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小说史写作的理论设计——兼论《中国小说简史》

一、关于中国小说史写作的理论设计——兼论《中国小说史略》（论文文献综述）

李春娜^[1]（2021）在《台湾“解严”后的鲁迅传播》文中研究表明1987年台湾宣布“解严”,重启对鲁迅的传播,封杀30多年的鲁迅重新与读者见面。探讨民间力量对台湾“解严”鲁迅的助力、报刊杂志对鲁迅的讨论热潮和读者接受、鲁迅作品和鲁迅研究着作的出版、教材和教学中的鲁迅传播、多元视角下的鲁迅研究,能够全面、系统地了解“解严”后鲁迅在台湾传播的情况,对鲁迅传播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以期为台湾的鲁迅传播助力。首先,论述民间力量对台湾“解严”鲁迅的助力。以陈映真为首的台湾左翼知识分子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弘扬鲁迅精神,民众们绕开官方的检查偷偷阅读鲁迅。这两股力量都挑战着国民党当局的统治权威,为台湾“解严”鲁迅蓄力,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台湾“解严”鲁迅。其次,探讨报刊杂志对鲁迅的讨论热潮和读者接受。报业对鲁迅的宣传到位且及时,能够全方位多角度的介绍鲁迅。台湾读者对鲁迅的接受呈现出粗浅化和功利化的倾向。在网络时代,如何扩大文学作品阅读的生存空间,引导读者回归文学本位阅读鲁迅,是急需解决的问题。研究鲁迅作品和鲁迅研究着作的出版。鲁迅作品在台湾的出版由单一走向了全面,日趋成熟且丰富,但鲁迅的研究着作的出版主要依靠外部资源,内部势力孱弱。再次,分析教材和教学中的鲁迅传播。台湾“解严”后对鲁迅的书写不再是以政治为导向,中小学教材和文学史都是从文学审美出发,客观地塑造鲁迅形象。由于台湾地区长期以来重古轻今的文学传统,导致鲁迅教学在高校中被淡化,而钱理群、陈漱渝等专家的赴台上课给广大台湾学子学习鲁迅埋下了希望的种子,引领台湾学生走近鲁迅、学习鲁迅。最后,阐释多元视角下的鲁迅研究。台湾的鲁迅研究呈现出多元视角的特点,主要有以陈芳明为代表的岛内“分离主义”影响下的鲁迅研究和徐秀慧引领的台湾左翼视野中的鲁迅研究,以及李欧梵代表的纯文学立场下的鲁迅研究几个方向。总体来说,在台湾从纯文学立场做鲁迅研究更受欢迎,簇拥者众多,不断开拓鲁迅研究面向。总之,通过对台湾“解严”后的鲁迅传播进行研究,可以探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和国际关系中,鲁迅精神和鲁迅作品在当代台湾地区的价值和意义。通过研究台湾“解严”后的鲁迅传播,起到一叶知秋的效果,对鲁迅的传播有更加深刻地了解。

陈曦^[2]（2020）在《《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文中指出元至治年间刊行的《三国志平话》和元末明初罗贯中所着《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为《三国志演义》）为三国题材演化史中最为完整亦是最为成功的两部杰出的文艺作品。前者是后者成书的关键环节,由于创作者和接受者的不同,两部作品在人物塑造、情节设置、文化内涵、美学风格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值得全面细致地进行比较研究。本论文将在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两部作品进行整体全面、深入细致地比较研究,同时,重新审视和评价《三国志平话》,对《三国志演义》也会有新的进一步地认识。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探讨三国故事渊源与分合流变。三国故事的总源头乃是汉末、三国时期的社会生活。其中特殊人物及重大事件被陈寿遴选入《三国志》,成为正史。后经裴松之补注,又大篇幅扩充,最后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整合,融裴注入正文,遂成为完整的公认的正史文本。其中,未入史传者,有的经过人们的口耳相传,遂成为了大众传说。此乃同源分流为史传与传说两大层面。在此过程中,裴注补入内容中已有大众传说的三国故事,此乃两个层面的第一次交流。《三国志》等正史成书后,其中的某些内容又被喜好三国故事的知史者作为结构框架,通过其想象、生发、演绎为新的三国故事。此乃两个层面的第二次交流。经过魏晋至宋元的漫长历史过程,文人创作与大众传说的三国故事源远流长,日渐丰富发展,至《三国志平话》的产生,成为大众传说三国故事的集大成者,也是以大众传说为主的两个层面的合流杰作。至《三国志演义》的横空出世,又回归史传,成为以史实为主兼收传说的更高层次的集大成的伟大作品。此乃两个层次的又一次螺旋式上升的交流与合流。第二章,故事情节溯源与异同比较。首先追溯了《三国志平话》的故事情节与《三国志》、裴注的源流关系,并列表加以细致地梳理,比较二者故事情节的前后继承关系,同时比较其许多着名故事的情节设计差异。接着又比较论述了《三国志平话》与史传的不同特征。最后,又以六大着名三国故事为例,个别中见一般地比较了《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在情节建构层面的同中之异。第三章,人物形象之比较。本章以蜀汉集团的刘、关、张、诸葛亮形象与曹魏集团的主角曹操形象、孙吴集团的主角周瑜形象为例证,管中窥豹,比较《三国志平话》和《三国志演义》在人物形象方面的异同。此前,学界对二者人物形象的比较研究,多立足于《三国志演义》,将其吸纳《三国志平话》中有关人物的内容拿来进行比较,绝大多数观点是褒扬《三国志演义》中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丰满,而贬低《三国志平话》中的人物形象为简单粗陋。笔者则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进一步研究两部作品中均有的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同中之异,同时,也将其相关内容与《三国志》加以比较,重新评价相同人物形象在不同文本中的思想性格特征及艺术得失,以期对《三国志平话》中的重要人物形象做出新的合理的评价。第四章,比较论述了《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文化意蕴的异同。从民与国关系的层面论之,二者都在弘扬爱国爱民思想。其同中之异在于:《三国志平话》是“爱民第一”,即把爱民置于安国及一切社会内容的前面;《三国志演义》则是报国第一,安民第二。从作品开头管窥二者的文化意蕴:《三国志平话》是以因果报应开篇,表达了一种批判暴君、赞扬明君、惩恶扬善的道德理想;《三国志演义》是以“天人感应”思想为主导,以天意来警戒人世开头,引出黄巾起义,追溯乱世缘由;毛本则是以历史循环论起始,用以解释社会分与合的现象与规律。从作品结尾探讨作品的文化意蕴:《三国志平话》改变了史实,以刘渊兴汉作结,表达了一种复仇的快感与变相兴复汉室的理想愿望;《三国志演义》则遵循史实,通过司马氏一统天下,寄寓了向往统一、君明臣良的理想愿望。第五章,比较论述《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的美学特征。从美学色彩论之,《三国志平话》以喜剧美为主,是喜中有悲;《三国志演义》是悲剧美为主,悲中有喜。二者都追求以奇为美,其同中之异在于:《三国志演义》是奇中寓真,在情节奇特美的追求中又以真实性与合理性约束之;《三国志平话》是奇上加奇,追求超人之美,神化之美,求奇不已,在奇美中获得快感。从美的性质来说,《三国志平话》占主导地位的是朴质之美,但粗中有细,俗中有雅;《三国志演义》占主导地位的是文雅之美;但亦细中有粗,雅中寓俗。

王云龙^[3]（2020）在《沈从文小说文体的常与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沈从文作为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比较有代表性的“文体作家”,其“文体不拘常例,故事不拘常格”,历来是学者研究的重点。但是关于这种文体特色从何而来,在沈从文的整个创作周期内有何变化,研究是较为薄弱的。常与变是沈从文小说生命哲学的核心命题,但是超越于哲学范畴之外,对于沈从文小说文体的考查,也可以从常与变来入手。沈从文是一位深受传统文化滋养的现代作家,他善于吸纳传统之“常”,特别是对“史传”、“诗骚”的创造性转化。他从《史记》中学习叙事笔法,从《离骚》中获得关于“神性”的启悟,以“史传”、“离骚”为代表的传统之“常”奠定了他的文体基调。另一方面,他在自身的文学创作中,充满求变精神,通过“习作”等方式,尝试了多样化的叙事、多题材的创作,沈从文的作品愈发的圆融与复杂,从一个“讲故事的人”逐渐转变为一个孤独的“歌者”,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最终走向了一条内指性的孤独的自我创作道路。沈从文的小说虽然在变,但是文本深处仍然可见那些传统之“常”的影子,不仅是因为传统滋养的深厚,也因为那强劲的生命状态以及对于文学的至诚追求。

李红^[4]（2020）在《中国传统说话视域下的元刊平话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传统说话艺术可溯之源长,具有悠久的历史。先秦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已经出现说故事的因素,先秦瞽曚俳优说唱孕育了最早的说话艺术。到了后代,隋代侯白“能说一个好话”,唐代宫廷与民间都有频繁的说话活动。宋代是中国传统说话繁荣发展时期,不仅出现专门的“说话四家”,还有勾栏瓦舍这样的专门演出场所供说话艺术活动。说话艺人组织了专门的行会、书会,挂牌演出,盛极一时。宋代说话艺术的高度繁荣发展到元代实现了从口头到书面的飞跃。本文研究课题是中国传统说话视域下的元刊平话研究,元刊平话刊行于元代,它既是元代通俗小说的代表,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又是中国传统说话艺术高度繁荣的表现,课题本身显现着文学与文艺双重价值。本文将元刊平话置于传统说话视域下,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笔者希望能够在这样一个新视角下,通过努力做出一点点新意,能够在前辈学者研究基础上对元刊平话有更深入的认识。本文谈及的元刊平话主要指元刊《全相平话五种》,不涉及其它。元刊《全相平话五种》指的是元代建安虞氏书商在元至治年间刊刻发行的讲史平话,是五种平话的合称,包括:《新刊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新刊全相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新刊全相平话前汉书续集》《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新刊全相秦并六国平话》。这些平话作品每一种都分上中下三卷,除封面插图外,正文每页上面三分之一篇幅为图像,下面三分之二为文字,这种以图像和文字并出为形式的讲史平话,称之为“全相平话”。论文共六章内容,叙述过程中均采用元刊平话作品简称,分别从平话概念的界定;传统说话到元刊平话成书;元刊平话叙事相关问题;元刊平话外在表现形式;元刊平话内在审美特点;元刊平话对后世影响这六个方面展开论述。论文第一章是平话概念的界定。平话一词最早作为方言出现,是广西方言的一种,有其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是历史上人口流动与当地语言融合而成的一种方言形式。福建闽东地区也有被称为平话的方言,从语言学角度来看作为方言的平话与元代刊行的平话文本似乎并无关系,实际上两者存在一定联系。平话一词不同于话本,不同于词话、诗话等同时代其他说唱文本。“平话”与“评话”一度混称,实则是不同概念,论文通过对比分析指出元刊平话是元代刊印的用当时流行的白话写成的通俗文学作品,是传统说话繁荣发展从口头到书面的重要体现。论文第二章论述从传统说话到元刊平话成书。传统说话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击鼓说唱俑的出土成为传统说话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实物资料。传统说话在两宋呈现繁荣局面,出现专门说话家数,两宋说话繁荣发展直接促进了元刊平话成书。元刊平话在元代特有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模仿说话人套语、表演方式、临场敷演等特点,同时依傍史书,借鉴民间传说及同时代元杂剧逐渐成书。论文第三章论述元刊平话叙事相关问题。元刊平话作为元代通俗小说代表,在叙事内容、叙事结构、叙事话语上都具有鲜明特征。元刊平话采用顺序联结性的线性叙事结构,围绕主要人物串联故事情节,在历史全知叙事视角下,从大时空叙事开始,长于预叙,以说话人的口吻体现叙述者声音,其间多穿插诗词韵语赋文,呈现诗性叙事话语特征。元刊平话不以儒家正统思想为标准,从普通大众审美需求出发,体现民间宗教思想,抒写平民英雄,具有浓郁的民间文学色彩。论文第四章论述元刊平话外在表现形式。元刊平话采用“全相”模式,图文并茂,语言通俗,文字简化,与市民阶层白话无异,这种浅俗直观的形式会拥有更多读者,使普通大众的阅读过程轻松愉快,对普通读者具有很强吸引力。平话作品行间距较密,没有标点符号断句,阅读起来难免不便,阴文刻印给读者十分醒目的感觉,让读者一眼就能看到阴文提示的内容或者页码,极大方便了读者阅读。论文第五章论述元刊平话内在审美特点。元刊平话继承传统说话口头表演流畅、自然、朴实、生动、善于敷演等特点,虚构故事,带有鲜活可爱的民间气息,呈现出虚实相生、亦奇亦俗、浅显直率的审美特点。元刊平话基本依据史实,在实的基础上又多敷演虚构;善于造奇,满足普通读者猎奇心理,追求人物描写的俚俗之气;平话去繁就简突出主线,粗线条讲述故事,洒脱豪迈,直率地表达作者对人物的评价,反映民众心声,通俗易懂,保有通俗小说草创时期的最初形态。论文第六章论述元刊平话对后世影响。元刊平话是传统说话艺术及通俗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具有文学与文艺双重价值。元刊平话上承传统说话,不仅促进后世“评话”、“评书”艺术的再兴,更对明代章回体小说产生重要影响。元刊平话作品为章回体小说在故事内容和整体框架上提供了前提准备,章回体小说继承了元刊平话诸多特点,同时也进行了较大改造,《三国演义》与《封神演义》是成功改造的代表。通过《三国志平话》与《三国演义》,《武王伐纣平话》与《封神演义》比较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章回体小说直承元刊平话而来,正是有了元刊平话作品前期创作的探索与实践,才有了后来章回体小说的巨大成功。总的来说,元刊平话承继中国传统说话艺术而来,是传统说话口头讲史到书面讲史的飞跃,这个飞跃完成的标志就是平话。元人用笔将口头讲史故事记录下来,并开创性地编成小说予以刊行,使中国通俗小说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元刊平话代表着中国通俗小说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证的繁荣时期,在中国传统说话发展视域下审视元刊平话,不仅可以厘清传统说话发展脉络,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处在开创时期的元刊平话,其成书过程、表现形式、审美特点等对后代章回体小说的重要影响,元刊平话直接促进了后世章回体小说的出现与全面繁荣。

闵锐^[5]（2020）在《北宋前中期笔记小说研究—兼论笔记小说中“宋调”的形成》文中提出北宋前中期笔记小说完成了风格上由唐五代到宋代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分为风格承袭期（960-989）、风格发展期（990-1022）以及风格形成期（1023-1067）三个阶段。经过百余年的创作实践,笔记小说风格由以志怪为主、具有多样性、地域性等特征,逐渐转变为以杂录小说为主、多载朝堂之事与典章制度、推崇补史与考证等实用性功用、长于议论、语言简洁的平实之风貌。在这一过程中,笔记小说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区别意义的文类特征,因其与诗歌领域好学问、好议论等特征相类似,本文称之为笔记小说中的“宋调”。北宋前中期笔记小说风格转变与“宋调”形成离不开时代风气与作家身份等方面的影响,宋代官员空闲的增多与对小道的关注、宰执群体的加入、士人主体性的张扬及其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官方书籍之编纂、官私目录的修订以及宋代史学的发展,皆促进了笔记小说的繁荣,从不同角度影响了这一时期的笔记小说创作,促进了笔记小说中“宋调”之形成。

陈芳^[6]（2020）在《邓志谟小说戏曲研究 ——兼论小说与戏曲关系》文中提出邓志谟是晚明比较有代表性的通俗文学作家,编写“三记”小说《飞剑记》《咒枣记》《铁树记》,戏曲《五局传奇》,《山水争奇》《花鸟争奇》《风月争奇》《蔬果争奇》《童婉争奇》等,这些作品的内容富有趣味,文体较为新奇,受到不少学者关注。由于某些限制,诸如材料不可见等问题,学界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飞剑记》《咒枣记》《铁树记》三部小说,几部“争奇”研究相对较少,戏曲方面的成果仍然匮乏。研究邓志谟及其作品有助于了解不同类型作家的创作特征,特别是对晚明通俗文学的创作情况有更多认识。本论文据《稀见明代戏曲丛刊》所收邓志谟的传奇、杂剧及相关资料,对其小说、戏曲、“争奇”进行系统研究,分析邓志谟小说戏曲内部、外部关系。论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绪论主要分析邓志谟及其作品的研究现状和选题缘起,说明邓志谟的作品研究尚存在许多问题,譬如《飞剑记》《咒枣记》《铁树记》三部小说的类型及文体界定、“争奇”的文体及作者界定、戏曲的结构体制及创新等。第一章主要对邓志谟的生平经历及着述交友情况进行讨论。邓志谟博学多识,年轻时游历四方,中年遭遇变故,不得不入闽寓旅书林,以写书为生。邓氏长期活跃于文坛,编写大量作品,其身份应为书坊主作家。第二章主要讨论“三记”小说类型及文体特征。“三记”选取仙道题材,但并非出于宗教目的创作,在类型上划入仙道小说更合理。文体上分卷分回、结构简单、较强的拟说书风格,呈现出“章回化话本”的特色。第三章主要讨论“争奇”文体、“争奇”中杂剧作者及溯源。“争奇”文体是小说,其中的“杂剧”系创作,“争奇”中的杂剧《秦楼箫引凤》《唐苑鼓催花》《折梅逢驿使》《见雁忆征人》《幽王举烽火》《龙阳君泣鱼固宠》《青楼访妓》是邓志谟所作单折剧。第四章主要对戏曲思想内容、结构体制及艺术特色进行讨论,指出其戏曲南北曲并用、分卷、分出标目、末上开场等体制特点与晚明整体戏曲创作情况相仿。形式上,运用百种骨牌名、药名、花名、鸟名作为人物名字体现作者对“新奇”的不懈追求。此外,内容上的“情理统一”可见作者在传统“情理冲突”模式下的创新。第五章主要对邓志谟小说、戏曲内外部关系进行分析,指出邓志谟的小说、戏曲创作表现出相似的创作习惯、明显的模式化、以及“以娱为主”的创作倾向。小说戏曲外部关系表现在题材的因袭,双线结构和程式化出目,以及传奇为才子佳人小说创作提供了较为典型的参考范式,“争奇”极大地打破了小说戏曲文体界限。结语部分对邓志谟通俗文人的创作身份、创作价值、局限作了总结,认为邓志谟的创作心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明中下层文人的创作状态,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典型性。

王松锋^[7]（2020）在《新世纪以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研究述评》文中提出新世纪以来,学界对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从文本释评、版本介绍、勘误补缺,编纂方法、"小说史观""小说观",修订过程、编纂意图,学术史、作家创作史,研究之研究等多维度展开研究,且取得许多成果。但也存在着对《史略》编纂、修订与当时同仁研究关系的考察有待深入,如何从学术史层面进行客观科学评判,怎样看待鲁迅的小说史研究与小说创作的关联,鲁迅的小说史研究对于五四新文学的宏观与微观的建构等问题,值得学界进一步深思。

范秋雯^[8]（2019）在《论浦安迪的“奇书文体”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浦安迪（Andrew Henry Plaks,1945-）是当代美国汉学界研究明清长篇章回小说卓有成就的汉学家之一。其汉学研究,离不开战后美国汉学给予的政策支持以及“中国中心观”等观念的影响,亦受惠于先师牟复礼（Frederick W.Mote,1922-2005）教授的方法论启发,由此形成了他格外重视中国学理传统和命脉的研究方法。在明清点评家的启发下,他坚持认为明清长篇章回小说承袭自史文传统,并受到神话空间化的影响,是一种有着特殊美学抱负的“奇书文体”。强调“奇书文体”起源于史文传统,有浦安迪意欲沟通中西叙事文学的努力,但在这一观念影响下,他未能看到变文、说书等说唱传统对明清小说的形塑作用,不免有偏执一端之嫌。浦安迪对“奇书文体”的研究主要从结构、修辞入手,他认为:“奇书文体”不仅在结构上具有统一性,而且采用“二元补衬”、“多项周旋”的独特原则安排情节布局和人物关系,从而对夏志清等学者发起挑战。就内容而言,浦安迪认为“奇书文体”运用“反讽”手段对作品中的说书语境、诗词曲歌以及主要人物作翻案文章,从而消解了英雄们的崇高价值。在寓意层面,浦安迪着重研究“大观园”及“四大奇书”。他指出前者寓指“总体视野”,是以“盛衰”、“出入”不可避免,共同构成“大观园”的总体景观;后者则重在颠覆“修齐治平”的儒家理想。浦安迪对“奇书文体”的研究,加强了这些作品共属一个美学体系的认知,但他对体系化的过度强调,不免导致其对文本内部差异及独特价值的忽视。总体而言,浦安迪对中国叙事学的研究虽有缺憾,但他对传统点评的重视,对西方理论的援引,都对国内治学者做出有益启示。

张昊苏^[9]（2019）在《乾嘉文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运用罗宗强先生开创的文学思想史研究方法,对“乾嘉文学思想”展开专门研究,希望对乾嘉文学思潮、士人心态乃至时代风貌有所发明。本论文分为以下几部分:绪论。主要包括:对文学思想史研究方法的综述与反思,特别注意探讨在乾嘉文学思想研究中运用这一角度的学术价值。本论文在方法上对罗宗强范式的改良。对乾嘉文学思想研究情况的综述。本论文研究的范围、框架、思路。第一章,简要概括乾嘉时期的文化政策、思想学术史、文学活动等内容。本章勾勒的简要框架,是此下数章专题性论述的基本依据。第二章,主要探讨政治力量与文学思想的关系。乾嘉时代,特别是乾隆朝,以“稽古右文”为世所艳称,文化贡献不可抹杀;但社会也处在文字狱和“官学”的阴影之下,帝王专制对学术、思想、文学、心态均有压抑,使士人闭口钳舌。然而,即使是体制内的知识人、甚至是在官方性的写作中,也时刻（隐约）透露出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疏离感。不遇之士则“变音”尤甚。第三章,主要讨论乾嘉考据学与文学思想的关系。区别于文人、学人合一的倾向,乾嘉以“朴学”为“主流”,考据学者对辞章多有贬斥。这一学术倾向投射到文学领域,则引起了学、文的分离,使创作倾向、批评理论均有相应的演化。这个时期大盛的义理考据辞章之讨论,代表了朴学家与理学家、辞章家的区隔,隐然成为数十年后文史哲“学术现代化”分科的理论资源。第四章,主要讨论追求个性解放与艺术精致的文学思想倾向。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家,都必有其创作的追求。乾嘉时代固然有讲求规范的创作理论,但文人所接受的主流思潮则是发扬性灵,彰显才情。更具体地说,这些观念直接地接续了晚明的传统,包括士人（主要是江南）的生活方式、文学创作心态和思想观念等,均成为晚明的延续,并在某些问题上走的更远。第五章,主要讨论叙事文学展现的文学思想命题。乾嘉时期同时是叙事文学的高峰,“六大名着”独占其二,其他小说也各有优长。故这里单独立章,探讨叙事文学在乾嘉时期对文学思想的特殊贡献。创作中出现的“自传性”现象、文体兼容的“集大成”现象及文言叙事文学的文体新变,均证明这一时期叙事文学创作思想上的特殊性。

李春光,龚勤^[10]（2018）在《近30年中国古代小说史学研究述评（1985—2015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30年来,以黄霖、齐裕焜、张兵、苗怀明、刘勇强、许建平等为代表的学者,逐步厘清了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史学的发展历程。在与西方文艺思潮的碰撞中,在与中国文化语境的投契里,20世纪的中国古代小说史学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但过于依赖西方文艺理论、小说本体性叙述的模糊、小说"外转向"研究的薄弱,均阻碍了小说史学的深入研究。而对小说史观中民族性的重申与强调,将会是今后小说史学研究的重中之重。

二、关于中国小说史写作的理论设计——兼论《中国小说史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中国小说史写作的理论设计——兼论《中国小说史略》（论文提纲范文）

（1）台湾“解严”后的鲁迅传播（论文提纲范文）

（2）《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沈从文小说文体的常与变（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传统说话视域下的元刊平话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北宋前中期笔记小说研究—兼论笔记小说中“宋调”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6）邓志谟小说戏曲研究 ——兼论小说与戏曲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7）新世纪以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8）论浦安迪的“奇书文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乾嘉文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近30年中国古代小说史学研究述评（1985—2015年）（论文提纲范文）

四、关于中国小说史写作的理论设计——兼论《中国小说史略》（论文参考文献）

• [1]台湾“解严”后的鲁迅传播[D]. 李春娜. 陕西理工大学, 2021(08)
• [2]《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D]. 陈曦.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4)
• [3]沈从文小说文体的常与变[D]. 王云龙. 青岛大学, 2020(02)
• [4]中国传统说话视域下的元刊平话研究[D]. 李红.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5]北宋前中期笔记小说研究—兼论笔记小说中“宋调”的形成[D]. 闵锐.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1)
• [6]邓志谟小说戏曲研究 ——兼论小说与戏曲关系[D]. 陈芳. 兰州大学, 2020(12)
• [7]新世纪以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研究述评[J]. 王松锋.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2020(01)
• [8]论浦安迪的“奇书文体”研究[D]. 范秋雯.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9]乾嘉文学思想研究[D]. 张昊苏. 南开大学, 2019(05)
• [10]近30年中国古代小说史学研究述评（1985—2015年）[J]. 李春光,龚勤. 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06)

标签：三国志论文;  中国小说史略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三国论文;  三国志平话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