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2年的一些变化（论文文献综述）
许伟[1]（2021）在《《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周易时论合编》一书,共二十三卷,是明代方孔炤在继承祖父《易蠡》、父亲《易意》思想的基础上,历二十五年时间几易其稿而成,方以智及其子侄、学生等也参与了此书的前后稿的合编。此书汇集了几百易学家的思想,反映了当时易学发展的盛况,是明代易学的鸿篇巨着,也展现了桐城方氏一在二中、寂历同时、兼容并包、集义大成的易学主张。此书不是一本易学资料的简单堆积,而是一本为解决社会问题、学术问题而贯通诸家思想的易学大作,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和自然科学发展状况。之前,由于各种原因,此书一直没能被读者发现,而关于此书卷数、版本及书中征引哪些着作都成为学界讨论的重要话题,本文特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梳理。桐城方氏“节义、孝悌、忠贞”的家风、“明善、崇实、穷理”的家学,对方孔炤、方以智父子思想及其坚贞不屈、敢于担当精神品质的形成有重要作用。方孔炤父子以刚正不阿、正色凛然的品格,历经忧患却素位中节、卓然挺立的人生经历,有助于我们了解其思想形成及演变。桐城方氏易学,肇始于方学渐,其思想“揭性善以明宗,究良知而归实”,提出“至善之妙,不落有无”的观点,认为至善非空无一物,而是有客观之理蕴含其中。不落有无,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而是一种对有无的兼有、贯通,是一种思辨方法,更是一种包容、折中、会通、集大成的思想,这种方法为方氏后人所继承。桐城方氏易学,发展于方大镇,他传父性善之学,以“荷薪”名馆,取“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之意,其继述家学的宏愿被后代遵从。方孔炤庐墓期间继承其父“荷薪”之志,研读家传易学,作《时论》。方以智在庐墓合山期间,遵父命着手合编《时论》前后稿。方大镇反对“无善无恶”说、“执总恶别”说,研究《易》图、《易》理,贯通先后天关系,提出“因二贞一”“太极不落有无”“《易》贵时用”“下学上达”“先在后中,止有善用”等命题,对方孔炤、方以智影响很大,是方氏易学发展的重要环节。其“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是万古之时用”的观点,是方孔炤《时论》所要阐发的思想主旨。时用,意在强调具体事物的变化中有其本然的律动之理,人与自然、社会交接时需要时刻践行之,这也是一种“其要无咎”的主体自觉与价值选择。《时论》,更有对集义大成“孔子圣之时”的无限向往与责任期许,对符合宇宙律动之理的真理性认识的集大成和维护儒学的合法性也自然是题中之义。方孔炤转向象数易学,则得益于与黄道周西库论《易》,使他开始重视象数之价值,重视对宇宙万物及其律动之理的考察,并鼓励子孙辈学习象数易学。黄道周提出“学者动卑象数,故天道不着”“吾道最忌笼统,交盘不得”的观点,指出“四顾星河,烟云草木,都是性道,都是文章,至此便有要约”。方孔炤吸收了黄道周的独变、积变、独存、游魂的卦变思想,更发展出“推变”“贞悔变”“互换变”“伏变”“倚变”“叠变”等卦变方法。他与黄道周,皆刚正不阿,敢于与权贵作斗争,在危难时敢于挺立君子人格、勇于担当。道周“素位中行”的处事方式更让他深受感染,即“富贵、贫贱、患难、一毫着心,便是不素,便行不去”。他晚年更跳出易学图式的研究,探索物理之学,提出“即质知通”“至理藏于物理”等观点,更“通黄公之塞”,提出“虚空皆象数,象数即虚空”“公因、反因”的观点。王宣广泛研究物理、图书之学,师承方学渐,调和方大镇与吴观我论争,授学方以智,对方氏家学的传承和象数易学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是桐城易学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人物。方孔炤“两间,物物皆河洛”“河洛,为一切生成之公证”“中五”说,主要受王宣的《河》《洛》易学思想影响,并令儿侄辈学习王宣的易象思想。虚舟提出“格致研极之精旨,皆具于《易》”的观点,指出只有符示宇宙律动的象数学才是真绝学,认为只有广泛研究象数物理才能避免了走向纯粹虚无,也避免了拘泥于小的视域,从而达到至虚、至实的合一。方孔炤编着《周易时论合编》主要分为几个时期:会通家传易学时期,会通象数易学时期,桐城研易时期。会通家传易学时期,主要继承性善说,反对无善无恶说,吸收方学渐的“至善不落有无”思想、方大镇的“太极不落有无”思想,阐明其折中调和、归纳整理、集义大成的思维内涵,为其建构一在二中、寂历同时的思想提供了进路。需要指出的是,此时期方孔炤主要以维护儒学的合法性为主要目标,以儒学系统中有关道德性理学说的归纳为主,也可能涉及一些象数学内容,但对象数学、物理学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会通象数易学时期,是1640年入狱西库期间,方孔炤受黄道周影响,开始对邵雍象数学产生兴趣,认识到人无论是经纬天地还是洒扫应对,都要涉及到自然象数问题。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肆赦之后,用两年时间,他又融会贯通扬雄、关朗、京房、邵雍等人思想,建立了一个博大的象数易学体系,并于1643年命儿侄等编录《图象几表》。桐城研易时期,是1644年9月后,方孔炤因在弘光政权受排挤、迫害,心灰意冷,归隐桐城白鹿山庄环中草堂,因筮得“潜龙勿用”,自号“潜老夫”,潜心研《易》。他耗费十二年时间,《时论》又三易其稿,并完成对《系传》的解读,“虚空皆象数”“公因反因”等命题,皆是方孔炤此时提出的。方以智参加《周易时论合编》的编订,主要在其父亲去世后,并对《图象几表》作了大量扩充,添加了文字注解,又阐发了很多易学图式,如《冒示》《密衍》《极倚》等。他为此书的编撰,花费了大量时间,书中有方以智1656、1657两年参与编撰的明确记载,大量的“智曰”“智按”可能就是这时期加入的。大约在1657年冬到1658年,方以智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再亲自编录,将工作交给方鸦立、方中德、方中通、方中履、方中发及学生等。《周易时论合编》编录时,收录了大量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编》和《浮山文集后编》中的着作。《周易时论合编》中的很多思想,也出现在方以智的着作中。通过不同着作中关于相同或相似观点的整理,能更加了解其思想内涵,能够更加清晰的知道哪些观点是方以智提出的,哪些观点的提出则要溯源到其父方孔炤,甚至祖父方大镇、曾祖父方学渐。桐城方氏,方大镇首先阐述“天下随时”,主要是为了人们在与自然、社会交际时,能够不违背客观事物之理,而真正实现主客观相统一。随时,并不是说人可以任意妄为,而是应对客观世界过程中能时宜中节、唯变所适,既需要认清客观现实,又需要时刻检视个我的行为是否符合客观之理。方孔炤认为,古今圣贤没有相因袭而不变的,后世贤人只有在随时表法中随时拾薪,才能开创出未有之事业。他对前人的思想,既不是全盘肯定,又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批判的吸收人类的真理性认识,即“供薪举火,集义大成”。他溯源儒学系统中关于时的“时序”“时乘”“时义”“时行”“时中”“时用”“时习”等论述,体现了他对礼乐文化之维护与扞卫;阐明了因时制用、因时觉世、时义大成、治历明时、冬炼三时、善用惟时之大义,展示了其与客观律动之理偕行的自觉,实现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经权合一的目标期许。方以智提出“以六虚之归环中者,时也。”时,可以用来表述自然界四时更替、寒暑推移、物候变化、昼夜运转等自然现象,也可以用来表述宇宙中万事万物有其本然秩序和运作之理,既包括自然之物理,也包括社会之宰理以及统贯万事万物的至理,更有人要时宜中节、因时制用、经世务实的价值导向。方孔炤与黄道周西库论《易》后,重视以象数征理,更以邵雍元会运世思想建构了其独特的“午会之时”的象数易学体系。《周易时论合编》凝结了桐城方氏几代人的心血,其对于小人道长的忧患,成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他们借助“午会”思想,论证礼乐文化的合法性,以及维护礼乐文化的必要性,更是一种为万世考量的时义担当。他们对火的重视,凸显了其对礼乐文化的坚定,有让人们清晰认识世界律动之理、向明而治的希冀。他们认为,纷繁芜杂的世界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事物对立的两端有其相互转化、相互贯通处,通过对世界万事万物及其运动过程的考察,建构了一个寂历同时、以立统泯、《易》贯费隐的时用哲学体系。王畿的“无善无恶”说,过分强调先天之体,致使中下根之人尚未开悟良知的情况下,又没有后天诚意、戒慎之功,而陷入个我的肆无忌惮,对社会秩序破坏极大。方孔炤通过寂然在历然中、大一在大二中、无极在有极中、绝待在对待中、先天在后天中、公因在反因中等命题,建构了一个贯通先天与后天、形而上与形而下、体与用、有与无、知与行、一与多的哲学体系,既重视对宇宙中具体事物及其过程性的考察,又于过程中实现对其终极本体的贯通。他通过对先后天关系的探讨,提出“先天不能不后天”“止尽后天即是先天”,重视宇宙有机体中的个体性及其过程性价值,为“为善去恶”的道德修养论、“即质知通”的认识论、经世致用实践论提供了理论支撑。本文通过易学图式、贞悔卦变思想,阐释了交轮几、公因反因、统辨相一等,阐释了方氏“寂历同时、一在二中”的易学主张。方孔炤通过对“周易”字义的解释,指出易是大一、是贯通于至变过程中的真阳,离二无一,舍一亦无二,建立了一个“寂历同时”“体用一源”“不落有无”“用即其体”的哲学体系。方氏认为,《易》能融合理气象数、贯通费隐为一体,是法天道设政教、各正性命之书,阐明了宇宙万事万物中有其律动之理,给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方法论的启迪。方氏认为宇宙万事万物可以通过卦爻象数展现其运动规律,人可以通过卦爻、蓍策的推衍来认识万物律动之理,人类一切认识皆可以归结为“极数知来”的大蓍占,对于我们通过具体事物及其运动过程的考察而发现其固有规律有启发意义。《周易》是圣人仰观俯察、极深研几而得到的智慧,是一部探讨宇宙律动变化之书,是让人与时偕行、各正性命之书。人们对卦变及其易学图式的重视,实际上是探讨其背后所表法的宇宙动变规律,而不是机械、僵化地把图式看做静止的图片,而不懂其背后的旨归和精蕴。方孔炤反对把“虚空”解释成空无一物,认为“虚空”不是否定万事万物的抽象范畴,不是排除万物的独立空间,不是孤悬于外的独立化境,而是万事万物充塞其中、通贯古今、律动不息的宇宙时空,更有充塞于宇宙空间中实物、实事中的客观之理律动不已。他以“虚空皆象数”“理寓象数”的命题,反对了王畿的“四无”说,重视了世界的多样性和过程性价值,并且于现实世界中发现了其本有的律动之理,认为客观事物变化之理不孤悬于事物变化过程之外,而是存在于事物变化过程中的固有联系,实现了形而上与形而下在现实世界的贯通。《周易》之象数、卦爻,是古之圣贤对客观世界之律动的真理性认识。“象数即虚空”命题,阐明了主体对客观世界的尊重与探索,也阐明了主客体相统一之应然目标。他认为,天地间一切事物皆是象,不仅包括自然物象,如日月山川、草木鱼虫之物象,也包括社会之象,如日用饮食、伦理纲常、礼仪规矩之象,甚至包括意象、言象、像象、数象、内象、外象,又有费象、隐象,但无非是阴阳二象。方孔炤认为,学易者须明易学图式背后所符示和表法的宇宙律动之理,而不是泥于易学图式不明其背后蕴含的微言大义,应重视对宇宙间万事万物之理的考察。他认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包括自然界之物理、人伦社会之宰理,甚至包括宇宙中“费隐弥纶”的至理。《河》《洛》象数,符示了宇宙的律动,是宇宙间一切生成之公证,对万事万物之律动无所不备。方孔炤认为,虚空皆象数,象数中有所以然之理,人们可以即“睹闻”睹“不睹闻”,即通过有形有象之象数,认识隐藏在象数之中的所以然之理。方氏易学中的“象数”有两层内涵:一是大宇宙有机体的律动之实存,并通过宇宙万物鲜活的律动展现表法出来。二是圣贤通过对客观宇宙之理的认识,所摹略和符示出的客观世界之运动规律的象数图式。《易》之卦爻、图式,符示了宇宙之变动规律,是宇宙的律动之理的反映和符示。“象数征理”的观点,并不是要求我们只学习易学图式,而忽视具体事物律动之理。人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可以“下学上达”“即费知隐”“即质知通”。其“五行尊火”“文即质”“藏罕于雅”等命题,阐明了人要重视真理性认识,明确其是主体对宇宙客观律动之理的开显,并在继承中不断发展其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以获得更高达认识。方氏主张“藏悟于学”,认识到胶柱于文章训诂之学有不能会通之弊,但是偏于空理则有空疏之弊,但空疏之弊甚于胶柱,强调于藏顿于渐、下学即上达,以解决二者的贯通问题。他强调了事物之间的关连,提出“因物转物”的观点,重视世界的客观性和事物律动之理,对于一味玩弄灵明心性、意念自守的心学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他既反对踞荒高而独尊,又反对胶训诂、膏词章,主张通过征质物理贯通全费全隐之物,真正建立一个“一多相贯、博约同时”的哲学体系。王畿“四无说”对于接引上根之人有重要价值,但对于中下根之普通百姓、甚至部分学者来说,难以领会其精髓,反而成为恣情纵欲之口实。至善,不仅是一种道德本体,更是人对自然、社会规律的掌握和善用,使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行动中的动而不失其正。贞一,是肯定宇宙万事万物变化过程中固有的律动之理,也是方氏一门坚贞不屈的道德品质与节操。方氏认识到人类社会的活动中有很多是不合客观之理的,只有通过理其情,才能让人为了更好的实现主客体的统一,不仅是在社会伦理道德领域,也是人面对对整个宇宙时所要解决的问题。戒惧,在《易》《中庸》中多有出现,不是对主体的限制与恐惧,而是为了实现实现主客体统一,保证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能时宜中节的一种必然要求。各正性命,实际上是人自觉的处理与自然、社会关系的指导原则和价值目标。方孔炤认为,圣人作《易》、制礼,皆是通过仰观俯察探究天地之理而得,尊重宇宙律动的客观性是必然要求,人若能以圣贤所开显的智慧为指导,在具体活动中能够做到时宜中节,必然取得活动才成功,若忽视客观世界的律动之理,必将受规律的惩罚。方氏甚至提出“六经皆礼、皆《易》”的观点,皆是看到了圣贤对宇宙客观性及其律动之理的尊重。方氏乘一贯、集大成的时论易学,提出了许多有创建性的观点,建构了象数与义理兼顾、理学与心学融合、古今中西会通的宏大体系,促进了宋明易学和哲学的发展。
阮功成（NGUYEN CONG THANH）[2]（2021）在《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经济与社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清两代,中国与越南有密切的关系,越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继续受到中国深刻的影响。对本论文研究的越南平定省来说,从中国受到的影响体现在许多方面。17—19世纪平定省的经济和社会被视为越南经济和社会的典型缩影,这段时间平定省的许多历史事件也是越南国史典型的事件。因此,17—19世纪平定省的经济与社会研究,不但能多认识平定省的地方历史,而且能多认识越南国的变化和发展。根据现有的资料,本文力图全面地提示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经济与社会的真实面貌。关于自然与人文,论文分析平定省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自然条件和交通优势、17世纪前平定省经济与社会及17—19世纪越南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关于17—19世纪平定省政府机构及平定省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的管理,主要论述平定历代行政机关系统和军队组织;平定省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管理在许多方面体现,集中分析了平定省政府对平定山区少数民族、山区与平原的贸易关系、海岸管理及防守、贸易活动管理及船只、人流出入港口的管理等问题。关于17—19世纪平定农业经济和土地制度,论文深入分析了农业生产状况、土地的各部分及公共土地与私人土地之间的“斗争”、1839年平定省的均田政策,从而理清平定农业经济和土地制度的特点与作用、它和平定省农民生活和起义的关系。关于17—19世纪平定省的商业与非农业各经济行业状况:国内贸易,主要研究集市体系、“市肆”、商港和都市的形成、活动与发展,研究平定省内各个地方之间的贸易关系、商人力量、商品供应资源、货物的价格与运输方式;国外贸易主要研究与华商①的贸易活动;非农业经济包括手工业、林业、渔业、畜牧业。商业与非农业经济发展使得平定省成为越南的商品和商业中心,进一步改善了平定省居民的物质生活。对于17—19世纪平定省居民的构成、运动与生活,深入研究了平定农民与人民阶层对阮氏封建制度的斗争运动的爆发原因、演变及特点,包括18世纪西山起义及19世纪赫耶族的起义,重点分析在平定省的西山事业、西山力量与阮映力量的大战以及西山时期、阮朝时期的人民生活等问题。论文还研究并阐明17—19世纪平定省的社会文化,比如:思想和宗教、儒学的教育与科举、平定居民的文化物质和文化精神、平定省对形成越南语字母的作用、平定省华人共同体。17—19世纪平定社会与经济的特点和作用:在17—19世纪平定省是越南着名的贸易与商品中心之一;平定是暴动的地方,即西山起义的基地,也是阮岳皇帝中央政府的京都,在那里,西山军与阮映军之间发生过许多激烈的战斗;平定是阮朝政府于1839年唯一允许实施均田政策的地区,因此在19世纪平定是越南唯一有两集地簿（1815年和1839年）;在17—19世纪平定经济和社会中,华人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平定是塘中临济佛教的起源地;平定是天主教早期传入和迅速发展的地方,为越南语字母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赵丽艳[3]（2020）在《走出巴颜喀拉 ——李伯安绘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为中国画现代转型奋斗一生的画家、学者不胜枚举,李伯安是世纪末的一个特例,他与新中国同龄,经历了“文革”的时代影响,在改革开放的社会文化语境下,用尽自己毕生心血开辟了一条新的艺术之路,形成了极具个性化的绘画语言。本文以李伯安的绘画艺术作为个案进行研究,将其代表作品巨幅人物长卷《走出巴颜喀拉》为重点研究对象,深入感悟画家的精神世界,通过对李伯安个人性格成因的剖析,分析画家在时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背景下,其水墨人物的绘画语言形成的过程及思想变化;以探究《走出巴颜喀拉》最终形成极其震撼的、独具特点的中国水墨人物作品之成因,进而分析在20世纪中国人物画的现代转型中,李伯安的绘画艺术对画坛的重要影响及启示作用。在20世纪末全球化的语境中,在社会模式激变、巨变的时代,李伯安师法传统、师法西方造型艺术、师法民间艺术、师法自然,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绘画面貌。李伯安在生命最后的十年里绘制了气势撼人的水墨人物长卷《走出巴颜喀拉》。他的作品在继承传统人物长卷表现手法的基础上,结合画家对传统中国画用线的理解,大胆的融合西方绘画及其他艺术门类的表现语言,以坚实有力的团块体量结构、强烈的黑白冲突及画家独有的意象造型语言,创造出中国历代画史到近世画坛不曾有过的大气雄强、现代感十足的绘画巨作,将中国水墨人物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本文通过李伯安的生活背景、个人性格、艺术经历、自身素养、插图、连环画作品等方面的研究,分析李伯安绘画独特的艺术语言体系下个性化意象造型等绘画语言转变过程及形成的内因与外因,突出《走出巴颜喀拉》特殊的精神价值。李伯安纯粹的艺术精神值得人们永久怀念与崇敬。从绘画风格学角度出发,通过对其作品藏族题材绘画的图像表意进行转译,研究李伯安作品的章法布局、形式规律、写实技法、造型变化,新笔墨语言等特征,以李伯安不同时期人物画作品为依托,结合相关的文字记载和图像研究,着眼于在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时代背景,剖析艺术家的绘画思想及绘画风格转变的过程以及与时代的关系。梳理李伯安汲取传统绘画营养的内在根基,分析画家融汇西方古典绘画及现代艺术等多种元素和造型理念的开放性视野。得出结论,即李伯安作为现实主义人物画家,实现了中国人物画造型写实的写意化转换,以及在解决长期以来中国人物画中笔墨与造型、中与西的冲突问题所做的努力及成效。以此研究《走出巴颜喀拉》从现实主义到写意精神的转变,探析时代背景下中国画现代转型发展轨迹;站在21世纪的视角分析中国画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得与失,以此探析中国水墨人物画创作规律及未来发展方向。
贾旭东[4]（2020）在《《孔子诗论》综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是对上博简一《孔子诗论》的整理性研究。论文主要分爲五部分:第一章是对《孔子诗论》形制、编联问题的研究,本章主要对简文的留白简、编联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第二、第三章是对《孔子诗论》字词的考释,本章几乎对简文的每一个关键字词都进行了详细的考释,是本文的主体部分,由於内容较多分为两章;第四章是对《孔子诗论》诗篇的认定及诗义的阐释,本章首先分析、统计出简文所涉诗篇名的数量,然後按顺序对每一首诗的诗义及内涵进行了较为详细、准确的阐释;第五章是对《孔子诗论》论诗形式及诗学思想的研究,本章着重分析了简文所蕴含的以“情”论诗、“以礼节情”等诗学思想。附录部分是论着提要及索引。《孔子诗论》相关的研究论文及着作共有五百多种,要全面搜集、了解这些论着作很不容易,为此,本文根据内容将其分为四大类,我们为每一类论着撰写了一个简短的提要,提要包括论着名称、作者、期刊名称、论文的主要观点及学术价值等内容,并附有作者、论着名索引及关键词索引。提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简要介绍这些论着的内容,方便读者参考和检索。
王梦琪[5]（2020）在《沈从文1956-1976年文学写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沈从文1956-1976年文学写作是其整个创作生涯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一阶段也是沈从文后期文学写作的成熟期和高峰期,能够集中反映和代表其后期文学写作的整体情况。沈从文在这二十年间从未放弃文学思考和写作试验,但学界对此论题的关注度相对较低,研究成果零散、表面且不系统,因此本研究基于作品文本和文学史料,更为深入且完整地展现沈从文这一阶段的文学写作。本文所重点研读和分析的,正是沈从文1956-1976年间所有的文学写作成果,同时辅以作家后期留存的各类文字材料,详细勾勒作家这二十年间丰富且特殊的文学道路与写作风貌。本文在结构框架上,除绪论和结语外,共设有“写作选择与立场”、“写作形态与特征”、“写作价值与困境”三个章节。时代的变动深刻影响沈从文后期的文学思想走向,通过细读其后期文学写作成果及相关着作材料,能够更为清晰、全面梳理沈从文这一时期文学思想的发展和写作道路的选择,充分、系统考察其后期文学写作的内容和形态,深入、细致挖掘文学写作的价值和意义。本文对沈从文这一时期文学写作形态、特征的总结和论述,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以期打破当前学界对沈从文后期文学写作研究“述”大于“论”的局限,使沈从文的文学世界更加完整。本研究着重对沈从文1956-1976年所有文学写作成果进行精读,阐述作家后期“第二次改业”和“第三次改业准备”两次人生经历,从中探索“抽象的抒情”这一重要概念,分析他后期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态度和看法,以及“生命”、“历史”两个核心写作理念,讨论其后期“独自为战”的写作选择与独立自由的基本立场。沈从文秉持“五四”新文学的创作原则,重新向现实学习,适时调整文学写作状态。这一时期的文学写作鲜明体现了文体写作特征,以小说、散文和旧体诗三种文体创作为主,并呈现出四次高涨阶段。沈从文延续前期对个体生命和社会历史的关注,重点书写旧的历史记忆、新的生命形式两方面内容,强调文学之于年青一代的教育作用。沈从文不断进行文体试验,以其他文体形式替代小说、散文等受限文体的创作,呈现出书信体散文、旧体新诗和历史小品文三种代偿效果,在语言表达、叙事结构、背景氛围三个方面进行写作方式的尝试和突破。沈从文这一时期的文学写作总体上呈现抒情和潜在的性质,验证了沈从文对个人信仰的坚守,体现了对作家生命的自主把握。此外,与同时期代表性文学作品相比,可以发现沈从文这一时期文学作品既延续了“五四”新文学传统,坚定维护了文学自由和独立,彰显了理性思辨色彩,传达出个人经验,显示出活泼的艺术审美特性;但同时还暴露了文学创作的困境,语言的过度抒情致使作品内在张力的削弱,思想上的时代隔膜引发了用笔的新旧冲突。多元的文学价值和文体写作的局限,体现出沈从文后期文学写作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他的文学写作也是现代作家在当代创作选择上的一个特例。总之,沈从文后期从未放弃文学创作,他以素朴踏实的“学习”态度进行文学探索,在特殊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于主流写作、别样多元的文学风景。
孙夕龙[6]（2019）在《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文中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思想是一个整体,构成了一个意识形态理论体系,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主要内容之一。整体来看,他们意识形态思想形成过程时间比较一致,意识形态理论的逻辑一致,只是侧重点不同。论文第一部分是意识形态思想史。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有一个从唯心主义性质逐步转变为唯物主义性质,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过程。第一,合作之前马克思的思想历程。首先,马克思中学时期已经具有个体与共同体相统一的思想种子。大学时期确立了作为自我意识的“绝对自由”、理性、“理论精神”和哲学的独立存在和绝对地位,抛弃了宗教,确立了哲学实践思路,即哲学批判或“理论精神”根据“本质”和“观念”来“衡量”“个别的存在”和“特殊的现实”,即用“本质”和“观念”的普遍性来消除共同体与个体（“个别的存在”和“特殊的现实”等）之间的矛盾。这个批判思路是“异化—回归”思路的开始。其次,《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实践了他的唯心主义哲学批判,一方面,以“普遍理性和普遍自由”和“对象世界所固有的规律”为标准和根据来批判现实,发现到处都是统治阶级和利益集团利用新闻出版、法律、制度和国家等共同体谋取自身特殊利益,损害“普遍利益”。另一方面,他又发现在特殊群体与共同体的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矛盾中,受损害的都是作为被统治等级的人民的利益,于是,马克思在提出“真正的报刊”、“事物的法理本质的普遍和真正的表达者”、“国家本身的实质”等概念的同时,又相应提出了“人民报刊”、“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和“人民意识”等概念,产生了“普遍理性和普遍自由”同“人民”之间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但是没有解决。再次,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通过剖析黑格尔国家理论来研究《莱茵报》时期产生的问题,一方面揭露了黑格尔绝对观念的“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另一方面又揭露了君主制实现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同一性”的“具体自由”的虚假性,认为“只有民主制才是普遍和特殊的真正统一”。此时,马克思确立了意识形态问题的两个基本内容和线索,即揭露绝对精神的虚假性以及如何统一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后者是意识形态的基本矛盾。又次,从《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开始,马克思确立了“应有”“真正”的地位与“异化—回归”理论思路,揭露了包括宗教、国家在内的“普遍性”事物的虚假性,揭示了“政治国家的世俗结构”的缺陷即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后者在《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明确表达为国家建筑在“普遍利益和私人利益”的矛盾之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完整运用了“异化—回归”思路,并在此思路下结合私有财产的扬弃阐述了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在抽象意义上解决了人类生活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问题。第二,合作之前恩格斯的思想历程。首先,从不来梅实习时期到柏林服兵役时期,恩格斯的思想与马克思早期类似,主要是肯定唯心主义的自由意志和自我意识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在自由意志统领下实现国家整体与其要素的统一,并用这些观念和思路批判现实。其次,到了英国实习时期,恩格斯发现了政党的阶级本质和“物质利益的冲突”,认识到法律是纯粹的诡辩术,揭露了国民经济学的欺骗和伪善的本质特征,并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了异己力量问题。再次,《英国状况》时期分析了英国阶级斗争,揭露了宗教的“异己的本质”,明确提出了“异化—回归”思路,论述了不同民族哲学对待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关系的不同方式,提出了诸多意识形态相关问题,最后揭示了国家和宪法的本质就是“财产在进行统治”,开始触及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三,合作之后的思想历程。首先,从《神圣家族》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期间,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快速蜕变。《神圣家族》初步阐述了唯物史观,放弃了本质的“异化—回归”思路,阐述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如国民经济学对于私有财产的辩护、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关系的理论等问题。其次,《德意志意识形态》阐述了比较完整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全面“清算”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和他们自己的唯心主义哲学,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意识形态理论。再次,《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在积极参加和指导无产阶级实际斗争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共产主义理论,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证了消灭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之后真正实现了普遍利益和人的解放。又次,《共产党宣言》之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思想主要包括揭露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条件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新形式,即拜物教,而在无产阶级理论上则是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使得科学社会主义得到最终完善。恩格斯则侧重哲学研究,论述了人类解放的实现、意识形态“独立性”、宗教意识形态的行为逻辑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史等等,大大丰富和完善了意识形态理论。论文第二部分是唯物史观和人类解放理论的详细表述。唯物史观和人类解放理论也属于“观念的上层建筑”,但它是无产阶级的理论,是列宁所说的“科学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一般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对立面。作为“历史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人类解放理论认为,通过共产主义运动,可以消灭私有制和所有异己力量,无产阶级必然获得解放。而由于无产阶级背负着“整个的人类奴役制”,作为特殊阶级的无产阶级的解放也就是整个人类的解放。因此,在重建的个人所有制中,共产主义实现了“真正的共同体”,实现了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的统一。论文第三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般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理论。虽然没有完整的独立表述,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构成了一个内容丰富的严密的逻辑体系。第一是“一般意识形态”理论,主要观点和内容如下:意识形态四级本质,即意识形态是反映异己力量的“普遍性形式”思想观念、是“统治”人们的具有普遍性的“虚假观念”、是人们按照“神”、“标准人”等等“虚假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的思想活动、是统治阶级“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的利益”的“虚伪的”思想“欺骗”和“思想的统治”;从认识论层面看,意识形态的基本矛盾是论证虚假共同体和虚假普遍利益的普遍性意识形式同阶级和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之间的冲突;从实践层面来看,意识形态基本矛盾是以共同体普遍利益来维护统治者特殊利益的虚假共同体同共同体中其他被统治阶级或阶层的特殊利益之间的冲突;意识形态具有虚假的“普遍性”、“本末倒置”、“虚假的独立性的外观”、“没有历史”和形式化等特征;通过“借用”和“模仿”等方式,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创造历史和合法化统治的思想条件;意识形态的“曲线”与经济的“红线”形成相互作用的矛盾关系;意识形态具有“服从自身规律”的相对独立性;统治阶级思想的生产者即“意识形态家”生产了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思想;法是统治阶级实现其特殊阶级的“共同利益”的中介和颠倒的意识形态;宗教是人类对支配他们的异己力量的幻想的反映和“感情上的形式”,充当了历史运动的“意识形态的外衣”;意识形态可以通过揭示它的世俗基础和本质、并“使现存世界革命化”而被克服乃至消灭。第二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主要包括如下内容:通过“借用”、“模仿”和“翻译”等方式,利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革命传统、思想遗物及其意识形态等思想条件,来表达新世界的内容,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经历了从“掩盖”到“公开”的历史变化;资产阶级法是为了实现资产阶级特殊利益的法;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自由和普遍利益等方面表现出幻想、虚假和欺骗等特征;国民经济学是掩盖私有财产矛盾和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伪善和谎言;资产阶级经济学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纯粹理性”和永恒不变的;拜物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意识形态的最新形式,将商品、货币和资本作为物神来崇拜的人就是拜物教徒。
陈凤英[7]（2019）在《以礼经世视域下的张惠言易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张惠言是清代乾嘉朴学大师,被誉为“乾嘉易学三大家”。他在易学、礼学和词学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是研究这一时期经学和文学不可忽略的人物。张惠言是清代今文学的先导性人物之一。“今文经学者”这一词语表示经学上追求“微言大义”以及政治上有着强烈参与意愿的一批学者。在他古文家、词人、诗词论家、书法家、经学家的众多身份中,其底色的身份是今文经学家。作为一名将学术归宗为求道于虞氏《易》、郑氏《礼》的经学家,“求道”是真正理解张惠言学术的生命力所在的钥匙。张氏学术主旨是以礼经世,在此一以贯之的主旨下,他重新开发了郑玄礼学和虞翻易学的思想,认为六经都揭示了作为天地之序的礼。《易》的内容是阴阳消息,《礼》的内容是礼乐制度,《礼》、《易》两经是礼治的重要经典,两部经书以“象”实现了会通,并以各自所具有的礼象、易象表述出作为天地之序的礼。人的行为就在合乎易象“乾元用九”的过程中合于礼制。第一章张惠言的生平与着作。到张惠言生活的时代,明末清初的实学已经转换到“训诂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的治学之风。虽用训诂考据的方法研经,张惠言同当时的一流学者一样念念不忘学以治世的初心。他的家族及其本人与江南学术世家人物的交往对他学术由时文转为古文,由古文转为经学有着重要影响。在为学方向经历几次转变之后,他最终确立了“求天地阴阳消息于《易》虞氏,求古先圣王礼乐制度于《礼》郑氏”的治经路线。第二章以礼经世的治易课题。张惠言以礼经世的学术主旨的确立主要受三个因素影响。其一,实学大兴的时代思潮。清代各学术派别,虽然都追求能够直接学以致用的实学宗旨,反对证悟形上之理的玄解方法,但他们又有着各自的的学术路径。其二,常州地域性的学术生态。常州学派以今文学和经世传统最为引人注意。其三,现实治理的危机因素。在现实政治面前,科举时文之学和考据学都无法承担起经世之责。基于上述背景,张惠言的易学思想就带着如何去经世这一问题展开的。第三章乾元消息的易道图式。“易是个甚?”这一问题是每一位研究《易》这一部经书的学者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张惠言继承汉易的思想,认为易的内容就是阴阳二气的消息。与汉易相同的是,在张氏易学中没有宋儒式的形上与形下之分,而只有气之流行（消息）的层面。不同于汉易的是,他提出了“乾元”的观念。“乾元”是气本然就具有的、不可遏制的变化动力,乾元的展开确立了一阴一阳之道,乾元之回归确立了六十四卦的正位。张惠言以乾元立消息作为易之道,为礼治确立了天道根基。第四章礼象知易的解易进路。《易》既然要服务于礼治,那么易、礼会通的机制是什么?张惠言认为万物（事）皆蕴含着一定的礼,万物（事）皆可以转化成象而用《易》的语言系统表达,因此可以说“《易》者,礼象也”。汉代惟有郑玄用礼的思想解《易》,但郑玄在处理《易》象的问题上用爻辰,爻辰之取象不够丰富,所以张惠言选用了虞翻的取象来补足郑玄的不足。礼象解《易》一方面解决了礼（张惠言指蕴含礼的事）繁多的问题,另一方面使《易》成为不仅言天道之书也为言人事之书,易学真正达到了“本于气,而后以人事明之,”的范围。第五章以礼经世的易学旨归。第三章解决了礼治的天道根基问题,第四章解决了易礼会通的机制问题,第五章要讨论礼治所依据的典籍问题。张惠言认为三礼之学不足以完成礼治的实学建构,还必须引入《易》。他对《易》的卦爻象的诠释体现了礼治的内涵。礼有三代因革,《周易》中所蕴含的礼制为周代的礼制,周家受命三卦就反映了制礼作乐之礼。礼制的具体内容分吉凶军嘉宾,五礼见诸于《易》的卦爻辞。张惠言对《易》中卦爻辞是否合于礼的解释仍是立足于他的消息思想。卦爻辞所象征的事最终要以乾元用九、复归正位为旨归。第六章乾元用九的经世期许。在《易》即礼象的前提下再去解读《易》,其卦爻象辞均透露出礼的精神。《易》成为了一部阐发礼制的经书。乾元运乎六十四卦,使之各正性命,从易学来看是消息之正,从礼制来看是“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乾元用九就是圣王（乾元）在各种境遇之下发挥正德正序之功（用九）。张惠言的乾元用九体现了推天道明人事的汉易学的天人感应模式,也体现了在不同境遇下积极应对的宋易的主体性意识。第七章张惠言学术成就与评价。张惠言的学术是从解决以礼经世的课题展开的,他的学术成就也在于用易学和礼学构建了礼治蓝图。将礼的内容用于《周易》的诠释,以礼解《易》,实现了易学与礼学的会通。他将易道阐发为乾元消息,将易象阐发为礼象,实际上是对易学诠释的创新。同时,张惠言不满足于考据学的为学术而学术,积极地将自己的研究用于经世实践,因此,以礼解易也是对实学的创新。
王建军[8]（2019）在《朱熹孟学研究》文中认为朱熹一生致力于《孟子》研究,其孟学着作很丰富,在长期的探索和思考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孟学体系,主要包括“义理”和“考据”两个部分。《孟子》对心性问题多有阐发,成为宋明理学的立论基础。朱熹集前贤之大成,巧妙地将佛、老思想与孟子心性学说相结合,构建了自己独特的理学体系。朱熹的“理气观”、“性二元论”、“心统性情说”、“理欲观”、“格物致知论”等义理思想,并非一时形成,而是有一个曲折变化的过程,这一点在其孟学着作中表现尤为明显。在理气观方面,至《孟子集注》、《孟子或问》时期,朱熹“理气不可分”、“理先气后”的思想已经形成。至《朱子语类·孟子》时,其理气观以“理气不可分”的思想为主,并从不同视角来深化这一思想,完善理气观。在心性论方面,朱熹最终以“心统性情”来阐释“心”、“性”、“情”之间的关系。这一理论最初是由“心主性情”为发端,后逐渐转向“心兼性情”,这一理论的名称也经历了“心统性情”——“心主性情”——“心统性情”的变化。至《孟子集注》和《孟子或问》时,“心统性情说”中的“心主性情”和“心兼性情”的双重内涵已经形成,但此时以“心兼性情”为主。在这一时期,“才情论”也初露其端,成为“心统性情”的一部分。朱熹至晚年时,“心统性情说”的双重内涵得到平等对待,“才”与“情”之间的关系也得到充分的阐释。自此,“心统性情说”已较为完备。在人性论方面,朱熹以“天命之性善,气质之性恶”的性二元论来解释人性善恶问题,但这一理论经历了一个长期复杂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在《胡子<知言>疑义》和《孟子精义》时期,朱熹一方面批评胡宏“性无善恶”说,表明自己性善的人性立场,并首次在其人性论中提及“气禀之性”;另一方面则不断汲取张载、二程之说,为性二元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至《孟子集注》初稿和《孟子或问》时期,朱熹初步确立“天命之性善,气质之性恶”的思想,但此时受“理本论”思想的影响,并未将两性对立;至《朱子语类·孟子》时,朱熹受“理先气后”思想的影响,将性、理分作两截,“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形成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性二元论由此确立。在理欲观方面,朱熹早年受胡宏之说的影响,主张“天理人欲,同行异情”,强调二者的同一性。至《孟子集注》和《孟子或问》时,朱熹不再强调这一点,而是转向“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并从“义利”、“善恶”、“心正与否”、“修养工夫”等多角度论证这一问题,凸显“天理”、“人欲”的对立性。至《朱子语类·孟子》时,扩大理、欲对立的范围,同时,重新对“天理人欲,同行异情”进行申发,进一步完善了理欲观。在格物致知论方面,朱熹申发孟子思想,以“尽心”、“知性”、“知言”、“明善”,阐释“格物致知”的内涵。在《胡子<知言>疑义》时,朱熹开始关注“尽心知性”与“格物致知”的联系。至《孟子集注》、《孟子或问》时,朱熹不仅注重它们之间的联系,还强调“尽心”、“知性”的顺序,试图与“知至”、“物格”的顺序相应。同时,朱熹将“知言”、“明善”也纳入“格物致知”理论体系中,认为“知言”即“格物”,“明善”即“致知”,是“格物”的前提。朱熹至晚年时,一改前说,认为“尽心”并非“知至”,而是“意诚”;“知言”并非“格物”,而是“格物”的前提;“明善”并非“致知”,而是“格物致知”。在构建全新的“格物致知论”时,由其衍生的“知行观”也随之形成,大致经历了“先行后知”——“先知后行”——“先知后行”、“知行不可分”、“行重知不轻”的发展历程。朱熹释《孟》,运用全新的诠释理路,极具特色。朱熹采用“集注”体对《孟子》进行注疏,力图摆脱传统经注和义疏体束缚,在不失文本原意的前提下,注重义理诠释,带有强烈的时代特性。在义理诠释的过程中,朱熹主动将原始儒学和理学进行融合,对《孟子》进行创造性的诠释,创建了“新”孟学。正因如此,朱熹的孟学成就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提高了孟子的地位,扩大了《孟子》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使《孟子》超子入经,将孟学的发展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朱熹虽然注重义理诠释,但不废考据。对《孟子》中的字词音义、人物史事、典章制度均有一定考证。在文本考证方面,对“至大至刚以直养无害”和“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的断句考证较多;在人事史实方面,重点关注的是对史事的考证,具体包括:“瞽、象杀舜之事”、“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之说、“血流漂杵”之事、“《诗》亡然后《春秋》作”之说以及“齐伐燕”之事等;在典章制度方面,侧重考察“贡、彻、助”之法、“井田制”、“市廛而不征”、“班爵制度”等问题;在古礼方面,重在考证“士不见诸侯之礼”。在考证的过程中,朱熹广征博引,经世致用、服务现实的思想较为突出。然而,在义理学兴盛,考据学未兴的思潮下,其考据亦存在疏失,如“考证重复”、“考证不够严谨”、“考证不够全面深入”等,但这仍不能抹煞其在《孟子》考据学方面的成就。之后的学者沿着朱熹考证的内容和方法,不断深入和拓展,最终在清代使《孟子》考据学达到鼎盛。
郑可馨[9]（2019）在《京津冀间贸易隐含碳排放转移及协同减排研究》文中认为京津冀作为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及北方经济的重要核心区,其协同发展规划是我国的重大国家战略方向之一,而协同减排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近年来本着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初衷将北京的一些工厂向津冀等地转移,传统生产者责任制度下实际上将减排责任从北京转移至了河北和天津,协同减排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本文从GDP、产业优势、碳排放量以及贸易额四个方面介绍了京津冀地区发展的基本情况,基于2002、2007和2012年的地区间投入产出表,建立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结合京津冀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逐步加深的背景,从区域间产业转移及贸易的角度,对京津冀地区间直接和间接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转移分别进行了测度。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整体隐含碳排放转移量呈上升趋势,由北京市最终需求引致的天津与河北的碳排放转移量自2002年不断上升,至2012年已高于天津与河北的最终需求对北京的碳排放转移量,且天津与河北由于存在制造业的相对优势,其贸易隐含二氧化碳排放占本地总体排放的40%以上。区分直接和间接贸易来看,由北京与河北最终需求引致的天津碳排放转移,超过50%是由间接贸易贡献的,而天津和河北最终需求引致的北京的碳排放转移则多由直接贸易贡献。区分不同行业来看,北京通过第三产业贸易而获得的增加值较高,天津三产贸易增加值得分布相对平均,而河北的贸易增加值则主要集中在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在整个京津冀地区,北京相比于天津、河北,通过贸易转移出了大量的碳排放责任,却获得了较高的增加值收益,应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由此,在责任分配方面,本文提出应将各地区获得的增加值作为基础建立新的指标,共同承担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责任,并实证测算了2002、2007和2012年京津冀各地区在共担责任制度下应承担的减排责任。本文的结论对于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的协同减排政策制定具有一定参考作用。
查飞能[10]（2019）在《商周青铜器自名疏证》文中指出商周青铜器自名是时人对青铜器的命名,由专名和修饰语组成,用于说明青铜器名称、用途及性质等。青铜器研究肇始汉唐,至宋代成为专门学问,尤以定名为主,而青铜器自名是定名的基础。然青铜器功用扩大、器类关系、地域文化、古人分类思想及礼制等均对时人命名青铜器产生重要影响,以致商周青铜器自名数量庞大、称谓复杂,既有纷繁多样、写法奇特的专名,又有丰富的修饰语以限定用途与性质。纵观以往成就,商周青铜器自名研究已有较丰富成果,既有综合性研究,也有专题性研究,更有疑难问题的长期性研究。但学界相关研究运用的自名资料却并不多,缺乏系统性与全面性,绝大多数自名之字尚未得到关注。为深入发掘商周青铜器自名在古器物学、古文字学、历史学、文献学等方面的研究价值,本文全面分类统计与整理商周各类青铜器自名,进而展开系统疏证,藉此发挥金文出土文献的史料价值。全文主体分上、下编两部分。上编是商周青铜器自名专名疏证,主要是逐一对商周各类青铜器自名专名进行分类整理与疏证,对一些疑难文字作出分析与考释。本部分由商周青铜容器、乐器、兵器及杂器共4类青铜器自名专名疏证组成,容器包括食器、酒器、水器及杂容器共4类。第一,商周青铜容器自名专名疏证,由常见容器共名、食器、酒器、水器、杂容器等5部分组成。常见容器共名分动词、名词名物化的共名和异器同铭导致的共名2种情况。食器有鼎、高、（?）、簋、盨、簠、敦（盏）、豆、铺、盂、盆共11种;酒器有爵、尊、觚、壶、卣、罍、锣、（?）、缶、瓿、罐、同、杯、卮共14种;水器有盘、盉、匜、鉴共4种;杂容器有盛饭器、食器盖、炉盘、杂饮器、杂量器共5种。第二,商周青铜乐器自名专名疏证,由钟、缚、铃、铎、钲、籴共6类组成。第三,商周青铜兵器自名专名疏证,由戈、戟、矛、剑、铍、斧钺、杂兵共7类组成。第四,商周青铜杂器自名专名疏证,由衡器、符节、车马器、器座、钩类器、门锩、匕、俎等组成。自名专名疏证之时尤其注意多角度解读自名文字,探究疑难自名,以补证旧说、提出新说。文中或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互证,或结合青铜器器型特征解释,或结合青铜器器类之间的组合、更替、相生、派生关系对自名产生的影响进行探讨,或注重古文字音韵通假方面的证据,或注意礼仪、祭祀意义的动词、名词名物化成为自名现象,对商周青铜器自名专名进行系统疏证。举凡重要的自名专名疏证有:鼎自名方、合、填、甾、枳、鬻、（?）（鲧鼎）,簋自名（?）（簋）、衡、即（（?））、（?）、（?）,盨自名（?）（盨）簋、（?）、诌、匜,豆自名（?）、（?）、敦、钲,盆自名益,壶自名（?）（（?））、（?）（镬）、盏、牟,匜自名（?）、（?）,镈自名（?）、,钲自名（?）,（?）自名（?）,戟自名（?）、（?）、（?）、（?）,戈自名镐、（?）,斧钺自名（?）、就,剑自名锃、（?）。下编是商周青铜器自名修饰语疏证,是上编的重要组成部分。先依据商周青铜容器、乐器、兵器及杂器的主要用途及性质对商周青铜器自名修饰语展开全面分类与整理,然后逐一对各类自名修饰语进行综合疏证,考释疑难杂字,以此加深对商周青铜器性质、用途的进一步认识。第一,商周青铜容器自名修饰语疏证,本章由特征类、祭祀类、荐献类、膳饮类、宴飨类、盥洗类、置用地类及其他共8类自名修饰语组成。特征类是反映青铜器性质、盛装、形制及大小与数量的限定性语言。祭祀类是用各种祭祀或祭祀方式之字来表明青铜器用于某种祭祀。荐献类是用具有荐献义的字来限定青铜器用于进献、馈食场合。膳饮类又分粢盛、膳牲、制作膳食、备置膳食、酒饮等5类自名修饰语,主要是反映日常膳饮的字词。宴飨类是用与宴飨或具有宴飨之义的字以体现青铜器用途。盥洗类主要是限定青铜器净洗用途的修饰语。置用地类包括宫室、庖厨及其他使用地等限定性字词以体现青铜器使用场合、摆放位置。其他一类是不宜归入以上七类的自名修饰语。第二,商周青铜乐器自名修饰语疏证,由声律与其他两类组成。声律类是乐器重要自名修饰语,起着说明乐器声音或声音特征与演奏乐律的作用。其他一类包括演奏方式、性质与用途等限定性修饰语。第三,商周青铜兵器自名修饰语疏证,由特征类、使用对象类、击杀持执类及其他共4类自名修饰语组成。特征类是限定兵器性质、长短、大小与数量的修饰语。使用对象类分基层士兵、军制单位两种情况。击杀持执类包含兵器击杀用途与持执方式2类修饰语。其他一类包括兵器制作工库、置用地、使用、者精神意志等修饰语。第四,商周青铜杂器自名修饰语疏证,包括材质、数量、置用地等,因量少而附于文末。自名修饰语疏证之时,对一些疑难杂字亦基于各类青铜器性质、用途进行重新解读和多角度分析,如会、（?）、叀、造/佶、（?）、簟（寻）、御、锣、（?）（孰—熟）、（?）（（?）—熟）、（?）、曲（区）—（?）、（?）、米宫、行、（?）、林/大林等。
二、2002年的一些变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2年的一些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1）《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和学术史回顾 |
| (一) 《周易时论合编》研究现状 |
| (二) 方以智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学术创新与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周易时论合编》作者及征引书目 |
| 第一节 《周易时论合编》成书语境 |
| 一、政治背景 |
| 二、思想语境 |
| 三、自然科学状况 |
| 第二节 方孔炤、方以智与方氏家风 |
| 一、桐城方氏家风 |
| 二、方孔炤: 《时论》之创立者 |
| 三、方以智: 《时论》之完成者 |
| 第三节 《周易时论合编》版本、征引文献 |
| 一、《周易时论合编》卷数 |
| 二、《周易时论合编》版本 |
| 三、《周易时论合编》征引着作 |
| 第二章 《周易时论合编》成书过程 |
| 第一节 《时论》之思想渊源 |
| 一、方学渐“性善”哲学:至善不落有无 |
| 二、方大镇的“《易》贵时用”思想 |
| 三、黄道周象数易学 |
| 四、王宣的河洛易学思想 |
| 第二节 方孔炤编着《周易时论合编》 |
| 一、会通家传易学时期 |
| 二、会通象数易学时期 |
| 三、桐城研《易》时期 |
| 第三节 方以智编定《周易时论合编》 |
| 一、方以智等编撰《周易时论合编》 |
| 二、《周易时论合编》征引方以智着作 |
| 三、《周易时论合编》与方以智的思想关联 |
| 第三章 “时论”之义理阐释: 善用惟时,时义大成 |
| 第一节 “时论”之义涵 |
| 一、随时拾薪,以供薪举火 |
| 二、圣人因天用天、因时觉世 |
| 三、天下随时,有开必先 |
| 四、以六虚之归环中者,时也 |
| 第二节 “时”之儒学发微 |
| 一、时之儒学溯源 |
| 二、时序: 雨旸燠寒风来备 |
| 三、时乘: 统御同时 |
| 四、时义: 藏密于前用 |
| 第三节 “时”之经世义涵阐发 |
| 一、时行: 入民善动 |
| 二、时中: 乘时中节 |
| 三、时用: 因时制用 |
| 第四节 环中寂历,善用惟时 |
| 一、治历明时,随时而息 |
| 二、四分用三,冬炼三时 |
| 三、《易》贵善用,善用惟时 |
| 第四章 “时论”之象数阐释:午会之时,乘一贯也 |
| 第一节 “午会之时”的内涵 |
| 一、“午会之时”提出的历史语境 |
| 二、午会之姤: 一阴滋生,小人道长 |
| 三、午会圣人,制度礼乐,以烹养万世 |
| 第二节 “午会之时”义涵发微 |
| 一、向明而治,继明照四方 |
| 二、阳统阴阳,居贤善俗 |
| 三、以立统泯,多识一贯 |
| 第三节 “乘一贯”思想的实现 |
| 一、寂历同时: 形上与形下的兼顾 |
| 二、顿渐同时: 先后天功夫的统一 |
| 三、《易》贯费隐: 交轮一贯的实现 |
| 第五章 “寂历同时、一在二中”的本体论 |
| 第一节 寂历同时的理论建构 |
| 一、寂历同时: 寂然在历然中 |
| 二、一在二中: 大一在大二中 |
| 三、绝待在对待中 |
| 第二节 不落有无的太极观 |
| 一、“无极而太极”说 |
| 二、太极不落有无 |
| 三、至理藏于物理 |
| 四、全图皆太极 |
| 第三节 先天在后天中 |
| 一、先后天八卦图 |
| 二、先后并用,圣人随时发明 |
| 三、先天不能不后天 |
| 四、先在后中,止有善用 |
| 第四节 贞悔卦的交轮、统辨 |
| 一、公因在反因中 |
| 二、交轮几 |
| 三、统辨、互根说 |
| 第六章 “两间皆易”的易象观 |
| 第一节 《周易时论合编》之周易观 |
| 一、《周易》新诠 |
| 二、《易》合理气象数,为费隐一贯之书 |
| 三、蓍龟守《易》,藏大于小 |
| 第二节 “虚空皆象数” |
| 一、“四无”之弊 |
| 二、虚空皆象数 |
| 三、象数即虚空 |
| 第三节 河洛象数,为一切生成之公证 |
| 一、《图》《书》一也 |
| 二、图书一理,皆是易道 |
| 三、中五,用三藏一旋四 |
| 四、五合互藏说 |
| 第七章 “博约同时”的格物说 |
| 第一节 “下学即上达”格物说 |
| 一、藏悟于学,下学上达 |
| 二、以物观物,交格交贯 |
| 三、博约同时,一多相贯 |
| 第二节 即费知隐 |
| 一、即费知隐 |
| 二、即质知通 |
| 三、象数征理 |
| 第三节 “圣人体天宰天”的文明观 |
| 一、五行尊火 |
| 二、文即质 |
| 三、藏罕于雅 |
| 第八章 “顿渐同时”的功夫论 |
| 第一节 善体,在“遏恶扬善”之善用中 |
| 一、“四无”与“四有”之争 |
| 二、先后并建,顿渐同时 |
| 三、至善,在为善去恶中 |
| 四、贞一,以善天下之动 |
| 第二节 “戒惧”功夫论 |
| 一、理其情,而“情即性” |
| 二、戒惧即飞跃 |
| 三、《易》官天继善、各正性命 |
| 四、全《易》,无非教学,无非圣功 |
| 第三节 礼者,卫道之藩、居身之舆 |
| 一、礼者,天所秩而用于人 |
| 二、《易》《礼》不二 |
| 三、礼者,安上下、合外内 |
| 结语 |
| 一、《周易时论合编》之会通特色 |
| 二、乘一贯、集大成的目标 |
| 三、儒学立场和经世致用之指向 |
| 四、《周易时论合编》的易学影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周易时论合编》藏本问题 |
| 附录二 周易时论合编之版式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经济与社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学术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和资料 |
| 四、研究范围、基本思路与主要内容 |
| 五、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越南平定省生态环境与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平定省生态环境 |
| 一、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 |
| 二、自然条件 |
| 三、交通优势 |
| 第二节 17世纪以前的平定省经济与社会 |
| 一、沙黄时期之平定省(公元前2000年纪到公元2世纪) |
| 二、占婆王国时期之平定省(1世纪到1471年) |
| 三、黎朝时期之平定省(1471—1600年) |
| 第三节 17—19世纪越南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概况 |
| 一、17—18世纪之越南概况 |
| 二、1802—1885年之越南概况 |
| 第二章 17—19世纪平定省政府机构及对经济、社会的管理 |
| 第一节 17—19世纪平定省行政机关系统,军队组织和法律 |
| 一、阮主时期平定省行政机关系统,军队组织和法律(17—18世纪) |
| 二、阮朝时期平定省行政机关系统,军队组织和法律(1799—1885年) |
| 第二节 17—19世纪平定省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的管理 |
| 一、17—19世纪平定省政府对山区少数民族同胞管理 |
| 二、17—19世纪平定省海岸管理、防守及确保平定海域安全 |
| 第三章 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农业经济和土地制度 |
| 第一节 阮主时期平定省农业经济和土地制度(17—18世纪) |
| 第二节 阮朝时期平定省土地制度和农业经济(1802—1885年) |
| 一、平定省土地现状和1839年均田政策 |
| 二、平定省的农业生产状况 |
| 第四章 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的商业和各非农经济行业 |
| 第一节 17—19世纪平定省的商业经济 |
| 一、17—19世纪平定省的国内贸易 |
| 二、17—19世纪平定省对外贸易与华商的贸易活动 |
| 第二节 17—19世纪平定省的各非农经济行业 |
| 一、手工业 |
| 二、林业、渔业、畜牧业 |
| 第五章 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居民的构成、运动与生活 |
| 第一节 17—19世纪平定省居民的构成 |
| 第二节 17—18世纪平定省居民的生活与西山起义 |
| 一、西山起义的爆发原因 |
| 二、西山起义的准备 |
| 三、在平定省西山起义的发展过程(1773—1786年) |
| 四、泰德王朝与在平定省西山军和阮映军之间的战争(1786—1802年) |
| 五、西山时期平定省居民的生活(1773—1802年) |
| 第三节 平定省居民的生活与各阶层反抗阮朝封建制度的斗争运动(1802—1885年) |
| 第六章 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的社会文化 |
| 第一节 17—19世纪平定省思想与宗教 |
| 一、儒教 |
| 二、佛教 |
| 三、天主教 |
| 第二节 17—19世纪平定的儒学教育与科举 |
| 第三节 17—19世纪平定居民的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 |
| 一、饮食、居住、服装和来往工具 |
| 二、武术 |
| 三、民间文化与风俗习惯 |
| 四、17—19世纪平定山区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特征 |
| 第四节 17—19世纪平定省对越南语字母形成的过程所起的作用 |
| 第五节 17—19世纪平定省的华人共同体 |
| 一、17—19世纪平定省华人共同体的形成过程 |
| 二、17—19世纪华人在平定省的经济活动 |
| 三、17—19世纪华人在平定省的社会贡献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笔者发表相关论文 |
| 附录 |
（3）走出巴颜喀拉 ——李伯安绘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的文献综述 |
| 三、 研究方法和研究价值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内容及价值 |
| 第一章 《走出巴颜喀拉》的创作语境 |
| 第一节 写实水墨人物长卷《流民图》的影响 |
| 第二节 从写实到宣情的启示——人物组画《矿工图》 |
| 第三节 表现主义人物组画《原爆图》的影响 |
| 第二章 李伯安与《走出巴颜喀拉》 |
| 第一节 李伯安的艺术成长背景 |
| 一、 学艺之初 |
| 二、 插图对其创作的影响 |
| 第二节 李伯安的个人性格 |
| 一、 作为普通人的李伯安 |
| 二、 作为画家的李伯安 |
| （一） 初为画家 |
| （二） 结缘《走出巴颜喀拉》 |
| 第三节 《走出巴颜喀拉》绘制时间的确定 |
| 一、 关于《走出巴颜喀拉》绘制时间的不同版本 |
| 二、 《走出巴颜喀拉》绘制时间考证 |
| 第三章 《走出巴颜喀拉》的图式研究 |
| 第一节《走出巴颜喀拉》组画介绍 |
| 一、 神圣的灵魂诉求 |
| 二、 虔诚的宗教信仰 |
| （一） 《开光大典》 |
| （二） 《朝圣》 |
| （三） 《哈达》 |
| （四）《玛尼堆》 |
| 三、 丰富的世俗生活 |
| （一） 《劳作》 |
| （二） 《歇息》 |
| （三） 《藏戏》 |
| （四） 《赛马》 |
| 四、 生命意义的追问 |
| 第二节 对传统长卷结构的借鉴与拓展 |
| 一、 故事画的叙事方法 |
| 二、 人物画长卷结构 |
| （一） 单景式构图法 |
| （二） 连续式构图法 |
| 三、 《走出巴颜喀拉》的意象时空 |
| 第三节 《走出巴颜喀拉》的形式构成 |
| 一、 对西方宏大场景人物画的借鉴 |
| 二、 形式美的个性化表现 |
| （一） “点”、“线”、“面”的形式安排 |
| （二） 对比与均衡 |
| （三） 移动的视点 |
| （四） 节奏的运用 |
| 第四节 连环画场景设计表现语言的运用 |
| 一、 连环画叙事结构的传承与演变 |
| 二、 《走出巴颜喀拉》“摄取”场景的特点 |
| 第四章 《走出巴颜喀拉》绘画语言分析 |
| 第一节 李伯安水墨人物的造型基础 |
| 一、 写实水墨人物造型特征 |
| 二、 “太行系列”人物画造型的意象变化 |
| 第二节 《走出巴颜喀拉》的意象造型转化 |
| 一、 头部造型的意象表现 |
| （一） “重意与尚形”的造型特征 |
| （二） 眼部的“形”、“神”表达 |
| （三） 丑拙的意象变化 |
| 二、 躯干、四肢及服饰器物的意象特征 |
| （一） 躯干、四肢造型的意象转换 |
| （二） 服饰从方直到浑圆的团块塑造 |
| 第三节 《走出巴颜喀拉》笔墨语言的生成与特征 |
| 一、 李伯安的笔墨源流 |
| 二、 笔墨题材的丰富多元 |
| 三、 《走出巴颜喀拉》的笔墨特征 |
| （一） “中西融合”的笔墨形态 |
| （二） 笔墨运用的精神指向 |
| 第四节 《走出巴颜喀拉》用线的审美特质 |
| 一、 寻“形”用线的非传统笔法 |
| 二、 线条的张力 |
| 第五章 李伯安绘画思想的形成与艺术价值 |
| 第一节 李伯安绘画的三个转折 |
| 一、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绘画语言探索期（1984-1988） |
| 二、 “见异，唯知音耳”巨幅长卷的磨砺与洗练（1989-1994） |
| （一） 跨艺术门类“取法” |
| （二） “藏族题材”的时风影响 |
| （三） 大气雄强的审美理想与传统用线的溯源 |
| 三、 “墨韵通达天地宽”超越自我的写意境界（1995-1998） |
| 第二节 《走出巴颜喀拉》的艺术价值 |
| 一、 “崇高”之美 |
| 二、 时代呼唤的力作——《走出巴颜喀拉》的现实意义 |
| 三、 “有容乃大”——对中国人物画现代转型的融合之法 |
| 四、 从写实到写意——李伯安的笔墨与造型观 |
| 五、 民族精神与家国情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1 |
| 附录 2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4）《孔子诗论》综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一、上博简《孔子诗论》概述 |
| 二、《孔子诗论》研究综述 |
| (一)竹简的形制与编连问题 |
| (二)文本考释 |
| (三)诗篇认定与诗义阐释 |
| (四)诗学思想研究 |
| 第一章 《孔子诗论》形制、编联问题研究 |
| 一、《孔子诗论》形制问题研究 |
| (一)《孔子诗论》的形制问题 |
| (二)《孔子诗论》竹简现状分析 |
| 二、《孔子诗论》“留白”问题研究 |
| (一)1号简的处位 |
| (二)留白简与竹简的编联原则 |
| (三)留白简的“留白”原因讨论 |
| 三、《孔子诗论》的编联与缀合 |
| (一)各家编联意见汇总 |
| (二)本文编联方案 |
| (三)本文分章及释文 |
| 第二章 《孔子诗论》文本考释(上) |
| 一、关雎组 |
| 二、葛覃组 |
| 三、木瓜组 |
| 四、柏舟组 |
| 五、东方未明组 |
| 六、墙有茨组 |
| 第三章 《孔子诗论》文本考释(下) |
| 七、十月组 |
| 八、宛丘组 |
| 九、皇矣组 |
| 十、总论组 |
| 第四章 《孔子诗论》诗篇认定及诗义阐释 |
| 一、《孔子诗论》篇名的认定 |
| (一)原本未释或误释的诗篇名 |
| (二)归属有分歧的诗篇名 |
| (三)简文所涉诗篇名汇总 |
| 二、《孔子诗论》诗义阐释 |
| (一)《国风》类 |
| (二)《小雅》类 |
| (三)《大雅》类 |
| (四)《周颂》类 |
| 第五章 《孔子诗论》论诗特点及诗学思想研究 |
| 一、《孔子诗论》的论诗形式和特点 |
| (一)《孔子诗论》的论诗形式 |
| (二)《孔子诗论》的论诗特点 |
| 二、《孔子诗论》诗学思想研究 |
| (一)简文以“情”、“性”论诗 |
| (二)简文“以礼节情”的论诗思想 |
| (三)简文“情”与“志”的关系论述 |
| 附录一 《孔子诗论》论着提要 |
| 凡例 |
| 一、编联、形制类 |
| (一)编联类 |
| (二)形制类 |
| 二、字词考释类 |
| 三、文本思想类 |
| (一)诗篇认定、诗义阐释类 |
| (二)诗学研究类 |
| 四、其他类 |
| (一)简文作者类 |
| (二)综述类 |
| 附录二 论着提要索引 |
| 一、作者、论着名索引 |
| 二、关键词索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5）沈从文1956-1976年文学写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范围与对象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写作选择与立场:“童心”未泯,“爝火”未熄 |
| 第一节 两次改业与终生“正业” |
| 第二节 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再审视 |
| 第三节 “抒情”写作的核心理念 |
| 一、多元共通的生命观 |
| 二、古今交会的历史观 |
| 第四节 “独自为战”的写作选择 |
| 第二章 写作形态与特征:“抽象抒情”下的延承与试验 |
| 第一节 写作过程的适时性和阶段性 |
| 一、三类主要文体 |
| 二、四个高涨阶段 |
| 第二节 主题的延承性与内容的新发展 |
| 一、旧的历史记忆 |
| 二、新的生命形式 |
| 第三节 文体的代偿性与方法的试验性 |
| 一、文体代偿的三种表现 |
| 二、写作方法的试验探索 |
| 第四节 整体基调的抒情性和潜在性 |
| 一、总体风格的抒情气质 |
| 二、特殊时期的潜在特性 |
| 第三章 写作价值与困境:“现实而浪漫”的艰难尝试 |
| 第一节 多元的创作价值 |
| 一、文学独立的维护 |
| 二、理性思辨的彰显 |
| 三、个体经验的呈现 |
| 四、活泼的艺术审美 |
| 第二节 文体写作的局限 |
| 一、内在张力的削弱 |
| 二、用笔的新旧冲突 |
| 第三节 现代作家的当代“特例” |
| 结语 “无从驯服的斑马”——文学写作的赤子心 |
| 附录一 沈从文文学写作成果详目(1956-1976) |
| 附录二 沈从文文学写作计划汇总(1950-1980)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目的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2 《神圣家族》之前:“异化—回归”批判和意识形态基本矛盾的探寻 |
| 2.1 从中学到《莱茵报》时的马克思:绝对自由和唯心主义的哲学实践 |
| 2.1.1 中学时期:个体与共同体相统一的思想种子 |
| 2.1.2 大学时期:绝对自由和哲学批判思路的确立 |
| 2.1.3 《莱茵报》时期:绝对自由和哲学批判的实践 |
| 2.2 从不来梅到服兵役时的恩格斯: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观念万能” |
| 2.2.1 不来梅实习时期:自由、理性和“人民的血肉” |
| 2.2.2 柏林服兵役时期:“普遍东西的意识”和“观念万能” |
| 2.3 《德法年鉴》前后的马克思:“异化—回归”批判和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 |
| 2.3.1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揭露意识形态本质的两个思路 |
| 2.3.2 《论犹太人问题》前后:“普遍性”假象和国家“世俗结构”的缺陷 |
| 2.3.4 《穆勒评注》:劳动和交换中的人的本质的异化 |
| 2.3.5 《巴黎手稿》前后:“异化—回归”的完成和“普遍的人的解放” |
| 2.4 英国实习时的恩格斯:财产“统治”成为法律和单个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矛盾 |
| 2.4.1 “物质利益的冲突”和国民经济学的欺骗与伪善 |
| 2.4.2 《英国状况》:“向自己本身复归”和“单个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矛盾 |
| 3 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完善 |
| 3.1 “历史科学”、人类解放和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 |
| 3.1.1 从《神圣家族》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意识形态思想的蜕变 |
| 3.1.2 《德意志意识形态》:“历史科学”和“一般意识形态”的形成 |
| 3.1.3 资产阶级的“永恒的规律”和“纯粹理性”的批判 |
| 3.1.4 共产主义:人类解放和意识形态基本矛盾的消灭 |
| 3.2 意识形态理论的实证和新形式 |
| 3.2.1 欧洲1848年革命与复辟时期: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表现及条件 |
| 3.2.2 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期:社会关系物化和资本主义拜物教 |
| 3.2.3 无产阶级独立革命时期:真正的共同体和意识形态消灭的实践证明 |
| 3.2.4 《反杜林论》:人类解放的实现和上层建筑的消灭 |
| 3.3 恩格斯后期:意识形态理论的丰富和完善 |
| 3.3.1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伪装为普遍利益的意识形态策略 |
| 3.3.2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独立性与“完结” |
| 3.3.3 资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史 |
| 3.3.4 晚年通信:意识形态理论的进一步完善 |
| 4 “科学的意识形态”: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人类解放 |
| 4.1 “一般意识形态”和“科学的意识形态” |
| 4.2 社会结构、社会矛盾、精神生产和历史运动 |
| 4.2.1 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 |
| 4.2.2 精神生产:意识的产生、内容和演变 |
| 4.2.3 历史运动和异己力量 |
| 4.2.4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方法论 |
| 4.3 “历史科学”中的人类史 |
| 4.3.1 人类历史是实践的产物和结果 |
| 4.3.2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历史冲突的根源 |
| 4.3.3 分工产生阶级、国家和虚幻的共同体以及异己力量 |
| 4.3.4 三种依次演进的社会关系形式 |
| 4.3.5 世界历史运动和日益扩大的异己力量 |
| 4.3.6 共产主义、真正的共同体和人的解放 |
| 5 意识形态理论体系 |
| 5.1 哲学基础:作为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
| 5.1.1 唯心主义历史观 |
| 5.1.2 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典型:黑格尔绝对观念论 |
| 5.2 社会结构中的意识形态 |
| 5.3 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 |
| 5.3.1 经济“红线”与意识形态的“曲线”和“中轴线”的关系 |
| 5.3.2 意识形态“服从自身规律” |
| 5.4 意识形态产生的主观过程及原因 |
| 5.4.1 意识形态产生的主观方式和主观过程 |
| 5.4.2 意识形态产生的主观原因 |
| 5.5 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基本矛盾 |
| 5.5.1 意识形态是反映异己力量的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观念 |
| 5.5.2 意识形态是“统治”人们的具有普遍性的“虚假观念” |
| 5.5.3 意识形态是按照“虚假观念”“建立自己的关系”的思想活动 |
| 5.5.4 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把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利益的思想欺骗和思想统治 |
| 5.5.5 意识形态的基本矛盾 |
| 5.6 意识形态的特征 |
| 5.6.1 虚假的“普遍性” |
| 5.6.2 “本末倒置” |
| 5.6.3 “虚假的独立性的外观” |
| 5.6.4 “没有历史” |
| 5.6.5 形式化 |
| 5.7 意识形态的作用和消灭 |
| 5.7.1 作为思想条件参与历史创造:“借用”、“模仿”与合法性 |
| 5.7.2 “思想的统治” |
| 5.7.3 意识形态的“完结”和“消灭” |
| 5.8 作为意识形态的统治阶级思想及其生产者“意识形态家” |
| 5.8.1 统治阶级思想的产生:服务革命和统治的理论策略 |
| 5.8.2 统治阶级思想的地位、性质和作用 |
| 5.8.3 “意识形态家”:“编造”阶级“自身的幻想” |
| 5.9 意识形态具体形式 |
| 5.9.1 法与法律:实现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的中介 |
| 5.9.2 宗教:反映“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的“感情上的形式” |
| 5.9.3 伦理道德:“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 |
| 5.9.4 目的论历史观和英雄史观 |
| 5.10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
| 5.10.1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活动及其变化 |
| 5.10.2 资产阶级价值观、法、道德和哲学 |
| 5.10.3 资产阶级经济学 |
| 5.10.4 作为意识形态的拜物教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7）以礼经世视域下的张惠言易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现状综述 |
| 二、本文的研究立场与方法 |
| 第一章 张惠言的生平与着作 |
| 一、家庭环境 |
| 二、生平经历 |
| 三、易学着述 |
| 第二章 以礼经世的治易课题 |
| 一、实学大兴的时代思潮 |
| 二、常州地域的学术生态 |
| 三、现实治理的危机因素 |
| 第三章 乾元消息的易道图式 |
| 一、汉宋易道梳理 |
| (一) 汉学的消息之道 |
| (二) 理学的形上易道 |
| 二、张惠言乾元立消息的易道 |
| (一) 以消息继承汉代易道 |
| (二) 以乾元转化宋代易道 |
| 三、乾元消息之道的潜存、展开和回归 |
| (一) 乾元潜存 |
| (二) 乾元展开 |
| (三) 乾元回归 |
| 第四章 礼象知易的解易进路 |
| 一、前代治易理路的反省批判 |
| (一) 推象应事的逻辑 |
| (二) 以理解易的弊端 |
| (三) 术数之失的警醒 |
| 二、礼象知易进路的继承创新 |
| (一) 易者礼象说的提出 |
| (二) 郑易取象狭隘的弊端 |
| (三) 虞易取象与郑氏礼象之互补 |
| 第五章 以礼经世的易学旨归 |
| 一、礼治典籍的厘定 |
| (一) 《三礼》不足 |
| (二) 易为礼治之书 |
| 二、彰显周代受命的易卦 |
| 三、易卦所蕴含的各类礼象举例 |
| (一) 吉礼之象 |
| (二) 凶礼之象 |
| (三) 军礼之象 |
| (四) 宾礼之象 |
| (五) 嘉礼之象 |
| 第六章 乾元用九的经世期许 |
| 一、天人问题的易学解读 |
| (一) 汉易的本天立人模式 |
| (二) 宋易的内圣外王模式 |
| (三) 张惠言的乾元用九模式 |
| 二、作《易》圣人视阈中的乾元用九 |
| (一) 庖牺以变通治世 |
| (二) 文王以敬德治世 |
| (三) 孔子以正性命治世 |
| 三、乾元用九的现实实践 |
| (一) 治理阶层的建构 |
| (二) 民生与教化 |
| 第七章 张惠言学术成就与评价 |
| 一、疏通汉易颛门之学 |
| 二、易、礼会通的经世之学 |
| 三、以经学家而为文学 |
| 四、孤经绝学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博士期间发表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朱熹孟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朱熹孟学着述概略 |
| 二、朱熹孟学研究现状 |
| 三、本选题研究方法及创新 |
| 上编 朱熹《孟子》义理学 |
| 第一章 朱熹理气观 |
| 第一节 理气观概述 |
| 第二节 孟学理气观 |
| 第二章 朱熹人性观 |
| 第一节 心统性情论 |
| 一、“心统性情”说的发端——“心主性情” |
| 二、“心统性情”说的双重内涵——“心兼性情”和“心主性情” |
| 三、“心统性情”说的发展——“才情论” |
| 第二节 性二元论 |
| 一、性二元论的雏形 |
| 二、性二元论的初步形成 |
| 三、性二元论的正式确立及发展演变 |
| 第三节 性命观 |
| 第三章 朱熹理欲观 |
| 第一节 “理”和“欲”的内涵 |
| 一、“理”的内涵 |
| 二、“欲”的内涵 |
| 第二节 “理”和“欲”的关系 |
| 一、“天理人欲,同行异情” |
| 二、“天理人欲,不容并立” |
| 第四章 朱熹格物致知论 |
| 第一节 “格物致知”的内涵 |
| 一、“知性”与“尽心” |
| 二、“知言”与“明善” |
| 第二节 格物致知的延伸——“知行观” |
| 一、“知行观”概述 |
| 二、孟学中的“知行观” |
| 第五章 朱熹《孟子》义理学审视 |
| 第一节 朱熹《孟子》义理学成就 |
| 一、构建性二元论完善孟子心性学说 |
| 二、存理抑欲申发孟子理欲观 |
| 第二节 朱熹《孟子》义理学特色 |
| 一、凸显时代性 |
| 二、改造注疏体例 |
| 三、文本意义创生 |
| 第三节 朱熹《孟子》义理学影响 |
| 一、提高孟子地位扩大《孟子》影响 |
| 二、推动孟学发展 |
| 下编 朱熹《孟子》考据学 |
| 第一章 《孟子》文本考 |
| 第一节 训诂 |
| 第二节 校勘 |
| 第三节 辨识文义 |
| 第二章 人物史事考 |
| 第一节 考人物 |
| 一、考伯夷、柳下惠 |
| 二、其他人物考 |
| 第二节 考史事 |
| 一、考瞽、象杀舜之事 |
| 二、考“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之说 |
| 三、考“血流漂杵”之事 |
| 四、考“《诗》亡然后《春秋》作”之说 |
| 五、考齐伐燕之事 |
| 第三章 典章制度考 |
| 第一节 田赋制度考 |
| 第二节 商业税制考 |
| 第三节 班爵制度考 |
| 第四节 古代礼制考 |
| 第四章 朱熹《孟子》考据学平议 |
| 第一节 朱熹《孟子》考据学特色 |
| 一、广征博引集众家之长 |
| 二、经世致用注重现实 |
| 第二节 朱熹《孟子》考据学疏失 |
| 一、重复考证 |
| 二、据己意断是非 |
| 三、考证不够全面深入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学术成果 |
（9）京津冀间贸易隐含碳排放转移及协同减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研究背景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主要内容 |
| 1.3 本文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贸易对环境污染影响的理论研究 |
| 2.1.1 污染避难所假说 |
| 2.1.2 赫克歇尔-俄林模型 |
| 2.1.3 外部性理论 |
| 2.1.4 环境成本内部化理论 |
| 2.2 贸易中隐含污染排放转移的实证测度研究 |
| 2.2.1 国际上贸易中隐含污染排放转移的实证测算研究综述 |
| 2.2.2 我国贸易中隐含污染排放转移测度的文献综述 |
| 2.2.3 关于我国区域间贸易中隐含污染排放转移的文献综述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京津冀地区间往来贸易主要形式及隐含的污染物 |
| 3.1 京津冀各地区发展情况 |
| 3.1.1 GDP总量 |
| 3.1.2 产业结构 |
| 3.1.3 产业优势 |
| 3.1.4 碳排放量 |
| 3.1.5 贸易额 |
| 3.2 京津冀地区间贸易的主要形式和主要产业 |
| 3.3 京津冀地区间贸易的特点及隐含污染物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京津冀地区间贸易隐含碳排放的测度 |
| 4.1 投入产出模型 |
| 4.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4.3 京津冀间贸易隐含碳排放转移的实证测算结果 |
| 4.3.1 京津冀地区间的隐含碳排放转移总量 |
| 4.3.2 京津冀地区间的间接二氧化碳排放转移 |
| 4.3.3 京津冀地区间的碳排放转移强度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京津冀地区间贸易隐含碳排放责任分配 |
| 5.1 共担责任制度下的减排责任分担原则 |
| 5.2 共担责任制度下京津冀减排责任分担的实证测算结果 |
| 5.2.1 地区与部门的减排责任分担结果 |
| 5.2.2 减排责任分配总结果 |
| 5.3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建议 |
| 6.1 结论 |
| 6.2 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投入产出表部门分类 |
| 攻读博士/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商周青铜器自名疏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基本疏证思路与方法 |
| 四、材料来源与疏证规范 |
| 上编 商周青铜器自名专名疏证 |
| 第一章 商周青铜容器自名专名疏证 |
| 第一节 商周青铜容器自名共名疏证 |
| 第二节 商周青铜食器自名专名疏证 |
| 第三节 商周青铜酒器自名专名疏证 |
| 第四节 商周青铜水器自名专名疏证 |
| 第五节 商周青铜杂容器自名专名疏证 |
| 第六节 小结 |
| 第二章 商周青铜乐器自名专名疏证 |
| 第一节 商周青铜钟镈铃自名专名疏证 |
| 第二节 商周青铜铎钲自名专名疏证 |
| 第三节 商周青铜鑃自名专名疏证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商周青铜兵器自名专名疏证 |
| 第一节 商周青铜戈戟矛自名专名疏证 |
| 第二节 商周青铜剑铍自名专名疏证 |
| 第三节 商周青铜杂兵自名专名疏证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四章 商周青铜杂器自名专名疏证 |
| 第一节 商周青铜衡器自名专名疏证 |
| 第二节 商周青铜杂用器自名专名疏证 |
| 第三节 小结 |
| 下编 商周青铜器自名修饰语疏证 |
| 第五章 商周青铜容器自名修饰语疏证 |
| 第一节 特征类自名修饰语疏证 |
| 第二节 祭祀类自名修饰语疏证 |
| 第三节 荐献类自名修饰语疏证 |
| 第四节 膳饮类自名修饰语疏证 |
| 第五节 宴飨类自名修饰语疏证 |
| 第六节 盥洗类自名修饰语疏证 |
| 第七节 置用地类自名修饰语疏证 |
| 第八节 其他自名修饰语疏证 |
| 第九节 小结 |
| 第六章 商周青铜乐器自名修饰语疏证 |
| 第一节 声律类自名修饰语疏证 |
| 第二节 其他自名修饰语疏证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七章 商周青铜兵器自名修饰语疏证 |
| 第一节 特征类自名修饰语疏证 |
| 第二节 使用对象类自名修饰语疏证 |
| 第三节 击杀秉持类自名修饰语疏证 |
| 第四节 其他自名修饰语疏证 |
| 第五节 小结 |
| 附录 商周青铜杂器自名修饰语疏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学术成果 |
| 致谢 |
四、2002年的一些变化（论文参考文献）
- [1]《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D]. 许伟. 山东大学, 2021(12)
- [2]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经济与社会研究[D]. 阮功成（NGUYEN CONG THANH）. 华中师范大学, 2021(02)
- [3]走出巴颜喀拉 ——李伯安绘画研究[D]. 赵丽艳.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07)
- [4]《孔子诗论》综合研究[D]. 贾旭东. 吉林大学, 2020(08)
- [5]沈从文1956-1976年文学写作研究[D]. 王梦琪. 山东大学, 2020(11)
- [6]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研究[D]. 孙夕龙. 北京交通大学, 2019(03)
- [7]以礼经世视域下的张惠言易学思想研究[D]. 陈凤英. 山东大学, 2019(02)
- [8]朱熹孟学研究[D]. 王建军. 扬州大学, 2019(06)
- [9]京津冀间贸易隐含碳排放转移及协同减排研究[D]. 郑可馨.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9(07)
- [10]商周青铜器自名疏证[D]. 查飞能. 西南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