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要坚决，措施要有力--吉林省四平市清理整顿“小金库”情况调查

一、态度要坚决 措施要有力——关于吉林省四平市清理整治“小金库”情况的调查（论文文献综述）

董晓燕^[1]（2021）在《完善城市违章建筑治理的对策研究 ——以山东省莱西市为例》文中研究指明

谭安富^[2]（2018）在《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模式构建与进路优化》文中研究说明综合执法（综合行政执法）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主题,是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基本面向。在市场监管领域,由于传统市场监管模式陷入对“碎片化”体制、“官本位”思想和“人治化”方式的路径依赖,执法能力和执法水平相对弱化,增加了市场交易的制度性成本,抑制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加剧了市场失灵风险,难以满足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需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十九届三中全会先后作出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的改革部署。然而,在这场中国式“整体性治理”运动过程中,实务界和学术界对“为何综合?”、“综合什么?”和“如何综合?”三个基本问题的把握依然不够清晰。本文基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的三重现实背景,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规范和实证研究方法,在对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模式的生成动因、基本面向、实践基础和影响因素展开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三维+三向”模式并提出模式优化的进路,力图为改革实践提供模式遵循和对策建议。本文研究了市场监管执法模式转换的动因及综合执法模式的基本面向。研究结果表明,市场监管执法模式转换的动因具有二重性,是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侧和市场监管供给侧合力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从需求侧来看,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高效监管、服务监管和法治监管的时代诉求。于监管执法来说,高效监管表现为执法要实现经济效率、社会效率和管理效率的诉求;服务监管表现为执法要实现民本行政、公正行政和开放行政的诉求;法治监管表现为执法要实现职权法定、程序法定和责任法定的诉求。另一方面,从供给侧来看,传统市场监管模式在满足高效监管、服务监管和法治监管的需求上存在比较突出的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在监管供给效率方面,由于执法体制“碎片化”,以及“重事前审批、轻事中事后监管”的执法重心“错位”,致使监管执法的经济效率、社会效率和管理效率相对较低;在监管服务供给方面,传统市场监管服务的均等化、精准化和开放度不够导致监管执法服务质量提升不足;在法治监管方面,市场监管执法的职权法定、程序法定和职责法定弱化,致使市场监管法治水平和法治能力相对较低。因而,要解决市场监执法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必须抓住综合执法改革这个“牛鼻子”,推动市场监管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实现执法体制由“碎片”到“整体”、执法理念由“官本”到“民本”、执法方式由“人治”到“法治”的根本转变,提升市场监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建立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模式构建的实践基础,本文研究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的改革实践。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探索过程中执法职能、执法机构和执法流程得到了一定整合和优化,但依然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系统推进缺失,表现为“顶层设计”不够、“全面改革”不足、“统筹联动”缺位;二是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内容深度缺乏。各地综合执法改革实践在职能整合、机构设置、流程设计方面虽然发生了“物理结构”变化,但是由于缺乏改革深度,深层的结构性调整缺位,并未产生“化学性质”的改变,难以实现提质增效;三是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配套协同缺乏,表现为法制建设配套协同、事业单位改革协同和社会共治机制协同不足,制约了综合执法改革的整体进程。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地方改革实践对综合执法的动因理解不深、内容把握不全、进路认识不清,导致缺乏应有的改革广度和深度。因而构建基本模式和明确改革进路是深化市场监管执法改革的迫切要求。为准确把握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关键点,本文实证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效度的影响因素,并对这些因素进行理论整合和解释。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监管法制类因素、监管职能配置类因素、监管机构设置类因素和监管流程设计类因素对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效度影响显着。实证结果可以在理论上解释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效度受制于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内外多重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是监管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的过程,是执法职能、执法机构、执法流程三个结构要素系统全面深刻的变革。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基本模式构建要全面统筹上述结构要素,是对市场监管制度结构、权力结构、组织结构、流程结构四个层次的系统性调整过程。本文以地方改革探索为实践基础,以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结论为实证支撑,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行政自制理论,运用规范研究方法构建并论证了“三维+三向”的基本模式。从整合维度来看,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模式的“三维”框架是指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整合”的三个基本要素,即执法职能、执法机构和执法流程。市场监管供给侧结构性调整主是对执法职能、执法机构和执法流程的结构性调整。从整合向度来看,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模式的“三向”框架是指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三维”要素均应沿着纵向、横向和纵深三个基本方向进行“整合”。“纵向”整合是“三维”要素在纵向政府间的结构性调整;“横向”整合是指“三维”要素在同一行政层级政府职能部门间以及职能部门内部的结构性调整;“纵深”整合是指“三维”要素在政府与非政府主体间的结构性调整。本文对“三维+三向”整合的归属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证。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三维+三向”的基本模式为综合执法改革提供了一个较为系统的分析框架,从理论规范上回应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要“综合什么”的命题。本文运用规范研究的方法,基于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实践研究发现的问题,以“三维+三向”模式为遵循,提出了“全面→纵深→协同”推进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的基本进路。一是全面推进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要牢固树立全面推进改革的理念,完善细化全面推进改革的顶层设计,着力强化全面推进改革的央地联动。二是纵深推进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进一步深入精细地推进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的职能转变、机构调整和流程优化。三是协同推进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进一步协同推进市场监管法制体系建设、市场监管事业单位改革和社会共治体制机制完善。沿着上述三条优化进路,文中对深化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提出了较为具体的对策建议。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主要有:一是审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模式的角度具有创新性。本文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放在更宏观的视角加以定位,研究了综合执法模式与效能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建设和法治政府建设三者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将综合执法改革分别放在职能、机构和流程三个结构层次进行了微观研究。这相对于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理解为“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视角更加具有系统性。二是解析市场监管执法模式转换动因与面向有创新性。本文认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模式是应经济社会发展对高效监管、服务监管和法治监管的强烈诉求而进行的市场监管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并指出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模式要实现“三个面向”。这一观点与单纯从行政体制改革（供给侧）分析综合执法改革的动因有所不同,充分认识到了市场监管执法模式转换是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自身变革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执法模式的价值面向也具有多元性。三是构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的基本模式有创新性。本文提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三维+三向”的基本模式,将综合执法视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市场监管供给侧结构性调整,是一个多维立体的结构性调整过程。这与传统研究将综合执法模式仅仅是视为职权合并或者简单拆并机构的观点不同。四是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模式的优化进路具有创新性。本文提出“全面、纵深、协调”是深化改革的基本进路。这不同于将综合执法改革仅仅理解为在区县级政府层面进行单纯市场监管体制改革（不考虑改革的体制内外协同）的观点。

冯志峰^[3]（2018）在《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政治组织体系主要分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组成。相对于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而言,地方政权包括省市县三级,成为我国政权系统承上启下、协调各方、高效运转、强本固基的关键枢纽,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党心民心、决胜全面小康、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地方党委组织承上启下、统揽大局、协调各方、强本固基,既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和建议者,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承载着领导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履行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职责,成为加强地方治理能力建设条块结合的交汇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角色定位、职位属性与运行特性,内在地反映了地方党委组织的执政规律,蕴含着党组织权力运行与制约之道。遵循其行为之内在逻辑,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规律可提炼为“弹性定律”,鲜明地体现出独特的“二重”性,表现为“双刃剑”的作用,既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可能引发权力腐败、危害人民利益,销蚀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在内外不良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总体呈现出“十大特征”,体现为“多面人”角色,其演化逻辑可归纳为“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强化跃迁定律”,作为地方主导改革的改革者反而成为改革阻力制造者。为扎实有效地“改革改革者”,破除权力制约“悖论”,就必须统筹“个人修养教化、体制机制转化、社会风气净化”,构建科学系统、务实管用、操作简便的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为此,必须立足于中外权力制约理论基础之上,深刻把握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诱致成因,认真分析其生成逻辑,精准提炼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之道,努力促进“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的有机融合,将“自我律动法”与“一制九转法”深度融入到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之中,努力实现权力高效运行与有效制约的动态平衡,着力提高地方党委书记执政本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保证和力量保障,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王定毅^[4]（2017）在《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研究》文中指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原则,是被实践证明的成功经验总结。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勇于担当的精神,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主题,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取得了显着成效。全面从严治党到底是以何种逻辑展开的?为什么能取得这种成效?领袖的个人作用在治党实践中发挥着何种作用?其采取的举措所蕴含的基本原则能否被坚持下去?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不仅具有现实意义,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论文共分引言、正文、结语三个部分,具体内容如下:引言部分,在阐述选题缘由、研究现状之外,介绍了论文采取历史分析法、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计量史学法等研究方法;研究材料主要来自于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文献图书以及国家权威主流媒体公布的数据资料;研究的时间区间为中共十八大至十八届六中全会期间,着力点是习近平在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论文的思路以研究主体解决问题为中心,在整体布局和每个章节中均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框架,来梳理相关的思想和实践。正文部分共分六章。第一章是“’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中共以时代潮流和人民期待为观察角度,根据面临的问题作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抉择。“从严治党”具有特定时代内涵,内含执政党、长期执政、一党执政、商品经济背景等背景因素。文章以十八届六中全会重点解决的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的角度来分析党内存在的问题,以“全面”为关键词梳理了十八大后“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的历史脉络,得出这一重大思想是在实践与理论互动中产生的。第二章是“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信仰缺失。坚定理想信念,最主要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章归纳了坚定理想信念的有效途径和推进思想建设常态化的措施。第三章是“着力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在文件梳理中对比党对选人用人不正之风的态度变化。习近平不仅确立了好干部的标准,而且树立了学习榜样,重点抓好顶层中央政治局和县委书记的建设。选人用人根本在于建立科学机制,这一机制核心在于如何减少干部选拔中因违背初衷出现的新问题,以科学使用干部和严格管理干部。第四章是“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党对作风问题抓的很紧,但结果却日益加重,主要原因是缺乏常抓、严抓以及相应的制度。作风建设以制定八项规定为切入口,通过落实落小狠抓各项措施的执行。教育实践活动之所以取得显着成效,主要原因是把握了五个重点,并在活动后采取了一系列的巩固措施。继之而来的“三严三实”则从正面和内在确立了共产党人的作风标杆。第五章是“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文章分析了反腐败斗争形势从“严峻”到“严峻复杂”的转变,总结开展强势反腐在查处干部方面的突破性进展,对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内涵进行阐述。“巡视”方式的创新利用,探索了中共立足自身资源而非第三方监督自我的成功经验,防治腐败最终需要依靠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第六章是“为党的长治久安提供坚强制度保障”。制度治党不同于制度建设,它不仅着眼于建设制度,而且要使这些制度成为具有逻辑的制度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强调制度执行力建设,即不仅强调“制度”,更强调“治”,即党内纪律建设。由于制度治党的实施者依然生活于现实社会,因此,还需要通过营造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来为制度治党创造适宜的环境。第七章是结束语。论文认为“问题导向”贯穿全面从严治党始终,梳理了坚持问题导向的原因,如何发现分析问题,特别是将习近平解决问题的论述分为五个步骤,在此基础上,总结全面从严治党的内涵和本质,指出制度治党是其精髓所在。十八大以来治党实践取得成效的原因有四:一是牢记对人民的责任。二是特别重视思想在现实中的执行情况和督查落实。三是主导者在事权上的高度统一为治党实践开展提供了体制保障。四是研究主体的经历、修养和语言魅力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了从科学理论到党内法规再到全党实践的两次成功转换,探索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政党依靠在野党或反对党等第三方力量、而是创新利用自身资源监督自我的党内监督道路,这条依靠自我管住自我的治党道路,开辟了党建的新境界,符合国情党情,决定了其必将长期坚持下去。本文各部分均以历史发展为主线,来梳理相关思想的发展脉络。同时文章以问题为中心,将思想与问题结合起来,将思想与实践结合起来,不仅增强其思想的针对性,也验证思想的有效性,力图形成“问题——思想——制度——实践”的闭合循环。

王灿^[5]（2015）在《地方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研究》文中指出重大事项决定权是我国宪法赋予各级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宪法职权,是广大公民通过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实现当家做主,管理地方国家事务的重要形式和手段,是国家权力属于人民这一宪法原则的最终体现。各地公民通过各级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掌握地方国家权力,管理地方重大事项,决定地方的前途与命运,促进地方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进步,维护地方和平与稳定,实现地方的长治久安与社会和谐。重大事项决定权是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主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地方重大事项的表现,是实施宪法的体现。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以重大事项决定权为抓手,可以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地方人大制度,有利于推动地方人大重大事项决定的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有利于进一步树立和强化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地方国家机构中的地位和尊严,有利于地方民主与法治的全面发展与进步。地方人大在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实践中,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积极的探索,积累了一定经验,取得了一定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法制化程度不断提高;二是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地方人大数量在不断增加;三是地方人大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次数在不断上升;四是地方人大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频率在不断加快;五是地方人大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范围在不断拓展;六是地方人大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效果在不断优化。与此同时,三十余年来地方人大在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过程中也暴露了诸多的问题需要加以改进和完善。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研究不够全面和系统,一些基础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化研究;二是地方人大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实践缺乏规范和程式,还没有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和模式。造成上述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首先是思想认识出现偏差,不能正确对待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性质、定位、功能和价值,不能正确看待和处理与地方党委、地方政府的关系;其次是不能准确界定和把握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行权范围,致使实践中要么行使失职,要么行使越权;复次是重大事项决定权未建立科学、合理、公正、高效的行权程序,致使操作中要么过于随意,要么过于繁琐;最后就是重大事项决定权作出的决议质量不高,执行不力,缺乏保障与监督,使得决定沦为一纸空文,不能发挥实际功效。因此,总结地方人大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基本经验,分析其存在的不足与问题,竟而探讨全面改进的措施和优化的路径,尽可能的促进和推动地方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行使到位,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价值。本文正是基于上述目的,在学习和参考关于地方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并结合当前地方人大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实际发展状况进行了新的思考和探索,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相关建议,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制定全国立法;二是完善地方人大制度,提高行权能力;三是建立健全程序机制,发挥程序作用。通过上述举措的推进,使得地方人大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能够更为的完善,发挥更大的作用。

王家明^[6]（2011）在《交通基础设施供给机制研究》文中认为交通基础设施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重要先决条件,是社会公众日常生活的重要保障。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建立到完善的关键时期,交通基础设施领域经历了三十多年“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之后,正面临着方向性选择,实现交通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既是保障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本文力图在供给实践总结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要求的交通基础设施供给机制。按照上述的方法和思路设计,本文主要内容分为三大部分,七个章节：第一部分主要包括第一、二章,在明晰概念与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总结了交通基础设施供给历程和分析了交通基础设施的现状,利用制度变迁的理论,主要从非正式制度层面剖析了中国交通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形成、锁定、变迁的主要原因,并对当前中国交通基础设施供给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进行了分析梳理。交通基础设施供给存在着供给总量不足、结构不尽合理、供给效率不高等问题,这些问题根植于供给制度,主要是由于政府职能缺位越位、供给决策高度集中、财政体制改革滞后、公众利益表达缺位等所导致的,要实现交通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有赖于交通基础设施供给制度的创新。第二部分主要包括第三、四、五章,主要是采用实证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对不同的供给机制进行剖析,本文根据供给主体与资金来源的不同,将交通基础设施供给归纳为三种机制,即政府供给、市场供给、自愿供给,并分别就各种供给机制的关键性问题如动力机制、约束激励机制、筹资机制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第三部分主要包括第六、七章,针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特点,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构建了适应中国国情的需求导向的交通基础设施多元供给机制,设计了公众参与、政府责任、公平效率的总体构建原则和政府主导、市场优先、自愿参与的合理结构安排,提出了以公共财政为基础的政府供给、以有效竞争为基础的市场供给、以互利共赢为基础的合作供给、以社会公益为基础的志愿供给的系统优化方案。为保障需求导向的交通基础设施多元供给机制的有效构建,提出了以公共参与为核心的决策制度、以绩效评估为手段的监督制度、以民主法治为后盾的保障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创新。论文试图在以下方面有所创新：1、综合运用经济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基础理论审视交通基础设施供给问题,通过对中国交通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变迁的历程回顾,突破传统的政府-市场的分析框架,将交通基础设施供给模式归纳为政府供给、市场供给、自愿供给,并对各自特点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创新性的构建了需求导向的交通基础设施多元供给机制的总体构架,确立了以公众参与为核心、政府责任为基础、公平效率为目标的构建原则,并结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与趋势,提出了交通基础设施供给政府主导、市场优先、自愿参与的总体优化方案。2、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供给中,主要是供给导向的,主要依靠间接民主的代议制集中决策,存在着交通运输部门之间、交通运输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政府预算部门与上述支出部门之间的博弈、政府预算部门与代议机构之间的复杂博弈。在需求导向的交通基础设施多元供给机制中,政府供给是主导力量,除了继续完善交通定向税等技术措施以减少博弈损失之外,优化决策机制是有效供给的关键。为此,构建以公众参与为核心的决策机制是必要的,通过提升人大作用、强化直接参与、完善决策程序、加强信息公开等手段,实现间接民主与直接民主相结合、权力制衡与程序约束相结合、专家咨询与民众意见相结合,同时建立完善以绩效评估为手段的监督制度、以民主法治为后盾的保障制度。3、对于交通基础设施政府供给和市场供给中至关重要的筹资问题,提出了相对系统的解决方案。在政府供给的筹资领域,对以往研究中忽视的定向税收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交通基础设施政府供给筹资以公共财政框架为基础,以优化的定向税为政府筹资主渠道,以普通税收与公共收费为补充,以非债务性资金设立的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基金为载体,以收益债券为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政府融资主通道的总体构架；在市场供给筹资领域,提出了交通基础设施产业基金和融资租赁的方法性创新。

王文生^[7]（2008）在《宽严相济视域下的刑事检察工作》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研究的目的:1、试图弥补该问题研究的薄弱,填补法学研究和博士论文的空白。从目前查询和收集到与本课题的学术成果来看,尚未发现专门阐述宽严相济与刑事检察工作的专着。涉及该问题的着述多散见于报刊、论文集等着述中。因此,系统地阐述宽严相济视域下刑事检察工作,对于研究我国刑事政策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2、总结、归纳、提炼出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应当走出的二十个误区,提出了检察机关应树立的二十种理念。3、从理论到实践上回应法学界关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只适用实体法,不适用程序法的观点。4、总结提炼辽源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在羁押场所设立监督巡视员的成功经验。5、针对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存在的问题提出立法建议和司法改革建议。本论文研究的方法:为全面系统地阐述宽严相济视域下的刑事检察工作,本文将采取以下方法对课题进行系统研究:一是历史分析法。追本溯源,即理清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起源、概念、内涵与检察工作的关系,通过考察过去,说明现在,预测未来。二是比较法。即按照一定标准,对事物的共性进行对照、比较、分类,从而揭示事物本质的思维过程和方法,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三是实证分析法。即运用检察实践中第一手资料和翔实的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得出正确论证。四是系统论证法。即将检察业务工作作为一个系统研究来论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各个环节的关系及运用。五是辩证分析法。即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论证在检察环节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合理性,特别是把宽与严有机地统一起来,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本论文研究内容:本课题以参考文献为基础,结合刑事检察工作实践,廓清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源流,透视其理论基础,锁住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事检察工作中的功能定位,认真探索刑事检察工作业务环节如何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路径。在本文研究中,重点要解决好以下问题:一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源与流问题;二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论基础和科学解读问题;三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检察工作中的功能定位问题;四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侦查监督环节中的运用问题;五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公诉工作中的运用问题;六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辽源检察机关的探索与实践。相信本研究成果一定会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检察工作中的具体运用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和积极的推动作用。

姜大中,李晓辉^[8]（2004）在《态度要坚决 措施要有力——关于吉林省四平市清理整治“小金库”情况的调查》文中研究表明

杨发祥^[9]（2004）在《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史研究》文中指出计划生育是当代中国历史上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生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开展计划生育历史的研究，对中国人口的现代化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除导言和结语外，本文共分九章。 导言部分阐述了选题的缘起和意义、研究现状，简单介绍了基本文献资料，交代了本文涉及的相关概念、研究方法和研究创新。 第一章主要介绍了中国计划生育的历史渊源。包括中国古代的计划生育思想、近代以来的国内外计划生育思想及活动。 第二至第六章分阶段阐述了中国计划生育的发展历程。1949年以来，我国计划生育大体经历了五个较长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49-1961年），是我国计划生育的提出与论争时期。其中，1949-1953年，是计划生育工作的缺失与提出阶段；1954-1957年，计划生育政策出台与初步开展阶段；1958-1961年，计划生育步入发展的歧路阶段。第二阶段（1962-1970年），是我国计划生育的再起与停顿时期。1962-1965年，是计划生育的提出及其在部分市、县的试点阶段；1966-1970年，计划生育陷于停顿阶段。第三阶段（1971-1978年），是计划生育的勃兴与普及时期。以[71]51号文件的发表为标志，中国计划生育进入实质性的发展时期。第四阶段（1979-1991年），是计划生育的开拓与发展时期。1979-1984年，是计划生育的深入开展和政策调适阶段。1985-1991年，是计划生育规范化与制度化时期。第五阶段（1992年以来），是计划生育的新形势和新探索时期。1992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我国步入体制转型时期，计划生育工作适应新形势发展，迎接新的挑战，进行新的调适，逐步摸索出了一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计划生育工作运行机制，成功地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 第七章主要阐述了计划生育在运作实践中相关政策、运作机制及实际效果的地方差异，城乡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之间、军事单位与非军事单位之间、涉外婚姻与本土婚姻之间等呈现出多层次特征。我国计划生育今后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仍在农村和流动人口上，这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关键。在本章中，还阐述了我国计划生育的法制化道路。包括“计划生育”被写入宪法和相关基本法律中，计划生育地方性法规和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颁布和实施等。 第八章主要阐述计划生育的推行带来的社会变迁，包括计划生育对妇女、儿童、老人及家庭规模、功能和结构类型的影响，计划生育与我国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人口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相互关系，计划生育与城乡生育观念的转变以及新型生育文化的生长等。 第九章主要阐述计划生育的国际比较、中外交往及国际评价，从而更好地认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实施效果与国际环境。 结语主要阐述了中国计划生育的跨世纪回顾与反思，包括中国计划生育的发展轨迹、计划生育的特点与影响、成功经验与存在的问题等，并根据人口与计划生育发展规律和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对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发展趋势进行了战略性前瞻与预测。

孙国相^[10]（2002）在《发展财政论——转型期地方财政发展模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第一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过渡，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并逐步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财政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财政政策的松紧、收支结构的调整转换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的速度与结构。建立稳固平衡的国家财政是我国财政经济工作重要的指导思想。坚持财政收支平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坚持的一条重要原则，是衡量财政工作质量和经济运行质量的重要尺度之一。地方财政是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财政收支平衡与否直接关系和影响着国家财政收支的平衡。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较以往更加重视通过发展来实现增收节支，实现收支平衡。但由于各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自然、历史、地理、管理等方面的差异，地方财政平衡状况和平衡的难度也差别很大。加之各地财政促发展、促改革、保稳定的任务日益加重，许多地方收支矛盾加剧，财政平衡问题困扰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和财政经济的运行，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地方财政发展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地方财政问题，既是一个实践问题，又是一个理论问题。地方财政是地方政府行使职能的财政保证，也是地方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杠杆。财政收支规模是反映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综合指标，财政收支状况不仅反映地方政府职能发挥的程度，也是地方经济是否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我国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地区间生产力水平差距较大，市场发育程度不同，如果只有中央一级的宏观调控，很难切合地方实际，只有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调控职能，才有利于各地因地制宜制定地方的经济发展战略。地方财政作为地方政府调控经济和社会的重要手段，为地方宏观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财力基础和调节杠杆支持，对地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有各自的职能和职权，地方政府在组织本地区经济发展上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地方财政对本地区的经济综合平衡和稳<WP=3>定发展起着基础性作用。目前，我国正处于两个世纪之交、两种体制过渡、两种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重要历史时期，新的时期，地方财政面临着新的思路，肩负着艰巨的任务，可谓挑战与机遇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第二部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规模迅速扩大。上述成就的取得，是在实施改革开放、确立以“发展是硬道理”这一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实现的。进入新世纪，世界经济发展加快，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对此一定要有主动精神和忧患意识，只有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努力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才能逐步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对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发展社会生产力更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头等大事。23年来我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国家面貌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以坚决贯彻这一任务为前提的。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国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再次明确指出：“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要把发展作为主体”。把发展作为主体，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在新的阶段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过程中的问题。一个立足发展、促进发展、加快发展、扩大发展的主题，已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尤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市场机制不够成熟，在此条件下的公共财政也有一个成长过程。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对财政模式的一般要求，但是公共财政具有阶段性特征。所以，无论从横向还是从纵向看，公共财政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发达阶段，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公共财政既有着公共财政一般的共性，又有着不同的个性，其个性就是具有鲜明的“发展性”。据此，构筑地方公共财政体系要以发展为核心，以发展促进步、以发展求创新。从某种程度上说，所谓发展财政仍然是公共财政，因为公共财政也要求介入市场配置效率不高的领域，也要求纠正和克服市场失灵现象。但这里提出的发展财政观点仍然非常必要，因为更能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的特点，“发展”更具有时代特色。<WP=4>第三部分根据建立发展财政的总体要求，地方发展财政的基本目标可以概括为：建立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地方财政运行机制，实现地方财政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这一目标包含了收入增长、支出优化、经营创新和管理改进等一系列内容，体现了改革与发展的统一要求。按照这一要求，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是宏观经济理论分析，包括第１章和第２章。第1章是中央与地方经济、财政关系的分析。首先对国家职能的演变与定性分析作一阐述，然后介绍了中央、地方集权与分权的演变，接着分析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定性分析与差异

二、态度要坚决 措施要有力——关于吉林省四平市清理整治“小金库”情况的调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态度要坚决 措施要有力——关于吉林省四平市清理整治“小金库”情况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2）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模式构建与进路优化（论文提纲范文）

（3）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地方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交通基础设施供给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宽严相济视域下的刑事检察工作（论文提纲范文）

（9）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发展财政论——转型期地方财政发展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态度要坚决 措施要有力——关于吉林省四平市清理整治“小金库”情况的调查（论文参考文献）

• [1]完善城市违章建筑治理的对策研究 ——以山东省莱西市为例[D]. 董晓燕. 青岛大学, 2021
• [2]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模式构建与进路优化[D]. 谭安富.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3]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D]. 冯志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4]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研究[D]. 王定毅.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5]地方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研究[D]. 王灿. 华东政法大学, 2015(04)
• [6]交通基础设施供给机制研究[D]. 王家明. 长安大学, 2011(05)
• [7]宽严相济视域下的刑事检察工作[D]. 王文生. 中国政法大学, 2008(03)
• [8]态度要坚决 措施要有力——关于吉林省四平市清理整治“小金库”情况的调查[J]. 姜大中,李晓辉. 中国监察, 2004(01)
• [9]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史研究[D]. 杨发祥. 浙江大学, 2004(03)
• [10]发展财政论——转型期地方财政发展模式研究[D]. 孙国相. 东北财经大学, 2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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