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欧四国高等教育考察报告(论文文献综述)
顾娇妮[1](2020)在《指向改进的英国学校督导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英国,教育督导被政府和教育管理部门视为最优先考虑的事项,因为它是教育治理的重要手段,是教育改进的动力源头,也是衡量国家教育先进性的主要标杆。本研究聚焦于英国教育标准局(the Office for Standards in Education,Children’s Services and Skills,为了论述方便,下文中简称为Ofsted)的学校督导制度,并建立起学校督导制度的分析框架,对学校督导制度的发展轨迹、形态特征、功能作用展开了深入研究。本研究涉及到三个核心概念,分别是教育督导、学校督导和学校改进。对三个概念的界定和相互之间逻辑关系的解释,是本研究首先要阐释的基本问题。本研究的理论线索有两条,一条线索是宏观的理论思潮,另一条线索是微观的理论基础。宏观的理论思潮主要是指对督导实施的主体——Ofsted的组建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家和社会的背景思潮,其中新公共管理运动和教育监管改革浪潮是推动英国督导制度变革的最核心的两大因素。另一条微观的理论基础是影响Ofsted学校督导政策制定和体系建设的背景理念,以CIPP模式评价理论和发展性评价理论为核心,作用于督导的流程设计、指标框架和现场实施等环节,成为学校督导制度的灵魂。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是Ofsted的指向改进的学校督导制度,围绕这一内容研究者设计了两条研究主线:一是对Ofsted的研究,它是制定政策和实施督导的主体;二是对英国学校督导制度的研究,它的目标设定、内容发展和实施策略都会影响到学校改进的过程和结果。对Ofsted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它的发展历程和当代形态。Ofsted的当代形态包含了宏观职能与愿景、组织任务、内部构架和各类督学的管理等几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是保证一个非内阁组织有效运作的主要元件。研究者通过对Ofsted职能与愿景的解读,从教育哲学的角度更加深层次的分析了Ofsted存在的价值。研究者从系统论的角度阐释了Ofsted为学校改进服务的运作机制。督学的质量是保证督导质量的关键因素,因此Ofsted十分注重对督学的遴选和培训。研究者对这六类督学的任职资格、职责内容、在职培训等方面做了较全面地分析,尤其是督学在新时期不断变换的角色定位,正是决定了指向学校改进的督导能顺利发挥作用的时代特征。研究者对Ofsted学校督导系统的剖析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分别是督导流程、框架指标和学校自评,三元素构成了学校督导的核心内容。在CIPP督导模式框架下,深入分析引领学校变革改进的督导流程,督导前、督导中和督导后几个阶段的任务与CIPP模式的背景评价、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理念一一对应,充分说明了督导流程的合理性。在对Ofsted的框架指标分析中,研究者使用了因素分析法,深入探究指标框架的逻辑体系、指标内容、观测手段等。不仅阐明学校督导指标体系“是什么”的问题,更探究它之所以呈现出这种样态的背后机理,解释“为什么”的问题。学校自我评价作为Ofsted外部督导的补充形式,具有一套完整的自洽的运行机制。研究者从原则、要素和改进逻辑三个方面切入,阐释了它的自循环逻辑以及发挥的改进学校的作用和效果。最后,研究者深入分析了Ofsted学校督导经验与启示。这是对Ofsted学校督导的再次解剖和重构。在分析中,研究者反思了前文中所描述的督导涉及到的组织、人员、技能、财物、对象、方法等各个要素,这些要素通过合理的组织与科学的实践,达到了改进学校的效果,为中国的督导工作找到新的思路和方法,加强督导的实效性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价值。
曹海苓[2](2020)在《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职能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口老龄化是贯穿我国21世纪的基本国情。由人口老龄化引发的养老服务保障需求大幅增长,供需矛盾日益突显,给政府老年服务行业治理带来了严峻考验。在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以及政府经济上不堪重负的双重压力下,社会化养老成为我国缓解养老负担压力的现实出路。作为一种现代养老方式,社会化养老是指在遵循政府主导和社会力量参与相结合原则下,通过社会途径,由包括政府、家庭、市场、社区等在内的多元服务主体为满足全体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共担养老服务职能的养老方式。从提供主体视角讲,社会化养老强调养老资源由传统的家庭、政府的一元或二元向包括社区、社会组织、养老机构等在内的多元主体的转化。从社会化养老的客体角度讲,社会化养老面向社会全体有养老需求的老年人,实现了服务对象的普遍化。同时,社会化养老更加强调政府主导作用、市场决定作用以及社区、社会组织、养老机构等养老服务主体专业化服务特征的有机结合。社会化养老服务是完善我国老年福利制度,不断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必然要求,亦是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随着养老服务需求的不断增长与需求层次的不断提高,社会化养老服务建设应被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养老作为关系国家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一方面,其解决得程度如何与执政党的执政成效息息相关,决定民心向背,政府作为执政党意志的集中体现者,应当发挥其在养老服务中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从政府的本质来讲,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掌握者和公共资源的控制者,促使公共利益的实现是其重要的施政目标。养老作为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基础性、现实性的民生问题,直接关乎公共利益,保障与改善民生是政府公共服务的基本领域,是衡量现代政府公共服务水平与能力的重要尺度。自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提出“社会福利社会化”构想以来,养老服务在各个阶段都显露出政府参与的痕迹,依靠政府的行政干预,客观上保障了我国养老服务事业的健康、可持续性发展。然而,政府在干预养老服务过程中也存在管理体制不完善、制度供给缺乏、社会组织扶持培育力度不够、服务主体协同性不足、市场化运行中监管缺失等缺陷与不足,这说明政府在干预养老服务过程中依然未能找准自身的定位,未能真正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发挥其职能。由于养老服务兼具政府保障特征和社会公益福利性质,适应新时期政府职能转变的客观需要,培育和扶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养老服务事业建设与发展,提高政府社会化养老服务治理能力已是转换政府职能的当务之急。本文从政治学视角出发,立足社会化养老服务领域,借鉴政府职能、准市场、协同治理等理论的精髓和分析框架,以社会化养老为研究背景,以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职能为研究对象,以政府职能的履行与发挥为主体框架,以政府职能的完善为研究主线,以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的核心概念、理论基础、历史回溯、实践形态、域外经验借鉴、具体完善路径为叙事脉络,主要采用文献研究、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方法,提出了充分发挥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的建议。从政府职能角度开展社会化养老服务研究,系统探讨和分析我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的理论依据及行动策略,合理界定政府职能的内容、边界、存在问题和改进对策,以推动政府在养老服务中承担适度、有效职责。这对于拓展社会化养老服务讨论的政治学理论空间,巩固和维护我国政治和谐稳定的大局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1.构建了政府养老服务职能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据政府职能理论,从政府管理过程角度出发,结合社会化养老服务对政府职能的现实需求,将政府职能界定为决策职能、计划职能、组织职能、监督职能等四个要素,厘清了各要素的功能,为我国政府职能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在研究工具的选择上,设计了针对负责养老服务政府职能部门以及参与养老服务社会力量的调查与访谈,在系统分析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问题上具有一定的工具价值。2.先行研究中存在重客体研究、轻主体研究的现象,对于社会化养老服务发展中的关键主体——政府与社会组织、社区、家庭等其他核心主体联动作用的研究视角关注较少。社会化养老服务是多元主体共同行动的过程,主体间关系结构复杂,行动逻辑不尽统一。处于社会化养老服务基础与核心地位的政府如何在多元主体的互动过程中抽离出不同主体的行动逻辑,进行资源整合与动员,以实现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是本文研究的亮点之一。3.研究结论的创新。本文提炼出了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研究的新的结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优化政府的决策职能,提高政府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决策质量。决策过程是政府行政的核心,政府决策是否科学与公正是决定社会化养老服务能否健康顺利运行的关键因素。(2)完善政府的组织职能,构建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与社会的协同关系。我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供给现状表明,任何单一供给主体独立提供养老服务都存在供给困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需要整合多方力量重构中国养老社会化服务中的政社关系,建立供给主体协同治理模式,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强强联合”。(3)深化政府治理体制的改革。我国政府在行使其职能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错位、缺位与越位问题,说明政府未能准确定位自身作用的边界与范围。因此,本文提出,要从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建立多元主体联动机制,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等方面进一步深化政府治理体制改革。
陆璐[3](2019)在《北欧青少年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文中提出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反映着社会成员共同的价值标准和精神追求,是一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精神内核和本质体现。青少年是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他们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践行程度,不仅关系着自身的成长,也必然关乎整个国家、民族的稳定和发展。伴随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日益加深和现代化科技的不断发展,人类文化逐渐由单一封闭走向多元交融,多种价值观激荡交流甚至暗中交锋,使得主导文化的排他性色彩趋于减弱。青少年由于社会阅历较浅,身心发育尚未完全成熟,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难免会对核心价值观缺乏稳定正确的认识,引发自身价值取向的混乱乃至理想信念的缺失。如何在多元流变的现实场域中整合社会精神因素,引导广大青少年自觉认同并积极践行核心价值观,进而凝聚社会人心、塑造民族精神家园,是现今各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任务。面对这一任务,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也不应该固步自封。从全球大视野出发,在审视并反思他者实践经验的过程中正确认识我国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并推动其创新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包含瑞典、挪威、芬兰、丹麦、冰岛等五个主权国家在内的北欧地区在长期的发展中受到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影响,逐渐形成了“民主、自由、平等、团结”的核心价值观,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独具特色的“北欧模式”,成为全球公认的社会认同度、人民幸福感、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均普遍较高的地区,这也为北欧的持续稳定发展产生了公认的积极影响。在实践中,各国政府一方面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国家政治、经济以及福利制度的建设中,通过维护并增进个体利益在根本上赢得公民的价值认同;另一方面则一贯注重教育在传播及培育核心价值观念中的主体作用,尤其在青少年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施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经验性做法。然而目前国内学界尚未形成有关北欧青少年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专门性系统化研究,因此本文尝试进行一次全景式的探索与思考,以期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他者视阈下的可借鉴参考。众所周知,青少年核心价值观培育应在政府的引领之下,以学校教育为主阵地,以家庭教育为基础,以社会教育为延伸。北欧恰是从这几个维度发力,通过全方位的联动对接,将其核心价值观有效渗透到青少年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北欧学校在经历了宗教化、世俗化改革、国家化阶段的发展后,其核心价值观教育逐渐由中世纪的宗教教育演化为现代形态的“道德和民主公民教育”。它以“有限度的价值介入”为基本立场,以“合理传授、民主对话”为主要原则,既强调个人发展价值,也不回避政治引导功能,囊括了“政治信仰、历史文化、民主意识(技能)、宗教伦理、民族(种族)关系、国际意识”等诸多内容。在教育途径上,北欧学校并不直接设置统一的思想政治教育课,也不主张过于理论性的正面说教,而是多借间接综合的方式对青少年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学校内系统编排的诸多显性课程以及客观存在的各类隐性课程均内含着价值观的引导,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核心价值观培育体系,实现了同全学科、全人格教育的有机结合。总体而言,北欧核心价值观教育虽也具有正面引导的部分,但更是“有实无名、润物无声”的。它尊重青少年的主体性和差异性,有效整合多种力量,不仅从个体发展角度引导青少年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念,帮助其形成国家认同,成为合格公民;而且从国家需求层面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为北欧社会长久稳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后备力量。在全面考察北欧青少年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基础上,我们有必要秉持阶级分析之法、开放包容之姿、辩证扬弃之道,对北欧经验进行理性审视。北欧核心价值观教育在长期探索实践中,逐渐体现出宗教性与世俗性共存、显性规范与隐性渗透结合、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兼顾、价值认知与价值实践统一、凝聚共识与包容差异融通、顶层设计与多方联动并重的特色经验。然而多元文化的持续冲击、过于理想的教育主张、个人主义的价值内核、柔性自发的教育倾向,以及知识本位倾向的抬头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北欧核心文化的主导性和价值引领的权威性式微,昭示着北欧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困境与局限。他山之石或非无瑕,但亦有攻玉之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吸收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也须考察国外价值观建设的具体实践,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借鉴其中有益经验,有效拓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思路。这种借鉴绝非不加思考地简单介绍或不加改造的生搬硬套,而是在与世界先进文化成果的深度对话中,通过镜照和省思,“使自身成长为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有效渠道”(1)。面对北欧的有益经验和存在困境,我们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以坚定的“中国意识”和“中国立场”深度剖析北欧青少年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启示和可供借鉴之处,通过夯实信仰基础、坚定文化自信、关注生活世界、推动场域整合、营造民主氛围,真正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理论建构和实践发展。
马嵘[4](2019)在《全面国际化背景下美国研究型大学国际事务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全面国际化发展的背景下,美国研究型大学正在形成一股“全球模式”。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作为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先锋力量,是提升美国国家综合实力、国家竞争力和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支撑。高等教育国际化是研究型大学学术发展的重要指标和实现途径,也是高校提升办学质量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然选择。本研究力图从高等教育全面国际化发展和高等教育国际化治理的双重视角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国际事务治理进行分析,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深刻掌握美国研究型大学国际事务治理的组织机构设置、治理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机制。全面国际化发展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国际事务治理提供了有力组织策略依据。美国研究型大学从全校的层面系统地思考国际化发展,体现出了系统地制定国际化发展战略、有序地、明确地参与国际化活动的特征。从国际事务治理机构的层面来说,建立了校级层面的“国际化建议委员会”,以及“事务型”、“学术型”、“服务型”和“综合型”四种类型的国际事务组织机构协同实施并促进学校的全面国际化发展。国际事务治理结构的核心在于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国际事务分权共治与集权统一之间的协调。美国教育委员会(ACE)提出的“CIGE全面国际化模式”重点关注国际化战略、课程、教师、学生、研究合作和伙伴关系,这是美国高校全面国际化发展的要素与主要内容。本研究中国际事务治理内容主要围绕高校的学术发展展开,服务人才培养和教学研究。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国际事务治理的主要内容体现出三个特点:全球学术体验与社会实践的融合;大学服务的国际化;多部门协同完成学校国际化事务。为实现并保障全面国际化发展,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建立了一套稳定的、行之有效并且与学校发展相契合的科学规范的管理运行机制。建立健全国际化管理机构的设置,完善国际事务领导机制,为国际事务治理提供稳定的组织保障;形成强有力的国际事务动力机制、多元参与的共同治理机制和有效的国际事务资源保障机制,从战略规划的制定到国际化的实施都为研究型大学发展提供有力的导向、规范、支持和激励作用。本研究对美国12所研究型大学的国际事务治理的组织机构、主要内容与基本机制进行了分析,重点剖析了杜克大学和密西根大学的国际事务治理的组织机构和治理内容。研究发现,两所研究型大学在全面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国际事务治理既有相似之处,又存在差异。两所大学的国际事务治理机构都随着学校国际化发展不断变革,在学校内形成了多部门共同治理的良好模式。在国际事务治理的内容上都十分注重培养国际化人才、跨学科科学研究和提供全方位的国际化服务,但是两所学校的国际事务治理结构各具特点与优势,并且形成了十分契合各自学校治理模式和国际化发展的治理体系。在全面国际化背景下,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国际事务治理的研究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国际事务治理呈现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模式;领导力、教师参与、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之间的良性互动有利于促进高校全面国际化的发展;美国研究型大学国际事务治理的组织机构基本上形成了扁平化的“矩阵型结构”,有效地保证了高校全面国际化各项举措的开展与落实。在全面国际化实践过程中,深入贯彻“服务为本”的治理理念,一方面服务人才培养的目标,另一方面实现国际化的精细化管理和全面化管理。结合美国高校的实践经验,为实现我国高校的“双一流”建设目标,就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契合我国研究型大学国际事务治理的组织结构,坚持“服务为本”,构建全面国际化的领导团队,形成共同参与、多元共治的治理主体。
杨来恩[5](2018)在《中国近代比较教育学家的学术范式研究 ——以庄泽宣、常道直、罗廷光为中心的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现代比较教育理论的发祥地,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对中国近代比较教育学家的学术研究曾产生重要影响。20世纪20-30年代,这些教育学家相继回国,运用留美所学的教育理论,共同致力于比较教育道路的本土化改造,并呈现出不同的学术取向与实践路向。庄泽宣的民族性改造范式、常道直的教育制度改进范式与罗廷光的学校变革范式即是三个颇具特色的典型个案。庄泽宣关注中国经济社会状况与新教育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最早系统地提出“新教育中国化”的理论。为了求索新教育中国化的道路,庄泽宣将民族性作为比较教育研究的核心内容,运用历史学与文学的方法揭示各国的民族性,进而探讨民族性与教育制度的相互关系。基于此,他试图建立自然环境、民族性、经济力、社会组织与教育等诸要素之间的互渗关系网络,探求学校之外影响教育的力量。对民族性问题的重视深刻影响了庄泽宣的教育实践,他参与的“言文问题”的论辩,民众教育的推广,以及边疆教育与华侨教育的考察与实践,都是着眼于中国民族性的改良。常道直的丰富教育经历使其对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实际状况有切身体悟。他负笈欧美并悉心研习比较教育,全面考察了欧美的各级各类学校,将各国教育制度作为研究的重心,旨在让国人系统了解西方的教育制度。关于各国教育制度的分析,常道直力图使研究客观化,主张将历史文化因素嵌入至教育制度之中,避免掺入过多的主观分析。其一生视教育制度为实现教育救国理想之工具,他的教育实践,如各国教育制度资料的编纂,教育改革的深度参与以及推动教育制度民主化与合理化,均是围绕教育制度领域而展开。罗廷光具有一线的教育实践经验。他坚信“教育科学化”对师生的发展发挥着积极的效用。在构筑“教育科学化”研究体系的过程中,他综合贯通了历史的、哲学的、科学的与比较的研究方法。与“教育科学化”相呼应,罗廷光的比较教育研究也贯穿了科学化的理念,强调以问题为切入点,结合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分析、针砭各国教育制度之特点与利弊。在教育实践领域,他关注的问题与其研究的价值追求亦是一以贯之,即将比较的视角与科学的方法运用于学校管理、教学及训育。在比较教育学术范式方面,三位近代比较教育学家均是以谋求中国化教育道路为旨归,侧重外国教育制度研究,以历史-因素分析法作为核心方法。然而,受成长背景、留学时间与师承关系的影响,他们在致思理路与实践路径上产生了较大的分歧,并进行了各具特色的学术探索。不容忽视的是,庄泽宣等人在理论体系构建与学科制度化建设等方面对比较教育学,乃至整个近代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均作出了巨大贡献。
文世芳[6](2017)在《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文中指出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总结历史上封闭保守的深刻教训,勇于面对中国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充分认识到关起门来搞建设行不通、闭关自守实现不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虚心学习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这个伟大觉醒的重要内容,对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探索而成,从改革开放之初一步一步摸索而来。探求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的经验、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可以从改革开放史中寻求历史的逻辑、问题的病灶和成功的钥匙。因此,从改革开放之初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和借鉴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从开放和改革的相互关系及国际经验视角探求改革开放开启并获得成功的原因,对当前全面推进深化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这些正是论文致力于探求的深层次问题。论文包括绪论、正文四章和小结。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由、意义,研究的现状、问题,研究的资料准备、特点,研究的方法、思路,研究的目标、方向。第一章,主要讨论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背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考察整个社会,国民经济遭受重创,人民生活在温饱线上长期徘徊,社会各界渴望变革;考量党内状况,使命意识空前觉醒,执政危机意识日渐浓厚,全党洋溢着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情绪;环顾世界局势,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在两极格局下存在寻求多极化的内在张力,资本主义国家经过迅猛发展后进入滞胀阶段,亟需产业转移,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树立了发展榜样,调整和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特定的历史条件,给中国指明了方向:旧的道路难以为继,变革已是民心所向,国际形势为迎接中国融入世界大家庭、登上国际大舞台提供了历史契机。一种历史的合力,悄然引导着中国朝着改革与开放的道路走去,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条件生成。第二章,主要讨论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共逐渐扩大对外交流,冷眼向洋看世界,以世界为参照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党内和思想理论界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已经不可抑制。中共高层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对世界局势作出新的研判,认为存在长时段和平发展的可能。在对历史的反思中,中共又逐渐从“左”的迷雾中走出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工作重心开始务实地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倾斜。在此基础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党和国家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把握世界发展脉搏,派出大批对外考察的“侦察兵”了解世界各国发展经验和研究中国应有的对策,部署理论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国外情况。特别是派团对外考察是中共高层的重大战略举措。中央政治局从听取和讨论考察汇报开始,改革开放的思想在酝酿中逐渐生根发芽,经过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两次大讨论,改革开放决策呼之欲出。第三章,主要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经过对盲目冒进的反思,在国民经济调整中深化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的过程。经过1979年对盲目引进和吸收外资的反思,在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思考、讨论以及初步实施中,中共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行了总结深化,制定了更加科学更具操作性的对外引进规定、吸收外资政策、对外考察办法、国民经济计划。在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的改革试点和探索中,中共对建设四个现代化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在政策上、试点上、理论上都有重大的转变。在政策上,提出经济政策的三大转变,要求逐步实现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转型;在试点上,创办经济特区,使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从某个领域的试点转换为更深层次的综合性改革试点;在理论上,从四个现代化转变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将“中国式的现代化”作为统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指导性思想。第四章,主要讨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逐步由引进技术、外资和管理经验,朝着更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国际组织发展经济经验以及引进国外智力发展和深化,并最终推动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过程。结合中国实际,探索适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是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在中共高层的支持和部署下,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经验和理论以及联邦德国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法国经济计划化理论等,成为中国考察和学习借鉴的重点内容。布鲁斯和奥塔·锡克等东欧经济学家的来访,在中国掀起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改革理论的热潮。在改革开放实践的锻炼和理论探讨的熏陶中,中国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终于在1984年莫干山会议上崛起,逐渐承担起为改革建言献策的使命。在和思想理论界的良性互动中,中共终于克服各种困难,出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方向的探索获得巨大成功,以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为重点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重大的阶段性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巴山轮会议为标志,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小结,主要对论文作一概括性总结,集中探讨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如何被中共重视、学习和吸收,形成了什么样的原则和路径;究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产生了哪些重大影响;积累了哪些重要历史经验,对当前中国的改革发展有哪些重要启示。为确保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好的效果,中共在探索之中确立和完善了自力更生为主、积极争取外援,取长补短、保持优势,多方学习、反复比较,解放思想、谨慎渐进等基本原则;形成了从境外经验的学习了解、到决策层多渠道掌握信息、到中共高层利用境外经验进行决策、到中层和基层干部掌握境外先进经验的上下贯通、良性互动的路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在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变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成为改革的先声;推动了改革开放决策出台和具体政策不断完善;促进了社会主义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念的突破;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历史关头,分析研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能带来深刻的启示。它告诉我们,改革应该如何优化调查研究,如何加强顶层设计,如何重视基础性工作。
宋福进[7](2016)在《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协调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速与知识经济的来临,世界各国纷纷推出了各自的高等教育重点建设计划,有选择地重点建设已成为一种趋势。重点建设作为调整高等教育资源与利益分配格局的一项国家政策,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有多个颇具争议的问题亟待理清。比如,为什么要有选择地进行重点建设,重点建设如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如何合理选择重点建设对象,重点建设如何有效地配置资源等等。本研究以问题为导向,从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出发,以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为主,对重点建设的必要性、分布特征与遴选机制、投入机制、管理机制等进行深入分析;通过比较研究,充分借鉴国际上的有益经验;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以期为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随着高等教育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政治论取代认识论并占据了主导地位,政治论的盛行回答了重点建设的必要性问题。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同时存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现象,需要建立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的多元化机制。高等教育领域存在各种博弈关系,政府、社会和高校等三方博弈力量构成了博弈的利益主体。公共产品理论和博弈论对如何进行重点建设具有指导意义。精英与大众、公平与效率、计划与市场是贯穿于重点建设始终、有待协调的三对主要矛盾,这些矛盾关系交织在一起,影响到重点建设的方方面面,需要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以平衡三对矛盾关系。回顾我国重点建设的历程可发现,虽然在不同时期的实施方式有所不同,但重点建设始终是我国在高等教育领域实施的一项重要政策。美英德日等国的经验表明,世界一流大学的产生离不开政府长远规划和持续稳定的支持。在资源相对有限、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高等教育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政府无力对所有高校予以均衡投入,齐头并进的绝对公平道路走不通。虽然各国出发点和建设方式不同,但资金投入更加集中、委托第三方机构、公开竞争、立法保障等已成为各国的共同选择。由于建国初期,我国即确立了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形成当前格局是经过多次政策调整和长期历史演变的结果。通过对我国重点建设高校分布的演变过程分析发现,随着政策的不断调整,重点建设高校数量经历了大幅波动,区域分布实现从高度集中向相对集中的转变,类型分布出现从专业性向综合性发展的趋势,造成优质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和学校特色的消失。建议改变政府占主导的局面,建立公开透明的遴选机制,实行以学校与学科相结合的遴选方式,坚持集中与均衡兼顾的区域布局,实现类型多元化并鼓励学校形成特色。在我国高等教育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建立更加公平的财政拨款制度,更加合理地配置资源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从投入总量来看,我国高等教育投入依然不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明显差距。从投入结构来看,经常拨款不足,专项拨款比例过大,经费配置结构存在失衡的现象,从而导致既没有提高效率又没有保障公平。从投入稳定性来看,我国的重点建设周期性波动现象比较明显,学校无法根据长远规划合理安排资金,影响了资金的使用效益。因此,需要优化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结构,明确重点建设投入的性质和作用,重构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拨款制度。我国以中央部委为主进行管理的方式导致部门化的倾向,需要加强中央政府层面的协调,从国家整体层面进行规划和建设,通过立法保障重点建设的实施。进一步深化共建机制,建立省部共建理事会,形成定期会商机制。进一步完善共建内容与措施,明确教育部、地方、高校等共建方的责权利。建立社会各界参加的咨询、审议、评估等机构,由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负责重点建设的组织实施,实行公开竞争机制。通过上述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我国应建立高等教育重点建设的协调机制,以平衡精英与大众、公平与效率、计划与市场等矛盾关系;精英高等教育与大众高等教育需要合理分层,应继续坚持重点建设;应平衡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建立标准明确、程序公开、信息透明的遴选机制,优化区域分布,形成特色和优势;应做到公平与效率的均衡,优化财政投入结构,明确重点建设投入的性质和作用;通过立法保障重点建设的实施,进一步深化共建机制,由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负责组织实施。本研究从多个视角和学科分析了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回答了当前引发广泛争议的问题,对于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的未来走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瞿肖肖[8](2014)在《个人所得税劳动所得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居民个人收入来源和表现形式日益趋于多样化,但以工资、薪金所得为代表的劳动所得仍然是居民收入格局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劳动所得课税进行研究对调节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现阶段个人所得税中的劳动所得涉税项目包括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项目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中的独立劳动所得部分,涉税项目的分散影响了税负的公平。而且,相比较于出售资产等资本所得课税而言,我国现阶段个人所得税税制设计对劳动所得课税过重。此外,个人所得税种劳动所得项目的税收征管也存在着很多漏洞。本文通过总结和借鉴相关国际先进经验,从课税范围、费用扣除标准两个方面提出了完善我国劳动所得税收税制设计的政策建议。并且结合信息经济学和税收遵从理论等经济理论,对劳动所得税收的征收管理提出了改革建议和相关配套措施。
庞超[9](2012)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瑞典基础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瑞典基础教育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深化改革,建立起了完善的、独特的、充满活力的基础教育体系,实现了教育的均衡发展与较高质量的统一,促进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瑞典基础教育改革中所秉承的追求公平与效率、为终身学习奠基、服务多元文化社会等价值取向,对我国当前教育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借鉴价值。本论文从国际比较视角,综合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调查研究法、比较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围绕追求教育公平、提高办学效率、服务终身学习、多元文化适应四方面价值取向,系统分析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瑞典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状况,在此基础上综合评析其改革与价值取向的基本特点,并针对我国基础教育改革提出了相关建议。本论文共分六部分,各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为导论。该部分主要包括本论文的选题缘由、研究主题界说、文献综述、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第二部分论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瑞典国家教育政策调整中的教育公平取向相关问题。八十年代以来瑞典在经济一度不景气、福利缩水、福利制度转型的背景下所进行的基础教育改革始终坚持了追求教育公平的核心价值取向。在教育改革实践上,为确保教育公平的做法包括:进一步推进高中学制结构的同质性改造,以增进受教育机会的平等性与等值性;大力发展儿童看护与学前教育,不断降低普及教育年龄,通过其普遍可得性增强受教育权在起点上的平等性;对处于不利地位的特定群体制定保护性规定,采取支持性举措,以期基础教育福利能够全民覆盖,所有适龄人口都能得到等值的发展。第三部分论述了瑞典实施新公共管理分权化改革中的提高效率的价值取向。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瑞典在基础教育领域逐渐加快推进分权化变革,这既是新公共管理思潮和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的反映,也是教育内部为了更好地适应各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以提高效率的大势所趋。在实践上主要表现为: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重新配置,教育教学活动中学校和教师的专业增权;权责分散与质量保证的协调统一;私营学校迅速扩张,激发了教育系统的活力。第四部分重点论述了在知识经济与终身学习时代背景下追求整合开放教育体系建设的价值取向。在简介瑞典发达的成人教育情况基础上,分析了建立整合开放学校体系的举措,即进一步增强中小学教育的一致化与灵活性,纳入基础教育体系的成人基础教育,将学校教育体系向下延伸至儿童看护与学前教育,着力提升基础教育质量、为开放式终身学习奠定基础。第五部分论述了适应多元文化的价值取向。在全球化影响下,瑞典在基础教育改革过程中凸显了适应多元文化的价值取向。在具体措施上,瑞典积极开展适应多元文化的移民教育,加强少数民族文化保存与教育,加强移民的语言教育。第六部分提出了我国当前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政策建议。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应注重教育的社会功能,突显教育公平价值取向。在具体策略上,加大财政投入,加快推进中小学校均衡发展战略,赋予学生及其家长更多的选择权;在教育体系内部加快“立交桥”式衔接机制建设;加快学前教育发展速度,“强化开端”;关注多元文化问题。教育改革应注重科学民主决策与整体配套稳步推进。
刘琳[10](2010)在《“北欧模式”的实践给我们的启示》文中提出北欧地区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较特殊的地区。一方面,近些年来,北欧各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其他欧洲国家;另一方面,北欧各国的福利制度又为他们的国民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
二、北欧四国高等教育考察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北欧四国高等教育考察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1)指向改进的英国学校督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问题缘起 |
1.1.1 教育督导是教育治理的重要手段 |
1.1.2 教育督导是学校改进的动力源头 |
1.1.3 英国教育督导是保障教育质量与标准的标杆示范 |
1.1.4 指向学校改进的督导模式是我国学校督导改革的必然趋势 |
1.2 研究价值及意义 |
1.2.1 理论与实践价值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设计 |
1.3.1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1.3.2 技术路线图 |
第2章 核心概念界定及相关研究述评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2.1.1 教育督导 |
2.1.2 学校督导 |
2.1.3 学校改进 |
2.2 相关研究述评 |
2.2.1 国内对英国教育督导的研究 |
2.2.2 国外对英国教育督导的研究 |
2.2.3 国内外对英国Ofsted的研究 |
2.2.4 国内对英国学校改进的研究 |
2.2.5 国外对英国学校改进的研究 |
第3章 Ofsted督导改革的背景思潮及理论基础 |
3.1 教育督导制度变革的背景思潮 |
3.1.1 新公共管理运动 |
3.1.2 教育监管改革浪潮 |
3.2 教育督导模式发展的理论基础 |
3.2.1 CIPP模式 |
3.2.2 发展性评价模式 |
3.2.3 理论运用浅析 |
第4章 Ofsted发展历程审视与当代形态 |
4.1 Ofsted的成立 |
4.1.1 成立背景 |
4.1.2 改革举措 |
4.2 Ofsted的历史沿革 |
4.2.1 正规化与统一化:保守党政府时期的学校督导 |
4.2.2 精致化与完善化:工党政府时期的学校督导 |
4.2.3 多样化与简洁化:联合政府时期的学校督导 |
4.3 Ofsted的当代形态 |
4.3.1 宏观职能与愿景 |
4.3.2 具体任务及内容 |
4.3.3 内部组织与架构 |
4.3.4 督学遴选与职责 |
4.4 发展特征与流变规律 |
4.4.1 从权威走向合作:学校改进的合伙人 |
4.4.2 从问责走向改善:学校改进的协助者 |
4.4.3 从他评走向自评:学校改进的助推者 |
第5章 Ofsted学校督导系统剖析 |
5.1 督导系统和流程引领学校改进方向 |
5.1.1 督导前的准备——CIPP模式的背景评价 |
5.1.2 督导实施阶段——CIPP模式的过程评价 |
5.1.3 督导反馈阶段——CIPP模式的结果评价 |
5.1.4 对Ofsted督导流程的评价 |
5.2 督导框架和指标体系聚焦学校改进要件 |
5.2.1 贴近教育本质的指导思想 |
5.2.2 构建分级分类的指标体系 |
5.2.3 对框架和指标的深度反思 |
5.3 Ofsted指导下的自我评价开拓学校改进手段 |
5.3.1 自我评价的基本原则 |
5.3.2 自我评价的核心要素 |
5.3.3 自我评价的主要特点 |
第6章 指向改进的英国学校督导经验与启示 |
6.1 指向改进的英国学校督导经验分析 |
6.1.1 督导人员的专业性是助力学校改进的灵魂 |
6.1.2 督导设计的合理性是推动学校改进的支柱 |
6.1.3 督导实践的科学性是推动学校改进的航标 |
6.1.4 督导循证的有效性是推动学校改进的关键 |
6.1.5 督导研究的近地性是推动学校改进的保障 |
6.2 对我国学校督导的启示 |
6.2.1 强调循证原则,为教育研究建立督导的大数据库 |
6.2.2 注重服务功能,为社会和民众提供信息 |
6.2.3 加强改进职能,从以督政为主向督政与督学并重转变 |
6.2.4 增进指导功能,推动学校自评体制建设 |
6.2.5 加强公正客观,尝试第三方评估机构建设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2)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职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问题的缘起 |
(一)选题的背景 |
(二)问题的呈现 |
二、研究的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现实意义 |
三、文献回顾与述评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现状述评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五、研究的重点、创新与不足 |
(一)研究的重点 |
(二)创新之处 |
(三)不足之处 |
第一章 政府职能研究的理论基础 |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 |
(一)政府职能 |
(二)政府治理 |
(三)公共服务 |
(四)社会化养老 |
二、基本理论的阐释 |
(一)政府职能理论 |
(二)准市场理论 |
(三)协同治理理论 |
三、社会化养老服务政府职能的构成 |
(一)公共服务视阈下政府的职责 |
(二)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的构成要素 |
第二章 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政府职能的历史演进 |
一、中国政府职能的历史变迁 |
(一)计划经济背景下的全能型政府职能 |
(二)改革开放初期政府职能的改变 |
(三)深化改革阶段政府职能的转向 |
二、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特征 |
(一)从无限职能到有限职能的转变 |
(二)政治职能向社会职能的演进 |
(三)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换 |
三、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的演变轨迹 |
(一)“单位”制养老服务时期:政府职能的全面干预 |
(二)“单位”制向社会化养老服务转换时期:政府职能的收缩 |
(三)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构建时期:政府职能的回归 |
第三章 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政府职能的现状考察 |
一、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的发挥 |
(一)社会化养老政策与法规的制定 |
(二)社会化养老资源的初步整合 |
(三)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行动 |
(四)社会化养老服务过程的监督 |
二、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模式的变革 |
(一)计划体制时期:政府的全能型、管制型养老服务 |
(二)市场体制时期:政府的有限性、服务型养老服务 |
三、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履行的失位 |
(一)社会化养老服务管理体制的不完善 |
(二)社会化养老服务制度供给的缺乏 |
(三)社会组织培育扶持力度不够 |
(四)社会化养老服务主体协同性不足 |
(五)养老服务市场化监管的缺失 |
第四章 社会化养老服务中发挥政府职能的国际经验与借鉴 |
一、域外国家社会化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职能 |
(一)英国政府的职能定位 |
(二)美国政府的职能定位 |
(三)日本政府的职能定位 |
二、域外国家社会化养老服务中的政府治理模式 |
(一)英国的混合主义模式 |
(二)美国的自由市场模式 |
(三)日本的政府主导型模式 |
(四)中外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治理模式的比较 |
三、域外国家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分析的启示 |
(一)确立政府主导原则并付诸行动 |
(二)实施多元主体的引导性培育 |
(三)发挥政府对社会化养老服务全过程的监管 |
第五章 充分发挥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政府职能的建议 |
一、政府完善社会化养老服务职能的动力因素分析 |
(一)法治建设的驱动 |
(二)人口老龄化的现实挑战 |
(三)传统养老制度的历史传承 |
(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价值取向 |
二、社会化养老服务职能履行中政府的行动逻辑 |
(一)以养老服务的社会化需求为逻辑起点 |
(二)以建构政府与社会协同治理关系为逻辑中介 |
(三)以实现高质量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为逻辑终点 |
三、完善社会化养老服务进程中政府职能的行动策略 |
(一)优化政府的决策职能:提高政府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决策质量 |
(二)增强政府的计划职能:提高政府社会化养老服务制度供给能力 |
(三)完善政府的组织职能:构建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与社会的协同关系 |
(四)强化政府的监管职能:建立社会化养老服务监察制度 |
(五)深化政府治理体制的改革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图表目录 |
附录二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养老服务机构主要管理者、创建者访谈提纲 |
附录三 政府养老服务相关部门负责人访谈提纲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北欧青少年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价值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价值 |
二、学界研究述评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
(二)已有研究评析 |
三、研究思路与基本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一)重点难点 |
(二)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基本理论问题阐释 |
第一节 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的相关概念厘定 |
一、价值观 |
二、核心价值观 |
三、核心价值观教育 |
四、全球视野中的核心价值观与核心价值观教育 |
第二节 青少年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现实意义分析 |
一、青少年之界定 |
二、青少年价值观的主要特征 |
三、青少年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战略地位 |
第三节 北欧青少年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当代兴起 |
一、“北欧共同体”何以可能? |
二、当代北欧青少年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提出背景 |
三、当代北欧青少年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现实旨归 |
第二章 北欧核心价值观的总体考察 |
第一节 北欧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基础 |
一、北欧特色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 |
二、妥协合作的政治传统 |
三、平和中庸的民族性格 |
四、民主包容的宗教文化 |
第二节 北欧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及其内涵 |
一、北欧核心价值观的确立 |
二、北欧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 |
第三节 北欧核心价值观的主要特点 |
一、相互依存的内在关系 |
二、伦理主义的价值立场 |
三、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渐进改良 |
第三章 北欧学校教育中的青少年核心价值观培育 |
第一节 学校教育是青少年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主阵地 |
一、核心价值观培育是学校教育的应有之义 |
二、学校教育在青少年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优势 |
第二节 北欧学校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历史发展 |
一、宗教化阶段 |
二、世俗化改革阶段 |
三、国家化阶段 |
第三节 北欧学校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基本立场与主要原则 |
一、基本立场:有限度的价值介入 |
二、主要原则:合理传授与民主对话 |
第四节 北欧学校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内容体系 |
一、政治信仰与国家认同 |
二、国家历史与传统文化 |
三、民主意识与民主技能 |
四、宗教伦理与道德规范 |
五、民族团结与种族平等 |
六、国际理解与全球合作 |
第五节 北欧学校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施途径 |
一、显性课程教育 |
二、隐性课程渗透 |
第四章 北欧学校场域外的青少年核心价值观教育 |
第一节 北欧政府对青少年核心价值观的引导 |
一、善用多种渠道,实现价值传播 |
二、关切民众权益,获得价值认同 |
三、强化执政伦理,做好价值表率 |
第二节 北欧家庭教育对青少年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
一、人本化的育儿理念为核心价值观教育塑造合格主体 |
二、多元化的体验活动为核心价值观教育创新传播途径 |
三、民主化的教养方式为核心价值观教育孕育家庭氛围 |
第三节 北欧社会教育对青少年核心价值观的塑造 |
一、社区民众教育中的价值观培养 |
二、文化景观中的价值观渗透 |
三、教会组织中的价值观传播 |
四、大众传媒中的价值观引导 |
第五章 北欧青少年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理性审视 |
第一节 科学对待北欧青少年核心价值观教育 |
一、阶级分析之法:认清北欧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区别 |
二、开放包容之姿:承认北欧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可借鉴性 |
三、辩证扬弃之道:坚持“中国立场”上的批判借鉴 |
第二节 北欧青少年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特色与经验 |
一、宗教性与世俗性共存 |
二、显性规范与隐性渗透结合 |
三、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兼顾 |
四、价值认知与价值实践统一 |
五、凝聚共识与包容差异融通 |
六、顶层设计与多方联动并重 |
第三节 北欧青少年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困境与局限 |
一、多元文化的持续冲击削弱北欧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
二、过于理想的教育主张导致实际效果对价值初衷的偏离 |
三、个人主义的价值内核引发现实中难以消弭的道德危机 |
四、柔性自发的教育倾向难以确保深沉持久的价值认同 |
五、知识本位倾向的抬头挤压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固有空间 |
第六章 北欧青少年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启示与借鉴 |
第一节 夯实信仰基础,扞卫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
一、多元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主导 |
二、创新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 |
第二节 坚定文化自信,筑牢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文化基石 |
一、坚持继承弘扬,提升青少年的文化认知 |
二、坚持创新发展,培养青少年的文化情感 |
三、坚持知行统一,促进青少年的文化实践 |
第三节 推动场域整合,促成“学校·家庭·社会”的协思同育 |
一、发挥各方教育优势 |
二、构建协同合作机制 |
三、扩展新型教育场域 |
第四节 关注生活世界,强化核心价值观养成的实践维度 |
一、强化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生活化关联 |
二、拓展核心价值观养成的实践性渠道 |
第五节 营造民主氛围,实现价值引导与价值商谈的有效结合 |
一、在主体间性的双向建构中奠定民主基石 |
二、在教育职责的重新定位中实现价值引导 |
三、在话语环境的有效营造中促成价值商谈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在学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后记 |
(4)全面国际化背景下美国研究型大学国际事务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一) 研究缘起 |
(二) 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与研究述评 |
(一) 研究现状 |
(二) 研究述评 |
三、主要概念及研究范围界定 |
(一) 美国研究型大学 |
(二) 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全面国际化 |
(三) 国际事务与高校国际事务 |
(四) 治理与治理结构 |
四、研究方案 |
(一) 研究范畴的限定 |
(二) 研究思路及研究内容 |
(三) 研究方法 |
第一章 美国研究型大学全面国际化与国际事务治理的背景 |
第一节 美国高等教育全面国际化发展的转向 |
一、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及全面国际化发展 |
二、美国研究型大学全面国际化的组织策略与管理 |
三、全面国际化发展激发美国研究型大学国际事务组织机构变革 |
第二节 国际事务治理在美国研究型大学全面国际化中的地位与作用 |
一、担负美国研究型大学走向“全球化大学”的新使命 |
二、发挥美国研究型大学全面国际化组织机构的服务职能 |
第二章 美国研究型大学国际事务治理的组织机构设置 |
第一节 美国研究型大学国际事务治理的组织结构 |
一、大学战略规划为建立组织机构奠定制度基础 |
二、高层次的国际化委员会引领高校全面国际化发展 |
三、大学建立专门化的国际事务组织保障机构 |
第二节 美国研究型大学国际事务治理的组织运行 |
一、强有力的国际化领导统筹管理学校国际事务 |
二、设立专门化的国际化管理机构保障国际化战略实施 |
三、建立专业化专门化的国际事务管理团队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美国研究型大学国际事务治理的主要内容 |
第一节 美国研究型大学国际化发展战略制定 |
一、国际化是美国研究型大学战略规划的核心要素 |
二、美国研究型大学国际化战略的制定体现共同治理的理念 |
第二节 美国研究型大学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教育与教学事务 |
一、学生的国际化是课程国际化的根本动因 |
二、开拓全球教育项目,构建国际化课程体系 |
三、全面贯彻以“服务为本”的国际化治理理念 |
四、以国际化人才培养提升学校的国际化声誉 |
第三节 美国研究型大学国际化学术发展与研究事务 |
一、全面开展教师合作与交流,促进教师的国际化发展 |
二、设立全球或区域研究中心,促进国际化学术研究参与 |
三、制定国际化学术发展政策,提供国际化项目资助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美国研究型大学国际亭务治理的基本机制 |
第一节 美国研究型大学国际事务治理的动力机制 |
一、全面国际化战略是学校国际事务治理的根本动力 |
二、全面国际化发展制度激励是国际事务治理的内生动力机制 |
第二节 美国研究型大学国际事务共同治理机制 |
一、国际化战略制定过程中的共同治理机制 |
二、国际化实践实施过程中多元共治的互动机制 |
三、大学国际事务治理决策机制 |
第三节 美国研究型大学国际事务资源保障机制 |
一、大学全面国际化组织资源保障机制 |
二、大学全面国际化发展资源配置保障机制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美国研究型大学国际事务治理案例研究 |
第一节 杜克大学国际事务治理案例研究 |
一、杜克大学全面国际化发展现状 |
二、杜克大学国际事务治理体系 |
三、杜克大学全面国际化发展国际事务治理的内容 |
四、杜克大学“二维三级二元”共同治理结构 |
五、杜克大学国际事务治理的特点 |
第二节 密西根大学国际事务治理案例研究 |
一、密西根大学国际化发展现状 |
二、密西根大学国际事务治理体系 |
三、密西根大学全面国际化发展共同治理的内容 |
四、密西根大学国际中心的国际事务共同治理结构 |
五、密西根大学国际事务治理的特点 |
第六章 结论与反思 |
第一节 美国研究型大学国际事务治理的特征与经验 |
一、多元化国际事务治理主体实现全面国际化发展的多元共治 |
二、全面国际化影响因素良性互动促成高校主动推进国际化发展 |
三、以扁平化的“矩阵型结构”保障国际事务治理的有效性 |
四、“服务为本”的治理理念贯穿研究型大学多元化国际事务治理 |
第二节 我国研究型大学国际事务治理的现实路径选择 |
一、构建国际事务治理组织结构,提升我国研究型大学国际化内涵发展 |
二、创建全面国际化的领导团队,形成共同参与、多元共治的治理主体 |
三、坚持“服务为本”,建立高校国际事务治理多元协调互动机制 |
第三节 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设想 |
一、研究的可能创新之处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三、未来研究方向 |
参考文献 |
附录1: 美国国际教育协会授予的全面国际化获奖院校名单(2003-2018年) |
附录2: 2018年U.S. News全美排名前100位大学 |
附录3: 卡内基分类Ⅰ类博士/研究型大学名单 |
附录4: 12所美国研究型大学世界四大大学排行榜中的排名 |
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5)中国近代比较教育学家的学术范式研究 ——以庄泽宣、常道直、罗廷光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一) 《一门捉摸不定的科学:困扰不断的教育研究的历史》的启迪 |
(二) 教育学家群体研究的相对薄弱 |
(三)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比较教育研究与研究问题的确立 |
二、文献综述 |
(一) 中国近代比较教育学史的研究 |
(二) 三位比较教育学家个体的研究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一) 比较教育 |
(二) 学科 |
(三) 范式 |
四、研究目的及总体构想 |
(一) 研究目的 |
(二) 研究思路与框架 |
五、资料运用与研究方法 |
(一) 资料运用 |
(二) 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与中国近代比较教育学家的成长 |
第一节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早期教育研究传统 |
一、“用百科全书来描绘它”:孟禄与教育史研究的奠基 |
二、“征服教育学的新世界”:桑代克与科学化教育心理学的创立 |
三、“教育实践者的地图”:杜威与实用主义教育哲学观的奠定 |
第二节 “大传统中的小传统”:比较教育在师范学院的发展 |
一、拉塞尔、孟禄与比较教育学科的奠基 |
二、国际研究所对比较教育研究的推进 |
三、康德尔与比较教育学科的建立 |
第三节 三位比较教育学家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渊源 |
一、庄泽宣的家世及其留学生涯 |
二、常道直的青少年时代及留美生活 |
三、罗廷光的求学经历与教育理想 |
小结 |
第二章 “新教育中国化”:庄泽宣的民族性改造范式 |
第一节 庄泽宣:“新教育中国化”的倡行者 |
第二节 价值重心:“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 |
一、新教育在中国发展的历史省思 |
二、新教育中国化的实现途径 |
三、新教育中国化理论的生成与民族性问题的思索 |
第三节 民族性与比较教育之维 |
一、民族性作为比较教育研究的核心 |
二、历史-因素分析法视域下民族性与教育的关系研究 |
三、首创列国并比的呈现体例 |
第四节 中国化教育蓝图的设计与实践 |
一、言文问题研究的科学化尝试 |
二、民众教育推行与中国民族的出路 |
三、边疆教育、华侨教育的全面考察 |
小结 |
第三章 “以制度贯彻理想”:常道直的教育制度改进范式 |
第一节 常道直:中国学制合理化的探索者 |
第二节 价值旨趣:“以制度作为贯彻理想之工具” |
一、制度设计与教育理想的实现 |
二、制度及其功用的整体把握与辩证阐发 |
三、教育制度借鉴与研究旨趣的确立 |
第三节 研究路径:国家教育制度与背景因素的嵌合 |
一、国家教育体系作为研究单位 |
二、历史、文化诸因素与各国教育制度的嵌合 |
三、呈现体例:逐国叙述法 |
第四节 现代中国学制改进的规划与行动 |
一、各国教育制度资料的编纂 |
二、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深度参与 |
三、学制合理化的“上下求索” |
小结 |
第四章 “教育研究科学化”:罗廷光的学校改革范式 |
第一节 罗廷光:中小学实际问题的研究者 |
第二节 价值追求:“教育研究的科学化” |
一、人生经历与教育科学研究的寻绎 |
二、教育科学研究的必要性与实际效用 |
三、教育科学研究核心方法之一:比较研究 |
第三节 以实际问题为导向的学校制度比较研究 |
一、普通教育体系作为研究之重点 |
二、问题与背景分析相结合的比较研究法 |
三、集众家之长:“折衷法”的编辑体例 |
第四节 “大处落眼,小处下手”:学校教育改革的路径探研 |
一、学校管理制度的系统探索 |
二、普通教学法:教学理论与实践的贯通 |
三、中小学训育模式之探究 |
小结 |
第五章 中国近代比较教育学家学术范式的深层比较与历史评判 |
第一节 中国近代比较教育学家学术范式的相同点 |
一、以谋求中国化教育道路为旨归 |
二、研究内容侧重于国外教育制度 |
三、历史-因素分析范式作为主要方法 |
第二节 中国近代比较教育学家学术范式的差异 |
一、学术取向的分歧 |
二、实践路径的差异 |
三、学术范式差异的原因探析 |
第三节 中国近代比较教育学家的历史评判 |
一、中国近代比较教育学家的学术贡献 |
二、中国近代比较教育学家的学术局限 |
小结 |
参考文献与资料 |
附录一 |
附录二 |
附录三 |
博士在读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后记 |
(6)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一) 研究缘起 |
(二) 选题意义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资料 |
(一) 概念界定 |
(二) 研究资料 |
三、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 |
(一) 研究的基本状况概述 |
(二) 研究的主要内容及观点 |
(三)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四、研究方法 |
(一) 历史分析法 |
(二) 文献分析法 |
(三) 比较分析法 |
五、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一) 研究重点 |
(二) 研究难点 |
(三) 研究创新点 |
第一章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背景 |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经济社会状况 |
一、国民经济遭受重创 |
二、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 |
三、社会各界渴望变革 |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共党内思想状况 |
一、执政使命意识逐渐觉醒 |
二、执政危机意识日益浓厚 |
三、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世界形势 |
一、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 |
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 |
三、产业转移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 |
四、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推行改革 |
第二章 对外交流考察与改革开放决策的作出 |
第一节 历史大转折前的思想“解冻”和发展探索 |
一、世界局势的新研判 |
二、思想解放潮流涌动 |
三、工作重点逐渐转移 |
第二节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 |
一、邓小平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支持 |
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境外经验 |
三、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 |
四、有计划地组织对外考察“探路” |
第三节 中共高层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内部讨论 |
一、中央政治局听取讨论考察汇报 |
二、国务院务虚会讨论如何加快现代化建设速度 |
三、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境外快速发展经济经验 |
第三章 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总结深化与“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 |
第一节 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反思 |
一、陈云、薛暮桥等对盲目引进的批评 |
二、中共高层讨论和部署经济调整 |
三、控制引进规模和制定引进政策 |
四、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大规模经济问题调研 |
第二节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深化和落实 |
一、对外考察专业性、针对性加强 |
二、境外访问团和专家的来访与“传经” |
三、参与和召开国际会议 |
四、成立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和举办企业管理研究班 |
第三节 西方经济学说的引入 |
一、西方经济学说引入的主要路径 |
二、三次大型西方经济学讲座(讲习班) |
三、西方经济学引入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 |
第四节 “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 |
一、经济政策的转变和建立经济特区 |
二、两份《初步意见》的制定和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探讨 |
三、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 |
第四章 借鉴境外经济体制改革经验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出台 |
第一节 学习借鉴重点转移到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 |
一、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考察 |
二、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引入 |
三、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探讨和研究 |
四、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等西方经验的学习借鉴 |
第二节 学习和借鉴重要国际组织的经验 |
一、联合国提供的考察与培训 |
二、世界银行对中国的两份考察报告 |
第三节 引进国外智力决定的出台和初步成效 |
一、引进国外智力的历史经验与新的探索 |
二、邓小平关于引进国外智力的讲话和引进国外智力政策出台 |
三、引进国外智力政策的初步落实和成效 |
第四节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阶段 |
一、改革中的问题和境外因素的影响 |
二、邓小平视察南方与商品经济意见再次提出 |
三、1984年莫干山会议与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崛起 |
四、《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出台 |
五、巴山轮会议标志借鉴境外经验进入新阶段 |
小结 |
一、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原则和路径 |
二、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作用和影响 |
三、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经验和启示 |
参考文献 |
附件1 中国领导人出访一览表(1976. 10—1984. 12) |
附件2 1978年引进22项工程项目表 |
附件3 赵人伟等就经济改革问题向布鲁斯的提问 |
附件4 一个大学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资本主义部分)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 |
后记 |
(7)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协调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3 研究问题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5 概念界定与研究内容 |
第二章 高等教育重点建设的理论基础 |
2.1 认识论与政治论:重点建设的必要性 |
2.2 公共产品理论:政府、市场与第三部门的多元化机制 |
2.3 博弈论:高等教育各利益主体的博弈关系 |
2.4 重点建设的主要矛盾分析 |
2.5 小结 |
第三章 高等教育重点建设的历程回顾与国际借鉴 |
3.1 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的历程回顾 |
3.2 美国联邦政府科研拨款:国家利益导向的持续投入 |
3.3 英国科研拨款改革:以质量评估为基础的拨款机制 |
3.4 德国卓越计划:从均衡发展到有选择性投入 |
3.5 日本COE计划:从政府指定到公开竞争 |
3.6 小结 |
第四章 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的分布特征与遴选机制 |
4.1 重点建设高校数量分析 |
4.2 重点建设高校区域分布及影响因素分析 |
4.3 重点建设高校类型分布及影响因素分析 |
4.4 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的遴选机制 |
4.5 小结 |
第五章 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的投入机制 |
5.1 高等教育投入总体情况 |
5.2 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投入分析:以“211 工程”、“985 工程”为例 |
5.3 重点建设高校财政投入结构:基于72 所教育部直属高校的分析 |
5.4 重点建设投入的性质与作用 |
5.5 小结 |
第六章 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的管理机制 |
6.1 中央政府层面的管理方式 |
6.2 中央与地方的共建机制 |
6.3 美英德日的经验借鉴 |
6.4 小结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7.1 结论与建议 |
7.2 主要创新点 |
7.3 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科研项目 |
致谢 |
(8)个人所得税劳动所得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对象 |
1.2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1.4.1 研究方法 |
1.4.2 创新点 |
2 劳动所得课税理论分析 |
2.1 劳动所得概念界定 |
2.2 劳动所得税收的涵义 |
2.3 劳动所得的课税依据与课税原则 |
2.3.1 劳动所得的课税依据 |
2.3.2 劳动所得的课税原则 |
2.4 本章总结 |
3 现行个税劳动所得课税的现状分析 |
3.1 我国个税劳动所得课税的历史沿革 |
3.2 我国个税劳动所得的课税现状 |
3.3 现阶段我国个税劳动所得课税存在的问题 |
3.3.1 劳动所得课税税制设计上存在的问题 |
3.3.2 劳动所得课税征收管理上存在的问题 |
3.4 本章总结 |
4 劳动所得课税的国外经验 |
4.1 美国个人所得税 |
4.2 北欧四国的二元所得税 |
4.3 美国与北欧四国劳动所得课税的经验总结 |
4.4 本章总结 |
5 完善我国劳动所得课税的建议 |
5.1 改革我国劳动所得税税制 |
5.1.1 课税范围 |
5.1.2 费用扣除标准 |
5.2 完善我国劳动所得税收征管 |
5.2.1 完善我国劳动所得税收征管体系 |
5.2.2 改善现存涉税信息不对称的现状 |
5.2.3 双向申报的征管模式 |
5.3 本章总结 |
6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瑞典基础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主题界说 |
三、文献综述 |
四、研究思路与主要方法 |
第一章 坚守教育公平的价值取向 |
一、教育公平与瑞典福利国家建设 |
(一) 平等:瑞典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 |
(二) 公平:社民党的“人民之家”社会理想与福利国家建设 |
(三) 教育改革:瑞典福利国家建设的目标与手段 |
二、福利模式调整过程中不舍教育公平追求 |
(一) 石油危机与经济衰退 |
(二) 经济改革与社会福利制度调整 |
(三) 平等与公平:1985年学校教育法的基本理念 |
三、增进教育公平的改革实践及其成效 |
(一) 对高中学制的同质性改造 |
(二) 大力普及儿童看护与学前教育 |
(三) 加大对处于不利地位群体的保护与支持 |
第二章 注重提高效率的价值取向 |
一、分权化改革中的效率追求 |
(一) 公共事务管理的集权化传统 |
(二) 八十年代以来的分权化改革 |
(三)三十年“剧变” 基础教育分权改革进程概览 |
二、“放”与“收”统一体系建设中的效率保证 |
(一) 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重新配置 |
(二) 学校和教师的专业增权 |
(三) 权责分散与质量保证的协调统一 |
三、独立学校的迅速扩张与效率提升 |
(一) 公立学校为主的传统与开放私营办学的利弊之争 |
(二) 九十年代以来独立学校的快速发展 |
(三) 自由择校对瑞典基础教育带来的影响 |
第三章 追求整合开放的价值取向 |
一、全民终身皆学的开放教育传统 |
(一) 广泛开展的“学习圈”活动 |
(二) 慷慨的学习休假权 |
(三) “学习账户制度”改革 |
二、消除“死胡同”:构建内外开放两头延伸多向衔接的整合体系 |
(一) 进一步增强中小学教育的一致化与灵活性 |
(二) 纳入基础教育体系的成人教育 |
(三) 学校教育向儿童看护与学前教育领域延伸 |
三、为开放性终身学习奠基 |
(一) 服务开放性终身学习指向下的基础教育质量内涵 |
(二) 注重个别化教学与促进每一位学发展 |
(三) 学业评价与质量监察体系建设 |
第四章 适应多元文化价值取向 |
一、重视移民文化与教育 |
(一) 由单一民族到多样民族:瑞典多元文化社会的形成 |
(二) 由同化政策到多元文化政策:移民问题带来的危机与教育应对 |
(三) 适应多元文化的移民教育 |
二、注重少数民族文化保存与教育 |
(一) 瑞典少数民族的变迁与文化特征 |
(二) 少数民族政策演变与萨米人教育 |
三、面向多元文化的学校教育 |
(一) 瑞典多元文化的教育表征 |
(二) 语言教育:适应多元文化的必要路径 |
第五章 对我国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若干思考 |
一、对瑞典基础教育改革价值取向的综合分析 |
二、对我国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若干思考 |
主要参考文献 |
读博期间所发表的主要文章及所主持研究的主要课题 |
后记 |
四、北欧四国高等教育考察报告(论文参考文献)
- [1]指向改进的英国学校督导研究[D]. 顾娇妮.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2)
- [2]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职能研究[D]. 曹海苓.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3]北欧青少年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D]. 陆璐. 东南大学, 2019(01)
- [4]全面国际化背景下美国研究型大学国际事务治理研究[D]. 马嵘.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4)
- [5]中国近代比较教育学家的学术范式研究 ——以庄泽宣、常道直、罗廷光为中心的考察[D]. 杨来恩. 华东师范大学, 2018(11)
- [6]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D]. 文世芳.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7]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协调机制研究[D]. 宋福进. 上海交通大学, 2016(03)
- [8]个人所得税劳动所得问题研究[D]. 瞿肖肖.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4(09)
- [9]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瑞典基础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研究[D]. 庞超. 西南大学, 2012(11)
- [10]“北欧模式”的实践给我们的启示[A]. 刘琳. “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社会主义”学术研讨会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2010年年会论文集,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