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37年省立议会选举对印度政治发展的影响

一、论1937年省立法会议选举对印度政局发展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顾佳赟^[1]（2021）在《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柬埔寨在不同时期施行了不同的政治制度,然而,不论其政治发展处于哪一个历史阶段,社会性质发生了何种变化,国家政治权力分配始终受到王权和教权的影响。只是在不同外部环境下,二者施加影响的形式、程度,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存在着差别。王权和教权对政治权力分配所起的作用,既是对权力分配规律本身的诠释,也透射出柬埔寨社会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本文尝试从这个特定的视角管窥柬埔寨政治文化。柬埔寨古代权力系统依托印度教、佛教构建。政治精英借鉴外来宗教的理论规范和教阶制度构建政治认同。印度教在合法性层面为王权提供加持。石碑、寺院为古代王国圈画了领土范围,建立起初步的中央集权体制。佛教主要起着慰藉心灵,辅助恢复国力的作用,自古与印度教共存。当上座部佛教占据宗教支配地位后,“十王法”成为衡量王权合法与否的严格标准。无论如何,古代柬埔寨的信仰体系是包容性的,外来和本土信仰都是国家认同的组成部分。古代柬埔寨政治文化还呈现出教权从属王权的特点,但同时,二者又相互庇护,共同分享政治权力。然而,围绕宗教信仰建立的政治秩序存在着背离宗教伦理的行为逆流。在王位争夺时呈现出背离亲属关系、君臣伦理和宗教教义的心理取向。法国对柬埔寨的殖民入侵和社会改革打破了传统的权力分配关系。土地私有化改革剥夺了国王对土地的所有权和处置权。废除奴隶制度改革打破人身依附和人身自由限制关系,解放了大量农村劳动力。殖民政府还尝试普及法式教育,并致力于扶植亲法国王。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王权和教权影响力。随着传统社会秩序被打破,柬埔寨民族主义与反殖民主义开始萌芽。殖民政府成立的佛教研究机构为民族主义觉醒创造了条件。佛学院成为培植民族主义的温室。这也使得柬埔寨民族主义在觉醒伊始就与佛教结合在一起。随着民族主义运动高涨,法国在柬埔寨独立问题上做出让步。柬埔寨在二战后颁布了首部宪法。然而,民主制度在柬埔寨落地之初,其形式就重过内容本身。冷战时期的柬埔寨经历着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价值观念的激烈碰撞。政治精英虽然在形式上借鉴西方思想制度,但实践上则倾向于依照传统和实情制定政治规则。独立后,西哈努克延续佛教民族主义思路,提出促进社会发展的“二轮理论”,并进一步提出“佛教社会主义”思想,希望通过佛教宣教,将柬埔寨治理成为“大同社会”。基于佛教社会主义理论,西哈努克创建了极具包容性的政治组织——人民社会同盟,在处理国际问题时秉持中立外交原则。然而,在内外压力的双重作用下,西哈努克的国内外政策最终失衡。朗诺集团推翻西哈努克政府,导致柬埔寨形成国内、国外两个政府的局面。从朗诺政权施行共和制度开始,柬埔寨君主制度被取缔。1993年《柬埔寨王国宪法》恢复了君主立宪制度,将政党政治确立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国王通过运用任命权和赦免权,与各大政党形成博弈。西哈莫尼国王与执政的人民党之间合作多于牵制。国王对人民党权力的加持帮助其成为柬埔寨“超级政党”。人民党在柬埔寨构建起一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长期发展战略,并在世界舞台上树立起柬埔寨政府平等、独立和中立的外交形象。与此同时,新宪法重新确立佛教的国教地位,也赋予僧侣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僧侣通过参加政治和社会公益活动表达政治倾向。柬埔寨政治文化演进受到内外两方面因素的驱动和作用。内部因素源自本土价值观念、庇护关系等传统内涵,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文化自我塑造、濡化或拒斥外来文化的能力。外部因素源自外来宗教、强权、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所产生的影响。二者同时存在,相互交织,通过王权与教权的互动,以及二者对政治权力分配的影响,对柬埔寨政治文化的演进产生作用。然而,无论外部因素如何作用于政治文化,内部因素始终是决定性因素。王权与教权是柬埔寨政治文化的内核,二者对权力分配产生作用的方式决定着柬埔寨政治文化的表现形式。柬埔寨从未摆脱过王权和教权对政治权力分配的影响。如今,随着宪政制度、政党制度深入人心,柬埔寨形成了王权、佛教、政党同时产生影响的格局。这样的格局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对政治权力分配起到关键作用。

时佳希^[2]（2020）在《国体·政体·认同 ——巴基斯坦国家构建进程研究（1947-1988）》文中提出巴基斯坦应该被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是该国国家构建进程中的核心命题,也是长期困扰其国民乃至每个海外观察者的价值叩问。作为在殖民帝国退却之后重新构建的现代民族国家,它曾被其建立者们规划为一个世俗、民主、统一的联邦政治体,以追赶上全球范围内高歌猛进的现代化发展,早日跻身世界民族之林。但在随后的国家构建进程中,巴基斯坦在宗教、军队和离心势力的影响下偏离了最初的建国蓝图,并日益陷入对国家自身定位的怀疑心态。本文选取从1947年建国到1988年齐亚军政府结束的41年间为主要考察时段,试图从巴基斯坦的早期历史中发掘出政教矛盾、军政矛盾、认同矛盾三条并行交织的发展脉络,以发掘蕴含在其国家构建进程中的长期特征和未来趋势,并为该进程的诠释搭建起由国体、政体、认同三种维度构成的立体图景。本文的导论,主要提出该研究的学术和现实意义,梳理了国内外对于巴基斯坦国家构建各领域、国家构建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阐释了本文的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第一章南亚穆斯林独立建国的时代背景本章旨在为巴基斯坦建国提供一个纵深的历史定位,以解释英属印度的穆斯林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出于何种目的而寻求独立,新建立的巴基斯坦国家又承载了何种先天条件与历史使命。第一部分通过梳理穆斯林对南亚次大陆的征服史,着重解释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尖锐矛盾的历史根源,但同时也指出某种近乎可被称为“印度-伊斯兰文明”的文明复合体也在冲突与融合中得以塑成。第二部分主要论述包括“后期莫卧尔”（1707-1857）和英属印度（1857-1947）两段时期的历史,剖析南亚穆斯林在此时期遭遇的殖民危机,重点探讨其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形成的两种理论主张“伊斯兰复兴主义”与“伊斯兰现代主义”。第三部分发掘伊斯兰现代主义在20世纪政治领域的成果,即南亚穆斯林政治意识的觉醒,并以穆斯林联盟成立、“两个民族”理论成型、“巴基斯坦”概念提出、《拉合尔决议》签署的时间线索,梳理出穆斯林政治理念从自治到独立的转变过程。第二章巴基斯坦国家性质的构建本章旨在探索世俗国家与宗教国家两种道路选择,围绕对巴基斯坦国家性质定义权的争夺进程,重点论述了宗教路线优势地位的逐步确立。第一部分追溯英属印度时代的印穆宗教矛盾,指出印度教意识形态的上升和英印政府的“分而治之”政策加重了穆斯林对自身处境的忧虑,其内部因而分别在泛伊斯兰主义与原教旨主义两条路径上开始了各自的理论重建、社会动员,并论述了“伊斯兰大会党”（JI）和“伊斯兰圣哲会”（JUI）作为该时期动员成果的建立过程。第二部分以1947年至1977年间的伊斯兰化进程为考察对象,从真纳提出的世俗主义特点及其衰落原因入手,进而通过分析《目标决议》（1949）与前后三部宪法（1956、1962、1973）中关于伊斯兰国家性质的文本,阐明宗教势力在此时期的政治诉求。第三部分以1977年至1988年间的伊斯兰化进程为考察对象,指出齐亚·哈克政府主导的伊斯兰化是一场超出宪法层面的全面宗教运动,理清其在国家公共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并着重探讨这十一年在教派政治和原教旨主义领域的深远影响。第三章巴基斯坦国家政体的构建本章主要探讨巴基斯坦政治体制的构建过程,特别是军队对其宪法和政体造成的长期破坏,并梳理在此期间的军政府建设。第一部分重点剖析军队如何在建国初期逐渐具备干预政治的能力和意志,以及军队在1958年军政府建立之前对政治的介入行为。第二部分以两段长期的军政府时期（1958-1971、1977-1988）和中间短暂的文官政府复辟时期（1971-1977）为脉络,探究军方发动政变的多种原因与巩固军政府的行为模式,并且将关键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行为选择也纳入考察范畴。第三部分通过梳理宪法文本的更替,试图揭示紧张的军政关系为政体构建带来哪些影响,特别是军方与政党之间在宪法层面拉锯的重点,以及宪法被频繁地修订、中止、废除和重颁为宪政建设留下的长期影响。第四章巴基斯坦国家认同的构建本章旨在揭示一个关键命题:巴基斯坦国家虽已建立,国家认同的构建却任重道远。阻挡在国家认同工程面前的,是包括民族（文化民族）、教派、部落、城乡等在内的非国家认同。第一部分论述1971年以前巴基斯坦东西两翼之间的矛盾,指出这种矛盾既是先天存在于其地理、文化层面的隔绝,也是西巴基斯坦的政治精英不愿意将权力放与东巴分享,导致双方在1971年的内战和分裂。第二部分则着眼于西巴内部各民族的主张,分别讨论了信德、普什图、俾路支民族认同的历史源头,以及它们在现代巴基斯坦的政治诉求。基于西巴各民族的诉求演变,该部分还试图表明1971年东巴脱离在西巴引起了广泛的“链式反应”,并将70年代穆哈吉尔民族主义的出现作为第四个考察对象。第三部分立足于土邦、部落、城乡等多种认同,并指出它们分别与文化民族认同存在的具体关联,从而进一步证明巴基斯坦非国家认同的复杂特性,以及国家认同构建的艰巨性。本文的结论部分,分四个步骤对主题“巴基斯坦的国家构建”做了总结归纳和进一步的提炼升华。第一,总结巴基斯坦国家的历史定位,指出其对南亚穆斯林群体的意义所在,以及该意义在现实政治层面带来的影响。第二,归纳国体、政体、认同这三种国家构建的维度,并论述三种维度在巴基斯坦分别表现为三组结构性矛盾（世俗主义与伊斯兰化、军人干政与民主诉求、国家认同与非国家认同）。第三,试图发现三种维度之间的交互作用,并将这些交互作用归纳为“逻辑关联型”和“现实策略型”两个模式,从而构建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巴基斯坦国家构建立体图景。第四,基于巴基斯坦与印度共同的历史背景,通过比较同时期两国的构建成果,来对巴基斯坦的国家构建做出评价。

邵胤^[3]（2018）在《孟加拉国政党政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于1971年从巴基斯坦独立出来的孟加拉人民共和国（以下称孟加拉国）是中国西南周边一个重要的国家。孟加拉国地处南亚次大陆东北部的三角洲平原,是南亚第三大国,国内河流纵横,有“水泽之乡”和“河塘之国”之称。然而,孟加拉国的建立虽然使孟加拉人实现了孟加拉人国家的梦想,但却没有实现孟加拉人建立自己美好家园的愿望。建国至今,孟加拉国依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口爆炸、社会混乱、犯罪和饥饿依然充斥着这个国家,国家治理不能不说是失败的。作为国家治理的主体,作为政党（尤其是执政党）负有重要责任。孟加拉国的政党政治有着较长的历史渊源,主要发展阶段集中在议会民主制恢复后的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孟加拉国的政党政治虽然基本实现了“人民联盟”和“民族主义党”主导的“两党制”,但此“两党制”与“西式”两党制还有较大差异,并不断受到“多党制”的冲击,没有使国家走上规范发展的轨道,反而陷入无限的纷争和社会混乱。这种局面与孟加拉国的特殊国情紧密关联,政党政治在国家治理中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历程。基于此,本文拟以政党政治的相关理论为指导,以孟加拉国政党政治发展的历史为视野,对不同时期孟加拉国政党政治发展进行追溯,探寻今天孟加拉国政党政治乱象的根源;通过对孟加拉国政党政治的解构,找寻孟加拉国社会与经济发展、国家政治稳定、政党与国家及外部环境等的互动关系,从而解读孟加拉国的国家未来以及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本文的第一部分梳理政党政治的相关论着,作为指导本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梳理孟加拉国建国前（殖民时期和巴基斯坦时期）的政党政治在孟加拉地区的形成和发展,集中审视在殖民主义的冲击下,次大陆从封建的家族制逐步过渡到政党政治、比例代表制和选举制的渐进过程,其中以“国大党”、“穆斯林联盟”和“人民联盟”为主要研究对象;第三部分叙述孟加拉国建国初期的政党政治,首先是民主的尝试与失败,随后进入军人政府的曲折期,军人政府最终又通过政党这一合法外衣出现在政党政治舞台上,对孟加拉国的政党政治影响深远;第四部分续写孟加拉国建国中期,也就是议会民主制恢复后的政党政治,“人民联盟”和“民族主义党”两党轮流在孟加拉国政坛执政的“两党制”现象;第五部分根据分析和研判孟加拉国未来的政党政治发展趋势,包括在国际环境的影响下,其多党制面临挑战,主要两个大党的地位逐渐稳固,以及其它小党逐渐通过依托两个大党作为本党的利益整合代表,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诉求。通过分析可知,孟加拉国的政党政治是不成熟的民主,夹杂着家族政治的残余,因其政党领袖的执政能力有限,造成了社会混乱,制约了经济发展。由于周边环境的复杂,孟加拉国未来的政党政治走向不乐观。

王俏蕊^[4]（2018）在《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亚洲”是界于“国家”、“世界”之间的政治和文化范畴,它在近代中国作为一种区域性概念话语出现与近代中国国家转型和世界观念革新密切相关。因此研究者必须将“亚洲”与民族生存、国家独立、世界近代化和格局趋变相结合,才能明晰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内在理路。近代中国的“亚洲”话语不仅关系到近代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而且涉及到近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区域关系,更是直接关系到当前中国与亚洲乃至世界的交往。所以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目前学术界已经对“近代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这一课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且有丰富成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近代中国的“亚洲”话语确实深受日本亚洲主义的影响,尤其是1870年代至日俄战争这一阶段。1870年代,中日两国遭受西方侵略的共同命运为日本亚洲主义进入中国提供了契机,中国民间士绅、维新知识分子、洋务官员对日本的亚洲主义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但是亚洲主义在中日两国政府事务中并未发生很大作用。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亚洲主义借助中国师日的浪潮通过中日两国报刊媒体被中国广泛认知,维新派、革命派、地方官吏利用亚洲主义表达了对日本政府和人民的诉求。不过仅仅“近代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仍然无法体现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全貌,因为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本源不是日本亚洲主义,而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主动学习西方世界洲际地理知识体系和认知世界及亚洲政治局势,以及近代以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往和朝贡体系。而且日俄战争后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的分歧日渐凸显,直至1910年“日韩合邦”,中国对日本亚洲主义的理想最终破灭。北洋政府时期,在世界各国平等交往的原则下,日本已经不具备亚洲主义所提倡的面对西方国家的亚洲特殊性,而且一战后形成的欧美世界体系和苏联世界革命体系也对日本亚洲主义提出了挑战。孙中山的亚洲主义与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虽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日本亚洲主义,但是二者已经在这种回应中结合本国立场和世界局势创造出不同于日本亚洲主义的中国“亚洲”话语。国民政府时期国人在前人基础上发展出更为丰富的“亚洲”话语内涵。理解这一时期的“亚洲”话语可以借助:一个中心——反侵略基础上的寻求安全的亚洲“和平”;两类主体——政府主体和社会主体;三个对象:欧美列强、日本、亚洲弱小民族;四种体系——英美主导的世界体系、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体系、日本亚洲主义、亚洲地缘政治体系。十年建设时期,新生的国民政府致力于与世界各国重新发展主权独立、平等和平的国家关系,面对共产党依托的苏联世界革命体系和日本帝国主义化的亚洲主义,国民政府选择利用英美主导的世界体系获取对内“剿共”、对外面对苏、日两邻国的优势地位。印度和土耳其作为亚洲地缘关系中影响较大的国家为中国提供了日本之外的亚洲“他者”。政党、知识分子、报刊媒体作为非政府的社会主体,反对国民政府迎合日本不平等合作的要求,并随着法西斯势力的壮大呼吁建立亚洲太平洋区域对日的集体安全体制。全面抗战时期,世界势力分为法西斯阵营和反法西斯阵营,国共合作的中国政府与美英苏世界体系合作,联合日本“大东亚共荣圈”波及的亚洲太平洋国家共同抗日。中国政府在抗战中表现出了亚洲大国责任意识,不过仍然无法建立中国主导不受美英苏影响的亚洲区域组织。降日势力服务于日本侵略性的“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歪曲利用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因为日本政治、经济方面的亚洲主义已经失败,汪伪降日势力遂以“东亚文化复兴”的名目企图在沦陷区维持日本侵略统治。国共内战时期,日本亚洲主义对亚洲的行动影响已经结束,但思想诱因仍在。国共分别选择了美国世界体系和苏联世界体系。国民政府亲美反苏反共及张群“亚洲区域经济集团”的“亚洲”话语以国人普遍反对而失败。国人对共产党的亲苏政策舆论不一,但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号召获得舆论和党派的响应。1947年国民党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将在亚洲组织共产国际的预测流于传闻,说明中共在国共内战时期对民族问题的运用多于意识形态斗争。战后亚洲国家因为对美苏冷战控制亚洲的恐惧,基于战争合作情谊和亚洲地缘关系,试图通过泛亚洲会议这种亚洲国民交往形式培养出一种美苏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国民政府对此表现出审慎的参与,舆论普遍表示支持。不过当第二次泛亚洲会议触及到印尼具体国家民族问题时,国民政府并未如印度尼赫鲁那样积极,而是表示遵从联合国仲裁结果。战后国内舆论反对政府“亚洲”话语却对国民外交形式参与亚洲事务表示支持,体现了政府作为国家官方机构在亚洲事务上的局限性,而经济、文化、交通等非政治性的国民外交却既能实现联络亚洲的目的,也可以避免触及亚洲民族主义情感和对政治联盟再次引发战争的顾虑。对于中国的“亚洲”话语而言,“亚洲”的正当性来自于每一民族的生存、每一国家的独立、整个世界的近代化,单一的“亚洲”甚或“日本”并不具有天然合理性。1927年至1949年的国民政府所面对的世界局势是:承接一战后世界秩序,经二战后接续美苏冷战秩序。此时期在亚洲范围内日本亚洲主义已经走向帝国主义、侵略主义化,中国与日本之外的更多亚洲国家建立密切联系。日本的亚洲主义是反西方、孤立主义的,然而他本身却是帝国主义、亚洲内噬的。中国不能排除西方的压力,这是中国“亚洲”话语的悲剧,也是“亚洲”话语的生机。因为世界视野下中国的“亚洲”话语呈现出更为丰富的面向:英美国联世界体系之下的“亚洲”、苏联世界革命之下的“亚洲”、与日本亚洲主义博弈的“亚洲”、地缘关系中的“亚洲”。这些面向都要求建立在反侵略民族主权国家生存合法性的基础之上,避免了日本垄断“亚洲”话语权,进而控制亚洲国家的未来。

LIAW SIAU CHI（廖朝骥）^[5]（2018）在《马来（西）亚左翼政党发展与沿革：从大马计划到印马对抗（1961-1965）》文中指出本文追溯了二战前左翼思潮在马来亚半岛、新加坡、婆罗洲三邦传播的历程。1960年“紧急状态”结束,马共武装已不再是独立后的联盟政府担忧的对象。同时,左翼政党因具有的反殖民、跨族裔以及对社会正义的追寻的特点,成为1957年马来亚独立之后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对联盟政府的统治构成直接威胁。“大马计划”被左翼政党斥为英国政府实行的“新殖民主义”,实际上是以“反共围堵”为名,剥夺北婆三邦追求自身独立的权利,抑制左翼政党的发展。这个对抗局势原本是政党间的对抗。但在1962年12月8日文莱人民党的武装事变发生后,马来亚、新加坡、砂拉越左翼领袖背上“武装颠覆”的罪名,遭到联盟政府、新加坡政府的逮捕与镇压。随着印尼对抗的外交与政治行动的开始,马来亚砂拉越左翼政党的抗争,也受到印尼与冷战因素的影响。苏加诺的对抗政策涉及到边界的游击战、宣传战、特工的渗透和对泛马来民族情意的召唤,希望在三邦内掀起一股足以威胁东姑领导的联盟政权的反风。砂盟青年越界到西加里曼丹,得到印尼外交部与军方的协助,参与了北加里曼丹人民解放军在边境的游击骚乱,并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左翼政党原打算借印尼对抗的局势,彼此呼应反对“新殖民主义”以维护北婆罗洲与砂拉越的“人民自决权”为由,反对大马计划。印马边界的武装骚乱、新加坡的爆炸事件,使得马来西亚笼罩在一片战争的乌云中。这一系列的局势变化导致1964年马来西亚大选中左翼政党的政治抗争陷入通共与叛国的指责。左翼政党全面溃败的大选结果显示出印尼“粉碎大马”的行动,不单没有粉碎大马,反而让马来西亚左翼政党被各个击破。苏卡诺对抗马来西亚的行动不仅没有达到其预期的效果,而且让马来西左翼陷入“国家认同”与“效忠”的困境中,进而导致左翼领袖纷纷被逮捕,重创了左翼政治,埋下了 1965年以后马来西亚左翼政党内部分裂的火种。

刘伟^[6]（2018）在《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影响及应对策略》文中指出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强调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并且特别提出政治安全是根本、经济安全是基础的重要思想。2015年5月8日,习近平主席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签署并发表《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将中俄两国的经贸合作推向新的战略高度。而2014年俄罗斯在经历了乌克兰危机、欧美经济制裁、国际油价下跌等外部因素的冲击下,各项经济指标急剧下滑,迄今为止欧美经济制裁尚未取消。未来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推进的顺利与否关乎着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发展态势,俄罗斯又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加强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影响的研究迫在眉睫。本文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是:（1）一国经济安全对他国对外经济安全政策实施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2）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内涵及其经济安全风险评估和趋势预判;（3）中国的应对策略。本研究共涵盖六章,各部分内容布局如下:第一章,绪论,包括本文的选题背景及意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图。第二章,文献综述梳理,分别从国家经济安全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两个方面进行文献梳理,并提出本文的创新点与特色。第三章,概述了国家经济安全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将国家经济安全涵义拓展至“防御型”国家经济安全内涵和“进攻型”国家经济安全内涵。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国经济安全对他国对外经济安全政策推进的影响”抑或“他国经济安全对本国对外经济安全政策推进的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对其进行了验证。下文皆在此框架下逐一展开剖析。第四章,阐述了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及维度,核心目标及保障措施。为后续分析及前景预判提供了指导思想。第五章,运用CRM模型和马尔可夫链预测模型分别对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进行了风险评估和趋势预测。针对风险评估,首先确定了模型的选择依据;其次,分析了风险评估模型的选择优势;再次,分别从经济结构、货币、主权债务、银行、政治五大领域构建了国家经济安全的指标体系;最后,进行了实证剖析。趋势预测亦是从上述五大领域分别进行剖析。得出的国家经济安全风险值为第六章的Stata回归提供了解释变量。其结论为:单一的经济结构致使俄罗斯经济极易受到外部不安全因素（经济和政治）的冲击,其货币安全、主权债务安全、银行业安全除了自身系统的不健全外,均掣肘于经济结构单一所致的经济增长乏力。而畸形的经济结构为欧美经济制裁埋下了“定时炸弹”,欧美经济制裁更使俄罗斯的经济“每况愈下”,恶劣的经济基础和劳动力储备枯竭决定了未来5年内其经济增长“前景黯淡”。第六章,分别从中俄经贸合作、中国与中亚五国经贸合作、上合组织框架下的经济合作、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及中美亚太地区博弈五个方面分析了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影响。其中,前四节运用大量的数据及Stata回归模型进行剖析,最后一节采用有限多轮动态博弈模型构建了强国经济安全态势下一超双强数学博弈模型,并通过两个案例即“1998年俄罗斯主权债务危机+1998年科索沃危机”和“2014年乌克兰危机+2014年俄罗斯金融危机”进行验证剖析。其结论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是确保欧亚空间的稳定与发展的首要机制,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至关重要。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危机对中俄、中国与中亚五国、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多边合作及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均有负影响,但俄罗斯经济安全形势的恶化使得俄罗斯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相关项目给予了妥协和支持,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项目合作,故当前是中国积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机遇期。但若俄罗斯国力一旦恢复元气,因担心中国对其传统势力范围影响力的扩大,势必会增加丝绸之路经济带推进的难度。故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必须拿捏有度,否则于我不利。最后,总结相关结论并提出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影响的应对策略。

葛家健^[7]（2017）在《党群关系视域下的印度国大党兴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政党政治是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政治运作方式。在当今世界,政党的最主要功能之一,便是通过政党——这一制度化的政治组织,组织大众参与政治。因此,政党不可避免地会与一定范围的群众产生联系,政党如何处理自身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是关系着政党兴衰成败的重大问题。南亚的印度,政党政治十分活跃,各政党的选民竞争极其激烈。独立前夕,印度国大党在激烈的选民竞争中抢得了先机。在社会结构方面,印度社会固有的种姓纷争、宗教冲突、地区分裂,严重威胁着社会的稳定和团结。对此,印度国大党率先提出了世俗主义、包容性的政策,受到了各种姓、宗教以及其他社会群体的欢迎,从而构建了自己跨种姓跨宗教的群众基础。在此基础上,国大党领导了印度民族解放的群众运动,并将自身打造成各阶级、种姓、宗教、社会阶层的政治熔炉。这种良好的党群关系格局,使国大党保持了长期的政治优势。独立后,随着利益日趋多元化和党群关系的变化,国大党的政治地位几经变迁。从一党独大,到三党鼎立,再到两大党主导制,国大党经历了由盛而衰,再由衰落到重新崛起的过程。这期间,印度社会结构的分裂引起的种姓身份认同、宗教信仰冲突以及地区分裂是不断削弱国大党群众基础的重要原因。但造成国大党政治地位变迁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国大党长期积弊所导致的党群关系困境。这集中体现在:全方位政党路线的选民动员功能弱化、家族政治造成的选民政党认同困惑、腐败问题滋生的选民政党信任危机以及组织体制弱化的选民沟通障碍等方面。正因为这些困境的存在,才使得国大党政治地位几经沉浮。2014年,国大党在重新崛起十年后,又再一次失去了执政地位,并且这一次国大党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形势。中央角逐全面败北,地方选举连连失利。面对未来,国大党虽然仍是印度政坛的重要力量,但国大党要想重新走回印度政治舞台的中央,必须在领导层改组、政策革新、机制改革、反腐等方面付出努力,以全新的政党形象,重新取得选民的认同。

邹镇城^[8]（2016）在《苏巴斯·钱德拉·鲍斯与印度独立运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苏巴斯·钱德拉·鲍斯（1897-1945）,是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重要的领导人。他一生致力于印度的自由和独立,他的活动是印度独立运动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印度独立运动中,苏巴斯反对妥协,主张暴力斗争,提倡直接的“完全独立”的方案,坚持党内斗争与争取外援相结合,甚至不惜与德日法西斯合作,在国外进行了组建政府和军队等尝试,走出了一条不同于甘地的印度独立之路,我们称之为“苏巴斯道路”。苏巴斯道路在苏巴斯争取印度独立的过程中形成、发展和定型,反过来,对印度独立运动本身也发挥了独特的影响,主要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1921-1929年,这一时期是苏巴斯政治生涯中的早期阶段,总体上他的独立思想和实际行动都表现为相对温和。1921年,苏巴斯毅然辞去殖民当局的公职并投身于印度独立运动。他最初追随于甘地、C.R.达斯等领导人,积极参加了抵制威尔士王子访印、抵制西蒙调查团等活动。1929年,苏巴斯又提出“完全独立”修正案并在国大党年会上获得通过,苏巴斯已经成为了印度独立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这一时期,苏巴斯参加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但又有所保留,他支持甘地又反对妥协,提倡印度的完全独立。1930-1939年,这一时期是苏巴斯的独立思想日趋激进、行动也日益频繁的时期。在国际风云变幻的20世纪30年代,苏巴斯一方面批判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道路,坚持党内斗争,另一方面他又主动游说欧洲诸国,争取外援。这一时期,苏巴斯批判甘地,反对妥协,他游说于欧洲诸国之间,甚至出版专着宣传印度独立运动。他两次当选国大党主席,为印度独立作了不懈的努力。在担任国大党主席期间,他初步描绘了他的政治理想,但现实的形势又迫使他不得不面对党内斗争。党内斗争失败后,苏巴斯以组建“前进同盟”另立党派的方式继续争取印度独立。1940-1945年,这一时期是苏巴斯转变独立思想,倾向于采取极端方式（与德日法西斯合作）追求印度独立的时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苏巴斯采取极端手段,试图以与德日法西斯合作的方式,借助外援,争取印度最终的完全的独立。苏巴斯结合当时印度国内外的形势很现实地与德日法西斯合作,其合作的内容和成果颇丰,包括组建电台、政府、军队等等。但德日法西斯都不可能帮助苏巴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印度独立,相反地,在很大程度上苏巴斯及其活动沦为了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工具。苏巴斯死后,包括印度人在内对苏巴斯及其追求印度独立相关活动的历史影响一直存在争议。总的来说,人们基本肯定了苏巴斯的爱国主义,但对其斗争道路、方式则批判居多,鲜有认可。而红堡审判作为1947年印度独立前夕的一个重要事件,它最后表明了国大党以及印度广大人民对苏巴斯及其活动的肯定态度。苏巴斯及其活动以它的独特影响,加速了印度独立的进程。

吕晶^[9]（2014）在《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文中指出宋美龄,蒋介石夫人,“宋氏家族”重要成员,众多标签贴在她的身上。她生于1897年3月5日,卒于2003年10月24日,经历了三个世纪的一生,大致以1948年底赴美寻求援助为分水岭。在国民党退居台湾之后,宋美龄进入了她的后半生,不仅是年龄已过半百,更指宋美龄在政治追求、国际交往、社会活动和妇幼事业等方面均较其在大陆时期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已近日暮。从时间上看,宋美龄后来在台湾和美国生活的时段在其生命中的比重超过大陆时期。依照中国人特别重视晚年的习俗、强调“盖棺定论”的传统,宋美龄的后半生实在是一段不能忽视的历史。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通过论述宋美龄的后半生,揭示其在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下的角色选择、角色扮演和角色贡献。本文认为,宋美龄的后半生起始于国民党政权的分崩离析,脱胎于内外交困的台湾政局。从1947年开始,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政治、经济及外交等情势全面逆转。进至1948年,金融崩溃、物价飞涨、三大战役皆输、精锐尽失,各方矛盾直指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几近崩溃。在此背景下,宋美龄于1948年底赴美争取援助。1950年初,在美求援未果的宋美龄,返回台湾与蒋介石共赴患难,拉开她后半生的序幕。此时的台湾,人口激增、物价飞涨、民生困顿,岛内族群矛盾重重,加上美国意图舍弃蒋介石政权、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使得整个社会惶惶不安。宋美龄的回归是对蒋介石最大的慰藉。本文指出,在宋美龄后半生中,“第一夫人”是她最重要的政治符号,这也是为维系蒋介石统治地位而必须向台湾军民传播的符号。在台湾公众面前,宋美龄与蒋介石努力展现出“二位一体”公众形象。举凡蒋介石出现的地方,必有宋美龄陪同。宣传蒋介石、为蒋介石辩护、为蒋介石政权争取援助,则是宋美龄后半生的职责。宋美龄在台湾所开展的外交、妇女运动和社会事业等多方面的工作,都是在“第一夫人”的头衔下展开的。通过梳理宋美龄后半生的各类活动,可以发现宋美龄利用“第一夫人”这一符号向社会传达蒋介石政权稳定的信号,并强调其政权“正统代表性”。本文认为,困居台湾的宋美龄在“第一夫人”这个政治符号下演绎了多重社会角色。外交方面,她是蒋介石的外交事务总管和国际形象宣传员。为此,她整合美国“院外援华集团”,积极开展对美宣传外交,努力拉拢美国政界军方人士,等等,为台美关系改善积蓄力量。一轶时机成熟,她即踏上前台,以多种名义赴美访问,或医疗,或度假。每次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直至20世纪60年代后期,蒋经国接班态势已然明确,宋美龄方才淡出对美“外交”一线。妇运领袖是宋美龄最擅长演绎的社会角色。在宋美龄的政治版图上,妇女运动是她政治资本的重要来源,是她获取国内政治支持的重要根据地,其重要性不亚于外交领域。在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宋美龄依靠“妇联会”、“妇工会”和台湾省妇女会开展妇女运动,使自己长期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屹立不倒。社会事业则是与宋美龄的基督教信仰密切联系在一起。败退台湾之后,宋美龄从“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转变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宗教成为她最好的安慰剂。在宗教信仰的影响下,她抵台后即成立“中华基督教妇女祈祷会”,以该会联合周边重要人士,结成共同的利益联盟;她开办华兴学校,创建振兴复健医学中心,担当辅仁大学董事长,等等。这些都反映出,宋美龄在信仰的感召下推动社会事业发展,也反映出宋美龄的宗教热情与与政治需要的紧密结合。本文还考察了宋美龄和蒋介石、蒋氏家族和孔宋家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宋美龄在隐居美国时期的政治活动。在作者看来,“宋家”是宋美龄的娘家,也是她在“小家”和“蒋家”立足的奥援。在宋美龄眼里,蒋宋一体,互为帮助。只有壮大“蒋家”才能更好地维护“宋家”,只有维护好“宋家”才能最大化“蒋家”的利益。蒋介石逝世后,宋美龄为使蒋经国顺利接班,隐居美国。她虽然身在美国,但心系台湾政坛,关心的重点是塑造蒋介石历史形象、辅助蒋经国治理台湾。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蒋家王朝”。

陶海洋^[10]（2013）在《《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重要出版物,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发行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而又完全民办的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于1904年创办、1948年终刊,共发行44卷、819号,先后经历8位主编,发表作品20000余篇。在经历清季、北洋政府、民国过程中,《东方杂志》不仅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历程,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大量述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努力为社会培养人才,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生长点。秉承商务印书馆“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企业宗旨,《东方杂志》致力于介绍现代文化最新成果,以述评时事政治作为办刊特色,并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在长达44年的发展过程中,《东方杂志》可以分为主要五个时期,即早期杂志（1904—1910年）、杜亚泉时期（1911—1919年）、钱智修时期（1920—1931年）、王云五时期（1932—1941年）、苏继颀时期（1943—1948年）。为便于研究,钱智修时期可以分为具体的三个阶段,即钱智修时期（上）（1920—1923年）、钱智修时期（中）（1924—1927年）和钱智修时期（下）（1928—1931年）,王云五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杜亚泉、钱智修、胡愈之、王云五等四人,不仅是《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而且是杂志发展中的关键人物。其中,杜亚泉以其独特的见解引发了中西文化论争,钱智修是主编时间最长者,胡愈之是作品最多的作者、又曾担任过杂志主编,而王云五则是挽救商务印书馆及《东方杂志》的核心人物。早期杂志《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有蛤笑、蕴照、孟森等人。主要内容以清末新政为重点,在立宪主旨下,多数作者主张保存传统文化,同时述评清廷政治腐败、主张发展实业,作品主要涉及教育、立宪、外交、实业等内容,同时还有大量转载文章。杜亚泉时期《东方杂志》的作者约计453人次,而重要作者有杜亚泉、胡愈之等10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文章来源大为拓展,其中来源于英美等西方国家报刊的译述文章更多。杂志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介绍大量西方社会思潮,其中包括各类社会主义思潮。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作者,认真反思包括“一战”在内的现代文明的“时代错误”,述评民国建立后愈益严重的政治腐败,努力寻找整合社会的新的精神动力。这批文化人,努力进行中西文化的鉴别、对比和“体合”,“随世运而俱进”,自觉承担起现代文化最为激烈的观念转变的时代使命。杜亚泉因引发东西文化论争,主编职务被无奈地撤换。事实上,文化分歧在《东方杂志》内部早就开始,主编的替换也经过一个微妙的过渡阶段,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争论中所涉及的问题,当时的文化人不可能达成共识,注定了这场文化论争只能是一波三折的过程。钱智修时期（上）的《东方杂志》的作者共约计510人次,重要作者有胡愈之、周建人等12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积极顺应时势变化,“注重于切实可行之具体问题”。作者队伍更为庞大,出现大量介绍西方社会发展的翻译作品,包括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创作,理论视角更为开阔,同时出现更多的独立评论,又使这一杂志逐步摆脱了文化争论和思辨的色彩,进一步加大了现代文化的传播力度。钱智修时期（中）的作者共约计340人次,重要作者有黄惟志、胡愈之等11人次。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以1926年为界,有一个从述评中西文化,转向重点述评国际时事政治的变化过程。在国际时政报导上,主要以欧洲为重点,并介绍苏联以及他国的政治发展。这一变化与钱智修等人的民间政治思想有关。同时,这一时期出现更多的文学创作,注重描述某类社会层面、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下层百姓的生活状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内容。钱智修时期（下）的作者约有786人次,重要作者则为俞颂华、张明养等9人次,作者队伍进一步分化。在内容上,这一时期进一步注重国际时事的报导与述评,并进一步关注了国外社会文化、社会生活,同时出现现代文学的创作高潮。文学作品更多关注基层民众生活及心理状态,反映了基层社会民众在政治剧变与社会动荡中面临的生活压力。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是中国文化事业受日本侵华战争摧残、并努力抗争的一个见证,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东方杂志》三次停刊、四次搬迁的曲折。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上）,作者总人数约计1340人次,重要作者有张明养、郑永恭等12人次,而来源于社会上的作者大为增加,可以说明商务印书馆在经历“一·二八”事变的劫难后,及时得到社会的大力支持。这一时期正值中国新一代文化人成长并活跃于文化舞台,文化传播的主体、内容与方式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社会出现新一轮的文化生成现象。《东方杂志》更多关注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各国的经济应对之策,国际社会新的战争危险,特别增强了经济体制理论的述评。同时,主要由于中日矛盾的上升,关注民族生存和国家发展,成为文化人的深深的忧思,并由于环境的逼迫,出现新一轮的文化反思。这一时期,文学作品受战争影响最大,出现大批现实主义风格作品,但这种特殊政治动荡中出现的创作高潮,很快因抗日战争进入艰苦时期而中断。王云五时期（下）的《东方杂志》作者共计约317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郑允恭等18人次。这一时期述评欧洲相关事务的作品大为减少,而反映具体国家之间外交活动的作品比例大为上升,反映了国际政治力量在“二战”中重新组合的状态。其中,中日战争的相关报导大为增强,同时出现的经济类作品针对性更强,很多作品述评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的具体应对之策,但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及文艺作品的质量却开始下降。苏继癫时期的《东方杂志》作者总人数约计613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岑仲勉等8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尽管走出了抗日战争的阴影,却又因内战等影响而出现发展顿挫,并最终休刊。这一时期的作者队伍日益星散,办刊特色也逐步丧失。《东方杂志》忠实地反映和记录着时代变迁,成为20世纪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全备的资料库,全面述评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主要学术思想,成为探索中国发展模式必需的思想库,大量培养人才,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人才库,同时,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保持长时段的持续发行,也成为世界杂志发行史上的典型的样本库。《东方杂志》的发展历程说明,现代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社会诸要素共同的现代化作为基础,更需要中国文化人努力实践现代学者品格。

二、论1937年省立法会议选举对印度政局发展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1937年省立法会议选举对印度政局发展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国体·政体·认同 ——巴基斯坦国家构建进程研究（1947-1988）（论文提纲范文）

（3）孟加拉国政党政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马来（西）亚左翼政党发展与沿革：从大马计划到印马对抗（1961-1965）（论文提纲范文）

（6）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影响及应对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7）党群关系视域下的印度国大党兴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苏巴斯·钱德拉·鲍斯与印度独立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1937年省立法会议选举对印度政局发展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D]. 顾佳赟.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2]国体·政体·认同 ——巴基斯坦国家构建进程研究（1947-1988）[D]. 时佳希. 吉林大学, 2020(01)
• [3]孟加拉国政党政治研究[D]. 邵胤. 云南大学, 2018(04)
• [4]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D]. 王俏蕊.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5)
• [5]马来（西）亚左翼政党发展与沿革：从大马计划到印马对抗（1961-1965）[D]. LIAW SIAU CHI（廖朝骥）. 厦门大学, 2018(07)
• [6]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影响及应对策略[D]. 刘伟. 新疆财经大学, 2018(02)
• [7]党群关系视域下的印度国大党兴衰研究[D]. 葛家健.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1)
• [8]苏巴斯·钱德拉·鲍斯与印度独立运动研究[D]. 邹镇城. 赣南师范大学, 2016(04)
• [9]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D]. 吕晶. 南京大学, 2014(05)
• [10]《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D]. 陶海洋. 南京大学, 20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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