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府管制如何影响股市波动?（论文文献综述）
钱玲玲[1]（2021）在《中国大陆股市与国际主要股市的相依性、风险溢出与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中国大陆与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贸易和金融联系日益紧密,其金融市场呈现出非线性、非对称性、尾部相依性等复杂的相依关系。与此同时,风险在国际金融市场间的传导速度也在不断加快,风险度量和管理的难度日益增加。因此,准确地描述金融市场相依性、有效地度量金融风险以及合理地检验风险溢出已成为现代金融分析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探究中国大陆股市与国际主要股市的相依性、风险溢出与影响因素对于促进我国大陆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和维护经济金融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金融市场相依性和风险管理的研究和实践中,金融市场的非线性相依、尾部相依等特征已导致传统的相依性与风险溢出分析方法不再适用,Copula理论的出现及其成功应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基于此,本文综合利用Copula函数等计量方法来描述金融市场间复杂的相依性,更准确地进行风险度量和风险溢出检验。具体而言,为了研究中国加入WTO后中国大陆股市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德国、巴西、俄罗斯、印度股市的相依性、风险溢出与影响因素,本文首先构建了四种边缘分布模型,从而选取描述样本股市收益率边缘分布的最优模型,为正确利用Copula函数进行分析奠定了基础。研究发现,非参数ARMA-GARCH族-EVT模型最适于描述样本股市的边缘分布。其次,在相依性建模阶段,本文利用了9种静态Copula函数、3种时变Copula函数和DCC-GARCH模型对上证综指与其他样本股指两两组合的相依结构进行刻画。结果表明,在样本期间,中国大陆股市与国际主要股市的相依性整体较弱,且具有显着的时变性与区域性特征。进一步,结构突变点的诊断结果表明,中国大陆股市与国际主要股市的相依性受到金融危机等事件的影响,表现出显着的阶段性特征。再次,在经济基础说、资本流动说和市场传染说的基础上,本文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共同冲击、宏观经济状况和股市特性四个方面探究了中国大陆股市与国际主要股市相依性的影响因素。面板回归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差异和利率差异显着降低了股市相依性,而全球金融危机和贸易依存度产生了正面影响。此外,本文在考察股票这一类资产内部不同国家（地区）相依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股票资产与其他金融资产的相依性。具体而言,本文以近年来新兴的数字货币资产为代表,利用Copula函数、DCC-TGARCH和DCC-MIDAS模型探究了全球股市与数字货币市场的跨资产类别相依性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新冠肺炎疫情对其的影响。结果表明,全球股市组合与数字货币市场指数CRIX间的相依性较低,说明数字货币对股市具有一定的风险对冲能力,并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新冠肺炎疫情有一定影响。最后,考虑到Vine Copula模型在描述多变量间复杂相依结构方面的优势,本文利用三种Vine Copula模型进行分析建模,以确定最优模型。结果表明,R-Vine Copula最适于描述中国大陆股市与国际主要股市的高维相依结构,且样本股市的相依性存在明显的结构差异。基于R-Vine Copula模型,本文结合蒙特卡洛模拟法和基于滚动时间窗的估计样本外预测方法估计了各股指及其组合的在险价值（Va R）,进而选用Va R-Granger因果检验与Diebold&Yilmaz溢出指数探究了中国大陆股市与国际主要股市的风险溢出。结果表明,从中国大陆股市到美国、法国和德国股市均表现出了极端风险的溢出效应。从风险溢出强度的结果来看,中国台湾、中国大陆、中国香港、美国、英国、日本股市是风险溢出的净输出者,而俄罗斯、巴西、德国、韩国、印度、法国与澳大利亚股市是风险溢出的净接受者。本文主要有以下三点启示:其一,制定相关政策,防范国际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加快推进央行数字货币;其二,改善宏观基本面,加强金融市场建设,稳步推进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其三,充分考虑全球股市间及其与数字货币市场的相依性与风险溢出以及当前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从而更准确地预测国际金融市场的走势。
郑诗情[2]（2021）在《新冠疫情防控政策对股市波动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范小云,张少东,王博[3]（2020）在《跨境资本流动对股市波动的影响——基于分部门资本流动波动性视角的研究》文中提出全球低利率环境下,跨境资本流动日益频繁,波动性不断上升,对一国股票市场造成了一定冲击。本文基于2006年第三季度—2018年第四季度的跨国面板数据测算分部门资本流动波动,考察分部门资本流动波动对股市波动的作用,并探讨资本项目自由化程度和宏观审慎政策是否会影响资本流动波动对股市波动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资本流入角度,还是资本流出角度,分部门资本流动波动的加剧对股市波动有显着放大作用。从资本流出角度来看,银行部门作用最大;从资本流入角度来看,公共部门作用最大。进一步研究发现,一国资本项目开放程度的提高会在资本流动波动给股市波动带来的正向冲击中发挥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宏观审慎政策在减小资本流动波动对股市波动造成的冲击中发挥有效作用,抑制资本流动波动对股市波动造成的正向影响。面对资本流动的大幅波动,合理使用宏观审慎政策,对于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至关重要。
毛小丽[4]（2020）在《深港通对我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影响研究》文中提出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是一国资本市场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是金融发展与深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我国政府一直积极推行的基本国策。为进一步增强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程度,2014年11月17日、2016年12月5日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共同宣布沪港通与深港通互联互通机制正式实施,两地投资者可通过当地证券公司或经纪商买卖规定范围内的对方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沪港通与深港通的实施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突破,实现了境内外投资者的双向开放,扩大了境内外投资者投资渠道,深化了境内外资本市场的交流合作,优化了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结构,从而促进内地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然而,沪港通和深港通等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制度的实施也增加了内地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的联动效应,加剧了市场波动风险,影响内地资本市场乃至经济的平稳发展。因此,本文借助深港通开通的契机,探讨深港通这一对外开放制度的实施如何影响我国资本市场股价波动性。股价波动性特征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内地股市与香港股市之间的联动性是否增加?降低还是加剧了内地股票市场的波动性?分析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更为清晰地认识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经济后果,对了解不同国家或地区市场间的信息传递模式及风险传染机制,完善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政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研究。首先,构建了描述波动率的分式布朗运动随机波动率模型,并对该模型的估计设计出基于贝叶斯原理的MCMC推断法。为了研究深港通实施后运行时间的长短是否对深市产生不同的影响,选用2016年1月5日到2017年11月2日深证成指和中小创新指数30分钟收盘价数据,并将其分为不同区间进行实证分析。通过Open BUGS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说明抽样的收敛性和模型估计的准确性,并对模型进行诊断,说明模型有较好的拟合能力。研究结果表明:深港通开通前后,深证成指和中小创新指数都存在明显的跳跃倾向,深港通开通后跳跃倾向增加,并且随着深港通机制的逐渐实施,跳跃倾向未有所减小。深港通开通初期,股市的波动水平、波动持续性、波动的扰动水平增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效果逐渐显现,股市的波动水平、波动持续性和波动的扰动水平有所降低。深证成指和中小创新指数在深港通前后都存在明显的杠杆效应,深港通开通初期,深证成指和中小创新指数的杠杆效应减弱,但相对长期,杠杆效应增强。其次,通过GC-MSV模型,用基于贝叶斯原理的MCMC推断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分析深港通实施前后深市与港市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以深港通正式启动日2016年12月5日为分割日,选用2016年5月3日到2017年7月11日深证成指、中小创新指数和恒生指数30分钟收盘价数据作为样本。研究结果表明,深港通开通前后,深证成指、中小创新指数和恒生指数的波动存在高度的持续性,且深港通开通后波动持续性都显着增强。深港通开通前后,深证成指、中小创新指数与恒生指数之间都存在双向的波动溢出效应。深港通开通后,深证成指和中小创新指数对恒生指数波动的影响明显增强,恒生指数对深证成指和中小创新指数波动的影响也明显增强。说明深港通开通后,内地股市与香港股市间的联动性显着增强,我国内地证券市场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地位有所提升,但由于政策尚处于初期,在加强两地市场联动的同时,也加强了两地市场间的波动溢出效应。最后,变换数据和模型进行检验,说明结果的稳健性。最后,阐述了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对我国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机理,并提出研究假设。利用2014-2018年深市上市公司股票数据,设计双重差分模型,以深入检验深港通对我国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深港通政策的实施加剧了深股通标的股票的波动性,且在深股通活跃成交股中更为显着。用盈余管理验证发现,深港通实施后,深股通标的股票可操控性应计项增加,管理层进行盈余操纵的动机增大,信息披露质量下降,深股通标的股票波动性增加。运用会计稳健性进行检验发现,深港通开通之后,现金流中的噪音增加,同时会计稳健性下降,也说明了深港通制度的实施,加剧了深股通标的股价的波动。利用噪音交易指标检验发现,深港通开通后,深股通标的股票相比于非深股通标的股票,噪音程度提高,从而加剧股市波动。从公司治理角度进行分析发现,深港通的实施未改善公司治理水平。为了排除QFII持股、A+H股同时上市、产权性质、非随机选择性、沪港通、波动性变量选取、A股纳入MSCI指数等因素造成的误差,对其进一步验证,表明结果的稳健性。同时,我们对深市创业板上市公司样本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深港通加剧了深市创业板公司股票价格波动,但相对整个市场而言,并不明显。总之,深港通这一重要制度的实施,虽然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两地资本市场的联动效应,有利于推进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程度,进一步提升我国证券市场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地位,但由于内地资本市场还不够完善与成熟,未完全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且深港通政策尚处于初期,在加强两地市场联动的同时,也加强了两地市场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市场对外开放的同时,也将国际市场的风险带到内地资本市场,加剧了市场波动风险。对此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张富锋[5]（2020）在《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差对股市的波动溢出效应 ——基于A股和港股市场的实证分析》文中提出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进程明显加快,沪港通、深港通等金融开放政策相继落地,这一系列措施使得我国内地与香港地区的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以及金融风险在市场间的传导也逐渐常态化。由于受一定管制的在岸汇率与代表市场价值的离岸汇率存在偏差,这会通过信息溢出、影响投资者情绪等因素来影响我国金融市场的运行。因此,股票市场作为我国金融市场的重要主体,研究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差与我国内地和香港地区股票市场之间的关系,对于现阶段我国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以及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分析了汇差对股市收益率的波动溢出效应机理,并在构建汇差对股票市场影响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选取2012年5月至2019年10月的月度数据,通过SVAR模型刻画汇差、短期资本流动和股票收益率三者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汇差冲击对资本流动和股票收益率、资本流动冲击对股票收益率的结构脉冲响应值均基本为正,说明短期资本流动在汇差影响股票收益率中发挥了重要的渠道作用。接着,本文基于2012年5月3日至2019年10月31日的日度数据,通过DCC-GJR-GARCH-CoVaR模型,考察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差与我国股票收益率的动态关系以及汇差对股票收益率的风险溢出程度。实证结果表明:首先,汇差与内地股市间的动态相关系数波动变化较明显,汇差与香港股市间的动态相关系数较为稳定,而从动态相关系数的均值来看,汇差与香港股市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其次,汇差对内地股市以及香港股市的风险溢出效应具有很强的时变性,汇差对股票收益率的风险溢出效应在2015年“8.11”汇改期间以及中美贸易战时期得到明显增强,而从风险溢出效应的均值来看,香港股票收益率受到汇差的风险溢出效应更大。根据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在我国内地、香港两地的汇市和股市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的背景下,应该通过加强对离在岸人民币汇率的关注、强化对资本流动等传导渠道的监控、完善内地股票市场制度等措施来防范外部冲击或风险在金融市场间的迅速传播,这对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李彩霞[6]（2020）在《QFII持股对A股市场波动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先后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以来,我国股票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已逐渐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比较频繁的大幅波动,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均会产生不利的冲击和影响。2002年我国引入了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目的就在于吸引更多的境外价值投资者和境外长期资金进入股市,并通过QFII的持股行为引导我国投资者形成较为成熟的价值投资理念,从而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并促使我国股市能够平稳地对外开放。2019年9月,我国宣布取消了QFII投资额度的限制,进一步促进QFII在A股市场中的投资,随着QFII持股规模的增加,其是否能够达到所期望的目的,对股市波动的影响有多大,对于此类问题,近年来相关的文献相对较少。因此通过最新的A股市场数据研究QFII持股与股市波动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回顾了QFII与股市波动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对相关概念、理论进行了阐述,然后根据梳理的文献及理论从股票市场、上市公司及投资者角度分析了QFII持股影响股市波动的机理,再对我国QFII与A股市场波动的现状进行了考察,然后从市场整体和个股层面实证分析QFII持股对股市波动的影响。市场层面,选取沪深300指数为市场整体的研究对象,运用VAR模型总体分析2005年第三季度至2019年第三季度QFII持股的影响,并进一步分不同投资额度的两个阶段来考察其是否存在差异;个股层面,选取被QFII持有的191只股票的样本数据进行研究,采用动态面板模型进行系统GMM估计,首先研究了2005年-2019年第三季度的总体情况,再区分不同市场行情以观察QFII持股影响的差异,最后分样本来看不同扩容期间及不同持股时长的QFII持股对个股波动的影响。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本文得出相关研究结论如下:（1）QFII持股对A股市场整体波动及个股波动均有负向影响,能够起到稳定股市的作用。（2）在不同股市行情中QFII持股对股价波动的影响完全不同。下跌行情中QFII持股比例的增加能够起到稳定股价的作用,但股市上涨行情中QFII持股并不能稳定市场,反而引起股价比较大的波动性。（3）QFII持股在不同发展阶段对股市波动的影响存在差异。随着QFII投资额度的增加,QFII持股能够更大程度地降低市场整体及个股的波动性。QFII在前期投资额度较小,对QFII的限制较多,QFII持股规模不大以致难以发挥其作用,而随着QFII投资额度限制的放开,QFII持股对降低股市波动的积极影响更加明显。（4）QFII的短期持股行为不能起到稳定股市的作用,反而加剧了其波动性,而QFII的中长期持股反映了比较理性的价值投资理念,能够显着地降低个股的波动,因此如何规范QFII的持股行为是需要我们重视的问题。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四点政策建议:（1）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吸引更多QFII持股。要倡导上市公司改善治理结构和绩效,提升公司质量,以赢得更多QFII的青睐。（2）完善QFII的信息披露制度,强化市场监管力度。监管机构要加强对QFII信息披露的管理,提高股市信息透明度。（3）积极培育国内机构投资者,加强对投资者的风险教育。发挥QFII改善投资者理念的作用,积极引导国内投资者形成长期的价值投资理念,从而减少股市中的非理性投机行为。（4）完善风险对冲机制,加强国际资本流动风险管理。加快金融创新,使市场有足够的金融衍生工具来对冲风险,并完善国际资本流动的预警和响应机制,切实防范其流动风险。
于衍淇[7]（2020）在《金融冲击、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与风险传染》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发达经济体经济回暖,流入新兴经济体的跨境资本将会逐渐回流发达经济体,届时新兴经济体将会面临资金短缺难题,也会导致新兴经济体在后危机时代长期积累的金融风险问题进一步暴露出来,使新兴经济体金融脆弱性增大。这种单一的南北合作模式不利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各新兴经济体应摸索新的国际经济合作模式,包括亚投行、金砖银行以及“一带一路”战略,正是在这种国际经济环境下建立起来的。新兴经济体间扩大金融往来有利于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但也会加速金融风险在新兴经济体间的扩散。其中,短期跨境资本流动速度快、规模大,在风险传染过程中承担重要的媒介作用。因此,研究新兴经济体的金融风险跨境传染,探讨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在风险传染中的作用,对新兴经济体预防金融风险跨境传染具有重要意义。金砖国家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新兴经济体,在新兴经济体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尤其是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并且加强与各新兴经济体合作,使中国在新兴经济体中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对各国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对全球金融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基于外部金融冲击的视角,基于20个新兴经济体2005年至2019年的数据,通过建立面板VAR模型,并运用GMM的估计方法,验证了来自金砖五国和美国的利率冲击、货币供应量冲击和股市波动冲击对新兴经济体外汇市场、股票市场、信贷市场以及外部外汇储备的影响,并在其中加入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变量,探究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在外部金融冲击传导过程中的作用。实证结果证实了无论是来自金砖五国还是美国的金融冲击,均对新兴经济体金融稳定产生显着影响,从影响程度上看,新兴经济体间的相互影响程度较弱,这对新兴经济体扩大合作空间十分有利;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对于金融风险跨境传染起到重要的作用,且随着时间的延长,其对风险的传递效果也在增强;当出现极端金融风险时,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作用被削弱,此时基于市场恐慌造成的投资者行为的改变是风险传染的主要原因;来自中国的利率冲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中国利率提高能够带动其他新兴经济体信贷增长和短期跨境资本流入。随着新兴经济体金融一体化和资本账户开放的逐步推进,外部金融冲击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也将不断增大。对此,本文提出应促进新兴经济体间跨境资本双向流动,并引导跨境资本向中长期流动,降低受发达经济体金融风险的影响程度;加强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通过建立监测、预警与应对机制,及时化解金融风险,防范金融风险过度传染;此外,新兴经济体还应加强金融风险监管合作与政策协调,通过监管合作加强对风险的监管力度,共同抵御金融风险过度传染;通过加强政策协调,减少金融冲击的负向溢出。
张玖瑜[8]（2020）在《中国与世界主要股市间的波动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BEKK-GARCH模型的实证检验》文中提出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经济活动的联动性和依赖性逐渐增强,股票市场作为一国经济发展的“晴雨表”,相互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一个国家或地区股市的波动不仅受自身历史波动的影响,还会受到其他国家或地区股市波动的影响,从而产生股市间的波动溢出效应。自2001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经济逐步和世界接轨,另一方面,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完成以及QFII、QDII制度的引入与进一步放开限制,中国股市作为新兴的股票市场,也正逐步对外开放。尤其是近年来,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股市的国际影响力在迅速提高。中国与世界股市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向来是一把双刃剑,尤其在金融危机期间,国际金融风险在世界股市间相互传染,加剧了中国股市乃至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2018年我国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明确提出要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共振。因此,对中国与世界主要股市间波动溢出效应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不同股市间波动溢出的存在机理,目前学界存在两种主流解释:一是经济基础假说,二是市场传染假说。本文对相关概念、理论进行梳理,并分别从经济基础假说和市场传染假说出发,对中国与世界股市间波动溢出效应的存在机理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假说:中国和世界主要股市间存在波动溢出效应,并且这种波动溢出效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征。因此,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选取美国、德国、日本和中国香港地区股市作为世界主要股市的代表,基于2002-2018年的样本数据,运用BEKK-GARCH模型,分别在全样本、分阶段以及滚动窗口的方法下,全面考察自2002年中国入世以来,中国与世界股市间波动溢出效应的动态变化特征。另外,由于中国和美国、德国之间存在较长的时差,本文在研究设计阶段还将中美、中德股市交易时间的时差因素考虑在内以区分波动溢出传导方向,从而使实证结果更具实践意义。实证结果表明:中国股市与世界主要股市间存在波动溢出效应,并且波动溢出效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早期,由于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不高,金融受到严格管制,同时,中国股市起步晚,发展不成熟,和国际市场的运行相对独立,中国股市与世界主要股市间的波动溢出效应不明显。随着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相继爆发,国际金融风险在全球蔓延,美欧股市作为发达国家股市的代表,其波动开始溢出至中国股市。近年来,全球经济陷入低增长、慢复苏的低迷状态,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得到提升,中国股市的国际影响力显着增强,中国股市的波动开始向外溢出到美欧股市。由于中国内地与香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保持紧密的联系,中国沪深股市与香港地区股市间的波动溢出效应一直都较为显着。中日股市的运行相对独立,波动溢出效应相比之下并不明显。本文研究揭示了中国与世界主要股市间波动溢出效应的传导方向和强弱变化特征,本文研究结论的启示在于:（1）对于政府有关部门而言,需要进一步在深度和广度上推进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进程,提高中国股市的国际地位,努力构建与中国经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金融市场体系;（2）对于监管部门而言,在政策制定时需要关注股市间的波动溢出效应,积极防范外部市场冲击,维护中国股市的稳定;（3）对于投资者而言,在进行投资时要充分理解股市间的波动溢出效应,不仅要关注国内市场的信息,也要关注国际市场的走势,更合理地进行跨国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
王碧澄[9]（2020）在《卖空机制、公司管理层行为与股票市场效率研究》文中提出2010年3月31日,我国正式启动了融资融券试点,其中的卖空机制作为一项机制创新,结束了我国股市成立以来没有卖空的“单边”市场。自成立之初,证监会预期融资融券制度会对我国资本市场建设发挥4大基本功能:价格发现功能,市场稳定功能,流动性增强功能与风险管理功能。而卖空机制实施后是否有效发挥了这些功能,这些功能间又有哪些联系,能否相互转化?卖空机制引入后,我国股市资源配置效率从各个层次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和改善?这些值得我们深入探究。为了理清这些问题,本论文从主线上主要研究了卖空机制对股市效率的影响,以及公司管理层的治理效率与股市效率所具有的联动。而对股票市场效率的研究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分析——股市运行效率与股价信息效率。其中,股市运行效率是指股票市场能否在最短的时间、以最低的交易费用来完成交易,其反映了股市组织功能和服务功能的通畅程度,而该效率实际上作用于市场流动性与稳定性;信息效率则是指股票的市场价格能否对有关信息做出快速并且及时的反应。通过对这两个看似具有内生联系的层面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抽丝剥茧、逐层深入理解卖空机制是怎样发挥效应的。我国的融资融券制度体现出了鲜明的新兴市场特点,即融资余额远高于融券余额,融券占比非常小,这与西方国家中的基于单纯放松卖空管制的自然实验研究相比,增加了研究复杂性。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A股市场以杠杆配资为导火索所引致的股市异常波动对支持信用交易的研究观点提出了严峻的质疑与挑战,融资交易与融券交易扩容几乎停滞,类似的金融创新衍生品股指期货也几乎被强制终止,中国刚刚起步的信用交易机制——尤其是做空类型的信用交易,一度面临严峻的发展形势。尽管本研究的重点在于卖空机制,但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政策的特殊性,融资买空交易与卖空交易从同一阶段开始并行实施,而买空交易作为卖空交易的反向交易工具,对于其作用机制和影响特点的研究,能帮助我们更深入的理解卖空机制在公司层面与股市层面所发挥效应的独特性。因此本研究以研究卖空机制为主,买空机制为辅。为了首先理清卖空机制对于股票市场运行效率的影响效应,通过对股市运行效率的核心指标——流动性与波动性的影响分析,最终发现卖空机制总体上能够增加市场流动性,在股灾中尤其能够平抑市场波动性;融资交易同时也体现出了相似的效应。融资与融券交易并不是引发股市异常波动的本质元凶,这主要是由于融资融券机制属于场内配资交易,与场外高杠杆配资容易被混淆认为属于同一类机制。场内与场外的杠杆交易尽管都属于信用交易机制类的金融创新工具,本质上都天然具有放大风险的可能,但是场内交易相对于场外交易具有较低的杠杆性与对波动的低敏感性,准入机制与风险控制要求远高于场外配资,这些特点使得监管之下场内融资与融券得以发挥更多发挥正面的效应,即通过调节供需、价值发现来稳定市场的特征会更加显着。尽管监管当局在当时出于股市安全性角度抑制了两融的发展,但不应该就此将其与场外无序配资相混淆,并且导致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的本质原因在于经济基本面的下滑、传统经济增长点的去杠杆以及投资者对经济转型期的过高预期。虽然卖空与买空对股市运行效率均有所改善,但是从初步检验结果看二者对股价信息效率的影响效果却不同。仅仅从股市运行效率层面看,卖空机制与买空机制看似在对于股市的影响上没有本质的区别,而实际上,卖空机制作为做空类信用交易是否相对于买空而言具有独特的机制与特性?卖空机制对于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是否具有独特的传导机制?这是一个天然的疑问,也是本研究要重点阐述的问题。为了解决该问题,需要深入发掘卖空机制对股票市场作用的信息机制以及由于信息机制所引致的风险变化,所以仅仅关注市场的运行效率层面还不够,还需要关注股市效率的第二个层面的影响机制——即卖空对股价信息效率是怎样作用的。以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石,本研究认为卖空机制除了能够改善股票市场的宏观流动性与波动性,还是一种传递威慑性的机制,对于公司管理层具有震慑效果,削弱了公司管理层的代理问题,进而对公司管理层的过度资本性投资与盈余管理具有治理效应。并且卖空机制在对于公司治理效率越欠缺的公司所发挥的治理效应将越强,而我国近年来公司治理较为薄弱,因而卖空对可融券标的公司的治理性将更加突出。由此,本研究从信息机制与代理问题的视角着手,将卖空机制、公司管理层行为与股价信息效率三者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最终实证发现了卖空机制不仅能够约束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与盈余管理操控,而且能够通过约束管理层在投资决策与会计操纵上的机会主义行为来促进股价信息效率提高。由于市场与政策的限制性,卖空机制难以通过弱小的交易力量直接将负面信息充分的体现在价格中,但能通过卖空的事前威慑性直接作用到公司管理层身上,从公司渠道使信息更加透明的传递到投资者层面。而融资交易确实不能提高股价的信息效率,这与其能增加市场流动性、平抑波动性的结论并不矛盾,而是说明了买空机制尽管能够改善市场活跃度,短期调节供需,但是由于我国买空与卖空的发展过于失衡,信息披露机制缺陷等市场结构原因,使得其难以推动股价层面的资源配置效率。值得注意的是,卖空机制之所以能够约束公司管理层的治理效率,并且进一步通过此机制改善股价信息效率,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卖空机制是基于信息传递来发挥威慑性的,即卖空会将负面信息以更快的速度与更大的可能性融入股价,正是这种潜在的“可能性”会对公司管理层产生威慑力,削弱管理层的第一类代理问题,使得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具有受到卖空者攻击的风险,从而得到约束。那么卖空者凭借什么可以传递这样的威慑,或者说公司管理层忌惮卖空者的根本原因在哪里?为了探索这一机制,本研究还需要检验卖空者是否属于基于信息交易的知情交易者。最终实证发现,卖空活动具有预测股价未来预期收益的能力,从而证明卖空者具有将信息（尤其是负面信息）融入股价的能力;研究还发现,我国卖空者的信息部分来源于内幕信息。卖空者属于信息交易者的证明为卖空机制约束公司管理层行为补充了一环重要的传导路径。本论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研究不仅考察了卖空机制对股市运行效率的影响,还立足于探究卖空机制对于公司管理层治理效率的改进,从微观角度完善了信用交易促进市场价格发现与风险管理的研究体系,增加了该体系的研究深度;对中国A股市场的实证研究也补充了该领域新兴市场国家的情形。并且,较少有文献探讨卖空机制提高股票价格效率的原因与背后的传导机制,或者多从市场交易的渠道探讨股市效率,已有研究均没有将此问题上升到公司管理层行为被改善从而影响股价效率的高度。而本研究则将卖空机制、公司管理层治理效率和股价信息效率三者有机的联系起来,揭示了我国卖空机制提高股市资源配置能力的公司传导机制,在检验卖空机制价值效应的途径和范式上拓展了研究视角。研究结论不仅发掘了卖空机制提高股价效率的一类微观传导机制,更对于我们客观看待杠杆交易类金融创新具有十分深刻的意义。本研究以实证结论完善了有效市场与无套利均衡的理论体系,并且通过与委托代理理论以及公司治理理论的结合进一步拓展了这些理论。本论文的研究还具有重要的政策实践意义。具体来说,本研究发现在股市运行效率层面,卖空机制总体上能够增加市场流动性,在股灾中能够平抑市场波动性,买空也具有类似影响;而在微观层面卖空机制具有外在治理效应,卖空能够通过提高公司管理层的治理效率改善股价的信息效率。结论揭示了,导致股市异常波动与崩盘的本质元凶不是场内卖空与买空,场内融资融券交易不应与场外非监管类配资视作等同,不应受到过度批判。其次,研究结论还证明了我国卖空机制的特殊性在于,卖空在价格发现的直接机制上尚存在缺陷,但是公司管理层传导机制又一定程度修复了其价格发现能力,说明了我国卖空机制具有间接帮助股市回归内在价值的功能,对于公司而言具有外部治理效应。最后,卖空者通过提高公司治理而改善股价信息效率,也从外部政策角度证明了良好的公司治理对于保护市场投资者的重要性。综合上述,本论文通过卖空机制对股市效率的运行效率层面与信息效率层面的影响研究以及影响机制的深入检验,从政策角度上为决策者提供了新视角,卖空机制尽管属于杠杆交易类金融工具,但是不应被当作洪水猛兽,而是具有外部治理效应与价格回归效应的有力政策工具,并且还能通过对微观的“风险控制”实现股票市场价格的“价格发现”。而针对融资机制的发展,我国应该采取一系列平衡性政策来平衡多空不均的两融发展,并且努力改善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针对公司治理,决策者则应加大政策力度提高上市公司的治理效果,增加信息透明度来保护投资者。本文结论在“后股灾”时代对于我国资本市场制度构建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本论文研究还通过特有的实证设计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与稳健性。在流动性与波动性的实证中,按照股市行情的变化分为四阶段进行实证分析,能够控制同一阶段的控制变量,使得结论更加稳健。在卖空、公司行为与股价信息效率的实证中,研究针对我国融资融券标的的选择标准的“自选择”造成的内生性问题,通过工具变量法（IV）与处理效应模型（Treatment Effect Model）纠正了内生性偏误,并且加以一系列安慰剂检验来证明稳健性,得到了更加稳健的实证结果。
龙俊鹏[10]（2020）在《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文中研究说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国内外金融风险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加强两大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重点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过程中“救什么”（应对范畴）、“何时救”（介入标准）、“怎么救”（政策手段）等问题,对国内外经验做法进行了梳理,通过成本收益法分析了政策介入和退出的标准,通过引入风险溢价和预期的IS-LM-BP模型,结合对现代货币理论的借鉴与批判,分析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选择问题,运用VAR模型、VEC模型、ARCH类模型,对2008年至2019年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当前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作了探讨。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应对范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目标是消除市场失灵、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包括救金融机构、救金融市场、救实体经济、救社会预期四个方面。二是介入标准。需要考虑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政策预期收益和成本,收益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实体经济、社会预期等领域,成本包括直接成本、超调成本、道德风险成本、机会成本等方面,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即可介入,并探讨了最优政策资源投入规模。三是政策手段。除传统工具外,必要时财政可为央行资金提供担保,央行为财政政策扩张提供低利率环境和间接融资支持。四是政策效应。在IS-LM-BP模型中引入风险溢价和预期后,持续实施力度过大的政策刺激,可能引发汇率危机和产出下降。五是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面临的挑战。应急决策和协调机制有待完善,央行利润上缴国家财政的机制执行存在灵活性,货币政策调控与财政政策的联动性有待加强。六是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效果。2008年至2019年,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增长效果比较显着,对市场预期具有一定影响,但对股票市场走势和波动性影响不明显。七是新形势下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主要包括中美经贸与金融关系、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杠杆资金、城投债集中违约、以城商行为代表的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启示:一是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分析。二是制定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预案。三是建立完善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应急机制。四是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内生联系。五是正常情形下尽量保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常态化,危机初期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力度可以超预期,实施中把握好力度与节奏。六是稳妥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必要时,财政政策可突破赤字率限制、为央行担保,货币政策为财政政策间接提供流动性或融资支持,更直接地支持实体经济。对于金融市场风险,一般情况下由市场自行调节,政府不作行政干预,如市场失灵、出现流动性危机并可能导致更大危机,必要时政府可适当入市,但不能试图改变市场趋势。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明确金融机构及股东、地方政府的责任,必要时中央给予适度支持。七是坚持风险处置与改革开放相结合,在发展中逐步解决风险问题。八是加强国际合作,形成政策合力。
二、政府管制如何影响股市波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政府管制如何影响股市波动?（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大陆股市与国际主要股市的相依性、风险溢出与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问题提出与研究内容 |
| 1.2.1 问题提出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概念界定 |
| 1.4.1 相依性 |
| 1.4.2 风险溢出 |
| 1.4.3 概念间的关联 |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股票市场相依性研究 |
| 2.1.1 发达国家股市间的相依性 |
| 2.1.2 发达国家股市与新兴经济体股市间的相依性 |
| 2.1.3 中国股市的相依性 |
| 2.1.4 中外股市间的相依性 |
| 2.1.5 股市的跨资产类别相依性 |
| 2.2 金融市场相依性的影响因素 |
| 2.2.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
| 2.2.2 其他影响因素 |
| 2.3 金融市场风险溢出研究 |
| 2.3.1 不同国家(地区)同一金融市场 |
| 2.3.2 同一国家(地区)不同金融市场 |
| 2.4 文献述评 |
| 3 理论分析与研究设计 |
| 3.1 金融市场相依性与风险溢出的理论基础 |
| 3.1.1 资产定价理论 |
| 3.1.2 Copula理论 |
| 3.2 金融市场相依性与风险溢出的成因 |
| 3.3 金融市场相依性与风险溢出的影响机理 |
| 3.4 研究设计 |
| 3.4.1 中国大陆股市与国际主要股市的边缘分布模型 |
| 3.4.2 中国大陆股市与国际主要股市的静态与时变相依结构 |
| 3.4.3 中国大陆股市与国际主要股市相依性的影响因素 |
| 3.4.4 中国大陆股市与国际主要股市的高维相依结构、风险测度与溢出 |
| 3.5 本章小结 |
| 4 中国大陆股市与国际主要股市的边缘分布模型 |
| 4.1 边缘分布模型构建与择优标准 |
| 4.1.1 参数ARMA-GARCH族模型 |
| 4.1.2 参数ARMA-GARCH族-EVT模型 |
| 4.1.3 非参数ARMA-GARCH族-EVT模型 |
| 4.1.4 非参数核密度函数 |
| 4.1.5 模型择优标准 |
| 4.2 数据选取与基本分析 |
| 4.2.1 数据的选取及其说明 |
| 4.2.2 数据的基本统计分析和相关检验 |
| 4.3 边缘分布模型的估计与择优 |
| 4.3.1 基于参数ARMA-GARCH族模型的边缘分布估计 |
| 4.3.2 基于参数ARMA-GARCH族-EVT模型的边缘分布估计 |
| 4.3.3 基于非参数ARMA-GARCH族-EVT模型的边缘分布估计 |
| 4.3.4 基于非参数核密度函数的边缘分布估计 |
| 4.3.5 最优边缘分布模型 |
| 4.4 本章小结 |
| 5 中国大陆股市与国际主要股市的静态与时变相依结构 |
| 5.1 数据与方法 |
| 5.1.1 数据选取 |
| 5.1.2 实证方法 |
| 5.2 实证分析 |
| 5.2.1 中国大陆股市与国际主要股市的静态相依结构 |
| 5.2.2 中国大陆股市与国际主要股市的时变相依结构 |
| 5.2.3 基于时变Copula函数的结构变点诊断 |
| 5.3 本章小结 |
| 6 中国大陆股市与国际主要股市相依性的影响因素 |
| 6.1 中国大陆股市与国际主要股市相依性的影响因素及其机理分析 |
| 6.1.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
| 6.1.2 共同冲击 |
| 6.1.3 宏观经济状况 |
| 6.1.4 股市特性 |
| 6.2 数据与变量选取 |
| 6.3 实证分析 |
| 6.3.1 面板单位根检验 |
| 6.3.2 面板数据模型的构建与估计 |
| 6.3.3 稳健性讨论 |
| 6.4 全球股市与数字货币市场的跨资产类别相依性与影响因素 |
| 6.4.1 数据与变量选取 |
| 6.4.2 全球股市与数字货币市场的跨资产类别相依性 |
| 6.4.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股市与数字货币市场相依性的影响 |
| 6.5 本章小结 |
| 7 中国大陆股市与国际主要股市的高维相依结构、风险测度与溢出 |
| 7.1 数据与方法 |
| 7.1.1 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
| 7.1.2 实证方法 |
| 7.2 实证分析 |
| 7.2.1 样本间的Kendall’s tau秩相关系数 |
| 7.2.2 中国大陆股市与国际主要股市的高维相依结构 |
| 7.2.3 中国大陆股市与国际主要股市的风险测度 |
| 7.2.4 中国大陆股市与国际主要股市的风险溢出 |
| 7.3 稳健性检验 |
| 7.4 本章小结 |
| 8 总论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启示 |
| 8.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3）跨境资本流动对股市波动的影响——基于分部门资本流动波动性视角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一、文献综述、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一）资本流动与资产价格 |
| （二）资本流动管理有效性 |
| 二、研究设计 |
| （一）模型设定 |
| （二）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
| 1. 股市波动 |
| 2. 资本流动波动 |
| 3. 其他控制变量 |
| 4. 数据来源 |
|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基准回归 |
| 1. 资本流出与股市波动 |
| 2. 资本流入与股市波动 |
| （二）稳健性分析 |
| 四、进一步探讨 |
| （一）资本项目开放程度、资本流动与股市波动 |
| （二）宏观审慎政策、资本流动与股市波动 |
|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
（4）深港通对我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意义及目的 |
| 1.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2 研究目的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 1.3 研究创新与展望 |
| 1.3.1 研究创新 |
| 1.3.2 研究展望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波动率模型研究综述 |
| 2.1.1 自回归条件异方差类模型 |
| 2.1.2 随机波动模型 |
| 2.1.3 已实现波动率研究现状 |
| 2.2 沪港通和深港通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对沪港通和深港通定性的研究 |
| 2.2.2 对沪港通和深港通定量的研究 |
| 2.3 综合评述 |
| 第三章 基本理论 |
| 3.1 股市波动理论 |
| 3.1.1 股票市场的波动特性 |
| 3.1.2 对外开放对资本市场波动性的影响 |
| 3.2 联动性研究的理论基础 |
| 3.2.1 股市联动性的内在机制 |
| 3.2.2 内地股市和香港股市联动性分析 |
| 第四章 深港通开通前后深市波动特征 |
| 4.1 SV模型的构建 |
| 4.1.1 分式布朗运动的定义及性质 |
| 4.1.2 SV模型的构建 |
| 4.2 模型的估计方法 |
| 4.3 数据和描述性统计 |
| 4.4 实证分析 |
| 4.4.1 Hurst指数分析 |
| 4.4.2 结果分析 |
| 4.5 模型诊断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深港通背景下深市与港市波动溢出效应 |
| 5.1 股市间溢出效应模型 |
| 5.2 数据来源和检验 |
| 5.2.1 数据来源 |
| 5.2.2 单位根和格兰杰因果检验 |
| 5.3 实证分析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深港通对深市股价波动性的影响 |
| 6.1 影响机理与研究假设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实证模型及变量定义 |
| 6.2.2 数据来源 |
| 6.3 实证结果 |
| 6.3.1 描述性统计 |
| 6.3.2 实证结果 |
| 6.4 进一步分析 |
| 6.4.1 深港通活跃成交股 |
| 6.4.2 盈余管理 |
| 6.4.3 噪音交易 |
| 6.4.4 公司治理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5.1 境外投资者持股的影响 |
| 6.5.2 产权性质的影响 |
| 6.5.3 其他稳健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A:估计随机波动率模型中参数的OpenBUGS程序 |
| 附录 B:估计GC-MSV模型中参数的OpenBUGS程序 |
| 附录 C:分式O-U过程随机波动率模型核密度仿真图 |
| 附录 D:GC-MSV模型核密度仿真图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5）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差对股市的波动溢出效应 ——基于A股和港股市场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和结构安排 |
| 1.4 可能存在的创新和不足 |
| 2 文献综述 |
| 2.1 汇率波动与股价波动溢出效应研究的文献梳理 |
| 2.2 条件在险价值的度量及应用 |
| 2.3 文献评述 |
| 3 理论基础和影响机制分析 |
| 3.1 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差成因分析 |
| 3.2 汇差对股市的波动溢出效应理论分析 |
| 3.3 汇差和股票收益率的波动传导机制实证检验 |
| 4 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差对股价波动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 4.1 DCC-GJR-GARCH-CoVaR模型设计 |
| 4.2 变量选择与样本选取 |
| 4.3 数据统计性检验 |
| 4.4 模型参数估计 |
| 4.5 动态相关关系分析 |
| 4.6 风险溢出效应分析 |
|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5.1 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QFII持股对A股市场波动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境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目标与思路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机构投资者 |
| 2.1.2 QFII |
| 2.1.3 股市波动性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国际资本流动理论 |
| 2.2.2 证券投资组合理论 |
| 2.2.3 有效市场假说 |
| 2.2.4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2.5 行为金融学理论 |
| 第3章 QFII持股对股市波动影响的机理分析 |
| 3.1 基于股票市场角度的机理分析 |
| 3.1.1 国内外股市的溢出效应 |
| 3.1.2 市场信息不对称的视角 |
| 3.1.3 市场监管的视角 |
| 3.2 基于上市公司角度的机理分析 |
| 3.2.1 改善公司治理的视角 |
| 3.2.2 提高股价信息含量的视角 |
| 3.3 基于投资者角度的机理分析 |
| 3.3.1 改善投资者理念的视角 |
| 3.3.2 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的视角 |
| 第4章 我国QFII及A股市场波动的现状分析 |
| 4.1 我国QFII的发展现状 |
| 4.1.1 我国QFII的发展历程 |
| 4.1.2 QFII的投资范围及投资方式 |
| 4.1.3 QFII在我国股市的总体投资情况 |
| 4.1.4 QFII的持股特征分析 |
| 4.2 我国A股市场的波动现状 |
| 4.2.1 A股市场波动的整体状况 |
| 4.2.2 QFII股与普通股的波动特征 |
| 4.3 QFII持股与股市波动的关联分析 |
| 第5章 QFII持股影响A股市场整体波动的实证分析 |
| 5.1 研究假设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2.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
| 5.3 平稳性检验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全样本的实证分析 |
| 5.4.2 分样本的实证分析 |
| 5.5 稳健性检验 |
| 第6章 QFII持股影响个股波动的实证分析 |
| 6.1 研究假设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2.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
| 6.3 平稳性检验与估计方法 |
| 6.3.1 平稳性检验 |
| 6.3.2 估计方法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全样本的实证分析 |
| 6.4.2 分样本的实证分析 |
| 6.5 稳健性检验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吸引更多QFII持股 |
| 7.2.2 完善QFII的信息披露制度,强化市场监管力度 |
| 7.2.3 积极培育国内机构投资者,加强对投资者的风险教育 |
| 7.2.4 完善风险对冲机制,加强国际资本流动风险管理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金融冲击、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与风险传染（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金融风险跨境传染 |
| 1.2.2 外部金融冲击 |
| 1.2.3 短期跨境资本流动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2.1 金融冲击传导方向相关研究 |
| 2.1.1 由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传导 |
| 2.1.2 新兴经济体间冲击传导 |
| 2.2 金融风险传染效应相关研究 |
| 2.2.1 实质关联与风险溢出效应 |
| 2.2.2 投资者行为与风险净传染效应 |
| 2.3 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在风险传染中的作用 |
| 2.3.1 外部金融冲击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 |
| 2.3.2 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与风险传染过程 |
| 2.4 研究评述 |
| 第三章 金融风险跨境传染理论与渠道分析 |
| 3.1 关于金融危机传染的相关理论 |
| 3.1.1 货币危机理论 |
| 3.1.2 国际资本流动理论 |
| 3.1.3 行为金融学相关理论 |
| 3.2 金融风险跨境传染渠道分析 |
| 3.2.1 国际贸易渠道的金融风险传染 |
| 3.2.2 国际资本流动渠道的金融风险传染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金融风险跨境传染的实证分析 |
| 4.1 研究方法 |
| 4.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4.2.1 外部金融冲击变量 |
| 4.2.2 短期跨境资本流动 |
| 4.2.3 金融风险变量 |
| 4.3 模型设定检验 |
| 4.3.1 变量平稳性检验 |
| 4.3.2 协整检验 |
| 4.3.3 最优滞后阶数确定 |
| 4.4 外部金融冲击对金融风险的影响 |
| 4.4.1 变量间的关系 |
| 4.4.2 脉冲响应分析 |
| 4.5 基于短期跨境资本流动渠道的外部金融冲击跨境传导 |
| 4.5.1 变量间关系 |
| 4.5.2 脉冲响应分析 |
| 4.6 面板方差分解结果分析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与启示 |
| 5.1 研究结论 |
| 5.2 启示 |
| 5.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8）中国与世界主要股市间的波动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BEKK-GARCH模型的实证检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第四节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波动溢出效应及其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波动溢出效应相关概念的介绍 |
| 第二节 不同股市间波动溢出效应的存在机理 |
| 第三节 中国与世界股市间波动溢出效应的动态特征分析 |
| 第三章 中国与世界主要股市间波动溢出效应的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实证模型的构建 |
| 第二节 所研究的市场及指数选择 |
| 第三节 非同步交易问题及时差分析 |
| 第四节 样本期限设计 |
| 第四章 中国与世界主要股市间波动情况和特征分析 |
| 第一节 各股指价格走势分析 |
| 第二节 各股指收益率计算和描述性统计分析 |
| 第三节 中国与世界主要股市间波动情况的分析 |
| 第五章 中国与世界主要股市间波动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整体波动溢出效应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二节 分阶段波动溢出效应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三节 动态波动溢出效应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相关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卖空机制、公司管理层行为与股票市场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重要概念界定 |
| 1.3 主要研究内容 |
| 1.4 研究创新 |
| 1.5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卖空机制对股市流动性、波动性影响的文献综述 |
| 2.1.1 卖空机制对股市流动性影响综述 |
| 2.1.2 卖空机制对股市波动性影响综述 |
| 2.1.3 后股灾时代中国卖空与买空机制对股市波动性影响综述 |
| 2.2 卖空机制对股价信息效率影响的文献综述 |
| 2.3 卖空机制对公司管理层行为影响的文献综述 |
| 2.3.1 委托代理理论综述与卖空影响机制 |
| 2.3.2 卖空机制对公司资本性投资影响的综述 |
| 2.3.3 卖空机制对公司财务信息质量影响的综述 |
| 2.3.4 卖空机制的事前与事后机制综述 |
| 2.4 卖空机制通过公司治理效率影响股票信息效率的综述 |
| 2.5 卖空发挥效应的机制与知情交易者综述 |
| 2.5.1 卖空对公司治理效率与股价效率的作用机制综述 |
| 2.5.2 卖空者是否为知情交易者综述 |
| 第三章 中国卖空机制的特征事实 |
| 3.1 卖空机制的实施背景与国际模式比较 |
| 3.1.1 我国卖空机制实施背景 |
| 3.1.2 卖空机制的国际模式比较 |
| 3.2 我国卖空机制的特点 |
| 3.2.1 业务准入门槛高 |
| 3.2.2 标的证券的选择标准较高 |
| 3.2.3 费用高且杠杆率较低 |
| 3.2.4 融资融券交易发展不均衡 |
| 3.3 股市异常波动阶段的卖空、买空与场外配资分析 |
| 第四章 卖空机制对股市流动性与波动性的影响研究 |
| 4.1 研究目的与理论假设提出 |
| 4.2 实证研究指标选择与阶段划分 |
| 4.2.1 指标选择与计算 |
| 4.2.2 研究期限与阶段划分 |
| 4.3 卖空交易对市场流动性与波动性的实证研究分析 |
| 4.3.1 卖空交易对流动性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3.2 卖空交易对波动性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3.3 买空交易的辅助性分析 |
| 4.4 卖空与买空对信息效率影响的初步探究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卖空者为知情交易者的检验 |
| 5.1 研究目的与理论假设提出 |
| 5.2 数据描述、模型设计与重要变量说明 |
| 5.2.1 数据描述 |
| 5.2.2 模型设计 |
| 5.2.3 重要变量的度量和说明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统计性检验 |
| 5.3.2 实证分析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3.4 关于融资机制预测能力的分析 |
| 5.4 结论与进一步思考 |
| 第六章 卖空机制、公司治理效率与股价信息效率:基于传导机制的检验 |
| 6.1 研究目的与理论假设提出 |
| 6.2 数据描述、变量与模型设计 |
| 6.2.1 上市企业财务数据与样本选取 |
| 6.2.2 重要变量的度量与说明 |
| 6.2.3 统计性检验与模型设计 |
| 6.3 实证结果 |
| 6.3.1 卖空机制对公司投资水平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2 卖空机制对公司盈余管理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3 卖空机制影响股票信息效率微观传导机制的实证分析 |
| 6.3.4 卖空机制与股价效率进一步分析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4.1 处理效应模型检验(Treatment Effect Model) |
| 6.4.2 实验发生时刻选择 |
| 6.4.3 调节实验期 |
| 6.4.4 交乘项选择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完善场内融资融券相关制度 |
| 7.2.2 加强对场外杠杆资金的监管 |
| 7.2.3 调整做多与做空不均衡状态 |
| 7.2.4 救市应以市场化手段为主,股市不应被赋予国家期望 |
| 参考文献 |
（10）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思路、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与重点 |
| (二)重点研究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定义与成因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定义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成因 |
| 二、政府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和金融危机救助相关研究 |
| (一)政府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必要性 |
| (二)政府救助范畴 |
| (三)政府救助措施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相关研究 |
|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方式 |
| (三)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四)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方法 |
| 第三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分析(一):介入和退出标准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范畴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一)预期收益分析 |
| (二)预期成本分析 |
| (三)预期成本收益曲线分析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退出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一)退出原则 |
| (二)退出标准与时机 |
| (三)政策退出的次序与方式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分析(二):作用机制 |
| 一、蒙代尔—弗莱明IS-LM-BP模型 |
| 二、加入风险溢价因素的IS-LM-BP-RP模型 |
| 三、加入风险溢价和预期因素的IS-LM-BP-RP-AE模型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IS曲线的影响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LM曲线的影响 |
| (三)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BP曲线的影响 |
| (四)IS-LM-BP-RP-AE模型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应 |
| 四、极端情形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选择 |
| (一)对现代货币理论(MMT)理念的借鉴 |
| (二)对现代货币理论(MMT)理念的批判 |
| (三)IS-LM-BP-RP-AE 模型与现代货币理论的结合 |
| 五、小结 |
| 第五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国际经验 |
| 一、美国应对“大萧条”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二、香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三、美国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四、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做法与建议 |
| 一、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做法 |
| (一)上世纪90年代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资产风险 |
| (二)清理整顿金融“三乱” |
| (三)全国农信社风险处置 |
| (四)本世纪初国有银行风险处置与股份制改革 |
| (五)2015年应对股市异常波动 |
| (六)包商银行接管 |
| 二、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不足及原因 |
| (一)传统机制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突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需求 |
| (二)央行向国家财政上缴利润机制执行的灵活性加大 |
| (三)货币政策调控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内生联系有待进一步加强 |
| 三、完善机制的政策建议 |
| 第七章 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实证分析 |
| 一、变量数据与模型说明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VEC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协整检验与VEC模型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走势的影响(VAR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VAR模型的构建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波动性的影响(ARCH类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ARCH效应检验 |
| (三)模型拟合 |
| (四)结果分析 |
| (五)小结 |
| 五、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波动性的影响(VAR模型) |
| (一)VAR模型的构建 |
|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 |
| (三)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四)小结 |
| 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投资者信心的影响(VAR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VAR模型的构建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第八章 新形势下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 |
| 一、新形势下中国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一)实体经济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金融市场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三)金融机构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储备 |
| (一)应对实体经济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二)应对金融市场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三)应对金融机构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三、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启示 |
| 一、主要结论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范畴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介入与退出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手段 |
| (四)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效果 |
| (五)当前中国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政策启示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博士期间的学术成果 |
四、政府管制如何影响股市波动?（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大陆股市与国际主要股市的相依性、风险溢出与影响因素研究[D]. 钱玲玲. 浙江大学, 2021(02)
- [2]新冠疫情防控政策对股市波动的影响研究[D]. 郑诗情.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1
- [3]跨境资本流动对股市波动的影响——基于分部门资本流动波动性视角的研究[J]. 范小云,张少东,王博. 国际金融研究, 2020(10)
- [4]深港通对我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影响研究[D]. 毛小丽.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5]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差对股市的波动溢出效应 ——基于A股和港股市场的实证分析[D]. 张富锋. 暨南大学, 2020(06)
- [6]QFII持股对A股市场波动的影响研究[D]. 李彩霞. 西南大学, 2020(01)
- [7]金融冲击、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与风险传染[D]. 于衍淇. 济南大学, 2020(01)
- [8]中国与世界主要股市间的波动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BEKK-GARCH模型的实证检验[D]. 张玖瑜. 南京大学, 2020(03)
- [9]卖空机制、公司管理层行为与股票市场效率研究[D]. 王碧澄. 中央财经大学, 2020(02)
- [10]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D]. 龙俊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