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国际化十年研究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十年回眸（论文文献综述）

陈宇^[1]（2020）在《新中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演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步伐的不断加快,留学生教育的发展如火如荼。作为各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国际间的学生流动已然成为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表征之一,并且逐渐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教育质量衡量标准。中国的高等教育在世界化的大潮中日新月异,其中来华留学生教育也随之诞生并逐步发展壮大。历经七十年的来华留学生教育,在中国社会经济和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强有力的推动下,逐步发展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将成为中国敞开国门,发展成为世界教育强国的重要体现。论文从历史的视角,对新中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及其演进进行系统考察,并以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为研究背景,从各个时期的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内容入手,以来华留学生在不同时期的实际发展状况为依据,结合广泛的统计和调研,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分析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演进的历程及特点,并与一些发达国家的留学生教育政策进行了系统的比较,以期达到以史鉴今、以外鉴内的目的。论文首先按照历史分期,概述了新中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伴随着来华留学生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点到面,进而从强调扩大规模到注重提质增效的深刻转变过程中,所经历的初步创立、开放探索、调整规范和提升完善等各个阶段的演进历程,并突出对来华留学生教育在招生和管理两个重要方面的政策演进的研究。在总结来华留学教育政策演进过程的基础上,一方面,从来华留学生教育的特殊性和现实发展角度出发,分析了国内和国际政治、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全球发展、文化交流和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等因素及对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对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在演进历程中的特征进行提炼,系统分析了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在制定和演进过程中的基本特点,即政策数量逐渐增加,内容逐渐清晰明确;政策作用逐渐明显,国家重视程度加强;政策覆盖逐渐全面,国际化程度显着;招生政策在演进过程中的突出特点,即招生依据遵循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留学资费由援助向收费转变,招生模式由计划向开放转变;管理政策在演进过程中的突出特点,即管理方式由多方联合向归口管理转变,管理驱动由政府主导向高校自主管理转变,管理手段更加注重队伍建设协同法制化管理。为使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适应国际化实际发展要求论述得更加充分,论文基于留学生教育的比较优势、地缘、语言、文化、经济和教育水平等各项因素,选择并集中描述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留学生教育的概况及政策特点,在学习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对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演进和影响因素,以及演进特点的分析,总结了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在助力国家外交战略、服务国家经济全球化发展、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建设、传播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提出了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在总体政策高度、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教育结构调整、教育质量保障、相关社会服务以及就业服务体系等各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从服务国家战略、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改善教育结构、优化教育质量、完善社会服务、健全就业服务体系等六个方面,提出了今后制定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的一系列建议,包括严格服务于国家战略,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改善教育结构调整政策,优化教育质量保障政策,完善社会服务政策和健全就业服务政策体系等。最后,论文就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研究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促进高等教育改革和国际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助力中国高等教育开展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出了进一步开展研究的启示和对未来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期待。

高建深^[2]（2020）在《多维视野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文中研究说明马来西亚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围绕华语相关的教育问题一直是华人关注的重点。华文教育是华人保持族群特性的重要方式,也是华人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重要手段。然而,长期以来,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不断面临着各种内外部因素的挑战。这些挑战不仅制约了华人母语教育权利的实现,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华文化的世界传播。本文受国际移民研究中多层次分析方法启发,将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划分为微观、中观以及宏观三个层次。其中,微观层次上的因素包括华人认同的变迁、人口结构变化以及主要华教机构关系变动三方面;而中观层次主要是指族群关系及其影响下的政府政策;宏观的国际层次上,中国因素及全球化下英语教育的冲击是影响华文教育发展重要外部变量。本文认为,虽然华文教育发展受多层次因素的影响,但微观层次上的华人内部因素决定着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能否持续存在,中观的族群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华文教育未来的发展高度,而宏观的国际层面因素则兼有积极与消极影响。

汤君^[3]（2020）在《我国刑法修正案研究》文中指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新中国刑法随着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发展。1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1979年刑法典）,结束了新中国长达30年没有刑法典的历史。1997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1997年刑法典）。受到历史条件和立法技术的限制,刑法典的稳定性和完备性是相对的,随着社会的改革和发展,必然面对必要的修改补充,而刑法典的修改方式也在不断变化发展。1979年刑法典的修改补充主要采用了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方式,1997年刑法典在采用了唯一一次单行刑法的修改方式后,改为以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并先后出台了十个刑法修正案,使得刑法修正案成为此后修改刑法的唯一方式。本文以1997年刑法典的十个刑法修正案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论证刑法修改应当坚持的模式,总结历次刑法修正案的特点,分析刑法修正案的发展趋势,提出刑法修正案应当秉承的理念以及刑法修正案制定主体的重构。本文第一章对我国刑法修正案进行了总的概述。在法律修改概念的基础上,对刑法修改的内涵进行界定,考察了域外和我国刑法修改的历史,综合比较各类刑法修改方式,认为我国刑法修改应当坚持刑法修正案模式,并介绍了我国刑法修正案的基本情况。首先,界定法律修改的内涵,考察域内外刑法修改的历史。在综合各家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刑法修改是立法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对现行刑法通过增加、删除、替换等方式进行完善,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立法活动。法律修改的类型包括法律修订、法律修正和法律修正案。法律修订是立法机关全面修改法律的一种方式,我国1997年刑法典就是在1979年刑法典基础上做出的全面修订。法律修正是指立法机关对法律的部分条款进行修改,主要是局部或者个别的修改。法律修正案也是法律修正的一种,我国出台的十部刑法修正案便属于此类型。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基本都是通过单行刑法、附属刑法,修改刑法部分条款和全面修订刑法典等方式对刑法进行修改完善。我国立法机关也先后通过制定24部单行刑法,在107个非刑事法律中设置附属刑法规范,对1979年刑法典做了一系列的补充和修改。11997年刑法典颁行后,立法机关除了通过1部单行刑法外,主要以刑法修正案的方式陆续对1997年刑法典做了局部性的修改补充。其次,论述了我国刑法修改模式的选择。刑法修改模式是指立法者修改、完善刑法典的方式。单行刑法具有灵活简便、针对性强、专业性突出等优点,但也存在随意性大,功利性明显的弊端,从而导致单行刑法与刑法典之间存在适用协调性问题,会实际损伤刑法典的稳定。附属刑法具有协调性较强,专业性突出等优点,但也会导致刑法典同其他法律衔接不畅,缺乏体系性,缺乏监督制约等问题。笔者认为,采用刑法修正案模式修改刑法有其一定的优越性:一是采用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有利于维护法治统一,二是采用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有利于实现刑法任务,三是采用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有利于公民认知和司法适用,四是采用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有利于限制立法者权力。再次,总结和分析十个刑法修正案个体和整体的特征。笔者梳理了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典的修改情况,对修改的条文数、增设（废除）罪名数,犯罪构成的变化情况进行详尽的量化比较分析,逐个总结历次刑法修正案得失,展示了十个刑法修正案个体和整体的特征和趋势。笔者认为,刑法修正案总体呈现出三方面的特点:（1）总则与分则、广泛与集中相结合。为了保证刑法典整体的价值统一和逻辑统一,形成修改的普适性,减少修改频次,扩大适用范围,刑法修正案从只对刑法分则进行修改扩大到总则和分则相结合修改。另外,刑法修正案出于社会发展和犯罪形态变化等不同需求,对刑法分则十个类罪名皆有不同程度的修改,有重点、有主次,体现出了广泛而集中的特点。（2）积极性与稳定性相结合。一方面,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刑事立法积极开展对新型犯罪的刑法规制,积极呼应社会关切,积极贯彻刑事政策,体现出了刑法修正案积极性的一面。另一方面,立法机关也非常重视刑法典的稳定性。将刑法修正案作为唯一的刑法修改模式,尽量坚守谦抑性原则,理性对待实践部门、理论学者和民众提出的修改刑法草案或建议。总体而言,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典的修改还是以稳定性为主。（3）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一方面逐步减少死刑罪名,加大对老年人、未成年人的从宽处理,体现刑法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弱势群体保护的国际刑法理念;加强恐怖活动犯罪和贪污贿赂犯罪立法的国际化,实现与国际条约相关条文的对接。另一方面,结合我国国情和立法、司法实践,在社区矫正和终身监禁制度的立法上,设置了与其他国家并不相同的本土化规定,体现了我国刑法修正案的本土化特征。第二章提出我国刑法修正案呈现犯罪圈扩张化趋势。我国十个刑法修正案基本上显示了犯罪圈扩张的主要导向,并主要从三种路径实现。（1）增设新罪,将原先不认为是犯罪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前五个刑法修正案是增设新罪的平稳期,增设新罪的条款相对较少。从《刑法修正案（六）》开始至今,增设罪名的高峰期到来,虽然《刑法修正案（十）》只增设1项罪名,但能否迎来增设罪名的拐点,有待后续的观察。（2）扩大犯罪主体。一是由特殊犯罪主体扩大到一般犯罪主体,二是扩大特殊主体范围,三是在自然人犯罪的基础上,增加单位作为犯罪主体,四是将单位犯罪扩张至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3）降低入罪门槛。刑法修正案分别通过扩张行为方式,扩张犯罪对象范围,降低构成要件标准的方式降低了部分罪名的入罪门槛。本文认为,刑法修正案在犯罪圈扩张上具有一定的必要性。（1）加强社会治理和社会控制的客观需要。域外传统大陆法系国家近年来对涉及到恐怖主义犯罪、金融犯罪、网络犯罪等刑法条款都进行了修改补充,适当扩大了犯罪圈。传统刑法的“后置化”保护已不能满足需要,刑事立法越来越注重保护“前置化”。受到风险刑法理论的影响,法益保护的范围越来越大,导致犯罪圈呈现了扩张化。（2）刑法结构转型的需要。1997刑法典因罪名体系不严密,罪状设计粗疏,立法技术局限,导致很多社会危害性较大的违法行为长期被排除在犯罪之外,不能有效地及时惩治犯罪、保护法益。同时刑罚严苛导致刑罚重刑主义,忽视人权保障。只有适当扩张犯罪圈,严密刑事法网,将一定的轻微犯罪纳入刑法规制,在刑罚轻缓化的前提下,整体上形成“严而不厉”的刑法结构才能有效实现刑法目的。（3）废止劳动教养后调整法律制裁体系的需要。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一些危害社会的行为被犯罪化,刑法将部分“应受劳教处罚行为”纳入规制范围,犯罪圈的逐步扩张是弥补法律制裁漏洞的需要。针对刑法修正案中犯罪圈不断扩张的趋势,应当从三个方面进行改善:（1）理性回应民意。刑法修正案应当尊重和回应民意,但需理性对待非理性的民意。刑法修正需要尊重刑事立法规律,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对民意的回应应有限度,不能盲目满足民意表达,违背刑法谦抑原则,最终损害刑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2）避免过度道德刑法化。刑法不应对非道德的行为过度介入,对道德刑法化应在一定的原则下有所限制,一是要限于普适的道德,二是要限于必要的道德,三是要坚持谦抑性原则,四是要限于以不法行为为基础,以侵害法益为结果。（3）限制过多预防性立法。刑法修正案中预防性立法应当作为例外情况,应针对“危险行为”而非“风险行为”进行规制,应限于有“重大”危险的特定犯罪领域。第三章提出我国刑法修正案呈现出民生化的趋势。本文认为,刑法修正案的民生化是立法实践强化对民生刑法保护的结果,是实践推动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其产生和发展有其必然性,应当肯定强化对民生的刑法保护,深化对民生刑法观的理论研究。我国通过五个刑法修正案,分别从矜老恤幼、保护劳动权益、保护食品安全权益、加大对危险驾驶行为的惩处、进一步保护个人信息等五个方面完善了刑法典对民生权益的保障。首次涉及到刑法典总则的修改,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出于矜老恤幼的考虑,强化民生保护,完善了对老年人犯罪的从宽处理。刑法修正案中的民生保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矜老恤幼。《刑法修正案（八）》顺应了“矜老”刑法发展理念,一是增加了对年满75周岁的老年人从宽处理的规定。二是有条件地排除死刑适用。三是缓刑的宣告条件从宽。对未成年人的从宽处理方面,主要做了以下三个方面的修改。一是排除累犯。二是缓刑的宣告条件放宽。三是免除了未成年人的前科报告义务。（2）保护劳动权益。在劳动刑法发展国际化的背景下,我国历次刑法修正案也日益突出劳动权益的保护,先后三个修正案对刑法典有关条文进行了修改。《刑法修正案（四）》增设雇佣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刑法修正案（六）》对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作出修改。《刑法修正案（八）》对强迫劳动罪作出修改,增设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三个刑法修正案充分发挥刑法“保障法”的作用,进一步保障社会稳定,促进和谐劳动关系。（3）保护食品安全权益。充分发挥刑法保护食品安全权益最后一道屏障作用,进一步预防和惩治食品安全犯罪,成为近年来刑法修正案的重要内容之一。《刑法修正案（八）》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作出修改,增设了食品监管渎职罪。（4）将危险驾驶行为纳入刑法规制。《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危险驾驶罪。《刑法修正案（九）》修改了危险驾驶罪,进一步惩治危险驾驶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等行为。（5）保护个人信息。《刑法修正案（七）》注重加强对侵犯公民信息个人行为的刑法规制,增设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刑法修正案（九）》再次修改完善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将犯罪主体扩大为一般主体,修改了该罪的犯罪构成,提高了本罪的法定刑。第四章提出我国刑法修正案呈现国际化的趋势。刑法修正案的国际化,是法律修改国际化在刑法领域的展开,是中国化与国际化的结合,是我国出于共同打击国际犯罪或保障人权的需要,根据缔结的国际公约或者国际刑法发展理念,对国内刑法予以修改、完善的过程。刑法修正案国际化基础主要在于:一是国际社会存在共同的法律文化。各个国家的刑法体现出蕴含在刑法中得以为各国所接受和承认的法律文化,从而使得各国刑法在某些领域互相接近而彼此融合,形成一种互相借鉴、彼此联结的国际性刑法发展趋势。二是面临共同的犯罪问题。即出现了新的跨国犯罪形态,且呈现日趋严重的趋势,各类犯罪行为也展现出国际化的特点。三是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人权保障作为人类共同利益的重要体现,被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本文认为,刑法修正案国际化应当坚持三项原则:一是主权平等与国际合作原则。在国际法律秩序中,每个国家都是独立的主体,应在充分尊重各国主权的基础上平等交往。需要各国在平等善意、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充分的沟通与协作,并通过各国主权力量承认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以实现各国在国际法上的同等限制与保护。二是坚持条约必须信守原则。要求对于合法缔结的国际条约,缔约国在有效期内必须依法善意履行条约义务。从诚信、公正的角度,不仅限于遵守条约文字,更重要的是从立约精神的角度履行义务,不能以任何行为破坏条约宗旨,应全面履行条约。三是坚持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人权保护的最直接和最根本的责任主体是主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应成为国内刑法修正案国际化过程中应遵守的基本原则。我国在刑法修正案国际化的立法路径上,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未成年人保护的国际化。国际公约主要聚焦在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定,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以及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承担方式的限制。《刑法修正案（八）》分别从对未成年人累犯制度、缓刑制度和前科封存制度三个角度的修正落实了国际公约中对未成年人从宽处理的原则和要求。（2）生命权保护的国际化。国际条约主要聚焦在死刑的废除和限制使用。我国立法机关从《刑法修正案（八）》开始对死刑制度进行改革,《刑法修正案（九）》进一步延续改革的基本方向,顺应了国际社会对于取消和限制死刑的人权保护理念。（3）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国际化。根据国际公约的相关要求和精神,我国立法机关通过《刑法修正案（三）》和《刑法修正案（九）》全面修改与补充了1997年刑法典中有关恐怖活动犯罪的条文。契合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要求和精神,将有关罪名的预备行为实行化,增设罪名,将以往作为共犯处理的犯罪行为单独作为正犯处理。犯罪圈进一步扩大,通过增设罪名或修改犯罪构成,将“结果犯”或“情节犯”的立法模式改为“行为犯”。（4）反腐败犯罪的国际化。我国通过增设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修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构成和法定刑等,总体上实现了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关条款的对接,履行了反腐败的国际义务,但也存在一定的错位。第五章提出我国刑法修正案呈现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的趋势。笔者认为,刑事制裁措施与刑罚并非一个概念,刑事制裁措施是使犯罪行为人得到刑事制裁的具体措施,包含刑罚措施与非刑罚措施两种类型。不仅包括我国刑法典中规定的主刑和附加刑,还包括社区矫正制度、从业禁止等预防性措施以及终身监禁制度等措施。通过对法国、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多元化的刑事制裁措施的对比研究,本文认为,域外刑事制裁措施总体有三个特点:一是刑事制裁措施的层次化。域外基本上采取了犯罪分层制裁设计,根据犯罪的严重程度,从纵向上来对全部犯罪进行轻重分层,并针对轻罪和重罪采取不同制裁手段或方式。二是刑事制裁措施的多元化。传统的4个大陆法系国家对于刑事制裁制定体现了多元化的特点,同时对于每一类制裁措施的规定又较为细化,考虑到了不同的犯罪形态,力求做到罪刑适当。三是刑事制裁措施的轻缓化。各国广泛适用罚金刑,注重行为矫正,充分利用保安处分措施,显示了制裁的轻缓化。我国逐渐重视对刑事制裁措施的改革,并通过刑法修正案进一步完善了刑事制裁措施的相关立法,体现出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的立法趋势。一是增设预防性刑事制裁措施,二是创设终身监禁制度,三是增设社区矫正制度。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1）现代刑罚理念发展的需要。一是刑罚轻缓化的需要,我国刑法典中的刑事制裁措施基本以重刑为主,种类偏少,也未规定保安处分等措施,使得我国刑罚轻缓化的选择余地较小。二是发挥刑罚预防目的的需要。立法机关不仅关注行为的危害性,还关注了对人身危险性的有效治理,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为发挥刑法功能提供了更多的选择。（2）应对犯罪发展的需要。一是需要应对严密法网带来的挑战。二是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需要,针对犯罪轻重的不同,需要采取轻重不同的制裁措施。（3）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需要。该宽的宽,该严的严,克服从宽处理刑事制裁措施单一化的弊端。第六章讨论了我国刑法修正案的科学化完善。在刑法修改实践中,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刑法立法观,对刑法修改实践缺乏有力的引导。在如何界定刑事犯罪的边界,如何实现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和秩序维护机能的平衡,以及犯罪圈大小的划定等方面存在较大的争议。甚至,在刑法修改过程中,因受到不同刑法立法观的影响,导致不同时期的刑事立法呈现出不同的立法趋势。总体而言,一方秉持保守型、审慎型刑法立法观。坚持刑法谦抑原则,坚决反对刑法的过度犯罪化,反对犯罪圈的扩张。但该类立法观忽略了刑法自身发展完善的需求,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也忽略了国内外对于犯罪认识的巨大差异。另一方秉持积极型、预防型的刑法立法观。以社会转型、风险社会和刑法国际化为由,主张采取积极型、预防型刑法立法观。但该类立法观模糊了立法总结与立法指导的界限,将立法短暂的趋势当成指导立法的理念并不可取。与传统刑法理念背道而驰,违背了刑法谦抑性,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错误认为刑法的积极介入为社会的刚性需求,而给不给其法律调整方式以机会。最终,不符合我国的依法治国现实国情与保障人权的时代精神。本文认为应当坚持理性刑法观,并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一是贯彻刑法谦抑主义,纠正刑法万能主义,纠正刑法过分工具化,纠正重刑主义。刑事立法要考虑刑法介入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刑罚宽缓化。二是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利于刑罚报应与预防目的的统一,有利于协调有限的刑罚资源,有利于实现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根据我国现今的国情和刑法发展的方向,有必要长期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刑法化,探索犯罪分层,以犯罪类型为标准适用宽严对象,持续推进刑罚的宽缓化和刑事制裁措施的多元化。三是贯彻人权保障理念。推进人权保障的刑法立法化,进一步限制和废除死刑,进一步完善特殊群体的宽缓制度,进一步完善非监禁刑。针对刑法修正案制定权的完善问题,本文提出应重构刑法修正案的制定权。刑法修正案的制定权存在较大的争议,主要围绕我国刑法修正案制定主体是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唯一主体的“一元主体”,还是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其常务委员会为主体的“二元主体”?及在刑法修正案立法主体“二元主体”下,两个主体的位次和权限如何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发挥了刑事立法的主体作用,大有架空全国人大基本法律立法权之势,并在刑法修改主体、修改限度和修改程度上存在失范的问题。一是修正案制定主体主次失序。作为刑法制定者的全国人大20年间11次刑法修改中,无一例外地被规避参与刑法的修改,全国人大的制定权意味着被虚置。二是修正案修改限度的失控。历次刑法修正案修改罪名达97个之多,所占比例高达23.15%,修改罪名的比例呈明显上升趋势,且速度较快。三是修正案修改程度的失当。从《刑法修正案（八）》开始涉及到了对刑法总则的修改,再加上因历次刑法修正案从量变带来的质变,导致刑法修改出现了程度上的失范情况,刑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受到了挑战。域外刑法修改的经验表明,刑法修改有且只能有唯一的立法机关,即最高立法机关行使刑法修改权利,并力行严格的立法程序。在此经验启示下,有必要将刑法修正案制定权回归全国人大。本文认为应重构刑法修正案的制定权,“二元主体”下的限权路径更为符合我国法律和现实国情的需要。限制全国人大常委会附条件的刑法修改权,即限制修改刑法总则,限制增设新罪。最终,确立全国人大制定刑法修正案为一般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刑法修正案为例外情况的位次,对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刑法修正案,只能限于在非常紧迫情况下对刑法分则的必要修改。

陈玄玄^[4]（2020）在《我国不同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格局比较研究 ——基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不断推进和深入,关于高等教育发展格局的研究十分必要。高等教育发展格局是普通高等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在学历相互弥补的基础上,为了实现高等教育更好服务经济社会目标不断调整研究生层次教育、本科层次教育和专科层次教育之间比例关系的一系列过程。相较于传统的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研究,高等教育发展格局研究更具有针对性。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实现历史性跨越中,普通高等教育承担着大众化的主要职能,尤其是普通本科教育,而成人高等教育逐渐没落。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较大,但高等教育发展层次不高,研究生教育占7.16%左右,普通本科教育占44.52%,且高等教育发展地区差距明显。为进一步分析各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格局,本研究基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我国31个省市划分为“普及化地区”（毛入学率≥50%）、“后大众化地区”（毛入学率在40%-50%）、“大众化地区”（毛入学率在15%-40%）。发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越低的地区对普通高等教育的依赖性越强,其研究生教育越不发达,进而高等教育发展层次越低,同时高等学校质量越低,也就是新建本科院校越多;本科教育对不同发展阶段地区的贡献基本没区别,专科教育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较低地区的贡献较大;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越高的地区的成人高等教育越发达,尤其是网络本专科教育,而“后大众化地区”和“大众化地区”的网络高等教育有较大发展潜力。为进一步研究地区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本研究从人口发展、经济发展、科技发展三个维度进行探究。研究发现,上海、北京、天津、湖北、江苏、浙江、陕西、吉林、辽宁、山东等省份具有较高的匹配层次,匹配状态也整体中等偏高;福建、黑龙江、湖南、重庆、安徽、广东、宁夏、四川、河北、山西等省份呈现出中等层次的中、低度匹配状态。此外,部分省份属于低层次的不同匹配状态,包括河南、江西、海南、青海、新疆、内蒙古、云南、广西、西藏、甘肃、贵州11省份。发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的地区的高等教育与人口、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匹配层次整体上高于毛入学率低的地区,匹配状态则不尽相同。由于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不同、基础不同、条件不同、环境不同,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存在地区差异是必然的、客观的。这并不意味着一定不好,差异发展的过程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它使得高等教育结构不断优化,高等教育质量不断提高。不同高等教育发展格局的比较分析,不是为了比较而比较,其最终目的在于明了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差距,对高等教育的差异发展要实施必要的控制。不追求绝对均衡,重要的是高等教育发展与地区的经济、人口、科技等发展协调一致。

郭书剑^[5]（2020）在《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文中研究说明当前中国大学人才竞争的主要对象是制度化学术精英,中国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强势群体亦是制度化学术精英。作为政府与大学协作的产物,制度化学术精英因拥有经官方认证的学术权威与学术声誉而受到大学的强烈推崇与热烈追求。大学围绕制度化学术精英而展开的人才竞争直接刺激并引发学术精英的流动。某种意义上,制度化精英主义愈兴盛则大学学术精英竞争愈激烈,而大学学术精英竞争愈激烈则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愈频繁。1999年以来,中国大学学术精英在不同地区、不同省市的不同层次大学间进行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大学学术精英在全国的分布格局随各地、各校人才竞争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总体上,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散中有聚”“聚中有散”;以跨域流动为主,但同域流动现象亦值得关注;众多普通院校和地方城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具活力的机制、更富成效的举措在学术精英竞争中“异军突起”,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成了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新局面。中国地方政府人才竞争的背后是为经济增长而竞争,更是为政治晋升而竞争。为赢得政治锦标赛,地方政府所出台的人才政策对大学学术精英流动具有较强的激发性、引导性与支持性。因地制宜制定人才政策,与时俱进变革人才政策,是地方政府维持人才竞争力、保持人才竞争优势的必要之举。作为一项长期政策,大学重点建设的逻辑是竞争博弈,而竞争博弈的载体则是学术锦标赛。在市场化大学排名与行政化学科评估的驱动下,中国大学着重以学术管理资本主义的方式吸引海内外学术精英,以不断争取国家的政策关照与政府的重点支持。大学人才竞争所促成的流动,对学术精英学术发展的影响,既有特殊性也存共通性。大部分学术精英流动后的学术生产力、学术影响力和学术竞争力得到提高。这一方面是由于流动对知识生产与创新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则与学术锦标赛密切相关,其不仅驱动大学支持学术精英发展学术,还驱动大学要求学术精英发展学术。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是一个复杂现象。由于学术精英吸收能力的异质性与学术精英竞争优势的可转移性,大学学术精英流动对大学发展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可以明确的是,学术精英流入对大学学科发展的积极影响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学术精英流出对大学学科发展的消极影响也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基于此,学术精英流动不应成为大学间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更不应诱致大学间针锋相对的“人才战争”。在面向世界、追求卓越的发展战略下,需要正确理解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以客观冷静的态度、以历史的、发展的、全球的眼光认识和体察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所具有的阶段性、特殊性和一般性。这对中国大学全面深刻地了解自己,实事求是地制定科学合理的“双一流”建设目标、采取正确有效的学术精英队伍建设策略至关重要。

贾韬^[6]（2020）在《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历史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事物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周期性与规律性,找到相似的时空场景与媒介轨迹,进行匹配与对照、筛选与分析,对当下的社会改革、教育创新与文化引领,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发价值。研究民国时期的书法教育,从宏观角度看,它包含对整个近代时期书法教育史的脉络提炼,即如何从传统教育形态进入国民教育序列与学校教育体制;从中观角度看,它包含对各种教育改造思潮、艺术教育论说或重要人物思想的发生原因及社会影响的延伸分析,即书法教育作为“传统文化的再生产”、“民族精神的再塑造”以及“美术育人的合法化”;从微观上看,它涵盖了对民国书法教育教学实践的具体写实与文本描述,包括教育理念、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材使用等系列教学活动构成。中国古代书法教育始于文字书写、兴于读书明理、盛于以书取仕,在着书立说、立国化民、广育群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伦理教化作用与社会稳定功能,然而正是书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身依附性与制度嵌入性,使书法教育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过程中遭遇了“价值观念”上的肢解与“社会行动”上的剥离。民国是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体系开始确立并实施的时期,而在文化艺术领域,则是中国开启正规化艺术教育和美育的肇始时期。书法教育以其根深蒂固的“古典形态”,在二十世纪初的新兴学堂教育中,悄然兴起,潜滋暗长,“不仅完成了自身的‘革命’——从私塾师徒授受转向课堂教育,同时亦完成了社会意义上的‘革命’——从旧式教育体制走向新式教育体制”,书法教育则沿着实用书写教育和美术教育两条路线走进了学制框架体系内。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的学校制度中主要有两种表现情形:一种是在初、中等教育中作为“国文科”中的习字课程,以追求实用性、普及性的书写技能而存在,“习字一科,虽为国语教学之一部门,但关系于修学及应用者甚大”;一种是以师范教育与专科教育的制度形式,确立了书法向每个社会生活的扩张空间和渗透力量,以达致艺术性、专门性的书法美学而存在,“于艺术学校、大学校中,设书学一系,以培养一班高等书学人才”。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学制化的转型。“教育”和“文化”构成了民国书法教育的两大维度,作为勾勒民国书法教育“全景式”文本图像的前提,必须从“文化”角度阐释和反思民国社会大环境与书法教育之间的互动逻辑,提供书法教育在社会思想结构中的宏观视野。当时书法的“本体危机”主要体现在“汉字革命”对汉字的简化与注音,颠覆了传统书法教育中的书写内容、书写文本与书写方式,带来了书法哲学“本体论”上的危机与困惑。而“美术革命”对中国绘画摹古不化之风、石谷之流弊的批判——“革王画的命”,亦规约了书法创作的美学形式、艺术类型与个性趣味,解构了传统书法教育中的美学体格与道德功用,带来了书法哲学“价值论”上的冲击与失落。于是,在异域教育理论的审视与参照下,在其他学科教育学研究的发展与比对下,书法教育需要学科逻辑的支撑与教育原理的基础,其核心与特征是“地道的逻辑思维——课程分布、课时分配、授课内容的环节安排、教学手段、教学思想、基本观念……,这一切都必须依靠严密的逻辑思维才能获得确立”,书法教育活动过程被程序化、模式化与预设化,以舍弃各种异质性因素去构建具有普适性与标准性的学科教学体系。为了追求书写的标准化与效率化,围绕写字学习材料、写字教学方法、写字工具等,书法教育开展了各种心理化、科学化的实证研究,促进了书法教育在教学原理、学习原理上的设计与实践、探究与应用。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科学化的转型。在民国充满变革的浪潮中,“更新与改良是流行话语,同时,保存国粹更是国人关心的课题”,这就决定了书法艺术发展的社会规约力要比其“自律”大得多。书法教育“现代”的发展总是与危机意识和终极关怀紧密相扣,以中国文字之特有价值和民族精神,启发民众思想觉悟,塑造社会革新品格,通过平民教育、民众学校使书法从精英到大众,完成了书法教育的“新国民”想象,借助艺术或者美术的身份加持,在“美育救国”、“艺术救国”等民族使命的话语体系中改变遭际、重获价值,完成了书法教育的“新艺术”图景。民国书法教育的成长及其背后折射出了知识范式的生产、文明观念的辐射、思想文化的变迁,书法教育的诸种知识通过出版的“崭新诞生”与思想的“人物引领”,在中西互动的格局下逐渐形成,并通过报章杂志、着作、教科书等各种形式传播,从而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公众知识与生活体验。同时,民国特殊的战乱背景使书家群体呈现出“聚集”和“流动”的时空特征,从雅集到社团构成了书法教育的“民间场域”,中国书学会标志着传统书法艺术的复兴与书法普及教育的推广,各种学生书法社团则见证这个时代书法社团的繁荣和现代学制内的书法影响;从内陆到粤港形成了书法教育的“香港景观”,在香港移民社会的国族想象和乡邦情结中,书法以保存国粹与发扬民族精神为重,书法教育则扮演了身份认同与民族抗争的重要功能。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现代化的转型。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近几十年来,随着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发展,正在不断抽离日常书写的工具、文本与机会,中国汉字和书法的发展实际上又一次面临巨大的挑战和机遇。然而,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书法教育无疑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民素质教育的有效方式,书法教育的价值、前途等问题更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讨论,我国书法教育经过多年的教学和实践,已在书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就目前来看,“应用化”与“艺术化”依然是书法教育的泛化前景,书法基础教育正在从写字转向审美,书法大众教育则面临着从功利走向情怀。在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学科”建构之路,“科学化”与“专业化”仍然是书法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要命题,既要解决“身份危机”,又要争取纳入现代学科的框架体系中。“本土化”与“国际化”则是书法教育时代复兴的责任担当,书法作为东方文化在国际艺术语境中的身份显现,既面临着以输出中国书法文化理念来重建东方书法形象的历史重任,又需要以中国元素与国际审美形式相融合而获得审美普世化。

张军广^[7]（2019）在《非洲孔子学院发展中的本土汉语教师培养研究》文中提出本土化是非洲孔子学院发展的关键,本土汉语教师培养是非洲孔子学院发展的重要抓手。但无论是非洲孔子学院的本土化发展,还是本土汉语教师培养,都必须和当地政治经济状况、社会文化传统、教育政策等因素相适应。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前提,本研究以促进非洲孔子学院实现内涵式发展,增强人才培养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目标,聚焦非洲孔子学院本土汉语师资建设问题。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宏观呈现全球背景下非洲孔子学院当前的发展状况、特色和面临的挑战;依据组织变革中的内外驱动力等有关理论,对影响非洲孔子学院发展的内外部因素:社会文化、教育生态、汉语需求、课程设置和教学等进行较深入的中观分析;微观上,通过深度剖析肯尼亚孔子学院发展及本土汉语教师学习、从教和成长的典型个案,探究非洲孔子学院发展和本土汉语教师培养之实践路径。研究发现,宏观层面上,非洲孔子学院的办学规模快速增长,发展模式不断创新,但也存在因环境特殊、需求快速增长及其他因素造成的师资不足、教学质量不高等问题。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如何进一步取得所在国家政府和民众的广泛认同与支持,推动汉语进入所在国大中小学教育课程体系,实现本土人才培养的提质增效是非洲孔子学院发展过程中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中观上看,非洲孔子学院对本土汉语人才培养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人才培养数量、质量、学历层次、课程设置和教学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地民众学习汉语的多样需求,形成了一定的本土化发展特色,但所在国家的社会状况、经济条件、多语环境、社会文化及教育传统等问题也对孔子学院的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内容、形式及层次提出了更多样化的要求。微观分析发现,受当地教育环境及现有本土汉语教师培养模式影响,本土汉语教师成长面临着从专业选择、语言学习、就业到职业发展等多方面困难。非洲孔子学院发展和本土汉语教师培养是一项系统过程。基于自身的职能定位和长远发展目标,非洲孔子学院需要从被动适应式发展转向主动内涵式发展,推动汉语进入当地中小学教育课程体系,加强本土汉语师资标准、教育体系及质量保障制度建设,提高汉语及孔子学院的社会认知度和认同度,树立孔子学院“汉教”品牌。本土化是非洲孔子学院发展、人才培养和师资队伍建设的必然途径,但鉴于非洲孔子学院发展及本土汉语教师培养问题的复杂性,探索适合非洲场域的孔子学院本土化发展和本土汉语教师培养道路,任重而道远!

张航^[8]（2019）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浙江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说明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四十年来,随着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将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口红利使其在国家和区域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浙江高等职业教育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猛,高职教育不仅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逐渐得到了肯定,也为构建浙江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做出了突出贡献。值此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对浙江高等职业教育四十年发展历程进行梳理,一方面能够以史为鉴,为未来浙江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经验教训;另一方面还能为国家其他地区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优越的浙江实践、浙江经验和浙江样板。为此,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浙江高等职业教育四十年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以每个阶段的重点发展领域为立脚点力图客观、准确、全面的分析各个不同历史阶段浙江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梳理出浙江高等职业教育四十年发展脉络,展现高等职业教育在不断壮大的过程中波澜壮阔的画面,并结合发展现状探索新时期浙江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本论文主要采用文献法、因素分析法、案例分析法,以浙江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标志性重大教育政策为分段依据,将其发展历程分为初步发展期（1978-1997）、跨越突破期（1998-2005）、转型升级期（2006-2013）、创新发展期（2014-2018）四个阶段,以每个阶段影响浙江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历史背景为切入点,着重考察该时段浙江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点。此外,在查阅整理了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政策变迁及相关经济社会背景,概括总结出四十年来浙江高职教育经历了从初露锋芒到渐成规模、从注重数量到优质提升的历史性转变,在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推动浙江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据此本文还提炼凝结了浙江高职四十年来的发展成就与经验,包括依靠政策落实高职战略地位、多元融合健全院校管理体制、搭建中高职教育“直通车”构建现代职教体系、加大财政投入改善办学条件以及加强内涵建设提升教育质量等五个方面。但在当前国际国内人才竞争对高职教育提出更高要求的背景下,发现浙江高等职业教育依然存在高职院校间质量发展不平衡、高职教育与浙江产业转型发展匹配度不高、经费投入问题依然严峻、师资水平有待提高、国际化外向型人才培养不够重视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从加强宏观管理优化资源配置、加强内涵建设提升教育服务力、保证经费投入提升办学条件、推进“双师”教师队伍建设、拓宽国际化人才培养路径等方面提出了未来浙江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应该努力的方向。

郭瀛霞^[9]（2019）在《大学校庆仪式的文化内涵分析 ——以厦门大学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作为一种校园仪式,大学校庆不仅是隆重的庆典、盛大的节日、成就的展示、人心的凝聚和精神的唤醒,更是一种具有文化特征的记忆;它不仅是大学精神和文化价值的重要载体,也是高校立德树人、文化育人的重要途径。伴随着国内“校庆热潮”的掀起,对于校庆仪式的关注和校庆文化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以高等教育学和人类学理论为指导,将大学校园看作是重要的仪式场域,将大学校庆看作是大学校园中的重要仪式组成,以厦门大学为个案,展开从宏观到微观的相关分析和理论探讨。宏观方面,回溯厦门大学近百年来的校史长河,校庆仪式经历了“发轫之始、薪火传承、焕然一新、被迫中止、继往开来”的斑驳记忆,零星碎片串联的点点滴滴勾勒出厦大校庆的管理文化、学术文化和育人文化的独特魅力。微观方面,在厦门大学97周年校庆仪式的“田野”中,四大子仪式各具特点,熠熠闪光。校庆大会仪式的场地安排、领导致辞、捐赠仪式、颁奖仪式和国歌校歌合唱流露出了校庆仪式的神圣庄重和情感表达;学术仪式和文体仪式作为校庆中占比最大的仪式构成,通过非刻意流露、非语言交流和符号表征彰显了校庆文化和大学文化的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祭扫仪式无论从过程形式、体化实践,还是时间选择方面,都将厚重的感恩文化和传统文化渗透其中。基于历史梳理和调查结果,校庆仪式作为大学文化和精神的承载者,文化的意义和价值分别体现在物质文化内涵、行为文化内涵、制度文化内涵和精神文化内涵四个方面。厦门大学校庆仪式的文化内涵主要表现在:一砖一瓦,筑牢“一流”根基的物质文化内涵;一举一动,接力“嘉庚”精神的行为文化内涵;一字一句,书写“南强”自信的制度文化内涵,以及一心一意,凝聚“自强”精神的精神文化内涵。同时,校庆和大学文化的关系体现为:校庆文化已经融入到学校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与其他文化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助推着大学文化更加血肉丰满、厚重有力。校庆仪式的不断完善、不断创新;由外至内,由浅入深;从有形到无形,从宏观到细节,累积修葺成为一所大学不朽的精神以及深刻的文化。

夏辽源^[10]（2019）在《新世纪俄罗斯职前教师教育改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时代,教育已成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最强有力的推手。而教师作为教育过程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其数量的多寡,素质的高下决定着教育的成败。教师教育议题已成为国际高等教育领域普遍关注的议题。转型后的俄罗斯,其教育发展不断地受到社会变化带来的冲击,同时也在不断的适应和影响着历史的进程。在这其中,教师教育又在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新世纪伊始,随着俄罗斯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稳定与发展,教师教育国际化、信息化建设的普及和深化,俄罗斯教师教育遇到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带来了全方位的挑战。基于俄罗斯教师教育发展的诉求,俄罗斯开启了以国家引导为主,教育管理机构、高校、中小学、教师组织、学生家长等社会各阶层共同参与的教师教育领域的全方位改革。本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七个部分。引论部分,主要阐述了问题的缘起与研究价值,解释了相关概念,通过文献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关于俄罗斯教师教育研究的现状和不足,明确了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一章是关于上世纪末俄罗斯转型初期教师教育发展的研究,分析了饱受政治动荡、经济危机和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困扰时代特征之下,俄罗斯教师教育的发展状况。尽管这一时期教师教育步履维艰,困难重重,但体制上的改变毕竟打破了原有体制的桎梏,给俄罗斯的教师教育带来了改革和发展的契机。第二章是新世纪俄罗斯职前教师教育改革的背景分析。本章阐述了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政治、经济形势好转,国际化大趋势发展,转型初期教育改革的实践积累,教师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确立等,为俄罗斯教师教育改革带来的良好机遇。同时,也分析了由于俄罗斯基础教育改革和教师教育自身发展所面临的“双重选择”危机、教师培养质量不足、效益低下等问题的存在。第三章则是阐述了新世纪以来俄罗斯职前教师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和措施。主要从分级化教育管理结构、市场化教育管理机制,以及大学自主权提升等方面,论述了俄罗斯教师教育的管理机制改革;从打造连续教师教育体系、构建以师范院校为主的多元化师资培养机构网络和国家统一考试制度的建立和普及方面,论证了俄罗斯教师教育的培养机制改革;从新教师教育课程体系的目标定位、结构与内容选择和新课程体系的主要特征,对俄罗斯的教师教育课程改革进行了描述;从完善制度建设、强化保障机制、完善教师教育的评价机制和努力构建国际化教师教育空间等方面,分析了俄罗斯教师教育改革过程中新型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第四章是采取案例分析的方式,介绍了俄罗斯职前教师教育改革的新举措。本章选取了在俄罗斯教师教育改革过程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师范类高校M大学作为案例,通过访谈和比较的方式,对该校新世纪以来教师教育所面临困境与挑战进行了分析,并对该校在师范生培养目标的重新定位,教师教育学位制度改革,入学考试与准入制度改革,新课程体制改革,强化教学实习与实践等方面所进行的改革举措进行了阐述。另外,也对该校在完善教师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方面采取的措施,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包括成立教学科研中心,打造开放、高效的现代信息环境,质量评价体系构建,师资队伍保障,国际化教育环境空间建设,完善资金投入机制等。并从入学制度改革、学士—硕士二级学位制度的实施、新课程体系构建、教育实践环节、教师评价制度改革等方面,对M大学的教育改革举措的利弊得失,进行了评价和分析。第五章阐述了新世纪俄罗斯教师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及其特征。新时代赋予了俄罗斯教师教育的新使命,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经济、社会文化情境的变迁,人本主义、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理念,以及职业化、专业化和实践能力观,成为教育发展的新的价值要求,并逐渐成为新世纪俄罗斯教师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教育优先、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人文主义等价值理念,以国家政策引导的方式,在教师教育改革中得以贯彻和实施,新的教师教育质量观逐步形成。因此,新世纪俄罗斯教师教育改革的主要特征,也就分别体现在教师教育的优先发展,国家意志在教师教育领域的回归,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人文主义理念的发展,以及职业化、专业化、实践能力和国际化发展等方面。第六章论述了新世纪俄罗斯职前教师教育改革对我国的启示和经验借鉴。纵观新世纪俄罗斯在职前教师教育领域的改革举措,在诸多方面都为我国职前教师教育改革提供了参考和借鉴。本章从突出教师职业意义、提高教师教育战略地位;转变教师教育价值观,关注人本主义取向和强化人文精神,培养时代需要的未来教师;构建新型教师教育体系,完善培养机制;借鉴连续性师范教育构想,推进教师教育一体化改革;积极推进国际化进程,借力国际智力资源推动教师教育发展等五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以期通过这些经验与启示,为我国新时期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指明方向。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十年回眸（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十年回眸（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多维视野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3）我国刑法修正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我国不同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格局比较研究 ——基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论文提纲范文）

（6）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非洲孔子学院发展中的本土汉语教师培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改革开放四十年浙江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9）大学校庆仪式的文化内涵分析 ——以厦门大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新世纪俄罗斯职前教师教育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十年回眸（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演进研究[D]. 陈宇.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2]多维视野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D]. 高建深. 暨南大学, 2020(04)
• [3]我国刑法修正案研究[D]. 汤君.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4]我国不同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格局比较研究 ——基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视角[D]. 陈玄玄.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5]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D]. 郭书剑.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6]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D]. 贾韬.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7]非洲孔子学院发展中的本土汉语教师培养研究[D]. 张军广. 浙江师范大学, 2019(01)
• [8]改革开放四十年浙江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研究（1978-2018）[D]. 张航. 浙江师范大学, 2019(02)
• [9]大学校庆仪式的文化内涵分析 ——以厦门大学为例[D]. 郭瀛霞. 厦门大学, 2019(08)
• [10]新世纪俄罗斯职前教师教育改革研究[D]. 夏辽源.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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