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藏自治区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一、政协第八届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论文文献综述）

刘妤^[1]（2020）在《代议机关投票表决的公开性和秘密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代议机关的投票表决方式是代议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国家代议制度运行的关键环节,投票表决的方式直接关系到代表职能的有效运行和民意的充分表达。一直以来,代议机关投票表决的公开性还是秘密性是宪法实施中的重大问题。公开投票还是秘密投票更能促进民主?根据我国国情,人大及其常委会更适合采用公开投票还是秘密投票?怎样对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投票方式进行完善?这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本文以政治领域的投票表决的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分析、比较分析、案例分析、图表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对投票表决公开性和秘密性背后的原理、代议机关投票表决方式演变的过程、中外代议机关投票表决方式的种类和特点、中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投票表决方式的现状及完善的方向,进行了系统研究。本文提出了以下创新性观点:一是选民投票更适合采用秘密投票,代议机关更适合采用公开投票。二是秘密投票在抗拒贿选、强迫方面更有优势,但也不是绝对的。公开投票在抗拒投票人自私情感方面更有优势。三是代议机关公开投票需要完善的议事公开制度、议员免责制度来支持,投票的公开和秘密性还受到社会大众思想理念的影响。当公开投票的条件不具备时,秘密表决胜过公开投票。为了证明以上观点,本文从以下方面进行了论证:本文介绍了投票表决这一政治现象的发展演变,梳理了在选民投票领域和代议机关议事领域投票表决的不同特点。选民投票由早期的公开投票演变为秘密投票,代议机关的投票则正好相反,由秘密投票转变为公开投票。投票的公开性和秘密性的选择受以下因素的影响:一是人们思想观念的偏好,二是对投票主要是权利还是责任的认识,三是能否抗拒外来非法投票压力的考量,四是能否克服投票人自身的自私情感的考量。选民投票着重保护投票自由和公民隐私,以秘密投票为主,代议机关的投票表决则以责任为优先考虑因素,以公开投票为主。代议制度运行的政治原理对代议机关投票方式有决定作用。代议制的有效运转在于议员如何通过代表机制实现对人民的代表。选民和议员的关系是代议机关议事公开、投票公开的决定因素。当代代议制国家,除了传统的立法行为,议员的服务行增多,代表和选民的关系也从传统的问责关系向多重关系转变,这一转变削弱了代议机关公开投票的必要性。现代政党政治的的发展,使得议员面临选民和党纪的双重压力,公开投票造成了向政党负责和向选民负责的冲突。英、美、法、日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代议机关的投票表决方式特点有:一是以公开投票表决为主;二是针对争议不大的事项一般采用举手、呼喊等简单高效的表决方式;三是针对重大事项的决议,则采用正式的公开记名投票;四是投票表决的方式可以灵活转换。以四国为代表的代议制国家的代议机关大多采用公开表决,并且有较完善的议事公开制度和议员免责制度。本文立足梳理并完善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投票表决方式。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秘密投票表决为主要形式。港澳台地区民意机关以公开投票为主要形式,并根据表决事项的性质选择表决方式。现阶段的秘密投票基本符合我国国情,但可以借鉴港澳台地区的作法进行公开投票类型化的尝试,对现有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表决方式作规范化、统一化规定,完善程序规则;用足现有制度优势,完善举手表决的程序,对秘密写票处进行规范;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议事公开制度。对制度的完善还需要达成的社会共识有:一是对选民投票和人大代表委员的投票表决进行区分,二是改变“秘密即民主,公开非民主”的观念,三是提高人大代表委员的责任意识。

赵志浩^[2]（2019）在《从传统部落组织到现代权力组织的变迁研究 ——以祁连县为中心》文中提出组织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本研究采用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知识,对以祁连县为中心的组织变迁展开研究。1949年以前,阿柔藏族部落组织长期是管理祁连县的主要权力组织;1949年以后,部落组织被取代,祁连县逐步建立了现代县—乡—村三级权力组织体系。从传统部落组织到现代权力组织是一次根本性的组织变迁。部落组织建立在传统型权威基础之上,基于对悠久规则与权力谱系的信仰;而现代权力组织建立在法理型权威基础之上,基于对已制定的规则之合法性的信仰,以及对根据这些规则发号施令者权力的信仰。由于合法性基础的根本差异,造成二者在诸多方面都存在显着差异,比如权力结构、运行规则、管理成员身份等,这些差异都是这一根本差异的具体表现。阿柔部落组织结构非常简单。纵向间,部落组织存在“金字塔式”的权力配置结构,形成基本层次（千户部落）—中间层次（百户部落）—最低层次（十户部落、帐圈）三个层次;横向间,部落组织没有形成不同职能分工的权力组织主体,部落组织集政治、经济、司法、军事等职权于一体。在部落组织的顶端,存在一个权威中心——千户,他是组织内部一切权力的来源。在组织内部,上下级之间存在严格的等级差异,这种差异是源自于组织成员的世袭身份。组织权力沿着上下级之间进行传导,最终到达部落组织的每一个成员。这条权力传输链条能够顺畅运行依靠于部落组织内部严格的惩罚机制。最终,在部落组织中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模式,即权力压迫模式。祁连县现代权力组织,是一套比较复杂的组织系统。纵向间,现代权力组织形成了县—乡—村三个层次;横向间,根据权力配置和职能分工的基本原则,建立了不同的权力组织主体。在县一级,设置了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县司法组织、县武装部、县群团组织等不同的权力组织;在乡（镇）一级,设置了乡（镇）党委、乡（镇）人大、乡（镇）政府、乡（镇）武装部、乡（镇）群团组织;在行政村一级,设置了村党支部委员会、村民自治委员会和村民小组。除了这些正式的权力组织之外,祁连县还设置了议事协调性权力组织——“小组”。这些权力组织共同构成了祁连县域内以中国共产党为中枢的网络结构。在这种网络结构中,党的权力可以纵向延伸到底,横向延伸到边,从而实现对所有层级和不同种类的权力组织的绝对领导,所有其他权力组织依赖于党的组织而存在,围绕着党的组织而运转。本研究将这种权力结构和运行模式称为权力中枢模式。基于上述研究,本研究发现从传统部落组织到现代社会的县—乡—村各权力组织是一次根本性的组织变迁,也是当地社会组织系统的一次断裂,但是二者之间的耦合性,使组织变迁能够顺利完成过渡。与此同时,本研究还发现在基层社会中,虽然部落组织解体了,但是部落组织的部分管理规范却嵌入到祁连县现代村级权力组织之中。

冯志峰^[3]（2018）在《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政治组织体系主要分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组成。相对于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而言,地方政权包括省市县三级,成为我国政权系统承上启下、协调各方、高效运转、强本固基的关键枢纽,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党心民心、决胜全面小康、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地方党委组织承上启下、统揽大局、协调各方、强本固基,既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和建议者,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承载着领导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履行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职责,成为加强地方治理能力建设条块结合的交汇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角色定位、职位属性与运行特性,内在地反映了地方党委组织的执政规律,蕴含着党组织权力运行与制约之道。遵循其行为之内在逻辑,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规律可提炼为“弹性定律”,鲜明地体现出独特的“二重”性,表现为“双刃剑”的作用,既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可能引发权力腐败、危害人民利益,销蚀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在内外不良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总体呈现出“十大特征”,体现为“多面人”角色,其演化逻辑可归纳为“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强化跃迁定律”,作为地方主导改革的改革者反而成为改革阻力制造者。为扎实有效地“改革改革者”,破除权力制约“悖论”,就必须统筹“个人修养教化、体制机制转化、社会风气净化”,构建科学系统、务实管用、操作简便的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为此,必须立足于中外权力制约理论基础之上,深刻把握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诱致成因,认真分析其生成逻辑,精准提炼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之道,努力促进“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的有机融合,将“自我律动法”与“一制九转法”深度融入到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之中,努力实现权力高效运行与有效制约的动态平衡,着力提高地方党委书记执政本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保证和力量保障,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王明科^[4]（2018）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活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中,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诞生、成长、发展、壮大的见证,也是党面向未来实现新目标、夺取新胜利、铸造新辉煌的保证;而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则是这一重大政治活动的主体,他们以参与者和决策者的政治角色创造历史,也以这样的身份载入史册。从中共一大开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便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群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每个重要历史节点上,都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而适应不同的历史环境、革命建设任务变化需要,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微观上,又呈现出不同的结构特点和个体风貌。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党的建设的不断加强,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全国代表大会制度的不断完善,代表制度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规范,从单一到系统的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而且,随着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深入推进,代表制度也需要持续改进和完善,以保证与其所承担的时代使命相适应。考察代表问题的历史发展,探究代表制度建设的未来走向,正是论文致力于研究的核心问题。论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后面部分共分为五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和阐述论文的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概念界定及主要文献史料、学术研究的情况、研究思路和方法、创新点和重点难点等。第一章,主要研究中共一大至七大的代表问题。这七次代表大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按照重要性,代表制度建设的丰富程度,代表人数等方面的差别划分为四节进行阐述。中共一大代表是代表问题的起点,他们不仅参与了早期党组织的建立,而且亲手缔造了中国共产党,在一大召开期间,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创立了代表履职尽责的典范。中共二大是代表制度化的开端,代表中首次出现工人代表,体现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属性,由于人数较少,代表在大会上承担了各类角色。中共三大、四大期间,代表制度开始具体化,部分地区的代表产生开始采取选举的方式,而围绕着第一次国共合作问题,代表在大会议事时进行了激烈争论,思想分歧开始呈现。中共五大、六大时,面对大革命失败,代表们经历了五大时的迷茫,也经历了六大时的艰辛,在沉痛中反思,在逆境中崛起,开启了对救亡图存道路的新探索。中共七大时,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全党上下思想空前统一,在这样的形势下,七大代表几经波折,最终共同成就了一次独立自主、团结奋进的代表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代表问题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第二章,主要探讨八大至十一大的代表问题。这四次代表大会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召开的,根据历史背景的不同进行分别阐述。八大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代表大会历史上唯一一次提出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大会。代表在大会上广泛发言,充分行使选举权,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意见建议。九大、十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受极“左”思潮影响,在代表推选、代表队伍结构和履职行为方面偏离正确轨道,出现许多偏差。中共十一大虽然没有实现拨乱反正,但对代表制度进行了初步恢复。代表问题在这一期间经历的挫折起伏,恰恰反映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性、根本性作用,对依规治党有重要启示。第三章,主要探讨十二大至十五大的代表问题。这四次代表大会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形成时期召开的,有着拨乱反正、实现党内生活正常化和规范化、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的独特历史背景。在此期间,代表制度不仅得到恢复,而且实现了发展,特别是党内选举制度的建立,使得代表产生机制更加规范。代表的先进性标准条件不断提升,候补代表被取消,特邀代表设立,台湾省籍党员代表的选举过程更加规范,代表中党员干部比例总体趋于下降,生产和工作一线代表占比不断增加,代表结构更加科学合理。代表问题进入发展和完善的大好时期,无论是制度建设还是实践层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第四章,主要探讨十六大至十九大的代表问题。十六大党章对党的性质进行了新概括,“两个先锋队”的性质定位,对党员结构影响深远。从十六大开始,中央逐渐吸取地方常任制试点经验,探索加强代表制度建设,增强代表联系党员群众、发挥作用的途径,建立了以规范代表问题为核心的党内法规——代表任期制。代表的条件更加与时俱进,新社会阶层和新经济组织党员开始进入代表队伍,代表产生程序步骤更加规范,差额公示展现发扬民主新风貌。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下,代表资格审查在十九大时正向发力,传递了强烈的从严信号;而“党代表通道”的开放,也为代表履职增添了新的平台。第五章,主要对代表制度建设与代表作用发挥的路径选择进行展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承担着为推进伟大事业,进行伟大斗争,实现伟大梦想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的重任。在这样的党情国情背景下,代表问题需要立足基础性、长期性和稳定型的本质属性,以全面从严理念为引领,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要求为指导思想,以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为动力源泉,以发扬党内民主为重要目标,深化代表制度建设,保持代表结构基本稳定,强化对代表政治素质的要求,推进代表提案制的实施,完善代表培训机制,建立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统筹联络代表的日常工作机构,强化代表作用发挥。

张涵之^[5]（2017）在《民主的细节 ——运行中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文中认为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民主从最初的理想、口号、宣言和纲领走向真正的政治实践。中国创造性地建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制度的代议民主形式,并在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从近年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各项具体制度的实际运行效果和效率来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上的理想和优势还没有完全在实践中得以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设想的实现还存在诸多问题。可以说,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行的细节规范、操作程序、合理性、公平性等一系列问题正日益在民主化的进程中凸显出来,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本文结合工程学的原理提出“代议制度工程学”,试图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看作是由众多小的制度部件如代表制度、选举制度、监督制度、会议制度等按照一定的结构关系组成并按照其内在价值和原则运行的集合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效能,取决于其制度体系的结构和组成部分并受到内在价值与工程规范的影响。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化和完善,首先要明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系的内在价值和工程规范,在价值和规范的框架中发现其中不合理的结构和性能不良的部件,从而通过调整和优化结构、升级或重建部件,来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整体制度工程的进一步完善。基于此,本文以人大制度部件的具体细节和程序设计的角度,结合代议制度的一般规律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问题,运用工程学、案例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来考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部件的问题和优化方案。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和第一章,重点在于根据本领域的已有研究成果,界定相关概念,并试图提出代议制度工程学的基本原理,建构一个自己的“代议制度工程学”的分析框架。本文认为,“代议制度工程学”原理是指代议制度的运行效能取决于其制度体系的结构和组成部件的性能,并受到制度体系内在价值与运行原则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分别从中外代议制度的机构设置、职权与功能、运行原则和程序正义优先方面,阐述了代议制度工程的结构要素、制度部件、工程规范和内在价值,以期为对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分析搭建一个理论框架。第二部分为第二至四章,重点在于结合实际案例,对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部件,具体包括代表选举制度、代表履职制度、代表监督制度、代表罢免制度、会议提案制度、审议表决制度、发言质询与列席旁听制度、财政监督制度、人事监督制度和工作监督制度等的程序和细节进行分析。研究证明,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这些具体的制度部件均存在程序和细节设计上的缺失和不足,而这些缺失与不足,正日益消解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当性与民主性的制度设计初衷。甚至可以说,正是细节规范和程序设计上的缺失和不足,导致了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想效能无法完全实现。第三部分为第五章与结论,重点在于提出从细节和程序方面对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优化的对策与方案。在借鉴大量制度创新案例的基础上,本文试图根据“代议制度工程学”的原理,提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各制度部件在程序和细节方面优化和完善的具体办法,以期为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些许的理论借鉴。尽管本文作者深知,程序的正义并不必然带来制度的正义,即使完善了上述制度细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中国式民主”要真正运转起来,仍然任重而道远。

孟亚伟^[6]（2015）在《西藏干部配备与当地民族关系的分析——以十六大以来西藏自治区党政领导干部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十六大以来西藏自治区"两会"、党代会产生的自治区领导干部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察其民族构成,分析其配备对当地民族关系的影响及其原因。区政协、人大领导机构中藏族干部占多数,政协比人大所占比重更大,汉族干部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区政府、党委、纪委领导机构中藏族、汉族干部所占比例基本保持平衡,其他少数民族干部没有;自治区藏族领导干部有岗位,有实权;自治区领导干部历练平台集中,输入途径广泛。特殊区情决定了民族干部分布格局,用人导向决定着各民族干部之间的关系,民族干部工作影响着民族关系的走向。

张子新^[7]（2013）在《国民政府时期的西藏驻京办事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西藏驻京办事处的设立,是国民政府时期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关系改善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因为资料匮乏等原因,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专题研究民国时期西藏驻京办事处的学术成果,因此对西藏驻京办事处的深入研究,无疑有助于填补学术界的这一小空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更为重要的是,西藏驻京办事处是我们认识国民政府时期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窗口,对其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从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的角度来审视这一时期中央和西藏地方之间的关系,因此具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民国时期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间的不正常关系,是目前国外所谓“西藏独立”论的最主要理论根据,本文力图通过展示和分析这一时期西藏驻京办事处对中央和西藏地方间关系界定的各种档案材料,来论述这一时期中央和西藏地方间关系的实质,从这个角度讲,对西藏驻京办事处的深入研究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论文以国民政府时期西藏驻京办事处为研究对象,较为系统地梳理了西藏驻京办事处创设、发展和最后解散的整个历史过程,不仅从西藏驻京办事处的组织构成、地位待遇、经费管理、人事特征、主要职员接替等方面对西藏驻京办事处进行了全方位研究,而且结合这一时期的具体藏事,如第三次康藏纠纷、青藏纠纷、九世班禅返藏、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致祭、热振事件等,以及全国性重要会议、抗日救亡等国内重大政治活动和历史事件,论述了西藏驻京办事处在处理这些重要藏事,参与国家政治活动,维护国家统一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本论文主要采用历史文献考证法,通过搜集、整理有关西藏驻京办事处的汉、藏、英文材料,注意不同材料间的相互印证,并充分利用相关研究成果,以确保论述结论的正确性。民国时期的西藏驻京办事处,不仅与这一时期的其他藏区驻京机构有着相似性,并且因为国民政府对西藏驻京办事处的管理参照、甚至套用了国民政府其他中央部门的管理办法,因此本文也适当应用了历史比较法,对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对藏区其他主要驻京机构和西藏驻京办事处的管理进行了比较研究；同时,也通过国民政府对西藏驻京办事处的管理过程的分析,对国民政府在管理西藏驻京办事处过程中对中央部门管理办法的参照和套用进行了论述,以期较全面地体现国民政府对西藏驻京办事处管理的特点。另外,本文也通过各种渠道对有关知情人士进行了采访,以获得第一手的材料,确保对西藏驻京办事处认识的全面和准确。通过对西藏驻京办事处的全面、深入地研究,可以看出,虽然西藏驻京办事处的地位不高,所任命的官员在西藏地方政府中也并没有非常显赫的政治地位,并且受制于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间极不正常的关系的影响,以及国民政府中央推行的消极治藏政策,它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善中央和西藏地方间的关系。但是,正是因为西藏驻京办事处的存在,使国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间实现了直接沟通,从而有效地降低了双方发生大的误解的可能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双方关系。正因为西藏驻京办事处的存在,使与中央政府相距“鸾远”,且交通极为不便的西藏地方得以就近派遣代表参与国民政府的一系列全国性重要政治活动,从而成为这一时期西藏地方认可并接受国民政府中央政府地位的最主要历史证据之一。总体上来看,虽然西藏驻京办事处所发挥的实际效用有限,但是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和西藏地方间关系来说,却具有至关重要的历史意义,它的存在,以及由它代表西藏地方政府对当时中央政府权威的认可和承认,成为这一时期中央和西藏地方关系发展的最主要内容之一,因此也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本文在广泛引用文献材料,对不同历史文献进行相互印证、相互比较的基础上,对相关文献误记、漏载的历史问题进行了纠正、补充,并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对相关历史问题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学术创新价值。

申坤^[8]（2013）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变迁研究》文中指出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之一。中国人大制度在中国政治生活和政治发展的显赫地位，以及其本身发展的曲折性和紧迫性，奠定人大制度研究在制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地位。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人大制度地位设计的至上性与制度实际运行中的缺乏自主性之间的矛盾是怎样形成的？有哪些因素导致了人大制度运行的实际空间与宪法中规定的制度空间不符合？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进行人大制度的完善与创新以此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本文试图以人大制度的历史变迁为研究对象，以过程研究和比较研究为切入点，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来回答导致人大制度制度空间与实际空间不相符合的根本原因。本研究不拘于宏观的制度与政体的研究，也不困于微观的制度规则的演变，而是从中观层面从制度本身出发，以制度作为自变量和因变量两种角色来观察制度与情境、理念、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以情境、理念、行为和制度本身四个变量作为制度纵向变迁过程和中西代议制度横向比较的四个维度，从而解读、确认和探索人大制度空间的演变问题。本文由正文五章和结语组成。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介绍研究的问题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核心假设、研究的逻辑与框架及文章的主要概念。最后提出本文的预期创新点和难点，对论文的整体框架和方向作简单的交代。第二章主要介绍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含义与发展历程。首先，介绍了中国人大制度的内涵，它既是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又是根本政治制度，从制度的内涵出发，人大制度的含义至少包括三个内容：人大制度的组织结构、人大制度的规则体系、人大制度的权力结构。其次，介绍了人大制度的发展历程，按时间宏观上划分为人大制度的生成（1954以前到1954年），人大制度的调适（1954-1976），人大制度的发展（1976-至今）三个阶段。其中在人大制度的调适阶段包括四个时期，分别是：1954-1957年人大制度的初步探索、1957-1966年人大制度的曲折发展、1966-1976人大制度的严重践踏、1975年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人大制度根基尚存。第三章是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历史变迁的原因分析。本章主要以纵向历史研究和动态分析为主，剖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三个发展阶段中，各种变量与人大制度本身之间的互动关系，对制度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和作用。首先，人大制度变迁与社会情境的变化。人大制度的生成是与国家的构建，奠定新政权的合法性的国内外社会情境联系在一起的；人大制度在经历了短暂的巩固发展后又陷入瘫痪，这是与当时高度的政治动员下的国家对社会的完全控制的政治环境分不开的；人大制度历经挫折实现恢复发展则有赖于改革开放基础上经济民主法治的政治环境的形成。其次，人大制度变迁与思想理念的转型。人大制度的生成是与马列主义的政权建设理论和代议制思想分不开的，而人大制度异变是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教条化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联系在一起的，人大制度实现发展和成长则是与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相伴而行。第三，人大制度变迁与政治主体行为的转变。人大制度的生成是在中国近代历史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冲突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探索适合中国民主道路的实践性产物；同时，它又是新观念为精英和大众所接受并按照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自上而下设计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因此，人大制度的最初设计离不开毛泽东对人大制度的构思和中国革命实践。但人大制度的异变也与领袖权威勃发膨胀密切联系，客观上导致制度自主性的缺失，最终人大制度的恢复发展依然依赖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党和领导党、执政党角色的认识和转变。最后，人大制度变迁中制度自身的路径依赖。人大制度与政党的关系，以及人大制度的权威性和组织活动原则一定程度上存在自上而下设计的成分，但必须清楚的看到，在学习效应和路径依赖的作用下，人大制度在实际运行中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是由来已久的，早有积淀的。第四章是变迁视角下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议会制度的比较。从横向类比的角度看西方议会制度与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异同，比较点的选择依然是与制度密切相关的四个变量：制度-情境、制度-理念、制度-行为、制度本身。首先，社会情境视角下，中国的代议制度是近代以来政治冲突演变下的舶来品，而西方的代议制度是资产阶级革命后对古代民主制度的传承；其次，思想理念视角下，中国的代议制度是以“人性善”“权力合”“通上下”的思想理念为基础的，而西方的代议制度是与“人性恶”“权力分”“限权力”的思想理念紧密联系。第三，政治主体行为视角下，中西代议制度的比较主要是表现在代表或议员的选举制度和代议机关与政党关系的不同。最后，中西代议制度本身的比较主要体现在规则体系、组织结构和权力地位的不同，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无分权有分工、设有常设权力机构、拥有根本权力，而西方议会制度是分权制衡、议会党团、只拥有立法权的代议制度。第五章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历史变迁的理论反思及前景展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模式是政党、民主与法治三个角色相互倚仗、有效协调，实现党的权力、人民权力与国家权力三者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或民主政治理论的关键问题就是解决好三者“有机统一”这一最根本的问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实现三者有机统一的制度载体，它并不是象西方学说形容的那样完全“僵硬”的体制，而是一套能够适应内外环境的持续变迁，并根据环境变迁来调整自身形式的富有弹性和发展空间的制度形式。人大制度必以其四大权力构架为基础，实现自身组织结构、制度安排的完善和创新，人大制度的实际空间与制度空间渐趋一致的过程，将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助动力，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第六章结语。中国人大制度不仅是观察中国政治生活变迁的重要线索，而且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制度平台、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大国治理的制度载体，它的成长发展将深刻影响中国政治生活的轨迹，当前的中国转型社会下的“善治”更需要人大制度成为名符其实的“善制”。

王元成^[9]（2013）在《政治角色视角下的全国人大代表政治行为研究 ——以笔者的亲身经历为例》文中研究说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当代中国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形式,是当代中国的一项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其实际运行状况,是当代中国各项民主制度建立、发展和发挥作用的基础和条件,体现着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本质和发展水平。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核心和主要内容,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细胞,人大代表的履职行为是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挥作用的基础性环节。本项研究主要以政治角色理论为分析工具,以全国人大代表的履职行为为研究对象,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研究者本人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来的若干履职行为和相关亲身经历进行研究。本文试图以对全国人大代表这一政治角色的行为描述为研究进路,通过展现全国人大代表的角色产生和角色扮演的全过程,分析全国人大代表角色行为模式的特点及其与相应角色规范和角色期望之间的联系,从而描述和解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运行情况,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关制度规定及其运转情况,为认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其功能、认识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某些特点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本项研究认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角色期望是全国人大代表这一角色产生的基础,也是全国人大代表角色扮演的“剧本”和动力。作为个体的全国人大代表对代表角色期望的领悟以及代表再社会化过程对代表个体履职能力的影响使不同的代表在角色扮演过程中呈现出一定个性特点。代表角色所担当的其他角色,特别是代表所担当的其他政治角色对代表的角色扮演行为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代表在角色扮演过程中,其行为与角色期望的一致性程度、角色冲突、角色错位、角色超载等角色行为特征既与代表个体特征有内在联系,但从更深层次的原因看,其行为特征更多地反映了当代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在某些方面存在的欠缺。要使人大代表角色行为与角色期望实现更高程度的一致,解决代表角色扮演过程中的角色冲突、角色错位、角色超载等问题,必须通过改革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其他相关政治体制。本文内容安排除导言和结论部分外,正文部分共分五章。导言部分的内容主要是介绍本选题的缘由和意义,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对本文的主要分析概念进行解释,说明本研究的目的、研究思路、主要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创新之处等。第一章主要是介绍相关政治主体对全国人大代表的角色期望。全国人大代表的角色期望可以分为社会期望和角色自我期望。社会期望包括制度性期望和道德性期望。制度性期望对全国人大代表这一角色在履职过程中有明确的规范要求,这是全国人大代表角色扮演的“剧本”；道德性期望是一种非强制性的规范要求,主要靠社会舆论以及角色扮演者本人的内心信念发挥作用。角色自我期望是角色对自己行为模式的设想。角色期望最终要通过角色承担者本人对角色的领悟发挥作用,人大代表对角色期望的领悟是代表角色扮演的动力和主观前提。第二章主要是描述全国人大代表这一政治角色的挑选和确定过程,分析这一过程的主要特点及其对人大代表角色扮演可能产生的影响。人大代表的产生过程是人大代表这一政治角色的角色期望具体化为一个个代表的过程,当选代表是政治角色的具体承担者和扮演者。第三章主要是描述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的角色扮演行为,并总结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角色行为模式的特点。第四章主要是研究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的角色扮演行为,并分析闭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行为模式的特点。第五章主要是研究全国人大代表再社会化的内容、主要途径、特点及其对代表角色扮演行为的影响等。本文最后概括了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并对如何更好地发挥全国人大代表的作用进行了探讨。

张青红^[10]（2012）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协商民主探索与实践（1949-1956）》文中指出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也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和本质要求。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也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中国化的实践总结和理论创新。2006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中提到“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①；2007年《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明确提出：“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②；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第一次在党的历史中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认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中国已经走上了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进一步发展民主政治，理论是基础，制度是保障，实践是关键。这不仅需要从西方的成功经验中寻求攻玉之石，也需要从中国民主探索的历史中寻求借鉴。近年来，协商民主成为研究的热点，也取得一些基础性成果，但从史的角度进行研究，还相当薄弱。民主协商建立的新政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起点，也是中国协商民主的开篇。今天的协商民主理论、制度和实践模式无不印着建国初历史的痕迹。它所提供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最能启发人们的思路或唤起人们的警觉。研究建国初协商民主，理论上，有利于推动中国民主理论和协商民主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入；实践上，有利于应对多元利益冲突背景下的民主诉求及民主政治建设中的挑战，为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史的借鉴。本文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协商民主思想的构建、协商民主制度的创建和协商民主的实践为主线，运用文献研究、微观分析与宏观研究相结合、历史研究与逻辑研究相统一等方法，在梳理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历史进程的过程中，着重探讨建国初协商民主理论体系、制度建设和实践运作，并对其进行价值审判，揭示其成败得失。中国共产党在求独立、争民主的民主革命历程中秉承着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不断进行民主的政治实践，创立了人民民主理论，萌发了协商民主理念。在三三制政权的建设中进行了协商民主的局部实践，并对协商民主理论进行了初步探索。协商民主初见雏形。“五一”口号开启了协商民主在全国范围内的新起点。一届政协的召开，初步确立了中国协商民主制度。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以后，其民主革命时期初步形成的协商民主思想、局部开展的协商民主实践，在全国性轰轰烈烈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得到全面展开。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协商民主进行理论探索、制度建设和政治实践。首先，在理论上，中国共产党围绕“为什么要协商”、“与谁协商、协商什么”、“怎样协商”等协商民主的基本问题进行思考，对协商民主的地位、协商的必要性、协商主客体、协商原则、协商形式和场域等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与分析。理论上的探索为制度建设和实践运作提供了理论铺垫。中国共产党着手在实体性规范、组织载体和运作机制等方面，进行了必要的制度建设，从组织和制度上保证了协商民主的运行。有理论的指导和制度的保证，协商民主实践得以生动地开展。协商实践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论文择取了土地改革、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和文字改革四个案例分别作为四个不同领域的典型代表进行考察。在土地改革、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等党的“既定政策”上，通过协商，各民主阶级、民主党派改变了原来的价值偏好，在思想上与中共取得了一致意见；在制定第一部宪法的过程中，中共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分层次的讨论方式：精英讨论和大众讨论，集思广益，制定了“比较完全”的宪法；文字改革中，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进行了平等充分的协商，甚至改变自己拼音文字的价值偏好，采取汉语拼音方案。鲜活的协商民主实践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分层次、多途径、全方位立体式协商模式的特征。立体式协商模式，保证了代表不同利益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能够全面、真实、有效地参与国家事务的决策与管理，从而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本质。最后，论文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协商民主的梳理和分析，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揭示了协商民主的成功与不足。协商民主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中国化成果，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权利。新中国初期协商民主对当代中国协商民主起着奠基性的作用。同时仍存有诸多不足：协商民主思想丰富仍欠系统、内容全面仍有漏洞；制度设计与制度运行亦有背离；协商机构功能日益弱化，协商主动性有所欠缺，协商程度不够也在所难免。

二、政协第八届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政协第八届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论文提纲范文）

（1）代议机关投票表决的公开性和秘密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从传统部落组织到现代权力组织的变迁研究 ——以祁连县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3）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民主的细节 ——运行中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西藏干部配备与当地民族关系的分析——以十六大以来西藏自治区党政领导干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国民政府时期的西藏驻京办事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政治角色视角下的全国人大代表政治行为研究 ——以笔者的亲身经历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新中国成立初期协商民主探索与实践（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四、政协第八届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论文参考文献）

• [1]代议机关投票表决的公开性和秘密性研究[D]. 刘妤.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2]从传统部落组织到现代权力组织的变迁研究 ——以祁连县为中心[D]. 赵志浩. 兰州大学, 2019(08)
• [3]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D]. 冯志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4]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研究[D]. 王明科.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5]民主的细节 ——运行中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D]. 张涵之. 武汉大学, 2017(06)
• [6]西藏干部配备与当地民族关系的分析——以十六大以来西藏自治区党政领导干部为例[J]. 孟亚伟. 民族论坛, 2015(05)
• [7]国民政府时期的西藏驻京办事处研究[D]. 张子新. 中央民族大学, 2013(12)
• [8]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变迁研究[D]. 申坤. 中共中央党校, 2013(10)
• [9]政治角色视角下的全国人大代表政治行为研究 ——以笔者的亲身经历为例[D]. 王元成. 华中师范大学, 2013(12)
• [10]新中国成立初期协商民主探索与实践（1949-1956）[D]. 张青红. 华南理工大学, 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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