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问”不如“有问”（论文文献综述）
谢思嘉[1]（2021）在《邓散木书法篆刻教育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王秀芝[2]（2020）在《高中文言文专题教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言文是高中语文课程的必修内容,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文言文在高中语文教材中的比例也逐渐提高。文言文不仅在语言表达上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而且蕴含着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文言文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从语文学科本身来看,传统语文教学长期囿于自身的学科藩篱,语文教学问题频出。在传统语文教学模式下,学生如同隔岸观火,存在着看不清,看不明的现象。随着现代语文的发展,语文教学本位逐渐由教师走向学生,教学目的逐渐从“双基”走向重视学生思维品质的发展,语文教学的组织模式也从教师讲评走向互动性的研究性教学,新世纪现代语文的转型正在悄然展开,这就要求教师要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开展更加符合新世纪教学要求的教学模式。从高中文言文教学来看,目前高中文言文教学中多为字词句的骨架支撑,而缺少文化血液的流淌,在教学过程中忽视了对学生独立思考、探索发现等能力的培养。高中阶段是提高学生学习能力的关键时期,作为基础教育的最高学段,高中文言文教学的优化改革势在必行。2018年初,教育部印发《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专题教学”成为语文教育研究者关注的热点话题。“专题教学”具有整合教学资源、深化教学内容、培养学生语文综合素质的优势,对于优化目前高中文言文教学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将“专题教学”模式应用于高中文言文教学之中,挖掘文言文的文化价值、提升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是值得我们研究的课题。本论文主要通过厘清高中文言文专题教学的概念,针对高中文言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用专题教学理念对高中文言文的教学提出建议。笔者对这一课题进行研究,目的在于促进教师重视高中文言文在教学中的地位,认识如何开展专题教学,建设更加符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的互动式、启发式、研究式的文言文课堂。与此同时,本论文亦着眼于高中文言文的文化特性,挖掘文言文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亦着眼于学生兴趣培养以及能力提升,通过高中文言文专题教学的实施,激发学生对文言文的兴趣以及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提高学生的语文学习能力,落实语文核心素养。基于论题相关研究现状,为了更好地分析和解决高中文言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论文主要采用问卷调查、访问调查和案例分析法的方法进行研究,进而提出有效的教学改进策略,以期在优化高中文言文课堂教学方面起到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论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对论文的研究缘起、文言文专题教学的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方法和意义进行综述;第二部分是高中文言文专题教学理论概述,主要包括高中文言文专题教学概念、高中文言文专题教学特点以及高中文言文专题教学的理论依据;第三部分是高中文言文教学现状以及问题分析,主要通过济南市长清区两所普通高中的调查,针对目前高中文言文教学中存在的学生学习兴趣不高、课堂教学单调乏味、重“言”轻“文”现象严重、课堂教学效果不理想等教学现状做出问题分析;第四部分是论文的重点部分,针对高中文言文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高中文言文专题教学的具体实施策略,包括文言文专题教学的准备阶段、授课过程、课后练习以及评价问题;第五部分是对高中文言文专题教学策略进行反思,梳理高中文言文专题教学的优势、归纳需要注意的问题;第六部分是结语,主要是总结高中文言文专题教学论题研究的特点和本论文有待继续完善的地方。
姜晓琨[3]（2020）在《论佛学对王阳明心学的影响 ——以南宗禅为主的讨论》文中提出本文的问题意识是,通过考察佛教特别是南宗禅启发王阳明建立心学的内容及其程度,来为鸦片战争以来背负着“灵根再植”命运的中华文化提供一个异质文化成功交融的借鉴。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中国的文化氛围中,在不违背佛教义理的条件下,表现出了鲜明的特点,这个特点即是吕澂所概括的“心性本觉”。南宗禅是这一心性论的典型。在与南宗禅“心性本觉”心性论的对话与抉择之中,朱子学和阳明学分别确立了自身“心性本寂”和“心性本觉”路向的心性论。阳明之所以能主张“心性本觉”路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其工夫重在剥落私心物欲,树立廓然大公的善良意志。如果把象山心学和白沙心学都看作“心性本觉”心性论,那么阳明心学的心性论因其侧重下学而上达、即用以达体的工夫论,而成为心学内部心性论的一种新范式,其下学上达是继承了朱子学,而体用关系则是受南宗禅启发。此外,良知本体知善知恶的设定,当亦是受到儒学和禅宗的双重影响。“心性本觉”的心性论建立在心体与理体为一的基础上,后来阳明用良知这一概念统合了心体与理体,并使其亦具有“有”与“无”两个面向,为境界上的有无合一建立了本体上的根据。这受到了佛教“空如来藏”与“不空如来藏”,道家人心混沌的启发。同时,良知的这两个面向也为敬畏与洒落的实现奠定了本体上的基础。再加上良知本是体用一如的,因而阳明心学能同时实现本体和发用上的敬畏与洒落,而朱子学只能于发用上实现敬畏。就这两点而言,阳明“心性本觉”心性论更成其为一种新范式。心性论模式上的相似,使阳明心学能够在凸显根本宗旨、处理心物关系以及工夫的内转三个方面受到了南宗禅的影响。中国文化向来重视身心修养实践。在此文化氛围中,南宗禅不注重烦琐的名相分析和复杂的理论说明,大唱顿悟法门,取消先定后慧的工夫阶次,直接追求开悟,凸显了佛教求解脱的宗旨。而阳明心学取消先知后行的步骤,主张知行合一,将朱子提出的“过于剖析”的多种工夫打并归一,确立了易简之学,而且非常强调立志的重要性。针对困扰自己的“格物”难题,阳明通过对“物”的意向性解释,使其服务于自己的思想体系。在这点上,唯识学对见分、相分的设定和禅宗主张的“心物一体”很可能启发了阳明。佛教与儒家之修行,都有外在的规范,也有内在的努力。但南宗禅与阳明心学使修行工夫完全内在化,站在佛或圣人的高度将外在的戒律、经典、圣人等均用心的状态来解释,确立了最为高明的修行路数,也为两种学问走向其反面埋下了伏笔。最后,在境界论上,阳明“无善无恶”的境界很难说“主要”受了南宗禅的影响,道家道教和先秦儒学中也有“无”的精神传统,从阳明自己的话语中可以看出,他继承了三家的思想资源。本文之所以要对先秦儒家和道家道教稍作考察,是为了更准确把握南宗禅对阳明建构心学启发的程度,防止以偏概全。
于欣[4]（2019）在《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促成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而且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和重要价值。挖掘、阐发和传承先秦儒家德育思想,既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大学术命题。系统梳理和探究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全面而深入地呈显其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及其实现路径,这对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由宗法分封的奴隶制社会转向封建君主专制社会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是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形成的深刻经济背景,生产方式大变革所必然引发的社会结构急剧变动、社会各阶级阶层间的矛盾斗争激化加剧是其政治背景,思想文化领域内新旧理念碰撞交织、百家异说的文化繁荣是其文化背景。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及其学派的形成发展和重要地位为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主观方面的必要条件。西周“以教祗德”的“尚德”理念、官师合一的礼乐教化模式,奠定了集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于一体的古代德育思想体系的基调和轮廓,为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直接而重要的理论来源。先秦儒家的人性论构成了先秦儒家德育活动的主要理论基础。为了重振西周时期礼乐文明和教化传统的生机活力,先秦儒家不断内求“礼乐之原”,由礼而仁,由仁而性,由此开启了对“欲”、“群”、“心”等人性问题的探究与阐发。人之“欲”是德育之所以必要的重要依据之一,“欲”及其满足具有天然合理性,礼义道德及其教化则是满足人欲之必需。人之“群”是德育之所以必要的另一重要依据,人之生不能无群,礼乐教化是“群居和一”所必需。人之“心”是德育之所以可能的内在根基,主宰性的意志之心、情感性的德性之心、理性的认知之心分别为人之受教修德提供了主体性依据、内在情感根基和内在理性根基。先秦儒家的人性论体现了立足于人本身为德育活动提供有力支撑的理论自觉。关于德育活动的目的,先秦儒家秉持治国安民与“为己”“成人”互为目的手段、社会性目的和个体性目的互渗统一的基本精神,一方面主张以教求治求安,力求通过德教达成治国安民、维护差序和谐理想秩序的社会性目的;另一方面主张教以“成人”,力求通过德教修身来美身化性、成就君子圣人的德性理想人格,达成提升人性、发展完善人本身的个体性目的。从德育内容上看,先秦儒家所主张的德育是道德教育、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的高度融合与统一。仁、义、礼、孝、悌、忠、信、知、勇等道德规范是其道德观教育的主要内容。明分正名的社会等级观念和为政以德的治国之道是其政治观教育的主要内容。仁义为上、安仁乐义的人生价值观是其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先秦儒家德育的基本方法可以概括为作为受教者自教方法的自我修身之道和作为教育者施教方法的社会教化之道。自我修身之道侧重于受教者对自身之“志”、“学”、“思”、“行”等能动性的主动发挥,包括“志于仁”、“学以致道”、“思以致圣”、“躬行践履”。社会教化之道侧重于教育者对受教者之主体意识自觉的激发和引导,包括注重运用“愤启悱发”、“举一反三”、“以问为教”等方法的对话式思想宣讲,强调教育者以身体道、自反修己的身教示范,把良好环境的选择培育作为促进人性完善之重要着手处的环境熏陶,引导受教者在“礼”的践履和切己的日常生活中激发其情、悟得其理的生活体验,强调教化以情感为起点和根基的因情设教。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和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一方面,先秦儒家高扬了主体性德育理念,凸显了情感德育特色,形成了生活化德育模式,构筑了中华民族道德文化传统的基石,为中华道德文明和古往今来的德育活动贡献了具有“永久魅力”的优秀“基因”;另一方面,因其得以形成的特定历史背景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具有人性论理论基础的抽象性、对主体性根源的误读、对庶民地位作用的贬低、对等级观念和秩序的严守等思想局限性。辩证分析和客观评价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历史贡献与局限,是深入探讨其当代价值及实现的首要前提。综而观之,作为中国古代德育思想之典型代表,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在很多地方都深蕴着“儿童的天真”,彰显着具有“永久魅力”的鲜明特色和优秀“基因”,具有超越时空的当代价值。具体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先秦儒家的主体性德育理念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论研究相契合,为深化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论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即教育者主体性的首要着力点是激发受教者的主体意识自觉,教育者必须密切结合受教者积极的“前理解”给予切己的启发和引导。先秦儒家以“仁”为核心的德育内容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主义道德观教育具有相契合性,为涵养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提供了宝贵资源,主要体现为“仁”、“礼”对于社会公德教育的涵养作用,“信”和“为政以德”对于职业道德和政治品德教育的涵养作用,以“孝”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对于家庭美德教育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孝德观、推进家庭和睦与社会和谐的涵养作用。先秦儒家的德育方法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具有高度的相契合性,能够在原则方法、具体实施方法等方面提供诸多有益借鉴,可以以其和谐守礼的师生关系为借鉴,确立“序差互动”的基本原则;以“对话式”思想宣讲为借鉴,推进“对话式”思想政治教育;以因情设教和生活体验为借鉴,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情感教育和生活化。要想实现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必须立足于现时代的新发展、新实践,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基本方针的指引下,抓住三个基本环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传承弘扬先秦儒家德育的优秀传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合理因素进行科学的加工改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科学分析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优秀“基因”;以实践为导向,实践是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和价值实现的动力与源泉,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实现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宏观实践导向,以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为微观实践导向;坚持综合创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既要批判地继承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精华,又要广泛学习、借鉴西方有益的德育文化,将中西优秀的德育思想资源融通于当代中国的道德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创新。
张立恩[5]（2018）在《元代春秋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从《春秋》学史的角度而言,元代《春秋》学在《春秋》学史上无疑占有一席之地,然而由于受到清代学者评价的影响,现代学术界对元代《春秋》学多不甚措意。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人们对经学的重新认识和理性评判,元代《春秋》学亦重新进入学术研究视野,并产生了一些研究着作,但无论就横向的地域分布、纵向的发展历程,还是文献的考据整理、《春秋》学家思想内涵的掘发和诠释方法的呈现,皆有未尽之处。基于这一问题意识,本文以元代《春秋》学研究为题,在力图全面考证元代《春秋》学着述的基础上,着力对上述问题进行揭示,以期能客观、逻辑地呈现元代《春秋》学之思想面貌,并由之对其学术史价值做出评述。文章除导论、结语外,共七章内容。首章论元代《春秋》学之理论渊源与发展历程,二章论元代《春秋》学之地域分布与学术师承,三至七章论草庐学派、程端学、黄泽、徽州学派及其他《春秋》学家的《春秋》学思想。在具体论述上主要围绕《春秋》学家之《春秋》观、诠释方法等内容展开,将其对《春秋》学问题的思考置入《春秋》学史的发展脉络之中进行考察。草庐学派《春秋》学代表为吴澄,其秉持朱子《春秋》学观念并综合啖助、赵匡、刘敞之说而试图统一经说。在《春秋》观上,吴澄持朱子据实直书说,但认为《春秋》所据之“实”为“非常之事”,包括:有违典礼者、有关训诫者、变异者。吴氏反对以《春秋》为文辞褒贬之书,以别嫌明微为孔子之意,以《春秋》为孔子之刑书。在解经方法上,其发挥传统的属辞比事之法,并以“属辞所以合,比事所以析”对“属辞比事”提出新解。吴澄门人在《春秋》学上承继吴氏而又有发明,虞盘之《春秋》学如朱子、吴澄一样,重视《左传》事实,而尤能纠左氏“夸于辞”之偏,李衡之《春秋》学不但推尊吴澄,而且亦如吴氏《春秋》学一样贯穿着统一经说的意识。元明善则发挥《春秋》经世之旨以评论时事。程端学亦本朱子观念而建构《春秋》诠释体系,其以《春秋》为“圣人之实录”,而所书皆“非常之事”。基于这一理解,在褒贬观上,程氏一方面反对文辞褒贬之说,但另一方面又主张《春秋》以事见贬。程氏认为以往褒贬凡例之说盛行的原因是“后世但知圣人议人罪恶而已”,其所主以事见贬之说就是要克服文辞褒贬之弊而导人为善。在此意义上,他指出《春秋》宗旨在于使后世读《春秋》者“克己复礼”,所谓“使人知其非礼,则礼有在矣”。程氏还区分《春秋》大义、正义与小义、余义,二者之间有严格的价值层级关系,前者可含蕴后者,后者无法含蕴前者。在解经方法上,针对单个事件,程氏主张发挥“即其因以见其情”之法,针对复杂的、长时段的事件,则主张诉诸于“属辞比事”之法。程氏还将“属辞比事”分为“大属辞比事”与“小属辞比事”。前者是说“合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比观之,后者是说“合数十年之事而比观之”。黄泽的《春秋》学继承朱子的基本观念。在《春秋》观上,黄氏主张孔子亲览国史以作《春秋》,故“经所书者,皆是史,先有其文,非是夫子创书,”但他反对经文实录说,而认为经文有正例、变例、义例,以此对朱子据实直书说之内在困境进行调适。在诠释方法上,黄氏主张兼综汉宋,认为“《春秋》是事,须先考事实,而后可以求经旨。”考证“事情”则要发挥“向上工夫”,其含三个环节:比事而观、逻辑推证、静定涵养。徽州学派学宗程朱,而尤宗朱子,其《春秋》学以赵汸、郑玉、汪克宽、俞皋为代表。赵汸继承黄泽“先考史法而后经义可求”的解经理路。在《春秋》观上,其以《春秋》为孔子经世之书。圣人籍笔削以表达其经世之志,笔削八义为:存策书之大体、假笔削以行权（不书、变文、特笔）、因日月以明类、辞从主人。变文又分为变文以示义、辩名实之际、谨中外之辩。圣人经世之志主要体现为:谨夷夏之辨、正名、明世变。在诠释方法上,赵汸主张解经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知足以知圣人,二是遵从属辞比事之法。郑玉《春秋》学推崇程朱之说,其《春秋阙疑》即折衷程朱之说而为之。在《春秋》观上,其对《春秋》之名及《春秋》之始隐终麟的解释皆有所发明。他认为“《春秋》有鲁史之旧文,有圣人之特笔”,是以在解经方法上提出“固不可字求其义,如酷吏之刑书,亦不可谓全无其义,如史官之实录也。”在这一基本立场下,在以往经学家那里相为扞格的解经方法,在此却变得各得其所,相得益彰。他发挥孟子“事”、“文”、“义”之说阐发《春秋》宗旨,以尊王为《春秋》大义之核心,以存理灭欲为《春秋》旨归。汪克宽的《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主于疏通胡《传》,不过,这是由于胡《传》颇能推广程子之说且受到朱子之推举。在《春秋》观上,汪氏继承胡《传》“《春秋》,鲁史尔,仲尼就加笔削,乃史外传心之要典”的说法,并引朱说对之有所推进。他认为《春秋》所记皆非礼之事,有“因史旧文”“存而弗削”之处,亦有圣人笔削,乃圣心之理的呈现,故学《春秋》而格物穷理,则可以贯穿内圣外王之道而实现修齐治平。在诠释方法上,汪氏基于属辞比事而发挥直书见义、特笔见义、互文见义等方法。其所谓“属辞比事”首先是指意味着“连上下文并前后事迹”、“合上下文”来分析经义。其次,指对同类事件及对该事件相关联的其他事件的比较分析,这一分析大抵遵循着事→辞→义的逻辑顺序。第三,指不仅综合经文,亦包含对传文的比较分析。俞皋《春秋》学“一以程朱为断”而尤为推崇程子“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的解经观念,力图建立系统的义例之学。其义例之说可概括为义例与非例,义例16种,所谓“以事同、义同、辞同者定而为例十六条”。“非例”即“非可以例拘”者,分为三类:一是辞同义不同者,二是事同辞不同者,三是程子所谓微辞隐义、时措时宜者。俞氏对义例和非例的划分并非绝对意义上的,而是相对意义上的,按照不同的层次,例和非例可以相互转化。陈深《春秋》学之特点是综合以程子、胡《传》为代表的发挥文辞微言之解经路向与朱子为代表的据实直书经学风格,并总之以己意以解经。陈则通之《春秋》学善于通过对二百四十二年之经文及《左传》的比事而分析世变,并对《春秋》书法多有阐扬。王元杰《春秋》学之特点亦为综合程、朱、胡《传》及三传而又断之以己意以解经。其以《春秋》为“王者代天理物”、“代天以示赏罚”之书,是以其解经无论是对文辞褒贬的发挥,还是对据实直书的运用,目的皆在呈现圣人借《春秋》书法以经世之意。无论就汇集、整理、考辨前儒经说而言,还是就对后世《春秋》学之影响而言,元代《春秋》学皆具重要价值。仅就接续宋代《春秋》学的意义上来看,由于程朱于《春秋》无成书,因而接续程朱——尤其是朱子——以统一经义成为元代《春秋》学之首务。朱子基于其“圣人”观念而反对前儒文辞褒贬与史例褒贬之说,并通过吸收左氏家说及“据实直书”方法而建立了以史视《春秋》说。但其说无法担保圣人之意与经义之关联,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朱子又不得不退回到圣人“有意”作经,“笔削”鲁史而成之的立场上。这一理论困境反映出朱子实际上并未真正突破汉唐《春秋》学的“辞”→“义”诠释模式。随着宋元鼎革,元儒对这一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如吴澄、程端学主张《春秋》“非常而书”,藉由诠释进路的转换以证成朱子之说。黄泽则将“据实直书”整合为获取《春秋》书法的环节,赵汸通过“策书之例”与“笔削八义”的提出,进一步将“直书”置于《春秋》书法系统中,以此实现对朱子理论困境的解决。
葛利利[6]（2018）在《报人陈景韩时评杂感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陈景韩是上海的名报人,担任《时报》、《申报》主笔近三十年,发表时评杂感近百万言,其时评杂感冷峻客观,短小精悍,抉其要窍,被时人称为“冷血体”,与梁启超的“新民体”并称。其“冷血体”影响了如胡适、鲁迅等新文学作家,还影响了周瘦鹃、严独鹤等通俗文学作家的时评杂感创作。但由于诸种因素的影响,其时评杂感的研究少有人问津。本文意在以陈景韩的时评杂感为研究对象,管窥报人杂感的创作特色,为通俗文学杂文史的建构乃至现代杂文史的重写做些基础性工作。本文在全面搜集整理陈景韩现存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考察与其时评杂感创作的诸种因缘及创作分期,阐释其时评杂感的思想内蕴,分析“冷血体”发展变化的历程及其语言特色。文章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绪论、正文、结语。绪论简要介绍本文的选题价值、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及要解决的问题。正文分三章,第一章概述了陈景韩的报人生涯及其时评杂感的创作分期,梳理陈氏的报界工作经历,考察其时评创作背后的个人因素和时代因缘;厘定其创作分期,阐述其不同时段的创作特点及其变化的因素。第二章阐释其创作的思想内蕴。在时评杂感中,陈景韩反对帝国主义,支持爱国运动;直面政疴,抨击黑暗政治;关注民生疾苦,提倡人道主义关怀;反思国民根性,提倡优良的国民品性,体现了其充当市民喉舌,社会良知的爱国进步的一面。第三章论述“冷血体”的形成及其语言特征。“冷血体”特点,史有定论,然,其“冷血体”如何形成,则无人研究。本章考察“冷血体”的形成过程,分析其变化发展的脉络,历史地看待“冷血体”,全面把握其特点。“冷血体”的语言是其报人杂感的重要特质,亦是“冷血体”构成的重要方面。为适应文化市场需求、适应市民大众的审美需求,其语言方面呈现出市民化倾向。结语概述了陈景韩时评杂感的特点及其文学影响,亦指出了本论题今后努力的方向。
李敏[7]（2017）在《18世纪日朝笔谈的医学史料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朝鲜通信使是朝鲜国王向日本派遣的官方正式使节团,江户时代自庆长十二年（1607）到文化八年（1811）两百年间,朝鲜通信使团共访日12次。在此期间,两国学者均运用汉字笔谈的方式在当地留下了文献资源,是研究当时朝鲜与日本政治、文化、经济关系的重要内容。18世纪更是日朝笔谈集聚精华的时代,各种笔谈资料不仅内容丰富、数量浩繁,而且其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医学史料研究价值。然而,目前国内外学界对其全面系统的研究甚少,仍存在很大的探索空间。本论文采用史料考证法、归纳总结法、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重点对18世纪的18部日朝笔谈文献进行了确认和整理,在深入探讨笔谈的产生背景及文献概况基础上,认真发掘、分析与医学相关的对答史料,客观地考察当时日朝学者在医籍、药材、疾病诊疗、医药馈赠等4个方面各自的医学特点,以及在中医学知识体系下的吸收、继承和发展情况。此研究对于探寻18世纪日朝医学的交流,以及中医学对东亚医学的传播、发展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和现实意义。1.18世纪朝鲜通信使研究朝鲜通信使是朝鲜国王向日本派遣的外交使团,在出使过程中携带国书和礼单,履行拜谒幕府将军之职。18世纪,自日本正德元年至明和元年（1711-1764）,朝鲜国王曾先后4次派遣朝鲜通信使团前往日本,祝贺日本将军袭位及履行外交任务。使节团人数约达400-500人,成员分为上官、次官、中官、下官四个等级,多由三使、堂上译官、上判事、制述官、上判事、制述官、医官、船将、小通词、格军等组成。在选拔方面,主要选择博学多采、熟识汉语且擅长诗文书写者担当使者。他们从汉城出发,过釜山,入对马府,后经瀬戸内海,航行入大阪登陆,随后依次经过京都、森山、彦根、大垣、名古屋、冈崎、吉田、滨松、挂川、藤枝、江尻、三岛、小田原、藤沢、神奈川,最终到达江户,路程长约为4664里。通信使往返一次前后约需8个月,赴日行程中如遇突发情况,时有滞留日本的情况发生。他们抵达江户后,接受了幕府将军的接见、参加政府准备的宴请并互赠礼物等活动。行使任务完成后,便择日返程。2.18世纪日朝笔谈文献概述"笔谈"即指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通过书写文字进行沟通,是东亚地区特有的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的交际方式。18世纪,朝鲜通信使团一行在江户本誓寺、本愿寺等地停留休整期间,采用汉字笔谈的方式,和日本学者开展了大量的学术问答和诗文唱和活动。更令人欣喜的是,双方进行医学方面的笔谈后,日本医家多将笔谈文字整理保存,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医学史料。就本研究限定的18部日朝笔谈而言,其记载的医学相关内容篇幅长短不一,长则数百字,短则几十字。经笔者初步统计,从上述笔谈中共辑录出98条医学史料,字数共23797字。以内容为据,笔谈文献可分为医籍、药材、疾病诊疗、医药馈赠等4个方面。各类医学史料在笔谈中以条列的形式记录,一般一条记录一个话题,但一条记录多个话题的情况亦多有发生。3.18世纪日朝笔谈的医学问答人物史料参与18世纪日朝笔谈医学对话的主要人物由两部分组成,一为朝鲜通信使,涵盖朝鲜制述官、书记官、医官等阶层。分别为肃宗三十七年（1711）赴日通信使良医奇斗文、肃宗四十五年（1719）赴日通信使良医权道,以及医员白兴诠和金光泗、英祖二十四年（1748）赴日通信使制述官朴敬行、书记官李命启、良医赵崇寿和医员赵德柞、英祖四十年（1764）赴日通信使制述官南玉、良医李佐国等10位成员。二为日本学者,涵盖日本医官、各地医者、儒臣等阶层。其中,直海元周、樋口道与、橘元勳、野吕元丈、河村春恒、菅道伯夷长、丹羽贞机、山口安斋、山田正珍、坂上善之、松本兴长为日本医官。北尾春圃、加藤谦斋、北尾春伦、饭田玄机、饭田隆庆、百田安宅、田中常悦为各地医者,河桃圃为儒臣。日朝双方交流中,日本学者多掌握了提问的主导权,朝鲜良医赵崇寿进行的笔谈问答内容最多。两国儒臣在18世纪日朝笔谈的医学交流中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4.18世纪日朝笔谈的医籍史料18世纪日朝笔谈的医籍交流主要通过两国学者的医籍内容问答、医籍赠予、医籍序跋求取等方式来实现。首先,双方围绕《黄帝内经素问》、《黄帝针经》、《黄帝八十一难经》、《伤寒论》、《金匮玉函经》、《奚囊便方》、《东医宝鉴》等7部中朝医籍,对刊刻流传、文献辨伪、注释、药材等医学知识进行了大量探讨交涉。然后,双方对中国医籍的求购、获赠、借抄等活动颇具积极性和主动性。主要就《伤寒论》、《外台秘要》、《诸病源候论》、《万病回春》、《本经逢源》等5部中国医籍展开了上述探讨及实践。最后,18世纪日朝学者进行了《心下虚实论》、《庶物类纂》、《骨度辨误》等日本医籍的题赠序跋往来互动,不仅为双方结下了深厚的国际友情,更为日本和朝鲜医药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和发展做出了贡献。5.18世纪日朝笔谈的药材史料18世纪,日朝学者进行药材知识问答交流中,有关药材的认知鉴别、栽培应用、修治贮藏等三个方面是双方关注的焦点。在药材认知鉴别方面,共探讨了70余种药材的名称、产地、形状、味道、品种优劣比较、实物展示等内容。在药材栽培应用方面,讨论了人参、雀舌、沙参等药材的栽培技术和临床应用功效情况。在药材修之贮藏方面,主要对人参、厚朴的加工修治、贮藏储存方法进行了问答。日朝学者在中国本草医籍方面有较为深厚的底蕴,他们在笔谈对话中对其运用灵活,述论得当。日本医家在研习过程将广泛阅读文献和实地考察相结合,注重药材的实用性,他们向朝鲜医家求教时,多有求真务实的学风,并侧重于对知识的文字记录和整理。而朝鲜医家对本国道地药材的名实考辨、以及药材的加工和栽培等方面的关注程度不及临床运用,但他们敢于承认自身不足,态度真实诚恳。值得注意的是,有关人参的问答是日朝双方交流间尤为突出的话题,这一记录是18世纪日本和朝鲜医家对人参交流探讨的缩影,可为进一步研究日朝药物交流史提供新的参考。6.18世纪日朝笔谈的疾病诊疗史料整理18世纪日朝笔谈的疾病诊疗史料,初步统计记录的日朝两国疾病共有24种。包括朝鲜通信使疾病9种、日本民众疾病15种。共涵盖内科9种、皮肤科1种、传染科6种、儿科6种、口腔科2种等。笔谈中,当朝鲜通信使病患求助医者时,他们可能会请求朝方随行医官,也可能邀请笔谈交流中的日本医官、各地医士等为其治疗。而在日本方面,除了一些和朝鲜医官请教疾病治法的医家外,以患者为身份的日本医家也不时在笔谈中被提及。双方在交流过程中,日本医家多向朝鲜医家询问疑难疾病的治疗良方,十分重视对临床疾病的观察,有扎实的医学基础。朝鲜医家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对于某些疾病的判断、辨证论治方面比日本医家略胜一筹,同时还注重对传染疾病的防疫,以及小儿疳疾的预防等内容。双方采用了方药、食疗、外敷法和洗法、膏贴、针灸等多种诊疗手段配合治疗。尤其在疾病治疗的处方方面,多见两国医家对中国方剂的吸收借鉴,基本可做到根据病人体质、病情发展等分阶段遣方用药。且少见朝鲜的自创方或简便验方。7.18世纪日朝笔谈的朝鲜医药馈赠史料18世纪朝鲜通信使交流中,日朝学者除了积极地进行笔谈学术问答之外,双方还充分利用礼物馈赠等形式进行往来互动。其中,朝鲜学者以腊药、药材、药食、针具等本国医药为主的礼品馈赠在笔谈中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这些朝鲜医药用品疗效可观、使用便捷,制作精美,不仅是朝鲜使者行使途中的必备之良药,又是对外交流馈赠之佳品。双方通过药物馈赠的方式,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友谊,也使一些源自中国的医药用品成为双方沟通的桥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医药学知识的对外传播。8.讨论与启示笔者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发现,18世纪日朝学者进行医学对答交流中虽加入了自身的研究特点和创新性成果,但其理论体系仍未脱离中医知识的基本架构。因此,本章重点从笔谈的医籍、本草、临床诊疗三个方面入手,探索18世纪中国医学对日本和朝鲜医学的影响。这一研究不仅可对当时中国医学在东亚地区的传播情况和影响作出的合理总结和评价,也为二十一世纪中国传统医学的现代研究、国际交流和合作发展提供可以借鉴的经验。9.结论①18世纪日本和朝鲜的外事活动主要通过朝鲜通信使赴日这一途径实现的,为两国的政治、文化等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②18世纪,在日本的积极参与下,朝鲜通信使通过汉字笔谈方式进行了医籍、药材、疾病诊疗、医药馈赠等方面的医学交流。上述内容在笔谈中分布广泛且零散,有不同主题在同一对话被论述、同一主题在不同对话被论述等状况存在。③18世纪日朝笔谈的医学问答中,由政府派遣的25位日朝医官为主要的交流对象,多有一定知名度,可以代表18世纪日本和朝鲜的最高医学水平。④大量中医着作在18世纪前已流传到日本和朝鲜。笔谈中两国医家围绕11部中国医籍进行了答疑解惑、互通有无活动。除中医书籍外,日本医家亦对朝鲜《东医宝鉴》有深入研究,并主动向朝方开展了 3部本土医籍的序跋求取活动。⑤18世纪,日朝医家多参照中国本草着作记载来认识和使用药物,具有深厚的本草学功底。笔谈中双方共探讨了 70余种药材,日本医家多重视药材的各方面研究,而朝鲜医家对药材知识的关注程度不及临床运用,有医药分家之趋势。⑥18世纪,日朝医家在临床运用上对源自中国的医学理论广泛涉猎,精通掌握,应用灵活。笔谈中记录了 24种日朝难治病及常见病,涉及内、儿、传染、皮肤、口腔等各科。日本医家急于获得求治难治疾病的知识,多得到朝方的详细解释。朝鲜医家对于某些疾病的判断、辨证论治方面比日本医家略胜一筹。⑦18世纪,朝鲜通信使将具有民族特色的腊药、药材、药食、针具等4种医药品作为礼物馈赠的行为,成为日朝双方构建互为友好关系、促进医药文化交流发展的重要途径。⑧18世纪日朝笔谈中,日本和朝鲜在医籍、药材、疾病治疗、医药馈赠等医学方面的交流和影响是相互的。在此关系中,日本方面无疑获益更大。⑨18世纪日朝笔谈真实而客观地展现了日本和朝鲜对中医的吸收、消化、发展的概况,可为中医在当今世界的研究和交流等方面提出启示。
鲁海军[8]（2016）在《明清佛教戒律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明清佛教戒律思想为中心论述六大问题,即思想概说、宗学并进、大小同归、禅教释律、兼修净密、现实圆融等,主要讨论明清丛林改革及文化嬗变视阈下律宗的发展及佛教戒律思想的调适,即在明清思想文化、律宗法嗣传衍及佛教整体发展的背景下,对佛教戒律及其理论的考察。具体而言,本文从宗学并进、大小同归、经教释律、禅戒互阐、净律融会、律密相摄、毗尼日用、儒律会通等八个方面对佛教戒律思想的明清调适进行了考察与辨析。“思想概说”,即“明清律学的发展及其思想背景”,为第二章的内容。论述了明清学术流变文化背景下的佛教律学复兴、明清佛教戒律诠释的理论特质等问题。此章具有导论功能,不仅有对明清戒律思想的时代格局、学术背景、佛门现状的讨论,而且还试图厘清明清佛教戒律思想发展的基本逻辑、明清戒律诠释的基本功能、明清戒律思想的基本特质、明清戒律弘传的三大系统等内容,为下文佛教戒律思想的具体讨论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宗学并进”,即“明清律宗的展开及佛教律学的弘传”,为第三章的内容。律宗僧人实是戒律的主要实践者及戒律思想的主要诠释者,因此本章以明清律宗为中心展开,论述了律宗“一花开五叶”的发展趋势,即明清律宗的法嗣传衍及其宗派展开、律宗的思想传承及其区域弘化等问题。具体讨论了古心中兴戒法及五系分灯律宗、千华律派的崛起及其法脉传衍、愍忠圣光及古林三系的发展、明清律宗正统之辨、明清佛教律学的区域弘化、戒律学思想的兼容性理解、从寂光到文海的思想传承等内容。“大小同归”,即“大乘菩萨戒与小乘声闻律的诠解与运用”,为第四章的内容。诚然,唐代道宣已基本完成了“会小归大”的理论工作,但因思想文化和时代背景的演化,明清佛教学者在重视菩萨戒的同时,继续阐释声闻律与菩萨戒的兼容性问题。因此本文将其列为一章,论述四分律戒本的注疏及流行、菩萨戒经典的诠解及效应等问题。主要考察明清之际四分律戒本与菩萨戒经典的注疏情况,并指出明清佛教律学菩萨戒与声闻律思想融摄的理论特征。“禅教释律”与“兼修净密”,即“经教释律及禅戒互阐的戒律思想”与“净律融会及律密相摄的修持实践”,分别为第五章和第六章的内容。第五章考察了明清佛教经教释律的思想传统、禅戒互阐的理论特质等问题,第六章论述了明清佛教净土法门的践行及其律学关涉、显密戒律的会通及其修持实践等问题。这两章是在明清佛教整体发展的视阈下展开讨论的,即是在禅、净、律、密、天台、华严、唯识等诸宗并进、互阐圆融的佛教思想语境下展开的戒律学思想探讨,其主旨在于说明佛教戒律在明清佛教转型语境下的适用与诠解。“现实圆融”,即“明清佛教戒律思想的圆融倾向”,为第七章的内容,主要论述明清戒律学的日用化倾向、明清佛教戒律的儒学会通。此章在戒律学日用化及戒律的儒学会通的分析中进一步说明明清佛教戒律及戒律诠释的现实圆融倾向。这种圆融是时代沿革、学术流变、佛教发展的整体要求,也是佛教人间化、中国化进程的必然环节,作为中国学术范畴的中国佛学同样具有经世致用的理论品质。当然,在佛教语境中,经世致用是透过大乘精神及其哲学与信仰来诠释的,佛教不仅具有宗教性,而且是宗教性与现实性、实用性与超越性的结合。前面所述六章为本文研究之主体,而本文第一章则对明清佛教研究及佛教戒律研究作了简要回顾,并说明了本研究的思路与旨趣,以及讨论的问题与方法。
潘牧天[9]（2016）在《朱熹语录文献语言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朱熹韶绿是宋代大儒朱熹舆其门人弟子讲学问答的实绿,集中体现了朱熹的理学思想,且反映了宋代的社含、经济、文化概貌。《朱子语类》的编撰主要参考了“五绿”、“三颊”,李道傅《晦庵先生朱文公语绿》即是其中最早的《池绿》,是最早的朱子语绿编本之一,也是现存唯一的朱熹捂绿“汇编本”,目前仅存台湾藏宋刻、明抄残本计十四卷（不计重复）；黄士毅《朱子语类》是最早的朱子语绿“颊编本”,目前仅存日本藏朝鲜抄本；黎靖德《朱子捂颊》是朱子语录颊编本的集大成者,也是目前通行的捂绿版本；另有宋刻《晦庵先生语绿大纲领》、明刻《朱子语略》、《晦庵先生语绿类要》等“选编本”。这些不同的编本各有其特色,多为海内外孤本,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亟待整理与研究。封於这些版本的单独研究尚处於起步陪段,全面地将它们进行系统、联繁的研究则尚蜀空前。古文献整理中发现的异文不仅封文献版本研究有很大的僵值,且为捂言研究中的重要材料,文献异文中蕴含大量语言信息,体现了捂言的发展。朱熹语绿中有异文词近500封,涉及词语1000个以上,涉及文字、词汇、语音、语法等方面,这些珍贵的版本具文为研究汉语的发展演燮提供了可靠的材料,宋本《池绿》作为宋代语言的同时材料舆後世明清抄刻褚本以及现代整理本的异文正反映了“宋——现代”汉语演燮的连绩统,值得深入的考探。本文基於封《池绿》、黄士毅《朱子捂颊》、黎靖德《朱子语类》以及褚选编本全面校勘的基础上,以语绿各版本间的昊文为缐索,封朱熹语绿造行文献舆语言的全面考探。全文共分五章。绪输中总结了二十世纪以来前餐封朱熹语绿的研究状沉、取得的成果及不足,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及意羲。第一章介绍了朱子《语绿》与《语颊》的成害概沉以及海内外存藏、编写的朱熹语绿版本,其中多有尚未被发掘者。第二章描写了朱熹语绿文献异文词的概貌,语绿异文词来自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其来源既有承古词也有新词,往往形成相应替换。藉绿异文词的特点主要有文白相替、俗语口语替换、捂境中祠羲临时统一等。第三章分封等音节与不封等音节替换考察了朱熹藉绿异文词的构成形式。其中封等音节的替换涉及罩音、双音、三音和四音结构词语,不对等音节的替换则可以看出捂绿祠汇中聪合式、偏正式、主谓式、重叠式、附加式的构成以及词舆祠组之间的转换,语录异文中并列式双语素异文封应替换则可资研究汉语同义并列双音祠的构成楼制。第四章从词汇系统的角度封朱熹语绿异文进行系统性的考察,描写语绿具文形成的看视、现在、遇去、言语、知晓、微小、谨密、怠慢、事物等概念的词语类聚；考察以罩音藉素为核心的祠语类聚,发现罩音词的替换舍尊致其作为构词语素的夜音词同步演燮,是一种异文替换的“同步构祠”现象；以一词的多个羲位为中心考察分别形成的具文类聚,并探讨其引申关系。第五章考察了朱熹语录异文中的文字使用情沉,并封部分异体字作考证。附绿中附上近年整理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捂绿>汇校》。
陈开林[10]（2015）在《《全元文》编纂考索》文中指出元代立国不足百年,文化却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文学成就颇为突出。然而,囿于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总体而言,元代文学研究较为薄弱。其中,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元曲的探讨。相比之下,元代文章、诗歌的研究关注力度不够,研究相对滞后。就文献而言,隋树森编《全元散曲》（1964）、唐圭璋编《全金元词》（1979）、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1990）,均早已刊布。而李修生主编《全元文》自1999年出版第一辑,至2005年全部刊行。杨镰主编《全元诗》直至2013年方才出版。从这几部元代总集的编纂,略可窥见一斑。当然,《全元文》、《全元诗》的内容庞大,编纂难度较之其他几部总集更为复杂,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作为有元一代的文章、诗歌总集,《全元文》（60册）、《全元诗》（68册）的出版,为元代诗文研究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平台,对于推动元代诗文研究的发展和繁荣有着巨大的意义。然而,断代总集的编纂要求“巨细兼收,义取全备”,这一目标往往难以达到。就已经发行的《全元文》、《全元诗》而言,爬梳典籍,网罗繁富,在文献整理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是两部元代诗文总集的标志性成果,其价值值得肯定;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二书在编纂中存在的问题,这也是毋庸讳言的事实。其成就和问题,学界已有相关的评述和补正。本文选取《全元文》作为研究对象,拟对该书存在的问题作一梳理,补充其阙失,订正其讹误。《绪论》指出了元代文学研究的现状,凸显了《全元文》编纂的必要性,并对其成就予以肯定。同时,总结了《全元文》存在的诸方面的问题,从“文”的范围界定不清、作家收录标准不统一、文本问题、小传不够精审、大量的佚文有待发掘、对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重视不够六个方面予以阐述。针对这些问题,学界时有匡正,故略作述评,以呈现学界的研究现状。并揭橥本文的研究范围及方法。第一章《<全元文>作家重收误收考》,针对《全元文》作家收录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予以考辨。一方面,由于《全元文》分期出版,且成于众手,难免失之照应,以致有作家重收现象。另一方面,元代与宋、金、明代相接,作家朝代归属较为复杂,因而误收其他朝代作家时有发生。经考察,《全元文》重收作家64人、误收作家34人,另有一文分属两人的现象,共计四篇。第二章《<全元文>人物小传补正》,针对《全元文》所写定的作家小传予以补正,共计256人。同时,本文所辑佚文,有部分作家为《全元文》未收之作家。就其生平略作考证,以补《全元文》之阙,共计91人。第三章《<全元文>作品校证》,针对《全元文》所收文章进行校勘,对文本中的错讹、脱文、倒文、衍文等情况予以纠正,并结合相关典籍,对部分异文进行考实。共校勘《全元文》649篇。其中,有多篇文字,《全元文》所收文本不全,均可据以补全。第四章《<全元文>作品系年》,主要是通过文章内容的信息、《全元文》未采用的其他版本而遗漏的文本信息,以考订相关作品的写作时间,共计197篇。第五章《<全元文>佚文辑校》,针对《全元文》失收之文予以辑录。目前,学界对于《全元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辑佚方面,成果颇为丰富。本文剔除与学界的重复之外,另辑录《全元文》佚文508篇。其中,《全元文》已收作家247篇,未收作家261篇。小结部分对文章的不足略作说明。
二、“百问”不如“有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百问”不如“有问”（论文提纲范文）
（2）高中文言文专题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1.高中文言文教学的重要地位 |
| 2.专题教学的倡导 |
| (二)研究现状 |
| 1.文言文专题教学内容研究 |
| 2.文言文专题教学策略研究 |
| 3.文言文专题教学价值研究 |
| (三)研究方法和意义 |
| 1.研究方法 |
| 2.研究意义 |
| 一、高中文言文专题教学理论概述 |
| (一)高中文言文专题教学的概念 |
| 1.专题教学的概念 |
| 2.高中文言文专题教学的概念 |
| (二)高中文言文专题教学的特点 |
| 1.“文”“言”结合,注重学生研讨 |
| 2.知识短文,辅助文章赏析 |
| 3.任务驱动,培育文化素养 |
| (三)高中文言文专题教学的理论依据 |
| 1.发现学习理论 |
| 2.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
| 二、高中文言文教学现状以及问题分析 |
| (一)调查问卷分析 |
| 1.学生调查问卷分析 |
| 2.教师访谈调查分析 |
| (二)高中文言文教学现状分析 |
| 1.部分学生学习兴趣不高 |
| 2.课堂教学较为单调 |
| 3.存在重“言”轻“文”现象 |
| 4.课堂教学效果不理想 |
| (三)高中文言文教学问题分析 |
| 1.教学目标不清晰 |
| 2.教学内容碎片化、教材利用率低 |
| 3.教学方法较为单一 |
| 4.教学过程没有充分调动学生的主体性 |
| 三、高中文言文专题教学的策略 |
| (一)高中文言文专题教学的课前准备 |
| 1.明确文言文专题教学目标 |
| 2.确定文言文专题教学的“专题” |
| 3.整合文言文教学资源 |
| (二)高中文言文专题教学的授课过程 |
| 1.构建文言文专题教学情景 |
| 2.任务引领文言文专题教学 |
| 3.组织文言文专题教学交流活动 |
| (三)高中文言文专题教学的课后练习 |
| 1.布置相关写作话题,巩固文言文专题教学内容 |
| 2.布置课后相关文学鉴赏,深化文言文专题教学内容 |
| (四)高中文言文专题教学的评价问题 |
| 1.诊断性评价 |
| 2.形成性评价 |
| 3.终结性评价 |
| 四、高中文言文专题教学策略的反思 |
| (一)高中文言文专题教学策略的优势 |
| 1.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 |
| 2.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语文学习能力 |
| 3.有利于落实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 |
| (二)需要注意的问题 |
| 1.避免矫枉过正,把握文言文本质特色 |
| 2.切忌“多快好省”,强调“精选细读” |
| 3.依据教学实际,摒弃模式思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古人的学习之道”文言文专题教学设计 |
| 致谢 |
（3）论佛学对王阳明心学的影响 ——以南宗禅为主的讨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本体体认与建构上的影响 |
| 第一节 心体理体本一:心学内部“心性本觉”路向的新范式 |
| 1. 阳明的困境 |
| 2. 阳明的探索 |
| 3. 龙场悟道 |
| 4. 心学内部“心性本觉”路向的新范式 |
| 5. 两点补充 |
| 第二节 良知本体的两个面向:有与无 |
| 1. 佛、道的借鉴 |
| 2. 敬畏与洒落的本体依据 |
| 第二章 工夫路数上的影响 |
| 第一节 身心修养实践宗旨的凸显 |
| 1. “定慧不二”:消解工夫次第与重慧 |
| 2. “知行合一”:消解工夫次第与重行 |
| 3. 身心修养实践的再次凸显与立志 |
| 4. 易简工夫 |
| 第二节 格物说的突破与心物关系 |
| 1. “格物”新说 |
| 2. 意向性与唯识学 |
| 3. 心物一体 |
| 第三节 工夫的内在化 |
| 1. 知礼大心—格物主敬—致良知 |
| 2. 南宗禅把一切归于自心自性的内转 |
| 3. 小结:得失 |
| 第三章 境界形态影响上的重新评估 |
| 第一节 重新评估的必要 |
| 第二节 道家道教的潜在影响 |
| 第三节 儒学本具的思想资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之处与难点 |
| 第一章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形成条件 |
| 一、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
| (一)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形成的经济背景 |
| (二)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形成的政治背景 |
| (三)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形成的文化背景 |
| 二、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形成的主观条件 |
| (一) 儒家及其根本思想特征 |
| (二) 先秦儒家及其发展 |
| (三) 先秦儒学的特色及重要历史地位 |
| 三、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 |
| (一) 西周“以教祗德”的“尚德”理念 |
| (二) 西周官师合一的礼乐教化模式 |
| (三) 先秦儒家对西周德教传统的继承发展 |
| 第二章 先秦儒家德育的主要理论基础 |
| 一、人性论是先秦儒家德育的主要理论基础 |
| (一) 探求“礼乐之原”:开启人性问题的逻辑必然 |
| (二) “礼”—“仁”—“性”:开启人性问题的逻辑理路 |
| 二、人之“欲”:德育之所以必要的重要依据之一 |
| (一) “欲生于性”:“欲”及其满足具有天然合理性 |
| (二) 以礼“制欲”“养欲”:礼义道德及其教化是满足人欲之必需 |
| 三、人之“群”:德育之所以必要的另一重要依据 |
| (一) “人之生不能无群”:人是“能群”的社会存在物 |
| (二) “仁爱”和群、“明分使群”:礼乐教化是“群居和一”之必需 |
| 四、人之“心”:德育之所以可能的内在根基 |
| (一) 物质性的好利之心:通过“心官”表现出来的“物欲” |
| (二) 主宰性的意志之心:受教成德的主体性依据 |
| (三) 情感性的德性之心:受教成德的内在情感根基 |
| (四) 理性的认知之心:受教成德的内在理性根基 |
| 第三章 先秦儒家德育的目的和内容 |
| 一、先秦儒家德育的双重目的 |
| (一) 以教求治求安的社会性目的 |
| (二) 教以“成人”的个体性目的 |
| 二、先秦儒家德育的主要内容 |
| (一) 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观 |
| (二) 明分正名、为政以德的政治观 |
| (三) 仁义为上、安仁乐义的人生价值观 |
| 第四章 先秦儒家德育的基本方法 |
| 一、自我修身之道:受教者的自教方法 |
| (一) “志于仁”:受教者的自觉选择与坚守 |
| (二) “学以致道”:受教者的主动学习 |
| (三) “思以致圣”:受教者的积极思考与内省 |
| (四) 躬行践履:受教者的力行与实践 |
| 二、社会教化之道:教育者的施教方法 |
| (一) 思想宣讲:启发性的对话式教学 |
| (二) 身教示范:以身体道的不言之教 |
| (三) 环境熏陶:良好环境的潜移默化 |
| (四) 生活体验:与人伦日用相融合 |
| (五) 因情设教:以情感为教化起点 |
| 第五章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历史贡献与局限 |
| 一、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历史贡献 |
| (一) 高扬了主体性德育理念 |
| (二) 凸显了情感德育特色 |
| (三) 形成了生活化德育模式 |
| (四) 构筑了中华民族道德文化传统的基石 |
| 二、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历史局限 |
| (一) 人性论理论基础的抽象性 |
| (二) 对主体性根源的误读 |
| (三) 对庶民地位和作用的贬低 |
| (四) 对等级观念和秩序的执守 |
| 第六章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及其实现 |
| 一、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
| (一) 德育理念的当代价值 |
| (二) 德育内容的当代价值 |
| (三) 德育方法的当代价值 |
| 二、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当代价值的实现路径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 (二) 以实践为导向 |
| (三) 坚持综合创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元代春秋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一章 元代《春秋》学之理论渊源及其发展历程概述 |
| 第一节 元代《春秋》学之理论渊源 |
| 第二节 元代《春秋》学发展历程概述 |
| 第二章 元代《春秋》学之区域分布与学术师承 |
| 第一节 元代《春秋》学之区域分布与学术师承考述 |
| 第二节 元代《春秋》学之分布格局与师承特点 |
| 第三节 元代《春秋》学之师承谱系 |
| 第三章 草庐学派的《春秋》学 |
| 第一节 吴澄的《春秋》学 |
| 一、吴澄生平及其《春秋》学着述 |
| 二、吴澄对《春秋》性质的理解 |
| 三、吴澄对《春秋》宗旨的理解 |
| 四、吴澄《春秋》诠释的方法 |
| 小结 |
| 第二节 草庐学派传人之《春秋》学 |
| 第四章 程端学的《春秋》学 |
| 第一节 程端学生平及其《春秋》三书 |
| 第二节 程端学对《春秋》性质之认识 |
| 一、《春秋》之名 |
| 二、论《春秋》撰作与笔削之法 |
| 第三节 论褒贬与《春秋》宗旨 |
| 一、文辞褒贬与以事见贬 |
| 二、“《春秋》为克己复礼之书” |
| 三、《春秋》之义 |
| 第四节 程端学《春秋》诠释的方法 |
| 小结 |
| 第五章 黄泽的《春秋》学 |
| 第一节 黄泽生平与《春秋》学着述 |
| 第二节 论孔子观史作经与《春秋》之例 |
| 第三节 黄泽对三传之反省 |
| 第四节 黄泽《春秋》诠释的方法 |
| 小结 |
| 第六章 徽州学派的《春秋》学 |
| 第一节 赵汸的《春秋》学 |
| 一、赵汸生平及其《春秋》学着述 |
| 二、论“圣人制作之原” |
| 三、《春秋》笔削之权 |
| 四、《春秋》经世之志 |
| 五、赵汸《春秋》诠释的方法 |
| 小结 |
| 第二节 郑玉的《春秋》学 |
| 一、郑玉生平及其《春秋》学着述 |
| 二、郑玉对《春秋》性质的诠释 |
| 三、郑玉对《春秋》宗旨的认识 |
| 四、郑玉《春秋》诠释的方法 |
| 小结 |
| 第三节 汪克宽的《春秋》学 |
| 一、汪克宽生平及其《春秋》学着述 |
| 二、汪克宽的《春秋》观 |
| 小结 |
| 第四节 俞皋的《春秋》学 |
| 一、《春秋集传释义大成》之体例及其宗旨 |
| 二、论《春秋》义例 |
| 小结 |
| 第七章 其他《春秋》学家的《春秋》学 |
| 第一节 陈深 |
| 一、陈深的《春秋》观 |
| 二、陈深《春秋》学之特点及其诠释方法 |
| 小结 |
| 第二节 陈则通 |
| 一、比事论世变 |
| 二、陈则通对《春秋》书法的阐扬 |
| 小结 |
| 第三节 王元杰 |
| 一、王元杰《春秋》学宗趣考实 |
| 二、王者“代天理物”、“体元居正”：王元杰之《春秋》观 |
| 小结 |
| 结语元代《春秋》学之特点及其学术史地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元代《春秋》类着述考 |
| 例言 |
| 元代《春秋》类着述207种考 |
| 辨非28种 |
| 后记 |
（6）报人陈景韩时评杂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陈景韩的报人生涯及其时评杂感的创作分期 |
| 第一节 报人生涯 |
| 第二节 创作分期 |
| 第二章 陈景韩时评杂感的文化内蕴 |
| 第一节 反对帝国主义,支持爱国运动 |
| 第二节 直面政疴,抨击黑暗政治 |
| 第三节 关注民生疾苦,体现人道主义关怀 |
| 第四节 批判国民根性,提倡模范国民品性 |
| 第三章 “冷血体”的形成及其语言特征 |
| 第一节 “冷血体”的变化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市民化倾向的语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18世纪日朝笔谈的医学史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前言 |
| 1. 18世纪朝鲜通信使研究 |
| 1.1 朝鲜对日本的遣使概况 |
| 1.2 18世纪朝鲜通信使团概况 |
| 1.3 18世纪朝鲜通信使行程概况 |
| 1.4 小结 |
| 2. 18世纪日朝笔谈文献概述 |
| 2.1 18世纪日朝笔谈的医学史料概念界定 |
| 2.2 18世纪日朝笔谈及医学史料介绍 |
| 2.3 18世纪日朝笔谈的医学史料分布概况 |
| 2.4 小结 |
| 3. 18世纪日朝笔谈的医学问答人物史料 |
| 3.1 朝鲜通信使人物史料 |
| 3.2 日本学者人物史料 |
| 3.3 小结 |
| 4. 18世纪日朝笔谈的医籍史料 |
| 4.1 医籍问答交流 |
| 4.2 医籍赠予交流 |
| 4.3 医籍序跋求取交流 |
| 4.4 小结 |
| 5. 18世纪日朝笔谈的药材史料 |
| 5.1 药材认知鉴别 |
| 5.2 药材栽培应用 |
| 5.3 药材修治贮藏 |
| 5.4 小结 |
| 6. 18世纪日朝笔谈的疾病诊疗史料 |
| 6.1 朝鲜疾病诊疗 |
| 6.2 日本疾病诊疗 |
| 6.3 小结 |
| 7. 18世纪日朝笔谈的朝鲜医药馈赠史料 |
| 7.1 腊药馈赠 |
| 7.2 药材馈赠 |
| 7.3 药食馈赠 |
| 7.4 针具馈赠 |
| 7.5 小结 |
| 8. 讨论和启示 |
| 8.1 18世纪日朝笔谈体现的中医对日朝医学的影响 |
| 8.2 18世纪日朝笔谈对现代中医的启示 |
| 9. 结论 |
| 10. 参考文献 |
| 11. 附录 18世纪日朝笔谈的医学史料文献汇编 |
| 12. 致谢 |
| 13.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8）明清佛教戒律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本题的研究回顾 |
| 一、明清佛教研究之回顾 |
| 二、佛教戒律研究之现状 |
| 第二节 本文的研究旨趣 |
| 一、研究的思路及旨趣 |
| 二、讨论的问题与方法 |
| 第二章 明清佛教律学的发展概况及其思想背景 |
| 第一节 明清学术流变与佛教律学的复兴 |
| 一、社会沿革及其文化嬗变 |
| 二、丛林之弊及其改革尝试 |
| 三、律学复兴及其发展逻辑 |
| 第二节 明清佛教戒律诠释及其弘传系统 |
| 一、戒律弘传的三大系统 |
| (一) 古心如馨之律宗系 |
| (二) 汉月法藏之禅宗系 |
| (三) 云栖袾宏之净宗系 |
| 二、佛教戒律的功能诠释 |
| (一) 佛教戒律的一般形式 |
| (二) 佛教戒律的基本功能 |
| 三、佛教戒律的思想特质 |
| 第三章 明清律宗的展开及佛教律学的区域弘化 |
| 第一节 明清律宗的法嗣传衍及其宗派展开 |
| 一、古心中兴戒法及五系分灯律宗 |
| 二、千华律派的崛起及其法脉传衍 |
| (一) 法嗣的正统性理解 |
| (二) 宗派的多元化发展 |
| (三) 律宗的振兴与衰落 |
| 三、愍忠、圣光及古林三系的发展 |
| 四、古林、千华两派律宗正统之辨 |
| (一) 明清律宗一花五叶说 |
| (二) 辅仁仁友古林正派说 |
| (三) 文海福聚南山宗统说 |
| 第二节 明清律宗的思想传承及其区域弘化 |
| 一、戒律学思想的兼容性理解 |
| 二、从寂光到文海的思想传承 |
| (一) 对菩萨戒经的诠释 |
| (二) 对毗尼经典的理解 |
| (三) 对传戒仪轨的规定 |
| 三、明清佛教律学的区域弘化 |
| 第四章 明清佛教戒律思想之声闻律与菩萨戒兼容 |
| 第一节 《四分律》及《梵网经》的明清注疏 |
| 一、《四分律》传统及其明清注疏 |
| 二、明清《梵网经》注疏与菩萨戒 |
| (一) 《梵网经》的明清注疏 |
| (二) 明清菩萨戒品的解读 |
| 第二节 明清佛教菩萨戒与声闻律的思想融摄 |
| 一、明清佛教菩萨戒思想的流行 |
| 二、明清菩萨戒与声闻律的融摄 |
| 第五章 明清佛教戒律思想之经教释律及禅戒互阐 |
| 第一节 明清佛教经教释律的思想传统 |
| 一、经典释律:佛教戒律的经论诠释 |
| 二、援台入律:天台佛教的戒律思想 |
| 三、华严通律:戒律理论的华严疏解 |
| 第二节 明清佛教禅戒互阐的理论向度 |
| 一、以禅说戒与因戒说禅 |
| 二、无念即戒与无心即禅 |
| 三、乘戒缓急与禅林清规 |
| (一) 戒乘关系与禅戒关系 |
| (二) 明清禅林清规之考察 |
| 第六章 明清佛教戒律思想之净律融会及律密相摄 |
| 第一节 明清佛教净土法门与戒律的关涉 |
| 一、持戒束身,非身何束 |
| 二、受持皈戒,念佛往生 |
| 三、净土唯心,即心是戒 |
| 第二节 明清佛教显密戒律的会通与修持 |
| 一、工布查布与密教经典翻译 |
| 二、力果性祗及其秘密戒思想 |
| 三、云栖株宏与佛教坛忏法仪 |
| (一) 施食仪轨 |
| (二) 水陆道场 |
| (三) 准提忏悔 |
| 第七章 明清佛教律学的时代调适及其圆融倾向 |
| 第一节 明清戒律学的日用化倾向 |
| 一、《毗尼日用》与《沙门日用》 |
| 二、《日用合参》与《在家律要》 |
| 三、戒律的日用化及其圆融倾向 |
| 第二节 明清佛教戒律的儒学会通 |
| 一、儒家伦理的思想转向 |
| 二、佛教戒律的儒学会通 |
| (一) 五戒与五常 |
| (二) 孝名与净戒 |
| (三) 德性与戒律 |
| 三、戒律思想的时代调适 |
| 参考文献 |
| 已发表与待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9）朱熹语录文献语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说明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朱熹语录文献异文 |
| 第二节 朱熹语录文献近年研究概况 |
| 第三节 朱熹语录文献研究意义与方法 |
| 第一章 朱熹语录文献概貌 |
| 第一节 朱熹语录传本概貌 |
| 一、朱熹语录汇编本 |
| 二、朱熹语录类编本 |
| 三、朱熹语录选编本 |
| 第二节 朝鲜时代朱熹语录编本概貌 |
| 一、朝鲜时代《朱子语类》刻本 |
| 二、朝鲜学人所编朱熹语录编本及注解书 |
| 第三节 日本存藏朱熹语录概貌 |
| 第二章 朱熹语录文献异文词概貌 |
| 第一节 来自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 |
| 第二节 朱熹语录异文词的来源 |
| 一、承古 |
| 二、新旧替换 |
| 第三节 朱熹语录异文词的特点 |
| 一、文白相替 |
| 二、方俗口语的替换 |
| 三、语境中词义临时统一 |
| 第三章 朱熹语录异文词的构成形式 |
| 第一节 朱熹语录异文词(对等音节)的构成 |
| 一、单音词 |
| 二、双音词 |
| 三、三音节结构 |
| 四、四音节词语 |
| 第二节 朱熹语录异文词(不对等音节)的构成 |
| 一、联合式 |
| 二、偏正式 |
| 三、主谓式 |
| 四、重叠式 |
| 五、附加式 |
| 第三节 并列式双音词构成机制略探 |
| 一、同义并列式双音词研究的材料选择 |
| 二、同义并列式双音词的来源及词义演变 |
| 三、同义并列双音词的构词及引申机制略探 |
| 四、同义并列式双音词研究对词汇学研究的价值 |
| 第四章 朱熹语录异文词词汇系统研究 |
| 第一节 朱熹语录异文词词义类聚 |
| 一、看视概念异文词语类聚 |
| 二、现在概念异文词语类聚 |
| 三、过去概念异文词语类聚 |
| 四、言语概念异文词语类聚 |
| 五、知晓概念异文词语类聚 |
| 六、微小概念异文词语类聚 |
| 七、谨密概念异文词语类聚 |
| 八、怠慢概念异文词语类聚 |
| 九、事物概念异文词语类聚 |
| 第二节 朱熹语录异文词核心语素类聚与“同步构词” |
| 第三节 朱熹语录异文词同词异义系统 |
| 第五章 朱熹语录文献用字研究 |
| 一、承古与承俗 |
| 二、繁化与简化 |
| 三、正体与异体 |
| 四、新词的记音 |
| 五、朱熹语录文献用字的学术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後记 |
| 附绿《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汇校 |
| 在读期间取得成果 |
（10）《全元文》编纂考索（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元代文学与《全元文》的编纂 |
| 二、《全元文》存在的问题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略 |
| 第一章 《全元文》作家重收误收考 |
| 一、《全元文》作家作品重收考 |
| (一) 作家重收 |
| (二) 一文误题二人 |
| 二、《全元文》误收作家考 |
| 第二章 《全元文》所收作家小传补正 |
| 一、《全元文》已收作家小传补正 |
| 二、《全元文》失收作家小传考补 |
| 第三章 《全元文》作品校证 |
| 第四章 《全元文》作品系年 |
| 第五章 《全元文》佚文辑校 |
| 一、《全元文》已收作家之佚文 |
| 二、《全元文》失收作家之佚文 |
| 小结 |
| 附录一：《全元文》学界辑佚成果汇编 |
| 附录二：元人别集所收《全元文》佚文篇目汇编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百问”不如“有问”（论文参考文献）
- [1]邓散木书法篆刻教育观研究[D]. 谢思嘉.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高中文言文专题教学研究[D]. 王秀芝.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3]论佛学对王阳明心学的影响 ——以南宗禅为主的讨论[D]. 姜晓琨. 山东大学, 2020(12)
- [4]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于欣. 山东大学, 2019(02)
- [5]元代春秋学研究[D]. 张立恩.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6]报人陈景韩时评杂感研究[D]. 葛利利. 扬州大学, 2018(12)
- [7]18世纪日朝笔谈的医学史料研究[D]. 李敏.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7(08)
- [8]明清佛教戒律思想研究[D]. 鲁海军. 南京大学, 2016(05)
- [9]朱熹语录文献语言研究[D]. 潘牧天. 上海师范大学, 2016(10)
- [10]《全元文》编纂考索[D]. 陈开林.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