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型综合性系列丛书《经济研究文库》面世（论文文献综述）
刘思源[1]（2020）在《伍联德出版活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伍联德是民国时期一位有影响的出版家,也是《良友》画报和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创始人。纵观其一生,从1900年于台山出生,到1972年于香港去世,伍联德先后编辑、策划出版了几十种刊物,以在画报编辑出版领域的实践为最,贯穿了其整个出版生涯。伍联德对现代出版业的整体发展做出的贡献,不仅仅是因为《良友》画报取得的光辉成绩,还有其他一系列编、办刊物的创新想法与出版实践。伍联德的出版生涯与社会大环境密不可分。1900-1925年,伍联德经历了清末民初的改朝换制,在新出版新思潮的环境中成长起来,因翻译《新绘学》从广州到上海,由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儿童教育画》和《儿童世界》开启了出版之路,创刊《少年良友》,创办良友印刷所;1925-1929年,伍联德凭借《良友》画报异军突起,继而创办了《孙中山先生纪念特刊》等新闻时事性画册,为当时的新闻报道开创了新的形式,记录时代新闻、引领出版人的转向,同时经营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创办《银星》等刊物;1930-1936年,现代出版繁荣发展,伍联德开拓摄影采访性画报、推行丛书出版、策划专业性期刊,实现了个人出版阶段的多元发展,《中国大观》《中华景象》等摄影采访性画册为国内外读者展示了当时中国的真实概况,《良友文学丛书》和《中国新文学大系》反映文坛创作情况、开创新型丛书时代,《电影画报》等艺术知识性画册助力了文化教育的普及工作,但这一时期伍联德也因公司内部纠纷黯然离开了他一手打造的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7-1949年,抗战前后“出版救国”的环境中,伍联德主编爱国刊物《大美画报》,开办公益性质的明星影展,出版《青年良友》,也曾在沦陷时期担任伪职落水入狱,经历了民国结束、新中国成立的山河鼎革;1950-1972年,伍联德南渡香港,在香港意识形态碰撞的出版环境中不忘初心、重圆旧梦,出版了《良友》海外版和《锦绣中华》,又将以往关于“良友”的文章和致读者的信件整合出版了《良友·回忆·漫谈》,度过了一个南下小出版人的晚年。这些主题鲜明的出版物既是对《良友》画报的学习,也是对其优势内容的扩展和延伸,丰富了民国时期我国出版业的发展成果,也丰富了伍联德的个人出版生涯。在创办刊物和经营公司的过程中,伍联德也与许多知识分子建立了联系,作家、画家、摄影家、影星、政商界人士、读者都是其以“文”会来的“友”,《良友》遍天下的时候,伍联德的“良友”们也遍布世界各地。这些交往活动的维系,对伍联德创办、出版刊物和经营管理公司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伍联德和他所编辑出版的刊物,不仅是开创了摄影画报的刊物形式,在新技术的引进和美术字的设计上也都走在时代前沿。由此,我们需要从更多维的角度来挖掘伍联德鲜为人知的一面,在民国时期现代出版业的发展中,在用画报普及国民文化教育的情怀中,看到伍联德在《良友》之外的努力和贡献。同时以伍联德作为个案来观照我国近代出版事业,也看到同时期出版人群体的成长。他们在民国黄金时期的环境中抓住机遇、投身出版,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平稳推进,发展自己的事业,用出版开启民智、普及文化。在动乱和战争期间,他们坚守知识分子的文人品格,用出版传播思想、实业救国。即使后来政权变更、山河鼎革,经历了群体分化的出版人们,有一部分和伍联德一样选择南下香港,在祖国的一片异土上学会接受与认可,重操旧业、重建家园,为现代出版业的繁荣做出贡献。
陈晨[2]（2020）在《徽文化图书出版研究（2000-2019）》文中研究指明徽州文化,简称徽文化,是安徽省涡淮文化、皖江文化、徽文化三大主要文化体系之一。徽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至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历史上徽商经济为其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程朱理学为其塑造了精神内核,徽州地缘及宗族群体为其联系的纽带,且其所影响范围不仅限于徽州地区,而是遍及全国及世界多地。徽文化因自身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封建社会后期世俗文化的典型代表。20世纪50年代,大量徽州文书得以发掘,促使了以徽州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新兴学科——徽学的诞生与兴起,并成为与藏学、敦煌学齐名的三大地方显学,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备受国内外学者关注。徽文化的内容涵盖社会、伦理、经济、文化、历史、科技、工艺、艺术乃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传承徽文化精神对于弘扬传统文化和服务安徽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图书是文化的精炼与凝结,徽文化图书的出版是继承和传播徽文化的有力抓手。本文通过对2000年至2019年这20年间有关徽文化图书的出版情况进行了捜集整理,并对筛选后的图书出版数据进行综合分析,从中可以了解到目前徽文化传播在图书出版领域的一般情况。并尝试对徽文化图书出版的现状与特点进行分析,以期对徽文化出版及建立地域文化文库等出版工作提供参考。本文共分为五个章节。首先在第一章绪论中阐述了研究徽文化图书出版的缘由,以及目前徽文化图书出版领域相关研究的开展情况,指出徽文化图书出版研究与当前徽文化研究及地域文化出版、文库建设发展现实状况相对滞后的现实状况。第二章中阐明“徽文化图书”的定义,比较并最终确定采集信息来源,明确搜集方法,并对收录的徽文化图书按照内容划分为古籍整理类、学术研究类、通俗读物类、技艺书画类四大类。在第三章中将从出版物选题、出版社、作者等方面对徽文化图书出版成果进行分析。根据分析总结其出版的特点并进一步分析产生以上特点的原因。第四章从省级文化产业中出版产业的发展规划、省级出版资金扶持、出版集团出版规划等方面分析当前徽文化出版中存在的问题。第五章是对徽文化图书出版拟提出的对策与建议。主要包括文化发展规划中的出版机制、省级政府的出版资金扶持机制、徽文化研究学术队伍建设机制、徽文化编辑人才建设机制以及对安徽地方出版机构的一些建议。
孙吉娟[3]（2020）在《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方梦之是我国当代着名的翻译理论家,其在科技翻译研究、译学辞典编撰、翻译期刊创办等领域均作出了卓越的奠基性工作,其构建的应用翻译学范畴框架开中国乃至世界应用翻译学科体系研究之先河。方梦之用宏观、中观、微观的三分法来研究翻译:宏观上,翻译的原则有达旨、循规、共喻三端,“一体三环”的时空图展示了当代翻译理论的不同发展阶段及其内涵,翻译活动参与者以作者、译者、读者为三要;中观上翻译策略追溯其理论渊源、目的指向和技术手段,以直译、意译、零翻译的三元图包罗其详;微观研究则侧重在语法、修辞和逻辑三科。本文重点对方梦之一分为三的方法论与应用翻译学研究成果之间的关联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阐述该方法论对当下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借鉴意义。与文学翻译研究的历史悠久,理论庞杂相比,国内的应用（文体）翻译起步较晚,理论视域窄化。具体来说,在方梦之等国内学科领航人的带动下,应用翻译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从强到精的发展历程,走出了理论建构的困难期,在本体论、认识论、教学论、方法论、技术论等方面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走上了独立学科的发展方向,走出了一片不断拓展的学科体系疆域。其中很多研究成果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是国内学界对此尚未展开系统研究。本文的价值之一就是完善学术思想史上这一重要的环节。在方梦之的学术研究中处处体现着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意识。打破二分的对抗和隔阂,继承古代文论、借鉴西方译论学说,提倡“一”中不仅有“二”,更要有“三”的整体、动态、分层、发展的译论观。笔者在文中有意识地揭示该方法的独特性、合理性和现代性,努力尝试提升此法在翻译研究中的普遍性。所以,一分为三正是方梦之译学思想和翻译活动的主旨要害,是其译学观的关键,也是方梦之整体译学思想方法论的高度浓缩。因此,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有三:一是国内首次对方梦之的翻译学思想进行系统的专题研究,具有丰富翻译家史料,完善中国应用翻译思想史的历史价值;二是方梦之作为我国应用翻译学科体系建构的领军性代表人物,对其个体的研究也是对我国应用翻译学发展历史脉络的梳理和反思,具有学科建构、发展、反思和批判之学科促进建设意义;三是一分为三哲学方法论视角的提出,对方梦之译学思想和译学活动具有提纲挈领之用,同时也为翻译学的元理论发展提供方法论的哲学关照和启示。论文正文共分为八章内容,以一分为三的译学方法论为主线,以方梦之对应用翻译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的本体研究为主体,以同时期东西方相关译论为参照,以方梦之的翻译学思想与翻译学术活动（创办期刊、主持会议、编撰辞典等）之间的内在关联为呼应。宏、中、微三论结构平衡,翻译理论探究与翻译活动实践同条共贯,共显其一分为三的要义。“绪论”中,在综述方梦之的学术成果、代表作评论、学术思想评价的基础上,提出本课题的研究缘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二章是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总论,也是本文的灵魂。笔者通过梳理“一分为三译学观”的历史渊源和前沿要点,将一分为三定位于翻译学的哲学方法论层面,其在方梦之的学术研究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意义。后面三至五章侧重阐发方梦之在应用翻译学理论体系建构中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研究主张及其一分为三方法论的研究意义。分别指向:方梦之构建一分为三的应用翻译理论研究体系,应用翻译的中观策略研究,翻译技巧微观研究的三基础:语法、修辞和逻辑。宏观体系建构系统、辩证;中观凸显“三”的要素,具有拓展学科理论发展的潜力;微观研究三位一体,激活了翻译实践提升为翻译理论的生命力。基于以上翻译理念,紧接的两章分别探讨了方梦之翻译学术活动之创办《上海翻译》期刊和编纂译学辞典。这一部分既是作为对方梦之翻译学术活动的总结,也是对应用翻译（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批判,同时,论述过程本身特别加强了对方梦之提出或者应用的一分为三方法论的逐层剖析。结语部分,一方面对方梦之的译学贡献进行总结和研判,尤其是充分肯定其对一分为三的译学方法论的成功运用;另一方面指出本研究的局限和未来的可拓展领域。总之,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挖掘具有中国哲学色彩的一分为三方法论与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契合,具有重要的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复兴民族精华的现实意义。
吴利亚[4]（2020）在《《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研究（1926-1945）》文中研究说明民国时期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黄金时期,也是中国现代广告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出版业的宣传需求遇上广告业的蓬勃发展,为书业广告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土壤。《良友》画报是伍联德先生于1926年2月在上海创办的一份综合性画报,堪称“中国最早出版之图书杂志”,比美国影响深远的《生活》画报都要早十年。因其组稿多元、印刷精良、内容丰富,吸引了大批读者订阅和购买。《良友》画报上的书业广告占比达到《良友》广告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相较于同时期的其他报刊,在书业广告方面更具典型性和代表性,不仅体现出民国时期较高的广告发展水平,也记录和呈现了当时印刷出版行业的发展面貌。论文立足民国时期画报书业广告发展的时代与社会背景,以《良友》画报为媒介载体,从发展概貌、类型与特点、策略检视和时代价值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全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分析和梳理《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发展背景及历程;第二章从文本角度分析《良友》画报书业广告所呈现的内容;第三章从创意表现策略和营销传播策略两个维度分析《良友》画报书业广告在民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是如何利用杂志媒体进行推广并获得较好的宣传效果的;第四章则尝试归纳并揭示《良友》画报书业广告在民国时期复杂多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中所具有的时代价值和意义。通过研究,论文认为《良友》画报书业广告因其数量比重相对较大、传播范围相对较广、存续时间相对较长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由此个案窥探民国时期书业广告发展的大致情况。《良友》画报中形式多样且种类多元的千余则书业广告至今品读起来都十分经典,其中饱含当时广告人的巧思与匠心。在深谙目标受众心理的基础上将营销传播和广告学理论灵活运用到广告文案写作和广告画面的美术表现当中,创作出既能吸引读者眼球,又能有效促进书籍报刊销售,还兼具较高文学意蕴和历史价值的广告,实属不易,对当下图书出版发行行业的广告营销活动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杨安文[5]（2020）在《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大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走出去”已成为新时代的迫切要求。诗歌历来是文学的重镇。根植于中国博大精深之传统文化的中国当代诗歌,既折射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也反映了当代诗人富有时代特色的精神面貌、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当代诗人不断进行着汉语语言自身的试验,不断尝试语言的自我解放和边界突破,展现出中国当代诗歌在语言、文学和文化等领域独特的风貌和价值。在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外文学交流、互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当代诗歌应该大力展现其独特魅力和价值。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多关注中国古典诗歌,而对中国当代诗歌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对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后朦胧”诗歌的海外译介更是关注不够。柏桦被普遍认为是“后朦胧”诗人杰出代表,是国内最优秀的抒情诗人之一,也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本研究以诗人柏桦为研究对象,以比较文学译介学研究方法,通过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的现状及特征作全面深入的考察分析,管窥中国当代诗歌在海外译介与接受的总体现状,探究其在海外的传播途径及接受规律,从而提出了更为切实可行的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模式、方法与策略。同时,从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视角,采用文本细读和对比研究方法,以柏桦诗歌英译文本为研究对象,开展诗歌翻译对比研究和诗歌翻译变异研究,从语言学层面分析诗歌翻译的策略运用,探究国内外诗歌译者在文本解读和翻译策略选择上的差异,寻求既能保留中国当代诗歌本真和特色、又能为英语世界所接受的翻译策略,并从翻译阐释学的理论视角探析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文本解读与意义建构的重要意义。本研究首先对国内外以各种语言出版、发表的柏桦作品译介和相关研究资料进行穷尽式搜集、整理和爬梳。通过对柏桦生平、创作历程、各时期诗学观和诗歌特点以及国内相关研究的系统梳理,建构国内柏桦形象,并以此作为译介研究背景参照,重点以第一手外文材料为文献基础,全面、系统地梳理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及港台地区的译介、传播和接受状况。研究发现柏桦诗歌海外译介呈现出诸多特点。第一,柏桦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较多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究其原因,除了柏桦自身80年代末到90年代在国内诗坛的声名与影响因素之外,还与外语专业出身的柏桦所具有的强烈的对外译介和交流意识有关。第二,柏桦早期诗歌在荷兰、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译介和发表较早,在英语国家则稍晚。这与当时旅居欧洲国家的知名诗人北岛和张枣的大力引荐密切相关,尤其是北岛及其主导的海外文学杂志《今天》及“今天”基金会,对推动包括柏桦在内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走向世界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柏桦诗歌译介涉及的译者人数较多,但专注于柏桦诗歌翻译且与其配合默契的译者很少。柏桦目前在海外发表或出版的译诗反响平平,没有带来犹如原诗给国内读者带来的冲击和感受,这至少应当部分归结为翻译问题。笔者认为,许多译诗没能体现柏桦诗歌中独特的声音和气质,没有彰显出其独特的语言风格。第四,从翻译主体来看,柏桦诗歌翻译大部分是由外国汉学家译者或诗人译者独立完成,中外译者合作翻译很少。然而,外国译者独立翻译完成的译本或多或少反映出译者对原诗的理解存在障碍。就汉语诗歌翻译而言,以译入语为母语的外国译者原本就不多,要想寻得一位中文语言能力强、翻译技艺高超同时还能配合默契的理想译者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即使外国译者值得依靠,中国当代诗歌的对外译介也不能完全指望他们,国内译者必须承担其应有的责任。笔者并不赞同由国内译者单独翻译,但认为基于彼此信任、理解和良性沟通的中外译者合作翻译是理想的翻译模式。第五,柏桦诗歌对外译介在网络媒介的利用方面还远远不够。这也是绝大部分中国当代诗人对外译介存在的问题。在网络信息时代,中国当代诗歌要想更好地为海外读者所了解和接受,就必须努力克服外语障碍,利用好网络媒介与外国读者和诗人加强直接的互动交流。其次,本研究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接受状况进行了考察分析。研究发现,就翻译文本的选择来看,外国译者选择翻译的诗歌文本与柏桦推荐翻译的诗歌文本之间存在不小差异,这既反映了外国读者（译者）独立的审美判断,也反映出他们异国的、独特的审美趣味。因此,就对外译介的角度来说,译者（或编者）在做翻译选本的时候,不能完全站在自身的审美角度,还要适度考虑外国读者的审美需求和期待视野。此外,从海外学者对柏桦诗歌的研究现状来看,他们的研究普遍紧密结合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关注诗歌所反映的历史和社会现实,总体呈现出意识形态解读的倾向,体现出外国读者典型的意识形态偏见和“他者”想象。中国当代诗歌在国际社会接受的过程中,遭遇意识形态偏见不可避免,我们需要以更加优秀的诗歌文本来予以消解。然而,外国读者对“古典”和“异国”的偏好却值得我们重视,这正是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所说的世界诗歌不能丢失的所谓“民族性”或“本土性”的体现,反映了外国读者的阅读期待。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关注社会文化语境的同时,也注重文本细读,强调诗歌研究必须深入诗歌文本,不能重“语境”轻文本,不能忽视诗歌本体（诗歌的语言、内容、形式、音韵等）的研究。再次,本研究以柏桦诗歌英译为例开展了多译本对比研究、翻译变异研究以及中外译者合作翻译研究,并从阐释学理论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建构的意义。研究发现,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差异明显,对原文的理解各有不同,对原诗的形式、内容、情感、节奏和意境的传递各有高下。中国译者对原诗文本的理解、音乐性的感知与转换表现出明显优势,外国译者在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结构的有效转换上具有优势。但在笔者看来,真正实现了诗意的有效转换,传递了原诗丰富的艺术内涵和诗人独特而丰满的思想情感的译文则仅来自少数具有“创造性”特质的翻译,如霍布恩的译文。笔者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视角分析了霍布恩译本在中西文学传统和思维方式上体现出的文化过滤以及文化误读、误译,强调要正确认识诗歌翻译中的“变异”现象。笔者认为,恰恰是译本的“变异”——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造就了译入语读者能够接受的译文,让原作在异国文学中获得新生。此外,笔者还从阐释学理论的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构建的重要意义,并指出诗人、译者、评论者和读者都应该以开放的心态看待诗歌翻译,留给译者创造性阐释和语言转换的充足空间。最后,本研究运用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学场域理论分析了柏桦诗歌近期在海外译介和接受状况不如早期的原因。笔者认为,柏桦停止写诗15年以及其复出后大量创作和发表诗歌对其海外象征资本的积累带来了不利影响。从中得到的启示是,诗人们要想在海外诗歌场域获得有利占位、得到较多认可,就必须有效积累象征资本。一方面,诗人的文学生产活动不能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或迎合大众口味,应以“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追求为目标,诗歌产品当以高质量为第一要素,少而精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会更有利于象征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诗人们应积极、主动且持续地开展对外诗歌交流,包括参与中外诗人互译项目,参加各类国际诗歌节和诗歌探讨会,与海外汉学家、诗人以及诗歌译者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中国政府文化机构、出版机构以及高校院所则应该为当代诗人、诗歌译者和学者的海外交流和翻译实践创造更多有利条件,提供经费资助,推动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的良性发展。本研究首次对柏桦诗歌在国内的传播与研究以及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进行了系统、全面、完整的梳理和分析。通过本研究,笔者希望将柏桦这位极具代表性也颇具独特个性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的艺术贡献,诗学探索与创新,及其作品丰富的诗学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较为立体、完整地呈现在中外读者面前。同时,透过柏桦海外译介研究这一个案,笔者力求管中窥豹,力图为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方法。本研究寄望于促进中国当代诗歌与世界的交流与对话,增进海外文学界、诗歌界、汉学界对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了解,提升当代诗歌在海外的地位和影响力,从而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推动新时代中国当代诗歌更好地走向世界,并借以积极参与人类文明建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俞雪莲[6]（2019）在《福州海丝文献资源整理与开发现状及对策研究》文中提出福州海上丝绸之路的产生及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背景,而依托于这一背景下所形成的福州海丝文献资源,则是综合反映东汉至民国期间福州十邑地区与其他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地区通过海上交通进行对外经贸往来而延伸至政治、文化交流、人员往来等方面的各种历史文献以及民国以来的相关研究文献的总和。前者涵盖的文献类型包括地方史料、地方志、谱牒、侨批、考古资料、乡邦人士及外邦人士着述等文本文献,以及票据、契约、金石拓片、舆图、碑刻铭文等非文本文献;后者则主要为民国以来学者的相关研究论着、论文集等文献类型呈现。本文以福州海丝文献资源作为研究对象,结合文献研究法、实地调查法等科学方法,对目前福州海丝文献资源的整理与开发现状进行系统研究。本文试从福州海丝文献资源的概念界定、收藏现状、研究价值等方面,系统梳理福州海丝文献资源整理和开发的整体情况,论述福州海丝文献资源整理与开发的各自特点,分析了目前福州海丝文献资源整理开发工作中分别存在的不足,最后就现存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措施及对策。
王宇[7]（2019）在《明清笺纸研究》文中提出笺纸是供书写与绘画的纸质艺术品,也是传统中国艺术文献的重要载体之一。尤其是明清时期的笺纸,不仅能够满足作为书画载体的功能,还能够充当艺术文化传播的媒介,即笺纸、笺谱中所呈现的图像,既反映了文人阶层的书写礼仪和审美情趣,又兼具了画谱、金石图谱的作用。因此,笺纸本身不但是艺术文献的载体,亦是一种重要的艺术文献形式。晚明的制笺活动,继承了千百年以来潢纸中染色、砑光等技巧,并开创性地运用了饾版套印和拱花等印刷方法,最终以金陵《萝轩变古笺谱》和《十竹斋笺谱》宣告了笺纸图像时代的全面开启。这两部笺谱与同时代的其它墨谱、画谱和小说戏曲的插图相比,不仅尽情地展现了多彩的图像,还包括了浅浮雕式立体的花纹。大约在乾隆时期,出现了明清制笺史中的分界点,此后各地笺肆林立,而热衷于金石考据学问的清代文儒和城市自由职业书画家,纷纷投入到制笺活动中来,用笺纸以一化千的优势,广泛对外展示和交流艺术语言。逐渐北方京津地区以北京琉璃厂为中心,南方苏松地区以上海豫园为代表,出现了数百家南纸店与笺扇庄,此时笺肆、制笺主人、书画家、刻工和印工们,常常以笺肆为中心,不断笼络聚集、联谊造势,笺肆除了刻印各种画笺、代乞时人书画,甚至还设立画会、出版刊物,成为清末南、北画坛中不可小觑的一股力量。本文旨在从明清笺纸这一看似寻常、微观的视角,去探究同时期艺术史中尚未被整合的文献材料,或可互为补征、以答阙疑。
葛小寒[8]（2018）在《明代农书研究 ——文本与知识》文中研究表明明代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这种活力表现在商业的发展与文化的多元性之上。作为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明代农业生产的扩大支撑着当时社会的调整与转型,与此同步的则是明代农书数量的喷发,并由此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农学知识体系。那么,对于明代农书的研究便是必要的:一方面,明代农书所蕴含的农学知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农业技术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明代农书更是深深浸润在当时日趋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诚然,前辈学者已经对于这一问题有了相当的讨论。但是,他们的研究大部分是在基础的“文献考辨”之上对当时农书所记载的“科学技术”进行评介,抑或是利用农书中透露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史料去考察当时的农业生产与农村生活。由此可见,前人对于明代农书本身的讨论仍是缺乏的,尤其缺少在文献的进一步整理之上,从“知识史”的角度切入进行探讨。从“文本”与“知识”的角度考察明代农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明人的观念中究竟是如何认识作为概念的“农书”。借助于当时士人留下的“文集”、“书目”与“农书”进行分析,明人对于“农书”这一概念的认识颇为多元且伴随着参与性程度的不同发展出异样的农书观。为了研究方便而对于这种多元的“农书”认识作一概括的话,可以总结为:明代的农书便是当时的农事书、农艺书与农政书。明晰了这一范畴之后,梳理现存与佚失的明代文献,不难得出有明一代大约诞生了 502种农书的结论。但是数量的巨大不能掩盖当时农书存在着大量抄袭、翻刻的情况。因此,单纯从农学知识的发展角度来说,明代的有价值的农书数量将下降到300种以下。不过,无论明代究竟有多少种农书,对于它们的文献考证活动自然是不可缺少。尤其是一些农书的作者、版本与诞生时代在之前的农书目录里面有误,还有一些农书是前人未见的,另有一些已经侠失的农书也可以辑佚。如果说“文本”研究专注于文献本身,那么“知识史”视角下的农书研究则侧重于考察农书与时间、空间的互动。从“时间”的角度而言,明代农书与宋代农书的比较可以揭示传统社会的不同时代农学知识关注的变化。主要通过内容、作者与时空分布的对比,宋、明农书的连续性与差异性一目了然:相较于宋代,明代的农书更加注重“统合”,其中负载的农学知识则进一步下移,作为农书生产的动力也不再受政治权力的制约。另从“空间”角度来说,明代农书中最重要的一种,即“花谱”,除了在知识性上超越宋代以外,还更多承担了专业知识记载之外的交往功能。简言之,在明代的社会空间中,以“花谱”为代表的农书参与了当时士人社交网络的建构。此外,“知识史”的视角除了较为宏观的考察之外,更加关注一种知识或书籍的生产、传播、阅读以及社会影响。从《树艺篇》与《汝南圃史》之间的关系与发展来看,明代农书的生产过程漫长而富有弹性。在“稿本”农书到“刻本”农书的变化过程,不仅是农学知识系统化的过程,也是一些农学知识被删去、另一些农学知识被加入的过程。农书诞生以后的传播活动,官府在其中起到了较为显着的作用。因此考察明代官刻农书的传播行为与影响,可以作为个案了解当时农学知识的传播面向以及传播过程中的问题。当然,传播是农书生产方或者农书刊刻方的行为,农书中承载的农学知识能否真正为时人认同或接受,还得考察当时农书的阅读问题。对此,由于诞生时间颇早,且在明代流传较广的《救荒本草》与《野菜谱》便是探讨农书阅读活动的重要个案。基于农书内容、序跋以及阅读者的书目、批语,乃至翻刻过程中的改造活动,明代农书阅读的多元面向可以被充分挖掘。例如以上两种野菜书的阅读活动,便呈现出早期阅读与晚期阅读的极大不同。这主要表现在,晚明士人对于农书的阅读往往偏离了作者原有的意图。最后,农书与地方社会关系往往不被前人研究所重视,这固然是因为地方性农书不宜保存流传。然而,《亳州牡丹史》却能填补这种研究方向的空白。该书不仅是亳州牡丹的知识性介绍,更是亳州士人与一般百姓从事花事交往活动的记录。通过这一文本,晚明亳州的地方社会显得更加饱满,而《亳州牡丹史》本身也离不开这一社会的制约,尤其是其中所凸显的对于“阶层”变动的敏感。综上所述,明代农书的研究不仅仅是对旧有农业文献的整理与考察,更是对于其中所记录的农学知识的分析。这种分析在过往的研究中过多的侧重在“科学技术”的介绍,而忽略了知识以及其载体（农书）的概念、时空变迁、生产过程、传播活动、阅读与接受等等方面的探讨。而对于以上问题的讨论,才是后人进一步理解当时农学实况的钥匙。
黄勇军[9]（2018）在《纸上的光影：中国影视小说研究（1920-2010）》文中提出在中国现当代影视文学史上,影视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创作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既为我国影视剧的创作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也为影视文学增添了新的题材内容和新的创作样式;它既是影视艺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现当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长期以来影视小说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很少有研究者总结其创作成就,关注其在影视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梳理其发展演变脉络,探讨其创作规律。因此,开展对影视小说这一文学现象的研究,对于梳理中国现当代影视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再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完整面貌;对于拓展影视史的研究范围,总结影视创作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启迪和促进当前影视文学艺术的发展,都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电影小说是电影和小说两种艺术形式相结合的产物,具有文学与电影的双重属性,既是电影文学的重要样式,也是小说艺术的全新品类。电视小说是对电视剧或电视剧本进行文字改编和再度创作而形成的小说,它的创作模式、文体形态、本质属性等都与电影小说相似。影视小说则是为了言说的便利而对电影小说和电视小说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简称。鉴定是否为影视小说应坚持两大基本准则:一是在创作依据上必须是根据电影/电视剧本或影像文本进行的改编与再创作,二是在创作时间上必须是在影视作品拍摄过程中或摄制完成之后。只有如此才能正本清源,廓清影视小说认知上存在的误区,为维护影视小说文体形态的纯正性与独立性打下坚实基础。中国现代电影小说的生成与发展和中国现代电影以及现代小说的生成与发展紧密相连。1910年代初以周瘦鹃等为代表根据外国电影改编的“影戏小说”为我国早期电影小说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发和借鉴。而根据中国本土电影改编的电影小说的早期形态电影本事以及“影戏小说”则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才开始出现。1930年代以后电影小说成为“文学新品种”并得到文学界的承认,1940年代中后期电影小说更进一步成熟并开启发展的第一个高潮。解放后电影小说进入了缓慢的发展阶段,“十七年”电影小说在多重挤压下犹如戴着沉重枷锁的“舞者”在特殊的政治、文化、艺术形成的“辉煌”与“惨淡”的“舞台”上艰难“起舞”曲折前行。新时期电影小说则出现了缓慢而艰难的复苏,但并未形成规模化、系统化的创作局面。1990年代以后又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影像文本的电影和纸质文本的文学二者双向“合谋”的共同诱导与塑造下,这一时期的电影小说呈现出了全新的、别样的风格与特色,并推动电影小说出现了第二次发展高潮。由于我国电视剧发展的相对落后导致电视小说的诞生比电影小说晚近七十年,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蹒跚来迟。电视小说经历了1980年代的短暂沉寂后在九十年代迅速崛起,并由1990年代及以前的创作者文体意识懵懂、艺术水准粗陋、市场接受程度低下而逐渐走向21世纪以后的文体创作自觉、运作模式娴熟、优秀佳作叠现的成熟与繁荣阶段。电视小说以及电影小说也在新世纪逐渐取代影视文学剧本成为影视文学的“最重要类型”。在厘清电影小说与电视小说演化历程总结其发展规律并由此建立影视小说系统的生长谱系基础之上,从文体的角度深入影视小说内部探讨其文体建构的策略及其特色可以发现,影视小说既广泛借鉴了影像叙事的技巧,又充分发挥小说艺术的优长,将影像性与文学性有机结合,也因此成为影视对文学影响最为典型的代表,成为影视与文学联姻产生的“宁馨儿”。影视小说是蕴含影视基因最为丰沛、受到影视影响最为深刻、借鉴影视艺术形式最为多样、运用其相关技法最为成熟的小说文本形态。其中,被誉为“电影的灵魂”的蒙太奇作为电影最基本的镜头语言对影视小说产生的作用与影响也最为广泛和深远。此外,影视小说借鉴影视的空间结构形式和影像视听技巧,以时空的有意错落、重置、交叉、破碎等打破情节的逻辑性与连续性,以多重空间的叠合、并置、交错等摒弃传统单一的时间线性叙事模式,凸显共时性与现时性的“空间化”叙事效果,表现出明显有别于传统小说的艺术技巧与审美特征,成为现代小说空间化的“最突出的代表”,也是影视小说有别于其他小说所具有的独异性和规定性之一。文学活动本质上是一种传播活动,从影视小说的外部生态场域来考察影视小说的生成与运作情况可以发现,以出版社为主体的传播媒介对影视小说的生成与发展有着枢纽性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影响和作用。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作为生产精神产品能动主体的出版社的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为影视小说的繁荣既提供了重要保障又激发了不竭动力。同时,在影视小说生成链上的三大相关主体——作为影视剧生产制作主体的投资出品方、作为影视小说创作主体的改编创作者以及作为物化载体媒介主体的图书出版社中,改编创作者作为关键主体直接决定影视小说的艺术水准与市场价值,影视投资制作方则以其广泛的市场影响和强劲的资金实力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三者在遵循影视剧生产规律、小说创作规律、图书出版规律“三大规律”基础上多方联动,互融共生,以各自强大的内生动力充分调动各方资源要素参与影视小说的创作生产与营销运作,推动影视小说在新世纪迅速发展并走向全面勃兴。
宋泉[10]（2017）在《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文中研究说明地方出版史,尤其是历史上影响全局的出版中心,是出版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化城”作为大后方的出版重镇,云集了众多的出版文化人、产生了大量的出版机构、出版了洋洋大观的战时读物,形成了“独特的历史现象”。“文化城”中的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化供应社”或“文供社”）,诞生于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1939年,在短短的两年间,它逆势而生,迅速成长为桂林“文化城”最大的出版企业,与国际新闻社和救亡日报社并称为“三大进步团体”,对国统区抗战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传播媒介组织的文化供应社,在抗战出版史上有着独特的“地方性”、“政治性”和“进步性”的特征,对抗战时期出版传播活动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由于出版史学界尚没有关于地方出版机构文化供应社的专门研究,传播学界对于非常态环境下的媒介组织也鲜有论述,本文探索性地以抗战时期的文化供应社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为什么文化供应社能够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逆势发展”和“文化供应社是如何开展抗战文化传播活动的”问题,并通过对史料的爬梳、整理和数理分析解决这一疑问,为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抛砖引玉。基于出版活动的文化传播特性,本文以传播学的视角切入出版史的个案,借助传播学者拉斯韦尔的“5W”理论,构建文化供应社的分析框架,并从文化供应社诞生的媒介生态环境出发,对其组织管理模式、出版同人群体、传播的信息内容以及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五个方面深入剖析,洞察文供社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的媒介生存和传播活动。一定媒介组织的诞生和发展是与社会系统的变化紧密相连的。本文首先从抗战的社会背景及桂林“文化城”的特殊环境入手,考察了文化供应社诞生的社会生态系统。在战争年代,民族矛盾激化、政治局势动荡、意识形态斗争激烈、出版机构大规模西迁,相对稳定的传播生态系统被打破。而这一时期的桂林,凭借独特的地缘优势、新桂系开明的政治姿态,以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实施,成为出版事业的再生之地。文化供应社便是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由新桂系民主人士与进步文化人共同建立的具有广西地方“官办”性质的特殊出版机构。在企业组织制度和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做到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桂系与中共之间的策略性平衡。以“股份制”为企业组织制度的文化供应社,在股东构成上体现了新桂系力量与进步文化人之间的融合,以新桂系官方的资本支持和进步文化人的智力支持,共同支撑了文化供应社在地方文化事业上的迅速发展。股份公司的管理制度甚至成为了文供社拒绝中央恶意“收编”的重要托辞。在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的管理层李任仁、陈劭先、万仲文等是国民党民主人士,编辑出版部门的核心成员胡愈之、邵荃麟、宋云彬等是中共领导下的进步文化人。他们联合了广大知名的作家,求同存异、互相合作,体现了文供社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的包容性与进步性。文化供应社的出版物体现了抗战时期文化传播“大众化”的特点。“大众化”不仅是战争年代社会大众对抗战文化普及的迫切需求,也是媒介组织在面临巨大民族矛盾之时的自觉意识。文化供应社的编辑出版活动在胡愈之的主持之下,大规模地开展了通俗读物的生产与传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文化室图书”,该丛书不仅通过建立村街文化室实现了大众文化在空间上的布局,还通过连续出版物《新道理》实现了战时信息时间上的延展与更新。青少年文艺、社科类图书的出版也是文供社出版物重要的组成部分。“少年文库”、“青年文库”、“文学创作丛刊”等丛书,以及《新水浒》、《鲁迅语录》等书籍的畅销与普及,促进了进步文学作品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同时,文化供应社创办了《文化杂志》,倡导自由、批判的学术思想,树立严谨、理性的文化品格,引导了桂林“文化城”的文化建设;此外,还与广西地方文教组织进行合作,出版了《干部政策》、“国民教育丛书”等图书,服务于地方文化和教育事业,成为桂林“文化城”出版业的生力军。在书籍传播的工作上,文化供应社不仅积极拓展和建立渠道,还通过门市、批发、邮购和流动发行等发行方式将图书输送到读者手中。即使是物资匮乏、经济萧条的抗战年代,文供社也没有忽视对企业品牌的塑造和对出版物的营销,从《大公报》（桂林版）的“文化供应社书报联合广告”中就可窥视桂林“文化城”活跃的出版生态和文供社强大的营销能力。为了将进步的抗战文化更广泛地传播到受众之中,文供社开展了多种宣传方式,还加入“新出版业联合总处”为进步出版业争夺“话语权”。在文供社出版同人的共同努力下,其出版活动取得了显着的传播效果。不断再版的出版物体现了文供社在出版传播上“量”的积累,受众信件的反馈也体现了文供社出版物“质”的保证。此外,文化供应社对进步文化人的保护与转移,在抗战文化低潮时期的坚守与创造,都对桂林“文化城”文化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文化供应社发展历史的总结与反思,也是为改革路上的出版机构提供历史的镜鉴。抗战文化的构成不是单一性的,抗战文化的传播也非简单通达的,只有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下洞察个案,才能找出文化传播的内在动力和历史逻辑。文化供应社作为抗战时期地方性的出版机构,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是抗战出版文化的一个横切面,为我们展示了非常态社会环境下一种成功的出版模式。尽管文供社在战争的硝烟中仅走过了 15年的艰难历程,但其轰轰烈烈的文化传播活动在历史的天空中也留下了光照的痕迹。
二、大型综合性系列丛书《经济研究文库》面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大型综合性系列丛书《经济研究文库》面世（论文提纲范文）
（1）伍联德出版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一、从广州到上海:伍联德出版生涯的开端(1900-1925) |
| (一)清末民初的新出版与新思潮 |
| (二)从广州到上海:走上出版之路 |
| (三)商务印书馆:业务锤炼与经验积累 |
| 二、《良友》画报与新闻性画册:“中国画报之父”的诞生(1925-1929) |
| (一)厚积薄发:《良友》画报 |
| 1.伍联德创办画报的原因 |
| 2.《良友》画报的创刊过程 |
| 3.《良友》画报的特点及成功原因 |
| 4.《良友》画报在出版史上的价值 |
| (二)别具只眼:《孙中山先生纪念特刊》 |
| (三)引领转向:新闻性画册出版 |
| (四)编管并重: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
| 三、摄影画册与文学丛书:伍联德的多元实践(1930-1936) |
| (一)摄影采访性画报的开拓 |
| 1.《中国大观》:图片化普及国情的开端 |
| 2.《中华景象》:普及国情再升级 |
| (二)丛书出版的推行 |
| 1.《良友文学丛书》:反映文坛创作情况 |
| 2.《中国新文学大系》:开创新型丛书时代 |
| (三)专业性期刊的策划 |
| 1.《电影画报》:普及电影艺术之短稿 |
| 2.《人间世》:小品文的核心阵地 |
| (四)黯然退场:离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
| 四、爱国出版与沦陷落水:战争时期的人生浮沉(1937-1949) |
| (一)抗战救国:出版人的文化呐喊 |
| 1.《大美画报》:化名办报为国发声 |
| 2.公益影展:明星助阵心系民生 |
| 3.《青年良友》:爱国出版放眼国际 |
| (二)担任伪职:伍联德的逃避与落水 |
| 五、《良友》复刊与回忆漫谈:伍联德出版活动在香港的延续(1950-1972) |
| (一)南下香港:新中国初期香港的出版环境 |
| (二)重圆旧梦:新《良友》重引香港娱乐出版风潮 |
| (三)香港忆旧:伍联德的晚年 |
| 1.《良友·回忆·漫谈》:对话读者 |
| 2.《锦绣中华》:永葆初心 |
| 3.《良友》停刊,病逝香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伍联德出版活动年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2）徽文化图书出版研究（2000-201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关于徽文化图书出版的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创新点、研究方法及研究难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点 |
| 三、难点 |
| 第二章 徽文化图书出版概况(2000—2019) |
| 第一节 捜索方式和范围的界定 |
| 一、信息来源及捜索方式 |
| 二、图书信息统计方法 |
| 第二节 徽文化图书的分类 |
| 一、古籍整理类 |
| 二、学术研究类 |
| 三、书画技艺类 |
| 四、通俗读物类 |
| 第三章 徽文化图书出版成果分析 |
| 第一节 量化分析 |
| 一、出版物选题统计及分析 |
| 二、出版社统计分析 |
| 三、作者分析 |
| 第二节 徽文化图书出版情况特点总结 |
| 一、内容选题方面 |
| 二、出版社方面 |
| 第三节 徽文化图书特点成因分析 |
| 一、徽学研究队伍的壮大 |
| 二、地域文化文库出版热潮的影响 |
| 三、古徽州文化旅游产业的带动作用 |
| 第四章 徽文化图书出版现存问题及分析 |
| 第一节 徽文化图书出版现存问题 |
| 一、徽文化图书出版发展滞后于学术研究需要 |
| 二、图书内容和形式创新需加强 |
| 三、与当前社会现实的联系不足 |
| 第二节 徽文化图书出版现存问题分析 |
| 一、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方面分析 |
| 二、从出版资金扶持方面分析 |
| 三、从出版机构出版规划的方面分析 |
| 第五章 徽文化出版的对策与建议——徽文化文库建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2000年至2019年徽文化图书出版情况 |
| 致谢 |
（3）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方梦之研究综述 |
| 1.2.1 方梦之成果掠影 |
| 1.2.2 对代表作的评论 |
| 1.2.3 对方梦之学术思想的评价 |
| 1.2.4 方梦之批评中存在的问题 |
| 1.3 方梦之其人其事 |
| 1.3.1 方梦之的学生时代 |
| 1.3.2 厂矿工作及翻译 |
| 1.3.3 研究所翻译 |
| 1.3.4 步入教坛(1978年至今) |
| 1.4 本课题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方法 |
| 1.4.1 本课题的理论价值 |
| 1.4.2 本课题的实际应用价值 |
| 1.4.3 本课题的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思路和框架 |
| 第二章 方梦之一分为三翻译观的形成 |
| 2.1 “一分为三译学观”之解读 |
| 2.2 一分为三译学观的哲学内涵 |
| 2.2.1 一分为二的利弊 |
| 2.2.2 一分为三的显现 |
| 2.2.3 一分为三的优势 |
| 2.3 一分为三与翻译学方法论 |
| 2.3.1 一分为三与哲学方法论 |
| 2.3.2 翻译学的方法论 |
| 2.3.3 一分为三与翻译哲学方法论 |
| 2.4 一分为三:从翻译标准到翻译哲学方法论 |
| 2.4.1 作为翻译标准的一分为三 |
| 2.4.2 翻译哲学方法论关照的一分为三 |
| 2.5 方梦之的一分为三译学观 |
| 第三章 方梦之构建一分为三的应用翻译研究体系 |
| 3.1 应用翻译研究(学)学科体系建设历程 |
| 3.1.1 文体研究切入,扩大翻译语域 |
| 3.1.2 宏观构思,分层建构 |
| 3.1.3 本体三分,自成一体 |
| 3.2 应用翻译研究自成体系 |
| 3.2.1 “应用文体翻译”范畴 |
| 3.2.2 在译学体系中的方位 |
| 3.2.3 宏观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意义 |
| 3.3 翻译活动三要素:作者、译者、读者 |
| 3.3.1 三要素整体观 |
| 3.3.2 译者主体的研究历程 |
| 3.3.3 译家研究的时空与学科三维考量 |
| 3.4 应用翻译标准:达旨、循规、共喻 |
| 3.4.1 应用翻译原则之现实关照 |
| 3.4.2 达旨:达到目的,传达要旨 |
| 3.4.3 循规:规范之常在 |
| 3.4.4 共喻:译文适应性 |
| 第四章 方梦之的中观策略思想研究 |
| 4.1 中观策略概说 |
| 4.1.1 国内外关于“翻译策略”的研究概述 |
| 4.1.2 中观策略研究的意义 |
| 4.1.3 方梦之对翻译策略的研究路径 |
| 4.2 翻译策略三要素:理论因子、目的指向和技术手段 |
| 4.2.1 理论因子的考量 |
| 4.2.2 目的指向的诠释 |
| 4.2.3 技术手段的考察 |
| 4.2.4 译学方法论的启示 |
| 4.3 翻译策略三元图：直译、意译、零翻译 |
| 4.3.1 三元图的翻译语言意义观 |
| 4.3.2 直译、意译的重新范畴化 |
| 4.3.3 零翻译的理论研究 |
| 4.4 我国三位一体的翻译策略类聚研究 |
| 4.4.1 本土研究的理据 |
| 4.4.2 自主开发的策略述评 |
| 4.4.3 应用翻译策略之走势 |
| 4.5 中观策略之批评 |
| 4.5.1 中观策略的评价 |
| 4.5.2 方法论意义 |
| 第五章 方梦之微观技巧研究:语法、修辞和逻辑三位一体 |
| 5.1 翻译技巧的历史性和当代性 |
| 5.2 技巧理论化的理据 |
| 5.2.1 上下贯通、立足实践 |
| 5.2.2 从实践总结走向理论研究 |
| 5.2.3 理论发展性 |
| 5.3 语法学视角 |
| 5.3.1 语法(言)学在翻译学体系中的位置 |
| 5.3.2 方梦之的翻译语言等值观 |
| 5.3.3 翻译技巧与语言学理论同步发展 |
| 5.4 修辞学视角 |
| 5.4.1 修辞与翻译的契合 |
| 5.4.2 应用翻译修辞观——译文的得体 |
| 5.4.3 对方梦之翻译修辞观的评价 |
| 5.5 逻辑学视角 |
| 5.5.1 逻辑思维与语言翻译 |
| 5.5.2 “逻辑学”是“翻译学”的基础学科 |
| 5.5.3 逻辑对翻译研究的功用 |
| 5.5.4 应用文体翻译需要逻辑思维 |
| 5.6 语法贯通、修辞立诚、逻辑关联 |
| 第六章 创办《上海翻译》,构建应用翻译之三维阐释 |
| 6.1 创办过程 |
| 6.1.1 创刊背景 |
| 6.1.2 创刊特色 |
| 6.1.3 创刊艰辛 |
| 6.2 创办思想:作者—编者-读者三结合 |
| 6.2.1 稳定的作者队伍 |
| 6.2.2 做专家型主编 |
| 6.2.3 与读者的互动 |
| 6.3 引领前沿 |
| 6.3.1 国际译学视野 |
| 6.3.2 凸显刊物的战略导向 |
| 6.4 应用翻译研究之三维阐释 |
| 6.4.1 聚焦应用(文体)翻译 |
| 6.4.2 探讨翻译理论的应用性研究 |
| 6.4.3 关照应用型翻译问题 |
| 第七章 编撰译学辞典,创立“一体三环”译学观 |
| 7.1 方梦之与辞典编纂 |
| 7.1.1 衷怀辞书 |
| 7.1.2 编纂历程 |
| 7.2 译学辞典批评 |
| 7.2.1 编纂译学观 |
| 7.2.2 编者主体性 |
| 7.2.3 读者意识 |
| 7.3 编纂思想:一体三环 |
| 7.3.1 一体三环论 |
| 7.3.2 一体三环论之评价 |
| 7.3.3 一体三环的方法论价值 |
| 7.4 辞典与构建中国译学话语体系 |
| 第八章 结语:方梦之与中国翻译思想史 |
| 8.1 方梦之译学思想的总体特征 |
| 8.2 方梦之译学思想对当下译学研究的启示 |
| 8.3 本研究的局限和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方梦之着译年表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的论文 |
| 致谢 |
（4）《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研究（1926-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内容的界定 |
| 第一章 《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发展概貌 |
| 第一节 《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发展背景 |
| 一、社会的开放与民智的开启 |
| 二、商业的发达与广告的兴盛 |
| 三、教育的发展与国语的普及 |
| 四、技术的进步与行业的革新 |
| 第二节 《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经营脉络 |
| 一、《良友》画报的发行状况 |
| 二、《良友》画报的广告受众 |
| 第三节 《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刊载情况 |
| 一、《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梳理统计 |
| 二、《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投放主体 |
| 第二章 《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类型与特点 |
| 第一节 《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类型 |
| 一、图书(丛书)广告 |
| 二、报刊(画册)广告 |
| 三、贺卡(海报)广告 |
| 四、印刷(制版)广告 |
| 五、书局(书店)广告 |
| 第二节 《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特点 |
| 一、简明扼要的叙事风格 |
| 二、立足时代的议程设置 |
| 三、图文并茂的视觉呈现 |
| 第三章 《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策略检视 |
| 第一节 创意表现策略 |
| 一、知情达理的广告诉求策略 |
| 二、妙笔生花的文案表达策略 |
| 三、画龙点睛的美术表现策略 |
| 第二节 营销传播策略 |
| 一、相时而动的生命周期策略 |
| 二、顺风张帆的借势营销策略 |
| 三、家喻户晓的名人代言策略 |
| 四、恰如其分的产品定位策略 |
| 五、深入人心的公共关系策略 |
| 六、物超所值的产品促销策略 |
| 第四章 《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时代价值 |
| 第一节 《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经济价值 |
| 一、促进书报刊物的销售 |
| 二、塑造书业品牌的形象 |
| 三、加速书业的良性竞争 |
| 四、助推广告水平的提升 |
| 第二节 《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社会价值 |
| 一、阅读氛围与休闲空间营造 |
| 二、舆论动员与民族情感凝聚 |
| 三、文化传播与现代化的促进 |
| 四、历史记录与史料价值凸显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 |
| 1.5 研究意义与价值 |
| 第2章 柏桦诗歌创作及国内研究 |
| 2.1 柏桦生平 |
| 2.2 柏桦诗歌创作 |
| 2.2.1 诗歌创作概况 |
| 2.2.2 诗歌创作“表达”期 |
| 2.2.3 诗歌创作“往事”期 |
| 2.2.4 诗歌创作“逸乐”期 |
| 2.3 柏桦诗歌国内研究综述 |
| 2.3.1 柏桦早期作品研究 |
| 2.3.2 柏桦近期作品研究 |
| 2.4 柏桦作品在港台 |
| 2.4.1 香港 |
| 2.4.2 台湾 |
| 第3章 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 |
| 3.1 译介概况 |
| 3.1.1 在英语世界的译介 |
| 3.1.2 在非英语世界的译介 |
| 3.2 译介主体 |
| 3.2.1 译者背景 |
| 3.2.2 译者类型 |
| 3.2.3 翻译模式 |
| 3.3 文本选择 |
| 3.3.1 文本选择概况 |
| 3.3.2 文本选择的缘由探析 |
| 3.4 传播媒介 |
| 3.4.1 出版机构 |
| 3.4.2 网络媒介 |
| 3.5 社会文化语境 |
| 3.5.1 早期:1988-2007 |
| 3.5.2 近期:2008年至今 |
| 第4章 柏桦诗歌在海外的接受 |
| 4.1 在英语世界的接受 |
| 4.1.1 接受概况 |
| 4.1.2 以菲奥娜为中心 |
| 4.1.3 以戴迈河为中心 |
| 4.2 在非英语世界的接受 |
| 4.2.1 在法国的接受 |
| 4.2.2 在德国的接受 |
| 4.2.3 在其他国家的接受 |
| 4.3 中外不同视域下的柏桦研究 |
| 4.3.1 访谈对比分析 |
| 4.3.2 研究内容差异 |
| 4.4 不同语境下的柏桦评价 |
| 4.4.1 中国大陆评价 |
| 4.4.2 中国港台评价 |
| 4.4.3 海外评价 |
| 第5章 柏桦诗歌翻译研究 |
| 5.1 多译本对比分析:以英译本为例 |
| 5.1.1 文本概述 |
| 5.1.2 文本形式分析 |
| 5.1.3 译本对比分析 |
| 5.1.4 译者风格评析 |
| 5.2 柏桦诗歌翻译中的变异:以霍布恩英译为例 |
| 5.2.1 变异研究理论基础 |
| 5.2.2 译者背景及其翻译实践 |
| 5.2.3 霍布恩英译中的变异 |
| 5.3 中外译者合作翻译案例述评 |
| 5.3.1 《望气的人》译文对比 |
| 5.3.2 《一切黑》译文对比 |
| 第6章 柏桦诗歌海外译介的理论阐释与当代意义 |
| 6.1 从文学场域理论看柏桦诗歌译介与接受 |
| 6.1.1 早期与近期接受状况对比分析 |
| 6.1.2 文学场域理论与思维范式变革 |
| 6.2 从阐释学理论视角看诗歌翻译的当代意义 |
| 6.2.1 译者的角色与任务 |
| 6.2.2 现代阐释学的理论启示 |
| 6.2.3 诗歌翻译与诗歌意义建构 |
| 6.3 中国当代诗歌如何更好地走向世界 |
| 6.3.1 海外汉学家看中国当代诗歌:理性的启示 |
| 6.3.2 中国当代诗歌海外译介:策略与路径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柏桦着作及获奖简介 |
| 附录2 :柏桦受邀参加国际诗会活动情况 |
| 附录3 :柏桦早期与海外汉学家译者的通信情况 |
| 附录4 :德国汉学家白嘉琳对柏桦的访谈原稿 |
| 附录5 :笔者对部分汉学家译者的访谈稿 |
| 附录6 :柏桦译诗发表情况统计表 |
| 附录7 :尚未出版的柏桦诗歌英译篇目统计 |
| 附录8 :柏桦2016年在巴黎七大诗歌研讨会的演讲稿 |
| 附录9 :多译本对比研究诗歌中英文本材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6）福州海丝文献资源整理与开发现状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分析 |
| 1.2.1 国内海丝文献研究现状 |
| 1.2.2 福州海丝文献资源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福州海丝文献资源概述 |
| 2.1 福州海丝文献资源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空间界定 |
| 2.1.2 时间界定 |
| 2.1.3 内涵界定 |
| 2.2 福州海丝文献资源的研究价值 |
| 2.2.1 学术价值 |
| 2.2.2 应用价值 |
| 2.3 福州海丝文献资源收藏现状 |
| 2.3.1 以福州市图书馆为首的公共图书馆 |
| 2.3.2 以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为首的高校图书馆 |
| 2.3.3 以福州市档案馆为首的档案馆 |
| 2.3.4 以福州市博物馆为首的文博机构 |
| 2.3.5 其他海丝文献收藏机构 |
| 第三章 福州海丝文献资源的整理现状 |
| 3.1 福州海丝文献资源整理的概况 |
| 3.2 福州海丝文献资源整理的形式及内容 |
| 3.2.1 福州海丝文献资源影印出版 |
| 3.2.2 福州海丝文献资源编订出版 |
| 3.3 福州海丝文献资源整理的特点及存在问题 |
| 3.3.1 福州海丝文献资源整理的特点 |
| 3.3.2 福州海丝文献资源整理存在问题 |
| 第四章 福州海丝文献资源的开发现状 |
| 4.1 福州海丝文献资源开发概况 |
| 4.2 福州海丝文献资源开发的形式及内容 |
| 4.2.1 福州海丝文献资源特藏机构设置 |
| 4.2.2 福州海丝文献资源书目索引编制 |
| 4.2.3 福州海丝文献资源专题数据库建设 |
| 4.2.4 利用福州海丝文献资源开展的宣传推介活动 |
| 4.2.5 利用福州海丝文献资源开展的研究活动 |
| 4.3 福州海丝文献资源开发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
| 4.3.1 福州海丝文献资源开发的特点 |
| 4.3.2 福州海丝文献资源开发存在问题 |
| 第五章 福州海丝文献资源整理与开发的相应对策 |
| 5.1 福州海丝文献资源整理对策 |
| 5.1.1 组建海丝文献整理专业人才队伍 |
| 5.1.2 创新海丝文献整理方式 |
| 5.1.3 转变重藏轻用观念,加大宣传力度 |
| 5.2 福州海丝文献资源开发对策 |
| 5.2.1 推动福州海丝文献资源共建共享 |
| 5.2.2 编制福州海丝文献资源综合书目索引 |
| 5.2.3 深入挖掘福州海丝文献资源内涵 |
| 第六章 结论 |
| 附录1 州古代海丝文献资源整理论着 |
| 附录2 州近现代海丝文献资源整理论着 |
| 附录3 州海丝文献资源相关研究论着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7）明清笺纸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明清笺纸图像的文献叙事结构 |
| 二、明清笺纸的相关概念与研究方法 |
| 三、明清笺纸的研究价值及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明清制笺史发展概略 |
| 第一节 明代砑光笺的转变 |
| 一、宋元砑光笺至晚明的转变 |
| 二、传自宣德宫笺的松江谈笺 |
| 第二节 晚明江南制笺业的繁荣 |
| 一、苏笺与吴门张氏 |
| 二、金陵萝轩变古与十竹斋穷工极变 |
| 第三节 清代笺纸的适时性与多样化 |
| 一、李渔的芥子园名笺 |
| 二、清宗室怡亲王府制角花笺 |
| 三、嘉兴“山静居图皆金阁造”笺纸 |
| 第四节 清末南、北两大制笺中心的形成 |
| 一、京津地区的南纸店 |
| 二、苏松地区的笺扇庄 |
| 三、其它地区的制笺业发展 |
| 第二章 明清制笺主体及笺纸的谱系 |
| 第一节 制笺主人及其制笺室名、堂号 |
| 一、制笺主人的创作意图 |
| 二、笺纸的行市和价格 |
| 三、明清制笺的室名、堂号 |
| 第二节 笺纸的类目及其图像系统 |
| 一、制笺的选题与分类 |
| 二、制笺选题的图像来源 |
| 三、屠隆《笺纸铭》与方于鲁《方氏墨谱》 |
| 第三节 画稿、刻印技艺对笺纸图像的表达 |
| 一、画稿优劣决定了笺纸的品第高下 |
| 二、刻印的巧拙关系着制笺的成败 |
| 第四节 传教士与明末丘比特之笺 |
| 一、西方图像的传播与融入 |
| 二、笺纸传播天主图像的契机 |
| 第五节 文人士大夫私家制笺的流行 |
| 一、文士私家笺纸别于笺肆 |
| 二、闺阁、女史、侍婢制笺 |
| 第三章 明清文士用笺的审美趣味 |
| 第一节 明清文士书仪注重用笺 |
| 一、明代拜帖盛行副启为要 |
| 二、明末徽州人创制的题头画 |
| 三、文人用笺的审美要求 |
| 第二节 金石博古笺的赏玩与考据 |
| 一、朴学影响下的清代金石考据学 |
| 二、名物训诂、博而好古的金石派制笺 |
| 三、清代金石博古笺题材的多样性 |
| 四、金石博古笺与金石学研究 |
| 第三节 从笺纸风尚看明清文士的经世思想 |
| 一、晚明笺纸图像中呈现的“道德经世” |
| 二、清代“经世致用”思想下制笺的发展 |
| 第四节 明清名人用笺与尺牍、手札的鉴定 |
| 一、笺纸的翻版与仿造 |
| 二、笺纸的署年与纪年 |
| 三、笺纸与名人尺牍、手札的鉴定 |
| 第四章 明清画笺与绘画艺术 |
| 第一节 明清画笺与笺谱、画谱 |
| 一、画谱出类者可以入笺 |
| 二、辑笺成谱亦可视作画谱 |
| 第二节 苏杭嘉地区“诗画笺”的兴起 |
| 一、源于笺谱画诗的诗画笺 |
| 二、诗画谱对诗画笺的影响 |
| 三、画笺比画谱更加广为流传 |
| 第三节 技艺相交的拱花与?画 |
| 第四节 画笺促进文人画的传播与发展 |
| 一、制笺主人临写的名家笔意 |
| 二、从历代画作中寻找制笺选题 |
| 三、嘱托当世名家为制笺画稿 |
| 第五章 制笺中心与南、北方画坛 |
| 第一节 清末京津地区南纸店与京津画派 |
| 一、秉承传统、兼通海西的京津南纸店 |
| 二、北方南纸店与京津画派的发展 |
| 第二节 清末苏松地区的笺扇庄与海上画派 |
| 一、开埠后商业文化中的笺扇庄 |
| 二、南方笺扇庄与海上画派的崛起 |
| 第三节 南纸店、笺扇庄与早期美术社团 |
| 一、以笺肆为中心的书画家群体 |
| 二、由笺肆向现代商业画会的转变 |
| 结语 |
| 附表：明清(民国)时期制笺之室名、堂号一览表及图录刊载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8）明代农书研究 ——文本与知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依据和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动态 |
| 三、相关概念界定与研究方法 |
| 四、资料来源与研究框架 |
| 五、创新之处和存在的问题 |
| 第一章 明代的多元农书观 |
| 第一节 一般性观察:文集中的“农书” |
| 第二节 分类性观察:目录中的“农书” |
| 第三节 专门性观察:农书的自我认识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明代农书数量考辨 |
| 第一节 明代农书数量初考:以《中国农业古籍目录》为中心 |
| 第二节 明代农书数量校正之一:增加 |
| 第三节 明代农书数量校正之二:删减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明代农书汇考 |
| 第一节 《中国农学书录》所录明代农书补正 |
| 第二节 明代稀见农书考述 |
| 第三节 明代已佚农书辑考 |
| 第四节 《农说》撰者马一龙新考 |
| 第五节 《树艺篇》新考 |
| 第六节 再论《沈氏农书》与《乌青志》 |
| 第四章 明代农书的内容、作者与时空:与宋代比较 |
| 第一节 明代“狭义”农书考述 |
| 第二节 宋明农书内容的比较 |
| 第三节 宋明农书作者的比较 |
| 第四节 宋明农书时空分布的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明代农书的撰写特点:以花谱为中心 |
| 第一节 明代花谱述略 |
| 第二节 作为交往工具的花谱 |
| 第三节 作为自然知识的花谱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明代农书的生产:从《树艺篇》到《汝南圃史》 |
| 第一节 《树艺篇》与农学知识的获取 |
| 第二节 《树艺篇》与《花史》:农学知识的两次加工 |
| 第三节 《汝南圃史》的完成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明代农书的传播:以官刻农书为中心 |
| 第一节 明代官刻农书考述 |
| 第二节 明代农书的官刻过程 |
| 第三节 农学知识的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明代农书的阅读:《救荒本草》与《野菜谱》 |
| 第一节 从私密阅读到开放阅读 |
| 第二节 开放阅读与“荒政取向”的延续 |
| 第三节 从开放阅读到多元阅读 |
| 第四节 讨论:写作、刊刻与阅读 |
| 第九章 明代农书与地方社会:以《亳州牡丹史》为例 |
| 第一节 亳州牡丹与《亳州牡丹史》 |
| 第二节 《亳州牡丹史》所录亲友小考 |
| 第三节 《亳州牡丹史》所见明代亳州花事活动 |
| 第四节 《亳州牡丹史》中的阶层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9）纸上的光影：中国影视小说研究（1920-2010）（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一次偶然的必然“邂逅” |
| 二、拨云去雾：影视小说的界说与判定 |
| 三、众声喧哗：影视小说研究的概况与述评 |
| 四、探幽发微：影视小说研究的路径与价值 |
| 第一章 电影小说的生成演化流变 |
| 第一节 曾经辉煌：电影小说的现代生成(1920-1949) |
| 一、源起与滥觞：从“电影本事”到“影戏小说” |
| 二、完善与成型：“文学新品种”的“开花结果” |
| 三、勃兴与衰落：从“迅速繁荣”到“戛然凋零” |
| 第二节 曲折前行：电影小说的缓慢发展(1949-1989) |
| 一、戴着枷锁的“舞者”：“十七年”电影小说 |
| 二、渐次复苏的“星火”：“新时期”电影小说 |
| 第三节 再度兴起：电影小说的走向繁荣(1990-2010) |
| 一、多重助推下的全新发展：九十年代电影小说 |
| 二、多方联动下的成熟建构：新世纪的电影小说 |
| 第二章 电视小说的发展演绎历程 |
| 第一节 艰难孕育：电视小说的多重束缚与孱弱生成(1958-1989) |
| 一、辗转反侧的难产：母体源头的先天缺失 |
| 二、初生之后的沉寂：生态场域的强力消解 |
| 第二节 多层建构：电视小说的不断探索与走向成熟(1990-1999) |
| 一、“掬精华”与“赋灵魂”：创作的初步实践 |
| 二、“被背叛”与“卖狗肉”：遭遇的问题误区 |
| 三、“有意识”与“转折点”：自觉的融通调适 |
| 第三节 迈向纵深：电视小说的全面勃兴与初步繁荣(2000-2010) |
| 一、数量大幅增长：变得“更为流行了” |
| 二、佳作不断涌现：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
| 三、题材内容丰富：影视与出版的“一种策略” |
| 四、畅销作品众多：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学事件” |
| 第三章 影视小说文体的建构策略 |
| 第一节 叙事蒙太奇：叙述的多元化实践 |
| 一、交叉蒙太奇：多条线索的巧妙编织 |
| 二、隐喻蒙太奇：多重意蕴的具象表达 |
| 三、心理蒙太奇：多层幽曲的繁复呈现 |
| 第二节 形式空间化：空间的影视化转轨 |
| 一、视点与运动：叙述的空间化转换 |
| 二、幻化与物化：意象的空间化交错 |
| 三、共时与多重：结构的空间化并置 |
| 第四章 影视小说载体的媒介视野 |
| 第一节 改革与转型：影视小说出版的机制准备 |
| 一、地域分工改革：奠定影视小说勃兴之基础 |
| 二、发行渠道改革：拓展影视小说勃兴之通衢 |
| 三、内部体制改革：提供影视小说勃兴之动力 |
| 第二节 周期与时效：影视小说出版的时间维度 |
| 一、“后期的跟随”：先期试水与谋定后动 |
| 二、“同开姊妹花”：联袂互动与无缝链接 |
| 三、“风向标有变”：小说先行与影视后至 |
| 第三节 品牌与策划：影视小说出版的营销策略 |
| 一、品牌化战略：影视小说取得“决胜的关键” |
| 二、跨媒体营销：影视小说需“吆喝上几嗓子” |
| 三、全媒体出版：影视小说出版“重要的一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1920-1949年中国现代电影小说汇总一览表(部分) |
| 附录二：1949-2010年中国当代电影小说汇总一览表(部分) |
| 附录三：1980-2010年中国电视小说汇总一览表(部分)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抗战文化”研究热与非常态社会环境下媒介研究的冷思考 |
| 一、“抗战文化”与“非常时期”的出版业研究 |
| 二、桂林“文化城”独特历史现象中的文化供应社 |
| 三、基于传播学理论框架下的抗战出版史个案研究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有关“抗战文化”、“桂林'文化城'”和“出版史个案”的研究概况 |
| 一、关于“抗战文化”与“抗战出版史”的研究情况 |
| 二、关于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研究情况 |
| 三、关于抗战时期出版个案的研究情况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主体内容与创新点:基于传播学理论构架的出版史个案研究 |
| 一、基于历史学研究的史料爬梳 |
| 二、基于传播学理论的内容构架 |
| 三、本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文化供应社:非常态社会环境下诞生的媒介组织 |
| 第一节 冲突与流徙:抗战时期的文化传播生态 |
| 一、战时文化变迁:出版业的西迁与空间格局的转变 |
| 二、意识形态博弈:日伪、中央、中共战时文化政策之比较 |
| 三、聚合与多元:战时出版业的文化传播特征 |
| 小结 |
| 第二节 求同存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桂林“文化城”的形成 |
| 一、新桂系文化建设的自觉意识与开放的政治姿态 |
| 二、中国共产党南方局统一战线策略在广西的实践 |
| 三、地利与人和:桂林“文化城”形成的硬、软条件 |
| 四、桂林“文化城”独特的文化传播现象分析 |
| 小结 |
| 第三节 新军突起:文化供应社的诞生与发展 |
| 一、序曲:广西建设研究会对进步文化传播的铺垫 |
| 二、筹备与成立(1939年) |
| 三、发展期(1939年—1942年) |
| 四、转型期(1942年—1944年) |
| 五、重建期(1945年—1948年) |
| 六、转移期(1949年—1953年) |
| 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股份制”的出版企业与“进步性”的出版同人 |
| 第一节 “二元制”的股份有限公司模式与组织架构 |
| 一、文供社的董事会、监事会构成及股东会议制度 |
| 二、文供社的企业融资及增股状况 |
| 三、文供社的企业构架与运行 |
| 小结 |
| 第二节 进步性的人事组织策略与危机应变 |
| 一、建社初期的人事结构及学习型组织建设 |
| 二、皖南事变后的人事调整与出版人的坚守 |
| 小结 |
| 第三节 “监护人”:文供社的管理层 |
| 一、李任仁:“数茎红花带雨横” |
| 二、陈劭先:“海内几人同” |
| 三、陈此生:抗战文化合作的“桥梁” |
| 四、万民一、万仲文、赵晓恩:临危受命的“掌门人” |
| 小结 |
| 第四节 “把关人”及“舆论领袖”:文供社的编辑群与作者群 |
| 一、胡愈之:大众文化出版的操盘手 |
| 二、邵荃麟:进步文化建设的思想者 |
| 三、傅彬然、宋云彬、杨承芳等:学养深厚的出版专家 |
| 四、文供社的作者群:进步文化传播的“舆论领袖” |
| 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大众化”语境下文供社的出版生产 |
| 第一节 抗战语境下的传播受众与文化出版 |
| 一、抗战时期的传播受众的特征 |
| 二、抗战时期“大众化”的出版特征 |
| 三、桂林“文化城”的出版物概况 |
| 小结 |
| 第二节 文化供应社的编辑方针及出版概况 |
| 一、制定与完善(1939年—1942年):以通俗读物为核心的编辑方针及书刊生产 |
| 二、发展与转型(1942年—1944年):以文艺类书籍为主的书刊生产 |
| 三、收缩与转移(1944年—1953年):以重版为主的维持性生产 |
| 小结 |
| 第三节 “文化室图书”与《新道理》:“大众化”传播语境下的通俗读物 |
| 一、大众文化传播的空间布局:“文化室图书” |
| 二、大众文化传播的时间延展:《新道理》杂志 |
| 小结 |
| 第四节 从“大众文艺读物”到“文学创作丛刊”:抗战文艺向深处挖掘之路 |
| 一、“大众文艺读物”的生产 |
| 二、通俗文学单行本的流行 |
| 三、青少年文艺类丛书的普及 |
| 四、“文学创作丛刊”的问世 |
| 小结 |
| 第五节 《文化杂志》月刊:学术理论的阐扬与抗战文艺的传播 |
| 一、《文化杂志》的创刊与编辑内容分析 |
| 二、文化建设的反思与学术理性的阐扬 |
| 三、“文艺”栏目的设置与抗战文学的传播 |
| 小结 |
| 第六节 地方性出版物:权力场的借势与平衡 |
| 一、《干部政策》:广西地方干部建设学校的教材出版 |
| 二、“国民教育丛书”:广西“新县制”下的国民基础教育指导书 |
| 三、其他广西地方性书籍及学术书籍的出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文供社战时的发行策略与话语权的斗争 |
| 第一节 文供社发行渠道的建设与拓展 |
| 一、1939年—1941年:发行部门的草创与发展 |
| 二、1941年—1943年:发行业务的壮大与延伸 |
| 三、1944年—1953年:抗战末期发行工作的转移与战后的重建 |
| 小结 |
| 第二节 文供社的发行方式 |
| 一、门市与批发 |
| 二、邮购业务 |
| 三、流动发行 |
| 小结 |
| 第三节 文供社的营销策略 |
| 一、品牌形象的建立 |
| 二、行政力量推广 |
| 三、自办期刊推广 |
| 四、广告宣传推广 |
| 五、书刊促销策略 |
| 第四节 “文化供应社书报联合广告”与战时桂林出版生态 |
| 一、广告主体分析 |
| 二、广告内容分析 |
| 三、广告书价分析 |
| 小结 |
| 第五节 抗战文化的多形式传播与进步“话语权”的斗争 |
| 一、形式多样的抗战文化传播形式 |
| 二、进步“话语权”的斗争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文供社的出版传播效果、历史贡献及思考 |
| 第一节 文化供应社出版活动的传播效果 |
| 一、出版物的传播覆盖面与数量 |
| 二、传播受众的反馈与影响 |
| 小结 |
| 第二节 文供社抗战文化传播的历史贡献 |
| 一、团结和保护了大量进步文化人维系了进步文化事业的开展 |
| 二、在文化运动低潮时期繁荣了抗战文化与地方文化 |
| 三、对抗战文化研究特别是抗战文学研究保存了大量的史料 |
| 四、为中国现代出版精神的建设提供历史参考 |
| 第三节 文供社出版活动的历史局限 |
| 一、通俗读物的过剩与经典作品的缺乏 |
| 二、权力场的博弈影响了出版生产的不稳定 |
| 三、战后未能延续文化生命服务地方出版事业的遗憾 |
| 第四节 对文化供应社出版传播活动历史的思考 |
| 一、“压制还是包容”:文化体制的策略选择 |
| 二、“顺为还是变革”:媒介组织的战时选择 |
| 三、“迎合还是引导”:传播主体的文化选择 |
| 本文结论 |
| 附录一: 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大事记 |
| 附录二: 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编印书籍目录 |
| 附录三: 《文化杂志》分类目录索引 |
| 附录四: 相关图片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 致谢 |
四、大型综合性系列丛书《经济研究文库》面世（论文参考文献）
- [1]伍联德出版活动研究[D]. 刘思源. 河南大学, 2020(06)
- [2]徽文化图书出版研究（2000-2019）[D]. 陈晨. 安徽大学, 2020(08)
- [3]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D]. 孙吉娟. 上海大学, 2020(03)
- [4]《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研究（1926-1945）[D]. 吴利亚.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5]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D]. 杨安文.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9)
- [6]福州海丝文献资源整理与开发现状及对策研究[D]. 俞雪莲.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1)
- [7]明清笺纸研究[D]. 王宇. 南京艺术学院, 2019(01)
- [8]明代农书研究 ——文本与知识[D]. 葛小寒.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 [9]纸上的光影：中国影视小说研究（1920-2010）[D]. 黄勇军. 兰州大学, 2018(10)
- [10]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D]. 宋泉.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