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学习系统的成本和路径依赖

一、经济人学习制度的成本与路径依赖（论文文献综述）

王慧^[1]（2021）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文中认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基于学术史的考察专业:政治学理论指导教师:马雪松教授20世纪80年代,詹姆斯·马奇与乔罕·欧森从组织理论的立场将长期受到忽视的制度和制度分析带回政治科学的主流议程,大批学者由此汇聚到新制度主义这面旗帜下并开启了新的研究篇章,以至有人开始高呼:“现在我们都是新制度主义者了”!然而,新制度主义的强劲发展一度令置身于制度结构之中的行动者黯然失色,制度被赋予了更多的约束性功能,其本身蕴含的使动意味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此背景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迎来观念转向的浪潮,众多学者纷纷加入观念议题的讨论。这一变化对制度分析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表现为各个流派愈益关注观念,更为关键的是,以观念和话语为理论基石的建构制度主义得以兴起。如此一来,新制度主义的观念研究或观念转向议题进入了政治学的中心地带与前沿领域。“观念很重要”似乎已经人尽皆知,但要问观念究竟是什么却又出现聚讼纷纭、人云亦云的局面,所以从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有必要首先为观念这一核心概念确立基本的分析维度。观念是各类行动与社会变革的先导,因而观念一直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课题,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从不同角度论述观念的重要性。就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而言,很多学者为观念的界说付出了努力,综合来看,包含类型、层次、要素、形式在内的观念的划分都可以归纳为观念的结构要素,表示观念孕育于特定的政治背景、经济基础、制度结构及社会关系网络,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观念无法凭空产生或存续,需要依附于特定的行动者并经由传播观念的话语、叙事、框架等呈现机制才能切实发挥作用。观念与制度的内在关联是贯穿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核心主线。从辩证的立场来看,观念即是制度,制度即是观念。本文从两个角度论述观念等同于制度的观点。从既定结果来看,某些观念性要素具有制度的属性,从转化过程来看,某些行动者的观念可以转化为实际的制度和政策。观念影响制度的生成、维系和变迁,制度也会影响观念的生成、维系和变迁,但这两条进路又有着本质区别与研究侧重。观念议题回归新制度主义并不是政治科学领域观念与制度相结合的首次尝试,而是有其深刻根植的历史脉络,观念与制度同等重要以及密切互动的观点可上溯至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以观念复归作为切入点并扩大分析视域可以发现,观念研究在政治学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兴起、衰落、复兴的转折时期,对其加以考察有助于理解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前因后果。传统政治学研究中观念与制度相互交织在一起,旧制度主义虽然部分承袭了此前观念研究的传统,但偏向于对制度和观念予以宏观探讨与静态描述,旧制度主义的局限以及随后大行其道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主导了观念研究的衰落,不过这一时期仍然产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念性成果。观念的复兴发生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仅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分支。聚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转向,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均从不同程度和不同角度加深了对观念的理解,但各个流派的观念转向有其独特性。建构制度主义代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观念维度上取得的突出成就,其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建构主义有着特殊的渊源,这一流派的分析基础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二元性或双重性,不确定性,利益与制度的观念建构,观念与制度的路径依赖。建构制度主义仍处于发展过程中,遵循建构逻辑而依次成长起来的观念制度主义、话语制度主义、修辞制度主义和沟通制度主义均可被视为其内部的取向。理论的变革无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与回应,脱离现实的理论往往是空洞的和盲目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发生观念转向的关键原因在于,既有的制度分析框架无法为某些现实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基于这样的认识,如何看待和理解这种转向可从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加以思考。一方面,观念转向促使各个流派加强对话交流与认同意识,缓和了各流派之间的理论张力,随着观念研究的逐渐深化,制度分析的视野得到相应的拓展。另一方面,比较政治研究离不开对规范和价值问题的讨论,在这个意义上立足日常经验反思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带来的深刻启示时,有必要审视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好的观念和好的制度是任何文明社会都应努力追求的目标。结构制约能动,能动生产结构,人类文明演进的根本动力最终落脚于行动者。如何更好地建构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并使由行动者建构的制度更好地发挥约束和使能作用,是一项需要加以认真和审慎探索的课题。

袁梅^[2]（2020）在《制度变迁视角下我国非营利组织管理制度研究》文中指出自上世纪中后期以来,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非营利组织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其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一种区别于政府和企业的社会组织形式,非营利组织问题不仅涉及到政府管理问题,而且关乎社会的基本结构与公平正义。以文化类非营利组织为例,其不仅在促进历史文化传承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公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我国非营利组织虽然起步晚,但是从非营利组织的数量增长和社会功能来看发展迅速,已经成为承接政府职能转换、弥补市场供给不足、化解社会矛盾、推进合作治理最为活跃的一道风景线。与西方发达国家非营利组织发展背景不同的是,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是在经历“总体性社会”国家与社会高度合一的状态之后,由于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而逐步从国家领域分离出来的产物,这与西方发达国家有限政府、自由市场体制的背景是有所不同的。因此非营利组织的起伏发展与政府对其管理政策和手段有着相同的发展趋势。自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社团管理法规《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以来,我国非营利组织管理制度经历了政治化管理、分散化管理、双重管理和分类管理四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文化非营利组织的作用也日益凸显,制度安排与实施在变迁的过程中逐步完善,同时也日益彰显出其自身的特点和问题。一直以来,众多学者在关于如何推进有效的制度安排、如何提升制度绩效等一系列制度问题探讨过程中都会从制度变迁理论中寻求帮助,制度变迁理论因而成为不同学科领域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本文立足于制度变迁的研究视角,基于供给-需求分析框架,在梳理我国非营利组织管理制度历史沿革的基础上,探索我国非营利组织管理制度变迁的现实问题及其原因。在进行制度变迁的供给-需求分析的过程中,文章从制度变迁的外部环境、制度变迁成本、制度变迁供给者以及非正式制度等多个层面对我国非营利组织管理制度的实践进行探讨,认为复杂的政社关系、传统的“全能型政府”理念、制度供给不均衡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制度变迁供给者的理性“经济人”特征、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路径依赖和非正式制度等的存在和影响。最后,针对以上问题提出非营利组织管理制度优化的建议。本文第一部分包括导言和第一章的内容,主要是对文章的研究进行整体的概述,引出研究问题,说明论文研究的源头,并对非营利组织管理制度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及本文的理论基础进行综述和总结,指出论文研究的创新与不足;第一章主要对论文中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并介绍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阐述将制度变迁理论作为本文分析工具的可行性。本文第二部分为研究主要内容,主要包括第二至第五章。第二章主要从纵向角度梳理了我国非营利组织管理的历史沿革与基本特征。该部分根据我国非营利组织本身的发展特点和规律将其管理制度分为四个阶段:政治化管理时期、分散化管理时期、双重管理时期和分类管理时期。我国非营利组织管理制度从无到有、从分散到规范的过程不仅体现了新旧制度的交替和变迁,还与整个社会环境相辅相成,呈现出“制度匮乏-制度构建-制度均衡-制度调整”的基本路径。本章节的主要目的不仅是对我国非营利组织管理制度进行梳理,更是为后文制度变迁的供需分析提供历史和现实基础。第三章主要基于制度的供给与需求的视角,从制度变迁理论出发分析我国非营利组织管理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以制度变迁理论为分析工具为本文分析非营利组织管理制度的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制度的供需平衡是制度均衡的重要条件。其中制度变迁的外部环境、制度变迁的成本和公众参与表达需求构成制度变迁的需求因素,国民经济和公民社会的良性发展、政府强制性权威的推动以及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构成我国非营利组织管理制度变迁的供给因素。从供给和需求两个层次分析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到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二者是相互区别也是相互促进的。第四章是在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基础上总结我国非营利组织管理制度变迁存在的问题,并从制度变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由于我国非营利组织主要是从政府职能部门脱离出来的,在社会资源的配置、公共服务的供给、组织内部的治理等方面都受到政府部门的影响。一直以来,复杂的政社关系阻碍了非营利组织的自主性发展,“全能型政府”理念依旧存在于众多地方政府部门,而法律法规体系的不健全以及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导致我国制度匮乏与制度剩余并存的重要原因,进而致使我国社会领域的制度变革受到阻碍。第五章回归到制度变迁的供给和需求框架,从非营利组织管理制度的供给、需求以及克服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角度提出制度优化的建议。这些建议主要包括完善非营利组织相关的法律体系、改善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提高非营利组织的独立性、降低审批门槛、构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共同信念以及探索多层次的制度变迁方式等。本文第三部分为结语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研究进行总结,并对我国非营利组织和政府管理制度发展方向进行展望。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基于非营利组织的分类较为广泛,文中会较多地将“文化类非营利组织”渗透到整体写作过程中,期望更为具体化。

李宗明^[3]（2020）在《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公立医院和谐医患关系模式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医疗改革不断深入,特别是198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医疗卫生服务有关问题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医疗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医疗服务市场化效率大大提升,而公立医院公益性减弱,导致社会资源配置不公平,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日益紧张、医疗纠纷案件层出不穷、各种“医闹”和暴力伤医事件频繁上演的社会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医患关系的密切关注和深刻反思。2009年实行新医改以后,医患关系虽然有所缓解,但公立医院公益性减弱的状况并没改善,依然存在医患矛盾。我国当前多元复杂的医患矛盾,已成为各地政府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和推动卫生事业科学发展非常棘手的社会难题,阻碍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和经济社会繁荣稳定。基于此,在新时代背景下,继续研究医患关系制度模式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以现有研究成果为基础,以制度经济学基本理论为分析框架,基于制度变迁理论视角分析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的历史演进,利用公共选择理论和演化博弈论等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分析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演进中的制度主体在医患关系制度模式选择中的行为特征和制度困境,从而提出破解制度困境的对策建议,最终目标是完善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促进医患关系更加和谐。本文的医患关系是指医患双方在医疗活动中所形成的特殊的契约关系和委托代理关系,是医患双方利益主体的利益博弈关系,以及在一定制度约束和社会道德约束下保持的一种医患风险分担关系;医患关系模式是指政府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过程中的制度安排,用以规范医患双方医疗服务行为的一套管理制度、运行机制和法律规范体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管理制度统一由中央政府制定安排;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医疗市场化改革中,公立医院实行公司化运营,公益性减弱,虽然提升了医疗服务效率,但医疗资源配置却不公平,导致医患矛盾频发,给社会和谐稳定带来了安全隐患。在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制度模式中,政府起决定性作用,应承担相应的制度责任、法律责任、财政责任和监管责任。建国以来,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的历史演进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形成三类医患关系模式:（1）计划经济时期和谐稳定的医患关系模式。我国医疗卫生制度单一,医患关系制度安排稳定,公立医院公益性突出,全民医疗保障水平低下,医患之间不存在经济利益冲突,医患关系比较和谐稳定。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缺乏效率,医疗资源和医疗保障资金浪费严重,国家财政负担沉重,医患关系制度模式改革提上了日程。（2）改革开放至新医改前矛盾冲突的医患关系模式。随着医疗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公立医院实行公司化运营,医疗服务效率提升,但公立医院公益性减弱,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患者医疗费用负担沉重,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逐渐突显,导致医患之间利益冲突加剧。中央政府在2009年又启动了新一轮的医患关系制度模式改革。（3）新医改以来多元复杂的医患关系模式。政府加大了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在注重医疗服务效率的同时注重社会公平,增加公立医院公益性,试图改善公立医院医患关系。中央政府鼓励地方政府积极探索,形成了如浙江宁波的“宁波解法”、福建三明的“三医联动”以及广东省第三方人民调解与医疗责任保险联合机制等,取得了一定成效,医患矛盾有所缓和,医疗服务质量有所提升。当前,在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演进过程中,存在医疗市场化改革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委托—代理”困境、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制度主体（地方政府、医疗群体、患者群体）演化博弈“囚徒”困境和医患关系模式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等制度困境。针对以上困境,制定了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模式制度变迁的优化路径:一是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克服“路径依赖”;二是建立医疗纠纷预防机制,妥善处理医疗纠纷;三是实行第三方医疗纠纷调解机制,合理化解医患矛盾;四是建立健全医疗责任保险机制,完善医疗服务体系;五是建立健全医疗法规制度,保障医患基本权益。本研究的创新之处:（1）研究视角具有创新性。本文基于制度变迁理论视角分析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的制度变迁,丰富了医患关系模式的研究。（2）理论运用具有创新性。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分析框架,基于制度变迁理论视角分析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制度模式的历史演进,用公共选择理论和演化博弈理论分析医患关系制度模式演进的困境及其原因,深化了医患关系制度模式的研究,丰富了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对经济学科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通过对我国公立医院和谐医患关系模式的研究,其理论分析可为我国新时期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模式提供理论依据,其政策建议可为政府制定和谐医患关系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谢鹏^[4]（2020）在《基层干部人事制度的历史演进与改革探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制度形塑个人,人是制度的产物。根据马克思主义干部学说,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是了解政治体制和国家治理的关键,也是建构社会主义特色政治学需要重点研究的领域。制度变迁理论则认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共同构成了“制度集成”。这种“制度集成”倒映在基层社会,一方面是文本式的正式制度的规范和制约,另一方面是传统社会残留的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和侵染。然而,基层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有着自身的“情境”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基层干部既是制度体系中的个人,深受政策法规条例等正式制度的规约,也是制度文化中的个人,深受“官本位”“乡土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基层干部是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关键和核心要素,但作为“情境理性人”,有着追逐个体理性、寻求机会成本的目的和需求。加之,压力型体制的现实存在,势必会产生高度的挤压状态,基层干部很可能不堪重负,担当作为动力不足。因此,亟待进行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修复完善制度体系中的不合理成分,解除基层干部的制度和“情境”困扰。本文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干部学说、制度变迁理论,聚焦“制度”这一变迁因素,全面梳理基层干部人事制度建设的历史进程,总结提炼基层干部人事工作的现实困境,力图探究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历经近百年,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基层干部工作实践经验,其制度体系建设既是传统吏治思想的扬弃,也是在不断的实践中总结提炼而成。但是,当前现行的制度安排仍然存在不足之处:从中央到省市县（区）一以贯之的现行的正式制度存在政策体系供给不足的困扰,制度缺位有待完善、制度衔接有待加强、制度理念有待提升;基层社会“情境”之下非正式制度约束存有的短缺和失衡,传统文化下的“官本位”倾向、“熟人社会”下的说情打招呼、思想观念局限下的“为官不为”、政绩观错位下的形式主义作祟等因素,深刻影响着干部工作的开展、作用的发挥;基层干部人事制度存在执行不力与实施机制不畅等问题,选拔任用精准度不高、教育培养针对性不足、管理监督系统性不够、激励约束实效性不强;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也存在路径依赖,非制度化因素的消极影响造成了观念障碍,传统体制惯性导致改革滞后于社会转型步伐造成了体制障碍,党委及其组织部门错位、缺位的现象客观存在造成了组织行为障碍,缺乏科学论证、分析研判、吐故纳新等保障机制造成了机制障碍。因此,必须探究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应然路径,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也自有其价值取向。总体设想重在“科学合理、简便易行、有效管用”,选拔任用重在提高精准度,教育培养重在提升能力素质,管理监督重在严格执纪监督,激励约束重在促进担当作为。

张丽丽^[5]（2020）在《中国殡葬制度演进的经济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社会殡葬状况对社会秩序以及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殡葬行业从2003年起连续9年被各大媒体列入了“中国十大暴利行业”名单,人们对现有的殡葬制度怨声载道,关于殡葬制度建设的呼声也很高。社会矛盾是研究问题的来源,而对其研究解析又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对于大量的殡葬现状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国殡葬生活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发展与改善,反而日趋恶化,成为国家重点整顿领域之一?进一步思考:“殡葬状况的变化是否与制度变迁有内在联系?”如果有,那么殡葬制度本身的演进逻辑又是怎样的?是哪些因素决定了现实的殡葬制度?福利导向的殡葬制度可以有效地改变大众心中厚葬薄葬的风气吗?对殡葬领域的研究较为丰富,但大多是从殡葬习俗、礼仪、现代殡葬改革、殡葬法规与政策、殡葬基础设施建设、殡葬服务等方面研究。因此,探索用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殡葬制度的演进规律进行研究,对缓解殡葬社会矛盾,引导殡葬业健康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总结:（1）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构建中国殡葬制度演进的基本框架,并对作用机理和约束因素进行了分析。根据前文研究结果,首先分析了中国殡葬制度演进的基本特征具有政府主导、福利趋向以及强制性制度安排的路径依赖特征,而后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和方法构建了中国殡葬制度演进的框架,是基于主流思想观念变革引导下的制度设计,是契约关系人的内在需求,同时由于要素禀赋等的变化引起对制度结果反思,进而改进殡葬制度设计。殡葬制度设计执行过程中,受到社会文化的约束、产权约束、社会成本约束以及社会大众适应新制度的路径依赖。（2）分析历史殡葬制度的演变,得到殡葬文化中厚葬与薄葬文化演变规律,对政府与民间两个群体针对殡葬活动的行为演变进行分析。以对历史殡葬制度演变的规律为前提,得出了厚葬与薄葬殡葬文化变迁的规律,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基于演化博弈理论的官方干预民间殡葬行为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二种群体的策略选择,得出演化稳定策略,获得如下结论:提高对民间的殡葬补贴不能提高群众的接受干涉程度,只会向不接受干涉方向演化;谈判力量的不对等会引起对方不同的演化进度;博弈中的演化趋势只有两种,要么完全接受干预,要么是不干涉、不接受干涉,没有第三种演化趋势;博弈中的官方与民间群体并非没有共同点,政府选择不同的策略时,可以判断相对应民间行为策略的强度,进而选择合适的演化路径与干预程度。（3）根据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殡葬政策文件进行研读和梳理,分析殡葬政策文件的数量、结构、内容和政策力度,对中国殡葬政策的演进进行了历史分析。殡葬政策演化是从单一的全方位行政命令向殡葬基本公共服务及多部门宏观调控聚焦,殡葬政策目标从改革丧葬陋俗逐渐演变为基本殡葬服务均等化,政策工具以强制性政策工具为主,逐渐演化成混合型政策工具,政策工具的变化体现了政府职能的转变。政策制定部门范畴从单一的几个部门到突然扩大到20多个部门,政策单位力度值逐渐下降,力度值波动趋稳。（4）以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构建了殡葬业总收入基本静态经济模型,在此基础上进行空间计量模型扩展及门槛分析。检验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殡葬业收入水平与经济增长呈显着的正相关关系。消费水平和殡葬企业固定资产存在显着的空间溢出效应,且殡葬企业固定资产的投入在区域间的间接效应要大于区域内的直接效应。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在外部规模经济影响下,本地殡葬企业的投入对周边地区起到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周边地区在本地殡葬企业固定资产溢出的作用下,进而影响到殡葬业总收入。第二,受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是消费水平的提升促使殡葬行业内消费开始向周边地区转移,进而作用于当地殡葬业总收入,说明消费水平提升确实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根据门槛回归结果可以将我国这段时间内的殡葬业发展分为两个个阶段,尽管在每个阶段殡葬业收入水平与经济增长都呈显着正相关的,但是从解释变量居民消费水平的系数值变化可以发现,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消费水平的提升对于殡葬业收入水平的作用是不断减弱的,表明近年来我国殡葬业发展是有效的。

侯胜东^[6]（2019）在《论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聚合型制度创新》文中提出自近代以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几代中国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对我国的现代化发展划定了时间表,也就是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050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产业结构的现代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认识到,现代化的道路并不是只有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一条,产业结构的现代化更不应该仅仅依照西方的产业结构现代化模式来推行。制度创新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制度经济学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经典假设,将制度性因素纳入了一般经济分析的范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也表明,制度性因素对经济增长发挥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仅有制度而没有制度创新只会导致更大的问题。根据历史发展的经验表明,如果要保持产业结构调整的高绩效,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创新作支撑。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制度创新的来源和形成对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影响需做进一步的讨论。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证明和阐释聚合型的制度创新对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机理;本文通过文献调查、比较研究、实证分析等研究方法对聚合型的制度创新与产业结构现代化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研究。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现有产业结构理论重视技术的量化研究,而轻视理论的质性分析。在本论文的前三章中,就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基本概念、基本内涵做了界定。其中,第一章是论文的导论部分,主要包括选题依据、研究进展、可能的边际贡献以及研究方法。第二章是论文的理论基础;第三章是论文的研究框架。在第四章,就聚合型制度创新在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机理做了具体阐释。在第五章中,选取了聚合型制度的具体指标对产业结构现代化的作用做了实证分析。在第六章中,对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演进历程、动因以及内源型制度对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正负影响作了具体研究。在第七章中,选取了以美国、日本、德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这些国家聚合型制度创新对其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影响。另外,选取了以印度、前苏联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这些国家的聚合型制度创新在其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在第八章中,本文以实证分析和质性分析得出的结论基础,谈论了在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怎样通过聚合型的制度创新推进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措施。在第九章中,就本文的结论和研究局限作了说明。本文的研究表明,在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聚合型的制度创新更有利于产业结构的现代化。聚合型制度决定了不同经济体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内源型的制度创新可以在产业结构现代化提供新的增量激励,实现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帕累托改进。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必须要通过聚合型的制度创新实现产业结构的现代化。综合历史上不同国家的产业发展实践可以发现,产业结构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必须依据本国的切实国情,因地制宜的选择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式。对于我国的产业结构现代化而言,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本文认为应该更加注重发挥不同主体的内源型制度功能,应该发挥市场、政府、企业、社会等主体性作用,以进取的民族精神、悠久的文化底蕴、科学的理论导向、广大的阶层基础以及新发展理念为内源型动力,以聚合型制度创新网络优化三次产业结构的发展,既要实现三次产业结构的整体现代化演进,又要实现三大产业结构内部的现代化。

廖丽环^[7]（2019）在《司法改革的试点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顶层设计与地方摸索相结合”、“改革于法有据”重大理论判断,一方面,从高位推动的层面肯定了试点作为司法改革的现实路径,另一方面,为试点改革开辟了新的时代征程的同时也带来了更严峻的现实挑战,这些新的发展态势以及新的现实问题因应了试点改革理论研究的现实必要性与重要性。司法领域的试点改革是政策试点方法在司法领域的延伸性运用。它是指地方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或中央默认特定地区、期限以试点项目的形式展开具有特色的法律先行、先行先试的司法改革试验,而后通过暂行条例等规范的出台巩固地方试点经验,再经中央认可吸收到正式制度并向全国铺开的先行先试——由点到面的改革路径。试点作为司法改革路径的现实选择,是由我国司法改革现状与基本特性、渐进政治的总体安排以及降低制度变迁成本所共同决定的。同时试点作为司法改革路径的长期选择,是基于对有限理性与知识分立、调适的正确认知上所形成的司法改革方法。从当前试点改革运行的整体样态来看,“司法权为中央事权”是本轮试点改革的基础理论主张,并在此逻辑之上展开了央地之间的“委托一代理”关系的制度建构,通过借助小组机制、示范机制、指标管理机制以及传导机制作为盘活二者委托代理关系的特殊机制。透过这一行动框架,可以得出本轮试点改革具有政策型倾向,以维持委托代理关系的高度同质性作为其关系目标,以政策的主动反应作为其行动进路,以政策的可控性作为其治理逻辑。但现阶段的政策型试点改革衍生了改革体系的结构失调、国家建构的单边情结、地方建构的难以成长、社会建构的严重匮乏问题,进一步加剧央地关系的结构性失衡以及试点改革的非制度化与非规范化,试点改革亟需加以修正。试点作为司法改革的现实路径,应当致力于路径的规范化、成熟化与制度化,可以实验治理作为技术进阶,以法理型试点改革作为规范进路,从而建构一个制度化的体系。具体制度设想是确立不同梯度的主体构造、区分直接决策与边际决策、推动改革体系深化、建立学习型推广、诊断性评估、问责性督导、科学性预测、权限分配等保障机制。

郎杰燕^[8]（2019）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文中认为制度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贯穿于政治学发展的始终。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主体性制度,其改革、发展与完善不仅能够分散农民疾病风险、降低农民医疗负担、增进农民健康福祉,而且有利于缓解社会利益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升国家政权合法性。可见,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在体现其社会性的同时也显现出很强的政治性。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从建国之初的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到如今城乡一体化整合期的“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走过一条“跌宕起伏”的制度变迁之路。时至今日,仍存在管理经办体制不顺畅、筹资结构不合理、待遇支付制度不健全、监督控费机制不完善、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等诸多问题,给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国家能力和政府信任带来巨大挑战。诚然,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复杂变迁一直以来备受学界关注,形成了经济、制度、社会、文化、政治等不同的研究路径。但是,对于由宏观管理、筹资、待遇支付三项核心要素制度构成,关系医疗保险和医疗服务“两个市场”,关涉国家、政府、社会团体及农民个人等多元利益,并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具有高度耦合性的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而言,单一角度的分析难免有失偏颇,难以揭示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真实过程”与内在逻辑。综合“结构”、“行动”与“历史”要素全面解释制度变迁的历史制度主义为理解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复杂变迁提供了一个广阔视角,以期探寻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深层逻辑,为未来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指明方向、提供路径。为此,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关于依据历史发展关键节点划分制度变迁阶段的方法,将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历程划分为建国初期（1949-1957）、人民公社时期（1958-1977）、改革开放初期（1978-2001）、新世纪初期（2002-2008）、城乡一体化加速期（2009-今）五个阶段。通过全面、系统梳理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演变历程,总结归纳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并着重探寻其变迁的内在逻辑。由此得出以下三个主要结论:其一,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具有复杂变迁历程与多元变迁特征。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经历了“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制度断裂——‘初级社会保险型’医疗保险——‘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五次重大变迁。并且,每次大的制度变迁阶段下均有制度创新、制度扩散、制度完善等连续的、有所差异的制度变迁过程。同时形成分层分序的变迁路径,诱致性与强制性并行、内源性与外源性交揉、渐进性与突变式共存、合意性与意外性同在的多样化变迁方式,以及利弊相随的制度变迁绩效。其二,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遵循“环境·主体·时间”三重复合式逻辑。制度环境通过粘嵌耦合机制对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产生结构性影响,即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结构中的宏观管理、筹资和待遇支付制度分别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高度粘嵌,推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结构性变迁。行动主体通过价值偏好与利益博弈机制对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产生自主性影响,即建国初期农民的共同行动,人民公社时期国家的整体性动员,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医疗机构、农民等多元主体的非合作博弈,新世纪初多元主体的合作博弈以及城乡一体化加速期人社与卫生两个主管部门之间的管理权争夺,推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自主性变迁。另外,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在近百年变迁历史中形成对“国家主导”、“自愿合作”以及“二元保障”路径的强劲依赖,并且还受到诸多偶然性事件以及关键节点等时间要素的深刻影响。其三,未来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应在优化制度环境、规范各行动主体行为、突破路径依赖、把握关键节点的基础上向着更加公平、健康、高效、可持续方向发展。

任飞^[9]（2019）在《社会正义视阈下我国基本医疗服务体系构建与实现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正义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命题。古今中外的无数哲学家、伦理学家、政治学家都将社会正义作为理想社会的基本准则。当前,社会公平正义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价值追求,全面地嵌入到社会各个领域,卫生领域也不例外。政治学的正义研究与对生命健康的关注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正义理论的每一个重要成就都能够应用于生命健康领域。从历史经验来看,健康正义的实现依赖于国家对于全体社会成员健康保障的制度安排。而医疗服务作为健康保障的重要内容,国家对于医疗服务的制度安排是否符合正义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健康正义的实现程度。理想状态下,医疗服务是一种公共需要,应全部由国家通过制度安排予以保障。但现实中,当难以保障全部医疗服务时,国家通常是量力而行地选择部分医疗服务来向全民提供。而这部分医疗服务在国家制度安排下被赋予了公共物品的特性,可以称之为“基本医疗服务”。但不可忽视的是,基本医疗服务在使用时具有明显的竞争性和排他性。这就需要国家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来摒弃其私人物品属性,通过实现“规模效应”和提高“排他成本”来赋予其公共物品属性,才能体现健康正义。有鉴于此,政府遵循社会正义原则通过构建一定的制度安排来保障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公平地享有基本医疗服务,实现权利平等、机会均等、过程平等和结果公平,便成为应有之义。这种正义的制度安排便是本文的研究对象——基本医疗服务体系。从社会正义视阈对基本医疗服务体系进行研究,首先需要梳理相关的理论缘起。本文主要分析了社会正义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及差异性社会理论对于本研究的重要价值。正义思想与人类历史一样悠久,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具有不同的内涵。罗尔斯的先验主义正义观和阿马蒂亚·森的社会现实主义正义观的理论养分的有机结合,为我国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构建和实现路径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与切实的操作指导。公共物品理论的学者们则告诉我们:公共物品的特性决定了其供给的政府责任,同时提出了如何避免纯公共物品的“公共地悲剧”与准公共物品的“过度使用”和“拥挤效应”的思路。制度变迁理论对于原有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现象的深刻揭示,对于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公共选择理论通过对“集体行动逻辑”的阐释和政党、利益集团以及公共政策之间的传导作用分析,对于当前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分析具有直接的帮助。差异性社会理论对于我国社会的“利益分化”和“社会分层”现象的描述以及“差异的正义”的论述,更加坚定了对于基本医疗服务的正义分配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本研究从第二章开始聚焦我国的医疗服务体系进行研究。从我国当前医疗服务体系来看,政府无力将全部医疗服务转化为公共物品,仅能聚焦于基本医疗服务。这种现状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考量。从历史变迁来看,改革开放前的那种“国家统揽的、广覆盖式的、较低水平的、较强公平性”的医疗服务体系随着深刻的社会变革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革、政府和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位以及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我国医疗服务体系逐步走向了市场化改革道路。虽然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快速发展和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医疗服务公平性也出现了下降,导致了较为严重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同时在城乡、地区、收入差异的影响下,不同地区医疗服务的供给能力、不同群体的医疗服务需求和获得能力都存在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因制度安排的缺陷被不断强化,更加凸显出我国医疗服务的供给总量不足与分配不均等问题的严峻性。经过认真反思,理论界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医疗服务需要重塑公益性。但局限于国家公共财政能力,我国并不宜实行英国式的全民免费医疗,只能选择保障每一位社会成员的基本医疗服务需求。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就医的机会均等和结果公平,让有限的医疗资源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社会正义,成为我国医改的重要努力方向。在此背景下,我国自2009年开始的新一轮医改拉开了帷幕,明确提出将“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作为基本原则,将“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实现健康公平”作为改革的重要目标。党和政府也始终对全体人民的生命健康给予深切关注,把“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纳入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之中,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新医改无疑是合乎国情和符合正义原则的。但面对区域差异和强大的制度惯性,国家对于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改革显然难以一蹴而就。目前,新医改推行已十年,改革成效究竟如何?是否实现了改革目标?医疗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是否得到了有效解决?政府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是否符合正义原则?倘若不符合,如何改革才能推进正义?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分析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在第三章中,本文基于社会正义原则对我国当前的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和改革实践进行分析发现,虽然新医改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绩,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在社会正义方面仍存在四大缺憾:首先,基本医疗服务权利的正义缺憾。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的权利缺乏法律保障,不同群体在“个体差异、社会地位、经济能力”等因素的影响下,获得基本医疗服务的“可行能力”存在着显着差异,权利平等并未能完全实现。其次,基本医疗服务供给的正义缺憾。我国基本医疗服务供给体系仍存在医疗资源总量不充分、部分政策失灵和医疗资源配置失衡等问题,具体表现为:医疗服务供给者逐利的行为逻辑未根本转变、人均医疗费用增速仍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利益集团吞噬了部分改革成效、地域和城乡之间资源配置失衡和不同级别医疗机构功能错位。再次,基本医疗服务分配的正义缺憾。分级诊疗消亡后重塑艰难,无序就医严重阻碍了基本医疗服务分配时的机会均等。重塑分级诊疗体系的努力,如多点执业、医联体等制度,仍面临着制度壁垒和实践困境。最后,基本医疗服务支付的正义缺憾。我国最能体现正义原则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仍存在着“非全国统筹的俱乐部壁垒、平等原则下的公平缺失和非强制筹资破坏机会平等”等问题。这四个方面的缺憾表明我国基本医疗服务体系仍未完全实现权利平等、机会均等、过程平等和结果公平。那么符合社会正义原则的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应当如何构建呢?第四章从国外主要典型国家的医疗服务体系（英国的国家包办型、美国的市场主导型、德国的政府主导型、新加坡的公私功能互补性）中提炼出有助于推进基本医疗服务正义分配的合理要素,即权利平等、机会均等、分配公平、政府主导和尊重国情。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正义的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应涵盖“权利正义、供给正义、秩序正义和保障正义”,即从法律上赋予人人公平享有基本医疗服务的权利、以区域纵向医联体为单元重塑基本医疗服务供给体系、以强制性分级诊疗保证基本医疗服务分配公平、以逐步提高医保基金支付比例直至全额支付来保障结果公平。同时,通过对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可行性的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执政党对人民群众作出的庄严承诺以及我国政府所具备的主导地位赋予了该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政治可行性,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公共财政能力的不断增强为加大基本医疗服务的财政投入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人民群众对于医保制度整合的期盼和改革风险的制度规避奠定了该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社会可行性。但正义缺憾的弥补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彻底实现“权利正义、供给正义、秩序正义和保障正义”,需要对所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挑战有着清晰的认识,要坚持“改革和稳定的平衡”原则统筹推进:第一是加快立法进程,赋予人民公平享有基本医疗服务的权利。第二是加快资源整合打造紧密型医联体,强化供给对需求的引导作用;第三是实行强制性分级诊疗,以合理的程序设定化解无序就医难题;第四是完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体社会成员强制性参保,建立公平的医保筹资方式,同时逐步提高支付比例直至全额支付。面对资源整合时条块分割的路径依赖、差异性需求下的共识分裂、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潜规则引发的过度医疗风险和政策实施过程中特殊利益集团的渗透与绑架风险,实现基本医疗服务正义分配需要由中央政府进行顶层设计,由改革相关方共同参与改革方案设计增强制度共识,以制度理性破除资源整合的体制机制障碍,以全国统筹增强基本医疗服务保障能力,依赖监管机制创新切断过度医疗的诱因传导,形成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错位发展格局,才能最终实现“人人公平享有基本医疗服务”的改革目标。

刘松辉^[10]（2019）在《政府管理体制创新视域下医养结合模式研究》文中指出医养结合发展涉及养老资源和医疗资源之间整合,资源属性不同分管部门呈现出差异性。因此,加强部门之间的协作,健全和完善其管理体制是医养结合发展的重要条件。受传统管制型政府管理体制的影响,现行医养结合管理体制并不十分完善,管理体制的混乱导致医养结合模式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面临着发展受阻的局面。论文聚焦政府管理体制对医养结合模式发展的影响分析,运用府际合作治理理论,采用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论文从三个方面对医养结合管理体制展开深入分析研究:第一,从政府组织结构视角,比较管制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管理体制对于医养结合模式的影响。管制型政府管理体制下,科层化组织结构导致政府部门利益逐渐固化,各管理主体对医养结合模式管理过程中出现“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的倾向,严重制约医养结合模式的发展。服务型政府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对于医养结合模式发展起着推动作用,部门之间协同发展对于医养结合管理体制完善至关重要;第二,从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分析了不同政府模式对于医养结合管理体制影响。通过Stackelberg博弈模型分析管制型政府下部门之间利益博弈。部门之间的利益博弈导致医养结合管理过程中出现政策“碎片化”、管理“部门化”。服务型政府通过建立协商机制和信息交流平台,采用不同形式博弈模型的策略组合,平衡医养结合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实现利益互惠;第三,医养结合管理体制建构过程中路径依赖的存在,使得政府主管部门在推进医养结合模式发展过程中,管理体制改革深受其影响,改革趋于表面化,部门之间缺乏协同合作理念,相关配套措施不到位。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建设服务型政府,理顺医养结合管理体制是促进医养结合模式发展的重要前提;第二,完善部门之间有效协同合作机制是转变政府职能,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和发展的先行条件;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加强民主建设,完善相关绩效考核机制,建立部门之间信息共享平台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关键所在;第四,完善政策支持,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建设,对于创新政府管理体制,推动医养结合模式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经济人学习制度的成本与路径依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经济人学习制度的成本与路径依赖（论文提纲范文）

（1）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2）制度变迁视角下我国非营利组织管理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公立医院和谐医患关系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基层干部人事制度的历史演进与改革探论（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殡葬制度演进的经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论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聚合型制度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7）司法改革的试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9）社会正义视阈下我国基本医疗服务体系构建与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政府管理体制创新视域下医养结合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经济人学习制度的成本与路径依赖（论文参考文献）

• [1]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D]. 王慧. 吉林大学, 2021(01)
• [2]制度变迁视角下我国非营利组织管理制度研究[D]. 袁梅.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3]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公立医院和谐医患关系模式研究[D]. 李宗明. 深圳大学, 2020(11)
• [4]基层干部人事制度的历史演进与改革探论[D]. 谢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5]中国殡葬制度演进的经济学研究[D]. 张丽丽. 北京工业大学, 2020(06)
• [6]论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聚合型制度创新[D]. 侯胜东.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7]司法改革的试点研究[D]. 廖丽环. 厦门大学, 2019(07)
• [8]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D]. 郎杰燕. 山西大学, 2019(01)
• [9]社会正义视阈下我国基本医疗服务体系构建与实现路径研究[D]. 任飞. 苏州大学, 2019(06)
• [10]政府管理体制创新视域下医养结合模式研究[D]. 刘松辉.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0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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