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努力克服“泛化”

一、工会工作要努力克服“一般化”（论文文献综述）

王慧^[1]（2021）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文中指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基于学术史的考察专业:政治学理论指导教师:马雪松教授20世纪80年代,詹姆斯·马奇与乔罕·欧森从组织理论的立场将长期受到忽视的制度和制度分析带回政治科学的主流议程,大批学者由此汇聚到新制度主义这面旗帜下并开启了新的研究篇章,以至有人开始高呼:“现在我们都是新制度主义者了”!然而,新制度主义的强劲发展一度令置身于制度结构之中的行动者黯然失色,制度被赋予了更多的约束性功能,其本身蕴含的使动意味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此背景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迎来观念转向的浪潮,众多学者纷纷加入观念议题的讨论。这一变化对制度分析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表现为各个流派愈益关注观念,更为关键的是,以观念和话语为理论基石的建构制度主义得以兴起。如此一来,新制度主义的观念研究或观念转向议题进入了政治学的中心地带与前沿领域。“观念很重要”似乎已经人尽皆知,但要问观念究竟是什么却又出现聚讼纷纭、人云亦云的局面,所以从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有必要首先为观念这一核心概念确立基本的分析维度。观念是各类行动与社会变革的先导,因而观念一直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课题,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从不同角度论述观念的重要性。就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而言,很多学者为观念的界说付出了努力,综合来看,包含类型、层次、要素、形式在内的观念的划分都可以归纳为观念的结构要素,表示观念孕育于特定的政治背景、经济基础、制度结构及社会关系网络,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观念无法凭空产生或存续,需要依附于特定的行动者并经由传播观念的话语、叙事、框架等呈现机制才能切实发挥作用。观念与制度的内在关联是贯穿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核心主线。从辩证的立场来看,观念即是制度,制度即是观念。本文从两个角度论述观念等同于制度的观点。从既定结果来看,某些观念性要素具有制度的属性,从转化过程来看,某些行动者的观念可以转化为实际的制度和政策。观念影响制度的生成、维系和变迁,制度也会影响观念的生成、维系和变迁,但这两条进路又有着本质区别与研究侧重。观念议题回归新制度主义并不是政治科学领域观念与制度相结合的首次尝试,而是有其深刻根植的历史脉络,观念与制度同等重要以及密切互动的观点可上溯至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以观念复归作为切入点并扩大分析视域可以发现,观念研究在政治学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兴起、衰落、复兴的转折时期,对其加以考察有助于理解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前因后果。传统政治学研究中观念与制度相互交织在一起,旧制度主义虽然部分承袭了此前观念研究的传统,但偏向于对制度和观念予以宏观探讨与静态描述,旧制度主义的局限以及随后大行其道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主导了观念研究的衰落,不过这一时期仍然产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念性成果。观念的复兴发生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仅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分支。聚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转向,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均从不同程度和不同角度加深了对观念的理解,但各个流派的观念转向有其独特性。建构制度主义代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观念维度上取得的突出成就,其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建构主义有着特殊的渊源,这一流派的分析基础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二元性或双重性,不确定性,利益与制度的观念建构,观念与制度的路径依赖。建构制度主义仍处于发展过程中,遵循建构逻辑而依次成长起来的观念制度主义、话语制度主义、修辞制度主义和沟通制度主义均可被视为其内部的取向。理论的变革无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与回应,脱离现实的理论往往是空洞的和盲目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发生观念转向的关键原因在于,既有的制度分析框架无法为某些现实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基于这样的认识,如何看待和理解这种转向可从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加以思考。一方面,观念转向促使各个流派加强对话交流与认同意识,缓和了各流派之间的理论张力,随着观念研究的逐渐深化,制度分析的视野得到相应的拓展。另一方面,比较政治研究离不开对规范和价值问题的讨论,在这个意义上立足日常经验反思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带来的深刻启示时,有必要审视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好的观念和好的制度是任何文明社会都应努力追求的目标。结构制约能动,能动生产结构,人类文明演进的根本动力最终落脚于行动者。如何更好地建构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并使由行动者建构的制度更好地发挥约束和使能作用,是一项需要加以认真和审慎探索的课题。

王晓玉^[2]（2021）在《新时代国有企业产业工人思想政治教育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赵子夜^[3]（2021）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的改造研究（1949-195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华民族历来是勤劳勇敢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同时积淀出无数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但在数千年的封建思想浸染下,传统的文学、戏剧、美术、音乐、舞蹈等文艺作品在其内容上均不可避免的存在着暴力、愚昧、迷信、色情等诸多封建落后因素。这些封建落后的思想异质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新中国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完全疏离的,必然要受到整饬与改造,使其纳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轨道,重塑民族国家理想,巩固新生人民政权。随着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和新的文艺机构团体的建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传统文艺改造运动逐渐拉开帷幕。期间,中国共产党相继从“改制”“改人”“改剧”三个方面,分别对传统文艺的体制、艺人、内容进行由内而外,自上而下的彻底改造。虽然在改造过程中也产生一定的问题,但总的来说,通过传统文艺的改造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文艺领域的指导地位,推动了传统文艺的发展繁荣,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时也进一步明晰了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理清了文艺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坚定了“双百”方针的正确引导。论文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文艺思想的基础上,运用党史学、艺术学、文学等知识,通过文献分析法、系统分析法、交叉研究法等方法,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改造传统文艺的背景、步骤、措施、作用、问题等进行综合研究,以总结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探索中国共产党文艺工作的历史规律,为当下文艺工作的开展提供指导和借鉴。具体来看,论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介绍选题的背景、国内外学者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研究现状、论文的研究思路及及研究方法、论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同时对论文中所涉及的一些特定名词进行具体阐释。第二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背景。该部分首先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列宁的文艺理论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文艺理论三方面分别进行归纳分析,剖析中国共产党改造传统文艺的理论基础;随后对苏区时期和延安时期文艺改造的历史实践进行总结回溯,总结中国共产党改造传统文艺的实践经验;最后则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改造的现实缘由进行系统分析,包括推进文艺现代转型、整饬伦理道德观念、重塑民族国家理想、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等等。第三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准备。该部分主要对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为破旧立新,全面改造传统文艺所进行的铺垫工作进行系统地梳理与解构,包括对旧文艺机构的接管与改造、对传统文艺理论的改造与利用、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文艺改造机构和团体的建立。第四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方针政策的出台及贯彻。该部分为本文的核心部分。首先对这一时期决定传统文艺改造方针政策的第一届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五五指示”及文艺整风运动这三个重要节点进行梳理分析,从宏观上描绘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的改造路线。随后从“改制”“改人”“改剧”三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文艺改造的具体措施进行系统阐释解构,如从改革文艺管理体制、改革团体组织体制、改革团体管理体制三个层面对传统文艺体制进行彻底的变革;从思想改造、技能改造、形象改造三个层面实现传统艺人到文艺工作者的蜕变;最后从查禁反动有害的旧文艺、整理改造传统文艺和创作社会主义新文艺三个方面实现对传统文艺内容的改造与利用。第五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的继续推进。该部分承接第四章,主要对“双百”方针提出后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的嬗变进行解构研究。其中,首先介绍“双百”方针的形成、出台,客观评价“双百”方针对传统文艺改造的影响。之后从传统文学、传统戏剧、传统美术、传统音乐四个方面分别阐述“双百”方针后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的继续推进。第六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成果及经验。该部分首先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所取得的成果,并对传统文艺改造过程中的经验进行提炼总结。借此进一步明确今后文艺的思想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文艺的发展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文艺的导向必须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文艺的繁荣必须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第七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问题及反思。该部分对传统文艺改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对文艺改造中的教训进行深度反思,为当下及今后中国共产党文艺发展的路线政策提供借鉴参考。

谢小同^[4]（2021）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企业党的建设研究》文中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企业党的建设,是国企党建历史进程中一个不可忽视、不能否定,并在诸多方面具有奠基性作用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国营企业党的建设可谓高度重视、全面铺就、内容丰富、成效显着、影响深远,形塑了此后几十年国企党建基本格局。在全面深化国企改革、全面加强国企党建的关键阶段,系统梳理新中国初期国企党建的历史进程,认真总结这一时期国企党建的经验教训,有助于为新时代加强和完善党对国企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国企党建工作提供历史依据和启示借鉴。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企业党的建设的研究,力争突破过去以企业领导制度为主和偏向宏观视角的研究局限,运用厂志、文件文集选编以及相关理论,将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结合,对这一时期国企党建的背景、内容进行分析梳理,力图总结此阶段国企党建的特点、成效以及不足之处,并进而总结出可资借鉴的启示。全文共分为以下三部分:第一部分,研究民主革命时期公营企业党建实践、解放后国营企业的发展状况和企业内部党建基础、国营企业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建国的重要意义等问题,从历史、现实与理论维度切入,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推进国企党建的历史渊源与现实因素。第二部分,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企业党建内容。党的领导制度历经从两种领导方式并存到全面推行厂长负责制再到最终确立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探索演变;组织建设包括工人党员的发展与思想教育、企业各级党组织的建立完善、企业干部队伍的管理与教育等内容;纪律建设伴随企业纪检机构的成立和完善稳步推进,为纯洁党风、严肃党纪、保证国家和企业生产任务的顺利完成提供重要保障;党委宣传工作以完善的宣传组织、丰富的宣传形式为基础,服务服从于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始终是国企党建的重点内容。第三部分,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企业党的建设的特点、成就和局限。这一时期,国企党建紧密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高度重视企业党的领导制度建设,在工作方式上以开展政治运动为主。国企党建的积极推进,在政治上巩固了党的领导地位,夯实了党的执政基础;在经济上为促进企业经济发展、恢复国家经济秩序,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提供支撑。但是,国营企业党的领导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党建各项工作还需进一步科学化。结合新时代国企改革要求、国企党建方略、党的建设布局,文章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国企党建的经验启示,认为:新时代国企党建要正确处理党组织与企业其他治理主体间关系,确保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要促进党的工作嵌入企业发展,破解国企党建“悬浮化”困境;要加强企业党员干部队伍教育和管理,以国企党建引领国企治理。

欧阳博强^[5]（2021）在《组织伦理气氛、工作嵌入与农民工离职：机理与实证》文中研究表明农民工稳定就业是中国“以人为核心”新型城镇化的应有之义,也是农民工获取市民化经济基础的重要前提,备受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视。但一直以来,农民工就业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换工频繁或者流动性过高,且至今也未得以有效缓解,致使许多用工企业中“民工荒”、“用工荒”现象重复上演。农民工过高的离职率既不利于用工企业积累特定的人力资本,也不利于农民工自身的城市融入。在这样的情况下,回答“农民工为什么离职?”就成为了当务之急。学界长期以来为农民工为何离职提供的解释取向主要有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传统离职模型,但存在循环论证嫌疑或预测力不足的问题。工作嵌入理论为离职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全新、可靠的框架,且完全能将农民工鲜明的就业特征纳为研究内容,而组织伦理气氛作为农民工与用工企业之间相互作用的特定情境,将其视为农民工离职决策的企业维度因素尤为必要。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进程加快与农民工短工化趋势尚未有效缓解的双重现实背景下,从组织伦理气氛和工作嵌入两个层面视角揭示农民工离职决策机理,不仅有助于丰富已有相关理论,还对农民工就业管理、用工企业留人、农民工收入稳定增长及市民化等方面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在以往研究基础上,运用结构紧张理论、工作嵌入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以及数理模型,利用针对企业农民工的实际调研数据,采用OLS、Probit、2SLS、CMP、事件史模型以及HLM阶层模型等计量方法,基于两个层面视角分析农民工离职决策机理及其内在关系,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两个部分:一是理论分析部分。首先是企业层面理论分析,运用结构紧张理论和数理模型分析组织伦理气氛对农民工离职的影响;其次是个体层面理论分析,运用工作嵌入理论和数理模型分析工作嵌入对农民工离职的影响;再次是机理分析,运用社会认知理论、工作嵌入理论和数理模型分析组织伦理气氛、工作嵌入与农民工离职的影响机理;最后,根据理论分析构建农民工离职决策框架。二是实证分析部分。基于调研数据,利用相应测量工具对组织伦理气氛、工作嵌入与农民工离职进行量化及描述的基础上,建立计量模型对理论分析进行检验。首先,运用HLM阶层模型分析组织伦理气氛对农民工离职意向及离职行为的跨层次影响,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及讨论;其次,运用OLS模型分析工作嵌入对农民工离职意向的影响,并进行稳健性检验以及采用2SLS估计进行内生性检验,同时运用Probit模型分析工作嵌入对农民工离职行为的影响,并进行稳健性检验以及采用CMP估计进行内生性检验,进一步运用事件史模型讨论工作嵌入对农民工一定时期内多次离职行为的影响;最后,运用HLM调节式中介效果检测模型分析组织伦理气氛、工作嵌入与农民工离职之间的跨层次路径关系,并进行稳健型检验,得出影响路径模型。本文研究的主要发现:第一,农民工在规则、关怀和自利方面对用工企业伦理准则的感知具有良好的组间平均数信度和组内共识,规则型、关怀型和自利型组织伦理气氛普遍并存于企业组织,并可以通过农民工个体感知获得;农民工对伦理气氛的感知以规则为主,自利次之,关怀感知程度则偏低;农民工的工作嵌入和离职意向量表能够反映其离职心理以及与工作情境的嵌入关系,且组织嵌入程度高于社区嵌入;测量工具受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较弱。第二,回顾性信息显示,86.37%的农民工已经更换过工作,其中有过1次换工的占比26.99%,有过2次换工的占比21.24%,至少有过3次换工的占比38.14%,且在近2年内有过换工的占比46.73%;从长期离职事件来看,农民工平均在某个工作上的持续时间为32个月,25%的农民工在入职后的13个月内离职,50%的农民工在入职后的25个月内离职,75%的农民工在入职后的50个月内离职;时隔2年后回访观察发现,农民工的整体离职率为32.39%,其中在首份工作上的离职率为35.71%,且已离职农民工的离职意向程度明显高于未离职者;农民工的离职意向程度和离职率都会随换工经历的增加而下降,且在区域上自南向北递减;制造业农民工的离职意向程度和离职率均高于其他行业;新生代农民工的离职意向程度和离职率较之老一代更高;组织伦理气氛和工作嵌入均会导致农民工的离职意向以及离职行为存在差异。第三,组织伦理气氛可以解释农民工离职。不同企业之间农民工的离职意向和离职行为均存在显着差异,36.65%的离职意向变异和22.81%的离职行为变异由企业层面因素决定,其中组织伦理气氛分别解释了29.76%和21.44%。组织伦理气氛对农民工离职具有显着的跨层次影响,规则型、关怀型组织伦理气氛有利于抑制农民工的离职意向以及离职行为,且关怀型组织伦理气氛的作用较之规则型组织伦理气氛更大;自利型组织伦理气氛会提高农民工的离职意向程度,但不会促使农民工产生离职行为。从个体层面来看,农民工对伦理气氛的规则、关怀感知会抑制其离职意向和离职行为,而自利感知不仅会提高其离职意向程度还会促使其产生离职行为。组织伦理气氛在农民工个体层面特征对其离职的影响中具有结构性调整效应。第四,工作嵌入可以预测农民工离职。工作嵌入对农民工离职意向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组织嵌入和社区嵌入都有利于降低农民工的离职意向程度,且组织嵌入的作用大于社区嵌入。工作嵌入对农民工离职行为具有显着的负向预测作用,且组织嵌入有利于抑制农民工的离职行为,但社区嵌入对农民工离职行为的约束不明显。从农民工离职的多发性角度来看,工作嵌入对农民工一定时期内的多次离职行为依然具有显着的负向预测作用,且组织嵌入和社区嵌入均会对农民工产生保留作用。第五,组织伦理气氛、工作嵌入与农民工离职之间存在跨层次调节式中介路径。离职意向方面,规则型、关怀型组织伦理气氛会通过提高组织嵌入和社区嵌入降低农民工的离职意向程度,关怀型组织伦理气氛还会增强组织嵌入和社区嵌入对农民工离职意向程度的抑制作用,而自利型组织伦理气氛则会减弱组织嵌入对农民工离职意向程度的抑制作用。离职行为方面,规则型、关怀型组织伦理气氛会通过提高组织嵌入抑制农民工的离职行为,关怀型组织伦理气氛还会增强组织嵌入和社区嵌入对农民工离职行为的抑制作用。本文研究对农民工就业管理、用工企业留人以及农民工自身的启示:政府决策部门需要高度重视农民工就业问题,促进农民工稳定就业,抓紧建立农民工就业和失业的登记、监测机制,在相关政策上配以农民工就业补贴的优惠机制,适当以“诱导”代替“监管”来引导用人单位在实践中留用农民工。用工企业一方面应当积极培育和增强良好的组织伦理气氛,抑制和削弱自利型组织伦理气氛,另一方面要提升农民工在组织结构和社区环境中的嵌入程度,不仅要增强农民工在组织结构中的嵌入关系,还应当关心农民工的社区嵌入,试图通过社区留人。农民工自身应当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主动扞卫自己的道德人格,加强素质修养的实践与学习,自觉增强团结互助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助力用工企业构建良性组织伦理气氛。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将农民工和企业组织同时置于社会结构中,从两个层面探讨农民工离职决策机理及其内在逻辑,突破了以往多数研究遵循的单一化思路,拓展了农民工离职问题的研究视角。第二,分析了组织伦理气氛、工作嵌入与农民工离职的影响机理,不仅从中国农民工视角检验了工作嵌入对离职的预测力在跨文化背景下的稳定性及特殊性,还为解释相似个体在不同环境下的行为决策差异提供了新视角,也为把握农民工离职脉络提供了新助力,弥补了相关研究空间。第三,鉴于农民工与用工企业的嵌套关系,构建分层数据,采用阶层线性模型处理跨层次变量,不仅克服了分层数据不满足方差齐次性和独立分布的局限,还解决了传统回归分析方法的估计偏倚问题。同时,采用CMP估计处理内生性问题,克服了被解释变量必须连续的局限。

高耀芳^[6]（2020）在《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劳动伦理思想研究》文中指出《资本论》及其手稿给予人类思想史的伟大贡献,不仅在于马克思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所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和发展规律,指出了人的解放的历史前景,而且在于马克思对被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维护者所宣扬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千年王国”的偏见,通过缜密的科学分析和大量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和占有,客观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在自由平等的外表下,对工人阶级残酷剥削压迫的事实。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证明了,资产阶级只不过是用新的剥削形式和方法取代了旧的,人类解放的任务任重而道远,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和工人阶级的抗争必将为新的社会生产关系奠定基础。如今,在我们研究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时,除了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规律之外,通过当年马克思着作所揭露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制度弊端,特别是劳资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以资为本,以人为手段的不道德、非伦理的生产关系或劳资关系的实质,从而研究和挖掘马克思珍贵的劳动伦理思想,对于深刻把握马克思的人的解放学说,深刻认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积极扬弃资本逻辑,努力调整劳动关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学界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马克思没有伦理思想,甚至马克思反对将“伦理”和“道德”纳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过程中;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以其劳动伦理思想作为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点。事实上,研读《资本论》及其手稿,我们会发现,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批判,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道德和劳动伦理的现实矛盾的分析,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悖论及其产生的机制,如资本的快速增殖和扩张与劳动者社会地位和尊严的逆向生长,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的界限以及阈值,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不合价值性的分析进而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规律性。打破了资本主义社会所谓“千年王国”的神话。从思想史角度认识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确立、发展和历史贡献,我们看到,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思想中,亚当·斯密首次使得劳动具有了主体本质,将其提升为政治经济学关注的对象,对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具有一定影响。大卫·李嘉图将劳动视为社会规定的人的活动,但却是一种“消极”的社会行为。约翰·穆勒在两者的基础上,强调劳动活动中人的主动性,并对劳动伦理的后续分配正义问题进行阐述。空想社会主义学家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跨越”了劳动的历史性,提出一套完整的理想劳动者假设,为马克思探寻劳动伦理的终极旨归提供了启示。黑格尔是第一个将劳动置于伦理学视角中考察的思想家,从劳动内在否定性出发发现了劳动的现实性和持续性,从社会历史视域出发找到人的本质和劳动的内在关联。由是,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的基础上形成了《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劳动伦理思想的方法和观点,即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以现实的、实践的、辩证的、历史的视野,站在劳动人民立场和劳动解放高度,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中形成了其深刻而珍贵的劳动伦理思想。基于马克思唯物史观关于合规律性与合价值性统一、客体向度与主体向度统一的鲜明科学视角,马克思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资本积累理论批判的过程也就是其劳动伦理思想的展开过程。劳动价值理论使得马克思的伦理重心立足于劳动,从劳动发展史理解人类发展史,从劳动者的立场出发研究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对商品交换价值的极端推崇和对资本增殖的狂热追逐造成的对劳动者奴役状态的揭露和批判中彰显出了其劳动伦理思想。从劳动在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的工作日抗争、分工与协作的强制性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中造成劳动者生存界限的无限延伸,导致的劳资关系对立的局面,以及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原始积累及其所导致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分离、资本扩张与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矛盾所导致的经济危机、社会两极分化恶果分析中,促使马克思的劳动伦理思想得以扩展和丰富。可见,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积累理论是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深厚的理论载体。研究《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劳动伦理思想,并不仅旨于构建一种合乎价值性和规律性的劳动规范和劳动原则,而在于从根本上辨析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道德界限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元伦理学”批判基点,在一切“批判”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劳动伦理关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商品货币经济仍需大力发展,资本逻辑在扬弃的前提下仍然发挥着作用,探索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劳动伦理思想的革命性贡献,利于我们回应当代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伦理思想的现实要求,从而进一步彰显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劳动伦理思想引领人类实现劳动自由自觉发展的现实解释力。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及其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在新时代奋斗的历史征程中,继承马克思科学的劳动伦理思想,努力将和谐劳动关系构建与劳动者对美好生活向往和劳动者尊严的保护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并为构建人类劳动道德共同体做出贡献。

吴盛杰^[7]（2020）在《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文中提出本文采用“中观”的视角,以1949年以后南京地区城乡商业的变革为中心,尝试考察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详细情况及驱动要素。建政前,商业在南京的经济结构中占比很大,工业占比则较小。新政权建立后,提出了要将“消费的南京转向生产的南京”的总体目标。在这一基本方针的指导下,新政权逐步对南京城乡商业的结构和形态进行了重构。首先,新政权通过打击投机、稳定金融物价等措施逐步建立了新的经济秩序,与此同时,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南京的消费商业迅速衰落,新政权则乘势展开了对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急剧的变化使得私营商业一度陷入困境,经过政策调整以及广泛的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城乡商业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鲜战争时期,由于加工订货的增多,私营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然而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这一进程被打断,且相比于私营工业,私营商业在运动中受到了更大的冲击。新政权则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展开对南京城乡商业系统的重构,南京市的经济结构自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南京首先根据中央的政策淘汰了私营批发商,其次由于市场大环境的变化,从统购统销的几个行业开始,私营零售商也逐渐接受改造。及至1956年开始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南京的社会商业走向全面的公有化,但过快改造打乱了商业系统的运行,给城乡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不得不再次回到市场机制。本文以南京地区的报刊、档案资料为主,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在关注国家政策的制定的同时,也详细考察了南京市新政权对政策的执行情况。通过这个过程,本文展示了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复杂性,特别是在私营商业的改造之外,也注意到了公营商业的发展及其在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与过往学术界关于新中国初期政治经济变革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展开对话,并提出政治考量是驱动地方经济变革的主要因素。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绪论、正文和结语。其中正文部分共八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中共占领南京之后在南京建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的过程,其中重点考察了中共接管大城市的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以及在南京的执行情况。第二章主要论述新政权对南京社会商业进行的初步改造,其中重点考察了针对南京市社会商业的具体情况,新政权在私营商业改造、城乡物资交流和工商关系的变革上所具体施行的办法。第三章主要论述第一次商业调整政策出台的背景、方案及其在南京推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第四章主要论述朝鲜战争开始后,南京市新政权面对战时状况对社会商业方面的问题所作的处理。第五章主要论述南京的“三反”“五反”运动及其对社会商业变革产生的巨大影响。第六章主要考察南京地区地方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成果与问题。第七章主要论述在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后,南京市新政权对私营批发商、私营零售商的改造过程,以及在城乡推行粮食统购统销的过程及其一系列的影响。第八章主要考察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到来后,中央政府、南京市新政权与南京私商、小商小贩之间的三方互动及其结果。

张宏华^[8]（2019）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文中认为模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不仅培植了抗日力量为抗战胜利做出贡献,而且在乡村社会管理、民生建设、文化生活和社会规范中均注入新内容,基本上展开了一次完整的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试验,其内容在与原有乡村社会本色的交织互动中或急或缓地改变着华北这片土地与土地上的民众,创造着一个新社会。根据地乡村的社会改造与建设是在中共领导的革命中的改革,亦为新中国成立后全方位大规模的社会改造与改革积累了经验教训。本文以中共党史与乡村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视角,运用详实的史料阐释了中共领导根据地乡村社会改革和建设的历程以及根据地乡村社会变化的“实相”,力求展现历史发展过程中鲜活、真实、曲折而丰富的内涵。论文以回顾抗战前夕的晋察冀乡村社会状况为起点,从自然条件、政治生态、农民生活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勾勒了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展开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态;对晋察冀根据地乡村社会管理、民生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和社会规范进行了历史考察。在根据地传统的乡村管理中,中共这一现代政党组织的全新介入,使乡村社会管理发生了质变。中共作为外来组织力量通过推行新的方针政策、改造乡村政权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而实现了国家意识向乡村的渗透。根据地乡村议行合一的行政体系取代了旧有的宗族、鬼神系统;选举政治的实践和新型社会组织的创立,使民众开始有效参与乡村社会管理;底层农民成为乡村社会领导层中的新兵,创新了乡村社会管理的基本模式。根据地乡村的民生建设围绕民众生产生活展开,通过发展生产、变革生产关系、调整利益分配、推行基本社会保障,形成新的乡村利益整合机制,减轻了农民负担,改善了农民生活。根据地教育、报刊、大众文艺活动的蓬勃开展丰富了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新的价值观和行为观、新的政治意识和社会意识亦随风潜入,无声地进入农民内心。根据地乡村社会规范在道德、生活习俗、法律和社会风气四个层面实现着革新。在残酷的战争与紧张的革命中,上述种种变革均存在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张力:外来新文化与乡土传统文明之间的隔膜、外来组织力量与地方不同势力之间的博弈、中共革命追求与农民现实诉求之间的距离、政策制定与实践推行之间的落差、有限资源与更大需求之间的矛盾等问题,都对中共局部执政和目标实现形成挑战。在此过程中,中共通过整党整风的路径以使自己的组织队伍与乡村的社会实际耦合,几乎在每一项工作中都加强对相关人员的培训学习,使基层干部这一党与乡村沟通的中介更符合党的要求和期望,使党员干部群众领袖能够既领会上级要求又契合本地实际推动工作,使政党意志真正深入乡村;乡村政权在实践中不断整理整顿、持续改造,克服种种政策上的、制度上的以及干部作风方面等新情况新问题,使基层政权在与既有乡村权力权威的较量中提升效率、完成任务、实现使命;各种文化载体、社会规范中政治内容的充斥、宣传鼓动激励等手段的充分运用,各种政策活动的内容与形式相互交融均强化了根据地各项建设的实效,加上利益的驱使促动农民尤其基层干部追随中共的政策指向,有力地减缓或化解了相关矛盾,使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在战争革命中深入向前推进。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建设催生了乡村社会的现代性因素,逐渐将根据地塑造为一个既不同于国统区又不同于传统乡村的新社会形态,是近代中国现代性最薄弱的乡村由传统向现代化演进的成功探索。探索的历史经验对中共处理全国执政中的新农村建设具有启示意义。虽然今日之中共非昨日之中共,今天的乡村亦非昨天的乡村,但今天的中共仍需全面深化改革,以改革的成效促进发展,以改革的成功巩固执政地位,今天的乡村乡民仍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路途,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面临的主题主要任务与当年并没有质的不同,只是具体内容的程度数量的差别。吸取根据地乡村在政党介入中的整党整风、政权建立中的整理整顿、政策制度出台实施中的调整调适以及乡村建设中社会管理、民主民生、文化教育、社会规范和社会风气全方位系统变革的经验,对新农村建设大有益处。

王毅^[9]（2019）在《1950年代苏南地区纺织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苏南是全国最古老的纺织工业基地之一。1890年就有了由官僚、地主和商人创办的近代工业。一战期间,苏南纺织工业初具规模。一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并策动军阀混战,民族工业受到沉重打击。抗日战争时期,日军进行经济掠夺,民族纺织工业饱受摧残,民族资产阶级面对日军压力表现出不同的行为与策略。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国际、国内市场暂时空虚,出现了短暂的“黄金时代”,接踵而至便是官僚资本集团对民族纺织工业的压榨。1949年2月至4月,江苏地区相继解放后,民族纺织工业面临着恢复生产的重重困难。原料不足、资金不足、销路呆滞、资本家消极观望是恢复纺织工业生产的四大阻碍,中共一方面向资本家宣传保护和扶持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另一方面通过人民银行和国营建中贸易公司进行资金、原料援助,同时鼓励植棉养蚕,纺织工业逐渐好转。为将私营纺织企业的生产纳入国家计划经济轨道,实现对私营企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政策,苏南各地政府按中央指示,通过收购批购、加工订货、统购统销、联营联购等国家资本主义初中级形式对私营纺织企业进行了改造。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随着生产的恢复发展,资本家追求利润、反抗国营经济领导的行为愈加明显,并出现了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行为。为打击资本家的非法活动,中共领导工人群众开展限制与反限制斗争和“三反、五反”运动,进一步巩固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也使资本家深刻认识到自身政治和经济地位的变化,为公私合营打下了基础。过渡时期总路线颁布后,苏南地区根据中央给予江苏地区纺织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任务的指示,开始有计划地改造私营纺织企业。1954年苏南地区第一批共计11个大型私营纺织企业率先合营;1956年1月,在农业合作化高潮地推动下,苏南地区进入全行业合营的高潮,到4月,苏南地区基本完成了纺织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苏南纺织工业合营过程中,公私企业之间存在着三个斗争焦点,第一个集中体现在对市场控制权的争夺上,第二个集中体现在产品质量问题的斗争上,第三个体现在以资本和利润为核心的工缴货价问题上。全行业合营后,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实行经济改组和生产改革、清产核资和定股定息、对资方人员安排和改造等对合营企业的双重改造政策。同时对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管理和职工物质文化生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企业管理上,废除搜身制;废除把头制度;进行工时改革,实行“三班制”;贯彻婚姻法;建立各级党、团、工会组织,保障工人合法权益。在企业生产上,从技术管理、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劳动管理四大方面进一步改革,形成了合理有效的生产管理模式,使纺织企业产品质量和产量得到提高。在工人物质文化生活上,从实施劳保条例、改革工人工资、开展集体文化活动、改善工人劳动条件等四个方面改善工人的居住条件、教育条件和劳动条件,保障工人的身心健康。实现对私营纺织企业的全面改造。通过对苏南地区纺织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审视,可以看出民族资产阶级经历了复杂的心理变迁,资本家与私营企业一样以“五反”运动为节点都经历了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总体表现为对中共政策由“五反”前的动摇、应付和不满,到“五反”后的主动或被动的、积极或消极的配合和接纳。苏南纺织工业在改造过程中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由单个大型企业合营逐步过渡到纺织行业合营;二是合营准备工作分三步展开;三是对知识分子的培养和改造同时进行。苏南纺织工业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不足之处具体体现在领导思想的急躁冒进和右倾畏难情绪并存;企业合营的配套保障措施不够完善;对私方人员安排工作存在偏差等方面。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则是领导层将改造中出现的经济问题争论上升为党内政治路线斗争,并一定程度上同社会阶级斗争混同一起;过度追求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忽视了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多层次性和不平衡性;集中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基本制度上的不同,没有深化认识到两者在具体体制方面的相通性。

符鹏^[10]（2018）在《生产组织、文教实践与主人意识——一九五三年天津工厂的秩序重建及其精神意涵》文中研究说明1953年天津工厂从政治运动阶段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共塑造工人阶级主人意识的诉求,此时面临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转型带来的结构性矛盾状况。为了应对多重维度的实践矛盾,工厂干部通过接纳和转化不同的经验和思想资源,寻求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和文教实践方式。这种努力集中体现在发动劳动竞赛、组织劳动纪律教育和开展工人文艺实践。不过,不同的实践形式并未真正构成有效的配合和互动,由此引发新的矛盾状况。而中共对此的把握过度依赖阶级分析的眼光,同时对大机器生产的客观要求缺乏足够体认,因此,形塑工人阶级主人意识的努力面临内在的精神张力与实践限制。

二、工会工作要努力克服“一般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工会工作要努力克服“一般化”（论文提纲范文）

（1）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3）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的改造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4）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企业党的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组织伦理气氛、工作嵌入与农民工离职：机理与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6）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劳动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8）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1950年代苏南地区纺织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生产组织、文教实践与主人意识——一九五三年天津工厂的秩序重建及其精神意涵（论文提纲范文）

四、工会工作要努力克服“一般化”（论文参考文献）

• [1]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D]. 王慧. 吉林大学, 2021(01)
• [2]新时代国有企业产业工人思想政治教育实证研究[D]. 王晓玉. 安徽工程大学, 2021
• [3]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的改造研究（1949-1956）[D]. 赵子夜. 吉林大学, 2021(01)
• [4]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企业党的建设研究[D]. 谢小同. 东北师范大学, 2021
• [5]组织伦理气氛、工作嵌入与农民工离职：机理与实证[D]. 欧阳博强. 沈阳农业大学, 2021(04)
• [6]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劳动伦理思想研究[D]. 高耀芳. 兰州大学, 2020(01)
• [7]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D]. 吴盛杰. 南京大学, 2020(12)
• [8]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D]. 张宏华. 山西大学, 2019(01)
• [9]1950年代苏南地区纺织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D]. 王毅.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4)
• [10]生产组织、文教实践与主人意识——一九五三年天津工厂的秩序重建及其精神意涵[J]. 符鹏. 中共党史研究, 20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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