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发展民族教育的战略决策

一、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发展民族教育的战略决策（论文文献综述）

刘成喆^[1]（2020）在《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研究》文中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充分认同与历史性尊崇,并指出新时代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领路人,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文化观对新时代创新承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深远。纵观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认识和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进程,党的传统文化观的变迁深刻影响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命运。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变迁,总结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相关理论与实践的经验及启示,是极具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重要研究课题,对新时代创新承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大意义。本论文将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的历史进程分置于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不同历史阶段中进行考察和分析,对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百年来的变迁历程进行了较为具体的研究,从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传统文化的相关政策、对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认识等维度分析和阐释了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变迁的表现及其深层动因,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进行了客观的评述,阐明了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意义及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的经验启示,揭示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是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必然选择,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由之路。本文除引言外,主体部分共分六章。第一章,对中国共产党建党早期传统文化观进行研究。这一历史阶段以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为起始点,以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为阶段节点。选取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作为阶段节点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抗战开始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国内阶级矛盾转变为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从而极大的影响了社会各界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后经历了惨痛的大革命失败和艰难的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在这两个时期虽然略有差异,但并未出现大幅度变化,因此将1921-1937年作为第一个考察阶段是比较科学的。第二章,对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的传统文化观进行研究。这一历史阶段起始于1937年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直至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十分艰苦的生活条件下深入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抗日战争的新经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历史命题,是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的重要历史节点。第三章,对建国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进行研究。这一历史阶段以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为起点,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拨乱反正为节点。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经历了十分曲折的变迁过程,也正是这一曲折过程凸显出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变化必然会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产生重大影响,进一步印证了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研究的重要性。第四章,对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进行深入研究。这一历史阶段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以2012年党的十八大作为节点。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重新步入科学、理性的轨道,并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为新时代创新承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奠定了重要基础。第五章,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进行深入研究。这一历史阶段以2012年党的十八大为起点,对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尊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推进新时代创新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统文化观予以深入解析,阐明其科学性、先进性和重大的历史意义。第六章,通过对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进行纵向分析和横向比较研究,梳理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的历史经验及启示。本章所总结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秉持“去粗取精”方针、坚持文化自信和与时俱进等经验启示,能够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科学、理性、客观的认识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益的借鉴。

马宗亮^[2]（2020）在《习近平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初探（2013-2019）》文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历来对民族工作给予高度的关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族工作都顺应时代环境而产生新的内容。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实现民族的平等、团结与发展,在社会主义的探索与建设过程中,在历代领导人的传承和发展之下,通过理论层面的不断完善和在现实社会中付诸实践的历程,探索出了适应中国的民族理论体系与方针政策,且这一体系继续被继承和完善。自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从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现状出发,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发表了比较完备的有关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推动了民族工作的发展和完善。本论文从习近平关于民族工作的全新论述入手,初步探讨其有关民族工作论述的形成,以及在民族关系、民族发展和民族区域自治等方面的理论创新,深入了解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主线、目标及战略部署。民族工作要坚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形成如“石榴籽”般紧密团结的新型民族关系;坚持全面脱贫攻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坚持民族区域自治朝着统一与自治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结合的主导思想发展完善,坚持以“导”的理念处理民族宗教问题等论述,是顺应全球化时代潮流,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的新时代民族工作理论方针,也是实现复兴伟业的向导与保障。习近平有关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为中国应对和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了方向和对策,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承继和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就。

稂建中^[3]（2019）在《从民族性到全球化：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变迁研究》文中指出英语曾经是偏安于世界一隅的一个欧洲岛国的民族语言,它在短短几个世纪里从不列颠出发,遍布“日不落帝国”,进而发展成为如今的国际通用语。英语及其承载的文化留给人们一笔具有全球价值的财富,这笔财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英语教育得以传承和发展。本文基于历史视角,在社会话语理论框架下,运用历史研究、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等方法,系统地分析英国“现代英语”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征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具体地说,在回顾英国“现代英语”教育地位确立这一背景基础上,本文重点分析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民族特性”、“文化殖民”和“全球化视野”等主要特征,并探讨其教育价值和历史局限性。英国“现代英语”（Modern English）是在“古英语”（盎格鲁-撒克逊语）和“中世纪英语”的基础上,经过漫长历史时期的“标准化”（standardization）发展而形成。“现代英语”始于16世纪,具体界定是:1500-1800年间为“早期现代英语”时期,1801年至今为“晚期现代英语”时期。本文聚焦16-19世纪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由六部分组成,除了绪论和结语外,还有五章。第二章是背景分析,探究“现代英语”教育如何在英国得以兴起。第三、四、五章分别从不同专题角度分析英国“现代英语”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征。第六章是对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总体评价。具体而言:第二章主要从英格兰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文学的发展和民族语言的形成等方面分析英国“现代英语”教育背景。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英语取代法语,由老百姓的语言提升为官方语言;民族文学的发展将英语由生活语言转变为文学和学术语言;英语自身的规范化发展,促进了“现代英语”的形成。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驱动以及语言学家的贡献综合地为“现代英语”教育的兴起准备了条件。第三章重点探析16世纪之后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民族特性。通过梳理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近代英语教育政策和不同层次的英语教育,以及外来移民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教育政策,发现英国“现代英语”教育在致力于提升民众识字能力的同时,试图通过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承和民族同化提升民族意识、重构少数族裔民族身份、培养民族和国家认同,从而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性。第四章重点探析17世纪之后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文化殖民特性。英国殖民地英语教育伴随着其海外贸易、传教和殖民统治的步伐,在殖民早期采取语言和文化同化政策,致使本地语教育和本地传统文化受到严重冲击;在殖民晚期调整其语言教育政策,通过英语教育培植本地精英阶层（如印度）,或构建英国化主流社会阶层（如北美、澳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殖民地社会结构和文化身份重构,使殖民地英语教育呈现出鲜明的文化殖民特征。第五章针对18世纪末及19世纪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全球化视野,基于福柯的话语理论分析英国社会不同话语主体权力关系,阐释英语教育全球化视野的影响因素。在不同时期,英国的语言政策从民族同化逐渐走向文化宽容,语言教育政策从单语走向双语或多语教育并存;同时,由于英国文化多重特质的影响,“现代英语”教育在全球化过程中更加重视文化传承和文化认同,从而呈现出文化转向的突出特征。第六章从语言文化教育、民族身份教育和国家发展战略等维度对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价值与局限性进行反思。在语言文化教育维度,“现代英语”教育体现出语言与文化传播的重要价值和偏重语言形式和工具性作用、过分倚重社会力量等特点;在民族身份教育方面,“现代英语”教育对英国本土民众的社会身份、文化身份和公民身份建构产生积极影响,从而体现民族身份的统一性,同时它对海外殖民地民众的英国化和本土化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体现了民族身份的多样性;在国家发展战略维度,在王国、大英帝国和英联邦不同历史时期,“现代英语”教育均发挥着重要的战略作用。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历史变迁研究对我国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规划、语言政策以及语言教育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们认为,国家语言规划应符合话语主体社会关系和国家战略,国家语言政策应尊重话语主体社会身份和民族身份认同,国家语言教育政策也应有利于知识与信仰体系重构和跨文化交流。

张王勇^[4]（2019）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是指在中央政府支援政策的指导下,有关中央国家机关、内地省市和高等学校等机构通过提供资金、选派干部和教师、捐赠物资、培训干部和教师等方式,帮助西藏高等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提高管理水平和教育质量的政策性行为。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是“中央关心西藏,全国支援西藏”方针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具体表现,也是中央政府统筹西藏与全国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一种治理方式。从1958年西藏高等教育创建至今,中央政府始终重视和关心西藏高等教育工作,并制定了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和支援措施,帮助西藏高等教育加快发展和深化改革。支援政策及其实施贯穿于西藏高等教育从创建、发展到跨越的历史变迁中,并依据不同阶段的社会环境和西藏高等教育发展的诉求不断地进行调整与改革,经过60余年的发展,支援政策及其实施逐渐制度化和规范化,成为了西藏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外部动力。系统梳理60年来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演变历程,总结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历史经验,揭示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因与特征,探索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当前和今后进一步创新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内容,提高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研究首先系统梳理了 60年来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变迁过程,即依据支援西藏高等教育的政策制定背景、政策主要内容、支援形式及政策实施特征,将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探索阶段（1958—1979年）。这一阶段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动员特色,即通过中央政府的政治动员,内地省市和高校选派了大量毕业生和教师进藏支教,帮助西藏公学解决师资匮乏问题。同时在70年代中期,国家在支援筹建西藏师范学院的过程中开始探索对口支援模式。二是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调整阶段（1980—2000年）。这一阶段中央政府不断创新支援形式,丰富支援内容,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体系初步成形。针对西藏高等教育基础设施落后、师资短缺、专业建设滞后等问题,中央国家机关开始加强对西藏高等教育的专项经费支持力度,教育部继续组织内地高校对口支援西藏高校,并由以内地省市对口支援转向以内地高校直接对口支援,支援任务也从解决西藏高校师资短缺逐渐拓展至帮助西藏高校建设新专业、科研合作和培训教师等,中央组织部也开启了选派内地高校干部支援西藏高校政策。三是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拓展阶段（2001年至今）。在延续上一阶段支援模式的基础上,支援工作向纵深发展,政策内容更为丰富,支援方式更加多样,支援政策及其实施体系趋于完善和成熟。在中央政府“科教兴藏”、“人才强藏”等战略的指导下,中央国家机关的专项经费支持政策及其实施逐渐制度化;教育部组织实施的内地高校对口支援西藏高校政策实施机制进一步完善,团队式对口支援制度基本形成,支援内容既包括以改善办学条件为主的硬件建设,也包括以提高管理水平、学科建设、教师队伍建设为主的软件建设,支援方式逐渐拓展至捐助物资、互派干部、进行科研合作、培训教师、开展人才联合培养和学术交流等;中央组织部推进实施高校干部援藏政策的力度不断强化,干部选派人数逐批次增加,政策及其实施的范围覆盖至西藏所有本专科院校;同时,相关内地省市也组织开展了对口支援西藏高校工作。本研究认为,60年来在中央政府支援政策的指导下,通过中央国家机关、内地省市和高校对相关政策的有效实施,西藏高等学校办学条件得到根本改善,教育管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教师学历层次、教学能力显着提升,西藏高校与内地省市和高校的联系日益紧密,双方合作交流日渐频繁。但是,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在制定、实施和评价等环节还存在着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如政策设计重视短期效应,缺乏长远规划,导致政策执行主体频繁更替,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政策制定中注重政治逻辑,忽视市场逻辑和教育逻辑,导致政策实施政治动员色彩较重,政策实施的主体动力不足,人员选派以管理干部为主而非专业技术人员为主;政策实施的决策机构繁多,部门林立,职责不明,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沟通与协调,政策规定不尽一致,阻滞了支援政策的顺利实施,降低了支援政策的有效性;政策及其实施的监督和评估缺乏科学性和有效性,政策实施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要求,导致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变形、扭曲和走样。针对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中央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强政策及其实施的制度创新,尤其要提高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一是加强政策的顶层设计,政策制定要坚持长期性、稳定性原则,将中央政策的支持、西藏高校的努力和内地高校的支援有机地结合起来,共同推动西藏高校的改革与发展。二是政策实施主体要改变政策理念,增强政策执行的主动性,政策实施过程中要目标明确、重点突出,严格选派管理干部和教师,把提升西藏高校的管理水平和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核心。三是加强对支援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中央政府要制定统一的政策评估标准,通过科学有效的监督检查和督导评估,促进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沙吾列·依玛哈孜^[5]（2016）在《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政策与实践研究》文中认为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政策与实践研究我国的支援边疆政策是中国共产党治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促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与稳定,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的制定的政策措施,是中国共产党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执政的全盘谋划和策略,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的主要内容。它对于推进边疆地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提高各族人民生活水平、缩小地区差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同时,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政策能够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中国特色的治国政策,是中国共产党特殊的民族政策。因此,研究支援边疆政策对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方面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的整个研究过程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政治理论为指导,以多学科为角度,在边疆治理理论框架下,理清中国共产党的支援边疆政策模式,以及实施现状进行分析。并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高度,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特殊区情出发,科学把握党在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的具体政策和实践,全面总结支援边疆政策在实施过程当中取得的成就及历史经验和教训,从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缘环境、历史积淀、经济发展、社会发育、文化心理、公共安全、周边安全等层面认识和理解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稳定与发展的主要因素,以及针对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及互动规律,为进一步坚持与完善支援政策提出一些具体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内容:主要从建国以来的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目标体系及实施工具入手,分析支援边疆政策依托的理论和现实依据;理清中国共产党支援工作及支援边疆政策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并力图揭示并较系统地概括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的特点及发展规律,进一步深化中国共产党治国理论;综述支援边疆政策在实施过程当中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发挥的作用、成效、成功的经验,充分展示中国共产党特殊的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策这伟大创举在整个国家的发展与稳定中做出的贡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贡献、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的贡献。同时,总结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经验教训,分析影响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政策实施的主要因素;最后针对问题提出中国共产党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支援政策的对策建议。具体内容包括六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对研究的目的、意义进行全方面的论证。第二章为中国共产党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援政策目标体系及实施工具和援助政策依据。主要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政策的总体目标和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目标（分类目标）。分析概括了实现支持与援助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目标的实施工具,即在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采取的直接支援和间接支援所包含的不同政策措施。同时,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支持与援助政策的根基进行认真剖析,以实事来进一步阐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支援政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边疆治理理论等理论基础;并较充分论证制定政策中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因素、宗教因素、贫困因素、边境因素之现实依据。第三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示与政策措施。主要梳理和阐述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每一个关节点或历史阶段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及政策措施。第四章为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的形成与发展历程。本章主要依托国家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文件,并以此为支撑,对我国不同时期的支援边疆政策进行全面的概述和分析。即中国共产党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持与援助政策经历了逐步形成和完善的过程,在建国初期主要是通过特殊帮扶政策,初步改善了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条件,赢得了民心,疏通了民族关系,建立了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针对边疆地区落后状况,采取经济财政等方面特别照顾和倾斜政策,加强支持和援助力度,初步建立了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促进社会各项事业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为了缩小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省区的差距,继续加大中央支持和援助及对口支援相结合的政策,推动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巩固和加强了民族大团结,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基础。第五章为中国共产党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支援政策实践的成效。本章主要结合国家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大量实际数据来阐明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各项事业发展实践中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边疆支援政策的实效性由于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环境、社会历史环境、民族文化环境的特殊性和发展基础的薄弱性、国际环境及周边环境的复杂性等而受到的影响的因素进行客观分析。第六章为完善中国共产党支持与援助边疆政策的对策建议。这一部分主要针对中国共产党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支持和援助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制约因素,提出完善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政策的对策建议。即保持支援边疆政策的连续性;提升支援边疆政策的系统性;提高支援边疆政策的科学性;加强支援边疆政策的可操作性;强化支援边疆政策的针对性;提高支援边疆政策的执行效果。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充分体现在改善边疆少数民族的生存条件和生活质量上。支持和援助边疆地区正是提升边疆各族人民幸福指数、推动边疆地区发展和繁荣提出的重大措施之一,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因此,要逐步解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能力不足、社会事业发展基础薄弱、民族宗教问题复杂、组织管理框架不理想、国际环境及周边环境复杂等种种制约因素,继续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政策。总之,本文通过大量的文献阅读、梳理和数据分析,积极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按照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策“史”的发展脉络,依托政策、文件,认真梳理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所采取的支持与援助政策,并更加细化每一个发展阶段的时间段划分和政策内容,厘清新中国成立以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连续的支援边疆政策之间的关系,分析并阐明其对少数民族地区各项事业发展带来的效应和存在的问题,为未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稳定提供更加良好的政策环境,提出了针对性较强的见解及意见。

孙宏年^[6]（2016）在《当代中国西藏治理研究综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代中国西藏治理研究是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出现早期的研究成果,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学术界在当代中国西藏治理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20052015年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新突破。与此同时,当代中国西藏治理研究仍有需要进一步深化的领域。本文在尽可能全面搜集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有关当代中国西藏治理研究的新进展、新突破及其特点进行了评述,又分析了亟待深化的研究领域和方向。

石梦^[7]（2016）在《民族教育政策执行影响因素研究 ——以青海省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中国梦的法制保障,依法治国在教育领域体现为“依法治教”,不仅包括建立完备的教育法律体系、高效的法律实施体系、严密的法制监督体系、强有力的法律监督体系等,也包括教育部门转变职能和各级各类学校依法办学、依法治校。教育政策是国家指导教育活动的行动准则,教育政策过程必须在法治的背景下进行,教育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监督都需要依法进行。教育政策执行是教育政策活动落到实处、实现目标的重要环节,也是依法行政的具体体现。民族教育是我国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政策保障、法律支持是推动民族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民族教育政策活动是一个复杂的动态周期过程,包括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等活动。囿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本研究的对象是民族教育政策执行活动,通过对个案点民族教育政策执行过程和结果的分析,总结和归纳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相关因素。本研究以复杂性理论为基础,在充分认识民族教育政策执行活动复杂性的基础上,从认识论层面、实践论层面和方法论层面为本研究提供指导。认识论层面超越政策执行研究简单性范式,突破单一的政策研究视角,方法层面采用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相结合的多学科研究方法。从理论和现实入手,分析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因素,有针对性地提出提高政策执行效果的对策建议。本研究的核心概念是民族教育政策执行,这一概念的界定以民族教育政策和教育政策执行两个概念为基础。本研究的理论基础是西方政策学的三种政策执行的研究范式,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整合型模式,以及政策执行的六种理论模式。青海省民族教育政策的执行现状是本研究的现实基础。以青海省海西州天峻县,海南州共和县为个案点,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田野调查方式,搜集第一手资料,呈现民族教育政策的执行现状。在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指导下,本研究认为,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因素分为政策执行活动本身、组织机构因素和人的因素。政策执行活动本身的因素分为政策文本的特点和政策执行工具的选择对执行效果的影响。政策文本的概括性和模糊性使政策执行者的理解呈现多元化,增加了政策执行的弹性空间,促进了自由裁量权的使用,也增加了政策执行的难度;政策文本系统的耦合性不足也是影响政策执行活动的因素之一。政策执行工具是否与政策文本相吻合,是否符合政策执行环境等影响政策执行的效果。制度性环境是影响政策执行的重要因素,包括民族教育法律体系的保障,教育组织机构的设立,教育运行机制的影响,由于其强制的约束性为政策执行活动提供不可违背的框架。现阶段,民族教育法律体系不健全,现有政策文本层级较低,表述不规范;基层没有设立专门的民族教育管理部门;运行机制以行政约束为主,服务性和指导性不强等因素制约民族教育政策执行效果。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是为了促进人的发展,人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最主要因素,其他因素都是通过影响人的活动实现的。人是政策的目标群体和执行活动的主体,影响个体执行活动既有自身因素,也有外部环境因素,其中,利益是影响个体行为的根本因素。民族教育政策的执行群体包括教育行政官员、校长、教师、学生、社会群体,他们或直接参与政策执行,或通过相关活动影响政策执行活动。民族教育政策活动作为一种利益分配活动,各个执行群体之间必然会面临利益的博弈,对民族教育的认识,对民族教育政策的认同,个人的素质和能力,政策执行环境,民族社会文化的影响,都影响个体的活动。根据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相关因素和民族教育政策执行的特殊性,本研究认为可以从统一对民族教育的认识、对民族教育政策的“策略性解读”、完善政策执行的制度环境、提高政策执行力、建立健全监督反馈机制等方面,采取相应措施,提高政策执行效果。并建立一个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由内及外、由外及内的政策执行网络。这一网络以认识政策执行活动的复杂性为基础,充分考虑人的主体性和需求,以促进人的发展为指导原则,以纵向的统筹规划和横向的互相配合为基本结构,强调网格式的运行过程,以保障个体和集体利益为动力系统。

杜惠敏^[8]（2014）在《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新疆开发、发展民生的战略决策》文中研究指明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关乎全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热切关注新疆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和边疆的稳定安宁,基于国际国内形势和新疆区情,为新疆的开发、发展民生做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

彭锦涛^[9]（2014）在《江泽民决策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江泽民决策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阶段形成并付诸实践的科学思想,认真研究这一思想,对于拓展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的决策科学体系,对于指导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决策,都具有重要意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原理、毛泽东邓小平关于中国共产党科学决策的思想理论,是江泽民决策思想的理论基础；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兴衰及世界社会主义曲折发展的经验教训,是江泽民决策思想的历史前提；中国共产党从为“革命建国”而奋斗到长期掌权执政、国家建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开放,是江泽民决策思想的现实背景。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江泽民决策思想具有丰富的理论内容。江泽民主张,科学决策要坚持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愿望、不能从外国模式、不能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出发。江泽民认为,任何决策都应符合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人民谋利益是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群众是决策正确与否的最高裁决者。江泽民把决策程序划分为决策前、决策中、决策后三个阶段,它们相互衔接、依次演进,具有严密的逻辑性、系统性和整体性。江泽民决策思想的主要特点包括集思广益,民主决策；注重调研,科学决策；强化法治,依法决策。江泽民决策思想的贯彻实施,提高了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质量和效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决策的思想理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和运用江泽民决策思想,有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利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持续推进和顺利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

王乐^[10]（2013）在《中国共产党民族发展观探析》文中认为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能否正确认识和解决民族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问题。面对由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间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积极探索如何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基础，以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为目标，以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为主题，通过对建党以来各代领导人的民族发展观的梳理，归纳总结出中国共产党民族发展观的特点，为逐步缩小各民族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经验启示。本文第一部分探讨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发展观形成的理论来源，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发展思想和西方社会发展观的演变，以及对中国共产党民族发展观的影响及借鉴作用。第二部分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发展观的演变历程，包括关于民族发展观的萌芽、形成和发展三个时期。并且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政策入手，全面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发展观。第三、四部分科学地概括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发展观的特点、基本经验及为今后做好民族工作、促进各民族协调发展提供的启示。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促进了我国民族工作的顺利开展。研究它对我们做好现在和将来的民族工作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二、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发展民族教育的战略决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发展民族教育的战略决策（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习近平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初探（2013-2019）（论文提纲范文）

（3）从民族性到全球化：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政策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当代中国西藏治理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7）民族教育政策执行影响因素研究 ——以青海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新疆开发、发展民生的战略决策（论文提纲范文）

（9）江泽民决策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共产党民族发展观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发展民族教育的战略决策（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研究[D]. 刘成喆.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2]习近平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初探（2013-2019）[D]. 马宗亮. 兰州大学, 2020(01)
• [3]从民族性到全球化：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变迁研究[D]. 稂建中.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4)
• [4]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研究[D]. 张王勇.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5]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政策与实践研究[D]. 沙吾列·依玛哈孜. 吉林大学, 2016(03)
• [6]当代中国西藏治理研究综述[J]. 孙宏年. 中国边疆学, 2016(01)
• [7]民族教育政策执行影响因素研究 ——以青海省为例[D]. 石梦. 中央民族大学, 2016(05)
• [8]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新疆开发、发展民生的战略决策[J]. 杜惠敏. 喀什师范学院学报, 2014(05)
• [9]江泽民决策思想研究[D]. 彭锦涛. 扬州大学, 2014(03)
• [10]中国共产党民族发展观探析[D]. 王乐. 新疆大学, 2013(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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