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庞德“意象”的审美阐释（论文文献综述）
唐思思[1]（2021）在《艾米·洛威尔汉风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艾米·洛威尔（1874-1925）,美国意象派诗人、批评家,继庞德之后的意象派领袖。阅读洛威尔的诗歌不难发现,其部分诗歌有明显的仿中国诗痕迹,这些诗歌或体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典型特点或蕴含着中国哲学思想的深刻内蕴。洛威尔借中国古典诗歌的元素,突破自身文学的固有藩篱,将中国风格与欧美传统相融合,其汉风诗有着独特的艺术价值。本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绪论部分旨在说明选题原因及意义,述评国内外研究现状,指出论文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正文分为四章,第一章首先对汉风诗的概念进行了界定,随后宏观介绍洛威尔汉风诗的相关情况,并详细梳理出洛威尔散碎在《浮世绘》（1919）、《松花笺》（1921）、《何时》（1925）、《传说集》（1921）、《东风集》（1926）五本诗集中的百余首汉风诗。第二章主要分析了艾米·洛威尔汉风诗创作的背景及成因,指出艾米·洛威尔汉风诗的成因是复杂多元的。中国文化西传和中美文化交流等历史文化渊源,是洛威尔创作汉风诗的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等政治经济变化带来的精神、文化冲击是洛威尔创作汉风诗的精神动力。而20世纪初的美国新诗运动、汉诗译介热潮和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则是促使洛威尔创作汉风诗的直接动因。第三章总结概括了艾米·洛威尔汉风诗的创作特征,其特征可以归纳为错落有致之形、兼收并采之美、自然圆融之思。洛威尔汉风诗在形式上呈现出一句多行、多段落结构的特点,审美上体现出质朴含蓄、凝练明丽的美学特征,思想上体现出崇尚自然、追求和谐圆融的思想特征。第四章是关于艾米·洛威尔汉风诗的变异学分析,指出洛威尔的汉风诗相对于中国古典诗歌而言发生了变异,其汉风诗在用语习惯、语言风格、诗体格式、音韵节奏、中国题材,以及诗歌意象上,都在接受中国诗歌影响的基础上进行了“本土化”改造,有着明显的变异性和创新性。结语部分旨在得出研究结论、指出其汉风诗的影响与价值、提出论文中存在的不足,并展望今后研究的发展方向。
高慧芳[2]（2021）在《马歇尔·麦克卢汉媒介诗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世界知名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过“媒介即信息”、“媒介是人的延伸”等媒介思想。这些思想警句先后被归纳为“老三论”、“新十论”,甚至还被提炼为“三十八条”。然而,这种归纳式理解无法对麦克卢汉思想做出清晰的界定。再加上,由于麦克卢汉本人不注重理论系统的建构,这使得他的思想只能以一种松散的结构而存在。对此,有学者提出,麦克卢汉思想早己超出常见的学科分类,而是由多学科综合而成的思想场域。通过仔细甄别,学者们从这种场域中发现了近二十种思想。其中既有震人发聩的洞见,又有众多令人费解的谜团。这种独特的思想场域不仅极易造成他人的理解障碍,也容易给人留下“技术决定论”的刻板印象。然而,随着国际学者们不断挖掘其中的人文主义传统,麦克卢汉思想才逐渐被重新定义为一种技术人文主义。若要追本溯源,这种理解方式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对麦克卢汉的第一次研究热潮。其中,有学者强调剑桥批评传统对麦克卢汉思想的重要性。然后,在90年代的第二次研究热潮中,有学者通过分析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逐渐形成一种关于现代性/后现代性的文化批评。直至,在本世纪的第三次研究热潮中,“三学科”（语法、辩证法、修辞术）与剑桥批评传统、现代主义文学共同构成一种用来理解麦克卢汉思想的诗学基础,并从中形成一种新的理解方式。相较于其他理解方式仅抓住麦克卢汉思想的一鳞半爪,这种新方式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试图通过观察媒介与艺术之间的关系,来发现思想场域的整体特征。近年来,这种新方式不仅清晰地揭示出麦克卢汉思想场域的延伸方式,还从中发现了一种原创性诗学。相较于国际学界,尽管国内学界已经形成“媒介麦克卢汉”和“美学麦克卢汉”两种理解方式,但由于两种方式之间的理论对话不足,所以未能有效地实现思想的整合。为了解决这种理论困境,国内学术界需要通过一种新方式,来重新理解麦克卢汉思想。再加上,随着当下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移动互联网不断造成媒介文化的崛起,促使“读图时代”的到来。那么,文学将会如何存在于媒介文化之中?这一问题是当下文艺理论研究必须解决的难题。这一难题不仅是麦克卢汉思想从文学批评拓展到文化批评的主要原因,还始终贯穿在他的思想场域之中,成为一种关键性构成要素。为了更深入地挖掘麦克卢汉思想遗产,以便推动国内文艺理论研究,本文选择以媒介与艺术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并试图从媒介诗学的角度来重新理解麦克卢汉思想。因此,文中首先剖析媒介诗学的历时性发展与共时性结构,而后立足于该诗学的整体特征,进行必要的理论反思。鉴于麦克卢汉媒介诗学跨越文学批评、文化批评、媒介生态研究三个领域,本文通过以下五章内容来进行相关阐释。第一章致力于梳理媒介诗学的形成与发展,并交代发展中的三次转向。而后,从第二章至第四章分别探讨了媒介诗学的文学批评观、文化批评观、媒介生态研究,以便揭示出媒介诗学的三个主要面向。最后,第五章通过综合媒介诗学的整体特征和比较,进行相关理论反思。各章的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介绍了麦克卢汉媒介诗学的形成与发展。本章回顾麦克卢汉的学术道路。他两次求学于剑桥大学英文系,并先后在美国与加拿大从事英文教学,后又进入媒介文化研究。由此,借助生态隐喻,他不仅提出媒介定律,还完成关于媒介的形而上学思考。在研究中,他整合多种学科思想,并通过动态观察西方文化历史,从中形成一种跨学科的开放性研究。这种研究始终围绕媒介与艺术的关系,并试图从西方文化历史中发现媒介的效应,以此来理解媒介。然而,在理解过程中,媒介的内涵不断被拓展。它不仅包括文学语言与传播媒介,还被用来指代所有人工创造物,从而成为一种“泛媒介”理念。随着“泛媒介”的出现,媒介诗学不但从文学批评转向文化批评,还从文化批评进入媒介生态研究。第二章剖析了麦克卢汉媒介诗学的文学批评观。受剑桥批评传统和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媒介诗学将历史批评与审美批评相结合,并形成一种融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于一体的文学批评。一方面,这种文学批评以利维斯文化诗学和瑞恰兹实用批评为基础,并将“三学科”的历史视为文学文本的文化背景。它将西方文学整合为一个统一的传统,再按照“三学科”的内部关系来划分这种文学传统的不同历史时期。它揭示出,“三学科”的历史不仅催生出语法学家与辩证法家的对立,还孕育出西方文化中诗歌语言和科学语言的分化。这种分化导致西方现代文化中出现“文化与文明之争”,并造成个体感受力的分离。另一方面,受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这种文学批评通过关于意象的批评,来理解诗歌的审美特征,将诗歌的群体意象命名为“风景”。然后,根据审美效应的差异,这种批评划分出“外部风景”与“内部风景”两种类别,揭示出自浪漫主义诗歌以来,诗歌审美特征已经从“外部风景”转向“内部风景”。由此,这种文学批评既完成了对文学历史的分期,又通过诗歌意象的批评,将文学文本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合二为一,并以此来实现剑桥批评传统的基本目标。第三章着重探讨了麦克卢汉媒介诗学的文化批评观。出于对文学与文化语境的综合考量,媒介诗学聚焦于语言与传播媒介的同一性,构建出一种基于“泛媒介”的文化批评。随着工业技术的急剧发展,现代传播媒介逐步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并催生出大量流行文化,从而导致文学的边缘化。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文化语境,媒介诗学以搁置判断为前提,并通过理解媒介,来观察文化语境的变化。一方面,既然语言与传播媒介都可以实现人类经验的转换,那么二者便可被统称为“泛媒介”。尽管“泛媒介”的具体形态有所不同,但都可以通过经验转换来延伸人体官能,并共同构成一种“类概念”。由此,媒介诗学便依据这种“类概念”,将各种媒介整合为一种关于“泛媒介”的延伸过程。基于延伸方式和媒介效应的不同,媒介诗学识别出不同的模式。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理解“泛媒介”的效应,媒介诗学不仅将媒介与艺术视为两种并行文本,还将二者整合为一种复合文化文本。首先,这种文本通过媒介与艺术的界面,形成一种马赛克结构。其次,再借助各种界面的对比,这种复合文化文本被划分为三种主要类型,即口语文化文本、机械文化文本、电子文化文本。进而,通过对这些文化文本的批评,三种文化文本的审美特征依次被隐喻为“前欧几里德声觉空间”、“欧几里德空间”、“后欧几里德声觉空间”,并由此构建出一种涉及技术、艺术与文化的空间隐喻。最后,通过这种空间隐喻,媒介诗学不仅预测出“地球村”的到来,还以它来隐喻电子文化文本。因此说,媒介诗学形成一种以“泛媒介”和复合文化文本为基础的文化批评。第四章重点分析麦克卢汉媒介诗学的媒介生态研究。借助生态隐喻,媒介诗学不仅将环境与反环视为一种媒介生态,还从二者的生态演变过程中发现媒介定律,从而形成一种可以用来研究所有人工创造物的诗学思想。首先,受生态意识的影响,媒介诗学将媒介隐喻为环境,将艺术隐喻为反环境。因此,媒介文化便被视为媒介生态。新媒介作为新环境,可以将旧环境转变为反环境;艺术作为反环境,通过“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将新环境中的人类经验加工为反环境。环境与反环境之间不仅构成一种生态关系,还可以通过生态演变来推动文化的发展。其次,这种生态演变又被视为“原型”与“陈词”之间的转换过程。新媒介不仅是新环境,还是文化的新陈词;艺术则是关于新环境的旧陈词。二者共同促进文化“原型”的转变。再次,新陈词与旧陈词均源自人类诗性创造,并共同遵循提升、过时、再现、逆转的共时性结构。这种结构被命名为媒介定律,从而将“泛媒介”进一步拓展为所有人工创造物。最后,基于媒介词源学的理解,这种意义上的“泛媒介”又被视为源自人类诗性创造的语词,并以人体为词源,遵循媒介定律的语法规则。由此,各种人工创造物便可以构成一种关于人类诗性创造的“泛文本”,而人类文化历史便成为一种持续的言语。因此说,通过生态隐喻,媒介诗学不仅进一步拓展了“泛媒介”,还创造出一种关于“泛文本”的诗学思想。第五章侧重于对媒介诗学的比较与理论综合。为了便于从整体上思考媒介诗学,本章通过将它与其它相关思想进行比较来对其整体特征进行理论综合。首先,本章依次选取诺思罗普·弗莱的原型批评、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研究、罗伯特·洛根的媒介生态研究,将之分别与媒介诗学的文学批评观、文化批评观、媒介生态研究进行对比。而后,本文提炼出媒介诗学的双重结构。其中不仅区分出它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之间的关系,还揭示出马赛克结构与“泛文本”之间的关系。其次,为了阐明媒介诗学的理论成果,本章不仅分析了环境与反环境的发现过程,还解释了媒介定律的提出过程,从而揭示出该诗学如何实现诗学观念的拓展。再次,立足于媒介诗学的理论成果,本章将它界定为一种承上启下的诗学思想。这种诗学源自剑桥批评传统,又开创媒介生态研究。基于上述理论定位,本章既肯定了媒介诗学的理论超越与拓展,又指出它备受争议之处。结语部分总结本文的主要发现和尚需完善之处。鉴于这种麦克卢汉媒介诗学的综合性和拓展性,本文提出六种主要发现。这些发现不仅可以启发当下的文艺理论研究,也可以促进媒介文化研究。与此同时,相对于该媒介诗学的多元化特征,本文依然存在很多尚需完善之处。
黄元军[3]（2020）在《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文中指出在跨越近半个世纪的翻译实践中,袁可嘉始终将翻译、创作、治学统摄于一体,强调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整体协调及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凝结了兼顾宏观与微观的整体翻译思想,推出了对社会、文化、创作有整体效用的译作,因而有必要以“整体性”为线索开展袁可嘉翻译的系统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以及卢卡奇、毛泽东、詹姆逊、泰特勒、卡特福德、费道罗夫、阿皮亚的思想理论,本文尝试建构了整体翻译论,含以下五个要义:翻译与其他行为、与社会语境的融合,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译文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译者翻译思想与实践的切合,翻译对其他行为、对社会的整体价值。在整体翻译论的视阈下,本文运用描写性研究、共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对比研究的方法,探究袁可嘉翻译、创作、治学的三位一体特征,描写其诗歌翻译文本的整体特性,提炼其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思想,考察其翻译的社会文化价值。在宏观层面要义“翻译与其他行为、与社会语境的融合”的框架内,本文将文本、社会语境、译者主体相结合,发现了袁可嘉在文学生涯的三个阶段都坚持将翻译、创作、治学凝聚为互动共生的整体,在社会语境的感召下,以三者的整体追寻特定文化命题。第一阶段,三者的整体在追求现代主义的社会语境里追寻现代主义的命题。第二阶段,三者的整体在追求进步文艺的社会语境里追寻进步文艺的命题。第三阶段,三者的整体在文艺追求自由与现代主义涌入的社会语境里重返现代主义命题的追寻。袁可嘉翻译、创作、治学的三位一体特征因此得以揭示。在微观层面要义“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及“译文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的框架内,本文对语言、形式、内容、译序、译注等微观层面要素进行剖析,发现了袁可嘉以“诗人译诗”与“深度翻译”模式推出具有整体优越性的诗歌翻译文本。“诗人译诗”模式使得译者对原文整体有鞭辟入里的理解,为译文语言、形式的识变从宜与内容的整体呈现奠定了基础。“深度翻译”模式促使译者运用译序与后记的副文本预设正文本的价值、廓清翻译过程中各类相关问题,运用译注副文本提升读者对正文本的理解。如此一来,具有整体优越性的译诗得以生成,并逐步演化为翻译文学经典。袁可嘉翻译的整体特性及经典性得以揭示。在要义“译者翻译思想与实践的切合”的框架内,本文沿袁可嘉整体翻译实践的路径,结合其翻译论的文章,发现了其兼顾宏观与微观的整体翻译思想。首先,坚持翻译、创作、治学的融合,尤其重视翻译和治学的密切结合。其次,主张从多维角度审视宏观翻译,包括联系社会“实际需要”的翻译动机、不译“靡靡之音”和平庸之作的文本选用策略、“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译者伦理。最后,提出微观翻译策略性调控方案,包括译诗的“整体观念”、诗歌风格翻译方法、习语翻译四情形及翻译加注六原则。袁可嘉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思想得以揭示。在要义“翻译对其他行为、对社会的整体价值”的框架内,本文深入袁可嘉翻译文本,发现了其翻译的整体价值:促进诗歌创作多元化、助推文学思潮演进、引入西方文化。首先,译诗灵活多变的语言文字与丰富多彩的格律形态间接促动创作在语言文字、格律层面的丰富与变革,从而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多元化发展。其次,在翻译活动的三个时间段,第一、三时间段的活动推动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社会的发展,第二时间段的活动推动进步文学思潮的发展,第二时间段的部分活动助推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最后,袁可嘉通过翻译引入了宗教文化、习俗文化、古希腊文化、工业文明表现出的西方文化。袁可嘉翻译在社会、文化层面的整体价值得以揭示。袁可嘉的翻译在宏观与微观层面皆有整体性的特质,其翻译思想与翻译价值也以整体性为特点,可见,“整体性”是审视袁可嘉翻译的关键之所在。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还原了袁可嘉在翻译层面的立体形象,透视了袁可嘉在中国文化革新进程中的独特地位,同时论证了创作型、学者型翻译家研究的整体性进路的重要性。
杨安文[4]（2020）在《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大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走出去”已成为新时代的迫切要求。诗歌历来是文学的重镇。根植于中国博大精深之传统文化的中国当代诗歌,既折射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也反映了当代诗人富有时代特色的精神面貌、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当代诗人不断进行着汉语语言自身的试验,不断尝试语言的自我解放和边界突破,展现出中国当代诗歌在语言、文学和文化等领域独特的风貌和价值。在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外文学交流、互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当代诗歌应该大力展现其独特魅力和价值。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多关注中国古典诗歌,而对中国当代诗歌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对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后朦胧”诗歌的海外译介更是关注不够。柏桦被普遍认为是“后朦胧”诗人杰出代表,是国内最优秀的抒情诗人之一,也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本研究以诗人柏桦为研究对象,以比较文学译介学研究方法,通过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的现状及特征作全面深入的考察分析,管窥中国当代诗歌在海外译介与接受的总体现状,探究其在海外的传播途径及接受规律,从而提出了更为切实可行的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模式、方法与策略。同时,从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视角,采用文本细读和对比研究方法,以柏桦诗歌英译文本为研究对象,开展诗歌翻译对比研究和诗歌翻译变异研究,从语言学层面分析诗歌翻译的策略运用,探究国内外诗歌译者在文本解读和翻译策略选择上的差异,寻求既能保留中国当代诗歌本真和特色、又能为英语世界所接受的翻译策略,并从翻译阐释学的理论视角探析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文本解读与意义建构的重要意义。本研究首先对国内外以各种语言出版、发表的柏桦作品译介和相关研究资料进行穷尽式搜集、整理和爬梳。通过对柏桦生平、创作历程、各时期诗学观和诗歌特点以及国内相关研究的系统梳理,建构国内柏桦形象,并以此作为译介研究背景参照,重点以第一手外文材料为文献基础,全面、系统地梳理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及港台地区的译介、传播和接受状况。研究发现柏桦诗歌海外译介呈现出诸多特点。第一,柏桦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较多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究其原因,除了柏桦自身80年代末到90年代在国内诗坛的声名与影响因素之外,还与外语专业出身的柏桦所具有的强烈的对外译介和交流意识有关。第二,柏桦早期诗歌在荷兰、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译介和发表较早,在英语国家则稍晚。这与当时旅居欧洲国家的知名诗人北岛和张枣的大力引荐密切相关,尤其是北岛及其主导的海外文学杂志《今天》及“今天”基金会,对推动包括柏桦在内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走向世界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柏桦诗歌译介涉及的译者人数较多,但专注于柏桦诗歌翻译且与其配合默契的译者很少。柏桦目前在海外发表或出版的译诗反响平平,没有带来犹如原诗给国内读者带来的冲击和感受,这至少应当部分归结为翻译问题。笔者认为,许多译诗没能体现柏桦诗歌中独特的声音和气质,没有彰显出其独特的语言风格。第四,从翻译主体来看,柏桦诗歌翻译大部分是由外国汉学家译者或诗人译者独立完成,中外译者合作翻译很少。然而,外国译者独立翻译完成的译本或多或少反映出译者对原诗的理解存在障碍。就汉语诗歌翻译而言,以译入语为母语的外国译者原本就不多,要想寻得一位中文语言能力强、翻译技艺高超同时还能配合默契的理想译者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即使外国译者值得依靠,中国当代诗歌的对外译介也不能完全指望他们,国内译者必须承担其应有的责任。笔者并不赞同由国内译者单独翻译,但认为基于彼此信任、理解和良性沟通的中外译者合作翻译是理想的翻译模式。第五,柏桦诗歌对外译介在网络媒介的利用方面还远远不够。这也是绝大部分中国当代诗人对外译介存在的问题。在网络信息时代,中国当代诗歌要想更好地为海外读者所了解和接受,就必须努力克服外语障碍,利用好网络媒介与外国读者和诗人加强直接的互动交流。其次,本研究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接受状况进行了考察分析。研究发现,就翻译文本的选择来看,外国译者选择翻译的诗歌文本与柏桦推荐翻译的诗歌文本之间存在不小差异,这既反映了外国读者（译者）独立的审美判断,也反映出他们异国的、独特的审美趣味。因此,就对外译介的角度来说,译者（或编者）在做翻译选本的时候,不能完全站在自身的审美角度,还要适度考虑外国读者的审美需求和期待视野。此外,从海外学者对柏桦诗歌的研究现状来看,他们的研究普遍紧密结合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关注诗歌所反映的历史和社会现实,总体呈现出意识形态解读的倾向,体现出外国读者典型的意识形态偏见和“他者”想象。中国当代诗歌在国际社会接受的过程中,遭遇意识形态偏见不可避免,我们需要以更加优秀的诗歌文本来予以消解。然而,外国读者对“古典”和“异国”的偏好却值得我们重视,这正是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所说的世界诗歌不能丢失的所谓“民族性”或“本土性”的体现,反映了外国读者的阅读期待。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关注社会文化语境的同时,也注重文本细读,强调诗歌研究必须深入诗歌文本,不能重“语境”轻文本,不能忽视诗歌本体（诗歌的语言、内容、形式、音韵等）的研究。再次,本研究以柏桦诗歌英译为例开展了多译本对比研究、翻译变异研究以及中外译者合作翻译研究,并从阐释学理论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建构的意义。研究发现,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差异明显,对原文的理解各有不同,对原诗的形式、内容、情感、节奏和意境的传递各有高下。中国译者对原诗文本的理解、音乐性的感知与转换表现出明显优势,外国译者在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结构的有效转换上具有优势。但在笔者看来,真正实现了诗意的有效转换,传递了原诗丰富的艺术内涵和诗人独特而丰满的思想情感的译文则仅来自少数具有“创造性”特质的翻译,如霍布恩的译文。笔者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视角分析了霍布恩译本在中西文学传统和思维方式上体现出的文化过滤以及文化误读、误译,强调要正确认识诗歌翻译中的“变异”现象。笔者认为,恰恰是译本的“变异”——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造就了译入语读者能够接受的译文,让原作在异国文学中获得新生。此外,笔者还从阐释学理论的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构建的重要意义,并指出诗人、译者、评论者和读者都应该以开放的心态看待诗歌翻译,留给译者创造性阐释和语言转换的充足空间。最后,本研究运用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学场域理论分析了柏桦诗歌近期在海外译介和接受状况不如早期的原因。笔者认为,柏桦停止写诗15年以及其复出后大量创作和发表诗歌对其海外象征资本的积累带来了不利影响。从中得到的启示是,诗人们要想在海外诗歌场域获得有利占位、得到较多认可,就必须有效积累象征资本。一方面,诗人的文学生产活动不能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或迎合大众口味,应以“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追求为目标,诗歌产品当以高质量为第一要素,少而精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会更有利于象征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诗人们应积极、主动且持续地开展对外诗歌交流,包括参与中外诗人互译项目,参加各类国际诗歌节和诗歌探讨会,与海外汉学家、诗人以及诗歌译者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中国政府文化机构、出版机构以及高校院所则应该为当代诗人、诗歌译者和学者的海外交流和翻译实践创造更多有利条件,提供经费资助,推动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的良性发展。本研究首次对柏桦诗歌在国内的传播与研究以及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进行了系统、全面、完整的梳理和分析。通过本研究,笔者希望将柏桦这位极具代表性也颇具独特个性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的艺术贡献,诗学探索与创新,及其作品丰富的诗学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较为立体、完整地呈现在中外读者面前。同时,透过柏桦海外译介研究这一个案,笔者力求管中窥豹,力图为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方法。本研究寄望于促进中国当代诗歌与世界的交流与对话,增进海外文学界、诗歌界、汉学界对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了解,提升当代诗歌在海外的地位和影响力,从而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推动新时代中国当代诗歌更好地走向世界,并借以积极参与人类文明建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秦倩,颜方明[5]（2019）在《诗歌翻译意象再创造的审美层次论——以庞德的意象诗“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汉译为例》文中提出庞德着名的意象诗"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在地铁站》）在中国已有近三十个译本,但这些译本或多或少存在语义和审美瑕疵。本文拟从原诗意象的语义与审美信息分析出发,提出诗歌翻译意象再创造过程的审美层次观,主张诗歌译者应充分考虑意象的语义信息,表层审美形式和深层意境。
袁龙[6]（2019）在《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古典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中,“意象”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20世纪前期,胡适、闻一多、李金发、梁宗岱、戴望舒、艾青、唐湜、袁可嘉、宗白华、朱光潜等人都对“意象”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不约而同、有意识地总结归纳诗歌意象创构与批评的经验,在借鉴西方现代诗学的基础上,融合中国传统意象诗学,吸收心理学等西方现代科学成果,从不同的角度阐释自己对意象的理解。他们关于意象的研究成果构成了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20世纪初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发生与发展受中国古典意象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的双重影响。一方面,受中国古典意象诗学“贵意”倾向的影响,梁启超等人倡导“诗界革命”,主张“我手写我口”,引新鲜事物入诗,丰富了诗歌意象类型,拓展了诗歌意境,直接影响到白话新诗运动和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发生。另一方面,意象主义诗学在理论上影响了胡适的“影像”论,在创作上影响了胡适的“具体的做法”。白话新诗创作注重意象,促使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意象诗学不断发展和深化。涌现出闻一多的“幻象”论;李金发、戴望舒、梁宗岱汲取象征主义诗学提出的象征主义意象论;宗白华的“动象”论;朱光潜的“直觉意象”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意象诗学在战火硝烟中出现了现实主义倾向,出现了艾青的“生活感觉”论;臧克家的“生活意象”论;唐湜的“诗质”论;袁可嘉的“意象类型”论。虽然20世纪前期中国诗人和学者提出了名称各异的意象论,但他们都意识到“意象”的本体包含“意”“象”二元因素。因此,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在讨论意象的本体问题时,存在“贵意”与“尚象”两种倾向。“贵意”论者认为意象的“意”不但包含中国古典诗学中的“情”“志”等因素,而且包含西方诗学关于文艺创作与欣赏的直觉、想象、联想、理智、灵感等人的主观之“意”的观念。在传统意象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影响下,“尚象”论者从中西“象”范畴的三大共同特征,即形象性、象征性和变动性来论“意象”之“象”。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还包含意象的创构论与批评论。意象的创构涉及“意”“象”二元关系的理解。在由感而知而行的意象创构过程中,产生了情感生成论和情景交融论两种创构方式。宗白华和朱光潜关于意象和意境关系的论述表明:营造意境是表现动象或创构意象以有限表现无限,实现虚实相生、境生象外的审美追求。意象批评是欣赏者通过作品的意象沟通创造者的情志,对意象进行理解、还原、阐释、评判甚至再创造,实现其艺术价值的创造性活动。在阅读作品、直觉意象的欣赏批评过程中,存在理智、感觉、感觉的心象和共鸣四种心理活动。从事意象批评需具备敏锐的语言领悟能力和高超的语言运用能力、设身处地的同情能力和丰富的想象能力、广博的学识修养与分析比较的能力。总之,在中西文化汇流的背景下,当时的诗人和学者融合中西意象诗学,构建了集发展论、本体论、创构论与批评论于一体的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它是前辈学者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对当代中国文论研究的内容、形式和方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牛金霞[7]（2019）在《论美国深层意象派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接受》文中指出美国深层意象派（Deep Imagism）于50年代早期出现,与意象派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它将无意识理论引入了诗歌创作,并重新定义了诗歌意象的特征。深层意象派（Deep Imagism）阵营规模不大,主要有詹姆斯·赖特、路易斯·辛普森、罗伯特·勃莱和和威廉·斯塔福德四位主大成员,但是在打破现代派诗人所形成的诗歌僵化局面上仍然取得了较为显着的成果。深层意象派（Deep Imagism）诗人们散居各地,并没有统一的诗歌创作理念,彼此之间因为对无意识的共同兴趣而保持联系。在诗歌创作方面,中国古典诗歌为他们提供了新的创作灵感。他们接受中国古典诗歌影响的原因主要是摆脱现代派诗人桎梏的同时,寻求新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和新的美学风格。深层意象派（Deep Imagism）在接受中国诗歌影响的过程中,体察中国道家哲学与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自然之道的同时,也化用了中国传统“意象”,借鉴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表现技巧。中国古典诗歌促进了中国诗歌传统与深层意象派（Deep Imagism）诗歌观念的融合,同时,也在现代思维方式下重构了艺术思维中的无意识联想方式,重塑了诗境。深层意象派（Deep Imagism）内部的不同诗人因为个人气质的不同,选择了不同的中国古典诗人作为自己诗学创作的学习对象,在具体的诗歌实践中,也就有了很大的个性差异。而正是深层意象派（Deep Imagism）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接受差异,打破了美国诗坛千篇一律的僵化局面,改变了诗人写作的固有模式。深层意象派（Deep Imagism）诗人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接受,不仅证明了古典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艺术魅力及其实用价值,还证明了古典诗歌传统,能不断地在新的文化土壤中重生。
何正兵[8]（2018）在《诗学考据:经典的重铸——蒋洪新“庞德研究”学术思想述评》文中研究表明在庞德研究的世界潮流中,一批中国学人从自身的视野开拓出别具新意的话语体系和学术境界,以中国的学术思想丰富了庞德研究的世界诗学话语。本文以他们中的代表学者蒋洪新为个案,梳理了其"诗学考据"思想的形成及其两个方面的方法论内涵:"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文章通过对考据过程的分析,指出其学术创新在于实现了文献学与诗学的汇通,洞察了庞德诗歌作为文学经典的"审美力量"（布鲁姆言）所具备的基本要素——意象的诗化过程及其表达方式,从而以诗学考据的方法重铸了庞德诗歌的经典魅力。
林辰[9]（2018）在《论T.S.艾略特戏剧的仪式化》文中指出T.S.艾略特的戏剧呈现了突出的仪式化特点。在戏剧表现形式上,他借用了与原始仪式有密切联系的人类早期戏剧形式（如古希腊戏剧、中世纪基督教戏剧）和仍旧保留着原始仪式的当今艺术门类（如非洲黑人艺术、日本能剧）,从中汲取了戏剧表演手段和素材,如戏剧台词的韵律节奏与俚语、戏剧表演道具等等。而在戏剧内部结构上,艾略特借用了弗雷泽在《金枝》中所提出的植物神崇拜仪式中的“生-死-重生”模式和康福德在《古希腊喜剧起源》中所提出模拟原始植物神崇拜仪式的“阿里斯多芬式”结构。其戏剧仪式化同时也呈现出“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双重复合特征。一方面,“面向过去”,关注原始社会、仪式及其在后代艺术形式中的残存,如黑人艺术、日本能剧、古希腊戏剧;另一方面则将着眼点放置到当今文坛,关注现代艺术的最新流变。艾略特的仪式化理论的理论来源广泛。首先,应归因于其早期的哲学学习和思考,他在辨析和吸收了柏格森主义、实用主义和绝对唯心主义之后,最终倾向于布莱德利的“直接经验”理论,认为这一理论能够最终解决困扰他已久的真理之路的问题。而布莱德利的“直接经验”理论直接导向了非西方现代逻辑的原始思维阶段。接着,艾略特追随涂尔干和布留尔的“集体表象”理论,最终确立了他对原始思维和仪式的基本认识。而在如何将这一基本认识运用到文学创作这方面,艾略特借鉴了弗雷泽的植物神崇拜仪式的基本框架,以及剑桥学派所讨论的仪式在文学,特别是戏剧中的实践范例,最终确定了其戏剧仪式化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之上,艾略特确立了自己的仪式化戏剧理论。首先,其理论建构基于对当代戏剧,他反对当代盛行的自然主义戏剧,认为当代戏剧的主要问题是缺乏传统。其次,艾略特分别从内在结构、语言和人物设置三方面归纳了仪式化戏剧的要素。最后,艾略特将戏剧仪式化的目的归结为艺术价值和社会功能的结合。
李云竹[10]（2018）在《万文“意”始，万象归一 ——诗歌翻译的“太极译象观”》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一国文学若想历久弥新,必然要汇入世界多元的文化洪流之中。诗歌是民族文学的精华,若想实现民族文化的跨境传播,必然绕不开诗歌的翻译。目前,学界对诗歌翻译的研究主要涉及五个方面:以译本为中心的研究,以译者为中心的研究,以读者为中心的研究,以诗歌翻译理论为指导的纯理论研究和以全球本土化为中心的研究。从上述五个方面可以看出,研究主要集中在主体、客体、方法论和本体论的认识上,单一层面的探讨居多,主、客体之间的有机联系尚不成熟,鲜有从二者交流互动的角度进行诗歌翻译实质的相关思考。此外,支撑诗歌翻译研究的理论多为西方翻译理论、哲学理论和文论,中国传统译论的现代诠释有待加深。这一分析成为了本研究最初的动力,在此基础上尝试搭建诗歌翻译的“太极译象观”,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思考诗歌翻译实践中涉及的相关问题,将主、客体纳入动态的体系之中,阐释诗歌翻译实质。深入挖掘中国传统经典中的理论精髓,给予其应有的阐发,并运用在翻译研究的实际操作之中,促其合理地为当代翻译研究服务,也是中国学者无可推卸的责任所在。对中国文化寻根溯源,发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周易》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是先民生产实践经验的结晶,是知识和经验的最早记录,是中国智慧的一大宝典。《周易》中“阴阳互动”、“立象尽意”、“通变则久”、“太极和”等思想都与翻译实践中的文本关系、策略方法、观念思想、态度伦理等方面不谋而和,均建立在“观物取象”之信息解读的基础上,因而以“易”训“译”,重续这股“易理”对翻译实践解读的生生之脉便具备了充足的基础。翻译过程本就是一个参赞化育的愉悦过程,将“太极”引入诗歌翻译研究,从主、客体互动过程中考察诗歌翻译的本质,尝试构建一套系统而有针对性的诗歌翻译的“太极译象观”,可以丰富诗歌翻译研究的角度,拓宽研究视角,摆脱西方译论体系和言说方式的羁绊,使翻译研究从封闭系统转变为开放系统,使翻译研究更加整体化、全面化、特色化,推动中国特色当代翻译理论建设,进而开凿出中国传统译论的源头活水。按照穆雷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划分,诗歌翻译“太极译象观”的构建,从方法论上看,属于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人文主义方法论和理论思辨。从一般方法上看,研究目的上为描述性研究方法和规定性研究方法;研究逻辑上为先归纳后演绎;研究用途上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研究性质上为定性研究。应用到的具体方法有文献研究法,观察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归纳法,图示法,阐释法,个案研究法和跨学科研究法。诗歌翻译的“太极译象观”开篇阐述了其理论来源、理论基础和具体内涵。随后从主体开天地、客体荡涟漪、主客相融生生不息三个方面展开。首先,从易学的角度分析了译者翻译思想的形成过程,总结出了翻译思想的生成模型。其次,对诗歌翻译的译本重构进行了探讨。先是结合诗歌的文本特征,全面分析了诗歌翻译距离的成因、影响和存在价值,以此为基础,论述了意义重构、意境重构及意识重构的应对策略。最后,从“言”、“象”、“意”三者的辩证关系切入,对主、客体互动关系进行综合分析,得出诗歌翻译的本质是在传播民族文化的过程中,走出国门,超越语言,实现世界多元文化的会通。
二、庞德“意象”的审美阐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庞德“意象”的审美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1）艾米·洛威尔汉风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艾米·洛威尔汉风诗概况 |
| 第一节 汉风诗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艾米·洛威尔的汉风诗 |
| 第二章 艾米·洛威尔汉风诗创作背景及成因 |
| 第一节 中国文化西传及中美间文化交流的促进 |
| 第二节 美国政治经济变革及中美政治外交与通商的影响 |
| 第三节 美国文学运动及文学思潮的推动 |
| 第三章 艾米·洛威尔汉风诗的创作特征 |
| 第一节 错落有致之形 |
| 第二节 兼收并采之美 |
| 第三节 自然圆融之思 |
| 第四章 艾米·洛威尔汉风诗的变异学分析 |
| 第一节 诗歌用语习惯及语言风格的协调改良 |
| 第二节 诗歌音韵节奏及诗体形式的融合创新 |
| 第三节 中国题材与中国诗歌意象的借用改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2）马歇尔·麦克卢汉媒介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由来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目的、思路与意义 |
| 第一章 麦克卢汉媒介诗学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一节 麦克卢汉媒介诗学的思想起源 |
| 一、麦克卢汉的学术道路 |
| 二、麦克卢汉媒介诗学的形成基础 |
| 第二节 麦克卢汉媒介诗学的三次转向 |
| 一、从文学批评转向广告意象批评 |
| 二、从广告意象批评转向媒介文化批评 |
| 三、从媒介文化批评转向“泛文本”批评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麦克卢汉媒介诗学的文学批评 |
| 第一节 文学批评的思想缘起 |
| 一、剑桥批评传统 |
| 二、源自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 |
| 第二节 基于“三学科”背景的文学分期 |
| 一、前奥古斯丁时期 |
| 二、自奥古斯丁至阿伯拉时期 |
| 三、自阿伯拉至伊拉斯漠时期 |
| 四、自托马斯·纳什以来的时期 |
| 第三节 关于诗歌意象的批评 |
| 一、关于诗歌意象的基本认识 |
| 二、诗意过程中的群体意象 |
| 三、群体意象的两种主要类型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麦克卢汉媒介诗学的文化批评 |
| 第一节 关于流行文化的批评 |
| 一、古代智慧的现代复兴 |
| 二、广告意象批评 |
| 第二节 关于“泛媒介”的模式识别 |
| 一、“泛媒介”的提出 |
| 二、“泛媒介”延伸的模式识别 |
| 三、“泛媒介”效应的模式识别 |
| 第三节 基于“泛媒介”的复合文化文本 |
| 一、复合文化文本的生成 |
| 二、复合文化文本的三种主要类型 |
| 三、关于复合文化文本的空间隐喻 |
| 四、“地球村”的多维度隐喻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麦克卢汉媒介诗学的媒介生态研究 |
| 第一节 作为环境的媒介 |
| 一、源自生态意识的环境与反环境 |
| 二、环境的双重隐喻 |
| 三、环境的双重效应 |
| 第二节 源自环境与反环境的媒介生态 |
| 一、环境中的艺术家 |
| 二、作为反环境的艺术 |
| 三、关于环境与反环境的生态隐喻 |
| 第三节 关于媒介生态演变的媒介定律 |
| 一、生态演变中的形式因 |
| 二、基于形式因的媒介定律 |
| 三、关于媒介定律的媒介词源学 |
| 四、基于媒介词源学的诗学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关于麦克卢汉媒介诗学的比较与理论综合 |
| 第一节 麦克卢汉媒介诗学的比较 |
| 一、媒介诗学与原型批评的比较 |
| 二、媒介诗学与威廉斯文化研究的比较 |
| 三、媒介诗学与洛根媒介生态研究的比较 |
| 第二节 关于媒介诗学整体特征的理论综合 |
| 一、媒介诗学的双重结构 |
| 二、媒介诗学的思想成果 |
| 三、媒介诗学的理论定位 |
| 四、媒介诗学的意义与局限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现状及评析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评析 |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4 研究内容及创新 |
| 第二章 整体翻译论的建构 |
| 2.1 翻译与其他行为、与社会语境的融合 |
| 2.2 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 |
| 2.3 译文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 |
| 2.4 译者翻译思想及实践的切合 |
| 2.5 翻译对其他行为、对社会的整体价值 |
| 第三章 袁可嘉翻译、创作、治学的三位一体 |
| 3.1 翻译、创作、治学的遇合(20世纪40年代) |
| 3.1.1 追求现代主义的社会语境 |
| 3.1.2 中国式现代主义诗写与新诗现代化诗论 |
| 3.1.3 现代主义诗论与诗篇的翻译 |
| 3.1.4 翻译、创作、治学遇合的现代主义命题 |
| 3.2 翻译、创作、治学的互动共生(20世纪50至60年代) |
| 3.2.1 追求进步文艺的社会语境 |
| 3.2.2 新民歌诗写的阶段性尝试 |
| 3.2.3 外国进步文学研究与文论编纂 |
| 3.2.4 进步文学与西方文论的翻译 |
| 3.2.5 翻译、创作、治学互动共生的追求进步尺度 |
| 3.3 翻译、创作、治学的回归(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 |
| 3.3.1 文艺追求自由与现代主义涌入的社会语境 |
| 3.3.2 现代诗写的情绪复萌 |
| 3.3.3 现代主义文学的系统研究 |
| 3.3.4 现代主义文学与西方文论的协同翻译实践 |
| 3.3.5 翻译、创作、治学回归的现代主义向度 |
| 第四章 袁可嘉诗歌翻译文本的整体特性 |
| 4.1 诗人译诗: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 |
| 4.1.1 原文整体理解的鞭辟入里 |
| 4.1.2 译文语言、形式的识变从宜与内容的整体呈现 |
| 4.2 深度翻译: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 |
| 4.2.1 译序与后记——正文本价值的预设及翻译理念的廓清 |
| 4.2.2 译注——正文本可理解性的提升 |
| 4.3 整体特性到经典性的升华 |
| 4.3.1 翻译文学经典辨识 |
| 4.3.2 彭斯诗歌翻译集的五次再版 |
| 4.3.3 译诗《当你老了》的广泛流传 |
| 第五章 袁可嘉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思想 |
| 5.1 翻译、创作、治学的融合 |
| 5.2 宏观翻译的多维审视 |
| 5.2.1 翻译动机:联系社会“实际需要” |
| 5.2.2 文本选用:不译“靡靡之音”和平庸之作 |
| 5.2.3 译者伦理:“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
| 5.3 微观翻译的策略性调控 |
| 5.3.1 译诗的“整体观念” |
| 5.3.2 诗歌风格的可译性及译者的任务 |
| 5.3.3 习语翻译四情形及翻译加注六原则 |
| 第六章 袁可嘉翻译的社会文化价值 |
| 6.1 丰富与革新:诗歌创作多元化的促进 |
| 6.1.1 语言文字层面 |
| 6.1.2 格律层面 |
| 6.2 翻译之力:文学思潮演进的助推 |
| 6.2.1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助推 |
| 6.2.2 进步文学思潮的助推 |
| 6.3 文化搬运:西方文化的引入 |
| 6.3.1 宗教文化 |
| 6.3.2 习俗文化 |
| 6.3.3 古希腊文化 |
| 6.3.4 工业文明 |
| 第七章 结语 |
| 7.1 主要发现及结论 |
| 7.2 研究启示——创作型、学者型翻译家研究的整体性进路 |
| 7.3 研究不足及后续研究设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袁可嘉主要着译成果 |
| 附录二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4）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 |
| 1.5 研究意义与价值 |
| 第2章 柏桦诗歌创作及国内研究 |
| 2.1 柏桦生平 |
| 2.2 柏桦诗歌创作 |
| 2.2.1 诗歌创作概况 |
| 2.2.2 诗歌创作“表达”期 |
| 2.2.3 诗歌创作“往事”期 |
| 2.2.4 诗歌创作“逸乐”期 |
| 2.3 柏桦诗歌国内研究综述 |
| 2.3.1 柏桦早期作品研究 |
| 2.3.2 柏桦近期作品研究 |
| 2.4 柏桦作品在港台 |
| 2.4.1 香港 |
| 2.4.2 台湾 |
| 第3章 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 |
| 3.1 译介概况 |
| 3.1.1 在英语世界的译介 |
| 3.1.2 在非英语世界的译介 |
| 3.2 译介主体 |
| 3.2.1 译者背景 |
| 3.2.2 译者类型 |
| 3.2.3 翻译模式 |
| 3.3 文本选择 |
| 3.3.1 文本选择概况 |
| 3.3.2 文本选择的缘由探析 |
| 3.4 传播媒介 |
| 3.4.1 出版机构 |
| 3.4.2 网络媒介 |
| 3.5 社会文化语境 |
| 3.5.1 早期:1988-2007 |
| 3.5.2 近期:2008年至今 |
| 第4章 柏桦诗歌在海外的接受 |
| 4.1 在英语世界的接受 |
| 4.1.1 接受概况 |
| 4.1.2 以菲奥娜为中心 |
| 4.1.3 以戴迈河为中心 |
| 4.2 在非英语世界的接受 |
| 4.2.1 在法国的接受 |
| 4.2.2 在德国的接受 |
| 4.2.3 在其他国家的接受 |
| 4.3 中外不同视域下的柏桦研究 |
| 4.3.1 访谈对比分析 |
| 4.3.2 研究内容差异 |
| 4.4 不同语境下的柏桦评价 |
| 4.4.1 中国大陆评价 |
| 4.4.2 中国港台评价 |
| 4.4.3 海外评价 |
| 第5章 柏桦诗歌翻译研究 |
| 5.1 多译本对比分析:以英译本为例 |
| 5.1.1 文本概述 |
| 5.1.2 文本形式分析 |
| 5.1.3 译本对比分析 |
| 5.1.4 译者风格评析 |
| 5.2 柏桦诗歌翻译中的变异:以霍布恩英译为例 |
| 5.2.1 变异研究理论基础 |
| 5.2.2 译者背景及其翻译实践 |
| 5.2.3 霍布恩英译中的变异 |
| 5.3 中外译者合作翻译案例述评 |
| 5.3.1 《望气的人》译文对比 |
| 5.3.2 《一切黑》译文对比 |
| 第6章 柏桦诗歌海外译介的理论阐释与当代意义 |
| 6.1 从文学场域理论看柏桦诗歌译介与接受 |
| 6.1.1 早期与近期接受状况对比分析 |
| 6.1.2 文学场域理论与思维范式变革 |
| 6.2 从阐释学理论视角看诗歌翻译的当代意义 |
| 6.2.1 译者的角色与任务 |
| 6.2.2 现代阐释学的理论启示 |
| 6.2.3 诗歌翻译与诗歌意义建构 |
| 6.3 中国当代诗歌如何更好地走向世界 |
| 6.3.1 海外汉学家看中国当代诗歌:理性的启示 |
| 6.3.2 中国当代诗歌海外译介:策略与路径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柏桦着作及获奖简介 |
| 附录2 :柏桦受邀参加国际诗会活动情况 |
| 附录3 :柏桦早期与海外汉学家译者的通信情况 |
| 附录4 :德国汉学家白嘉琳对柏桦的访谈原稿 |
| 附录5 :笔者对部分汉学家译者的访谈稿 |
| 附录6 :柏桦译诗发表情况统计表 |
| 附录7 :尚未出版的柏桦诗歌英译篇目统计 |
| 附录8 :柏桦2016年在巴黎七大诗歌研讨会的演讲稿 |
| 附录9 :多译本对比研究诗歌中英文本材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5）诗歌翻译意象再创造的审美层次论——以庞德的意象诗“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汉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1. 引言 |
| 2. 不同译本的意象构成分析 |
| 3.《在地铁站》的语义及审美信息的认知分析 |
| 4. 翻译过程多层次的意象审美再创造 |
| 5. 结语 |
（6）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 二、核心概念、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发展论(上) |
| 第一节 白话新诗与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发生 |
| 一、“诗界革命”的影响 |
| 二、意象派的影响 |
| 三、新诗运动倡导者的选择 |
| 第二节 二三十年代中国意象诗学的发展和深化 |
| 一、闻一多“幻象”论对胡适“影像”论的深化 |
| 二、象征派意象诗学的勃兴 |
| 三、意象美学研究的自觉 |
| 第二章 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发展论(下) |
| 第一节 现实主义生活意象论的崛起 |
| 一、艾青的“生活感觉”意象论 |
| 二、臧克家的“生活意象”论 |
| 第二节 九叶诗派的意象论 |
| 一、唐湜的“诗质”意象论 |
| 二、袁可嘉的“类型意象”论 |
| 第三章 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贵意”倾向 |
| 第一节 意象的“贵意”传统与“意” |
| 一、意象的“贵意”传统：言意之辩 |
| 二、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意” |
| 第二节 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贵意”性 |
| 一、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贵意”之“意” |
| 二、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贵意”的原因 |
| 第四章 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尚象”倾向 |
| 第一节 中西“象”范畴的演变及其特征 |
| 一、中国古代“象”范畴的演变及其特征 |
| 二、西方“象”范畴的演变及其特征 |
| 第二节 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尚象”性 |
| 一、“尚象”之“象”的形象性 |
| 二、“尚象”之“象”的象征性 |
| 三、“尚象”之“象”的变动性 |
| 四、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尚象”的原因 |
| 第五章 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创构论与批评论 |
| 第一节 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创构论 |
| 一、“意”“象”二元关系的理解 |
| 二、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创构论 |
| 三、营造意境：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创构的审美追求 |
| 第二节 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批评论 |
| 一、意象批评的过程及心理活动 |
| 二、意象批评需具备的个人能力 |
| 三、20世纪前期意象批评兴起的原因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7）论美国深层意象派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接受（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研究的缘起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3 研究的方法、意义和创新点 |
| 第1章 深层意象派接受中国古典诗歌影响的原因 |
| 1.1 力求摆脱前辈现代派诗人的桎梏 |
| 1.2 寻求新的思维方式 |
| 1.3 寻求美学风格的突破 |
| 第2章 深层意象派接受中国古典诗歌的表现 |
| 2.1 体察道家哲学与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自然之道” |
| 2.2 化用中国传统“意象” |
| 2.2.1 改变意象特征:意象成为刹那感受的体现 |
| 2.2.2 化用具体意象:改变对西方诗歌“image”的习惯性认知 |
| 2.3 借用中国古典诗歌的表现技巧 |
| 2.3.1 “物化” |
| 2.3.2 “沉冥” |
| 第3章 深层意象派接受中国古典诗歌影响后的诗境重构 |
| 3.1 融合与重构 |
| 3.1.1 中国诗歌传统与深层意象派诗歌观念的融合 |
| 3.1.2 重构艺术思维中的无意识联想方式 |
| 3.2 重塑诗境的两种方式 |
| 3.2.1 罗伯特·勃莱的“理性的冷” |
| 3.2.2 詹姆斯·赖特的“轻微震惊” |
| 3.3 深层意象派诗境重构的意义 |
| 第4章 深层意象派接受中国古典诗歌的意义 |
| 4.1 拓展了美国诗歌的文化格局 |
| 4.2 改变了美国诗歌意义的生成方式 |
| 4.3 想象一种诗性文化的乌托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校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诗学考据:经典的重铸——蒋洪新“庞德研究”学术思想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1.0引言 |
| 2.0诗学考据:经典的召唤 |
| 3.0诗学考据的过程 |
| 3.1“知人论世”:钩沉意象的诗化过程 |
| 3.2以意逆志:洞察意象的表达方式 |
| 4.0结论 |
（9）论T.S.艾略特戏剧的仪式化（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T.S.艾略特戏剧仪式化的问题与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T.S.艾略特戏剧研究史 |
| 一、早期研究：1932-1950年代 |
| 二、奠基期：1960-1970年代 |
| 三、向纵深发展：1980年代至今 |
| 四、中国的艾略特戏剧研究 |
| 五、T.S.艾略特戏剧研究的现状与展望：边缘化和零散化 |
| 第二章 T.S.艾略特戏剧的仪式化现象 |
| 第一节 表现形式上的仪式化 |
| 一、“爵士戏剧”及其他黑人艺术 |
| (一) 爵士乐与艾略特的仪式化戏剧观 |
| (二) 爵士乐因素的具体表现和仪式化效果 |
| (三) 对其他黑人艺术的吸收：“吟游歌者秀” |
| 二、“小剧场”与古希腊戏剧传统 |
| 三、日本能剧与“实验戏剧” |
| (一) 理论基础：能剧的“意象性” |
| (二) 实践先例：《鹰之井》与其他 |
| (三) 借鉴目的：重塑西方原始仪式与传统 |
| 第二节 内部结构上的仪式化 |
| 一、“生-死-重生”原型 |
| (一) 内涵：弗雷泽的植物神崇拜理论 |
| (二) 表现：整体结构与季节隐喻 |
| (三) 作用：与基督信仰的融合的生死观 |
| 二、“阿里斯多芬式结构” |
| (一) 戏剧结构 |
| (二) 人物设置 |
| 第三章 T.S.艾略特戏剧仪式化的理论来源与基础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如何认识真理 |
| 一、来自柏格森的影响：通过“直觉”认识真理？ |
| (一) 、认识真理的可能途径：直觉主义 |
| (二) 难以消解的二元论：柏格森主义的祛魅 |
| 二、来自哈佛的影响：唯心的“真理之路”？ |
| (一) 对实用主义“真理观”的反思 |
| (二) 对绝对唯心主义“真理观”的反思 |
| 第二节 问题的解决：真理之路——直接经验、无意识和原始仪式 |
| 一、认识真理的媒介：“直接经验”及其无意识性质 |
| 二、认识真理的方式：无意识的“集体性”和“非个人化” |
| 三、认识真理的范例：原始思维与仪式 |
| 第三节 问题的衍生：原始仪式的理论基础、框架和实例 |
| 一、原始思维与仪式的理论建构：来自列维-布留尔的影响 |
| (一) 原始思维的“前逻辑”性：对西方现代逻辑的反抗 |
| (二) 原始思维的“神秘”属性：互渗律 |
| (三) 原始思维的现代化：仪式与文学 |
| (四) 原始思维和仪式理论的具体表现和应用 |
| 二、原始仪式的框架和实例：来自弗雷泽与剑桥学派的影响 |
| (一) 原始仪式的基本模型：对弗雷泽的《金枝》的反思和吸收 |
| (二) 文学中的仪式之实例：剑桥学派的古典学研究 |
| 第四章 T.S.艾略特的仪式化戏剧理论 |
| 第一节 对当代戏剧的反思 |
| 第二节 仪式化戏剧的诸要素 |
| 一、仪式化戏剧的内在结构：现代芭蕾的启示 |
| 二、仪式化戏剧的语言：韵律与诗 |
| (一) 仪式韵律与诗 |
| (二) 诗剧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
| (三) 艾略特的诗剧实践 |
| 三、仪式化戏剧的人物设置：从原始仪式到英式“幽默” |
| 第三节 仪式化戏剧的目的 |
| 一、仪式化戏剧的社会功能和艺术价值 |
| 二、仪式化戏剧对现代社会的作用 |
| 结语 戏剧仪式化所反映的问题和意义：艾略特的“一体论” |
| 参考书目 |
| 附录 |
（10）万文“意”始，万象归一 ——诗歌翻译的“太极译象观”（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易学的浪漫回归 |
| 1.1 文之初,意本源: 研究背景 |
| 1.1.1 易之道: 《周易》概述 |
| 1.1.2 译之源: 《周易》与翻译 |
| 1.1.3 “一”之理: 题目解说 |
| 1.1.3.1 万文“意”始 |
| 1.1.3.2 万象归一 |
| 1.2 研之道,贵以鲜—一研究意义与创新性 |
| 1.2.1 化之传: 诗歌翻译与中国文化跨境传播 |
| 1.2.2 “易”阑珊: 《周易》与诗歌翻译的融会贯通 |
| 1.3 一而十,十而百: 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角度 |
| 1.3.2 方法论 |
| 1.3.3 一般方法 |
| 1.3.4 具体方法 |
| 1.4 知先言,识先文: 文献综述 |
| 1.4.1 研究文献回顾 |
| 1.4.1.1 大易翻译学 |
| 1.4.1.2 “五行”与翻译 |
| 1.4.1.3 “阴阳”与翻译 |
| 1.4.1.4 “象”与翻译 |
| 1.4.1.5 “太极”与翻译 |
| 1.4.1.6 其他易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
| 1.4.2 研究成果评价 |
| 1.4.3 尚未解决的问题 |
| 第二章 流转的译场: 灵动的“译象观” |
| 2.1 大美在易,轮回相契: 理论来源 |
| 2.2 相生相克,气理相通: 理论基础 |
| 2.2.1 生与克: 五行相息 |
| 2.2.2 言与魂: 空谷诗韵 |
| 2.2.3 景与态: 清漪化境 |
| 2.2.4 力与权: 轻舟传语 |
| 2.3 立象尽意,天人合一:“太极译象观” |
| 2.3.1 万物一始,万文“意”始 |
| 2.3.2 主体开天地 |
| 2.3.3 客体荡涟漪 |
| 2.3.4 主客相融,生生不息 |
| 第三章 朦胧的遮蔽: 译者翻译思想分析 |
| 3.1 精气为物,弥纶天地: 译者翻译思想模型 |
| 3.1.1 各从其类,各指其所 |
| 3.1.1.1 翻译需求 |
| 3.1.1.2 翻译趣味 |
| 3.1.1.3 审美人格 |
| 3.1.2 精气成物,倒置天地 |
| 3.1.3 物我同一,神物同游 |
| 3.1.3.1 与天地准,与天地似 |
| 3.1.3.2 旁行不流,乐天知命 |
| 3.1.3.3 范围天地,曲成万物 |
| 3.1.3.4 物我归一,神物同游 |
| 3.2 严谨的传教士: 理雅各 |
| 3.2.1 文化身份 |
| 3.2.2 学术准备 |
| 3.2.3 翻译目标 |
| 3.2.4 翻译思想及翻译策略 |
| 3.2.4.1 《中国经典》中的《诗经》译本 |
| 3.2.4.2 韵体《诗经》译本 |
| 3.2.4.3 《东方圣书》中的《诗经》译本 |
| 3.3 洒脱的诗人: 庞德 |
| 3.3.1 翻译目的 |
| 3.3.2 诗学观的三次转变 |
| 3.3.3 翻译思想 |
| 3.4 本色的译者: 汪榕培 |
| 3.4.1 文本选取 |
| 3.4.1.1 翻译需求 |
| 3.4.1.2 翻译趣味 |
| 3.4.1.3 审美人格 |
| 3.4.2 翻译思想 |
| 3.4.3 翻译策略 |
| 3.5 透明的归隐 |
| 第四章 诗意的再生：诗歌译本重构 |
| 4.1 境的呈现：诗歌翻译距离 |
| 4.2 意的表达：意义重构 |
| 4.3 美的延续：意境重构 |
| 4.4 声的传递：意识重构 |
| 第五章 诗性的复活：诗歌文化的跨境传播 |
| 5.1 得“意”而忘“象”：“言意”相融，和谐共生 |
| 5.2 与天地合其德：天人相合的文化归一 |
| 第六章 结语 |
| 6.1 主客相融，文我归一 |
| 6.2 本研究的主要观点 |
| 6.3 本研究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研究中涉及到的新范畴 |
四、庞德“意象”的审美阐释（论文参考文献）
- [1]艾米·洛威尔汉风诗研究[D]. 唐思思. 贵州师范大学, 2021(11)
- [2]马歇尔·麦克卢汉媒介诗学研究[D]. 高慧芳. 山东大学, 2021(11)
- [3]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D]. 黄元军.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4]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D]. 杨安文.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9)
- [5]诗歌翻译意象再创造的审美层次论——以庞德的意象诗“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汉译为例[J]. 秦倩,颜方明. 外语与翻译, 2019(02)
- [6]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研究[D]. 袁龙.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7]论美国深层意象派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接受[D]. 牛金霞. 湘潭大学, 2019(02)
- [8]诗学考据:经典的重铸——蒋洪新“庞德研究”学术思想述评[J]. 何正兵. 山东外语教学, 2018(03)
- [9]论T.S.艾略特戏剧的仪式化[D]. 林辰.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10]万文“意”始，万象归一 ——诗歌翻译的“太极译象观”[D]. 李云竹. 东北大学, 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