问题,由于时代变迁和共同记忆的丧失而导致的“文化新空缺”问题,以及通过译者艺术“演译”而产生的“逆向文化空缺”问题等）进行探讨,为其他中央文献的翻译提供了一些参考借鉴。通过研究,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毛选》俄文翻译整体质量精湛,采用了丰富的翻译方法和策略,体现了鲜明的翻译理念,符合当年“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是我国译界的“标杆”和经典之作。第二,以当年之标准审视《毛选》译文,在总体翻译质量精湛的同时,亦存在一定的可提升空间,一些翻译处理尚可探讨和商榷。第三,以当今之眼光审视《毛选》译文,其整体方略宜做适当调整（由“忠实为主”转向“整体均衡”）,文中一些翻译案例的处理需与时俱进加以完善。第四,《毛选》俄译本的最终面貌是文本翻译和社会力量共同影响下的综合产物,当年时代背景下的政治、社会文化系统内多种因素对《毛选》译文面貌的塑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五,《毛选》文本中包含内容丰富的“文化空缺”现象,译者对其翻译处理整体上佳,但“文化空缺”是动态发展的,它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变化（既有“消亡”,又有“新生”）,因此其翻译工作亦当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最后,立足当前,本文总结了《毛选》俄译的历史意义,并展望未来,探讨了《毛选》优良翻译传统（主要包括:集体翻译的工作方法、自力更生的坚强意志、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以我为主的翻译原则）的继承与发展问题,力求为中央文献翻译事业的长远发展提出一些参考和建议。
胡艾娜[3]（2020）在《托克维尔民主危机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托克维尔融合美国民主和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事实,系统地提出自己的民主思想,被誉为“民主理论的集大成者”。作为西方民主思想史上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不仅看到了民主时代不可阻挡的趋势,也清醒地意识到民主社会发展潜藏的种种危机。因此,如何引领民主健康地发展成为托克维尔毕生思考的问题。本文认为托克维尔审视民主危机的动机是在他贵族正统思想遭到民主社会现实的巨大冲击之后,所体现出的一种极度不适应性,以及新社会的各种表现让他倍感失落和惋惜的基础上形成的。特别是在考察美国之后,托克维尔关注到美国民主背后存在着诸多困境,于是开始深入挖掘民主社会的危机征兆,以期完善民主社会使之达到他所理想的状态。本文将自由与平等作为托克维尔民主思想的两大要素,进而通过分析这两大要素在民主社会中的不同发展境遇得知:民主社会中狂热的平等激情促使个人在身份平等之外广泛地要求其他方面的平等,导致自由精神被吞噬;自由与平等的张力问题也促使人们时常过分追求平等而忽视自由。那么,这种过分的平等化追求行为不仅在政治上容易产生多数暴政,还在社会中容易滋生个人主义、物质主义福利观,促使社会个体逐渐原子化。这种孤立的个人观、利益观又加剧了现代专制主义的产生,使人们陷于温和的专制中却浑然不知。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研究了托克维尔为民主危机寻求的克服之道。托克维尔认为通过地方分权与乡镇自治可以削弱多数的无限权威,鼓励民众积极地参与到国家的管理中;在政治生活中形成一种独特的自治精神,为保障民主的良性运转提供重要制度保障。“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为防止个人主义的泛滥增加了一份理性和克制,并将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引导到关注公共利益的轨道上来,为民主发展提供了重心和方向。同时,托克维尔认为宗教信仰为烦躁的民主人提供纯洁、安宁的精神依靠,可以起到净化物欲心灵的作用;这是在政治文化层面对民主的一种重要保障和依托。而政治自由作为抵制专制的良方,让政治共同体内的各个阶级、各个公民都参与到公共事务活动中来;这种影响政府决策和人事权利的行动成为民主良性运转的重要支撑。在当代条件下,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民主作为一种基本制度模式在大多数国家得到不同程度的实施,民主危机也呈现出许多新特征,但仍与托克维尔150多年前对于民主危机的预警有很多相通之处。对此本文重点分析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民粹主义以更加激进、极端的方式诠释着“多数暴政”的危险;个人主义已演化为以个人本位、自我中心以及利己主义为特征的极端个人主义;后物质主义超越物质主义注重工业、商业利益的模式,逐渐向多元模式转变,增加了政党的执政难度;“国家-社会”关系也从托克维尔生活时代长期相互对立向多元、多向互动的共管共治状态转化。这些民主社会中不可避免的现代性难题都可以从托克维尔的民主危机思想中找到其发展的渊源和轨迹,也无不验证着托克维尔民主危机思想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当代学者乔万尼·萨托利、卡罗尔·佩特曼、以赛亚·伯林也从不同角度对托克维尔民主危机思想给予客观、科学的评价和解析。因此,立足于当今时代发展需要,通过解读托克维民主危机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以他的真知灼见来关照人类民主实践进程的发展需求。这种解读虽然无法将托克维尔的思想精髓悉数等同或转化为现实的制度安排,但是至少可以在未来的制度设计以及解决民主危机的方案中多一些参考和建议,从而使社会迈向更加健康理性的民主之路。
黄秋硕[4]（2020）在《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丁韪良（W.A.P.Martin）任清政府同文馆总教习和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等职,前后从事职业教育40年,其一生汉学成就突出表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丁韪良在近代西方人文学科方法影响下,重视对儒释道文化的释读,肯定颇多。丁韪良是美国汉学史上真正依据中国典籍并结合考察社会实际而释读儒释道文化的第一人。第二,丁韪良高度评价中华民族“壮丽的文学丰碑”;热衷向西方传递中华文化、中国观念和中国形象,促进了中国文学在美国的传播。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丁韪良称得上是中国文学研究与译介的拓荒者与奠基人。第三,丁韪良热情颂扬与推介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并以明确的近代化理念,在西方汉学史上,第一次梳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诞生之前的中国近代史。丁韪良是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因此他的相关记述,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第四,丁韪良翻译大量西学论着,侧重于近代化新兴学科与实用知识,大多是对西方科技、法律、经济等领域专着的首次翻译,其对相关理论、概念、名词及内容等方面的汉语表述,对中国近代相关新兴学科之构建,均具有创新与借鉴意义,丁韪良汉译西学论着,同样具有重要汉学意义。第五,丁韪良创办中文期刊《中西闻见录》与《新学月报》,大力传播“实学”,不仅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对推动汉学研究往更高层次发展,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六,丁韪良作为汉学研究机构北京东方学会首任会长,倡导以“自由思辨精神”来研究汉学的一切领域。北京东方学会在拓展汉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术创新等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并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西方宗教的负面影响。丁韪良也存在种种弱点与不足,这应更多地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局限性的角度加以说明。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美国汉学的开创、奠基与初步发展,主要是由清代美国来华汉学家们完成的。丁韪良称得上是汉学发展史上一位成绩卓着的巨匠。其在中学西渐与西学东渐双向文化交流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和产生的积极影响,不仅值得充分肯定,至今仍有实际借鉴意义。
池莉[5]（2019）在《大树小虫》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第一章人物表以及人物表情的关键表述1.俞思语俞思语足月出生。分娩之前医院找了熟人,不料还是呛到羊水吸入胎粪,出生时没了呼吸,窒息十分钟,住进重症监护室。都以为她不行了,傍晚她却有了自主呼吸。次日又发烧、呕吐、四肢僵硬、哭声拉直,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从那时起直至今天,俞思语支气管与肺,都相当脆弱,只要伤风感冒,必久咳不愈,有时还会咯血,粉红色带泡沫痰那种,多年查无因,中西医皆难治愈,对空气要求高,易气短,常需深呼吸。
杨旭[6]（2020）在《面向路径规划的地图预处理方法研究》文中提出自主导航是移动机器人的核心功能之一,也是机器人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包括环境建模、定位、地图处理、路径规划与末端控制等一系列内容。在路径规划过程中,规划算法会耗用大量的运行时间与存储空间在无效路径的搜索上,而通过地图预处理技术可以有效降低机器人工作空间的复杂度,从而提升路径规划过程的整体效率。传统地图预处理技术包括手工标记、多分辨率栅格地图、导航网络以及拓扑抽象等,但这些方法在处理栅格地图中的凹形障碍物（concave obstacle）时,通常缺乏灵活性,并且在预处理过的地图中,规划算法依然不能避开搜索该类区域。针对凹形障碍物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快速标记填充凹形区域的算法,主要工作如下:首先,本文提出了一种通用解决方案——FC（Filling the Container）算法。该算法模拟重力下水流的性质,通过对地图进行数次遍历即可有效填充任何非结构化的凹形区域。文中给出了凹形区域定义以及该类型区域不存在最优路径的证明,并对单凹形区域以及复合型凹形区域的填充处理流程进行了详细描述,同时给出了算法的伪代码与严格分析。在实验中,数张测试地图表明了这一方法的有效性,并对比了填充凹形区域前后,路径规划算法的性能区别。其次,针对移动机器人在同一地图上重复路径规划这一场景,提出块分解算法。通过对填充块构建索引表以建立块之间的联结关系,经由分解方法消除阻碍起始点与目标点的填充块,恢复了机器人工作空间中的区域连通性,达到复用填充处理地图的目的。解决了已填充凹形区域地图空间中,随机重设起始点或目标点位于某一填充块之中情况下,采用取消所有填充处理造成的重复执行FC算法产生大量耗时问题。该方法对原始算法的性能影响有限,但可以避免FC算法的重复运行。最后,本文对FC算法的凹形区域填充非完整性进行了详细论述,解释了非完整填充的原因与其必要性。证明了FC算法以及块分解算法处理过的地图中路径最优解存在性。
胡慧娥[7]（2019）在《魏源政治文化观研究》文中提出魏源是中国近代史开端时期的一位坐标式人物,生平跨越乾嘉道咸四个朝代。其毕生倡导以经术为治术,注重通经致用。他着述宏富,大都涉及对政治文化的历史分析与现实考察。魏源政治文化观的形成背景可从两方面考察:嘉道政治概况与嘉道士人群体政治文化生态是其政治文化观形成的客观历史因素。魏源所受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阅读史及与师友们的交往,则是考察其思想观念产生的主观历史因素。魏源的政治文化观主要包括天道观、德治观、法治观、民本思想与人才观等。他尊崇天道,认为以“天道”来参照人事,彰显“神道设教”的基调,于政治统治大有裨益;同时也重视人之主观能动作用,呼吁“造命”、“立命”君子,倡导常怀忧惧之心,以达天人合一之境。魏源主张德治,提出王道纯出乎道德,主张为政者需以仁德为本,又倡言“孝道”,认为“孝”是为学之本,亦是立身之本,治道之本;同时力主学古求变,以学古为名,求革新之实。也重视法治,明确倡导“法令是治之具”,后世循法而治是时代发展之必然,但他强调人法兼备,才能成就善政。他还进一步弘扬民本思想,提出君民平等,重视民之参政议政力、民之自治力以及民之合力等;还明确倡导开源兴利、本末皆富的富民思想。魏源还提出系统的人才观,以应对日益严重的“人才虚患”问题,主张不仅在位者要重视人才,建立良好的人才培养机制,懂得识人用人,还呼吁士大夫群体关注经世之学,弘扬经世学风,使人有所学,学能致用等等。这些体现了他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关注与认知,其中有传承与肯定,亦有反思与超越。魏源政治文化观既涉及深刻的论理思考,亦有对现实社会改革的思考。随着时势的发展和人生经历的变化,他对政治文化的思考重心亦有所不同。其早期饱读诗书,深受传统经典微言大义的影响,即已感知国家整体由盛而衰的态势,故从整体上倡导“王道”政治观,希望以传统理想治道为现实纠偏。这集中体现在《黙觚》一书中。道光五年魏源开始编纂《皇朝经世文编》后,他转向对现实时政的经世思考,针对“人心寐患”之积弊,以及河工、漕运、盐政等急务中涌现出的流弊,提出时势变革观,主张局部改革,认为政“熟”方能求治。鸦片战争后,他倡导全面改革,以应对内忧外患的现实政治危机,着重强调大一统思想,提出新的地理世界观、外交观以及“师夷”说等。这些是魏源改革现实社会的系列主张。与同时代人相比,魏源政治文化观具有明显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以人为本,贵人重民;高扬事功,理性建言;实践品格,经世情怀;近代启蒙,与时俱进。魏源不仅关注民生,提倡重民、富民,且意识到人的普遍意义与价值。他强调人各有才,人尽其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近代人本精神的实质内涵。他将王道与事功连为一体,积极探讨富民强国之道,凸显出可贵的理性精神。魏源的很多思想观念源于对传统政治文化的认知,又注重关照当下实际政治社会,有些观念则直接从实践生活中产生,亦能反作用于现实政治当中,使其思想观念呈现明显的实践品格与经世情怀。魏源对时势发展有敏锐体察,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能与时俱进,对近代思想启蒙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与参照,如科学启蒙、民主启蒙、地理世界观与外交观的启蒙等。魏源政治文化观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历史影响。一是他的很多着作在当时即已流行甚广,其思想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时人的关注和认可;二是其人本思想、新的地理世界观、外交观与“师夷”说等思想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效应,不仅直接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且对维新思想家们亦有很多启发,特别是“师夷”说成为近代一百多年来向西方学习思潮的滥觞。
鲍新则[8]（2019）在《论刑事违法性》文中研究说明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自苏俄刑法将这两个概念传入我国以来,都给予了其积极的评价意义,两者均为成立犯罪而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刑事违法性与所谓的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如出一辙,都强调定罪量刑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但这显然是不言而喻的。社会危害性在我国刑法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被视为是一个“坏孩子”,学界名流尝试以法益概念替代之,但法益概念的尴尬之处恰恰在于其位于犯罪构成理论之外却成为了排除犯罪体系之外的一个要素。刑法理论受到刑法典的制约,这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表面含义,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将社会危害性视为排除犯罪的考虑因素,这是一个不容忽视和回避的事实。罪刑法定原则的根本精神是不定罪、不处罚,而刑事违法性在这一方面与罪刑法定原则遥相呼应,与此同时受二次性违法性理念的观照,刑事违法性也具备否定性的评价意义,即不定罪、不处罚的内在含义,只是刑事违法性是法内排除事由,而社会危害性是法外排除事由,进而刑事违法性又与刑法解释休戚与共,从而贯彻了整个刑法理论的框架和结构。现代刑法理论继承和发展了近代刑法理论的诸多理念、制度和技术,李斯特对形式违法和实质违法的划分也在某种程度上为现代刑法奠定了基础,苏俄刑法继承了形式违法的观念,却没有兼顾刑事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之间的紧张关系。近年来,德日刑法理论已在我国刑法学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之势,罔顾域外理论的成果随意牵强附会或者不管三七二一而囫囵吞枣均是极端的治学态度。四书中有“极高明而道中庸”、亦有“叩其两端而竭焉”,这些看似传统而保守的治学态度却不失为当代刑法的突围方式,本文在秉承刑事违法性以刑法典定罪量刑为准绳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刑事违法性有法内通过刑法解释排除犯罪的功能,而这一定位其来有自,传承了罪刑法定原则的根本精神在于不定罪、不处罚,看似矛盾的两种功能实则凸显了刑事违法性的否定性潜质,换言之,这是一个动态且发展的概念。诚然,这方面借鉴了大陆法系实质违法性的概念,但刑事违法性不同于大陆法系先形式后实质的人为幻想,而是入罪与出罪交织在一起,最后还须有赖专业司法人员的判断而得出结论,刑事违法性为其专业判断提供了一条路径和方法。第一章阐述了刑事违法性的发展史,这一概念源于《苏俄刑法典》有关犯罪的概念,刑事违法性不难理解是认定犯罪的准绳,但如此一来极易与犯罪构成理论相混淆,其实犯罪概念和犯罪构成理论是从不同视角审视犯罪行为,共同构筑了刑法学理论的基石。大陆法系国家三阶层体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犯罪概念的代名词,这是一个认定犯罪的过程,而我国继承了苏维埃时期对于犯罪概念的定义,就法典而言是立法者的角度,就法的属性而言是统治阶层对法的认识,犯罪构成是司法者如何适用法典的思维方式,并且犯罪构成是一个理论产物。刑事违法性理论贯通了罪刑法定原则与犯罪论体系之间的联系,我国古代虽然有以法治罪的传统,但最高统治者显然可以法外开恩或法外施刑,这都是对法治极大的破坏和颠覆。重刑主义是我国古代刑罚的主旋律,不仅刑罚的数目繁多,执行刑罚的手段也颇为残忍,汉代统治者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在汉文帝废除肉刑的同时无疑加重了身体刑的刑罚量,从而导致“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于此《春秋决狱》就是为减轻刑罚而对律例作出的解释。但历来认为《春秋决狱》混淆了道德和法律之间的界限,徒法不足以自行的观念却又深入人心,因此古代社会之“礼”在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现代社会之“法”,只是“法”的前提是人人平等,而“礼”却公开宣扬人之间的不平等,即宗法等级血缘。因此,我国古代社会没有罪刑法定原则滋生的土壤,依法治罪只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表面含义,其根本精神在于不定罪、不处罚,比附原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没有法律依据如何适用法律裁决案件的特殊情形,比附原则也为类推解释埋下了恶果,即法无明文规定未必不是犯罪。苏俄的刑事违法性显然止步于其表面含义,在法律地位上也无法与社会危害性相抗衡,后者是犯罪的本质特征,但大陆法系国家对违法性概念的探究拓宽了其外延,在司法上也恪守了刑法是治理社会痼疾的最后一道防线。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提出了“不法”概念,并且认为只有犯罪才是真正的“不法”,此后大陆法系国家始终纠缠于“不法”和“违法”的殊同而论着迭出,但解释的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现今“违法”已是“不法”的下属概念而普遍得到学界的认同,除此以外并不能在内容上严格区分两者的差别。黑格尔的“不法观”在哲学层面并不是侧重于认定犯罪行为,而是进一步阐释对犯罪人适用刑罚的合理性。黑格尔和康德在刑罚上均主张报应论思想,只是黑格尔在康德等量报应的基础上提出了等价报应的观念,并且对犯罪人适用刑罚是对其自由意志的尊重,因为行为人在实施犯罪之际已然知晓一旦行迹败露便会受到法律的审判和制裁,而具有自由意志的行为人已经接受了将来可能面临的惩罚。现代刑法学大家李斯特受黑格尔法哲学观念的影响,在刑法上确立了形式违法性和实质违法性这一对概念,但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不是何者为第一性现象和本质的联系。此后,耶赛克继承并发扬了李斯特对违法性的认识,但其指出违法性是一个无法得到证实的概念,因为它的用意是排除构成要件符合性,只有借助于违法性家族的具体阻却事由才能充分彰显违法性对阻却成立犯罪的作用。当代刑法学家罗克辛不仅创立了客观归责体系,其大有取代三阶层之势,而且进一步细化了有责性的属性,融刑事政策于犯罪论之中,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理论大厦。我国在研习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之时最难理解的部分便是有关违法性的内容,这对于我国现有的犯罪构成理论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刑事违法性是苏俄刑法的产物,而违法性是大陆法系国家提出的概念,鲜有学者讨论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均在各自语言体系下形成了一套独立的制度,貌似井水不犯河水,但偏偏我国既有苏俄刑法的历史传统,又有学习法治先进国家的雄心壮志,这就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坎而不得不坦然面对的理论难题。“法益”概念原先是取代犯罪客体的外来名词,如今又成为了违法性的本质之一,与之相对的是“规范”概念对维护秩序的优先性,与此同时诞生了诸多针锋相对的概念,行为无价值和结果无价值,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等。我国对违法性概念继受和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上述概念和理论在我国刑法学界由陌生走向成熟,甚至引发了所谓的学派之争。但总的来说,我国刑法对刑事违法性概念本身欠缺深入的理解和发挥,对大陆法系的违法性概念也一知半解甚至以偏概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后者取代前者,鉴往知来不失为了解这两个概念的探究路径,至于孰优孰劣还受到我国现有刑法典的制约。第二章从我国《刑法》第13条犯罪概念的定义出发总结出犯罪的三大特征,即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传统教科书认为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概念的本质特征,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法律特征,及至应受刑罚惩罚性则语焉不详。随后又有观点认为,应该对犯罪概念采取二分法,即立法上强调社会危害性,而司法上推崇刑事违法性,至此应受刑罚惩罚性仍旧是可有可无的概念。殊不知,刑法区别于他法的关键之处恰恰在于应受刑罚惩罚性,因为刑罚由犯罪所触发,同时是惩处犯罪的手段和方法。刑法在适用过程中存在动态的平衡,严格划分立法和司法固然有利于认清刑法的样态,但这又何尝不是先入为主的征兆,理论与实践也是在静态层面上渐行渐远。刑事违法性是连接社会危害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的桥梁,在入罪方面应以刑事违法性为判断标准,准确适用刑法条文,反复论证犯罪行为和各罪构成要件之间的匹配程度,即使符合构成要件的犯罪行为还有《刑法》第13条“但书”的关照,如若社会危害性较小不妨不以犯罪论处,即使社会危害性相当还可以进一步考察是否有动用刑罚的必要,如此一来也将《刑法》第37条纳入其中,从而体现了慎用刑罚的现代法治精神。于此,必须理清这三个概念彼此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改变原先对社会危害性随意出入人罪的偏见,重新发现或者说唤醒应受刑罚惩罚性应有的价值,不然行政处罚与刑罚有诸多重合之处,两者之间又何来“质”的区别。此外,刑事违法性与各罪构成要件之间又有诸多联系,大陆法系在这方面不乏新的创建和新的理论贡献,这些理论和观点应该引起我国刑法学界的注意和回应。法律语言固然有其特殊性,即所谓的法言法语,但这些语言归根结底还是日常语言的组成部分,法律脱离概念显然也无法构成体系,因此界定相关刑法概念与其适用范围是当务之急,但这其中不能忽视人对法律的创造和理解。我国现有的犯罪构成与大陆法系的构成要件并非从内涵到外延完全一致的概念,所以有必要重新界定两者的适用范围和所要表达的意义和效果。概言之,犯罪构成是刑法总则特有的概念,它不是对具体罪名的拆分而是在一般意义上人如何认识和理解犯罪的路径与方法,至于构成要件则是一个刑法分则所独有的概念,在构成要件之前必须加上前置定语,即某罪的构成要件不然无法为人所理解和适用,每个个罪构成要件之间也略有差别,甚至还有经学理上增添的隐性要素,但这些内容的增删还是为了贯彻立法上刑法谦抑性的精神,严格控制刑法的适用范围,避免伤及无辜。刑事违法性是构成要件的先导,与其打造无懈可击的犯罪论体系,不妨深入考察构成要件的属性和功能。在观念上明确刑事违法性是判断刑事犯罪的唯一准绳,社会危害性不应凌驾于刑事违法性而扩张适用刑法,以此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应受刑罚惩罚性才是刑法真正的底色,只有刑罚具备剥夺、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权限,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剥夺他人生命,它的严厉性正是体现在对人自由和生命的处罚,而这两方面是人之为人的基础和前提,唯有充分认识应受刑罚惩罚性的内涵,刑法是社会治理的最后一道防线等倡导刑法应当宽容的精神才不至于流于形式,成为司法上呐喊的旗号而背地里依然坚信治乱世、用重典的惯性思维。因为实证主义已经表明“杀人立威”、“重刑治吏”法律效果有限,反倒在无意间传播了强权政治的意识形态,开启了法律虚无主义的思潮。在实践上坚持犯罪构成是理论构造,不同司法机关判断同一犯罪行为的出发点略有差异,但这其中理应兼顾刑事政策、排除犯罪事由等因素考量,重视刑事违法性所具有的法内出罪机制和社会危害性所特有的法外出罪机制,同时必须秉持刑法理论受到刑法典的制约,在司法上不宜以其他国家所设立的条款随意评价在我国领域内发生的犯罪行为,如若司法上的结论明显违背绝大多数人的常识,专业司法人员也认为该条款显失公正,这一现象足以引起立法机关的注意而启动修法程序,除此之外,任何一个犯罪行为的直接依据应是我国刑法典的明文规定,这也是刑事违法性积极的一面,限制或避免法外施刑。然而,大陆法系对违法性的研究对我国刑事违法性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即不断探究实质违法性的出罪可能性方案。刑事违法性还有法内出罪的可能性,其与罪刑法定原则的根本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换言之,刑事违法性也有消极的一面,在这方面大陆法系的违法性理论相较于我国刑事违法性的单一功能更为精致和深入。第三章按图索骥、探赜索隐对“非法”、“”违反……规定”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梳理,两者在某些方面具有相同的含义,“非法”的言外之意即存在合法的情形或其他例外情形,“违反……规定”旨在揭示其违反的前置性规定,这也体现了刑法的二次性违法性特征。换言之,刑事违法性具有滞后性的特征。“非法”一词还有客观和主观之分,客观的非法行为其侧重点依然在于对构成要件的理解和运用,而主观的非法心理又依赖于客观行为而作出推测,因此只要行为人明示其行为之合法性便自然抵消行为的非法属性。现实世界并非非黑即白,生活中常常存在所谓的灰色地带。法律的漏洞或真空状态并不能掩饰这类行为的轨迹而使执法者熟视无睹,有些时候必须以现有法律对此作出相应的评价,但不能无的放矢,为了惩罚而扩大刑法的适用范围,从而随意解释刑法,这也是“非法”一词潜在的提示作用。“违反……规定”的初衷旨在提示刑法的前置性法律规范,但由于刑法典过于笼统的表达方式致使司法人员无法明确得知具体的前置性规定,现实中反而疏忽了对前置性规定的检视从而不排除出于他法而入于刑法的情形,原本起到限制作用的立法语言在实践中却无法操作和执行,这也进一步导致刑法的诸多理念止步于理论而不敢奢望对实践有所裨益。从刑法上而言,任何犯罪都是法定的,但自然犯和法定犯的分类方式已经深入人心,自然犯着重于伦理道德方面的犯罪行为,法定犯又称为行政犯,该类犯罪全面贯彻了刑法的二次性违法性理论,即存在与刑法相对的行政违法或违规行为。但加罗法洛强调自然犯罪的利他情感是从惩罚的必要性以及生物研究的角度所作的分类,他是实证派犯罪学的集大成者,龙勃罗梭过度专注于犯罪人的生理特征,菲利极度重视社会环境对犯罪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加罗法洛综合了前人的实证结论辅之以犯罪是对人类情感的侵害而非对权利的破坏,因此针对非自然犯罪只能堵不能疏。自然犯只能与非自然犯相对,而行政犯又得力于德国学者对“行政刑法”这一概念的开拓,商品经济的崛起又催生了“经济犯”在当代刑法学研究中的热度,社会分类的细化势必导致刑法外延不断扩大从而诞生诸多新型领域的犯罪类型,眼下人工智能犯罪即如是。违法要素以人为参照对象亦有主观和客观之分,主观违法要素派生出目的犯、倾向犯和表现犯。目的犯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又可以分为断绝的结果犯和短缩的二行为犯,但无论如何辨析这类犯罪的行为方式终究需要考察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如若缺乏这类特定的犯罪目的则不能构成相应的犯罪。同时有些目的也是此罪与彼罪的关捩点。违法要素的关键在于欠缺这些要素则不构成犯罪,因此在司法上必须正视这些限制犯罪成立的要素,不能因为这些要素难以得到有效的证明而人为地降低了证明标准或者截短了构成要件,从中也不难发现违法要素并非是固定不变的静态条件,但它的动态发展也不是刑法可以恣意解释的缘由,刑法应当立足于严格解释,该规定赫然记录于法国刑法典之中。至于倾向犯和表现犯实无区分之必要,倾向犯主要是指猥亵类犯罪,表现犯专指与证人作证有关的犯罪,与其研究这两个神秘且鲜为人知的概念,不如直接单刀直入研究其项下的具体罪名,毕竟这两类犯罪尚无宏观研究之必要,而且这一分类与域外刑法典的罪名设置息息相关,盲目照搬国外的研究成果只会自寻烦恼甚至于穷尽本国刑法典而牵强附会,世界的眼光其最终的落脚点是中国的问题。客观违法要素是一个普遍散见于刑法典却没有得到理论足够重视的现实问题,这些要素不仅直接影响犯罪的成立,而且间接影响量刑之轻重。陈兴良教授早年提出了罪量要素,主要是指数额和情节,即这两个要素应当被视为成为犯罪不可或缺的条件,但国外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论调引起了国内学者高度的关注,认为立法上的罪量要素是不得已之举,更有甚者认为唯有驱逐这些条件才能与法治发达国家等量齐观。罪量是司法上不容忽视的实在问题,罪量也是刑罚与行政处罚之间等量级的博弈,不同的立法模式导致对罪量因素的不同理解,国外立法例之轻罪在某种程度上均由我国行政处罚所替代,《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为数不少犯罪的表现方式与《刑法》如出一辙,而两者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处罚的效果不同,由此产生了不同的社会评价和法律后果。以往的研究着重于对情节和数额的具体适用问题而忽视了这两要素影响犯罪成立的特殊地位,如果以违法性为切入点则不难发现没有达到罪量要求的行为同样不应当作为犯罪处理,或者不能对此适用加重处罚的条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刑法的张力,减少刑罚总量。第四章对大陆法系有关违法性概念的诸多理论进行了逐一的辨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国现有犯罪论体系没有客观违法性滋生的土壤,保安处分不是我国刑罚体系的组成部分,主观违法性强调行为附属于人的主体性特征,即行为是主体的产物,脱离主体则没有行为存在的空间,但法律上的主体概念本应指具体、实在的个人,但由于我国承认单位犯罪的主体属性又赋予了主体一定程度上抽象的意义。形式和实质是对违法性功能的具体阐释,这对我国刑事违法性理论的构建具有重大意义,形式和实质的不同定位分别构筑了刑事违法性的观念、制度和技术,在观念上定罪量刑以法律明文规定为准,反之,没有法律规定不得定罪量刑。在制度上存在法内排除犯罪事由,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最为典型,在技术上有主客观违法要素,从构成要件的角度视之是成立犯罪的条件,但从刑事违法性的角度来看,没有这些要素断然不构成犯罪。二次性违法性理论也体现了刑事违法性在理论上掣肘刑法扩张适用的现实司法环境,这些理论均揭示了刑法自身的否定性能量和消极作用,如何在司法上将刑法与前置性法律规范的匹配适用落到实处是未来刑事司法的努力方向之一。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最大的分歧在于违法性,而这一差异体现了对违法性的认识,我国的刑事违法性暗含了适用刑法的积极作用,而大陆法系的违法性却彰显了刑法自身的否定性能力,这也是我国刑事违法性概念不曾包含的内容和外延。但大陆法系违法性理论却又自相矛盾,因为它的内容仰仗于违法阻却事由,并且将其一并置于犯罪论体系之内,而我国的排除犯罪事由在结构上位于犯罪构成理论之外,这一里一外便生发出大陆法系阶层论之逻辑性、位阶性等诸多优点。违法性理论在大陆法系国家不啻为阻却违法事由的代名词,显然各国有关阻却违法事由的构成要件大同小异,只是在处罚结果方面相去甚远,然而他国的理论得益于他国刑法典的特殊规定,我国刑法典没有与此相关的法律依据。此外,各国不同的诉讼模式又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违法性理论的隔阂,阻却违法事由是一套独立的制度设计,它必须可以在诉讼上得到证成,并且明确由谁证明,证明到何种程度,不能证明的法律后果是什么。第五章是有关刑事违法性理论的实践展开,首先肯定了这一理论的积极作用在于确立了定罪量刑的准绳和标尺;其次重申了该理论与罪刑法定原则一脉相承,充分阐释了不定罪、不处罚才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根本精神。再次强调了“但书”规定不具有刑事违法性,而免予刑事处罚具有刑事违法性;最后归纳为自由刑才是刑罚的根本体现。刑罚的直接依据来源于对刑事违法性的判断,否定与肯定之间存有内在的转化关系,从否定犯罪到否定之否定而肯定犯罪的成立经历了刑事违法性理论的实践展开,这相比于大陆法系从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的路程具有更加深刻的意义。换言之,从否定到肯定才真正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的根本精神,并且这一肯定其来有自,也与诉讼上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之后而符合各罪构成要件的证明标准休戚相关,这一理论不仅贯通了刑法自身的体系架构,并且触类旁通媾和了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的鸿沟。重新检视“但书”规定在我国刑法理论和实践的意义,明确“但书”规定也是一类独特的出罪事由,它既有法内依据同时兼有法外考量因素,这也突出了刑法明确性与灵活性之间的适度性空间。综上所述,刑事违法性具有一体两面的作用,但否定作用更甚于肯定作用,它往上承接罪刑法定原则的根本精神,向下开启犯罪的本质特征在于应受刑罚惩罚性,以此区别于行政处罚,而不只流于意识形态上两者存在“质”的差别却又欲言又止“质”在何处。刑事违法性理论的内容主要涵盖法内出罪事由、类罪中的主客观违法要素以及“非法”和“违反……规定”的罪状表述,它的外延既与刑法的前置性法规相匹配,又在程序上为刑事诉讼活动指明方向,因此准确重识刑事违法性理论的价值也是本文的意义之所在,于此刑事违法性的概念由于存在动态发展的特点,唯有借鉴罪刑法定原则的表达,具体指欠缺刑事违法要素的行为不应当作为犯罪处理,以及无法排除违法要素的行为以各罪的构成要件为准,且严格解释构成要件要素。
郭姝雯[9]（2019）在《《大公报》视野下的孙中山形象（1917-1925）》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时间为叙述主线,将《大公报》1917年7月-1925年5月的报道与评论做为主体研究资料,辅以同时段其他报刊资料,展现《大公报》视野下的孙中山形象的嬗变。本文绪论主要介绍了选题依据及选题相关研究现状,以引出正文。正文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援引《大公报》1917年7月-1918年5月的报道评论。展现这一时期《大公报》视野下的孙中山广州护法运动。这一时期《大公报》对孙中山评价多为负面形象。这一时期《大公报》将南下护法的孙中山定义为“反革命分子”,多次将孙中山喻为“马扁元帅”、“孙大炮”,在孙中山护法失败离开广州之际,《大公报》更是表现出“痛打落水狗”的偏颇之举。第二章援引《大公报》1920年11月-1922年8月的报道评论。叙述这一时期《大公报》视野下的孙中山二次建府,进行护法运动。这一时期政局复杂,跨度较长,因此用事件为叙述背景,通过《大公报》在这些事件中对孙中山的报道与评论,分析《大公报》对孙中山形象的塑造。这一时期的《大公报》的态度复杂多变。随着事件的发展,其态度从痛斥转而质疑,再从怀疑转而同情。此节亦是《大公报》视野下孙中山形象转变的关键。第三章援引《大公报》1923年2月-1925年5月的报道评论。再现《大公报》视野下三建广州政权的孙中山。这一时期《大公报》的立场彻底发生转变。对孙中山的广州政权充满的无限希冀,溢美之词频出。特别是在孙中山逝世后,《大公报》更是将其形象上升为“国民之魂”。第四章是对《大公报》报道评论的分析。在不同时期,《大公报》视野下孙中山形象的变化,反映出了《大公报》不同时期的政治立场与态度。通过分析这些报道评论,探究变化背后的原因。
张东艳[10]（2018）在《清代杜诗评论研究》文中认为清代是杜诗研究的集大成时期,学界对清代杜诗学的研究多集中在杜诗注本,而对以诗歌选本、诗话、笔记、书信、诗集序跋、专题着作、诗歌创作中的集杜、和杜、题咏杜祠、杜像等多种形式存在的清代杜诗评论缺乏系统性的研究。本文以清代的杜诗评论为研究对象,在系统整理其原始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王夫之、清代四大诗学代表王士禛、沈德潜、翁方纲、袁枚等人的杜诗学进行研究,探讨清人如何解释杜诗的丰富内涵和发掘杜诗的审美价值,阐明这些解释和它们的历史条件的关联,以求重新认识杜诗的价值,探求杜诗与清代诗学建构的内在联系。同时,对明末清初贾开宗《秋兴八首偶论》和卢震《杜诗说略》两部稀见的论杜专着进行整理和研究,以求窥得明末清初杜诗学新变之一斑。本文除绪论、结语之外,共分七章,七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探究王夫之论杜的表现及其贬杜的原因和意义。在简要介绍王夫之诗学主张的基础上梳理其褒贬互陈的论杜表现,从诗学主张、政治背景、诗学背景三方面分析其贬杜的原因。王夫之贬杜的本质是其坚守的汉魏六朝审美传统与杜诗所代表的对传统的新变之间的矛盾冲突。王夫之对杜诗褒贬互陈的态度,更清晰地展现了杜甫在诗歌史上继往开来的地位——既继承了汉魏六朝的审美传统,又开创了新的审美风尚。第二章探究王士禛以审美为中心的杜诗学,并探讨“渔洋不喜少陵”、《唐贤三昧集》不选杜诗等有争议的诗学问题。在探析王士禛“神韵说”的形成原因、美学内涵的基础上,从诗歌体裁、艺术、考证、评选、传播接受和杜甫人格等六方面梳理王士禛的论杜表现。王士禛颠覆了杜诗的集大成地位,从侧面揭示了杜诗的新变和丰富多样性;厘清了杜诗与“盛唐”的关系,揭示了杜诗在批评史上的价值;力图重构以王维为中心的诗学价值系统,从反面证明杜诗在古典诗歌传统中不可撼动的经典地位。第三章探究沈德潜以政教为中心的杜诗学。在探析沈德潜“格调说”的渊源、内涵和诗学主张的基础上,从诗歌宗旨、诗歌体裁、集大成、诗法等四方面梳理沈德潜的论杜表现,并探析其在诗歌创作中对杜诗的借鉴和以政教论杜的不足之处。沈德潜推尊杜甫的主张一方面顺应了清王朝的政治需要,另一方面借助官方意识形态的强大助推力,再次确立杜诗的独尊地位。第四章探究翁方纲以诗法为中心的杜诗学。探析了翁方纲对杜诗的总体看法,着重研究翁方纲《杜诗附记》的主要内容和批杜特色。翁方纲将杜诗作为“肌理说”的典范,深入探讨了杜诗之“法”,借助杜诗建构“肌理说”,又用此说阐释杜诗,证明“肌理说”的正确性。杜诗成为翁方纲阐明诗学主张以及与前贤后学交流的媒介和平台。作为金石学家、书法家,翁方纲采用感悟式批评和分析考证相结合的方法批杜,首次大量借用书法术语批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杜诗批评理论系统,对清代杜诗学批评方法的创新有重要意义,体现了乾嘉年间杜诗学与金石学、书学交融的新特色。第五章探讨袁枚、赵翼、蒋士铨以性情为中心的杜诗学。三人论杜都以性情为中心,揭示了杜诗的抒情本质。但袁枚强调杜诗长于言情、“苦”和“多创”的特点,学杜并不独尊杜。赵翼肯定杜甫的创新,提出杜甫“天才论”,具有鲜明的尊杜倾向;并发挥史学家之长考证杜诗。蒋士铨没有摆脱“忠孝义烈”和“温柔敦厚”的窠臼,论杜的突出特点是注重杜诗对诗歌创作的指导、借鉴意义。第六章探究贾开宗《秋兴八首偶论》的主要内容及论杜特色。从《秋兴八首》的题目渊源、章法结构、语言艺术、对儒家诗教传统的体现等四方面论述《秋兴八首偶论》的主要内容。贾开宗论《秋兴八首》的突出特点是以史证诗和借杜言志,体现了明末清初经世致用思潮对杜诗学的影响。《秋兴八首偶论》作为杜诗学史上第一部《秋兴八首》专论,又体现了清代杜诗学深入化、专题化的新特点。第七章探讨卢震《杜诗说略》的主要内容及论杜特色,将《杜诗说略》的二十四则分为正变论、创作论、诗法论、鉴赏论等四部分进行论述。卢震论杜以儒家思想为主,兼采道家、道教、佛教、书画艺术的术语譬喻诗学;突破了以往局限于杜诗的研究范式,在诗学理论的高度上论杜。《杜诗说略》的性质类似于一本较为系统的《杜诗概论》,这在清代杜诗学史上尚属首例,体现了清初杜诗学的新变。
二、切勿容忍平庸之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切勿容忍平庸之辈（论文提纲范文）
（1）纳博科夫长篇小说《天赋》中的庸俗（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Автореферат |
| 1 绪论 |
| 2 关于庸俗 |
| 2.1 “庸俗”的概念考辨 |
| 2.1.1 西方学界的“媚俗艺术” |
| 2.1.2 俄语语境中的“пошлость” |
| 2.2 纳博科夫与庸俗 |
| 2.2.1 纳博科夫论庸俗 |
| 2.2.2 纳博科夫早期俄文作品中的庸俗书写 |
| 3 社会的庸俗群像——聚焦柏林的俄侨群体 |
| 3.1 庸俗的第一层面孔——鄙俗 |
| 3.2 庸俗的第二层面孔——从众 |
| 3.3 庸俗的第三层面孔——冷漠 |
| 4 文学的庸俗——聚焦车尔尼雪夫斯基 |
| 4.1 虚假的自我感动 |
| 4.2 呆滞的审美品位 |
| 4.3 政治化的文学观 |
| 5 纳博科夫对庸俗的拨正 |
| 5.1 塑造对立的人物形象 |
| 5.2 重拾俄罗斯的文学传统 |
| 5.3 构建新型读者关系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2）多元系统理论视阈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研究 ——以“文化空缺”现象的翻译研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选题依据 |
| 2.研究对象及思路 |
| 3.研究方法 |
| 4.研究价值和意义 |
| 5.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毛泽东选集》基本概况及其翻译研究 |
| 1.1 《毛选》的基本概况 |
| 1.2 《毛选》出版发行概况 |
| 1.3 《毛选》的外译概况 |
| 1.4 《毛选》的俄译概况 |
| 1.5 《毛选》翻译研究现状 |
| 第二章 《毛泽东选集》俄译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空缺”现象及其研究综述 |
| 2.1.1 “空缺”的定义及研究现状 |
| 2.1.2 “文化空缺”的概念界定 |
| 2.1.3 “文化空缺”的分类与《毛选》俄译研究 |
| 2.2 多元系统理论综述 |
| 2.2.1 多元系统理论概述 |
| 2.2.2 多元系统理论与《毛选》俄译研究 |
| 2.3 研究思路之建构 |
| 2.3.1 文本分析路径 |
| 2.3.2 社会分析路径 |
| 2.3.3 整体研究思路 |
| 第三章 《毛泽东选集》俄译本中的“文化空缺”现象 |
| 3.1 物质文化空缺 |
| 3.1.1 人称文化空缺 |
| 3.1.2 物称文化空缺 |
| 3.2 制度文化空缺 |
| 3.2.1 民俗文化空缺 |
| 3.2.2 体制文化空缺 |
| 3.3 精神文化空缺 |
| 3.3.1 思维方式空缺 |
| 3.3.2 价值观念空缺 |
| 3.3.3 审美意识空缺 |
| 第四章 《毛泽东选集》“文化空缺”现象的俄译方略研究 |
| 4.1 《毛选》俄译本翻译方法研究 |
| 4.1.1 文化内涵“共有”:直译法 |
| 4.1.2 文化内涵“相通”:换译法 |
| 4.1.3 文化内涵“缺省”:意译法、注释法 |
| 4.1.4 文化内涵“冗余”:减译法、省译法 |
| 4.2 《毛选》俄译本翻译策略研究 |
| 4.2.1 求真保全,原汁原味 |
| 4.2.2 简明清晰,精确具体 |
| 4.2.3 语言平实,文风质朴 |
| 4.2.4 移形换位,闪展腾挪 |
| 4.2.5 舍“象”取“义”,拨云见日 |
| 4.2.6 因“境”制“译”,文化融通 |
| 4.2.7 化繁为简,减负增效 |
| 4.3 《毛选》俄译本翻译理念研究 |
| 4.3.1 以我为主,坚守底线 |
| 4.3.1.1 以我为主 |
| 4.3.1.2 坚守底线 |
| 4.3.2 内外有别,有的放矢 |
| 4.3.2.1 内外有别 |
| 4.3.2.2 有的放矢 |
| 4.3.3 群策群力,统筹全局 |
| 4.3.3.1 群策群力 |
| 4.3.3.2 统筹全局 |
| 第五章 当年视角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之审视 |
| 5.1 政治系统对《毛选》俄文翻译之影响 |
| 5.1.1 国际政治之影响 |
| 5.1.1.1 国际政治概况 |
| 5.1.1.2 国际政治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1.2 国内政治之影响 |
| 5.1.2.1 国内政治概况 |
| 5.1.2.2 国内政治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2 社会文化系统对《毛选》俄文翻译之影响 |
| 5.2.1 文化交流之影响 |
| 5.2.1.1 文化交流概况 |
| 5.2.1.2 文化交流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2.2 教育发展之影响 |
| 5.2.2.1 教育发展概况 |
| 5.2.2.2 教育发展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2.3 译学思想之影响 |
| 5.2.3.1 译学思想概况 |
| 5.2.3.2 译学思想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3 当年视角下《毛选》俄文翻译之评析与探讨 |
| 5.3.1 《毛选》俄文翻译之评析 |
| 5.3.2 《毛选》俄文翻译之探讨 |
| 第六章 当今视角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的重新审视 |
| 6.1 当今时代背景下我国政治和社会文化系统的新变化 |
| 6.1.1 政治系统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
| 6.1.1.1 国际政治之变化及影响 |
| 6.1.1.2 国内政治之变化及影响 |
| 6.1.2 社会文化系统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
| 6.1.2.1 文化交流之变化及影响 |
| 6.1.2.2 教育发展之变化及影响 |
| 6.1.2.3 译学思想之变化及影响 |
| 6.2 当今时代背景下中央文献翻译工作的新变化、新要求 |
| 6.2.1 当前中央文献翻译工作的新变化 |
| 6.2.2 当前中央文献翻译工作的新要求 |
| 6.3 当今视角下《毛选》俄文翻译之评析与探讨 |
| 6.3.1 俄译整体方略的重新审视 |
| 6.3.2 “文化新空缺”问题之探讨 |
| 6.3.3 “逆向文化空缺”问题之探讨 |
| 第七章 《毛泽东选集》俄译研究的启示与展望 |
| 7.1 《毛选》俄文翻译的历史意义 |
| 7.1.1 《毛选》译着的历史地位不可替代 |
| 7.1.2 《毛选》为世界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窗 |
| 7.2 《毛选》翻译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
| 7.2.1 集体翻译的工作方法 |
| 7.2.2 自力更生的顽强作风 |
| 7.2.3 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 |
| 7.2.4 以我为主的翻译原则 |
| 结束语 |
| 1.内容与结论 |
| 2.研究创新点 |
| 3.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Автореферат |
| 附录 I:《毛泽东选集》俄译本“文化空缺”典型翻译案例汇编 |
| 1.物质文化空缺 |
| 2.制度文化空缺 |
| 3.精神文化空缺 |
| 附录 II:编译局版和莫斯科版《毛泽东选集》译文对比研究实录(“文化空缺”翻译案例精选)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3）托克维尔民主危机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论文的创新点 |
| 二、论文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托克维尔民主危机思想的形成 |
| 第一节 托克维尔民主危机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一、社会背景:动乱年代——法国贵族的彷徨 |
| 二、家庭背景:正统家庭——丰富认知的积累 |
| 第二节 托克维尔民主危机思想形成的实践渊源 |
| 一、对法国大革命失败的反思 |
| 二、对美国民主现实的考察与担忧 |
| 第三节 托克维尔民主危机思想形成的思想来源 |
| 一、孟德斯鸠对托克维尔的影响 |
| 二、卢梭对托克维尔的影响 |
| 三、帕斯卡尔对托克维尔的影响 |
| 第三章 托克维尔民主危机思想的基本论域 |
| 第一节 民主社会中狂热的平等激情 |
| 一、绝对平等的社会状态 |
| 二、对平等盲目的热爱与追逐 |
| 第二节 民主社会中被吞噬的自由精神 |
| 一、孤独的自由 |
| 二、为自由辩护:自由才是民主的本质诉求 |
| 第三节 平等与自由的张力问题 |
| 一、在社会领域中,平等优于自由 |
| 二、在政治领域中,自由优于平等 |
| 三、深刻认识民主社会中平等与自由的内在张力 |
| 第四章 托克维尔民主危机思想的社会图景 |
| 第一节 民主社会危机的表现 |
| 一、多数暴政助长无限权威 |
| 二、个人主义导致心灵焦虑 |
| 三、物质主义丧失伟大追求 |
| 四、温和专制压制公共精神 |
| 第二节 民主社会危机的克服之道 |
| 一、以地方分权与乡镇自治削弱无限权威 |
| 二、以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对抗个人主义 |
| 三、以宗教信仰净化物欲心灵 |
| 四、以政治自由抵制专制的横行 |
| 第五章 托克维尔民主危机思想的当代发展 |
| 第一节 当代西方民主危机与托克维尔民主危机思想 |
| 一、多数暴政与民粹主义 |
| 二、个人主义与极端个人主义 |
| 三、物质主义与后物质主义 |
| 四、温和的专制与“国家-社会”关系的相互转化 |
| 第二节 当代学者对托克维尔民主危机思想的主要理论引申 |
| 一、乔万尼·萨托利与托克维尔 |
| 二、卡罗尔·佩特曼与托克维尔 |
| 三、以赛亚·伯林与托克维尔 |
| 第六章 托克维尔民主危机思想的评析 |
| 第一节 托克维尔民主危机思想的合理性 |
| 一、民主价值的双面性 |
| 二、民主危机存在的真实性 |
| 三、民主危机化解方案的思想穿透力 |
| 第二节 托克维尔民主危机思想的局限性 |
| 一、阶级的局限性 |
| 二、思想的矛盾性 |
| 三、概念的模糊性 |
| 结语:托克维尔民主危机思想的深层意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4）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节 国内外关于本选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一、中外学者关于美国早期汉学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
| 1.美国“早期汉学”起始于何时？ |
| 2.美国“早期汉学”结束于何时？ |
| 3.美国“传教士汉学”何时向“专业汉学”过渡? |
| 4.笔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史分期之思考 |
| 二、当代中外学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家成就的总体评价 |
| 三、当代中外学者对丁韪良汉学研究的总体论述与评价 |
| 四、国内学者关于丁韪良其他方面问题的讨论 |
| 五、国外与丁韪良有关研究成果综述 |
| 第二节 本论文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学术创新 |
| 一、研究意义与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思路与写作框架 |
| 三、研究方法与学术创新 |
| 第一章 丁韪良来华前后的美国汉学界 |
| 第一节 裨治文与美国汉学之起源 |
| 一、裨治文来华前的中美关系与来华美国人 |
| 二、裨治文来华与创办《中国丛报》 |
| 1.裨治文来华与初期的汉语研习环境 |
| 2.裨治文创办《中国丛报》最初目的 |
| 3. 《中国丛报》由宗教性向世俗性转变 |
| 4.裨治文与美部会的分歧 |
| 三、裨治文的主要着述 |
| 四、裨治文创办学会与教育机构 |
| 1.裨治文等创立美国东方学会 |
| 2.裨治文创立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 |
| 3.裨治文创办其他学会 |
| 第二节 卫三畏来华经历与汉学研究 |
| 一、卫三畏汉学研究之历程 |
| 1.第一阶段:以传教身份研究汉学 |
| 2.第二阶段:以外交官身份研究汉学 |
| 3.第三阶段:以学者身份研究汉学 |
| 二、卫三畏汉学研究成就与特点分析 |
| 三、卫三畏与马礼逊、裨治文、丁韪良之关系 |
| 第三节 丁韪良来华前后美国汉学之演绎趋势 |
| 一、美国早期汉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
| 二、早期美国汉学家“中国观”类型之演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丁韪良宣教经历与汉学研习 |
| 第一节 丁韪良来华与汉学初步研习 |
| 一、丁韪良来华前的教育背景 |
| 二、丁韪良初到广州、福州的社会观察力 |
| 三、丁韪良宁波研习汉语三步骤 |
| 四、丁韪良发明宁波话拼音 |
| 第二节 丁韪良宣教作品与汉学研究 |
| 一、丁韪良与《天道溯原》 |
| 1.写作缘由、内容与材料来源 |
| 2.《天道溯原》与附儒之传教策略 |
| 3.《天道溯原》之影响 |
| 二、丁韪良的其他中文宣教作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职业教育家与汉学研究之转型 |
| 第一节 丁韪良的教育改革实践 |
| 一、同文馆总教习 |
| 二、赴欧美考察与汉学交流 |
| 三、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 |
| 四、湖广仕学院总教习 |
| 五、中文教科书编译与与汉学研究 |
| 第二节 中文期刊与汉学研究 |
| 一、丁韪良与《中西闻见录》 |
| 1. 《中西闻见录》办刊宗旨与主要撰稿人 |
| 2.丁韪良作品分析 |
| 二、丁韪良与《新学月报》 |
| 1. 《新学月报》创办原因与主要内容 |
| 2.《新学月报》与汉学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丁韪良与汉学研究机构 |
| 第一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初创 |
| 一、创设北京东方学会之目的与经过 |
| 二、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早期会员之关系 |
| 三、早期《北京东方学会会刊》之特点 |
| 第二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发展 |
| 一、丁韪良对北京东方学会的持续影响 |
| 二、1886—1898 年会刊中的丁韪良作品 |
| 三、北京东方学会学术争议与丁韪良之态度 |
| 四、北京东方学会之局限性 |
| 第三节 丁韪良与其他研究机构 |
| 一、丁韪良与皇家亚洲学会北华支会 |
| 二、丁韪良与《教务杂志》 |
| 三、丁韪良与美国东方学会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丁韪良中外比较视野下对儒释道之新解 |
| 第一节 比较宗教视野与儒教之认知 |
| 一、关于性善性恶论问题 |
| 二、关于伦理与道德问题 |
| 三、其他方面问题 |
| 第二节 中西哲学比较与儒学之解读 |
| 一、孔子与西方圣哲之比较 |
| 二、“最典型的哲学时代” |
| 第三节 比较视野与佛道之新解 |
| 一、丁韪良与佛教研究 |
| 1.丁韪良研究佛教之学术背景 |
| 2.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成员对佛教的研讨 |
| 二、丁韪良与道教研究 |
| 1.比较视野中的老子 |
| 2.从“科学史”角度论道教之贡献 |
| 三、丁韪良论“三教”之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丁韪良论中国历史 |
| 第一节 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动因与方法 |
| 一、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四个出发点 |
| 二、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理论与方法 |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古代史 |
| 一、丁韪良论中国历史分期 |
| 二、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民族融合 |
| 三、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 |
| 四、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技 |
| 五、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
| 第三节 丁韪良论中国近代史 |
| 一、裨治文、卫三畏与丁韪良研究中国近代史之缘起 |
| 二、丁韪良论中国近代五次战争 |
| 三、关于太平天国 |
| 四、关于晚清改革 |
| 五、丁韪良之局限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丁韪良与中国文学 |
| 第一节 丁韪良与中国诗歌 |
| 一、丁韪良欧美诗歌之修养 |
| 二、丁韪良重视中国诗歌之缘由 |
| 三、丁韪良对中国古代诗歌之推崇 |
| 1.丁韪良翻译中国诗歌的大体过程 |
| 2.丁韪良对中国诗歌的译介与评论 |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寓言与民间传说 |
| 一、关于中国寓言 |
| 二、关于民间传说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丁韪良汉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及其影响 |
| 附录1 .丁韪良中文教科书编译述略 |
| 附录2 .丁韪良《中西闻见录》署名文章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索引 |
| 个人简历 |
（5）大树小虫（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人物表以及人物表情的关键表述 |
| 1.俞思语 |
| 2.钟鑫涛 |
| 3.钟欣婷 |
| 4.格瑞丝 |
| 5.钟永胜 |
| 6.高红 |
| 7.俞亚洲任菲菲 |
| 8.俞爷爷俞奶奶 |
| 第二章故事只是男女主角2015年度实施造人计划始末 |
| 1.2015年1月没怀上 |
| 2.2015年2月没怀上 |
| 3.2015年3月没怀上 |
| 4.2015年4月没怀上 |
| 5.2015年5月没怀上 |
| 6.2015年6月没怀上 |
| 7.2015年7月没怀上 |
| 8.2015年8月没怀上 |
| 9.2015年9月没怀上 |
| 10.2015年10月没怀上 |
| 11.2015年11月没怀上 |
| 12.2015年12月真相大白 |
（6）面向路径规划的地图预处理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 1.2.1 多分辨率栅格地图 |
| 1.2.2 拓扑表征 |
| 1.2.3 导航网格 |
| 1.2.4 凸包问题 |
| 1.2.5 路径规划中处理凹形区域 |
| 1.3 研究内容 |
| 1.4 论文组织结构 |
| 第2章 移动机器人环境模型与路径规划相关技术 |
| 2.1 环境模型 |
| 2.1.1 栅格地图 |
| 2.1.2 拓扑地图 |
| 2.1.3 特征地图 |
| 2.2 路径规划算法 |
| 2.2.1 A*算法 |
| 2.2.2 人工势场算法 |
| 2.2.3 其它路径规划算法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栅格地图凹形障碍区域填充方法 |
| 3.1 地图空间定义 |
| 3.1.1 栅格单元 |
| 3.1.2 凹形区域 |
| 3.2 凹形区域填充 |
| 3.2.1 单凹形区域填充 |
| 3.2.2 复合式凹形区域填充 |
| 3.3 凹形区域填充算法详细分析 |
| 3.3.1 FC算法 |
| 3.3.2 算法复杂度分析 |
| 3.3.3 顶端判定 |
| 3.3.4 FC算法的填充完整性 |
| 3.4 实验与分析 |
| 3.4.1 实验环境 |
| 3.4.2 填充凹陷区域结果与分析 |
| 3.4.3 SLAM地图填补效果及顶端判定策略对比实验 |
| 3.4.4 FC算法处理地图对路径规划影响效果与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复用填充地图场景下的块分解方法 |
| 4.1 填充块依赖与块关联表 |
| 4.1.1 带有块区分能力的栅格单元 |
| 4.1.2 关联表结构 |
| 4.1.3 块关联表的构造过程 |
| 4.1.4 增量式构建过程中各填充块之间的依赖性问题 |
| 4.2 填充块分解 |
| 4.2.1 排除列表构建 |
| 4.2.2 解散填充块 |
| 4.3 路径最优解存在性证明 |
| 4.4 实验与分析 |
| 4.4.1 填充块分解演示 |
| 4.4.2 复用填充地图下路径规划结果 |
| 4.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魏源政治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其意义 |
| 1.1.1 缘起 |
| 1.1.2 题旨 |
| 1.1.3 选题意义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2.1 魏源政治思想研究概述 |
| 1.2.2 魏源文化思想研究概述 |
| 1.2.3 魏源历史定位问题研究概述 |
| 1.2.4 史学界有关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综述 |
| 1.2.5 近十余年来魏源研究的特点和不足 |
| 1.3 本文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1.3.1 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魏源生平及其政治文化观形成的背景 |
| 2.1 魏源生平 |
| 2.1.1 魏源的政治人生 |
| 2.1.2 魏源的学术人生 |
| 2.2 魏源政治文化观形成的背景 |
| 2.2.1 嘉道政治统治简论 |
| 2.2.2 嘉道时期士人群体的政治文化生态 |
| 2.2.3 家庭成长背景及所受教育 |
| 2.2.4 阅读史及主要师友交往 |
| 第3章 魏源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 |
| 3.1 尊崇天道,常怀忧惧 |
| 3.1.1 天命观 |
| 3.1.2 幽明观 |
| 3.1.3 忧患观 |
| 3.2 崇尚德性,学古求变 |
| 3.2.1 王道纯出乎道德 |
| 3.2.2 王道是学古变易之道 |
| 3.3 重视法治,人法兼备 |
| 3.3.1 法之功用 |
| 3.3.2 法之实行 |
| 3.4 民本思想 |
| 3.4.1 重民思想 |
| 3.4.2 富民思想 |
| 3.5 人才观 |
| 3.5.1 人才缺失之缘由 |
| 3.5.2 人主应重视人才 |
| 3.5.3 如何构建良好的人才培养体系 |
| 第4章 魏源对现实社会改革的政治文化思考 |
| 4.1 重申王道,彰显事功——早期“王道”政治观 |
| 4.1.1 《默觚》概述 |
| 4.1.2 早期“王道”政治观的内涵 |
| 4.1.3 如何成就“王道” |
| 4.2 政“熟”求治,因势而变——中后期时势变革观的确立与发展 |
| 4.2.1 批判“人心之寐患” |
| 4.2.2 变革观的确立 |
| 4.2.3 变革观的发展 |
| 4.3 全面改革,师夷长技——鸦片战争后的政治文化思考 |
| 4.3.1 《圣武记》、《海国图志》概述 |
| 4.3.2 大一统观念 |
| 4.3.3 地理世界观 |
| 4.3.4 外交观 |
| 4.3.5 “师夷”说 |
| 第5章 魏源政治文化观的特点和影响 |
| 5.1 魏源政治文化观的特点 |
| 5.1.1 以人为本,贵人重民 |
| 5.1.2 高扬事功,理性建言 |
| 5.1.3 实践品格,经世情怀 |
| 5.1.4 近代启蒙,与时俱进 |
| 5.2 魏源政治文化观的影响 |
| 5.2.1 声名渐显,受时人关注 |
| 5.2.2 启迪后世,影响深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默觚》与《皇朝经世文编》学体、治体部分文章内容之比较 |
| 附录二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8）论刑事违法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刑事违法性的发展史 |
| 第一节 刑事违法性概念的滥觞 |
| 一、刑事违法性:一个概念的提出 |
| 二、刑事违法性:一个空洞的法治符号 |
| 三、中国古代对罪刑法定原则的阙如 |
| 第二节 违法性概念的起源和流变 |
| 一、黑格尔的不法观 |
| 二、违法性的扩张史 |
| 第三节 我国对违法性概念的继受和发展 |
| 一、域外刑法理论对我国的影响 |
| 二、法益侵害的违法性本质观 |
| 三、规范违反的违法性本质观 |
| 第二章 刑事违法性外部关系论 |
| 第一节 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的关系 |
| 一、立法的考察 |
| 二、司法的考察 |
| 三、社会危害性不应凌驾于刑事违法性之上 |
| 第二节 刑事违法性与应受惩罚性的关系 |
| 一、应受刑罚惩罚性是犯罪的本质属性 |
| 二、罪刑关系 |
| 三、可罚的违法性没有抵消刑事违法性 |
| 第三节 刑事违法性与犯罪构成的关系 |
| 一、犯罪构成的属性 |
| 二、犯罪论体系的多样性 |
| 三、犯罪构成是确立刑事违法性的判断依据 |
| 第三章 刑法分则中的违法要素 |
| 第一节 “非法”一词与刑事违法性的关系 |
| 第二节 “违反……规定”与刑事违法性的关系 |
| 一、《刑法》第96条规定 |
| 二、刑法典中的“规定” |
| 三、犯罪分类对刑事违法性的影响 |
| 第三节 其他违法性要素与刑事违法性的关系 |
| 一、主观要素 |
| 二、客观要素 |
| 三、检视罪量要素的存废 |
| 第四章 对违法性及其相关概念的批判 |
| 第一节 违法性没有主客之分 |
| 一、客观违法性是理论之需 |
| 二、形式和实质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
| 三、主观违法性是司法实务必须考量的因素 |
| 第二节 二次性违法性理论的有限性 |
| 一、二次性违法性理论的出罪功能 |
| 二、二次性违法理论立足于违法的相对性 |
| 三、二次性违法理论的前置性法规 |
| 第三节 违法性和阻却违法事由之间的鸿沟 |
| 一、阻却违法事由具有独立性 |
| 二、诉讼模式决定违法性的证明责任 |
| 三、违法性理论是阻却违法事由的存在根据 |
| 第五章 刑事违法性的实践展开 |
| 第一节 我国刑事违法性与大陆法系违法性的殊同 |
| 一、规范与价值的矛盾 |
| 二、内容受到形式的限制 |
| 第二节 刑事违法性是成立犯罪的标准 |
| 一、刑事司法的依据是刑事违法性 |
| 二、刑事违法性和罪刑法定原则相辅相成 |
| 三、出罪事由不具有刑事违法性 |
| 第三节 “但书”规定不具有刑事违法性 |
| 一、“但书”出罪的事由 |
| 二、“但书”的出罪机制 |
| 三、“但书”与超法规阻却事由的关系 |
| 第四节 免予刑事处罚具有刑事违法性 |
| 一、刑事责任源于刑事违法性 |
| 二、反观非刑处置的联想 |
| 三、自由刑是刑事违法性的主要表现形式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科研成果 |
| 后记 |
（9）《大公报》视野下的孙中山形象（1917-192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综述 |
| 一、报刊与孙中山研究 |
| 二、《大公报》视角下的孙中山 |
| 第三节 课题研究思路方法 |
| 第一章 第一次护法:广州军政府的初次尝试 |
| 第一节 “反革命分子”南下 |
| 一、孙文“受困”广州督军府 |
| 二、“徒有其表”的闹剧 |
| 第二节 处处受挫的“野心家” |
| 一、“光杆司令”孙文 |
| 二、孙文的“捣乱中捣乱” |
| 三、“强盗元帅”孙文 |
| 第三节 “孙大炮”被迫离粤 |
| 一、“被抛弃”的孙文 |
| 二、““马扁元帅”孙文 |
| 第二章 第二次护法:广州军政府再次建立 |
| 第一节 “群情攻击下”的广州军政府 |
| 一、“手无寸铁之护法伟人”重回广州 |
| 二、孙中山再“过总统瘾” |
| 三、“众矢之的”的非常大总统 |
| 第二节 “虚声聒耳”的北伐运动 |
| 一、质疑北伐军费 |
| 二、“摇摇欲坠”的西南联军 |
| 三、“不得不发”的北伐行动 |
| 第三节 “虽败犹荣”的孙中山北伐 |
| 一、孙陈“意见决裂” |
| 二、陈炯明“忘恩负义”孙中山 |
| 三、“手造民国”孙中山北伐失败 |
| 第三章 孙中山的广州大元帅府 |
| 第一节 “全国统一之新机”孙中山重掌广东政权 |
| 一、“护法前途,光芒万丈”——击溃北军阴谋 |
| 二、“治粤有方”孙中山 |
| 三、“国民灵魂”孙中山 |
| 第二节 “万众瞩目”之孙中山北上 |
| 一、各界热烈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 |
| 二、“中国唯一有主义之大革命家”抵津 |
| 三、“前途光曙”——孙中山带病入京 |
| 第三节 “举国同悲”孙中山先生逝世 |
| 一、“国魂”陨落 |
| 二、共哀民国之元勋 |
| 三、中国前途之叹息 |
| 第四章 结论:从对孙中山的报道评论看《大公报》的政治立场 |
| 第一节 支持北京政府进行全国统一 |
| 第二节 观望各方态度 |
| 第三节 热切期待“三方会谈”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清代杜诗评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杜诗学”概说 |
| 二、研究范围及价值 |
| 三、研究现状 |
| 四、基本框架 |
| 五、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王夫之的杜诗学 |
| 第一节 王夫之非杜批评析辨 |
| 一、质疑杜甫的忠君爱国 |
| 二、反对“诗史说” |
| 三、批判杜甫“诞于言志” |
| 四、批判杜诗直露和以议论入诗 |
| 五、认为“杜诗不足法” |
| 六、抑杜扬李 |
| 第二节 王夫之肯定杜诗的批评析辨 |
| 一、相对肯定杜甫律诗 |
| 二、部分肯定杜诗的艺术成就 |
| 小结 |
| 第二章 “神韵”派的审美中心论：以王士禛为中心 |
| 第一节 王士禛的“神韵说” |
| 一、“神韵说”的形成原因 |
| 二、“神韵说”的美学内涵 |
| 第二节 以辨体论杜诗 |
| 一、古风 |
| 二、律诗 |
| 三、绝句 |
| 第三节 以诗歌艺术论杜诗 |
| 一、褒扬杜诗 |
| 二、杜诗指瑕 |
| 第四节 以考证论杜诗和杜甫 |
| 一、考证杜诗注本、版本 |
| 二、考证杜诗声律、真伪 |
| 三、考证杜诗中涉及的制度、人名、物名、地名 |
| 四、考证杜甫的生卒年和后代 |
| 第五节 以选诗论杜诗 |
| 一、《古诗选》 |
| 二、《十种唐诗选》 |
| 三、《唐贤三昧集》 |
| 四、《唐人万首绝句选》 |
| 第六节 以传播接受论杜诗 |
| 一、概论前人学杜 |
| 二、论王安石论杜 |
| 三、论黄庭坚学杜 |
| 四、论杜诗的民间流传 |
| 第七节 以人格论杜甫 |
| 一、批评杜甫人格的表现 |
| 二、批评杜甫人格的原因 |
| 小结 |
| 一、以辨体论杜诗,凸显杜诗的新变和复杂多样 |
| 二、厘清杜诗与盛唐的关系,揭示杜诗在批评史上的价值 |
| 三、重构诗学价值体系,证明杜诗在古典诗歌传统中的经典地位 |
| 第三章 “格调”派的政教中心论：以沈德潜为中心 |
| 第一节 沈德潜的“格调说” |
| 一、“格调”的渊源与内涵 |
| 二、“格调说”的诗学主张 |
| 第二节 沈德潜的诗教观 |
| 一、温柔敦厚与比兴含蓄 |
| 二、诗教与性情 |
| 第三节 以宗旨论杜诗 |
| 一、忠君爱国 |
| 二、温柔敦厚 |
| 第四节 以辨体论杜诗 |
| 一、古风 |
| 二、律诗 |
| 三、绝句 |
| 第五节 以集大成论杜诗 |
| 一、杜诗对《诗》《骚》的继承 |
| 二、杜诗对汉魏六朝诗歌的继承 |
| 三、杜诗的新变 |
| 第六节 以诗法论杜诗 |
| 一、字法 |
| 二、句法 |
| 三、章法 |
| 第七节 诗歌创作对杜诗的借鉴 |
| 小结 |
| 一、政治方面：迎合官方意识形态 |
| 二、诗学方面：再次确立杜诗的独尊地位 |
| 三、不足之处：道德批评的片面性 |
| 第四章 “肌理”派的诗法中心论：以翁方纲为中心 |
| 第一节 翁方纲对杜诗的总体看法 |
| 一、杜诗：“肌理说”的典范 |
| 二、“铺陈排比”：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 |
| 三、学习杜诗的态度：“师其意则其迹不必求肖之” |
| 四、学习杜诗的途径：“由苏入杜”和“黄诗逆笔” |
| 五、杜甫对前人的学习和对后人的影响 |
| 第二节 翁方纲《杜诗附记》研究 |
| 一、《杜诗附记》的动机目的 |
| 二、《杜诗附记》的主要内容 |
| 第三节 翁方纲的批杜特点 |
| 一、感悟式批评和分析考证相结合 |
| 二、借用书法术语论杜诗 |
| 三、以“史法”论杜诗 |
| 小结 |
| 第五章 “性灵”派的性情中心论：以袁枚、赵翼、蒋士铨为中心 |
| 第一节 袁枚的杜诗学 |
| 一、论杜诗之长于言情 |
| 二、论杜诗之“苦”和“多创” |
| 三、论学杜 |
| 四、论杜诗之独尊地位 |
| 五、考证杜诗 |
| 六、论杜甫之人品 |
| 七、小结 |
| 第二节 赵翼的杜诗学 |
| 一、论杜诗之创新 |
| 二、论杜甫之天才 |
| 三、论杜诗之独尊地位 |
| 四、考证杜诗 |
| 五、杜诗指瑕 |
| 六、小结 |
| 第三节 蒋士铨的杜诗学 |
| 一、论杜甫“忠孝义烈之心”和杜诗“温柔敦厚之旨” |
| 二、论杜诗注本 |
| 三、诗歌创作对杜诗的借鉴 |
| 四、小结 |
| 第六章 专题着作研究之一：贾开宗《秋兴八首偶论》 |
| 第一节 《秋兴八首》的渊源 |
| 第二节 《秋兴八首》的章法结构 |
| 一、不可分割 |
| 二、承上启下 |
| 第三节 《秋兴八首》的语言艺术 |
| 一、虚实相生的意象系统 |
| 二、虚实交错的对偶方式 |
| 三、用典 |
| 第四节 《秋兴八首》对儒家诗教传统的体现 |
| 一、《秋兴八首》与《诗经》“六义” |
| 二、《秋兴八首》的温柔敦厚 |
| 第五节 以史证诗与借杜言志 |
| 一、以史证诗 |
| 二、借杜言志 |
| 小结 |
| 第七章 专题着作研究之二：卢震《杜诗说略》 |
| 第一节 正变论 |
| 第二节 创作论 |
| 第三节 诗法论 |
| 第四节 鉴赏论 |
| 小结 |
| 结语 |
| 一、清代杜诗评论的主要内容 |
| 二、清代杜诗评论的主要特色 |
| 参考文献 |
| 一、古籍文献 |
| 二、国内着作 |
| 三、国外着作 |
| 四、学位论文 |
| 五、期刊论文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一、科研论文 |
| 二、科研项目 |
| 后记 |
四、切勿容忍平庸之辈（论文参考文献）
- [1]纳博科夫长篇小说《天赋》中的庸俗[D]. 刘天宇. 浙江大学, 2021(08)
- [2]多元系统理论视阈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研究 ——以“文化空缺”现象的翻译研究为例[D]. 贾一村.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20(08)
- [3]托克维尔民主危机思想研究[D]. 胡艾娜. 华侨大学, 2020(01)
- [4]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D]. 黄秋硕.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5]大树小虫[J]. 池莉.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 2019(06)
- [6]面向路径规划的地图预处理方法研究[D]. 杨旭.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20(05)
- [7]魏源政治文化观研究[D]. 胡慧娥. 湖南大学, 2019(07)
- [8]论刑事违法性[D]. 鲍新则.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9]《大公报》视野下的孙中山形象（1917-1925）[D]. 郭姝雯. 天津师范大学, 2019(01)
- [10]清代杜诗评论研究[D]. 张东艳. 苏州大学, 2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