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集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7卷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甘雅莉[1]（2021）在《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高考数学命题研究》文中提出高考命题一直是高考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每年高考试题出现后便能够吸引一大批专家进行分析研讨。近年来,数学学科核心素养在高考数学试题中的考查频率以及考查比重逐渐增加,分析高考数学试题中数学学科的各大核心素养的考查形式以及考查的频率显得尤为重要。在研究过程中,笔者通过查阅文献、统计数据、并进行数据的横纵向比较等形式,以2017-2020年新课标全国理科数学卷共12套试题为研究对象。首先,先确定了素养相关概念以及高考数学学科命题的理论基础。其次,对2017-2020年新课标全国理科数学卷共计12套试题进行统计分析,包括新课标全国理科数学卷内部结构的分析、数学学科核心素养考查分析和高考数学学科能力考查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学数学核心素养在日常教学中的培养策略。通过研究发现,每一个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都应有针对性的方法,对于数学抽象核心素养的培养,首先要能够将自然语言转化为数学语言进行描述,然后进行情境创设训练。对于逻辑推理核心素养的培养,首先要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推理素材,然后锻炼逻辑思维。对于数学建模核心素养的培养,首先要渗透建模思想,创设问题情境,然后实施多元化的过程性评价。对于数学运算核心素养的的培养,首先要理解基本概念,在进行运算策略的选择练习。对于直观想象核心素养的培养,首先要学会识图、认图、用图,其次创设实践活动,最后进行数形结合。对于数据分析核心素养的培养,先学会猜想、培育观念,再掌握技能,丰富经验。最后,基于分析数学学科核心素养在新课标全国理科数学卷中的实际考查情况,为了使数学学科核心素养更好地落实到实际课堂教学中,培养出真正具有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学生,笔者在此提供几点有助于提升高考数学学科命题质量的建议。笔者分析出高考数学学科命题应将强化应用性和综合性,注重开放性和创新性,同时渗透数学文化和思想。
丛海霞[2]（2020）在《晚清民国巴蜀词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1874至1949年的巴蜀词坛为研究对象,考察此期巴蜀词学思想、词人生态、题材内容、艺术特质、群体流派等发展演变情况,全面展现其多元风貌及在词学史上的独特地位。晚清民国巴蜀词坛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首先,它是千年巴蜀词史发展新变的又一座高峰。巴蜀词坛曾在五代及两宋时期有着辉煌的历史。然金、元、明及清代前中期却十分薄弱,直至晚清才逐步觉醒。近百年时间内,巴蜀词坛不仅唱和活动频繁,创作数量陡然增加,而且质量上乘,出现了不少情格兼重的词史佳作。纵向比较而言,确实堪与五代两宋相提并论。其次,它是晚清民国巴蜀文学不可缺失的一章。与其他文体相比,词之“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的特质在面对不易言说的语境下,有其显着的优势。特别是抗战时期,因为政治宣传的需要,新诗、戏剧、小说等新文学都不免有“带着镣铐跳舞”的局限性,而词这类旧形式,因自五四以来不断被压缩的前期处境,使得在情感表达上更加私有化,反而不再受政治宣传的掣肘。遂更能深入地反映战时人民的真实生态。第三,它是中国地域词史研究的重要方阵。巴蜀地处西陲,有山奇水秀自然风光的陶冶,亦有根深蕴厚词学传统的滋育。无论在地域上,还是文化上,都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天府”特色。然当下对巴蜀词坛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其一,宏观上存在“头重脚轻”现象,即五代、两宋时期词人受到格外关注,而清代及民国时期的词人研究则相对薄弱;其二,文献整理的不足;其三,词学批评重视不够;其四,研究方法及视角比较单一。基于此,本文采取知人论世与文学地理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前者便于准确抽绎作家作品的特质;后者有利于作群体性现象的考察与反思。巴蜀词坛有着悠久的词学传统,晚清民国时期对此既有传承,也有创新。综合来看,此期词学观念有三大特点:第一,推尊词体,强调诗词同源;第二,谲谏批判功能的抬高与词史意识的强化;第三,寄托理念的认同与性灵思想的外化。在建构巴蜀词学历程中,李调元《雨村词话》是词坛浙、常二派此消彼长之间的过渡性存在,也是巴蜀词学星火相传的关键人物。姜方锬《蜀词人评传》则是巴蜀词坛由传统词话向现代词学转型的重要成果。基于以上思想理念的考察,及对创作成就和词史发展的整体观照,晚清民国巴蜀词坛大体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晚清巴蜀词坛的觉醒（1874-1911）。1874年,张之洞成功创办尊经书院,成为巴蜀文学崛起的重要转折点。书院培育了众多眼界开阔、学识渊博的人才,他们为巴蜀文化的兴盛打下扎实的基础。巴蜀词坛也开始摆脱萧条冷寂的局面,如张祥龄、胡延、朱德宝、宋育仁、周岸登等人开始活跃文坛,他们转益多师,博采众长,凭借精工富艳的才情与坚韧不屈的性格,终在词坛博得一席之地。张祥龄是唯一一个串联北京、吴中两大词群并与湖湘词群交往密切的关键人物。他早期学步姜、张之醇雅,后转师二晏,终以意炼警辟、淳质闳约的独特风貌屹立于巴蜀词坛。胡延与朱德宝都是沉沦下僚的文人,空有一腔热血却报国无门。鼎革易代之际,朱德宝站到了维新阵营,试图通过变法来达到挽救国家危亡的目的;而胡延则坚守在守旧阵营,试图以个人辛勤的付出来切实改变地方百姓的生活。二人从不同视角记录了动荡政局下人民的复杂心声。周岸登是晚清向民国过渡的典型。早期因强调声律,一直以“二窗词客”的身份被划入梦窗一派。其实,《蜀雅》词特别重视情感抒发,整体上呈现出由哀婉凄艳到沉雄霸悍风格的转变趋势。在近百年蜀中词坛,周氏理当胜任探花之誉。第二,民国前中期巴蜀词坛的复兴（1912-1936）。锦城词社是近代巴蜀第一个词学社团,它是词坛由觉醒走向复兴的重要标志。该词社成立于四川成都,活跃于1916至1920年间,先后组织三十余次雅集活动,刊刻《春禅词社词》《花行小集》两部词集,参加人数先后达二十四人,比较着名的有赵熙、邓潜、邓鸿荃、张慎仪、江子愚、林思进等。当时四川频繁的军阀混战并未引起中国词坛其他文人的关注,而锦城词社则从文人角度客观记录了发生在身边的各种动乱,所写作品具有透视普通民众生态、补正史之缺的词史价值。赵熙是锦城词社的重要参与者,其《香宋词》不仅是袁枚性灵说的现代回响,而且真切地反映了清民异代之际遗老耆旧的复杂心声。邓潜受赵熙影响较大,他们有着相似的亡国经历和乱世处境,其词呈现出寄托幽深、孤悲沉郁的整体风貌。张慎仪和江子愚则从各自角度展示内心的不甘和挣扎,是彼时人心思变的一个缩影。第三,民国后期巴蜀词坛的强盛（1937-1949）。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众多高校及文人迁徙至此,巴蜀成为继南京、上海、京津之后,又一引领潮流的诗词重镇。首先,创作力量和数量都陡然猛增;其次,诗词社团、雅集唱和等群体性文学活动更加活跃;第三,词体社会功能显着增强;第四,描写内容由个性生活转向抗日战争;第五,词作风格由崇尚花间的独抒性灵向豪雄悲壮、沉郁顿挫等多元风貌拓展。此期巴蜀籍词人向迪琮和刘冰研成就十分突出。向词提出师法北宋、情格兼重的创作思路;刘词推崇音律,并强调以词记史。二者是认识民初梦窗风流弊和见证抗战词坛苏辛词风崛起的独特窗口。总而言之,在1874至1949年间,巴蜀经历了从词坛边缘向词坛重镇的发展演变过程。终以兼具巴蜀地域文化特色、倡导抒情的性灵本色和立体呈现当地人民复杂心声的三大特质屹立于中国词坛。
郑晓锋[3]（2020）在《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文中认为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历程中,语言变革无疑是最直观、最明显的因素。所谓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其基础表征就是文学语言的现代性。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建构了现代汉语规范化意义上的汉语语言系统——即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汉语语言体系的确立与强化。但由于传统的“重内容轻形式”的研究倾向,对文学语言作为符号性媒介的本体性研究很容易被忽略;再者,白话文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几乎成了定型状态,研究者更多地是从静态视角探究文学语言问题,而没有将其放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动态视域中加以考察,从而无法深入研究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层面的变化;此外,文学语言审美层面的动态演变也有待挖掘。本文以“媒介生态”为切入点,在关注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宏观维度的基础上,再从文字、报刊、图像、网络等微观视角出发,探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和发展的原动力,以期勾勒出一个连续性的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历史图景。所谓“媒介生态”,其最初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北美的Media Ecology研究,这与20世纪末中国本土兴起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北美Media Ecology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研究,立足点是人,强调媒介对人类、人类文化或人类社会的影响,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中国本土的媒介生态学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最终旨归是建立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的和谐关系及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其出发点是媒介。但同时我们应看到二者的联系,因为北美Media Ecology所关注的人与媒介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要一隅,所以,对于北美的Media Ecology,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其长处,对其有益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要加以合理的批判和吸收,以充分地运用到我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上来。至于北美Media Ecology和中国媒介生态学之间的差异,北美Media Ecology认为“人是条鱼”,生活在媒介环境构筑的“水”中,它重点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它试图找出媒体迫使我们去扮演什么角色,媒体如何构建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媒体让我们如此这样地感觉和行动”;而中国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是条鱼”,生活在社会生态系统的“水”中,这一系统由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等生态因子构成,且以媒介及媒介的存续环境（媒介之间、媒介与社会之间）为研究中心。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媒介生态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预先的理论视域。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提高,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然有学者将之推至“文学四要素”之外“第五要素”的高度,媒介及媒介文化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语言论转向对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使得文学语言的符号媒介性功能逐渐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不再将之视为一种应有的静态之存在,而是一种通过动态变革演化而来的;它也不再仅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存在,而且还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本体。文学语言作为一种媒介符号,它的历史变革势必会受到其所依存的媒介生态的影响。再者,从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向内转”和“向外突”是其发展的两种基本路径,前者强调文学研究对文学文本的重视,而后者则强调打破文学的固有边界,把文学研究拓展为文化研究。对文学语言本身的研究属于文学研究中的“内部研究”,而探讨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制的外在媒介生态因素属于“外部研究”,挖掘内在文学语言与外在媒介生态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将内部和外部研究联系起来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文学媒介和文学语言有着天然的联系。首先,文学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其次,除文学语言以外的其他文学媒介都是文学语言的承载媒介,比如书籍、报刊、电子书、文学网站、文学广播和文艺类影视等等。不同的媒介形式,就会有不同的文学语言形式。随着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地位的演变和提升,百年来文学语言也经历了不同的变革。整体上呈现为由文言到白话、由高雅到通俗、由静态到动态、由符号到图像、由单一到多元等趋势的异变。全文共分为导论、正文、余论三大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理论视域、选题缘由及思路、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和意义予以介绍,在对已有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肯定了现有研究成绩,但也存在不足,比如对于现代汉语白话形态的理所当然认同致使对语言的研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处境,已有成果多于静态的叙写而非动态层面的规律演变之探究,文学语言多为工具性存在而非对象性指称,文学语言研究的理论深度不够,等等。然而,文学活动中媒介作用的增强和文学语言的媒介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媒介生态,因为文学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它是微观媒介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生成、存在和演变不仅受到其他微观媒介（如书籍、期刊、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的影响,还受到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外在媒介生态的宏观建构,这就为我们从媒介生态维度研究近百年文学语言的变革提供了可行性契机。正文部分一共六章。分别从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作所经受的不同时期的明显的媒介生态为特征分章展开。第一章针对本文研究的理论视域和方法论原则——媒介生态,作一详细的梳理和介绍。所谓媒介生态,即媒介的存在场域,既包括媒介本身的存在状态,亦包括媒介所受制的外在因素。文学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媒介,是该场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媒介生态的整体性、多样性、互动性、平衡性、循环性,又对文学语言的存在和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媒介生态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而宏观意义上的媒介生态又是通过微观层面的媒介生态而对文学语言的变革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第二章是从晚清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到的显着的文化媒介生态入手,主要包括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两大显着的文化现象。从晚清黄遵宪提出“语文合一”①的观点开始,以封建士大夫为代表的维新派意识到民众思想启蒙对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性,而思想启蒙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打破传统文言的隔阂,推行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新的白话语和白话文体开启了文学创作新的表达方式,促成了以白话小说为主的文学文体的勃兴。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报刊理念的引入激发了国人的办报意识,中国现代报刊业开始起步,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媒介传播平台,打造了全新的社会舆论空间,因之而出现了王韬的“报章体”、梁启超的“新民体”、欧化语中的新名词等新的语言形式,促发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等文体革新运动。明显来看,以文字改革为中心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文化媒介生态发生变化之际而发生的文学语言改革行为,但语言媒介符号所处的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等也出现了新情况,在这种合力下,晚清文学语言开始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而20世纪初五四白话文运动前后带来了中国文学语言的历史性变革。这一时期的语言变革及其新文体实践,直接带来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转型。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不同的是,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则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其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改造和新文学文体的生成更具革命性、彻底性,经过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五四白话文运动倡导者的努力,白话文终于取代了文言文在传统文学中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书写的合法性语言。第三章主要是从文学语言变革受到的典型的政治媒介生态出发。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①的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这一时期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政治媒介生态作用渐趋明显,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决裂之后,中国国内政权主要呈国民党、共产党两大党派对峙局面,中共为争夺社会话语权、树立政治威信和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以“左联”为代表的文学阵营开展普罗文学运动,推行文艺大众化,最重要一方面就是文学语言向人民大众靠拢的通俗化运动。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又提出了中国文学及文学语言的“民族形式”改造问题,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形式;后期主要表现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实现了统一,经历长期动乱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文化资源的重置和控制是其重要方面,从第一次文代会规定文学写什么、怎么写、为谁服务,到十年文革政治对文化（文学）的强势干预,都从根本上左右了新中国文学语言的书写模式,文学由于表征的优势、作为文化资源的稀缺性等满足权力实现的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语境中被建构成为一种文学权力。总的来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文学语言所存在的政治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语境下,新中国之后的文学语言建设则是由党和国家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行为,是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学语言变革,集中表现为文艺在“二为”方向指向下的政治性、民族性、通俗性言说,并在建国前十七年文学中取得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成就,引发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转向。第四章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文学（语言）所受到的经济媒介生态作用渐强的角度来说的,多重利益追求和文学理想带来了文学语言的多元化呈现。新时期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政策上的调整,我国文化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集中表现为对“十年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重新探讨和确立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确立文艺创作新“二为”方针等方面,文化领域开始朝着良性的、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国家社会发展经济重心的确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经济导向性增强,文学格局开始由建国前三十年“一体化”向多元化发展,文学语言呈现出政治话语、精英话语、通俗话语等三大主方向演变,并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下发生着多种可能性。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技术媒介生态在文学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学语言呈现出了图像化、类型化、跨语体、碎片化、互动性、颠覆性、消遣性、审美性缺失等特征。新世纪的文学格局较20世纪后半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我国消费社会的逐步形成和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文学的蔚为大观,传统官方主流文学和社会精英文学的势力范围正在急剧减缩,并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寻求突破和转型;而菁芜杂存的网络文学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助推下,大有独霸天下之势。新的文学形态势必会呈现出新的语言形式,而新世纪文学语言的种种特征,就是文学语言在媒介技术的支撑下的多样化呈现。第六章主要是对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作一简单介绍。此两种媒介生态参与了各个时期的文学语言建设,且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百年转变,这也是它们的合力性使然。但因二者与前几个分期所受到的鲜明的媒介生态相比,显得稍微次要了一些,故单章给予简单的介绍,以此说明它们并非缺席,以此体现构成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媒介生态的完整性。结论部分主要回答了从媒介生态视角审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它到底发生了何种动态变革。从19世纪后半叶的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始,先后经历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文艺大众化”讨论、“民族形式”建设、农村新通俗小说试验、工农兵创作方向、新时期文学语言的“话语解放”,再到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类型化等转向,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和变革的基本路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也是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变迁史。总的来说,文学语言作为媒介符号,影响其变化的因子有很多,整体上可分为包括以“媒介”为中心的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这些宏观因素通过影响媒介介质而对微观上的文学文体和文学语言发生作用,这是由文学所在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决定的,语境不同,各种因素作用力的强弱也会有所不同,它们所关注的着力点也会不同。在这些媒介生态的组成中,除了媒介技术对文学（语言）能带来直接的影响之外,其他五个都是间接影响因子。当然,如此区分只是理论上辨析的需要,在实际的文学实践中,对文学（语言）的影响往往是它们合力的结果。比如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在文化领域政策上的改革对社会传播媒介和载体媒介的影响,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政治媒介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商品经济竞争机制的逐步形成,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经济媒介生态;文化政策的宽松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化的文化媒介生态;文学传播所依赖的媒介技术的革新则是文学语言发生的技术媒介生态;文学生产在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下开始关注和重视读者的文学需求,导致作家必须创作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受众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上升,即受众媒介生态对文学产生影响。此外,影响媒介传播的地区发展差异、自然交通状况等也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其他生态因子。因此,全篇以一种历时性叙述路径,以文学语言所受影响的典型的媒介生态而分阶段行文,即是处于此种考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文学语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受众的等媒介生态息息相关。
余芳芳[4]（2020）在《清代前中期才子佳人小说评点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才子佳人小说在清代前期迎来高潮,并一直延续至清代中期;与此同时,通俗小说评点亦接续了明末的繁盛,并以商业性和文人性相结合的态势继续发展。通过对清代前中期才子佳人小说评点的研究,一方面能够深入了解才子佳人小说的接受情况,另一方面亦能由此窥见这一时期通俗小说评点的阶段性样貌。论文由前言、正文、结语和附录四部分组成,其中正文分为四个章节。前言部分首先对相关概念作出界定,明确将研究范围限定在清代前中期的缘由,并简要概述才子佳人小说评点的研究现状。第一章,首先对清代前中期才子佳人小说评点的存世情况进行梳理,明确才子佳人小说评点本的数量及版本情况,在此基础上总结其评点的主要形式及特征;其次,从小说评点的商业性质、才子佳人小说产生以及评点者三方面交代其形成背景。第二章,结合小说文本,分析清代前中期才子佳人小说评点在人物、情节、思想三方面的评点策略与审美趣味。第三章,结合评点内容,阐释清代前中期才子佳人小说评点情感体验性、文人自赏性、道德敏感性三大特征,从中亦可见出才子佳人小说的题材类型以及评点者的个人意趣对评点样貌的深刻影响。第四章,探讨清代前中期才子佳人小说评点的价值与局限,一方面,评点显示出促进才子佳人小说普及以及审美趣味形成的传播价值,对通俗小说艺术性质形成普遍性认识的理论价值以及接续明末文人性与商业性结合的评点传统、丰富清代中期通俗小说评点格局的评点史价值;另一方面,由于评点者忽略对作品的情感把握以及评点中道德教化因素的过分介入,亦使得才子佳人小说评点丧失了应有的精神价值。结语部分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明确了清代前中期才子佳人小说评点在才子佳人小说和评点两方面的意义。附录一为《清代前中期才子佳人小说评点叙录》,主要对作品评点本的版本、评点时间等相关情况进行说明,并阐述其在才子佳人小说语境下的价值、特色与不足;附录二为《清代前中期才子佳人小说评点一览表》,对成书时间、评点时间、版本及评点形态作出说明;附录三为《清代前中期才子佳人小说圈点形态一览表》,对作品中的圈点符号进行整理与统计。
李晓丽[5]（2020）在《李玉戏曲作品版本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主要对李玉现存于世的戏曲作品进行版本分析,重点分析《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眉山秀》《太平钱》六部作品中的新版本。《一捧雪》《人兽关》新发现的版本为王孝慈过录本,《占花魁》新发现的版本为许之衡抄本,《眉山秀》新发现的版本为怡庆堂抄本,《太平钱》新发现的版本为陈嘉梁抄本和许之衡抄本。本文主要运用版本比较法,对六部作品的新旧版本进行全面分析,依据对比结果,了解各个版本的价值。论文正文部分主要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主要分析李玉戏曲作品中时事剧的版本。该章节重点分析《人兽关》《永团圆》《清忠谱》三部作品的版本情况。《人兽关》首先分析了各个版本的版本特征,继而介绍其缺损情况。其次分析了王孝慈过录本、清乾隆刻本与明崇祯刊本在目次、宫调、曲文、科介、脚色、情节六方面的不同。《永团圆》首先分析各个版本的版本特征,其次分析各个版本的缺损情况,进而分析清初刻本与明崇祯刊本相互补充的具体情况,而后将明末清初墨憨斋本与明崇祯刊本进行比较,着重分析二者在目次、宫调、曲文、科介、脚色、情节六方面的差异。《清忠谱》首先介绍各个版本的版本特征,继而通过版本的缺损情况判断其留存现状及版本价值。第二章主要分析了李玉戏曲作品中风情剧的版本,主要包括《占花魁》《眉山秀》《太平钱》三部作品。《占花魁》首先分析各个版本的版本特征,其次分析各个版本的缺损情况及留存现状,分析明崇祯刊本、清初萃锦堂刻本、清初刻本三者之间的互补情况。另外将明崇祯刊本与清乾隆刻本进行比较,分析清乾隆刻本的改编详情,分析其版本价值。继而将许之衡抄本与清乾隆刻本进行比较,分析许之衡抄本文本内容的详情及版本价值。《眉山秀》首先分析各个版本的版本特征,介绍清顺治刊本、清初刻本及清刻本三个版本的留存现状及缺损情况,分析三者之间的关系。其次将清顺治刊本与新发现的怡庆堂抄本在目次、牌调、曲文、情节四方面进行比较,推测怡庆堂抄本为《眉山秀》定本之前的文本。《太平钱》首先介绍各个版本的版本特征,其次分析了新发现的陈嘉梁抄本、许之衡抄本与旧抄本在目次、宫调、曲文、科介及情节之间的异同,推测二者出自同一系统。第三章主要分析了李玉戏曲作品历史剧的版本。该章节重点分析《一捧雪》。首先介绍各个版本的版本特征,其次将清乾隆刻本与明崇祯刊本进行比较,分析比较字词改编详情,确定其优劣,判断其版本价值,最后将王孝慈过录本与清乾隆刻本进行比较,进而确定其讹误及改编详情,确定其版本价值。第四章探求了李玉戏曲作品的选本与舞台演出本的具体情况。该章节主要从《醉怡情》《缀白裘》《纳书楹曲谱》《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程砚秋玉霜簃戏曲珍本丛刊》等戏曲选集中分析李玉戏曲作品文本流传、舞台演出的相关情况。
陈应珍[6]（2019）在《福建省宪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福建在中国近代的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作为最早开放的省份之一,它最早接触到西方的思想文化,并在救亡图强的洋务运动及与辛亥革命并寿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中均有非常卓越的表现。在20世纪20年代的省宪自治运动中,它在复杂、惨烈的军阀混战背景下,仍然不放弃对立宪政治的追求,并完成了省宪的制定。虽然福建省宪一经颁布即遭废止,但其中所承载的思想、价值值得我们去挖掘和发现,它所映射的中国在省制乃至建国道路上的艰难选择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本文立足于福建省宪的探索,试图揭示出其立废曲折历程中折射出的核心问题。论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省宪运动的发生。该章旨在展示省宪运动发生的宏观背景,描绘省宪运动在各省的运行状况。省宪运动的发生背景首先是地方主义的兴起与发展。由于镇压太平天国以及推行新政等方面的需要,地方主义在清末逐步形成,主要表现为督抚权力的扩张、地方绅权的升高及谘议局的设立。清末既已形成的地方主义助成了辛亥革命的成功,革命运动本身也助成了地方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时至民国初年,“地方主义”一词开始流行。省宪运动发生的第二个背景是联省自治思想的形成。联省自治思想起源于清末联邦制理论的传播。在清末内忧外患的国家危机中,沐浴于欧风美雨的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接触到了西方的联邦共和制,开始了中国政治史上对联邦制的探索。袁世凯上台不断强行推行中央集权和个人独裁统治促成了联邦制思潮的复兴,及至1920年代,联邦制思想与晚清以来强劲的地方自治思潮合流,最终以联省自治思想的形式体现出来。地方主义的发展与联省自治思想为省宪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省宪运动经历了清末民初军政府约法的制定及1920年代兴起的省宪法的创制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鄂州临时约法》为代表,江西、贵州等省在辛亥革命宣布独立之后相继制定约法或类似的法律文件,它们虽然由精粗疏密之分,但都具备了近代宪法的特点和省宪的性质。后一阶段以《湖南省宪法》的颁布和施行为肇始,随后在浙江、广东等省相继开展起来,最终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省宪运动。第二章揭示福建省宪运动发生的地方基础。本部分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代议机构的设立。这为后来省宪法的制定奠定了组织基础。二是政治的窳败与经济的困窘。民国成立以后,福建长期处于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之下,政权动荡不安,政治极其黑暗,经济极为窘迫,人口锐减,人口结构异常。三是清末地方自治的筹办与民初自治呼声的兴起。在清政府推行城镇乡地方自治的背景下,福建筹办地方自治的活动甚为积极,设立自治讲习所为推行地方自治培训学员,制定详细的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进行时期表,对地方自治事宜逐一作出详细规划。受省自治浪潮之影响,加上北洋军阀长期以来的专制统治及客军入闽的现实威胁,自1920年开始,福建各界提出了强烈的自治要求。第三章描绘《福建省宪法》从倡议到颁布的创制历程。福建制定省宪的最初倡议可以追溯到1921年8月17日,但由于军阀的阻扰,直到1922年12月,福建省议会才正式启动制宪的议程。福建省宪的创制程序包括筹备、起草、审查、省民公投及公布五个步骤,创制历程历时三年有余,期间颇多波折,充满了制宪筹备处、省长及中央政府等相关各方的多次博弈。囿于士绅阶层规模较小、宦怀淡泊,军阀的抵制及制宪经费的短缺等因素,相较于其他省宪,《福建省宪法》的创制较为迟缓。第四章分析《福建省宪法》的主要内容与特色。《福建省宪法》由序言和18章共207条组成,内容主要包括省国关系及省之权限、省级政权结构、省民的权利义务及省的区域治理制度等。与其他省宪不同,福建省宪是在1923年宪法制定前后制定的,《天坛宪法草案》审议中的部分议案对福建省宪的内容有很大影响。相较于其他省宪,《福建省宪法》特色鲜明,表现在:设立独立的考试机关,形成独特的六权分立体制;充分反映了欧战及十月革命之后的社会主义思潮和全民政治理念,设立生计专章,注重省民生计问题;强调对省民教育权的保护;尊重职业团体的提案和建议;通过省民创制和省民公决保障直接民主;在省级行政机关的组织模式上采用委员会制;在司法权的配置上,司法立法权和终审权委诸中央。第五章探讨福建省宪运动终结的原因。《福建省宪法》颁布仅半月有余即被军民当局宣布废止。福建省宪运动的终结既有省内的特殊性原因,也有省宪运动整体层面的普遍性原因。福建省内的特殊性原因主要是省议会自利的制宪动机影响宪法权威、民意基础薄弱及制宪德性的缺陷。省宪运动整体层面的普遍性原因包括省制共识的缺失、工具价值观下的权宜之计、规范认同的障碍、时局的变化与统一路径的再选择等。
张立恩[7]（2018）在《元代春秋学研究》文中认为从《春秋》学史的角度而言,元代《春秋》学在《春秋》学史上无疑占有一席之地,然而由于受到清代学者评价的影响,现代学术界对元代《春秋》学多不甚措意。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人们对经学的重新认识和理性评判,元代《春秋》学亦重新进入学术研究视野,并产生了一些研究着作,但无论就横向的地域分布、纵向的发展历程,还是文献的考据整理、《春秋》学家思想内涵的掘发和诠释方法的呈现,皆有未尽之处。基于这一问题意识,本文以元代《春秋》学研究为题,在力图全面考证元代《春秋》学着述的基础上,着力对上述问题进行揭示,以期能客观、逻辑地呈现元代《春秋》学之思想面貌,并由之对其学术史价值做出评述。文章除导论、结语外,共七章内容。首章论元代《春秋》学之理论渊源与发展历程,二章论元代《春秋》学之地域分布与学术师承,三至七章论草庐学派、程端学、黄泽、徽州学派及其他《春秋》学家的《春秋》学思想。在具体论述上主要围绕《春秋》学家之《春秋》观、诠释方法等内容展开,将其对《春秋》学问题的思考置入《春秋》学史的发展脉络之中进行考察。草庐学派《春秋》学代表为吴澄,其秉持朱子《春秋》学观念并综合啖助、赵匡、刘敞之说而试图统一经说。在《春秋》观上,吴澄持朱子据实直书说,但认为《春秋》所据之“实”为“非常之事”,包括:有违典礼者、有关训诫者、变异者。吴氏反对以《春秋》为文辞褒贬之书,以别嫌明微为孔子之意,以《春秋》为孔子之刑书。在解经方法上,其发挥传统的属辞比事之法,并以“属辞所以合,比事所以析”对“属辞比事”提出新解。吴澄门人在《春秋》学上承继吴氏而又有发明,虞盘之《春秋》学如朱子、吴澄一样,重视《左传》事实,而尤能纠左氏“夸于辞”之偏,李衡之《春秋》学不但推尊吴澄,而且亦如吴氏《春秋》学一样贯穿着统一经说的意识。元明善则发挥《春秋》经世之旨以评论时事。程端学亦本朱子观念而建构《春秋》诠释体系,其以《春秋》为“圣人之实录”,而所书皆“非常之事”。基于这一理解,在褒贬观上,程氏一方面反对文辞褒贬之说,但另一方面又主张《春秋》以事见贬。程氏认为以往褒贬凡例之说盛行的原因是“后世但知圣人议人罪恶而已”,其所主以事见贬之说就是要克服文辞褒贬之弊而导人为善。在此意义上,他指出《春秋》宗旨在于使后世读《春秋》者“克己复礼”,所谓“使人知其非礼,则礼有在矣”。程氏还区分《春秋》大义、正义与小义、余义,二者之间有严格的价值层级关系,前者可含蕴后者,后者无法含蕴前者。在解经方法上,针对单个事件,程氏主张发挥“即其因以见其情”之法,针对复杂的、长时段的事件,则主张诉诸于“属辞比事”之法。程氏还将“属辞比事”分为“大属辞比事”与“小属辞比事”。前者是说“合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比观之,后者是说“合数十年之事而比观之”。黄泽的《春秋》学继承朱子的基本观念。在《春秋》观上,黄氏主张孔子亲览国史以作《春秋》,故“经所书者,皆是史,先有其文,非是夫子创书,”但他反对经文实录说,而认为经文有正例、变例、义例,以此对朱子据实直书说之内在困境进行调适。在诠释方法上,黄氏主张兼综汉宋,认为“《春秋》是事,须先考事实,而后可以求经旨。”考证“事情”则要发挥“向上工夫”,其含三个环节:比事而观、逻辑推证、静定涵养。徽州学派学宗程朱,而尤宗朱子,其《春秋》学以赵汸、郑玉、汪克宽、俞皋为代表。赵汸继承黄泽“先考史法而后经义可求”的解经理路。在《春秋》观上,其以《春秋》为孔子经世之书。圣人籍笔削以表达其经世之志,笔削八义为:存策书之大体、假笔削以行权（不书、变文、特笔）、因日月以明类、辞从主人。变文又分为变文以示义、辩名实之际、谨中外之辩。圣人经世之志主要体现为:谨夷夏之辨、正名、明世变。在诠释方法上,赵汸主张解经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知足以知圣人,二是遵从属辞比事之法。郑玉《春秋》学推崇程朱之说,其《春秋阙疑》即折衷程朱之说而为之。在《春秋》观上,其对《春秋》之名及《春秋》之始隐终麟的解释皆有所发明。他认为“《春秋》有鲁史之旧文,有圣人之特笔”,是以在解经方法上提出“固不可字求其义,如酷吏之刑书,亦不可谓全无其义,如史官之实录也。”在这一基本立场下,在以往经学家那里相为扞格的解经方法,在此却变得各得其所,相得益彰。他发挥孟子“事”、“文”、“义”之说阐发《春秋》宗旨,以尊王为《春秋》大义之核心,以存理灭欲为《春秋》旨归。汪克宽的《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主于疏通胡《传》,不过,这是由于胡《传》颇能推广程子之说且受到朱子之推举。在《春秋》观上,汪氏继承胡《传》“《春秋》,鲁史尔,仲尼就加笔削,乃史外传心之要典”的说法,并引朱说对之有所推进。他认为《春秋》所记皆非礼之事,有“因史旧文”“存而弗削”之处,亦有圣人笔削,乃圣心之理的呈现,故学《春秋》而格物穷理,则可以贯穿内圣外王之道而实现修齐治平。在诠释方法上,汪氏基于属辞比事而发挥直书见义、特笔见义、互文见义等方法。其所谓“属辞比事”首先是指意味着“连上下文并前后事迹”、“合上下文”来分析经义。其次,指对同类事件及对该事件相关联的其他事件的比较分析,这一分析大抵遵循着事→辞→义的逻辑顺序。第三,指不仅综合经文,亦包含对传文的比较分析。俞皋《春秋》学“一以程朱为断”而尤为推崇程子“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的解经观念,力图建立系统的义例之学。其义例之说可概括为义例与非例,义例16种,所谓“以事同、义同、辞同者定而为例十六条”。“非例”即“非可以例拘”者,分为三类:一是辞同义不同者,二是事同辞不同者,三是程子所谓微辞隐义、时措时宜者。俞氏对义例和非例的划分并非绝对意义上的,而是相对意义上的,按照不同的层次,例和非例可以相互转化。陈深《春秋》学之特点是综合以程子、胡《传》为代表的发挥文辞微言之解经路向与朱子为代表的据实直书经学风格,并总之以己意以解经。陈则通之《春秋》学善于通过对二百四十二年之经文及《左传》的比事而分析世变,并对《春秋》书法多有阐扬。王元杰《春秋》学之特点亦为综合程、朱、胡《传》及三传而又断之以己意以解经。其以《春秋》为“王者代天理物”、“代天以示赏罚”之书,是以其解经无论是对文辞褒贬的发挥,还是对据实直书的运用,目的皆在呈现圣人借《春秋》书法以经世之意。无论就汇集、整理、考辨前儒经说而言,还是就对后世《春秋》学之影响而言,元代《春秋》学皆具重要价值。仅就接续宋代《春秋》学的意义上来看,由于程朱于《春秋》无成书,因而接续程朱——尤其是朱子——以统一经义成为元代《春秋》学之首务。朱子基于其“圣人”观念而反对前儒文辞褒贬与史例褒贬之说,并通过吸收左氏家说及“据实直书”方法而建立了以史视《春秋》说。但其说无法担保圣人之意与经义之关联,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朱子又不得不退回到圣人“有意”作经,“笔削”鲁史而成之的立场上。这一理论困境反映出朱子实际上并未真正突破汉唐《春秋》学的“辞”→“义”诠释模式。随着宋元鼎革,元儒对这一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如吴澄、程端学主张《春秋》“非常而书”,藉由诠释进路的转换以证成朱子之说。黄泽则将“据实直书”整合为获取《春秋》书法的环节,赵汸通过“策书之例”与“笔削八义”的提出,进一步将“直书”置于《春秋》书法系统中,以此实现对朱子理论困境的解决。
邹琪[8]（2018）在《朱德研究史》文中研究表明“朱德研究史”的研究对象是朱德研究,是朱德研究的发展史。朱德研究,是研究朱德一生历史的研究成果,对朱德生平和思想的研究都是朱德研究。本文对朱德研究进行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力图按照学术史本身的线索,来展现朱德研究的全貌。国内外目前都还没有“朱德研究史”的专着出版,这是朱德研究和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中的空白。本文以朱德研究为研究对象,旨在对从20世纪20年代至2016年的朱德研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总结,并探析朱德研究中的经验教训和规律,形成一部整体性的“朱德研究史”,希冀拓宽朱德研究的领域,弥补国内外朱德研究中的不足,这使本文的研究在学术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对朱德研究进行研究时,在纵向上,按时间顺序分析朱德研究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总结朱德研究的规律和经验教训;横向上,在特定空间、特定历史时期内,分析朱德研究的成果,主要是朱德研究的代表作,对其特点、内容、得失进行理论分析。对每个时期的朱德研究,先概述其研究背景、总体状况,再对代表作进行个案研究,分析其内容、研究方法和成就,最后总体评述,总结这一时期朱德研究的经验教训。按此研究思路,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绪论,朱德研究概述。阐明研究的对象和意义,对朱德研究的学术史进行梳理,分析朱德研究的现状,介绍文章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框架、创新之处及研究意义,界定“朱德研究史”一些概念。第一章评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朱德研究（1920.8-1949.9）。这一阶段是朱德研究的萌芽时期。国外对朱德的研究,最早的主要散见于西方记者的着作。国内的朱德研究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初,主要是一些关于朱德实践活动的报道,如朱德领导红军的报道等。国内最早公开发表的关于朱德的文字,目前可查的是《简州顾品珍等来电》（《申报》1920年8月13日）。这一时期朱德研究的成果主要是报刊上发表的文章,20世纪30、40年代,研究朱德的专着开始出现,有关朱德传记的各种书籍广泛流传,如《朱德传》、《西战场的主将朱德》等。外国记者的着作中,影响较大的有《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北行漫记》等。这些国外的研究成果尽管不是朱德的传记,但都有专门的章节介绍朱德的生平和轶事,是研究朱德的珍贵资料。第二章评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朱德研究（1949.10-1978.12）。这是朱德研究的初步发展和曲折停滞时期。这一时期研究朱德的书籍开始较多地出版,大都是记述朱德崇高品德和传奇故事以及回忆性的作品。香港和台湾也出版了研究朱德的着作,如吴起、孟超的《红色人物论》、章民的《朱德》等。“文化大革命”时期,受极“左”路线和个人崇拜的严重影响,朱德研究陷于停滞,甚至倒退。从“文革”结束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只出版了少量的回忆性的着作。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以非常生动、细腻和隽永的笔触,刻画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栩栩如生的形象,在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作。第三章评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朱德研究（1978.12-2016.12）。这是朱德研究走向成熟和继续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朱德研究开始走向深入,大量有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的着作不断涌现,最有代表性的是《朱德年谱》和《朱德传》的出版。这一时期香港和台湾朱德研究的代表作是顾则徐的《永远的共军总司令:朱德》。这些研究成果,从朱德不同时期的生活片段到朱德传记的出现,从朱德生平介绍到朱德思想研究,使朱德研究走向成熟并继续发展,为朱德研究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关于朱德研究的学术活动比较活跃且规模较大,如:1986年12月的“全国纪念朱德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1991年12月的“纪念朱德诞辰105周年全国朱德学术讨论会”、1993年7月的“全国朱德学术讨论会”、1996年12月的“纪念朱德诞辰110周年全国朱德生平与思想研讨会”、2006年12月“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2015年6月的“朱德与抗日战争学术座谈会”、2016年4月的“纪念朱德总司令诞辰130周年论坛”、2016年8月的“一战成名——朱德与护国战争学术研讨会”、2016年12月的“朱德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学术研讨会”等。这些学术活动积极推动了朱德研究的深入,反映了朱德生平和思想研究的基本趋向,使朱德思想生平研究跨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第四章评述2006-2016年朱德研究的新进展。从朱德诞辰120周年以来,学术界从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对朱德的生平、思想以及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贡献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朱德研究的水平和现状。朱德研究取得了新突破,呈现出鲜明的特点。结语,总结90多年朱德研究的经验教训,对朱德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对今后的朱德研究进行展望。本文在研究过程中,运用历史研究方法、辩证分析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经历了 90多年发展的朱德研究的成果和研究过程进行梳理和评述,对“朱德研究”进行研究,总结朱德研究的规律,为今后的朱德研究提供启示和借鉴,以推动朱德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通过研究,提供关于朱德研究成果的详实资料,使人们明辨资料的正误优劣,以正确的历史资料和思想资料,更好地学习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优秀品德,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邓雷[9]（2017）在《简本《水浒传》版本研究》文中认为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呼吁简本《水浒传》研究以来,迄今已有三十余年,然而关于简本《水浒传》的版本研究依然很少,不少简本《水浒传》未得到相应的关注,更不必说对简本《水浒传》版本进行系统的研究。本文在将京本忠义传、种德书堂本、插增本、评林本、英雄谱本、二刻英雄谱本、刘兴我本、藜光堂本、慕尼黑本、李渔序本、十卷本、汉宋奇书本、征四寇本、百二十四回本、八卷本、三十卷本等十六种简本基本收集齐全的情况下,对诸简本进行系统划分,诸如刘兴我本、藜光堂本、慕尼黑本、李渔序本属于嵌图本系统,十卷本、汉宋奇书本、征四寇本属于嵌图本后续本系统,基本以系统为单位,以系统底本的刊刻时间为轴,对诸种简本逐一进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坚持点面结合的原则,不仅对单一的简本《水浒传》版本进行细致的分析研究,同时与其他的版本进行比对,力求将其置于整个《水浒传》版本链条中进行研究。通过细致的文字校勘、精确的数据分析以及详尽的文本比对等方法,对诸简本的版本系统进行判别,梳理版本源流,归纳版本特征。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其一,对之前不少未受关注的简本《水浒传》进行了研究。如慕尼黑本、李渔序本、十卷本、汉宋奇书本、征四寇本、百二十四回本等。其二,对所有的《水浒传》简本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与研究。其三,使用传统文字比勘法的同时,还使用了数据统计分析法。
刘文祥[10]（2017）在《国民政府时期的国立大学新校园建设 ——以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为中心》文中指出国立武汉大学珞咖山校园,是国民政府时期为数不多的国立大学新校园建设案例中的重要代表。作为由美国建筑师主导设计的中国国立大学校园,珞咖山校园的建筑风格和文化意涵,是中西建筑文化交流史上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而其建设过程和当时的师生校园生活,亦值得深入探究。本文充分利用了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及美国等地的馆藏未刊原始档案,在教育史、建筑史、社会经济史等领域间进行跨学科研究,对这一在中国近代建筑史和教育史上具有双重重要意义的案例进行了深入探讨。近代以来,武汉地区的高等教育校园校舍建设曾长期发展滞后,在全国范围内处于落后地位,这一状况直到国立武汉大学成立并开始珞珈山新校舍建设方才发生根本改变。1928年国民政府改组重建国立武汉大学,其筹备过程中适逢“宁汉对立”和大学区制改革试行,新大学曾经历了省立与国立间的短暂摇摆,最终由蔡元培确定为国立大学,并组织建筑设备委员会,为建设新校园做准备。武大新校舍建设计划最早由筹备委员李四光提出,选址过程经历了多次变更,在李四光、叶雅各、开尔斯及建委会其他委员共同决策下最终确定。在珞珈山新校址范围内,武汉大学依照《土地征收法》开展了持续8年的土地征收,其间发生了多次迁坟、拆迁和土地纠纷,武大校方、地方土着、中央及地方政府等方面在其间发生了复杂的利益纠葛和博弈,体现出当时中国教育与政治权力的复杂关系,以及精英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间的鸿沟。珞珈山新校舍建设的经费来源十分复杂,在中央和湖北省各担半数的150万元初期财政拨款以外,另有中央和湖北省政府的追加拨款、湖南省政府及汉口市政府的补助款、美国及英国退还庚子赔款、黎氏兄弟私人捐款、平汉铁路局技术合作协定补助款等来源。这些拨款的进程各有不同,其间亦经历了众多曲折与反复。珞珈山新校舍的建筑设计,主要由美国建筑师开尔斯进行,李锦沛、石格司等建筑师也参与其中并发挥重要作用。开尔斯建筑师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丰富的旅行经历,这些成为他设计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的重要背景。新校舍前后两期工程,分别主要由汉口汉协盛营造厂和上海六合建筑公司承建。两大营造厂在施工过程中都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均总体上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工程建设。由开尔斯主持设计的珞珈山校园建筑,在风格上契合当时的“固有形式”潮流,在近代中国民族形式建筑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但其中也融合了大量其他元素。开尔斯、李锦沛等人在珞珈山演绎“中国固有形式”的过程中,受到中山陵建筑设计的深刻影响,而在具体设计实践中,也展现出对中国南北不同地域建筑元素的融合,及对“中西合璧”和“古今融合”的尝试。面对形式与功能的矛盾,也在探索中不断尝试进行调和折衷。珞珈校园与武昌东湖密不可分。民初任桐的大东湖风景区构想和30年代周苍柏“海光农圃”的建设,是近代东湖风景区开发先驱。与此同时,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建设也是东湖风景区建设最早的拓荒实践,武汉大学的道路建设极大改善了东湖交通状况,而珞珈校园本身也成为了民国时期武昌东湖作为风景旅游地的核心景观和主要游憩地之一。作为大学校园的珞珈湖山,在30年代的武汉三镇发展成为一个“世外仙源”,也形成了独特的校园文化和大学生活模式。
二、《集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7卷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集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7卷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高考数学命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目标和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2.1 素养相关概念 |
| 2.1.1 素养 |
| 2.1.2 核心素养 |
| 2.1.3 数学学科核心素养 |
| 2.2 高考数学学科命题 |
| 2.2.1 命题指导思想 |
| 2.2.2 命题理论 |
| 第3章 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新课标全国理科数学卷分析 |
| 3.1 新课标全国理科数学卷内部结构分析 |
| 3.1.1 新课标全国理科数学卷的总体概况 |
| 3.1.2 新课标全国理科数学卷试题的基本特点 |
| 3.1.3 新课标全国理科数学卷的组卷特点 |
| 3.1.4 2020 年新课标全国理科数学卷I分析 |
| 3.2 数学学科核心素养考查分析 |
| 3.2.1 数学抽象考查分析 |
| 3.2.2 逻辑推理考查分析 |
| 3.2.3 数学建模考查分析 |
| 3.2.4 数学运算考查分析 |
| 3.2.5 直观想象考查分析 |
| 3.2.6 数据分析考查分析 |
| 3.2.7 小结分析 |
| 第4章 基于新课标全国理科数学卷分析探讨中学数学核心素养的培养 |
| 4.1 数学抽象的培养 |
| 4.2 逻辑推理的培养 |
| 4.3 数学建模的培养 |
| 4.4 数学运算的培养 |
| 4.5 直观想象的培养 |
| 4.6 数据分析的培养 |
| 第5章 提高新课标全国理科数学卷命题质量的建议 |
| 5.1 强化应用性和综合性 |
| 5.2 注重开放性和创新性 |
| 5.3 渗透数学文化和数学思想 |
| 第6章 总结 |
| 6.1 基本结论 |
| 6.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2）晚清民国巴蜀词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概念及范围 |
| 二、定位与特质 |
| 三、分期与体量 |
| 四、现状与不足 |
| 五、方法与思路 |
| 第一章 晚清民国巴蜀词学观念与词学理论 |
| 第一节 词学观念的传承与创新 |
| 一、推尊词体,诗词同源 |
| 二、谲谏批判功能的抬高与词史意识的强化 |
| 三、寄托理念的认同与性灵思想的外化 |
| 第二节 李调元《雨村词话》之批评实践 |
| 一、渊源浙派,推崇醇雅 |
| 二、强调性灵,求新尚奇 |
| 第三节 姜方锬《蜀词人评传》之词学思想 |
| 一、编选标准及编纂体例 |
| 二、汇编、汇校、汇评之文献价值 |
| 三、强调情境、振衰复兴的词学思想 |
| 四、辨析源流、开辟新领域的词学史意义 |
| 结语 |
| 第二章 晚清巴蜀词坛的觉醒(1874-1911) |
| 第一节 尊经书院与巴蜀词学的重振 |
| 第二节 更洗铅华出深意:论张祥龄词 |
| 一、词集文献梳理 |
| 二、学步姜张,尚雅遵律 |
| 三、转师二晏,哀婉凄艳 |
| 四、推尊文体,以词记史 |
| 第三节 位卑未敢忘忧国:胡延与朱德宝词合论 |
| 一、浓才艳遇谁消得:论胡延词 |
| 二、差近茗柯、瓣香稼轩:论朱德宝词 |
| 第四节 瘴海蛮荒倦游客:论周岸登词 |
| 一、不拘一格与寄托遥深的词学观 |
| 二、故国与愁怨:《蜀雅》之心灵诉求 |
| 三、哀婉与沉雄:《蜀雅》之气格 |
| 第三章 民国前中期巴蜀词坛的复兴(1912-1936) |
| 第一节 锦城词社考论 |
| 第二节 一代遗民之词心与气骨:论赵熙《香宋词》附邓潜 |
| 一、瓣香随园主性灵 |
| 二、遗民情怀与乱世悲歌 |
| 三、清雅松秀与豪宕孤悲 |
| 第三节 不甘与无奈的挣扎:张慎仪与江椿词合论 |
| 一、“我与我周旋,宁做我”:论张慎仪词 |
| 二、“忠恨谁能识”:论江椿词 |
| 第四章 民国后期巴蜀词坛的强盛(1937-1949) |
| 第一节 抗日战争与巴蜀词学的转向 |
| 第二节 重振雅音复本色,遵格尚律述真情:论向迪琮词 |
| 一、续集再版,重现心迹 |
| 二、师法北宋,情格兼重 |
| 三、沉郁深婉,朴茂重大 |
| 第三节 几根铁骨撑天地,冷抱秋心续楚骚:论刘冰研词 |
| 一、刘冰研着作考 |
| 二、刘冰研生平与交游考 |
| 三、民国战乱生态的透视与人民复杂心迹的描摹 |
| 四、附论刘冰研散曲 |
| 结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部分巴蜀作家词学活动行年考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内容 |
| 第二节 研究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价值 |
| 第一章 媒介生态:透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一个维度 |
| 第一节 “媒介生态”关键词解读 |
| 第二节 从媒介生态视角研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可行性 |
| 第三节 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研究的媒介生态内涵 |
| 第二章 文化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的文白转变(1887年—20世纪20年代) |
| 第一节 晚清白话文运动与与中国文学书面语言改革 |
| 一、晚清思想启蒙运动与文学语言改革 |
| 二、晚清文言白话化进程 |
| 三、晚清白话报与白话文小说的兴起 |
| 第二节 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与文学语言变革 |
| 一、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报刊业的发展 |
| 二、五四白话文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建构 |
| 三、国语运动与民族语言统一实践 |
| 第三章 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通俗化进程(20世纪30年代——1976年) |
| 第一节 “新文言”与语言大众化之间的矛盾 |
| 一、现代白话规范建构初期的文学语言乱象 |
| 二、文学语言的阶级属性与大众接受困境 |
| 第二节 “文艺大众化”讨论与“大众语”理论建构 |
| 一、“大众语”——一种新的文学语言形态 |
| 二、“大众语”的建构路径 |
| 第三节 “民族形式”论争语境下的文学语言问题 |
| 一、时代政治变革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语言嬗变 |
| 二、五四新文学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 三、民间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 四、“民族形式”与文学语言的民族书写 |
| 第四节 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创作 |
| 一、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的流行 |
| 二、新通俗问题小说与“赵树理现象” |
| 三、新通俗抒情小说与“荷花淀派” |
| 第五节 “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政治言说 |
| 一、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艺建设导向 |
| 二、“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工农兵方向 |
| 三、“文化大革命”——文学话语的极左化运动 |
| 第四章 经济媒介生态渐变下文学语言的多语混成(1978年——20世纪末) |
| 第一节 新时期政治媒介生态宽松下的“话语解放” |
| 一、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 |
| 二、关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讨论 |
| 三、第四次“文代会”与文艺发展的新导向 |
| 第二节 多元文学格局与文学语言的多样化 |
| 一、政治话语与主流文学语言的导向性 |
| 二、精英文学与文学语言雅化 |
| 三、大众文学与文学语言通俗化 |
| 第五章 技术媒介生态主导下新世纪文学语言变革与展望 |
| 第一节 新媒介革命与新世纪文学格局调整 |
| 第二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转向 |
| 一、文学语言图像化的可能性 |
| 二、文学语言:“文字的没落”到“图像化转向” |
| 第三节 类型小说与文学语言的类型化 |
| 一、新世纪文学语境与网络类型小说的兴起 |
| 二、网络类型小说与小说语言的类型化 |
| 第四节 “跨文体”写作与多种文学语言的并用 |
| 一、“跨文体”理论及写作现象 |
| 二、多种文学语言的混用 |
| 第五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其他特征 |
| 第六章 余论 |
| 第一节 受众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动态演变 |
| 第二节 其他媒介生态对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闼及答辩情况表 |
（4）清代前中期才子佳人小说评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研究对象及概念界定 |
| 二、清代前中期才子佳人小说评点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清代前中期才子佳人小说评点概述 |
| 第一节 清代前中期才子佳人小说评点存世情况及形式特征 |
| 一、清代前中期才子佳人小说评点存世情况 |
| 二、评点形式及其特征 |
| 第二节 清代前中期才子佳人小说评点的形成背景 |
| 一、小说评点产生与商业化运作 |
| 二、才子佳人小说盛行 |
| 三、评点者的身份、动机与影响 |
| 第二章 清代前中期才子佳人小说的评点策略 |
| 第一节 人物:个性化与固定化 |
| 一、“口角”与“摹神” |
| 二、人物功能区分 |
| 三、才人形象鉴赏与塑造 |
| 第二节 情节:追求戏剧性与完整性 |
| 一、“不容人到十分得意处” |
| 二、设置总纲,收尾完整 |
| 三、做好铺垫,埋好伏笔 |
| 第三节 思想:“回归正则” |
| 一、婚恋:“合乎情正” |
| 二、劝世:“挽回人心,维持世化” |
| 第三章 清代前中期才子佳人小说评点的特征 |
| 第一节 情感体验性 |
| 一、细察男女“情深之语” |
| 二、“奇情奇态,使人欣赏” |
| 三、“真正多情人,定不孟浪” |
| 第二节 文人自赏性 |
| 一、情感的高度认同 |
| 二、高扬个人才学 |
| 三、才学观念的畸形演变 |
| 第三节 道德敏感性 |
| 一、强调偶发性与合理性 |
| 二、强调对道德礼教的补叙 |
| 三、以礼教约束作为表达手段 |
| 第四章 清代前中期才子佳人小说评点的价值与局限 |
| 第一节 清代前中期才子佳人小说评点的价值 |
| 一、传播:形成才子佳人小说的鉴赏导向 |
| 二、理论:形成对通俗小说的普遍性认识 |
| 三、评点史:接续与平衡 |
| 第二节 清代前中期才子佳人小说评点的局限 |
| 一、对作品整体的情感把握不足 |
| 二、道德教化因素过分介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清代前中期才子佳人小说评点叙录 |
| 附录二 清代前中期才子佳人小说评点一览表 |
| 附录三 清代前中期才子佳人小说圈点形态一览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5）李玉戏曲作品版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成果概述 |
| 1.2.1 全本作品版本考证 |
| 1.2.2 残本作品版本考证 |
| 1.2.3 存疑曲目作者考证 |
| 1.3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2 时事剧版本分析 |
| 2.1 《人兽关》版本分析 |
| 2.1.1 明崇祯刊本 |
| 2.1.2 清初刻本 |
| 2.1.3 清乾隆刻本 |
| 2.1.4 王孝慈过录本 |
| 2.2 《永团圆》版本分析 |
| 2.2.1 明崇祯刊本 |
| 2.2.2 清初刻本 |
| 2.2.3 明末清初墨憨斋本 |
| 2.3 《清忠谱》版本分析 |
| 2.3.1 清顺治刊本 |
| 2.3.2 清霜英堂刻本 |
| 2.3.3 清树滋堂刻本 |
| 2.4 其他作品版本分析 |
| 2.4.1 《两须眉》版本 |
| 2.4.2 《万里圆》版本 |
| 3 风情剧版本分析 |
| 3.1 《占花魁》版本分析 |
| 3.1.1 明崇祯刊本 |
| 3.1.2 清初萃锦堂刻本 |
| 3.1.3 清初刻本 |
| 3.1.4 清乾隆刻本 |
| 3.1.5 许之衡抄本 |
| 3.2 《眉山秀》版本分析 |
| 3.2.1 清顺治刊本 |
| 3.2.2 清初刻本 |
| 3.2.3 清刻本 |
| 3.2.4 怡庆堂抄本 |
| 3.3 《太平钱》版本分析 |
| 3.3.1 旧抄本 |
| 3.3.2 清抄本 |
| 3.3.3 许之衡抄本 |
| 3.3.4 陈嘉梁抄本 |
| 3.3.5 陈抄本、许抄本与旧抄本比较 |
| 4 历史剧版本分析 |
| 4.1 《一捧雪》版本分析 |
| 4.1.1 明崇祯刊本 |
| 4.1.2 清初刻本 |
| 4.1.3 清乾隆刻本 |
| 4.1.4 王孝慈过录本 |
| 4.1.5 清刻本 |
| 4.1.6 清石印本 |
| 4.2 其他作品版本简介 |
| 4.2.1 《昊天塔》版本 |
| 4.2.2 《七国传》版本 |
| 4.2.3 《麒麟阁》版本 |
| 4.2.4 《牛头山》版本 |
| 4.2.5 《一品爵》版本 |
| 4.2.6 《风云会》版本 |
| 4.2.7 《五高风》版本 |
| 5 李玉戏曲作品的选本与舞台演出本 |
| 5.1 戏曲文本多样化 |
| 5.2 舞台表演地域化 |
| 5.3 戏曲演员专业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千忠录》版本分析 |
| 附录二 李玉戏曲作品国家图书馆收藏情况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福建省宪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省宪运动的发生 |
| 第一节 地方主义的兴起和发展 |
| 一、地方主义的兴起 |
| 二、地方主义的发展 |
| 第二节 联省自治思想的形成 |
| 一、联邦制理论的传播 |
| 二、地方自治思想的勃兴 |
| 三、联邦制理论与地方自治思想的合流：联省自治思想的出现 |
| 第三节 省宪运动的发轫与勃兴 |
| 一、清末民初军政府约法的制定 |
| 二、联省自治运动时期省宪的勃兴 |
| 第二章 福建省宪运动发生的地方基础 |
| 第一节 代议机构的设立 |
| 一、福建谘议局的设立及其活动 |
| 二、福建省议会的设立及其活动 |
| 第二节 政治的窳败与经济的困窘 |
| 一、军阀政治的动乱与窳败 |
| 二、经济极为窘迫 |
| 第三节 自治呼声的兴起 |
| 一、自治运动的发轫：清末地方自治的筹办 |
| 二、民初自治呼声的兴起 |
| 第三章 《福建省宪法》的创制 |
| 第一节 《福建省宪法》的创制程序 |
| 一、《福建省宪法》的筹备 |
| 二、《福建省宪法》的起草 |
| 三、《福建省宪法》的审查 |
| 四、《福建省宪法》的省民公投及公布 |
| 第二节 《福建省宪法》创制过程中各方力量的博弈 |
| 一、审查启动阶段制宪筹备处与省长的抗争 |
| 二、省民公投阶段制宪筹备处与省长的抗争 |
| 三、省民公投阶段制宪筹备处与中央政府的抗争 |
| 四、制宪筹备处向外界的求助 |
| 第三节 福建制宪活动迟缓之缘由 |
| 一、军阀的抵制 |
| 二、士绅的规模与政治热情 |
| 三、制宪经费短缺 |
| 第四章 《福建省宪法》的文本与特色 |
| 第一节 《福建省宪法》的文本分析 |
| 一、文本内容与结构 |
| 二、省国关系及省之权限 |
| 三、省级政权结构 |
| 四、省民的权利义务 |
| 五、省的区域治理结构 |
| 第二节 《福建省宪法》的特色 |
| 一、六权分立的政权体制：考试机关的创建 |
| 二、社会主义思想之一：特设“生计”专章 |
| 三、社会主义思想之二：强调对省民教育权的保护 |
| 四、社会主义思想之三：尊重职业团体的提案及建议 |
| 五、民主主义理念：对直接民主之重视 |
| 六、省行政机关的组织模式：委员会制 |
| 七、司法权的配置模式：司法立法权与司法终审权委诸中央 |
| 第五章 福建省宪运动的终结与检视 |
| 第一节 福建省宪运动的终结 |
| 一、军民当局宣告废止《福建省宪法》 |
| 二、省议会最后的护宪努力 |
| 第二节 福建省宪运动终结的特殊性原因 |
| 一、自利的制宪动机影响宪法权威 |
| 二、民意基础薄弱 |
| 三、制宪德性的缺陷 |
| 第三节 省宪运动终结的普遍性原因 |
| 一、对省制共识的缺失 |
| 二、工具价值观下的权宜之计 |
| 三、规范认同的障碍 |
| 四、时局的变化与统一路径的再选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7）元代春秋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一章 元代《春秋》学之理论渊源及其发展历程概述 |
| 第一节 元代《春秋》学之理论渊源 |
| 第二节 元代《春秋》学发展历程概述 |
| 第二章 元代《春秋》学之区域分布与学术师承 |
| 第一节 元代《春秋》学之区域分布与学术师承考述 |
| 第二节 元代《春秋》学之分布格局与师承特点 |
| 第三节 元代《春秋》学之师承谱系 |
| 第三章 草庐学派的《春秋》学 |
| 第一节 吴澄的《春秋》学 |
| 一、吴澄生平及其《春秋》学着述 |
| 二、吴澄对《春秋》性质的理解 |
| 三、吴澄对《春秋》宗旨的理解 |
| 四、吴澄《春秋》诠释的方法 |
| 小结 |
| 第二节 草庐学派传人之《春秋》学 |
| 第四章 程端学的《春秋》学 |
| 第一节 程端学生平及其《春秋》三书 |
| 第二节 程端学对《春秋》性质之认识 |
| 一、《春秋》之名 |
| 二、论《春秋》撰作与笔削之法 |
| 第三节 论褒贬与《春秋》宗旨 |
| 一、文辞褒贬与以事见贬 |
| 二、“《春秋》为克己复礼之书” |
| 三、《春秋》之义 |
| 第四节 程端学《春秋》诠释的方法 |
| 小结 |
| 第五章 黄泽的《春秋》学 |
| 第一节 黄泽生平与《春秋》学着述 |
| 第二节 论孔子观史作经与《春秋》之例 |
| 第三节 黄泽对三传之反省 |
| 第四节 黄泽《春秋》诠释的方法 |
| 小结 |
| 第六章 徽州学派的《春秋》学 |
| 第一节 赵汸的《春秋》学 |
| 一、赵汸生平及其《春秋》学着述 |
| 二、论“圣人制作之原” |
| 三、《春秋》笔削之权 |
| 四、《春秋》经世之志 |
| 五、赵汸《春秋》诠释的方法 |
| 小结 |
| 第二节 郑玉的《春秋》学 |
| 一、郑玉生平及其《春秋》学着述 |
| 二、郑玉对《春秋》性质的诠释 |
| 三、郑玉对《春秋》宗旨的认识 |
| 四、郑玉《春秋》诠释的方法 |
| 小结 |
| 第三节 汪克宽的《春秋》学 |
| 一、汪克宽生平及其《春秋》学着述 |
| 二、汪克宽的《春秋》观 |
| 小结 |
| 第四节 俞皋的《春秋》学 |
| 一、《春秋集传释义大成》之体例及其宗旨 |
| 二、论《春秋》义例 |
| 小结 |
| 第七章 其他《春秋》学家的《春秋》学 |
| 第一节 陈深 |
| 一、陈深的《春秋》观 |
| 二、陈深《春秋》学之特点及其诠释方法 |
| 小结 |
| 第二节 陈则通 |
| 一、比事论世变 |
| 二、陈则通对《春秋》书法的阐扬 |
| 小结 |
| 第三节 王元杰 |
| 一、王元杰《春秋》学宗趣考实 |
| 二、王者“代天理物”、“体元居正”：王元杰之《春秋》观 |
| 小结 |
| 结语元代《春秋》学之特点及其学术史地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元代《春秋》类着述考 |
| 例言 |
| 元代《春秋》类着述207种考 |
| 辨非28种 |
| 后记 |
（8）朱德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梳理及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框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萌芽时期(1920.8—1949.9)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报刊中关于朱德生平思想的报道 |
|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7—1937.7) |
| 二、抗日战争时期(1937.7—1945.8) |
| 三、解放战争时期(1945.8—1949.9) |
| 第三节 中外记者笔下的朱德 |
| 一、任天马《活跃的肤施》 |
| 二、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
| 三、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 |
| 四、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 |
| 第四节 早期的朱德传记 |
| 一、陈德真《朱德传》(第2版) |
| 二、张寒青《西战场的主将朱德》 |
| 三、绍源《朱德自传》和张尚志《朱德与红军》 |
| 第二章 初步发展和曲折停滞时期(1949.10—1978.12)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 |
| 第三节 《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 |
| 第四节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
| 第三章 走向成熟和继续发展时期(1978.12-2016.12)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刘白羽《大海——记朱德同志》 |
| 第三节 朱敏《我的父亲朱德》 |
| 第四节 赵鲁杰《朱德兵法与韬略》 |
| 第五节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 |
| 第六节 金冲及主编《朱德传》 |
| 第七节 2006—2016年朱德研究的新进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简本《水浒传》版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百年《水浒传》版本研究述略 |
| 第一章 简本《水浒传》祖本探考 |
| 前言 材料的择取 |
| 第一节 祖本引首诗与回末诗的问题 |
| 第二节 祖本分回的问题 |
| 第三节 祖本回数的问题 |
| 第四节 祖本分卷以及卷数的问题 |
| 第五节 简本祖本与繁本关系的问题 |
| 第六节 祖本第九回的问题 |
| 第七节 从引首诗看简本祖本田王故事的品质 |
| 第二章 《京本忠义传》的研究与思考 |
| 第一节 前人关于《京本忠义传》的研究 |
| 第二节 《京本忠义传》研究中的歧路与困惑 |
| 第三节 《京本忠义传》研究中的版本启示 |
| 第三章 种德书堂本《水浒传》研究 |
| 第一节 种德书堂本《水浒传》的概况 |
| 第二节 种德书堂本与容与堂本比对研究 |
| 第三节 种德书堂本中的田王故事 |
| 第四章 插增本《水浒传》研究 |
| 第一节 插增本《水浒传》的概况 |
| 第二节 插增本与种德书堂本、评林本卷数、回数、回目比对 |
| 第三节 插增本与种德书堂本、评林本插图、插图标目比对 |
| 第四节 插增本与种德书堂本、评林本正文比对 |
| 第五章 评林本《水浒传》研究 |
| 第一节 评林本《水浒传》的概况 |
| 第二节 轮王寺本与内阁文库本研究 |
| 第三节 评林本中的余呈问题 |
| 第四节 评林本的编辑问题 |
| 第六章 英雄谱本《水浒传》研究 |
| 第一节 英雄谱本《水浒传》的概况与辨疑 |
| 第二节 刘世德先生关于初刻、二刻英雄谱本的研究以及补遗 |
| 第三节 钟伯敬本与英雄谱本研究 |
| 第四节 评林本与英雄谱本研究 |
| 第七章 嵌图本《水浒传》研究 |
| 第一节 嵌图本《水浒传》的概况与辨识 |
| 第二节 嵌图本《水浒传》四种的研究 |
| 第三节 嵌图本与种德书堂本、插增本、评林本的研究 |
| 第四节 嵌图本与其后续本的研究 |
| 第八章 八卷本与百二十四回本《水浒传》研究 |
| 第一节 八卷本与百二十四回本《水浒传》的概况 |
| 第二节 陈枚与《水浒传》 |
| 第三节 八卷本与百二十四回本《水浒传》回目研究 |
| 第四节 八卷本与百二十四回本《水浒传》正文研究 |
| 第九章 三十卷本《水浒传》研究 |
| 第一节 三十卷本《水浒传》的概况与辨识 |
| 第二节 三十卷本《水浒传》图像与标目研究 |
| 第三节 三十卷本《水浒传》正文研究 |
| 结语 |
| 附录 |
| 一、简本《水浒传》版本知见录 |
| 二、百年《水浒传》版本研究论文辑录 |
| 主要参考书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后记 |
（10）国民政府时期的国立大学新校园建设 ——以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史料来源 |
| 四、本文的基本框架 |
| 第一章 近世中西建筑文化交流与晚清民初大学校园发展历程 |
| 一、近世以来西人眼中的中国建筑 |
| 二、风格交错的晚清民初中国建筑及大学校园 |
| 三、“中国固有之形式”与国立大学校园建设 |
| 四、清末民初武汉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校园建设 |
| 第二章 国立武汉大学的组建与珞珈山新校址的选定 |
| 一、从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到国立武汉大学 |
| 二、武汉大学新校舍的酝酿和建筑设备委员会的成立 |
| 三、珞珈山新校舍的选址过程 |
| 四、珞珈山新校址内的土地征收与纠纷 |
| 第三章 珞珈山新校舍的建筑设计及工程营造 |
| 一、建筑师开尔斯与珞珈山新校舍的建筑设计 |
| 二、汉协盛营造厂与新校舍一期工程 |
| 三、六合建筑公司与新校舍二期工程 |
| 第四章 珞珈山新校舍建设的经费来源与支出 |
| 一、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的经费来源 |
| 二、珞珈山新校舍二期工程的经费筹措 |
| 三、对民国时期珞珈山校园建设经费收支的分析 |
| 第五章 珞珈山校园的建筑语汇和文化意涵 |
| 一、珞珈山校园的总体规划及空间布局 |
| 二、“南北”与“东西”:珞珈山校园的建筑风格 |
| 三、现代大学校园与复古建筑形式的折衷碰撞 |
| 第六章 藏修息游焉:湖山风景与校园生活 |
| 一、武昌东湖:由荒郊野泽走向近代风景游憩地 |
| 二、武汉大学与东湖风景区 |
| 三、民国时期珞珈山的校园生活 |
| 结语 |
| 附录一 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地契信息统计表 |
| 附录二 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建筑一览表 |
| 附录三 民国时期珞咖山校园规划设计主要建筑工程师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集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7卷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高考数学命题研究[D]. 甘雅莉. 集美大学, 2021(01)
- [2]晚清民国巴蜀词坛研究[D]. 丛海霞. 吉林大学, 2020(01)
- [3]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D]. 郑晓锋. 山东大学, 2020(09)
- [4]清代前中期才子佳人小说评点研究[D]. 余芳芳. 广西大学, 2020(07)
- [5]李玉戏曲作品版本研究[D]. 李晓丽.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6]福建省宪研究[D]. 陈应珍.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7]元代春秋学研究[D]. 张立恩.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8]朱德研究史[D]. 邹琪. 扬州大学, 2018(12)
- [9]简本《水浒传》版本研究[D]. 邓雷. 福建师范大学, 2017(05)
- [10]国民政府时期的国立大学新校园建设 ——以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为中心[D]. 刘文祥. 武汉大学, 2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