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对柔石小说的影响

一、论鲁迅对柔石小说创作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史晓林,王杰^[1]（2020）在《乌托邦冲动的美学形式——论鲁迅作品中的现代悲剧观念》文中研究说明"现代悲剧观念"是乌托邦冲动的美学形式。乌托邦作为现代悲剧观念的重要概念,具体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语境,其存在形式和表达机制具有更多的复杂性和中国特征。鲁迅的创作便是中国式乌托邦冲动的一个很好的体现。他的悲剧作品饱含着于绝境中生长出希望的乌托邦冲动,其作品《故乡》和在其影响下的20世纪20年代乡土文学作家许钦文的个人小说选集《故乡》中的作品均对现代化进程中富含中国传统文化意蕴的"乡愁"的抒发上升到了乌托邦的维度。在此基础上,由于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鲁迅后期创作的杂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为了忘却的记念》孕育而生出革命的乌托邦冲动。这两种乌托邦冲动共同构成了鲁迅现代悲剧观念的基本内核。

唐彦琪^[2]（2021）在《中国现代小说疯癫人物病因及意义研究（1917-1949）》文中提出自1918年4月鲁迅《狂人日记》发表后,“狂人”的出现便掀起了疯癫书写的热潮。郁达夫、台静农、许杰、王西彦、张爱玲等现代作家笔下频繁的出现“疯子”形象,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独特的“疯癫形象群”。在现代作家笔下,“疯癫”不再是简单的身体上的疾病,它是作家对社会现实关照的另一个窗口,隐喻着作家的情感与态度。作家借不同身份、不同疯癫病因的疯癫人物的书写,从而对整个社会现实及人的存在等问题进行反思。他们力图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找到社会的不足之处,表达对压抑人性现状的忧思,从而实现他们改良社会、改良文化的目的。本文除了引言及结语部分,将按照以下内容进行展开:第一章探究疯癫为何成为一个频繁引人关注的热点问题。在这个章节中,重点关注古往今来的疯癫写作历史,同时注意疯癫研究的相关推进情况,最后对现代小说中的疯癫人物书写情况进行总体梳理,并简单回顾现阶段学界对现代小说中的疯癫研究现状,引入本文的研究重点——疯癫病因探索。第二章至第五章,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对不同作家笔下的疯癫人物病因进行归类分析,由此我们可以发现疯癫人物的疯癫病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由于个人的身体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与迫害而导致人物行为失常,这类疯癫人物要么在身体内部受到了性的压抑,要么在身体外部遭受了暴力威胁与打击;二是在商业文明和战争的冲击下,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严重匮乏,他们缺乏金钱,极度贫困,生活窘迫,部分人物甚至陷入极度饥饿状态,产生幻觉,由此产生有违伦理的疯言疯行;三是人的基本情感需要在现实社会中遭受重创,失去亲情、友情、或是爱情方面的寄托,这种情感的失落状态导致个体心理郁结,最终以疯癫的形式对自身或他人进行报复,寻求解脱;四是在新旧文化的冲突中,个体受到文化冲击而出现“超前”与“滞后”的言行举止,这便是一种话语错位现象,这种错位分为共时型错位和历时型错位两种,这类疯癫人物有的用一些超出常理的言行举止对现存文化秩序发起抗争,还有的以不合时代进程的传统话语进行思考而被社会所抛弃。第六章,通过对不同疯癫人物的疯癫原因分析,可以发现不论作者怎样对疯癫人物进行描述,均隐藏着作家对压抑人性的现实社会和文化传统的反思,也透露着其对当时社会的人道主义关怀:在身体和物质方面,呼唤建立人的生存基础;对个人情感的关怀以达到构建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纽带;对个人话语的关怀则是为提高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

张颖^[3]（2020）在《《译文》与193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样貌》文中认为中国“新文学”的诞生是从“世界文学”到“中国文学”,再由“中国文学”到“世界文学”的繁杂转变过程,这个转变的发生是十分隐秘的。外国文学的译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翻译文学的研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确立与发展的重要研究方法与手段。本文以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专门刊载外国文学译介作品的期刊《译文》为研究对象,从历史、社会等因素入手,梳理《译文》从创刊到停刊的发展历程,考察由《译文》月刊中译介作品所构成的世界文学样貌,探讨此样貌形成的历史、社会和文学等因素,进而研究《译文》对于中国新文学产生的价值与影响,并对《译文》杂志进行总体的、客观的评价。第一章从我国现代文学译介的发展历史入手,通过史实、史料对《译文》的创刊原因及社会背景进行考察。《译文》的诞生是中国“新文学”建立的需要,是近现代外国文学译介积累的发展,是“杂志潮”与“翻译年”共同推动下的产物,也是在“文化围剿”政策影响下文人的生存之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鲁迅、茅盾与黎烈文共创《译文》。虽然期间经历了一次“停刊”风波,《译文》仍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令人瞩目的印记。第二章通过文本分析与统计的方法,从原作国别、原作家构成、译介作品体裁、文论译介以及译作主题五个方面对《译文》中刊载的352篇译介作品进行详细考察,描述《译文》所呈现出的20世纪30年代世界文学的文学样貌。《译文》对苏俄文学的“突显”,对弱小民族文学的重视,对欧美文学的“遮蔽”,对日本文学的借鉴以及亚洲其他国家文学在《译文》中的“消失”都展现着20世纪30年代各国文学在《译文》译者眼中的地位与层次。《译文》所选译的外国作家群体构成也异彩纷呈,有精英文学家、平民文学创作者,也有优秀的女性作家等等。他们对于政治和文学的见解不甚统一,各具特色的作家构成了《译文》译者眼中的世界文学作家版图。此外,《译文》摆脱了以文学创作为主的翻译选材模式,加入了大量文论的译介,生成了创作与文论共存的世界文学样貌,文论译介也是《译文》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最后,从译介题材的角度对《译文》作品进行分类,考察《译文》译者眼中世界文学作品的流行主题。第三章以多元文化理论中的翻译操控论为基础,从意识形态、诗学、编译者以及赞助人四个方面对《译文》所呈现出的世界文学样貌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即考察其形成的原因与路径。袭卷世界的“红色”浪潮、国民党当局的反革命思想与人民大众“革新救国”的意识形态共同影响着《译文》中所呈现的世界文学样貌。同时,现实主义创作的发展、书写现实的小说的译介、新文学发展的“学习”诉求与改造社会的中国式追求都从诗学的角度影响着《译文》的世界文学译介选材。此外,具有时代特征的编译者构成了《译文》中世界文学样貌的内部影响因素。最后,笔者考察了充当“赞助人”的执政党、编辑出版方、共产党以及读者如何以各自的方式操控着译者的译介选择。第四章讨论了《译文》及其呈现的世界文学样貌的价值,探讨《译文》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考察《译文》对于后世翻译文学及新文学创作所做出的贡献。同时,客观地分析了《译文》作为同人杂志所具有的复杂的人际关系、相对排他的办刊思想、译者自身的外语局限以及因而所产生的并不成熟的世界文学想象,给《译文》一个客观的、全面的历史评价。

徐文静^[4]（2020）在《鲁迅杂文与现代媒体 ——鲁迅杂文发表阵地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初的中国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大转型,现代知识分子为了争取个人话语权,借助报刊这一现代媒体向民众宣传思想、传达情感,与权力者展开了激烈的抗争。即使鲁迅这样一直游离于主流文学之外的特立独行者,也先后选择以不同的文学社团和刊物作为自己的阵地,既有《新青年》时期响应“听将令”的号召,又有《语丝》时期成为战斗集体中的“主将”。鲁迅在每个时期都不断地寻找着自己的战友,加入不同的社团作为自己的阵地,这样的选择无疑对他的写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论文分三部分,尝试从鲁迅杂文发表阵地的变迁入手,梳理鲁迅及其杂文与不同时期报刊的关系,并探究现代媒体对鲁迅杂文风格形成的影响。第一部分从现代媒体的兴起、现代媒体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两部分进行分析,探讨现代媒体兴起的原因以及现代媒体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为后文的分析做基础工作;第二部分,首先阐述现有的鲁迅杂文分期形式,并提出以地域为划分依据的新观点,将鲁迅杂文分为北京、厦门—广州、上海三个时期。在此分期的基础上,梳理鲁迅杂文与不同时期期刊的关系,探讨鲁迅选择不同报刊作为阵地背后的个人思想与立场的变化。第三部分,以“鲁迅将杂文当成新的文学样式进行写作”的视角切入,探讨现代媒体与鲁迅杂文风格形成的关系,包含报刊“及时性”制约下鲁迅杂文“短小性”与“历史性”的特点分析和鲁迅杂文极具个人特色的“自由灵活”特点分析。

蔚青雯^[5]（2020）在《论柔石小说中的困境叙述》文中研究说明现代作家柔石,一生如流星般短暂,身后虽享有着巨大的政治声名却也留给我们似清晰又模糊的背影。进入柔石构筑的文学世界,他以独到的细腻感悟着新旧过渡之际的人的精神世界。他的小说寓热于冷,试图以个体的命运遭际思索群体困境,并始终关注生命本身,追索生命的本质与存在的意义。柔石的小说以1928年为界,此前,多侧重于对知识分子困境的思考,呈现出知识分子的忧郁与迷茫,带有较明显的自叙传色彩;此后,女性所遭遇的现实苦难与精神的困境成为他关注的重心。柔石以对幻觉的描写、梦境的叙述、疾病和死亡的书写等展开对困境的叙述,为左翼文学贡献了独特而深沉的文字。本文结合柔石所处的时代及对其的影响,以他的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辅之以日记、书信等,深入思考柔石小说中对知识分子与女性的困境叙述,从而发掘其对困境的叙述在左翼文学中的意义和价值。本文由三章构成,第一章“柔石困境叙述的生成溯源”,从柔石的人生经历与他者的影响对其创作溯源;第二章“困境叙述的主要内容”,讨论其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与女性形象以及他们的精神困境;第三章“困境的叙述方式”,从其小说的叙述层面发掘其在左翼文学中独特的艺术魅力。

许磊^[6]（2020）在《探寻重塑现代中国的精神力量 ——埃德加·斯诺《活的中国》编译研究》文中指出埃德加·斯诺花费近五年时间编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他坦承编译过程让他收获很多,可视为《西行漫记》的前奏。不仅如此,《活的中国》选集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外译起步阶段最为成功的一次努力,为打破当时西方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做出了贡献。然而,国内外学者却没有给予《活的中国》编译足够的重视,要么忽略不计,要么仅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对外传播的注脚一笔带过。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社会学转向,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间,翻译研究者开始关注《活的中国》选集,对其中的翻译策略选取展开探讨,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翻译研究。为将《活的中国》编译研究引向深入,本研究以编译主导者斯诺的在华“社会轨迹”及其思想演变为切入点,深入探讨如下几个重要问题:《活的中国》选集的文本选择,翻译策略的选取,选集中建构的现代中国形象以及《活的中国》编译与《西行漫记》之间的内在关联。本研究注重搜集与使用与个案相关的一手史料,同时借鉴具有解释力的西方翻译理论,力图做到论证有“理”有“据”。在描写的同时,注重解释,做到描写与解释相结合。本研究针对目标个案提出如下三个研究问题:（1）《活的中国》编译的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选取情况如何?为何这样选择?（2）《活的中国》选集建构了怎样的现代中国形象?为什么是这样的形象?（3）《活的中国》编译与《西行漫记》之间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通过考察相关史料发现,《活的中国》选材经历了前期的编译计划调整以及两轮入选作家的筛选和调整,才有了现在的选集目次。经过两轮入选作家筛选和调整,多位非左翼作家纷纷落选,左翼作家的比重大幅提高。选集选材过程体现了斯诺思想上“左转”的过程,他逐步相信左翼思想是正在改造现代中国的精神力量。斯诺的选材倾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倾向政治立场有代表性的作家;二是侧重选取在青年读者中影响较大的作家。为了将个人叙事植入译文中,斯诺主要使用三种翻译策略完成对译文的改写:首先,利用时空建构,将原文中的批判引向现实社会;其次,通过原文素材的选择性采用,改换原文中受压迫民众和知识分子形象;此外,采用标示式建构意在加强民众的反抗诉求以及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在文本选择和特定翻译策略的合力之下,斯诺建构出正处于文化转型期的现代中国形象:深受多重苦难的中国,觉醒与抗争的中国和红色革命影响下的中国。在深受国内外多重势力的压迫下,中国部分受压迫民众开始觉醒,但尚未有所行动,反抗的诉求主要来自知识分子阶层中的激进分子。中国红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赢得部分民众的支持,但也因民众的无知而被误解。斯诺对现代中国“他者形象”的建构也折射出斯诺对美国“自我形象”的思考:美国不应以武力介入中国事务,而应扮演民族自决原则扞卫者和世界和平维护者的角色。《活的中国》选集是《西行漫记》的前奏。在编译过程中,斯诺对中国民众的生存状况、各阶层民众的革命诉求以及中国命运等问题了解更加深入,这促使他进一步思考中国的现状与未来。陕北之行为斯诺的思考提供新素材和可能的答案,并以《西行漫记》的形式呈现出来。本研究是探讨记者型译者行为的一次有益尝试,为斯诺思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素材,同时也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译者模式、国家形象建构策略以及译介行为评价等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陈沁杰^[7]（2019）在《叙事与启蒙 ——鲁迅与“新兴木刻”再探讨》文中研究说明对鲁迅和“新兴木刻”运动的研究已有相当数量的文章,这些文章建构了这段研究史。但期间仍然有不少未讨论清楚的问题因为这些文章的编撰而被遮蔽或忽视。本文站在鲁迅文学叙事和文学启蒙的角度,将鲁迅的话语及行动重新放置于那个时代,回看鲁迅与“新兴木刻”运动,用材料分析法与图像解读法,找出新兴木刻与鲁迅文学叙事及文学启蒙思想的关联。并借此具体分析“新兴木刻”的叙事与启蒙的联系,串联鲁迅倡导“新兴木刻”的实践,打开鲁迅与“新兴木刻”研究的新视角。鲁迅留日期间产生的“自觉”首先表现在他的文学叙事上。其使用白话文来叙事,并强调叙事中的主谓结构的叙事特征便是“自觉”的体现。而这种叙事方式的出现,也使鲁迅的写作充分显示出作者的自我意识和个性。这种文学的叙事性也正是文学家鲁迅解读西方版画的桥梁,也成了鲁迅选择西方版画类型的重要标准之一,同时也是鲁迅对“新兴木刻”的要求。鲁迅“自觉”的另一个特征便是启蒙意识的萌发。之后图像启蒙意识的成熟直接影响了鲁迅对西方版画选择上的取向和对“新兴木刻”的终极要求。其具有“力之美”的图像要求必须建立在图像独立表达的基础之上,在这个基础上发出的图像的“战叫”构成了鲁迅“呐喊”的“新战线”。分析的结果表明,叙事与启蒙,联系着鲁迅倡导“新兴木刻”的始末,鲁迅提出的所有美术见解都是在这个思维之上形成的。这种关系的建立和对鲁迅之于“艺术”的独特理解的分析,能够解答鲁迅对中国传统木刻“不如暂缓”的态度和“新兴木刻”运动中推迟介绍日本浮世绘的决定,也揭开了鲁迅选择西方表现主义木刻画作为“新兴木刻”源泉的原因。叙事与启蒙是鲁迅与“新兴木刻”的本质关系,也是“新兴木刻”的实质。

张德强^[8]（2018）在《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初探》文中提出本文以夏济安着作《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The Gate of Darkness: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1968年）及本书中文版（2015年）、《夏济安选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夏济安选集》（台北:志文出版社1971年版）、《文学杂志》（1956-1960）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对三卷本《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以及夏氏其他未结集中英文着作的研究,考察了这些文本中作为中心问题的左翼文学观和左翼作家论;同时对夏济安着作中隐含的现代文学史观和独特的文学研究方法加以梳理。本文首先关注的是,在“西潮”冲击与传统余响的历史背景下,夏济安在思想和立场上呈现的西化倾向与保守性;而“疏离的知识分子”的边缘性和萨义德《知识分子论》意义上的“业余性”,又使他在人生选择上“一再流亡”。与五四前辈共同面对着相似的“感时忧国”的文化处境,使夏济安二度赴美后在其现代文学研究中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文化责任感与对现代左翼作家在批判之外的认同感。而在文学研究方法上,与五四先辈关于“世界文学”的认知类似,夏济安的比较文学视野更多是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纳入到世界文学的范畴中。他用于研究现代作家作品的比较文学方法,注重文学原型上的相关性、文学类型上的相似性与文学风格上的同源性。其次,对夏济安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贡献,本文尝试从他的写作和编辑活动中梳理出几个比较明确的线索。通过将夏济安置于与五四先辈和大陆同行的文学史写作活动的对比中,展示其现代文学史观中对被主流文学史叙述忽略的边缘性作品艺术价值的发现,以及其文学史叙述中鲜明的个人性。同时,还具体分析了夏济安现代文学史建构模式的心理学色彩与开放性特征。这种心理学色彩体现为他以“卑劣错综”为比喻性的架构,来解释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应对“西潮”产生的心理纠葛;夏济安将之应用于左翼作家研究,作家精神史研究因之成为《黑暗的闸门》一书的论述重心。而夏济安现代文学观的开放性特征一方面表现为:他的文学史研究与五四和大陆主流文学史叙述场域间的对话性,对后者既有认同也有辩驳;另一方面,这种现代文学观的开放性也体现在对50年代《文学杂志》的编辑与同时期文学批评活动中,夏济安不是把现代文学视为一个已经历史化、知识化的封闭传统,而是将五四以来开创的现代白话文学看成一个有待完善的开放性传统,他通过一系列带有探索性的编辑和批评实践,推动现代文学传统的写实主义一脉在台湾地区的延续和发展。最后,本文集中分析了夏济安二度赴美后完成的以《黑暗的闸门》为代表的英文论述,关注重点在于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中着力最深的左翼文学运动研究。力图摆脱对已经是昨日黄花的政治立场探讨,将研究重心放在夏济安的左翼文学运动叙述模式及其对左翼作家精神史的关注上,这可说是夏济安左翼文学运动研究较为鲜明的两个特征。本文也会论及美国区域研究的学术框架在课题选择和立场表达上对夏济安构成的影响,这也造成了他论证过程的“客观”与结论的不免“武断”间的矛盾性症候。作家精神史研究,是夏济安左翼文学运动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本文以夏济安的瞿秋白研究和鲁迅研究为例,具体分析了夏济安带有心理学色彩的学术视角和叙述模式。夏济安对瞿秋白“软心肠”（tenderhearted）文人气质的认识,是借鉴自20世纪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对个体性格气质的划分法。夏济安将之借用为建构自己瞿秋白叙述的结构性支撑,将瞿秋白置于一个二元对立的心理学场域中,通过对其传记材料和早期创作的文本细读,结合对《最后的话》等材料的解读,来凸显其“文人化”、“软心肠”的一面,从而描述出一个内心始终处在激烈的矛盾与焦虑中的左翼作家形象。夏济安的发现既有其创见也不免对瞿秋白的革命家一面有所忽略。本文对夏济安的鲁迅研究,着眼点在于对身处特殊历史时期,其相对中西同行表现出的独特文学史眼光、与对艺术家鲁迅形象的“发现”与描述的分析。从文学史和思想史角度,夏济安认为“如果把五四运动看作除旧布新的群众运动,鲁迅的确不能作为真正的代表人物”,而将其文学上的创作倾向归于20世纪的世界文学视野下的现代主义。在鲁迅与左翼文学运动的关系上,值得关注的是,夏济安在《黑暗的闸门》中对于鲁迅杂文文学价值的重视程度,其实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而逐渐提高的。他早期论述中对鲁迅文学生命结束于1926年的说法,在《鲁迅作品的黑暗面》等文章中其实有所修正。与一般对于鲁迅作品的思想性阐释不同,夏济安对鲁迅杂文的探讨更多是从艺术家个人趣味这一角度出发,同时也注意到其中隐含的带有心理学意味的时代性症候。

吕成^[9]（2017）在《从《祝福》到《二月》:论鲁迅对柔石创作的影响》文中提出鲁迅的小说《祝福》为中国文学史贡献了祥林嫂这一经典的女性形象,写出了封建流毒和人心的麻木对一个女性的戕害究竟到何种程度,同时《祝福》也写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软弱逃避,怯于面对陈旧的社会现实。而柔石的小说《二月》中,同样写到了这两类人物,并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比《祝福》更为细致、着重的刻画,试图引导读者寻找出文嫂死亡的真正原因。从《祝福》到《二月》一前一后的两篇同类题材的小说,并联系鲁迅给予柔石人生和创作的影响,不难看出,《二月》的创作既有作家对鲁迅《祝福》的有意模仿,又有作家对鲁迅创作精神的刻意继承。

姜振昌,薛淼,陶秋红^[10]（2015）在《2014年中国鲁迅研究》文中提出2014年的中国鲁迅研究异彩纷呈,主要集中于综合研究、作品研究、创作内容与艺术形式,以及与其他作家的比较研究四个方面。通过对2014年鲁迅研究的梳理,可以从宏观把握2014年鲁迅研究领域的动态与方向,深入了解鲁迅的思想及作品。

二、论鲁迅对柔石小说创作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鲁迅对柔石小说创作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现代小说疯癫人物病因及意义研究（1917-1949）（论文提纲范文）

（3）《译文》与193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样貌（论文提纲范文）

（4）鲁迅杂文与现代媒体 ——鲁迅杂文发表阵地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论柔石小说中的困境叙述（论文提纲范文）

（6）探寻重塑现代中国的精神力量 ——埃德加·斯诺《活的中国》编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叙事与启蒙 ——鲁迅与“新兴木刻”再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8）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9）从《祝福》到《二月》:论鲁迅对柔石创作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0）2014年中国鲁迅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鲁迅对柔石小说创作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乌托邦冲动的美学形式——论鲁迅作品中的现代悲剧观念[J]. 史晓林,王杰.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2020(02)
• [2]中国现代小说疯癫人物病因及意义研究（1917-1949）[D]. 唐彦琪.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3]《译文》与193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样貌[D]. 张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4]鲁迅杂文与现代媒体 ——鲁迅杂文发表阵地变迁研究[D]. 徐文静. 苏州大学, 2020(03)
• [5]论柔石小说中的困境叙述[D]. 蔚青雯.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6]探寻重塑现代中国的精神力量 ——埃德加·斯诺《活的中国》编译研究[D]. 许磊.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7)
• [7]叙事与启蒙 ——鲁迅与“新兴木刻”再探讨[D]. 陈沁杰. 中国美术学院, 2019(02)
• [8]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初探[D]. 张德强.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9]从《祝福》到《二月》:论鲁迅对柔石创作的影响[J]. 吕成. 名作欣赏, 2017(09)
• [10]2014年中国鲁迅研究[J]. 姜振昌,薛淼,陶秋红. 东方论坛, 20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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