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与社会信用建设研究述评

一、市场经济与社会诚信建设研究述评（论文文献综述）

杨承翰^[1]（2021）在《习近平关于诚信重要论述研究》文中提出

周维浩^[2]（2021）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研究》文中指出当前,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法治建设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法治文化建设,社会公众也充分认识到法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而与每个人都密切相关的劳动关系领域的劳动法治,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劳动法治文化的建设也应该得到研究和重视。劳动法治文化是法治文化的一部分,是一个国家或社会实现了劳动法治所具有或应有的文化。从广义上来看,劳动法治文化是人们在劳动法治实践中形成的、体现着劳动法治精神和理念、原则和制度、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一种法治文化形态,主要集中体现在劳动法治建设的精神、制度、行为和物质四个层面;从狭义上来看,劳动法治文化主要是指劳动法治意识、劳动法治理念、劳动法治思维、劳动法治信仰的培育和确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在纵向上主要从科学内涵、价值意蕴、实践现状、行动指南和路径选择五个方面入手,在横向上主要从精神、物质、制度和行为四个层面进行深入展开。具体而言:第一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的科学内涵。主要论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第二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的价值功能。主要论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在物质层面,劳动法治文化是劳动法治建设的环境需求,强调劳动法治文化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保障、营造良好劳动法治氛围的重要基础、形成尊重劳动和劳动者观念的重要因素。在精神层面,劳动法治文化是劳动法治建设的精神需求,强调劳动法治文化建设有利于树立诚信意识,弘扬法治精神;培养规则意识,弘扬契约精神;提升劳动品质,弘扬劳动精神。在制度层面,劳动法治文化是劳动法治文化建设的根本支撑,强调劳动法治文化是劳动法治建设的价值引导和内在动力;构成要素和精神支撑;重要标志和可靠保障。在行为层面,劳动法治文化是劳动法治建设的现实需求,强调劳动法治文化对社会公众行为具有的指引、评价、预测、教育、强制的功能。第三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的实践现状。主要论述了劳动法治文化建设在物质、精神、制度和行为四个层面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面临的突出问题,并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的制约因素,包括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理论因素与实践因素、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第四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的行动指南。主要论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以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以劳动者为中心、坚持倾斜保护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相结合、坚持劳动法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为基本原则,并论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在物质、精神、制度和行为层面的目标取向。第五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主要论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在物质、精神、制度和行为四个层面上的具体建设举措。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的建设,既需要久久为功、持之以恒,才能保证劳动法治文化建设内容的与时俱进和建设工作的持续健康运行;又需要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共同参与,特别是社会公众的参与,每个人都不能将自己置身其外,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才能有利于加强社会公众对劳动法治文化的认同及形成劳动法治信仰,并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而全面贯彻依法治国的要求,为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全面推行劳动法治和实现和谐劳动关系提供坚实的文化保障、文化土壤、文化氛围和文化环境。

常乐^[3]（2021）在《基于博弈理论的食品企业失信经营监管策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关系到百姓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到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和谐发展。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食品质量事件也屡屡发生,而这些事件的发生则多是因食品企业失信经营所导致。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作为食品安全的主体,应保证食品安全,诚信自律,对社会和公众负责,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但诸多食品企业还远未担当起现代社会所赋予的职能和所期望的使命。本文以食品企业失信经营为主要研究对象,基于博弈视角探讨了对失信经营企业的监管策略以及如何实现社会共治等方面开展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食品企业失信经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梳理。通过实地考察、问卷调查等资料的收集和整理,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针对食品企业失信经营问题找出主要的影响因素分别为企业诚信缺失、监管、信息技术、道德文化、检测技术和供应链复杂度,为进一步促进食品企业诚信经营、提升食品质量制定科学监管策略和谋求社会共治奠定基础。二在以预防为主、风险管理的理念指导下,对如何建立科学、严格的监管制度进行了探讨。并着重围绕经济处罚问题,通过构建混合策略博弈和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如何确定合理经济处罚额度问题。从理论上探讨了既要通过经济处罚达到对企业失信经营实现制约、威慑作用以保证食品质量安全又要兼顾监管成本和监管效果的均衡。得出当经济处罚额度较低时,提高经济处罚可以增加对食品企业失信经营的威慑力;而当经济处罚增大到一定程度时,提高经济处罚则不能显着提高食品企业失信经营的威慑力。三是从社会共治角度探讨了对企业失信经营行为监管问题。文章探讨了在完全依靠企业自律或监管缺失不能确保食品安全情况下,如何有效发挥社会组织、公众舆论和消费群体等社会各方面绕抓共管的机制与作用。通过构建企业监管机构和消费者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将传统的单纯依赖监管机构的单向监管模式与社会共治模式结合进行分析,探讨了企业失信经营的利弊选择策略及监管机构相应的监管举措与消费者应采取的消费行为。得出为促进消费者在社会共治中的参与程度,应当通过教育宣传等方式提升消费者质量意识、维权意识,同时从制度上保障消费者维权过程中的合法权益,拓展消费者维权的途径,畅通消费者维权渠道,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并对媒体和检测机构等其他第三方参与共治主体进行了策略分析。四是在对食品企业失信经营行为成因做出具体分析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发生食品危机时企业、监管部门及媒体如何采取信任修复的问题。即因企业失信经营而发生食品危机后作为责任主体的生产经营企业是应如何清除和减少公众对食品的信任缺失;挽回社会舆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进而产生的企业生存危机、抵制消费甚至巨额赔偿等状况;如何应对监管机构的问责、惩罚及民事甚至刑事等法律手段介入的紧迫局面。在方法上使用满意度调查法和Mayer信任模型,并用模糊层次分析法通过对信任模型与信任修复策略关系的构建分别探讨了企业、监管机构、公众媒体等对发生食品危机后的信任修复策略进行了研究。得出食品危机后,企业应当诚信经营,将工作重点放在对食品质量更为严格的把控上,积极向消费者传递产品质量信息,使信息传递更为透明,并构建相应的信用担保体系。文章创新之处主要有:一是有别于传统的单向监管思维模式,基于博弈视角运用系统分析的观念,对企业、监管机构、消费者因企业失信经营问题所构成的有机整体予以剖析其成因。综合平衡各方利益以达到有效保障食品安全的目的。二是通过构建演化博弈和混合策略博弈模型对企业和监管机构应采取的相应策略进行研究。与以往以经济处罚为主要惩戒手段的观点不同,得出当食品企业失信经营问题发生后,经济处罚额度虽有一定的制约效果,但当达到某个均衡点时处罚效用会有显着的衰减趋势,从而使得监管效率相应下降,并由此得出要对失信经营形成足够威慑仅凭经济处罚不能够遏制企业失信经营问题的发生,必须从加强制度建设强化社会共治等方面统筹共举。三是由构建食品企业、监管机构和消费者三方演化博弈模型论证了对企业失信经营问题的传统单向监管演化为社会共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得出结论为社会共治是随食品企业因失信经营而获利与消费者遭受损益程度而自然演化形成,为保障消费者权益应尽可能在企业失信经营获利尚微时形成社会共治局面。不同于食品质量传统监管局限于“依法监管、科学监管”的指导思想,文章侧重于“诚信监管”。四是在对食品企业失信经营以预防为主,全过程常规监管之外,着重探讨发生食品危机后的企业信任修复策略,对事后取缔、查封等不准继续经营的失信企业,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除企业自身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外,政府部门、消费者及公众舆论也需积极融合共同参与,以使企业重新获得社会认可并得以生存发展。通过对企业失信经营问题的研究,采取实地考察、走访调研、资料收集、理论分析、模型构建、仿真分析等方法和手段,主要针对企业失信经营的影响因素,食品危机发生后的企业信任修复,监管机构以经济处罚为主要手段的监管策略,以及如何对失信经营企业形成社会共治局面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并同时对有关问题做了相应讨论,诸如监管机构的合理设置、法律法规及奖惩制度的完善、企业行业征信系统的设计、检测技术的提高、以及可追溯系统的建立等,以期达到促使企业诚信经营保障食品安全维护公众身体健康、生命安全的最终目的。

赵娜^[4]（2020）在《汕尾市中职学校诚信教育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提出中职学校作为为社会培养技能型人才的基地,在培养学生技术技能同时也要加强诚信教育,通过提高诚信教育质量加强职业教育质量。与此同时,在新时代新时期中职学校诚信教育受到越来越多因素影响,社会对中职学校诚信教育也提出了新要求,也是和谐社会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加强中职学校诚信教育显得尤为重要。论文首先选取五所中职学校通过文献分析法、调查研究法、案例研究法进行中职学校诚信教育情况的调查和统计分析,中职学校诚信教育环境建设、教育的内容、诚信教育形式、教育形式和管理评价等方面进行调查和分析,主要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分析了汕尾市中职学校对中职学生进行诚信教育的现状。并对调查数据统计汇总和分析,对当前中职学校诚信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分析,针对中职生诚信教育调查存在的问题中,具体包括了中职学校诚信教育重视程度不够包括中职学校对诚信教育力度不够、家庭诚信教育未受足够重视、家校诚信教育缺少协同,中职学校诚信教育内容滞后内容与实际“脱节”包括诚信教育内容没有充分融入学生的生活和学习、诚信教育内容没有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诚信教育内容脱离现实,中职学校诚信教育形式单一包括学校教育方法手段单一、缺乏专题教学和课程设置、中职学校诚信教育管理机制不健全包括缺乏体系化的教育与监督机制、社会学校和家庭的诚信教育监督缺乏规范组织等问题。然后,根据对教师的访谈结果分析了中职学校在诚信教育的成因和影响因素。最后,本文根据调查研究结果,针对问卷调查分析上述问题提出相应针对性的对策,具体包括了学校提高重视程度与社会各方形成合力包括中职学校通过传统文化提升学生诚信意识、家庭教育应与学校教育紧密结合,合理选择中职学校诚信教育内容包括在课堂教学中融入诚信教育内容、有效开发互联网诚信教育资源,全面拓展中职学校诚信教育形式包括学校诚信教育形式要多样化、在日常教学中融入诚信教育、通过校园文化活动开展诚信教育,建立并完善中职学校诚信教育管理体系包括建立个人诚信档案,发挥道德自律的内在约束力、实施德育综合测评,强化学校诚信教育的有效性、建立健全中职学生诚信评价的实施机制。

孙燕丽^[5]（2020）在《新时代中国诚信建设制度化路径研究》文中认为新时代的中国,经济方面,市场经济体制以诚信为依托,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文化方面,坚持文化自信,大力弘扬以诚信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的时代价值愈发明显。然而,社会失信问题屡见不鲜,已经成为阻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制约因素。在这种背景下,诚信建设制度化作为诚信建设的新思路、新范式应运而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和现实意义。论文首先从制度与制度化的内涵出发,整理出了诚信建设制度化的具体涵义:以制度化的思维为指导,以构建稳定、常态、有效的诚信建设体系为目标,对诚信建设的全流程进行规范化、标准化改造的动态过程。并进一步分析了其主要特征与功能定位。接着对新时代我国进行诚信建设制度化的现实诉求进行了分析,指出我国当下存在的价值困境,德治思维的效用递减和新时代的崭新需要。随后总结了目前我国诚信建设的现状,包括诚信制度基础和商务、政务、社会、司法诚信领域的具体实践。并据此提出了新时代中国诚信建设制度化面临的主要问题:协调机制欠缺;制度供给不足;科学规划欠缺;基础设施薄弱。最后针对诚信建设制度化面临的问题,从目标规划、规则执行和组织保障三个维度出发,探索了新时代诚信建设制度化的实施路径:坚持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提高目标规划前瞻性和层次性;增加制度供给,加快信用体系建设;强化组织管理,做好资源配套;完善诚信监督和奖惩机制;大胆运用新理念和新技术。

高瑾^[6]（2020）在《习近平关于诚信建设的重要论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诚信建设历来受到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的关心与重视,形成了一系列较为丰富的诚信建设理论成果。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习近平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于新时代国内外新的发展形势,围绕诚信建设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论述,为新时代中国诚信建设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切实加强中国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在中国的发展。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改变,因此,这一全局性的历史转变对中国的诚信建设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习近平关于诚信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诚信建设思想、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诚信建设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关于诚信建设的重要论述。目前,我国社会诚信建设已经给有了明显好转,但仍然在一些方面存在着较为薄弱的环节,习近平以此结合新时代对诚信建设提出的更高要求,从政务诚信建设、商务诚信建设、社会诚信建设和司法公信建设四个方面对诚信建设进行了论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度推进全社会范围内的信用建设,并把诚信建设纳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综合治理的新轨道。习近平关于诚信建设的重要论述汲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诚信建设的思想,是与中国共产党诚信建设思想一脉相承的社会主义科学思想和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体现了传承性与时代性相结合、民族性与开放性相结合、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特征。习近平关于诚信建设重要论述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地位和实践价值。在理论地位上,习近平关于诚信建设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诚信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诚信建设思想的升华,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践价值上,习近平关于诚信建设的重要论述为社会成员提升诚信素养提供了基本遵循、为中国诚信社会建设提供了思想指导、为中国树立诚信大国形象提供了理论支撑、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了诚信价值指南。

黄慧微^[7]（2020）在《马克思信用理论视角下我国商业信用风险防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信用制度的支撑和促进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要尽快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信用体系,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等领域建设,来规范市场经济的发展秩序,形成社会运行的良性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会议讲话中,将风险防范提高到新的高度,强调要在经济全局、系统中化解风险,“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近年全国工业企业应收账款数据显示,应收账款及其占流动性资产的比重逐渐增加,在经济转型调整的关键之年,多重因素叠加下,坏账风险也在相应提高;尽管商业票据融资业务尚不够成熟,但需求日益增加,使得商业票据业务在我国金融市场的份额不断提高,2016年票据风险事件爆出后,票据业务量开始持续减少,但2019年我国商业票据业务再次呈现集体非理性的快速扩张趋势,潜在风险极容易在企业和银行间传导,扩大风险范围。无论理论研究本身还是对现代金融危机实践的反思,马克思的货币、信用和危机理论都常常被当作一个系统、有机的分析框架。尽管其中对应资本主义的具体结论不能直接照搬到我国实践,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信用一般理论、资本积累、扩张以及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对分析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商业信用风险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且其中蕴含着不少前瞻性、现代性的观点和洞察力。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样面临市场自发调节下的各种失衡或失灵,更需要我们始终坚持坚持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和信用理论的基本逻辑,继续创造性解决信用制度二重性下的各种现实问题。基于此,针对当前我国商业信用发展中的主要现实风险及潜在风险,依据马克思的商业信用循环条件,以商业信用与生产过剩、货币理论、经济周期之间的相互作用为理论支撑,本文采用平行式行文结构,从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投机风险三个方面探索我国商业信用风险的形成及防范。遵循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从本质到现象、从简单到复杂、从一般到特殊再到个别的逻辑顺序,剖析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信用风险的外在表现和产生的一般原因;坚持理论的实践性、开放性和发展性,探索信用基本理论与我国商业信用风险防范的具体应用相结合;为更契合当代商业信用风险特征,采用了金融学、行为经济学、演化经济学、财务管理等多学科交叉、综合分析。马克思的信用理论包含了信用产生及其作用、信用在生产、分配、消费等环节加速资本主义经济各要素间对立的机理和表象,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对立最终的发展趋势便是彼此分离并以危机的形式趋于统一,且具有周期性。统一的过程中,部分则以具体信用风险形式呈现出来,商业信用风险便是其中之一。第一部分介绍了马克思信用理论的基本观点,包括核心概念界定、信用制度的二重性以及马克思的信用思想逻辑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的“信用”范畴,形式上指以债权债务关系为核心的交易行为,是一种经济关系,从属于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商业信用则是社会再生产中以商品为借贷对象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具有商品让渡与价格实现分离、商品为对象、链条性的特征,风险也相应表现为锁链式扩散性、双向性、可转移性特点,但同样具备信用制度的二重性作用,即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在加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要素间的冲突。整理、归纳了商业信用扩张与风险形成相关理论,一是商业信用循环条件,即“1.产业资本家和商人的财富,即在回流延迟时他们所能支付的准备资本,2.这种回流本身”;二是商业信用扩张加剧和掩盖生产过剩的机理;三是商业信用对货币流通速度、流通数量的影响;四是归纳了经济周期中的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的共同作用及演变。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风险治理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金融风险防范框架,金融发展“回归本源”的论断正是对马克思关于货币、信用与危机基本理论的继承与发展。该部分也成为下文具体分析我国商业信用风险的直接理论依据。第二部分概括了我国商业信用产生、发展历程,重点分析了应收账款和商业票据的整体现状、新发展:应收账款方面,当前部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流动资金偏紧,呈现比较稳定的行业集中分布,应收账款保理、应收账款质押及应收账款证券化三种应收展账款融资模式快速发展趋势明显,并逐渐平台化;商业票据方面,业务经营以银行承兑汇票为主,票据市场的参与主体范围不断扩大,票据业务电子化水平显着提升,电子票据、数字票据带动票据融资业务增加,但随着国家逐步推进金融去杠杆和强化监管,票据市场进入调整、转型期,从而回归服务实体经济之本源。总体看,新常态下商业信用发展主要面临着突出的信用风险、不断增强的流动性风险、投机盛行三方面风险。第三部分从伦理维度分析了商业信用道德弱化下的信用风险及防范对策。成因:商业信用道德形态的不完备、道德契约的脆弱性;提出相应防范建议,即辩证看待马克思关于信用资本的道德批判,弘扬社会主义道德观体系下的诚信美德,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以强化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培育企业信用文化。从经济维度分析了商业信用风险评估、企业风险管理方面导致的信用风险,主张多渠道提高商业信用评估的科学性,全过程提高企业信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征信服务系统。第四部分围绕马克思的商业信用循环条件分析流动性风险形成及防范。其中外部可支配的准备资本条件的分析综合了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关于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关系的研究,同时结合经济周期原理,从部分产能过剩、产业比例失调、利润率下降、市场竞争压力分析了我国商业信用回流本身的风险。提出了优化外部准备资本配置、控制企业商业信用扩张边界、优化产业结构、构建公平、理性的市场竞争机制和环境的具体建议。第五部分为关于投机风险的分析,主要针对商业票据投机问题展开,也有部分兼具实体交易和金融衍生交易特征的投机风险形式。依据投机形成条件,从商业信用融资工具、供给、收益实现、有限理性等方面分析投机风险的形成。建议从完善商业票据融资市场供给、提升理性决策水平、强化制度、监管、服务一体化三方面抑制投机。第六部分总结、梳理了三种具体风险形成机理上的内在联系。主张整体中考量商业信用风险形成的各类因素;从防范措施中概括、提炼出我国商业信用风险防范的基本原则,即遵循经济规律、货币流通规律,科学化解风险;优化信用制度安排,调控政府行为边界;强化企业主体“志诚”的内在支撑。整体看,论文运用了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信用理论的研究方法和体系,又结合我国商业信用发展、经济转型的时期特征,把握信用杠杆和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的机遇,在创新发展中化解风险,在实践中继承、丰富马克思信用思想。

刘艳秋^[8]（2020）在《新治理视角下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路径选择研究》文中提出社会信用体系是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信用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对改善营商环境、维护社会秩序、降低社会治理成本具有重要意义,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已然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强有力措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参与建设。新治理理论在关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同时,更加强调政府政策工具的运用,这一理论较好的契合了当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现状。在新治理理论的指导下,运用内容分析法从政策工具维度对中央政府出台的政策文献进行解读;结合第一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的建设经验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参与主体的角色进行探讨。通过对中央层次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政策文献解读发现:首先,中央政府主要以环境型政策工具为抓手,不断优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制度和文化环境;提升供给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完善信用体系建设基础设施,并扩大信用信息开放力度;适当引入需求型政策工具,提升社会各界对信用的需求水平。其次,中央政府主要通过环境型政策工具推进商务诚信和社会诚信建设,以供给型政策工具推进政务诚信建设,政府在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政策工具使用具有兼具强制性、灵活性和偏好性的特点。最后,从参与主体维度看,一方面,参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政府部门逐渐增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银行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起牵头作用,商务部和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原国家工商行政总局）参与度较为显着。另一方面,从政府、市场以及社会参与情况看,政府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健全组织领导体制、实施信用监管、探索区域间的信用合作、积极实现信用惠民。而信用中介机构和信用组织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作用并不明显,主要通过信用评级的方式辅助政府进行信用监管。当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有政策工具使用不均衡,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过益,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政策工具仍以强制性为主;在建设主体方面,政府作用突出,而信用中介机构发展较为缓慢,信用组织的独立性和专业性面临挑战。未来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应在新治理理念的指导下有序推进,不断提升需求型政策工具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使用;合理配置环境型政策工具内部的使用比例;依赖新兴技术打破政策工具使用的路径依赖;积极深化政府部门间协同合作,实现信用信息资源的沟通和共享;重新定位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角色,提升信用中介机构和信用组织的专业性和独立性。

尹冰艳^[9]（2020）在《铁路旅客“黑名单”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铁路旅客“黑名单”是铁路运输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铁路旅客运输秩序,保障铁路运输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所指的铁路“旅客黑名单”是指购买了铁路客票,即与铁路运输企业建立了合同关系的民事主体,因为严重违约而被纳入失信黑名单,被铁路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惩戒的制度。第一章“绪论”探讨了本文研究背景,梳理了国内外研究现状,认为目前铁路旅客“黑名单”制度相关研究缺乏对基础理论、法律属性、法制构建等领域的深层次研究,在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在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构建社会信用法制的前提下,迫切需要统一“黑名单”法律规则,用法律手段规制铁路旅客“黑名单”。第二章“铁路旅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黑名单’制度”论述了本文所研究的铁路“旅客”是与铁路运输企业签订了运输合同的民事主体在履行铁路运输合同即坐车的过程中出现特定严重失信行为,由铁路有关部门对其进行惩戒,将其纳入铁路旅客“黑名单”,限制其乘坐火车的行为责任人。明确了本文所介绍的铁路旅客社会信用体系属于铁路信用体系中的铁路市场信用体系的组成部分。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铁路旅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必要性两个方面论述铁路旅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价值。同时从旅客失信、铁路旅客“黑名单”及其建立、铁路旅客“黑名单”建立的理论基础即信息不对称和博弈论、市场失灵和公共利益理论、信用资本理论四个方面对铁路旅客“黑名单”制度进行了论述。第三章“铁路旅客‘黑名单’的法制化”为本研究的核心内容,吸收借鉴国外“黑名单”法制化的经验,明确铁路旅客“黑名单”的法律属性,对铁路旅客“黑名单”进行法制构建,坚持依法设置、公开、公正的原则,明确“黑名单”的种类,从失信行为和失信主体两个方面对认定“黑名单”的标准进行明确,即有责任能力的行为人实施了严重失信行为,明确“黑名单”的实施主体是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即国家铁路局和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黑名单”的设置程序法定,“黑名单”的列入期限可以直接限制为自监管部门公布“黑名单”之日起180天,多次进入或情节严重的,可以适当延长,规定“黑名单”实施主体的法律责任,即对直接负责的有关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直接给予行政处分;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四章“铁路旅客‘黑名单’的归集和处罚”从铁路旅客“黑名单”归集的违规行为及归集的限制两方面论述铁路旅客“黑名单”的归集,明确铁路运输的行政主管部门国家铁路局和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是铁路旅客“黑名单”归集和惩戒的主体,对违规失信行为人采取限制乘车的处罚措施,并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信用修复的视角对当事人进行救济。第五章“结语”在总结研究基础上,提出了需要深入研究的内容。

彭燕媛^[10]（2020）在《知识产权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研究》文中指出职业道德是一个行业的底线。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知识产权职业的不断涌现,知识产权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也亟需提升。其意义不仅在于能够促进知识产权从业人员自身人格的完善,进而推动社会整体道德水准的提高;也在于知识产权领域职业道德素养高的专业队伍能够持续推动国家知识产权事业的蓬勃发展,促进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的有效实施;更在于知识产权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的研究可以弥补当下学术界在这方面研究的严重不足,丰富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主要内容。知识产权从业人员是指接受过专门系统的知识产权专业训练、具备知识产权从业素养和专业技能、以从事知识产权工作获取各类资源、承担社会责任、实现自身价值的自然人。知识产权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即谓适用且只适用于知识产权从业主体,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其宗旨,以保障知识产权职业活动为其职业目的的道德规范的总和。就其性质而言,除沿袭职业道德的非物质性、规范性以及实践性这三大属性外,又因知识产权职业群体的特殊,亦存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这一属性。当下知识产权从业人员职业道德领域初获成效,但同时尚存诸多问题。包括知识产权从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体系存在缺失、知识产权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的社会意识薄弱、知识产权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的宣传教育力度不足、对奉行或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的知识产权从业人员的奖惩不到位以及知识产权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养成的组织管理不够完善等。细究问题之症结,一方面在于当下知识产权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的内容尚不明确;另一方面在于当下知识产权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养成路径存在欠缺。为解决当下知识产权从业人员职业道德领域存在的问题,尝试性地从内容设计与方法运用的有效协调、意识提升与宣传活动的相互促进、直接教育与奖惩效应的有机结合以及自我参与与组织管理的合力推进四大方面提出理想状态下知识产权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养成的基本思路。知识产权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养成一方面应当基于职业道德性质和适用范围分析知识产权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养成的内容构成,构建出一套统一且行之有效的知识产权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内容体系。这套内容体系既应包含适用所有知识产权从业人员共性化职业道德的主要内容即包括树立“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技术成果的转化与运用”的职业理想;坚定“服务群众、奉献社会、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职业信仰;秉持“爱岗敬业、兼顾效率与公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的职业态度;承担“处理知识产权事务、保守秘密”的职业责任;遵守“办事公道、诚实守信、遵守行业规范”的职业纪律以及提升“不断学习与培育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知识和技能”的职业业务能力等。同时,因知识产权从业人员工作性质的差异分为“知识产权管理人员”、“知识产权保护人员”以及“知识产权服务人员”三大类,这套内容体系也应包括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从业人员需适用的个性化职业道德的核心内容,如知识产权管理人员应遵循“推动高质量的知识产权创造与运用”;知识产权保护人员应遵循“秉持知识产权执法与审判的客观公正”;知识产权服务人员应遵循“恪守知识产权服务市场的竞争精神”等核心职业道德内容。知识产权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的实际养成还依赖于有效养成路径的设置。基于此,为加强我国知识产权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的养成,提高知识产权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水平,可从与知识产权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相关的社会意识、宣传教育、奖惩以及组织管理四大层面采取相应的举措,设置有效路径。譬如,社会意识层面需有效提升对知识产权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的认识;宣传教育层面需着力提高知识产权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宣传教育的效果;奖惩层面需规范对奉行或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知识产权从业人员的处理;组织管理层面需对知识产权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养成进行科学的管理等。多措并举,共同促进知识产权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的养成,推动知识产权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添砖加瓦。

二、市场经济与社会诚信建设研究述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市场经济与社会诚信建设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2）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基于博弈理论的食品企业失信经营监管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汕尾市中职学校诚信教育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时代中国诚信建设制度化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习近平关于诚信建设的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马克思信用理论视角下我国商业信用风险防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新治理视角下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路径选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铁路旅客“黑名单”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知识产权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市场经济与社会诚信建设研究述评（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关于诚信重要论述研究[D]. 杨承翰. 哈尔滨商业大学, 2021
• [2]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研究[D]. 周维浩. 华中师范大学, 2021(02)
• [3]基于博弈理论的食品企业失信经营监管策略研究[D]. 常乐. 山东师范大学, 2021(12)
• [4]汕尾市中职学校诚信教育问题及对策研究[D]. 赵娜.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2020(06)
• [5]新时代中国诚信建设制度化路径研究[D]. 孙燕丽. 北京林业大学, 2020(06)
• [6]习近平关于诚信建设的重要论述研究[D]. 高瑾. 大连交通大学, 2020(06)
• [7]马克思信用理论视角下我国商业信用风险防范研究[D]. 黄慧微.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8]新治理视角下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路径选择研究[D]. 刘艳秋. 山东大学, 2020(10)
• [9]铁路旅客“黑名单”制度研究[D]. 尹冰艳. 石家庄铁道大学, 2020(04)
• [10]知识产权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研究[D]. 彭燕媛. 南京理工大学, 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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