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瞎指挥”,也不能不指挥（论文文献综述）
晓重[1]（2022）在《警卫(长篇小说连载)》文中指出引子高克己上班后听到的第一个"噩耗",就是今天凌晨,从平海公安处管内通过的警卫列车遭到石击了,而且石击的地点就在警卫人员值勤岗位的附近。作为一名资深的铁路公安警察,高克己知道这件事的分量,也清楚随之而来的剧烈震荡,尽管只是颗小石子,却能把平海铁路公安处炸得人仰马翻。"这点儿出息,跟死了爹似的,至于吗?"看着楼道里往来穿梭的人们脸上如丧考妣的神情,高克己暗暗冷笑。在机关工作这么多年,他太了解这座大楼里人们的心态了。
赵娜娜[2]（2019）在《“大跃进”时期河南省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村公共食堂是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伴生物和重要构成内容,是一种曾经轰轰烈烈地改变中国农民传统生活方式的“新生事物”。它从1958年夏的迅速兴起到1961年初的悄然解散,走过了近四载的曲折历程。本文以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典型区域之一——河南省新乡专区武陟县作为特定的考察区域,梳理出河南省武陟县“大跃进”时期农村公共食堂的建立、巩固、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考察19581961年间武陟县公共食堂兴起的背景、政策调整、强行恢复、艰难维持以及最终解散的过程,力求对三年困难时期武陟县公共食堂做出客观的历史评价。河南省是开展公共食堂最早的省份,武陟县又是河南省兴办公共食堂最早的县之一。本文根据武陟县档案馆保存的大量原始资料,包括当时保存下来的会议记录、调查报告、工作汇报、运动总结等资料,概述了该县县委主导的农村公共食堂兴衰的大致过程。通过这些档案中的大量细节,可以揭示县委、公社干部和大、小队干部、普通社员对公共食堂各自不同的立场以及彼此的互动,探讨各阶层的态度对农村公共食堂兴起、调整、解散所起的作用。这些档案资料,证明了中央、省委、地委宏观政策在地方贯彻的权威性和延续性,以及公共食堂在基层实践具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农村公共食堂是一件新生事物,要改变全县群众几千年来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饮食习惯,取消私有小灶,集中到大食堂集体就餐,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触及社员生活的方方面面。1958年7月,中共武陟县委在新乡地委的要求下开始筹备公共食堂,县委要求各乡镇上报创办大食堂（农忙食堂）的经验。接着,中共武陟县委树立詹店公社、城关公社两个典型,推广经验。8月23日,随着人民公社的成立,公共食堂在全县普及。11月初,县委采取一些措施对全县公共食堂进行了巩固提高。随着公共食堂的成立,全县也普及了供给制和集体福利事业。1959年初,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的弊病不断暴露出来。武陟县委对公共食堂进行了初步整顿,如实行“计划用粮、以人定量”;“允许社员在家吃饭”、自愿参加食堂;缩小食堂规模等。因为家庭副业是公共食堂的逻辑延伸,在初步整顿食堂的同时,县委还要求开展多种经营和副食品生产等措施来增加社员口粮。这些措施,使食堂初期的混乱局面有所改善。但是,公共食堂的整顿工作,因为庐山会议上的反右倾斗争而被迫停止下来。庐山会议后,武陟县再次出现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公共食堂的强行恢复,“五风”盛行,加上反瞒产运动,给农村造成了很大破坏。1960年初,武陟县委对公共食堂进行再整顿。但这些措施不足以改善公共食堂的困难局面,全县普遍出现了浮肿病、人口外流、中毒事件、非正常死亡等严重的困难。县委不得不推行粮食增量法、代食品运动等措施维持公共食堂的运行。1961年初,中共武陟县委根据上级精神,在农村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了公共食堂中存在的诸多弊端,摸清了基层民众对公共食堂的真实态度,明白了停办食堂的好处,找到了食堂停伙的善后办法,在此基础上解散了全县的公共食堂。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是在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有领导、有步骤地分批分期散伙的,并且在食堂解散前和解散过程中甚至解散后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并非“一哄而散”。武陟县大办农村公共食堂浪费了大量粮食,挫伤了社员劳动积极性,剥夺了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恶化了干群关系,而且把社员置于非常恶劣的饮食环境中。公共食堂是“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的产物,它给武陟县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认真总结这一经验教训,对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林俊德[3]（2018）在《在战胜挫折和困难中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学习《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的体会》文中提出这一卷《年谱》着重记录毛泽东主席为战胜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前进中遇到的挫折和困难作出的艰苦努力,所采取的重大措施,主要是:认真总结经验,深入调查研究,承担错误责任;制定建设计划必须从实际出发,留有余地,注意综合平衡;要按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大办农业,大办粮食;要根据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及农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来确定人民公社体制,不得刮"共产风",不得搞浮夸和强迫命令、瞎指挥。社会主义有其固有的规律,只有遵循其规律,才能健康发展;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必须经过长期的实践,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掌握。所有这些,不仅对于当时战胜挫折和困难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李庆召[4]（2017）在《内生外动：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的生成与演变 ——基于对广东省蕉岭县芳心村的调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是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视角,研究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生成与演变的历史过程,试图通过对不同历史阶段村庄公共权力生成模式的分析,考察现代国家建构中村庄公共权力监督机制的若干主要形态,并揭示其变迁的基本规律。在把握村庄公权力监督演变规律的基础上,针对现阶段我国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的现实困境,构建与以往不同的村庄公共权力监督模式。村庄公共事务内容决定村庄公共权力特性,村庄公共权力特性决定村庄公共权力监督模式。在村庄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村庄承担的公共事务可分为外部事务（国家事务）和内部事务（村庄事务）两种。为保证内外公共事务顺利完成,村庄内外力量对处于上承下接位置的村庄公共权力进行多种形式的监督。由此,村庄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形成了以特定机制为主导的权力监督模式,如传统时期以自我道德监督为主、权力监督为辅的模式;新政权建设时期外部运动监督为主、内部权力监督为辅的模式;税费改革之后权力制衡监督为主、道德法律监督为辅等模式。因此,本文按照“道德监督—运动监督—权力监督—困境分析—路径预测”这一线索进行探究,以求能够把握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生成和演变的基本规律。本文认为,宋明以后,随着祠堂族权的发展,族权在保持中国基层社会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政权通过对儒家伦理道德的宣扬,将族权与伦理道德紧密结合。祠堂族权承担的主要是与宗族成员共同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这一时期村庄公共权力的行使范围与强度相对较弱。在权力主体内在的道德监督下,发生蜕变的可能性较小。因此,族权在缺乏内外监督机制的作用下依然能够维持宗族共同体的稳定。清末,国家政权扩张过程中,国家力量试图通过族正制、保甲制控制基层社会,但由于监控能力有限,导致“营利型经纪”增生;新中国成立后,为从农村汲取更多的资源支援城市和工业发展,形成了人民公社体制。合作化运动中适应公社事务急剧增长的需要,基层社会分化形成了新的“干部阶层”。为更好的执行国家政策,完成上级下派的各项任务,公社干部这一新阶层掌握的公共权力急剧膨胀,并发生蜕变。公社内生监督严重不足,引发干群关系紧张。外力支持下的村庄公共权力扩张,普通社员的私权利萎缩,难以通过内部的社会监督约束公共权力。“大跃进”中因政策失误、自然灾害等原因,发生国民经济衰退等严重问题。国家通过在农村开展“整风整社”、“反三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方式运用外部力量对基层干部进行运动型监督,最终引发阶级斗争扩大化。人民公社解体后,村民自治填补了国家退出后的权力真空,村庄承担的国家事务减少,而村庄内部的服务型事务增多。处在夹缝中的村干部,为完成国家任务的硬指标,将重心放在税费收取和计划生育等国家行政事务上,并从中谋取私利。税费改革以后,国家对农村由汲取向给予转变。村庄集体资产增加,资源增值,部分村庄干部利用公共权力中饱私囊,成为新的“营利型经纪”。在“乡政村治”模式下,村庄公共权力转型,农民的监督意识增强,创造性利用村庄内部传统资源,通过外力推动形成了专门化的监督机构——监事会,并在外力持续作用下不断完善,形成了内外监督的合力,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村庄公共权力继续蜕变。但这种以权力监督权力的模式存在监督机构独立性不足,动力来源后劲缺乏等困境,需构建“内生外动”型的权力监督模式。“内生外动”型监督模式构建的基本路径包括,划定内外力量作用的边界;利用村庄内部潜在的监督资源;培育完善现有的内部监督机制;发挥内外监督力量的协同作用,提升内生监督主体的意识和能力等。本文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不同历史阶段村庄权力监督模式的生成与公共权力的特性紧密相关;中国村庄公共权力监督模式的演变是由内外监督力量的作用方式所决定的;现阶段村庄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需要多种机制形成合力;“内生外动型”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破解我国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困境的可选路径。
李贵[5]（2017）在《河南省开封专区农村整风整社运动研究（1958-1962）》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中国建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共乡村治理的基本线索可以说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条线索的起点自然是土地改革运动,通过土改中的阶级斗争实践,农村社会不仅实现了土地、财富的再分配,而且每个人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都与阶级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继土改之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缺少经验,产生了许多问题。为此,在中共中央的要求下,各地结合着整党整风,对合作社、人民公社进行了长期的、时断时续的整顿。在整风整社的过程中,有两种思路一直在起着作用,一是阶级斗争,二是技术式整顿,在不同的阶段,两者往往交替居于主导地位。1962年,随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公社体制的确立,及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阶级斗争的重提,农村整风整社融入到了新的"四清"运动中,中共乡村治理的模式几乎完全为阶级斗争所取代。因此,可以说,农村整风整社运动是改革开放前中共"以阶级斗争为纲"乡村治理链条上的重要环节。相对于土改、"四清"的研究而言,学界对农村整风整社的关注度不高,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这一运动的影响不及土改、"四清";二是整风整社持续时间长、时断时续,中央文件对此记载不甚清晰,做全国层面的系统梳理有一定难度。为此,本文以河南省开封专区为中心,利用当地丰富的档案资料,考察了 1958一1962年人民公社时期整风整社运动在专区范围内的开展过程。研究的需要,文章对开封专区合作化时期的整风整社也做了论述。合作化时期开封专区对初级农业社的整顿有1955年春、1956年春两次,对高级农业社的整顿有4次,分别在1956年春、1956年秋、1956年底至1957年初、1957年冬至1958年春。其主要特点是:运动主要由基层党委领导,工作队起辅助作用;强调整党、整团、整社的一致性;重视对三类社的改造。1958—1962年人民公社时期开封专区农村整风整社运动大致分为5个阶段:第一阶段1958年8月到10月,整风整社主要是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为贯彻"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左"倾方针服务,同时对人民公社的所有制、经营管理、公共食堂等问题,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研究和试验。第二阶段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即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前,整风整社主要是贯彻纠"左"政策,开展针对"共产风"的清算旧账工作。第三阶段1959年11月至1960年3月,即庐山会议后的近半年时间里,整风整社以贯彻"反右倾"为中心,先从农村党员干部整风开始,接着以社会主义教育的形式扩展到了全体农村人口中。第四阶段1960年4月至1961年3月,整风整社主要是整肃农村干部,大致以1960年11月"十二条"的下发为界,前段以改造"三类队"和开展"三反"为主要内容,后段以开展"民主革命补课"和反"五风"为主要内容。第五阶段1961年4月至1962年10月,整风整社以贯彻《农业60条》为主,内容上包括调整社队规模、民主办社、小队核算、甄别平反等。通过对人民公社时期开封专区农村整风整社运动的考察,本文认为:首先,开封地委对不同阶段整风整社运动的部署,基本遵循中共中央的思路,阶级斗争与技术式整顿交替居于主导地位。在以阶级斗争为主的时段,专区内下级机关往往会迎合上级,制造一些阶级斗争形势紧张的虚假材料,从而使运动有种错误放大化的效应。其次,开封专区1960年4月至1961年3月的整风整社是按照毛泽东"两类矛盾"理论进行的。在运动开始前,先划清"敌我",在社队中按问题的严重程度分出一、二、三类,然后在所谓"敌人掌权"的三类社队重划阶级成分、成立贫下中农阶级组织,开展夺权斗争,对疑似有问题的干部采取集特训的方式处理。这些做法都延续到了"四清"运动时期。另外,"四清"运动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其提法的雏形就是在此阶段整风整社中孕育的。因此,可以说此阶段的整风整社就是"四清"运动的前奏。最后,受"大跃进"中开封、商丘两专区合并的影响,两地干部存在竞争性的派系结构,从而使整风整社运动在开封专区的"地方化"转换方面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
胡凯基[6]（2017）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变迁研究（1979-1984）》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迁。在社会结构方面,国家权力主动收缩,社会自主性开始成长;社会流动加快;城乡之间发展差距缩小,不同乡村之间发展差距加大,沿海地区崛起。国家权力与社会关系方面的变迁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政府松开农村经济管理（主要是从原来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逐级控制农民集体生产核算变为取消人民公社、农民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自主经营）、城市企业管理（主要是放权让利）、特殊地区管理（主要是设立经济特区）的控制之手,撤回上级对下级和企业、农民个人无偿征调物资的“平调”之手,对社队企业（从1984年起称为乡镇企业）发展伸出扶持之手;社会秩序领域强调安定团结,进行了严厉打击经济和刑事犯罪活动,短时期内显着降低了犯罪发生率;生育领域加大力度推行计划生育,提出了更加严格然而不完全科学的人口出生率控制目标。政府府强社会弱、政府挤压社会的格局通过政府在保持强大的基础上主动把部分权力退还给社会,培育社会自主生长而开始迈向政府和社会双强的理想格局。在社会生活方面,婚姻恋爱进一步走向自主,商业化色彩变浓,女性地位进一步提高;社会风尚出现了从“以穷为荣”到“致富光荣”的转变,长期“左”的文化政策的结束后出现了求知爱美热;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消费在长期压抑之后显着增长;从相对封闭到对国外、境外各方面的交往大幅增加;精神生活虽有“左”的惯性思维的压制和“清除精神污染”的冲击,但总地来说是从禁锢大幅走向解放,帕累托改进带来了的全民满怀希望的可喜局面。在社会心理方面,社会各阶层都有变化,其中最显着的是农民、知识分子、个体私营经济者。农民开始摆脱依附性心理增强自主性心理,开始告别因循泥古追求生产生活的合理化,开始注意追求享受生活。政治上歧视和不信任的消失、对现代化前景的内在认同使知识分子焕发了崇高使命感,满怀热情地投入教育、科研、文化活动。相对于一般工人农民收入的稳步提高和个体私营经济者的快速致富,知识分子收入增长极其缓慢,这种长期存在而从这一时期开始愈益明显的物质生活待遇落差带来了从隐性到显性的心理失衡。个体私营经济者作为新出现的社会阶层,其自我认同经历了从“边缘的人”到“光彩的人”的转变。在不同地区因为主政者的态度措施不同,个体私营经济者的心理也有所不同。这些重大变迁实现了三个突破,即实现了对文革十年极左状态的突破,对1950年代以来传统社会主义中僵化思想与体制的突破,对几千年传统社会习俗指令经济加专制政治残余的突破。这些变迁和突破能够实现的原因一是改革开放初期这几年,总的来说,政府和民意实现了良性互动。二是建国前三十年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使越来越多的领导和群众痛感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僵化缺少活力不能再继续下去,也认识到靠政治运动、阶级斗争来补救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僵化只能是雪上加霜。三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几十年历史中形成的强大的党政军系统的支撑。四是自近代以来中国逐渐积累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现代化因素。五是中国作为几千年来发达的连续文明体所享有的遗产。
许祚禄[7]（2016）在《小县城》文中研究表明一省委第一巡视组刚进入金山县境内,就遇到一场规模空前的警民冲突,把他们堵在了大路上。这是处于三省交界大别山深处的金山县唯一的一条通向外面的公路,道路是依山而建,弯曲向前,一边是高耸连绵的山峰,一边是一条宽阔的溪流。从路面铺设的沥青来看,这还是刚通车不到一年的新路,但是路面上已经出现了许多大洞小坑,颠簸难行。在路旁的一个检查站前,多放了一块崭新的宣传牌,上写"严查超载超限,确保道路安全",几辆警车闪着警灯停在路旁,十几个交警正在路上对过往车辆进行检查。
金冲及[8]（2015）在《对遵义会议的历史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会议直接解决的是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这是当时具有决定意义而又有可能解决的问题,但它的意义并不只限于此。在这两个问题背后反映出来的是两种指导思想和方法论的根本对立: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还是独立自主地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遵义会议前,前者在中共中央曾长期处于统治地位;会议后,后者取得了主导的优势。以后,又经过瓦窑堡会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全党整风,到中共七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在党内逐步深入人心。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新的传统,成为胜利前进的保证。这才称得上党的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左华[9]（2014）在《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民生,即大多数人的生存与发展。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尤其是近代以来,民生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总基调。今天,在奋力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改善民生更是成为第一要务。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以来,就把改善民生作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在实践中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刘少奇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有着深切的民生关怀。作为毛泽东的助手,同时又是亲临第一线的指挥者,刘少奇深知理论与实际的连接点与矛盾,对我国的民生建设作出了比较全面而深刻的解读。他的民生理论与实践和毛泽东既相联系,又相区别,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改善民生的实际历史进程。本文按照“群众关切——刘少奇的思考和决策——群众实践效应”的解释模式,综合运用比较、制度主义等分析方法,分作四个阶段全面考察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变化及其独特品性。这四个阶段为：民主革命阶段,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萌动和创生；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成长和跨越；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和失误；国民经济调整阶段,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成功和挫折。民主革命阶段,刘少奇由受传统民本思想和近代民主思想的熏染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推翻旧统治的革命道路。他始终坚持,只有把争取和维护多数工农群众的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革命才能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并取得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奠定政治前提。建国初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如何在政权未稳、百废待兴的基础上满足民众对改善生活的迫切要求,成为新中国领导者面临的巨大考验。刘少奇和其他国家领导人一起制定了新民主主义发展纲领。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人民群众迫切希望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刘少奇放弃了新民主主义发展纲领,并跨越到了社会主义道路上。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民生发展提供了新的场景。刘少奇在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实现民生改善的实践中,提出了许多正确原则和方法。但是,由于对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与民众生活之间的紧张缺乏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实践逐渐偏离了民生发展的轨道。刘少奇努力纠正其中的错误,并进行了大量富有创新性的思考。为克服严重的困难,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刘少奇主抓这项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改善民生的改革举措。国民经济很快得以好转。随之,刘少奇和毛泽东对于民生改善的方法和路径分歧逐渐公开化,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之弦再次绷紧。刘少奇与毛泽东的民生理论与实践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二者之间的纷争充分反映了我国民生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邓小平汲取刘少奇的民生理论与实践的经验,并实现了创新与超越,使民众的生活水平很快有了较大提高。刘少奇不同时期的民生理论与实践,揭示了改革开放前我国民生问题的内在矛盾和演绎逻辑,为新时期我国民生建设提供了许多重要借鉴和启示。
蔡清伟[10]（2014）在《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治理的基本特点研究（1949-2013）》文中认为本论文以上、中、下三篇为结构叙述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治理的基本特点：坚持党的领导,村民当家作主,依法治村的有机统一。通过对60多年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治理的历史梳理我们发现,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国共产党对“三农”的领导采取的基本上是全能式的领导。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国共产党对“三农”的领导,是在“家庭经营”的产权基础上,逐步完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达到“村民当家作主”的目的。因此,本论文通过上、中、下三篇的论述认为：第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村的根本保证。农村党组织建设和发展,是保证广大农民群众行使自治权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农村的根本。第二,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村民当家作主则是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根本目标。中国农村的法治秩序,和谐农村社会的建立,只能通过广大村民共同遵循的民主程序才能保证,通过村民的民主监督方能实行,民主和法治向来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第三,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根本方略,依法治村则是中国共产党治理农村社会的根本途经,也是中国共产党60年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的主要经验和教训所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就是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保证村民各项民主权利,实行依法治村。这就是党的领导、村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村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也是中国共产党60多年农村社会治理的基本特点的主旨。具体三篇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上篇是党的领导篇,以改革开放为标志前后分为两章,叙述了新中国成立60多年中国共产党农村党组织对于“三农”领导机制、体制的变迁。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经历了一个曲折探索的历程。总的看来,在1957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前,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农村党的组织建设工作紧紧围绕土地改革、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等中心任务广泛展开,从组织上保证了党在农村的政治任务的实现。从1957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尽管农村党的组织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总的看来是党的“左”倾指导思想恶性循环的20年。这20年可分为两个时期：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是农村党组织建设曲折发展的十年,既有很大的成绩,也有严重失误。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①,对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也是一次严重的破坏。改革开放后,中共在强调坚持建立强有力的政党的同时,逐渐改变党的治理模式,实现了“一元化”权力结构向“多元化”权力结构模式的比较成功的转变。这种“多元化”的权力结构并不否定党的核心领导,在村民自治的发展过程中,党始终是主导性的力量。这种主导性的力量的发挥不应依赖于对农村社会的直接管控来实现的,而要通过改变其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来实现的。但作为一种“自治”制度必须以不断提升“自治”功能为根本。“自治”功能提高的出发点应是构建执政党的主导地位和村民主体地位的政治互动,这种政治互动也应是一种双赢的结果。中篇以“村民当家作主”为主题,论述了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村民当家作主”的历史变迁。在改革开放前,由于中共选择了高度集中的社会管控模式,虽然从理论上一直讲权力的人民性,但权力运行方式上一直是不断升级的高度集中的“代民作主”的管理体制。从农民协会、合作社到人民公社,村民当家作主的空间越来越狭小,“政治委托权利”的成分则逐渐增多。1978年对中国农村来说,是新中国以来乡村治理模式一次范典的转换。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这次转换是一次成功的制度变迁,创新的内源和动力来自于中国最基层的乡村。1978年小岗村的家庭承包制是乡村经济管理革命的里程碑。小岗村“大包干”的成功实践诱发了农村社会治理新机制的诞生。1980年村民委员会在广西乡村诞生。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的象征。村民自治标志着村民真正逐渐开始成为农村社会治理的主体。下篇以“依法治村”为主题,论述了新中国成立60多年中共“依法治村”的曲折探索。任何步入现代化的国家,必定应是一个法制比较完备的国家。从新中国诞生,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就为此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尽管十年“文化大革命”导致了中国法制的瘫痪,但也正是“无法无天”的十年使中共领导人及中国公民更加认识到了“法治”的重要性。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法制建设的新征程,在中共顶层法制建设的新理念指导下,中国法制一步步更加完备,“法治”理念也逐渐彰显,最终在党的十五大上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新战略,这是中国法制史上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在中共顶层法制建设的新设计下,中国底层农村的法制建设也进入了新时代。依法治村成为乡村治理的主要方法。
二、不“瞎指挥”,也不能不指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不“瞎指挥”,也不能不指挥（论文提纲范文）
（1）警卫(长篇小说连载)（论文提纲范文）
| 引 子 |
| 第一章 窝囊废和燕巴虎 |
| 第二章 能耐梗和钱串子 |
| 第三章 钻天猴请客 |
| 第四章 一面堵风的墙 |
| 第五章 踢馆事件 |
| 第六章 楼下楼上 |
| 第七章 平海六大废物 |
| 第八章 东风二百五 |
| 第九章 抡大勺的预审员 |
| 第十章 小动作和大动作 |
| 第十一章 醉翁之意 |
| 第十二章 危情列车 |
| 第十三章 红黄蓝 |
| 第十四章 真的汉子 |
（2）“大跃进”时期河南省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公共食堂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武陟县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历史状况 |
| 第一节 武陟县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状况 |
| 第二节 公共食堂兴办前的社会状况 |
| 一、公共食堂兴办前的经济状况 |
| 二、公共食堂兴办前的政治形势 |
| 第二章 兴起的背景 |
| 第一节 公共食堂兴起的原因 |
| 一、“大跃进”运动 |
| 二、人民公社化运动 |
| 第二节 公共食堂兴起的条件 |
| 一、“合伙吃饭” |
| 二、部分农民的积极拥护 |
| 三、粮食大丰产 |
| 第三章 一哄而起 |
| 第一节 公共食堂的建立与普及 |
| 一、公共食堂的筹备 |
| 二、推广经验 |
| 三、人民公社的成立和公共食堂的普及 |
| 四、公共食堂的大致面貌 |
| 五、食堂化的实质 |
| 第二节 供给制与其他各项福利事业 |
| 一、供给制 |
| 二、各项福利事业的建立 |
| 第三节 公共食堂的巩固提高 |
| 一、出现问题 |
| 二、公共食堂的巩固提高 |
| 第四章 初次整顿 |
| 第一节 食堂出现了问题 |
| 第二节 有限的政策调整 |
| 一、整顿人民公社 |
| 二、整顿公共食堂 |
| 第三节 生产救灾 |
| 一、开展多种经营和副食品生产 |
| 二、救助灾荒队 |
| 三、安排穷队发展生产 |
| 第四节 东石寺样板食堂 |
| 一、基本概况 |
| 二、初步整顿 |
| 第五章 强行恢复 |
| 第一节 庐山会议后公共食堂的再恢复 |
| 一、庐山会议的召开与公共食堂的转向 |
| 二、反右倾,办食堂 |
| 三、继续“大跃进” |
| 四、“五风”的再度泛滥 |
| 五、反瞒产私分 |
| 第二节 、再次整顿 |
| 一、学习林县 |
| 二、整顿措施 |
| 第三节 公共食堂的被迫坚持 |
| 一、保粮运动 |
| 二、安排社员生活 |
| 第四节 生存危机 |
| 一、口粮标准一再压低 |
| 二、中毒事件 |
| 三、人口外逃、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 |
| 第五节 “渡荒”难度 |
| 一、艰难的维持 |
| 二、保人保畜 |
| 第六章 决策解散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政策的转向 |
| 一、宣传贯彻“十二条” |
| 二、宣传贯彻“六十条(草案)” |
| 第二节 调查研究 |
| 一、群众疾病调查 |
| 二、供给制不得人心 |
| 三、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 |
| 四、解散食堂的经验 |
| 五、调查研究与公共食堂的解散 |
| 第三节 决策解散 |
| 第七章 公共食堂的教训与启示 |
| 第一节 从口粮标准看武陟县公共食堂与“大饥荒”的关系 |
| 一、供给不足 |
| 二、分配不均 |
| 第二节 公共食堂的弊端 |
| 一、浪费了大量粮食 |
| 二、挫伤了社员劳动积极性 |
| 三、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剥夺 |
| 四、恶化了干群关系 |
| 五、公共食堂饮食环境恶劣 |
| 第三节 公共食堂失败的原因 |
| 第四节 公共食堂失败的教训与启示 |
| 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
| 二、正确认识共产主义 |
| 三、应重视调查研究 |
| 四、必须健全党内民主 |
| 五、必须尊重个人自由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在战胜挫折和困难中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学习《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的体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一、认真总结经验, 用正反两方面经验指导工作、开辟道路 |
| 二、深入调查研究发现党的指导方针的偏差和实际工作的错误, 以巨大的勇气和毅力予以纠正, 努力把党的工作引导到正确的轨道 |
| 三、认定社会主义是艰难而光明的事业, 只要遵循其固有规律不懈奋斗, 必能成功 |
（4）内生外动：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的生成与演变 ——基于对广东省蕉岭县芳心村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杜赞奇命题” |
| (二) 一个根本性问题 |
| (三) 日趋严峻的现状 |
| 二、文献回顾 |
| (一) 公共权力监督的研究 |
| (二) 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框架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个案基本概况 |
| (一) 蕉岭县基本概况 |
| (二) 三圳镇情况简介 |
| (三) 芳心村村情概况 |
| 第一章 宗族共同体公共权力的道德监督与约束 |
| 一、传统社会村庄公共权力的道德监督 |
| (一) 公共权力的道德监督机制 |
| (二) 中国伦理道德与祠堂族权 |
| 二、芳心村戴姓宗族共同体的形成及发展 |
| (一) “开基田头定居黄龙” |
| (二) “聚族而居十代千口” |
| 三、芳心村戴姓宗族公共权力的产生及形态 |
| (一) 宗族共同体公权力的产生 |
| (二) 族、房长权力的作用范围 |
| 四、戴姓宗族公共权力向公共权威的转化 |
| (一) 与祖先崇拜相关的活动 |
| (二) 维护宗族公共利益的活动 |
| 五、戴姓宗族权威的道德监督与制约 |
| (一) 宗族权威的道德自律 |
| (二) 族权内部的权力制衡 |
| (三) 自下而上的层级监督 |
| (四) 族规对族权的限定 |
| 六、外部力量对族权的尝试性监控及成效 |
| (一) 国家权力对族权的介入过程 |
| (二) 国家权力对族权监控的失败 |
| 七、小结 |
| 第二章 新政权建设时期的群众运动型监督 |
| 一、土地改革中村庄公共权力主体的更替 |
| (一) 过渡性的村级权力组织 |
| (二) 新政权下的首批乡村干部 |
| (三) 对农会权力蜕变性质的判断 |
| 二、国家事务剧增中村庄公共权力的重构 |
| (一) 疾风骤雨般的农业合作化 |
| (二) 群体分化形成的“干部阶层” |
| 三、公社体制下村庄事务与公共权力特性 |
| (一) 村庄承担的内外公共事务 |
| (二) 公社的权力结构及其特点 |
| 四、公社权力蜕变及内部监督机制 |
| (一) 村庄公共权力蜕变的表现 |
| (二) 内部权力监督机制的限度 |
| 五、外部监督的尝试:农村基层反“三风” |
| (一) 社员对问题的揭露及处理 |
| (二) 当事人的意见及事实还原 |
| 六、外力监督范围的扩大:“四清”运动 |
| (一) 内外权力相互结合 |
| (二) 清查账目干部分类 |
| (三) 处理包袱进行退赔 |
| (四) 完善制度健全机构 |
| 七、小结 |
| 第三章 “乡政村治”下权力制约型监督的形成 |
| 一、人民公社解体下村庄公共事务的变迁 |
| (一) 公社解体后急剧减少的公共事务 |
| (二) 国家事务与村庄事务比重的变化 |
| 二、村民自治的兴起与公共权力再度蜕变 |
| (一) 公共事务催生村庄治理方式的变革 |
| (二) 双重授权下公共权力的蜕变与失控 |
| 三、外部监督的主动作为及其限度 |
| (一) 自上而下的党风廉政建设 |
| (二) 治理权力失控收效甚微 |
| 四、外力推动下内生监督的形成 |
| (一) 内外联动组建专门化组织 |
| (二) 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完善 |
| 五、小结 |
| 第四章 当前村庄公权力监督的困境与限度 |
| 一、权力监督组织的独立性 |
| (一) 村庄“一把手”的权威 |
| (二) “村监会”人选的猫腻 |
| (三) “村监会”成员更换的逻辑 |
| (四) “村监会”地位的尴尬 |
| (五) 依附于村“两委”的监委会 |
| 二、监督主体的道德与能力 |
| (一) “村监会”里的“四不清”干部 |
| (二) 截然相反的两位理事会长 |
| (三) 正派公益热心人的“私心” |
| (四) “监督者也需要监督” |
| 三、内生监督权的动力来源 |
| (一) 利益、荣誉与责任的选择 |
| (二) 监督权行使的外力推动 |
| (三) 对两种监督力量的评价 |
| (四) 制衡型监督的“负效应” |
| 四、小结 |
| 第五章 “内生外动”型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的走向 |
| 一、村庄公共权力监督“内生”资源的价值 |
| (一) 内生型权力监督形成的基础 |
| (二) 内生型基层社会监督的价值 |
| 二、村庄公共权力监督“外源”动力的转型 |
| (一) 从“运动”到“推动”:外力监督作用方式的变革 |
| (二) 从“推动”到“互动”:外力监督介入程度的限定 |
| 三、“内生外动”型村庄公共权力监督机制的构建 |
| (一) 划定村庄内外权力作用的边界 |
| (二) 利用村庄内部潜在的监督资源 |
| (三) 持续完善现有的内部监督机制 |
| (四) 发挥内外监督力量的协同作用 |
| (五) 提升内生监督主体的意识和能力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模式建构 |
| 一、基本结论:中国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生成与演变的基本规律 |
| 二、命题回应:杜赞奇所预言的中国基层权力监督困境的破解 |
| 三、模式建构:“内生外动”型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中国路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致谢 |
（5）河南省开封专区农村整风整社运动研究（1958-196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二、选题缘由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难点和创新点 |
| 五、研究方法 |
| 六、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开封专区农村人民公社整风整社运动的背景 |
| 第一节 开封专区的区划及地理环境 |
| 第二节 建国初期的整风整党 |
| 第三节 合作化运动时期的整风整社 |
| 一、开封专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
| 二、对初级社的整顿 |
| 三、对高级社的整顿 |
| 小结 |
| 第二章 1958年8月至1959年7月间的整风整社运动 |
| 第一节 开封专区的"大跃进"运动与人民公社化的实现 |
| 第二节 1958年8月至10月整风整社运动的发起 |
| 第三节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开封专区带来的困难局面 |
| 第四节 纠"左":第一次郑州会议后的整风整社 |
| 一、纠"左"的开端:1958年11月至1959年2月间的整风整社 |
| 二、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的传达 |
| 三、整社算账 |
| 四、救灾和公社的体制调整 |
| 小结 |
| 第三章 "反右倾":庐山会议后的整风整社 |
| 第一节 贯彻庐山会议精神 |
| 第二节 "反右倾":1959年11月至1960年3月间的整风整社 |
| 小结 |
| 第四章 "以阶级斗争为纲":1960年春至1961年春的整风整社 |
| 第一节 "三反":1960年4月至10月间的整风整社 |
| 一、1960年春整风整社运动的发动 |
| 二、改造"三类队" |
| 三、"三反"整风 |
| 第二节 1960年10月至1961年3月间的整风整社 |
| 一、1960年底开封专区农村的严峻形势 |
| 二、"十二条"及新一轮整风整社的发动 |
| 三、"民主革命补课" |
| 四、反"五风"和退赔 |
| 五、对农村干部的安抚 |
| 小结 |
| 第五章 为贯彻《农业六十条》进一步整风整社 |
| 第一节 调研试行《农业六十条(草案)》 |
| 第二节 民主办社 |
| 第三节 小队核算 |
| 第四节 甄别平反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开封专区农村人民公社时期整风整社运动的特点 |
| 二、对农村人民公社时期整风整社运动的评价 |
| 三、整风整社运动的现实参考意义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变迁研究（1979-198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来源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 四、研究范围界定 |
| 第一章 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结构变迁 |
| 一、国家权力与社会 |
| (一) 经济领域国家权力与社会关系变迁 |
| (二) 社会秩序领域国家权力与社会关系变迁 |
| (三) 生育领域国家权力与社会关系变迁 |
| 二、地区发展差距变动 |
| (一) 三类乡村发展差距变动 |
| (二) 沿海崛起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生活变迁 |
| 一、婚姻恋爱 |
| (一) 进一步走向自主 |
| (二) 商业化加剧 |
| 二、社会风尚 |
| (一)从“以穷为荣”到“致富光荣” |
| (二) 从文化压抑到求知爱美热 |
| (三) 消费增长 |
| (四) 对国外、境外交往增加 |
| 三、精神生活 |
| (一) 从禁锢走向解放 |
| (二) 帕累托改进带来的全民希望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心理变迁 |
| 一、农民心理变迁 |
| (一) 从依附性到自主性 |
| (二) 从因循泥古到合理化转向 |
| (三) 开始追求享受生活 |
| 二、知识分子心理变迁 |
| (一) 使命感勃发 |
| (二) 物质待遇影响 |
| 三、个体私营经济者心理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读博期间发表论文 |
（9）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0.1.1 问题的提出 |
| 0.1.2 研究的学术价值 |
| 0.1.3 研究的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民生”概念界定 |
| 0.2.1 民本——“民生主义”——“为人民服务” |
| 0.2.2 民生问题的实质探究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综述 |
| 0.3.1 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研究 |
| 0.3.2 刘少奇及其民生思想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对象的阶段划分、研究思路、创新与不足 |
| 0.4.1 研究对象的阶段划分 |
| 0.4.2 研究思路 |
| 0.4.3 创新与不足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和手段 |
| 0.5.1 文献研究法 |
| 0.5.2 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方法 |
| 0.5.3 理论研究与现实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
| 第一章 民主革命阶段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萌动和创生 |
| 第一节 近世解决民生问题的三种方案 |
| 1.1.1 马克思主义方案 |
| 1.1.2 自由主义方案 |
| 1.1.3 渐进改良方案 |
| 第二节 由民主主义革命者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践者 |
| 1.2.1 受传统和先进思想影响,追随民主革命 |
| 1.2.2 接受并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 |
| 第三节 领导工人运动 |
| 1.3.1 掌握领导权 |
| 1.3.2 不能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割裂开来 |
| 1.3.3 反对过激行为,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 |
| 第四节 反对“左”倾盲动 |
| 1.4.1 根据客观条件发动群众斗争 |
| 1.4.2 利用可利用的合法形式争取和维护工人的利益 |
| 第五节 指导土地改革 |
| 1.5.1 耕者有其田 |
| 1.5.2 开展群众运动 |
| 1.5.3 有右反右,有“左”反“左” |
| 第六节 做好群众工作 |
| 1.6.1 从实际出发组织群众 |
| 1.6.2 相信群众自己能够解放自己 |
| 1.6.3 教育和宣传群众 |
| 小结 |
| 第二章 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生长和跨越 |
| 第一节 恢复与发展生产,正确对待私人资本 |
| 2.1.1 恢复和发展生产是改善民生的基础 |
| 2.1.2 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 |
| 2.1.3 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
| 2.1.4 发展社会化大生产,走向社会主义 |
| 第二节 以先富促共富 |
| 2.2.1 贫富分化不可怕 |
| 2.2.2 发展合作社,在经济上领导小农 |
| 第三节 民生发展的战略规划 |
| 2.3.1 工业化 |
| 2.3.2 民主化 |
| 2.3.3 工会要保护普通工人的利益 |
| 第四节 全面的社会建设 |
| 2.4.1 办教育,保就业,努力发展生产 |
| 2.4.2 解决群众的工资、物价、住房要求,实现分配公平 |
| 2.4.3 整风除恶,创造向善的社会环境 |
| 2.4.4 开展“三反”、“五反”,促进市场公正 |
| 第五节 民生发展的道路选择 |
| 2.5.1 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
| 2.5.2 同意采用统购统销政策 |
| 2.5.3 接受农业集体化的主张 |
| 小结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和失误 |
| 第一节 全面的民生发展纲领 |
| 3.1.1 刘少奇在“八大”前的调研 |
| 3.1.2 阐述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任务 |
| 第二节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
| 3.2.1 矛盾是否存在 |
| 3.2.2 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表现及产生的根源 |
| 3.2.3 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
| 第三节 “大跃进”与民生悖论 |
| 3.3.1 从“反冒进”到跟进“大跃进” |
| 3.3.2 “大跃进”模式与效果 |
| 3.3.3 质疑与反思 |
| 第四节 生产关系的超越与民生幻象 |
| 3.4.1 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桥梁 |
| 3.4.2 一次不理想的试验 |
| 3.4.3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学习 |
| 第五节 探索制度建设 |
| 3.5.1 收权与放权 |
| 3.5.2 纠“左”与反右倾 |
| 3.5.3 调整公社管理体制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民经济调整阶段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成功和挫折 |
| 第一节 湖南调查与“七千人大会”上的总结 |
| 4.1.1 “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根本方法” |
| 4.1.2 贴近群众,关心群众生活 |
| 4.1.3 群众满意不满意,生活是否改善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
| 4.1.4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总结 |
| 第二节 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
| 4.2.1 进一步统一思想,请陈云出山 |
| 4.2.2 批评公安、政法战线的“左”倾错误 |
| 4.2.3 甄反,让实事求是的人抬起头来 |
| 第三节 尊重个体和企业的自主经营权 |
| 4.3.1 默许包产到户 |
| 4.3.2 重塑党、政、企的关系,发挥市场作用 |
| 4.3.3 努力减少阶级斗争的干扰 |
| 第四节 民生发展的围城之困 |
| 4.4.1 反官僚主义,反腐防修 |
| 4.4.2 团结95%的干部,团结上中农和富农 |
| 4.4.3 团结95%的群众是团结95%干部的前提 |
| 4.4.4 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性质是什么 |
| 4.4.5 “四清”钩沉 |
| 第五节 倡导“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 |
| 4.5.1 经济恢复时期两种制度的并行 |
| 4.5.2 1956年前后两种制度的发展 |
| 4.5.3 “大跃进”时期两种制度的变奏 |
| 4.5.4 六十年代两种制度内涵的新阐释 |
| 小结 |
| 第五章 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特征和历史地位 |
| 第一节 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特征分析 |
| 5.1.1 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特征表现 |
| 5.1.2 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哲理探析 |
| 第二节 民生问题与所有制、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的实证考察 |
| 5.2.1 贫富差距与所有制、阶级斗争、群众运动 |
| 5.2.2 反官僚主义与所有制、阶级斗争、群众运动 |
| 5.2.3 民主与所有制、阶级斗争、群众运动 |
| 第三节 刘少奇与毛泽东民生问题上的分歧 |
| 5.3.1 分歧的寻踪觅迹 |
| 5.3.2 路径分歧还是路线分歧 |
| 5.3.3 正确对待不同意见 |
| 第四节 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继承和超越 |
| 5.4.1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 |
| 5.4.2 从初级阶段实际出发,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 |
| 5.4.3 兼顾效率与公平,走共同富裕道路 |
| 5.4.4 改革开放,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
| 5.4.5 增强发展活力,有效促进社会建设 |
| 小结 |
| 结束语 坚定自信,奋力开辟民生发展新前景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10）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治理的基本特点研究（1949-201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2.1 国外相关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治理的研究 |
| 1.2.2 国内相关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治理的研究 |
| 1.2.3 研究综述评析 |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4 研究的主要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 |
| 上篇：党的领导 |
| 第2章 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农村党组织建设的历史回顾 |
| 2.1 1949-1956年农村党组织建设的探索 |
| 2.1.1 公开建党：建党方式的新选择 |
| 2.1.2 从限制发展到大发展：农村党组织发展的政策演变 |
| 2.1.3 “集体化”语境：农村整党和“三反”教育 |
| 2.1.4 新部署新任务：第一次全国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工作会议 |
| 2.1.5 中共八大：执政党基层组织建设的系统总结 |
| 2.2 1957-1976年农村党组织建设的曲折道路 |
| 2.2.1 指导方针的严重失误：“左”倾错误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 |
| 2.2.2 主题转换：1957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党组织建设 |
| 2.2.3 犯“左”与纠“左”：“大跃进”中的农村党组织建设 |
| 2.2.4 从整风整社到四清运动：国民经济调整中的农村党组织建设 |
| 2.2.5 “文化大革命”运动：农村党组织建设的畸形化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改革开放后村民自治视域下的农村党组织建设 |
| 3.1 政党治理转型中的农村党组织功能的新定位 |
| 3.1.1 多元化：改革开放后政党治理模式探索的新取向 |
| 3.1.2 党的治理转型：村民自治制度发展的逻辑起点 |
| 3.1.3 “顶层设计”效应：农村党组织功能的重构 |
| 3.2 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 |
| 3.2.1 党的领导：村民自治良性运行发展的政治核心 |
| 3.2.2 一致与冲突：村民自治运行中的“两委”关系 |
| 3.2.3 建构与创新：健全村党组织、发挥党的核心作用 |
| 3.3 本章小结 |
| 中篇：村民当家作主 |
| 第4章 改革开放前新中国村民当家作主的演变 |
| 4.1 重建乡村基层政权：村民当家作主的新探索 |
| 4.1.1 划乡建政：乡村社会政治权威的重建 |
| 4.1.2 民主建政：理论建构与现实语境的紧张 |
| 4.1.3 土地改革：农民权力和国家意识的建构 |
| 4.2 农业合作化运动：村民当家作主探索的转向 |
| 4.2.1 新的话语：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
| 4.2.2 四次农业合作会议：强制性参与的文件解读 |
| 4.2.3 小脚女人效应：合作社升级扩社 |
| 4.2.4 进退两难：农民参与合作化和集体化的多重考量 |
| 4.3 人民公社：代民作主的乡村管理模式 |
| 4.3.1 人民公社：“大跃进”热潮中催生的农村管理组织 |
| 4.3.2 政社合一：人民公社管理模式的重要特征 |
| 4.3.3 二元的户籍管理：难以流动的农民 |
| 4.3.4 包产到户：村民自治的呐喊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改革开放后村民自治发展的变迁 |
| 5.1 经济自治：村民当家作主的新实践 |
| 5.1.1 主体明晰：首抓农业这一环 |
| 5.1.2 破土而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 5.1.3 从争论到国家认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艰难正名 |
| 5.1.4 从定心丸到长效丸：不断创新完善的乡村家庭承包制度 |
| 5.2 村民自治：村民当家作主的乡村治理模式 |
| 5.2.1 一个历史分析：村民自治的渊源 |
| 5.2.2 庄稼汉的政治壮举：村民委员会的诞生 |
| 5.3 提升与健全：村民当家作主的新境地 |
| 5.3.1 创新农村社会管理：营造村民自治发展的新环境 |
| 5.3.2 组织与参与：农村基层自治功能的提升 |
| 5.4 本章小结 |
| 下篇：依法治村 |
| 第6章 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农村法制建设进程的回眸 |
| 6.1 1949-1956年新中国农村法制建设的初建阶段 |
| 6.1.1 从《共同纲领》到《五四宪法》：中国法制的新纪元 |
| 6.1.2 土地改革法：农民获取土地的法律保障 |
| 6.1.3 人民法庭：土地改革的审判机关 |
| 6.1.4 《农民协会组织通则》：土改农民协会运作的法制保障 |
| 6.1.5 “一化三改”的立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行动指南 |
| 6.2 1957-1976年农村法制建设的踯躅与滑坡 |
| 6.2.1 1957-1965年：法制突变的岁月 |
| 6.2.2 1966-1976年：法制悲剧的十年 |
| 6.2.3 阶级斗争：农业集体化时期治村的“灵丹” |
| 6.2.4 历史是一面镜子：不能忘记的教训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改革开放后依法治村的新探索 |
| 7.1 农村法制化建设的新征程 |
| 7.1.1 依法治国：中共顶层法制建设的新设计 |
| 7.1.2 农村政策的基石：乡村家庭承包的法制化 |
| 7.1.3 从实践到规范的进路：村民自治的法制化 |
| 7.2 村民依法治村活动的新实践 |
| 7.2.1 历史跨越十年：村民自治实践中的制度创新 |
| 7.2.2 从选举型到参与型：村民自治功能提升的法治化个案分析 |
| 7.2.3 特点与启示：村民自治发展的内在轨迹 |
| 7.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四、不“瞎指挥”,也不能不指挥（论文参考文献）
- [1]警卫(长篇小说连载)[J]. 晓重. 啄木鸟, 2022(03)
- [2]“大跃进”时期河南省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研究[D]. 赵娜娜.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2)
- [3]在战胜挫折和困难中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学习《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的体会[J]. 林俊德.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2018(06)
- [4]内生外动：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的生成与演变 ——基于对广东省蕉岭县芳心村的调查[D]. 李庆召.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5]河南省开封专区农村整风整社运动研究（1958-1962）[D]. 李贵. 山东大学, 2017(08)
- [6]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变迁研究（1979-1984）[D]. 胡凯基. 安徽大学, 2017(07)
- [7]小县城[J]. 许祚禄. 参花(上), 2016(10)
- [8]对遵义会议的历史考察[J]. 金冲及. 中共党史研究, 2015(01)
- [9]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研究[D]. 左华. 南开大学, 2014(04)
- [10]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治理的基本特点研究（1949-2013）[D]. 蔡清伟. 西南交通大学, 201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