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代琢玉机构一证（论文文献综述）
吴梦雅[1]（2021）在《魏晋至隋唐琵琶文学研究》文中提出“琵琶文学”的研究,首先需要的是作为文学史概念的提出。“琵琶文学”,是以“琵琶”这一乐器为基础,经过文人与琵琶乐人的浅层次的交流或深层次的交游,经历文人对琵琶的书写,在特定情境中生成的、固定下来的文学文本。其书写内容涵盖:对琵琶乐器的书写,对琵琶曲调的书写,对琵琶乐人的身世记录的记录与感叹等等。“琵琶文学”的研究,容易与“琵琶文献”的概念混淆,后者是与“琵琶”相关的,作为文献资料性质的各类文本,而包括了“琵琶文学”这一范畴。上编研究的是“琵琶文学”的概念、分期,文人对“琵琶”的接受心态、交游及其对文学书写的影响。第一章研究的是“琵琶文学”的分期。魏晋至隋唐时期的“琵琶文学”,按照时间发展,可以分为:源头时期（秦汉时期的琵琶文学）,发展与交汇时期（魏晋南北朝的琵琶文学）,衔接与过渡时期（隋唐之际的琵琶文学）,繁荣发展、集大成时期（唐代琵琶文学）。四个时期的“琵琶文学”有其各自的特征。秦汉时期不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但确立了魏晋到隋唐时期的“琵琶文学”的最初样式,也就是“琵琶文学”书写中的和亲故事与苦役心态;魏晋南北朝的“琵琶文学”,可以分为魏晋、南朝的“琵琶”文学书写,以及北朝的“曲项琵琶”“胡琵琶”的文学书写。魏晋、南朝的文学书写较多,而北朝“曲项琵琶”“胡琵琶”相关书写较少。但北朝民歌中的《陇头歌》,却为唐代琵琶文学做了语言的铺垫。这是北朝文学对唐代琵琶文学的影响,而不是北朝琵琶文学的直接影响。隋唐之际的琵琶文学与唐代琵琶文学的分野在于“琵琶”之名的让渡。自此之后,“琵琶文学”的书写对象、书写方式都发生了极大的转变。第二章研究的是各种类型的“琵琶”在中原文明以及士人心态中的接受过程。“（阮咸）琵琶”在魏晋、南朝、隋唐之际,是士人性灵的重要载体。由此产生了一定数量的文学文本,并在魏晋时期就确立了其文学书写中的美学范式:形如满月、音声掩抑。“（阮咸）琵琶”不仅仅是文学书写的对象,也可以是文学文本的生成方式。“（阮咸）琵琶”的短暂失传,也给文学书写留下了怀古的题目。“曲项琵琶”“胡琵琶”及其形制后裔,在士人心态中经历了较大的转变:从将其视为异域之声,到将其视为靡靡之音,再到唐代的接纳与吸收,“曲项琵琶”“胡琵琶”及其形制后裔的文学书写,集中在唐代,北朝、隋唐之际也有一些。“五弦琵琶”的文学书写较少,但其书写方式与美学风格,却别树一帜。第三章研究的是文人与琵琶乐人的交游,交游是文人与乐人之间深层次的了解与熟悉。文人与琵琶乐人的交游,在唐代以前,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文人与乐人身份的合一,另一种情况,是囿于士人身份与乐人身份的界限,很难有深度的交游。交游在唐代极为普遍,而这也推动了唐代琵琶文学书写。文人与琵琶乐人的交游,首先影响的是文人对乐人的身世、心事的叙写。其次促进了文人对琵琶演奏技法、琵琶曲调的熟悉,使其书写语言既具备美学层面的高度,也具备音乐学层面的精确度。下编是“琵琶文学”的主要构成。即“琵琶文学”的生成情境以及“琵琶文学”的文本分析。第四章是“琵琶文学”的生成情境。“情境”的概念,来自于西方情境语义学的理论。情境分为现实情境与抽象情境,抽象情境来自于心理世界对现实情境的重组。文本是在抽象情境中产生的。情境解释的是“琵琶文学”所处的客观条件,以及文人对客观条件的内化过程,是文本生成的前一个步骤。如唐代“扞拨”的进贡,使得文人对“琵琶”构件的工艺进行关注,由此产生了唐代“琵琶文学”中的大量有关“扞拨”的书写。第五章是魏晋到隋唐时期琵琶抒情性文学的发展演变。总的来说,北朝“曲项琵琶”“胡琵琶”书写的稀少,魏晋、南朝及隋唐之际“琵琶赋”的板滞化倾向,以及其书写对象与唐代的不一致,这三个因素共同导致了唐代琵琶诗、赋直接向前代取法的艰难。虽然如此,唐以前的琵琶诗、赋,对唐代琵琶诗、赋的养料,仍然很多。在具体的文本书写中较难体现,而在美学范式、情感主题的继承中则体现得较为明显。除此之外,唐代琵琶诗、赋广泛吸收了前代文学的养料。其中包括:以宫体诗的写作方式为取法对象,取其容色书写;以《陇头歌》为源,化用出“幽咽”“陇水”等语言;以“夜听妓”“听邻妓”为取法对象,取其置身场外、潜听“琵琶”的意境。第六章研究的是琵琶叙事文学。其中包括,史料笔记中的叙事,以及叙事诗中的叙事。其中史料笔记中的琵琶叙事,是指散见于史料、笔记中,具有文学色彩的文本。正因这些文本的书写对象是“琵琶”,并且其书写具有文学色彩和样式,因此将其归为“琵琶文学”中的叙事散文;而琵琶文学中的叙事诗,主要是将白居易《琵琶行》与元稹《琵琶歌》作叙事角度的对比,以展示这一时期琵琶叙事中的“一线三股”模式。琵琶叙事文学的特征,可以提炼为神秘性与传奇性两种色彩。第一章按照时间线索,对“琵琶文学”进行分期界定,并对各个时期的“琵琶文学”特点作整体的观察和概括。第二章是按照“琵琶”的形制,对其所指的乐器,在士人心态中的接受历程、以及其相应的文学书写作研究。第三章是在文人对“琵琶”的接受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文人与“琵琶”乐人的交游行为,以及交游对“琵琶文学”书写的影响。上编三章,第一章是“琵琶文学”的分期界定,第二、第三章是接受与影响的研究。下编是研究“琵琶文学”的构成:情境与文本。情境按照性质划分为现实与抽象,现实情境有公共、私人、界限不明三类。由此产生的抽象情境,是文学文本的产生情境。第五章、第六章是文本研究。第五章是“琵琶文学”中的诗、赋的发展演变研究,第六章是琵琶叙事文学的研究,主要研究对象有史料笔记中的“琵琶文学”,和叙事诗中的“琵琶文学”。
张裕涵[2]（2020）在《唐代百戏演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百戏历经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数千年变迁,及至唐时,由分化走向繁荣,演出内容不断增修扩充,举凡俳优、俗乐乐舞、杂技幻术皆被划归其范畴之内,在唐代的文艺娱乐活动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对唐人的影响跨越阶层,是中国演剧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然而,唐代百戏作为一种“俗”的文艺样式而存在,相关资料并未被系统地辑录梳理,而是散落于两唐书、《全唐诗》《全唐文》、敦煌文书、各类笔记小说以及敦煌壁画、墓葬乐俑等百戏文物之中,这些散见史料是百戏在唐代发展的重要史证。因此,通过对散见文献、文物资料的系统梳理整合,还原唐代百戏演出的整体情貌是本文的研究重心。唐代,是百戏疾速发展的重要时期,此间百戏在多重外力与内因互相作用下迈向巅峰。本文首先论述唐代百戏繁荣的外部因素,唐代百戏的繁盛并非“忽如一夜春风来”,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从先秦至隋代多朝的繁衍积淀过程。唐时的政治、经济以及对外文化交流对百戏的发展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三种因素看似老生常谈,空洞宽泛,实则不然。唐时的社会大背景与它朝相较,在诸多共性之下又极具迥异的时代特色,统治者强有力的行政干预、市坊制崩溃导致商品经济的兴起、频繁的对外交往——胡乐入华等,皆对百戏的发展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推动它向前迈进。继而采用文物与文献相互结合印证的方式,将涉及到唐代百戏内容的近百件墓葬文物（百戏乐俑或壁画）悉数辑录,并结合文献史料将其分门别类为歌舞戏、俳优杂戏类、乐舞类、幻术杂技类等四种类型,并对其中较为重要的文物进行述评。百戏文物非常具象地还原了唐时踏摇娘、参军戏、乐舞杂技等百戏演出的生动场景,让我们对唐代百戏的演出形态有了更为直观的感受与了解,如此甚多的百戏文物也印证了唐代百戏演出的繁盛。唐代百戏的社会大环境与演出类型交代清楚之后,再从管理机构、民俗、宗教、观演关系的视角对唐代百戏演出生态进行全面多方位的剖析。百戏诸伎作为唐代游艺活动的中流砥柱,除去外部大环境的影响,还存在着极为复杂的内部构建,官方力量的介入将百戏纳入职能部门的管辖之下,为其提供了相对系统规范的指导,为百戏的发展提供了机制保障。民俗视域下中的婚丧嫁娶、生诞节日以及宗教信仰视域下的迎神赛社、宗教祭祀等与百戏存在着深广交错的因缘,这些绵长悠久的世俗活动共同建构起唐代百戏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生态,是推进唐代百戏葆有生命力和活力的重要内在动因,唐代百戏与民俗宗教文化熔于一炉的紧密连缀,为后学打开了一扇透视唐代百戏的精神文化之窗。唐代多重繁兴的百戏演出空间与百戏的生产、消费对百戏艺术也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也折射出唐代百戏由“贵族化”向“平民化”下移的发展轨迹。总之,上述各个要素皆是勾勒串联起唐代百戏整体向前发展的重要环节,本文试图从多角度切入,辑录整理相关资料,以期探究唐代百戏在之所以兴盛的原因并厘清其发展脉络。
张孟晋[3]（2019）在《唐代字样学文献数种综合研究》文中提出汉字系统有诸多异於西方字母文字系统之处,异体字就是其中较为棘手的一个。汉字异体字的一个重要来源是源於人们任意书写而出现的错)滥用字体,不过随着文化发展、汉字使用愈发频繁,这些字体反而逐步被社会广泛接受,进而成为特定时期的书写俗体,有些更演进为异体。史上汉字书写最为)乱的时期当属南北朝至隋唐。唐初太宗时,曾命颜师古等人刊校字样,以求刊谬正俗,下笔有据。此後更掀起举国正字之风,史称“正字运动”。自唐之正字运动为世人关注,至以《干禄字书》爲代表之一众字书成为字样学的研究对象,多渠道还原唐代正字运动的实际情况,对各时期文献中的俗体异体字作分析和校勘,已为字样学之相关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帮助。然而受字书佚失,系统研究缺乏,证据短缺,价值不显等诸多问题困扰,字样学中的诸多问题仍令当今学者或不能做,或不愿做,研究成果甚微。基於此,本文拟对唐代的字样发展史及是时具有代表性的字样书作以清晰梳理,以求寻根究底,察衆人之忽略,现字样之价值。一则在对唐代“正字运动”重新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为世人在“正字运动”方面已经固化的认知当中提出些许新的认识;二则对异体字之产生、形成和发展作深入分析及研究,对《颜氏字样》（後文简称《颜氏》）、《正名要录》（後文简称《正名》）、《时要字样》、《干禄字书》、《分毫字样》等多本字样书作详细的校理分析,为俗体、异体的产生建立详细完整的证据资料库;三则在已有校理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俗字字形产生的原因、发展途径、变化规律等,以期为当下汉字中一部分笔划、部件、部首等书写问题的出现找到根源和提供参考。本研究之主体部分共分为八章。第一章为本文的绪论。第二章对字样学的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第三章至第七章分别对《颜氏》、《正名》、《时要字样》、《分毫字样》、《干禄字书》五部字样学文献进行了详细的校理分析和整理研究。第八章为结论。绪论,首先就研究方向的选择问题从两个方面作以解释;又从字样学的定义、应用范畴、广义与狭义之分、字样书与字书之关系、隋唐字形混乱原因等方面对字样学的字理问题进行讨论;最後,再对研究基础与方法、论文结构、以及本文所研究的范畴及特殊情况等进行了说明。第一章,文献综述。首先从字样学研究史入手,自宏观角度对国内外字样学领域内相关研究进行论述;之後,再从微观角度对《颜氏》等五部字样书的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并对唐代後期所出现之《五经》、《九经》等字书详细分析,以求探究字样书与字书之联系。最後更对学界内所涉及之正字运动的相关遗留问题进行讨论。第二章至第六章,分别对唐代具有代表性之《颜氏》、《正名》、《时要》、《分毫》、《干禄》五部字样书进行包括作者、背景、内容等多方面的整理研究,并对全部字样书中的每一条内容作文字与正字功能的分析,以探讨字样书产生及发展的原因和规律。第七章,在前六章对字样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对唐代正字运动史的新认识。本研究之学术价值主要有二点:一、对隋唐时期正字运动及字样学史之再梳理。俗字,长久以来一直被很多人笼统认为是错字,於是便常常以错字处之,忽略了其自身特点及其所承载的历史价值。人们渐渐淡忘了隋唐时期曾有一场轰轰烈烈的“正字运动”,更不知很多人都曾为这一运动呕心沥血,为中国汉字的演变和发展做出贡献。时至今日有些人甚至连姓名都不曾出现於“正字运动”当中,实是憾事。本研究就是为了通过各种语料及史料的记载,努力将这一时期最真实的情况还原出来,让尘封的历史再次展现出来。二、为了能够探究由正体至俗体的演化过程,本研究将对《颜氏》、《正名》、《时要字样》、《分毫字样》、《干禄字书》五部字样书进行细致的分析及校理,结合共时与历时的发展特征,尽力将有关的汉字字形发展之途径与规律梳理清楚。本研究的成果将可用於多个方面,如1)隋唐时期汉字发展史的整理工作。重新对这一时期“正字运动”中的人、书、事进行梳理,更加关注细节及学界已固化认定的内容,这将有助於我们弄清楚更多隋唐正字运动时期的真实情况。2)对汉字字形演变的中古阶段作更为细致的探讨。对五部字样书的分析与校理,有助於从每一个字的变化中发现汉字发展的大体规律,上承上古时期的古代字体,下接近现代汉字的字体结构。这一系列完整的校理对於补充汉字在字体演变历史上的发展情况有着重要的意义。3)为现代汉字书写者提供汉字结构书写)误的理据分析及解决方案。无论是小学生还是外国留学生,在初识汉字时,书写常有偏误发生。对隋唐时期俗字演变规律的分析与整理,有利於我们找到人类书写汉字发生偏误的大体倾向,通过总结规律并制定相应对策,以解决现代人们书写汉字时所产生的各类字体结构问题。
李泊潭[4]（2019）在《形式·力·情感 ——书法形式与情感表现论》文中提出书法形式与书家情感在书法理论和创作实践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本文主要运用格式塔心理学和情绪心理学的相关成果,来解释书法形式为什么可以表达书家情感,书家情感如何影响书法形式生成的根本原因。全文第一章梳理对于书法抒情思想具有重要影响的传统观念。第二章逐层论述书法形式表达情感的原理。首先辨析传统书法抒情理论的局限以及格式塔心理学在解释形式与情感关系上的优越性。其次抽绎出形式可以表达情感的核心因素是:具有倾向性的力。再次,论证格式塔心理学在书法领域中的适用性问题。最后论证书法形式因素（笔法、字法、章法、墨法）中都包含有可以表达情感的核心要素:具有倾向的力。该结论作为后文讨论形式与情感关系的依据。第三章从创作角度,运用情绪心理学相关理论,结合传统哲学和美学中有关于情感的认识,提出书法创作情感启动的两种基本模式。辨析创作理论中“心”和“手”的主要内容,情感打破心手隔阂的两种方式:忘情和激情,并辨析两者特点与异同。第四章从欣赏角度,论述五种书体的形式因素表达情感状态的异同,探究狂草中情感改变形式的现象。最后以实例说明不同的形式因素对于风格的影响。第五章以情感的不同状态为依据,将书法创作模式分为四种。四种创作模式是情感状态和形式表现的统一。
谢九生[5]（2018）在《中国古代“艺术列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国的二十四史中出现了“艺术列传”。然而,在以往对中国古代艺术的研究过程中这些“艺术列传”常常被排除在研究的范围之外。事实上在对《晋书》、《北史》、《周书》和《隋书》等四史中的“艺术列传”进行梳理之后发现其中记录了许多有关天文、阴阳、术数、医药等被归类于方术、方技（伎）的人物、实录或传说。但是,其中也记载了大约有十七位基本符合今天所说的书法、音乐、建筑和工艺等艺术人员的相关史事。也就是说一方面在古代“艺术列传”之中今天所说的书法、绘画、建筑、工艺和音乐等子门类艺术与方术、方技（伎）处于比较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显示出古代“艺术”主要是由今天所说的书法、绘画、建筑、工艺、音乐等艺术与方术、方技（伎）所构成的一个比较广义的范畴。而中国古代“艺术”演变的特殊性,也即是体现出的宏观性、综合性和跨学科性的特点。因此,第一,对于“艺术列传”的研究也应该是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在“艺术列传”中也记载了有关今天所说的书法、绘画、建筑、工艺和音乐等子门类艺术。第二,由“艺术列传”中的书法、绘画、建筑、工艺和音乐等艺术与方术、方技（伎）被归为古代“艺术”一类可知,对于传统书法、绘画、建筑、工艺和音乐等艺术的研究也许不能忽视对于古代方术、方技（伎）的研究,因为方术、方技（伎）在古代也是“艺术”的子门类之一。通过研究正史之“艺术列传”的内涵特征、流变过程和形态,以及“艺术列传”与术艺、六艺、五术、道术和玄学等的关系,可知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古代“艺术”包括古代方术、方技（伎）,并且方术、方技（伎）与今天所说的书法、绘画、建筑、工艺、音乐等子门类艺术已经开始逐渐分化,但是又还不是很彻底,同时通过“艺术列传”也可以窥探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书法、绘画和音乐等艺术理论的演变特点。另一方面,通过深入探讨古代“艺术列传”与巫术、方术、方技（伎）的关系,从而认为,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古代“艺术”之中仍然存在着各个子门类艺术的中间或过渡的形态,尤其是在古代方术、方技（伎）与传统书法、绘画和音乐等子门类艺术之间。第二,古代“艺术列传”中记载的方术、方技（伎）的内容包含有古代科学技术的成分,也就是说“艺术列传”与古代科技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说传统书法、绘画、建筑、工艺和音乐等艺术与古代科技之间一直都是有着紧密的联系,既使到了今天,书法、绘画和音乐等各种子门类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关系也是紧密的。第三,就古代“艺术列传”中记载的书法、音乐等艺术与方术、方技（伎）的中间形态的分析,可以发现古代“艺术”中的各个子门类艺术与方术、方技（伎）有着相似的发展起源,并在长期的衍化过程中保持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关系以及在古代“艺士”之中呈现出的“身兼多艺”的特性。古代“艺术列传”与正史列传中的“艺术”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正史“艺术列传”和正史列传之中“佞幸（恩幸、幸臣）列传”、“文苑（文学、文艺）列传”、“儒林（儒学）列传”和“隐逸列传”等类传的关系能够以正史列传的角度探究古代“艺术”文人衍化的过程与演变特征。而且,古代“艺术列传”中记载的人物大都是方士和术士、文士、艺士和隐士等等。另外由于着史者也往往可能都是文士或文人以及历代统治阶级在古代“艺术”的演变过程中往往掌握着话语权。因此,“艺术列传”与着史者、皇族之间也存在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艺术列传”中记载的古代书法、绘画和音乐等人员与“艺事”也体现出“艺术列传”对于古代艺术研究的重要性,第一,正史“艺术列传”中记载的造物艺术,可能是先秦时期以《考工记》为代表的古代造物艺术发展的继承与延续。第二,对于正史“艺术列传”中记载的书法、绘画、建筑、工艺和音乐等艺术人士的研究有利于探究中国传统书法、绘画和音乐等艺术的起源、发轫和演嬗的规律与特性。另一方面也说明“艺术列传”可能是古代正史之中最早的有关古代艺术学的相关史料。而以古代校雠学、目录学的视角可知古代“艺术”的概念与范围往往是包括方术、方技（伎）的。并以中国艺术学的角度,得出古代“艺术列传”在中国古代艺术学与艺术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价值与对于中国古代艺术理论与艺术史的现代意义。同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的现代衍化过程中所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提示出古代“艺术列传”的研究的文化意义。也就是说古代“艺术列传”可能是基于今天所说的艺术学理论有关古代艺术学的珍贵史料,不仅能够以正史与“中国特质”的角度来探赜古代“艺术”的起源、发轫与演嬗的规律与特点,而且在古代艺术学和艺术史学研究的“中国方式”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地位与价值,以及在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中强调“中国精神”和“中国路径”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黄薇[6]（2018）在《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现与研究史》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古代青铜器是享誉世界的文物,自史前时代诞生,到战国末年,至少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有关青铜器的研究自北宋金石学始,也有一千年的历史。面对不断涌现的青铜器发现资料和研究成果,需要我们整理归纳,考镜源流,阐述近千年来青铜器研究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特征。本文采用时间分期的方式,尝试综合分析每一时期青铜器研究的特点与方法。共分为五期。第一期是萌芽期,谈宋代以前的青铜器研究。宋代之前的人们认为发现铜器是一种祥瑞之事,并且已经开始对铜器年代进行初步判断,研究成果大多零星记载于文献中。第二期是雏形期,谈宋代到清代的青铜器研究。宋代学者的最大的贡献是确立了青铜器研究的着录形式与研究体例,对铜器进行了初步的定名与分类,开创了青铜器研究的最初研究范式,为后世树立了典范。清代学者将青铜器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纠正了宋人在定名与分类等方面的一些问题,且研究者众,着述丰富。本期重要特点是重视铭文研究,并取得较高的成绩。第三期是蜕变期,谈民国时期的青铜器研究。随着民国时期铜器标准器断代法的提出,考古层位学与类型学的运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开始科学化,铜器的定名和分类研究进一步明晰,青铜器研究已开始脱离金石学的窠臼。第四期是融合期,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此时青铜器研究已经成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体系进一步完善,专题研究成果显着,并关注青铜器的起源问题,研究类别也扩展到兵器、工具、农具等。第五期是成熟期,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本文成稿时。此时青铜器综合研究的方法已成为学界共识,“多因素综合分析断代法”得以熟练运用,通过青铜器分期分区系研究,已基本构建起中国的青铜文化谱系,并深入研究青铜器与中国文明以及世界文明的关系。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史的发展有三个值得注意的动因。首先是物质方面的原因。1925年7月,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大学（当时叫清华学校）演讲时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①。正是由于青铜器的不断发现,尤其是经考古发掘的青铜器的问世,促进了青铜器研究这门分支学科的新生。萌芽期、雏形期的青铜器都是偶然零星发现,非特意寻找。蜕变期之后,有了科学考古发掘,青铜器出土有了地层学做参照,类型学做基础,拓展了青铜器整体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其次是学术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考古学的介入。在西方考古学传入后,地层学、类型学的应用,使得青铜器研究产生了巨大的蜕变,真正成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从此青铜器研究在目的、对象、内容、方法等方面都焕然一新。研究目的,由雏形期之前的补史正经、考礼问道,变为蜕变期之后,通过青铜器遗物以及相关遗址等,来考察当时的人类社会生活。在萌芽期和雏形期,研究对象局限于偶然得到零散青铜器。蜕变期的研究对象是传世青铜器与新出土无地层关系的青铜器群。而到了融合期、成熟期,研究对象是所有出土的与传世的青铜器,包括青铜车马器、工农具等。研究内容也扩展为“三大层面六大线条”:即考古与历史层面、艺术层面、科技层面;形制、纹饰、铭文、分期、地域、铸造六大线条。青铜器研究方法由浅到深,从粗到细,由单件器物的研究到器群的研究,再提升到研究青铜器的背后族群、文化等深层次问题。青铜器研究形成了将历史文献与出土发现相结合,重视考古学角度的考察,并进行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的基本成熟的研究范式。再次是研究群体的变化。萌芽期与雏形期时,研究群体是以单纯的古文字学家、经学家、金石学家组成。而蜕变期之后的研究群体发生了变化,大体分为两大群体。一是古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如王国维、容庚、郭沫若、唐兰、陈梦家、李学勤等先生。二是考古学家,如李济、郭宝钧、邹衡等先生。同时还有一些自然科学研究者参与。以上两大研究群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携手共进,共同开创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的新时代。最后,有几点说明,本文中青铜器研究包括青铜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工农具等,未包括铜钱、铜镜等类别。又因关于金文、铭文的研究已有专论,故文中在此方面不做过多介绍。由于时间关系及本人能力所限,文中未对铜器铸造等科技方面以及海外铜器研究情况做深入考察,希望日后有机会补充完善。
聂国强[7]（2018）在《朱彝尊金石书法研究》文中提出明末清初的朱彝尊是一位修养全面的大学者。他是着名的文学家,诗词歌赋成就卓着,更是着名的金石学家和书法家。本文集中对朱彝尊的金石书法进行研究,梳理其脉络,总结其特点。试图通过其个案研究来探究明末清初那段特定历史时期在金石考据、书学观念、书法创作等方面的革新与进步,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本文共分四章进行论述:第一章,考察朱彝尊的访碑与交游。第二章,梳理朱彝尊金石考证的得与失。第三章,探求朱彝尊的书学思想。第四章,论述朱彝尊的书法创作与传承。这四个方面既是相辅相成,交叉进行,又有内在的前后逻辑。朱彝尊是清初访碑活动重要的参与者之一。纵观朱彝尊一生的访碑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山西和山东。通过两地访碑极大地开拓了朱彝尊的学术视野,为他考订经史以及书法研究奠定了基础,也导致了朱彝尊自身书法风格的转变。朱彝尊一生结交好友众多,这些友人既有书法家、篆刻家,又有金石收藏家,还有金石学家,他们对于朱彝尊知识的储备和完善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朱彝尊金石寻访的主要目的是以金石之文考订前人史集,具体包括两个方面:其一,证史之谬,其二,补史之阙。总的来讲,他的金石研究突破了元明以来重于收藏而轻于考证的局限性,并为后代学者树立了优秀的典范。此外,朱彝尊在长期金石考据的过程中,让他拥有了独特的审美眼光和鉴别能力,因此对于许多碑帖的版本和源流问题,他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和见解,这对于我们今天的书法史研究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朱彝尊考订经史的同时,又特别重视艺术风格的品评。他曾两次对汉碑进行分类。从某种意义上说,朱彝尊通过对汉碑分类实际开辟了一条力思复古,倡导汉隶的艺术革新之路。我们又通过梳理朱彝尊对于汉代以后的书法品评,可以发现他独特的艺术主张和审美观点。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论述各家诗文成就时,还格外注重诗人的书法品评,这也是其书学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此外,朱彝尊还写了许多与篆刻有关的序言、题跋、诗词等,笔者通过阅读这些文献,归纳出他在印学方面的主要观点和艺术思想。朱彝尊更是一位各体兼擅的书法家,尤其以隶书最为出众。首先,笔者以有纪年的作品为线索,再参照朱彝尊的生活经历以及他对于汉碑认识的观念转变,总结并梳理出朱彝尊隶书取法和创作的三个阶段。又通过对三个阶段作品的列举和分析,来探究朱彝尊在不同阶段的隶书取法与风格特点。在隶书创作之外,朱彝尊对于篆、行、楷等其他书体也是有所用心,他同样没有一味跟随时风,也都写出了较为明显的个人特点,而在这几种书体之中,又以行书水平最高。他行书的学习之路和他的隶书几乎是一致的,同样是一条由“妍美”书风向“古拙”书风转变的道路。此外,朱彝尊在金石考据和书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朱家后人和他的及门弟子,他们都是既擅诗文又精书法的着名学者,这实际又构成了以朱彝尊为核心的清代“学者书风”的流派。
徐新强[8]（2018）在《屈万里解《书》方法研究》文中提出经典的流传、经义的阐发、文化的传承,离不开经学注解。经学注解伴随着古代典籍的流传而产生,“解经”这一概念,早在班固撰《汉书·刘歆传》时就已明确提出。解经方法亦是学者们在解释古代典籍的过程中出现并不断丰富。纵观经学发展嬗变的历程,依照经学家处置文献的手段及解释文献的方法,可以划分为“西汉今文经学”、“东汉古文经学”、“宋学”、“清代考据学”四个阶段。近代经学学者其学术思想多受清代经典考据学派的影响。屈万里生于清末,深受民初整理国故、疑古思潮影响,因此其经典疏解多采清代考据学派的学术方法,尤其是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对其影响最为深远。屈万里学术涉及经学、史学、古文字学、版本目录学、图书文献学等领域,对于先秦史料的考订、中国古代经典《诗》《书》《易》及甲、金、石经等方面均取得显着成就。诸经之中又以《尚书》最为突出,很多论述多能超越前贤,主要原因便在于对近人新发现资料的考证,并将其运用到其经学研究、经典注解的领域,对前人的解经方法加以继承和发展而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经典注解方法。屈万里学术影响多囿于台湾学界,且具体的解经方法又分散在其各经的着述之中,不易梳理归纳,因此鲜有学者对屈万里解经方法予以关注。屈万里于《尚书》学领域成就最为显着,且先后完成《尚书释义》《尚书今注今译》《尚书集释》三部注释专书,因此,从《尚书》切入研究其解经方法,文献资料更为集中,也更易于梳理其解经方法与特点。屈万里注解《尚书》方法和特点十分清晰:一是以经解《书》,引本经及他经解释《尚书》,以修正前人字句之误。以《尚书》诸篇互证以及运用其他儒家经典来证《尚书》经文、史实以及成书时代。同为儒家典籍,除年代相近之外,内容亦有互通之处,因此屈万里在引用参考文献时,经书间互引、互证便成为重要的一环。二是以出土文献解《书》,又可分为考释甲骨文字解《书》、考释器物铭文解《书》、考释石经解《书》。相对于经书本身相互加以考证的方法,运用出土文献的资料来印证,就某程度上而言,是更为直接的证据。研究《尚书》这种上古典籍,直接的甲骨文、金文及古器资料与间接的经、史、子文献是缺一不可。除甲骨文与金文之外,藉由汉石经残字的研究,对《尚书》的部分问题亦获得解答。屈万里所着《殷周篇》及《西周史事概述》便主要由甲骨文、金文所载对照《诗经》《尚书》的资料,试图还原殷、周时期的各种制度及历史形态,亦是其考释经典常用的方法。三是以礼制、风俗解《书》。屈万里注解《尚书》及诸经,不仅重视经典文献及出土文献的运用,还十分重视运用各地民风、习俗以及古礼、古制等文献材料来检释《尚书》经义。礼制是中国古代社会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根本,是稳定社会秩序的基础,与古代典籍的结合亦尤为紧密,因此疏解诸经时多为学者所关注。相反,民俗与习俗则在古代士大夫心目中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事物,因而历代经师鲜有用俗事俗物来解说经义。可是,实际上经书中涉及民俗的地方很多,用民风民俗来解说经义,往往使人有涣然冰释之感。屈万里十分重视文献的丰富性,强调研究工作必须凭借资料,能运用的资料愈丰富,所得的结论也愈正确。近代以来,甲骨文及金文文献不断出土,这些新材料是过往的学者所无法预见的,加之其对礼制及民风民俗的充分考证与运用,并将这些材料与考证运用到《尚书》学研究的领域上,学术成果在当时台湾更是少有人能出其右。总览屈万里《尚书》学领域之研究成果,可以归纳为“对上古经典成书年代的考证”及“古籍辨伪”两个方面。屈万里学术思想深受王国维、梁启超、傅斯年以及王献唐等人的影响,以史学观点研治经典,依据史料的性质,将古籍文献分“后人述古之作”与“当时的原始资料”两类,在此古籍辨伪思想基础之上考辨《尚书》诸篇成书时代及相关文献真伪。论文以屈万里解《书》方法为中心,以“考定着成年代”与“辨别伪书”为论文落脚点,穷尽屈万里《尚书》学领域相关文献,梳理其《书》学中所有关涉解经、注经的论述,按照“以经解《书》”“以出土文献解《书》”“以礼制及民俗解《书》”等解经方法将论述主体分为三个部分,并归纳其解经方法及特色。通过对屈万里《尚书》解经方法及特色的论述,阐释屈万里解《书》方法对前人治学方法的承继发展以及对疑古思潮的修正。经义的阐发、文化的传承离不开解经,因此对屈万里《尚书》学领域解经、证经方法的关照,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论文尝试以“屈万里解《书》方法研究”为论述主题,将屈万里与《尚书》相关的着述以客观立场作一梳理分析,提炼其解经方法、总结其解经特色。对屈万里《尚书》学领域解经方法的研究,对我们今后在《尚书》学以至经学领域的学术研究方法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学术价值。以屈万里解《书》方法研究为起点,将来可以把研究视域扩展至整个民国时期经学的研究;屈万里的学术活动横跨现代与当代,联系大陆与台湾,其常发思乡、思亲之情,常怀情切桑梓、盼望统一之心,因此对屈万里学术研究于海峡两岸文化认同与交流,沟通两岸人民的血脉关系,亦有着重要意义。
张明[9]（2017）在《元代馆阁文人群体与书法复古思潮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元代馆阁文人群体是指供职于翰林国史院、集贤院、秘书监、国子监以及奎章阁、宣文阁等文化机构中的文人群体。在少数民族统治的特殊政治环境下,元代馆阁机构中聚集了一大批各民族文人菁英,他们凭借超凡的人格魅力和艺术成就,逐渐发展成为元代文化艺术的主导者,是元代书法复古思潮的的主要发起者和推动者,更是元代书法发展的主力军。本文以元代馆阁文人群体为主要研究对象,深入分析各个时期馆阁文人群体在元代书法复古思潮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从而揭示出元代书法发展的真实面貌。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对于元代以前的馆阁文人群体在书法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追本溯源,指出历代馆阁文人均以其特殊的身份地位和卓越的书法成就,代表着官方的书法审美倾向,也引领着书法时代风尚,在书法艺术的发展过程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二章分析了元代馆阁机构的设置、职能以及馆阁文人群体的构成。元代馆阁文人群体是多民族、多文化形态的混融,不仅在缓和民族矛盾、调和社会关系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成为各族文人的精神领袖,是元代文化艺术发展的主导力量和风向标。第三章通过考察元初北方馆阁文人群体的书法艺术成就和书学思想,认为元初北方馆阁文人群体的书法创作及理念已经具有明确的“复古”倾向,与江南文人不谋而合,为元代中后期书法全面“复古”奠定了基础。第四章以考察元代馆阁文人群体政治地位的确立以及南北文人融合进程为基础,分析元代书法复古思潮在不同时期的具体表现与差异,梳理出书法复古思潮从兴起到延续的发展脉络,进而对各个时期馆阁文人群体的书法复古思想与实践进行了深入探讨。元代书法复古思潮之所以能够从元初一直沿续到元末,九十余年来书法风尚基本保持不变,馆阁文人这一特殊群体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五章是针对元代书法复古思潮所产生的影响和后果进行的反思,包括颜真卿书法在元代书法复古思潮中的作用、书法尚“熟”现象探析以及赵孟頫书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等。第六章专门探讨了元代馆阁文人群体的书法鉴藏活动,以王恽、袁桷、柯九思等人为例考察元代馆阁文人的书法鉴藏成就,并分析其在书法复古思潮中的价值和作用。
秦奕[10]（2017）在《董仲舒《天人三策》中所见政治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天人三策》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董仲舒的政治思想。董仲舒是西汉的思想家,其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汉初学术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从陆贾、贾谊和叔孙通三位学者的学术主张中看出:陆贾提出了“忠君”、“孝父”,“兴辟雍庠序而教诲之”,强调“礼乐教化”的重要性。贾谊认为“礼”是约束一切的神圣法则,声称君主只有以“仁”、“义”、“礼”、“信”、“公”和“法”为执政标准,国家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叔孙通主张“时变”而不泥古。董仲舒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上述思想的影响。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依托孔子的权威,利用《论语》在当时的广泛影响,充分阐述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天人三策》涉及孔子的引文多达18条,几乎是言必及孔子。这18条中有17条引自《论语》,涵盖了孔子有关德政、礼乐教化、先德后刑、仁政和民本的政治主张。董仲舒的政治思想不仅继承了孔子的德政思想,还对德政理论进行了重要创新,将阴阳、德刑思想联结为一整体。董仲舒运用教化理论,明确君主与臣民的尊卑之别,使臣民安于君主的统治。董仲舒将德刑与阴阳联系起来,既明确了德在理论上的主要地位,又确立了刑在理论上的重要地位。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对汉代的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董仲舒的刑罚思想中有“春秋决狱”的主张。因《春秋经》文大义不像法令那样明确具体,所以“春秋决狱”使得断案没有统一的标准。他的教化思想促进了汉代“立太学”、“罢黜百家”等措施的施行。“罢黜百家”的主张表面上似为尊儒,而儒学之内容已逐渐蜕变为涵百家之学。
二、汉代琢玉机构一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汉代琢玉机构一证（论文提纲范文）
（1）魏晋至隋唐琵琶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一、开风气之先——综合形态的音乐学、文学、文献研究 |
| 二、“琵琶”相关研究的成型期 |
| (一)抛弃华夷之辩与雅俗之分的研究——学术心态的转关 |
| (二)构拟与猜想——音乐学层面的还原性研究 |
| (三)音乐史整理中的琵琶音乐及文学考证 |
| 三、近年来的“琵琶”相关研究 |
| (一)“琵琶”作为研究对象的前提——学术心态的进一步转变 |
| (二)新的研究视角与研究观念的产生 |
| 1.东亚视域内的琵琶相关研究 |
| 2.对琵琶乐人身世的人文性关注 |
| 3.乐器学角度的琵琶相关研究 |
| 4.琵琶律制的深入研究 |
| 四、“琵琶”与文学的关系研究——具有文学史倾向的研究 |
| (一)琵琶音声美学的分类与界定 |
| (二)古代琵琶曲名、调名的专题考证 |
| (三)古代琵琶文学用词与技法关系研究 |
| (四)琵琶文学文本研究 |
| 五、其他相关研究 |
| (一)宫体诗与琵琶文学相关性研究 |
| (二)琵琶文学与谶纬文学相关性研究 |
| (三)琵琶文学之“观乐”研究 |
| 本章小结 |
| 上编:“琵琶文学”的概念、分期及产生 |
| 绪论——“琵琶文学”的概念界定 |
| 一、“琵琶”的语义 |
| 二、“琵琶文学”的概念 |
| 三、“琵琶文学”与“琵琶文献”的区分与关联 |
| 四、“琵琶文学”的分期 |
| 第一章 “琵琶文学”的分期与特征 |
| 一、秦汉时期的琵琶文学——魏晋至唐代琵琶文学的源头 |
| 二、魏晋及南北朝分治时期的“琵琶”概念辨析及其文学产生 |
| (一)魏晋、南朝的琵琶书写:以“(阮咸)琵琶”为写作对象 |
| (二)北朝的琵琶书写:以“曲项琵琶”“胡琵琶”为中心 |
| 三、隋唐之际的琵琶文学 |
| 四、唐代琵琶文学 |
| (一)唐代琵琶文学的基础 |
| 1.唐琵琶的形制与名称的确立 |
| 2.唐琵琶乐的形成 |
| (二)唐代琵琶文学的产生、构成与文学特征 |
| 1.“琵琶”的文学书写 |
| (1)书写对象的多样化 |
| (2)写作风格的多元化 |
| (3)健康的文学气质:情欲书写的隐去 |
| (4)新的体裁与写作方式的诞生——长篇琵琶叙事诗与一线三股模式 |
| 2.“阮咸”的文学书写 |
| 3.“五弦琵琶”的文学书写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文人对琵琶的接受心态及其文学产生 |
| 一、“(阮咸)琵琶”的接受与文学书写 |
| (一)丝竹陶写与林下之风——魏晋及南朝文人对“(阮咸)琵琶”的接受 |
| (二)“(阮咸)琵琶”音声与诗的关系——琵琶乐作为文学文本的生成方式 |
| (三)“(阮咸)琵琶”的美学内涵:形如满月,音声掩抑 |
| (四)“(阮咸)琵琶”的短暂失传及其怀古书写 |
| 二、“曲项琵琶”“胡琵琶”的接受与文学书写 |
| (一)“曲项琵琶”“胡琵琶”在士人心态中的接受 |
| 1.作为异域之声的“曲项琵琶”——入侵的声音与乐器 |
| 2.作靡靡之音的“胡琵琶”——接受与轻蔑 |
| 3.作为盛世音声的“琵琶”——盛唐时期的与民共乐 |
| (二)“曲项琵琶”“胡琵琶”及其后裔的文学书写 |
| 三、“五弦琵琶”的接受与文学书写——文学价值与音乐文献价值 |
| (一)“五弦琵琶”的文学书写 |
| (二)“五弦琵琶”文学书写的音乐学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文人与琵琶乐人的交游 |
| 一、文人与琵琶乐人的交游演变 |
| 二、琵琶乐对文学书写的直接影响 |
| (一)“幽咽”“冻咽”的文学与音乐学解读 |
| (二)“掩抑”的文学与音乐学解读 |
| 1.“掩抑”的文本来源 |
| 2.“掩抑”与演奏技法的可能性关联 |
| 本章小结 |
| 下编:“琵琶文学”的构成:情境与文本 |
| 第四章 “琵琶文学”的现实情境与抽象情境 |
| 一、情境的界定及意义 |
| 二、公共情境 |
| (一)音乐制度中的琵琶及其文学书写 |
| (二)作为贡物的琵琶及其文学书写 |
| 1.作为贡物的“扞拨”及文学书写 |
| 2.作为贡物的琵琶乐曲及其文学书写 |
| 三、私人情境 |
| 四、界限不明的情境 |
| (一)从私人情境到公共情境 |
| (二)从公共情境到私人情境 |
| (三)未知的交流——“潜听琵琶诗”的创作情境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魏晋至隋唐时期琵琶诗、赋的演变 |
| 一、唐以前的琵琶诗、赋对唐代琵琶诗、赋的影响 |
| (一)取法之难——主要写作对象的转换与因袭模拟 |
| 1.魏晋、南朝、隋唐之际琵琶赋的文学成就 |
| 2.因袭与板滞化倾向 |
| (二)美学范式与情感主题的继承 |
| 1.美学范式的继承:掩抑 |
| 2.情感主题的继承:和亲故事与苦役主题 |
| 二、唐代琵琶诗的文学养料 |
| (一)从宫体诗到唐代琵琶诗、赋的容色书写 |
| 1.宫体诗的定义与写作动机 |
| 2.承袭与新变——情欲视角的隐去 |
| 3.唐琵琶诗的容色书写 |
| (二)从《陇头歌》到“陇水”“幽咽”等意象 |
| (三)从“夜听妓”“听邻妓”诗到潜听琵琶诗 |
| 三、唐代琵琶诗的模式化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琵琶叙事文学的类别及其特征 |
| 一、琵琶叙事文学中的神秘色彩——包含谶纬叙事的琵琶叙事 |
| 二、琵琶叙事中的传奇色彩——琵琶乐人与乐曲的身世记录 |
| (一)乐人与乐曲的身世叙事——以史料笔记为中心 |
| 1.身世与世道的双重慨叹 |
| 2.自在的身份与琵琶伎的性情描写 |
| 3.琵琶乐曲的身世书写——“新翻” |
| (二)琵琶叙事诗的一线三股:乐人、听众、曲情的三重叙事 |
|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魏晋至隋唐时期的“琵琶”所指乐器图像 |
| 致谢 |
（2）唐代百戏演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成果述评 |
| 一、涉及唐代百戏的综合性研究 |
| 二、对唐代百戏的专题研究 |
| 三、对唐代百戏特定形态或分支的研究 |
| 四、对唐代百戏的考古图像学研究 |
| 五、对唐代百戏演出场所的研究 |
| 六、对唐代百戏演出主体及相关管理机构的研究 |
| 第一章 百戏的沿革与繁荣背景 |
| 第一节 百戏溯源 |
| 一、先秦:百戏的发端期 |
| 二、秦汉:百戏的发展期 |
| 三、魏晋南北朝:百戏的铺垫期 |
| 四、隋朝:百戏的过渡期 |
| 第二节 唐代百戏繁盛背景 |
| 一、政治开明:百戏兴盛之源泉 |
| 二、经济繁荣:百戏发展之基石 |
| 三、文化交流:百戏兴盛之助力 |
| 第二章 唐代百戏演出类型 |
| 第一节 歌舞戏类 |
| 一、踏摇娘 |
| 二、大面 |
| 三、傀儡戏 |
| 第二节 俳优杂戏类 |
| 一、参军戏的演出形态 |
| 二、参军戏的社会功能 |
| 第三节 乐舞类百戏 |
| 一、唐代乐舞类型 |
| 二、乐舞文物展现的演出情态 |
| 第四节 幻术杂技类 |
| 一、幻术 |
| 二、杂技 |
| 第五节 个案研究:韩休墓乐舞壁画演出类型考辩 |
| 一、韩休墓乐舞壁画演出类型诸说 |
| 二、韩休墓乐舞壁画演出类型探析 |
| 第三章 唐代百戏管理机构 |
| 第一节 初盛唐时期百戏管理机构——太常寺 |
| 一、太常寺管理百戏之沿革 |
| 二、太常寺对百戏的管理 |
| 第二节 中晚唐时期百戏管理机构——教坊 |
| 一、教坊的设立背景 |
| 二、教坊的建制与构成 |
| 第三节 教坊的演出形态与演出场合 |
| 一、教坊四部乐及新制乐舞 |
| 二、教坊百戏演出场合的迁移 |
| 第四节 梨园 |
| 一、梨园的设立与构成 |
| 二、梨园的演出盛景与衰落 |
| 第四章 礼俗活动与百戏演出 |
| 第一节 丧葬仪式与百戏演出 |
| 一、丧葬用乐制度与官方演出情况 |
| 二、官方丧仪用乐 |
| 三、民间丧仪中的百戏演出与禁断 |
| 四、丧葬百戏的演出功能 |
| 第二节 婚嫁寿诞中的百戏演出 |
| 一、婚嫁与百戏 |
| 二、寿诞与百戏 |
| 第三节 岁时节日民俗中的百戏演出 |
| 一、唐代岁时节日 |
| 二、岁时节日之百戏观演 |
| 第五章 宗教信仰活动下的百戏演出 |
| 第一节 混合型宗教信仰与百戏 |
| 一、唐代混合型宗教信仰的特征 |
| 二、混合型宗教信仰中的百戏活动 |
| 第二节 制度型宗教信仰与百戏 |
| 一、佛教影响之下的百戏活动 |
| 二、道教、祆教影响之下的百戏活动 |
| 三、制度型宗教信仰对百戏的构建与影响 |
| 第六章 观演关系 |
| 第一节 百戏演出场所流变 |
| 第二节 百戏观演空间 |
| 一、宗教活动观演空间 |
| 二、城市商业观演空间 |
| 三、皇家殿庭及水上观演空间 |
| 四、军营观演空间 |
| 第三节 百戏观演活动之运作 |
| 一、宫廷百戏观演 |
| 二、营利性的民间百戏演出 |
| 第四节 百戏观演商业化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古籍文献 |
| 二、今人着作 |
| 三、学位论文 |
| 四、期刊论文 |
| 附录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发表论文 |
| 致谢 |
（3）唐代字样学文献数种综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summary |
| 论文引用文献简称表 |
| 绪论 |
| 0.1 选题缘由 |
| 0.1.1 |
| 0.1.2 |
| 0.2 字样学定义 |
| 0.2.1 字样之定义 |
| 0.2.2 广义字样学与狭义字样学 |
| 0.2.3 字样学之特征 |
| 0.3 研究材料 |
| 0.4 研究方法 |
| 0.5 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1.1 字样学研究概述 |
| 1.1.1 大陆地区之字样学研究 |
| 1.1.2 台湾学者之字样学研究 |
| 1.1.3 国外字样学研究 |
| 1.2 字样书研究 |
| 1.2.1 《干禄字书》研究 |
| 1.2.2 《正名要录》研究 |
| 1.2.3 《时要字样》研究 |
| 1.2.4 《分毫字样》研究 |
| 1.2.5 《五经文字》研究 |
| 1.2.6 《九经字样》研究 |
| 1.3 唐代正字运动研究 |
| 1.4 小结 |
| 第二章 唐代字样学之发起——《颜氏字样》 |
| 2.1 《颜氏字样》的作者 |
| 2.2 《颜氏字样》的成书背景 |
| 2.3 《颜氏字样》的再发现 |
| 2.4 对《颜氏字样》的新认识 |
| 2.5 《颜氏字样》校理 |
| 2.6 小结 |
| 第三章 正字初期的重要文献——《正名要录》 |
| 3.1 《正名要录》简介 |
| 3.2 《正名要录》的作者 |
| 3.3 《正名要录》的体例及内容 |
| 3.3.1 《正名要录》第一部分 |
| 3.3.2 《正名要录》第二部分 |
| 3.3.3 《正名要录》第三部分 |
| 3.3.4 《正名要录》第四部分 |
| 3.3.5 《正名要录》第五部分 |
| 3.3.6 《正名要录》第六部分 |
| 3.4 《正名要录》对《颜氏字样》的继承 |
| 3.5 《正名要录》字例考订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借鉴韵书体例的字样书——《时要字样》 |
| 4.1 《时要字样》简介 |
| 4.2 《时要字样》解题 |
| 4.3 《时要字样》的撰写时代 |
| 4.4 《时要字样》的创新与问题 |
| 4.5 《时要字样》抄写情况考察 |
| 4.6 关於《时要字样》的体例研究 |
| 4.7 《时要字样》体例中的区别提示 |
| 4.7.1 组词提示 |
| 4.7.2 连用提示 |
| 4.7.3 同类提示 |
| 4.7.4 反义提示 |
| 4.7.5 属类提示 |
| 4.8 《时要字样》校理 |
| 4.9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被误读和忽视的字样书——《分毫字样》 |
| 5.1 关於《分毫字样》 |
| 5.2 《分毫字样》的成书时代 |
| 5.3 《分毫字样》的内容和体例 |
| 5.3.1 区别字义的草率 |
| 5.3.2 分化字用的个人主张 |
| 5.4 《分毫字样》校理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总结性字样书——《干禄字书》 |
| 6.1 《干禄字书》简介 |
| 6.2 《干禄字书》的作者 |
| 6.3 《干禄字书》对字样书的继承和发展 |
| 6.3.1 熔经典正字与社会正字於一炉 |
| 6.3.2 以四声为次 |
| 6.3.3 内容上的继承 |
| 6.3.4 体例上的继承 |
| 6.3.5 偏旁类推 |
| 6.4 《干禄字书》刻石 |
| 6.5 《干禄字书》校理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唐代正字运动之新认识 |
| 7.1 唐代正字运动的历史背景 |
| 7.2 正字运动的发起 |
| 7.3 分类正字警示 |
| 7.4 字样书的工具化 |
| 7.5 形近字辨析的单独提出 |
| 7.6 总结性字样书的出现 |
| 第八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论文字形表 |
| 附录二 |
| 《颜氏字样》 |
| 《正名》 |
| 《时要字样·S5731》 |
| 《时要字样·S6117》 |
| 《时要字样·S6208》 |
| 《时要字样·Дx02391A》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4）形式·力·情感 ——书法形式与情感表现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立论依据 |
| 三、研究现状 |
| 四、本文主要内容 |
| 五、研究目的和意义 |
| 六、研究方法和手段 |
| 第一章 传统情感观念及审美演变 |
| 第一节 儒家“节情”观 |
| 一、孔子对情的态度 |
| 二、孟子对情的态度 |
| 第二节 道家“无情”观 |
| 一、老子对情的态度 |
| 二、庄子对情的态度 |
| 第三节 屈骚“狂情”观 |
| 第四节 佛教“去情”观 |
| 第二章 书法形式与情感表现的中介：力 |
| 第一节 书法形式概念的内涵 |
| 一、梳辨书法“形式”概念的必要性 |
| 二、书法“形式”是不断变化的历时性范畴 |
| 三、代表性形式观念简述 |
| 第二节 传统书法情感理论特点及阐释空间 |
| 一、传统书法情感理论的特点 |
| 二、传统书法情感理论的阐释空间 |
| 第三节 书法形式表现情感的现代心理学阐释 |
| 一、代表性情感表现理论及其局限 |
| 二、格式塔心理学情感理论：“力”生“情” |
| 三、格式塔心理学在书法表情论中的适用性 |
| 第四节 书法形式因素中的力 |
| 一、笔法是力的作用 |
| 二、字法是力的架构关系 |
| 三、墨法体现轻重、引斥、进退诸力 |
| 四、章法是力群节奏化呈现 |
| 第三章 书法创作中情感影响形式生成 |
| 第一节 影响书法形式生成的四个维度 |
| 第二节 情感的定义、内涵与核心要素 |
| 一、西方情绪理论的发展与情绪的定义、核心内容 |
| 二、中国传统情感观念 |
| 第三节 书法情感生成原理与启动模式 |
| 一、书法情感生成基本原理 |
| 二、书法情感启动两种模式 |
| 第四节 书法情感在创作中的作用 |
| 一、创作论中“心”的含义 |
| 二、创作论中“手”的内容 |
| 三、心手关系 |
| 四、书法情感打破心手隔阂 |
| 第四章 书法欣赏中形式表现情感 |
| 第一节 五体书情感表现方式 |
| 一、笔法相异致五体书表情不同 |
| 二、字法相异致五体书表情不同 |
| 三、章法相异致五体书表情不同 |
| 四、墨法相异致五体书表情不同 |
| 第二节 形式表现情感的极致——狂草 |
| 一、狂草创作状态特点 |
| 二、狂草创作形式特点 |
| 三、狂草“形”省“情”存的视觉心理依据 |
| 四、狂草“情使形变”现象 |
| 第三节 书法形式与风格 |
| 一、传统书法风格理论的主体性与客体性 |
| 二、形式对于书法风格的影响 |
| 第五章 形式与情感的统一：书法创作模式举隅 |
| 第一节 “中和”式创作模式 |
| 一、“中和”观念渊源及内涵要求 |
| 二、“中和”创作模式的形式及情感特点 |
| 第二节 “狂狷”式创作模式 |
| 一、“狂狷”观念的审美内涵 |
| 二、“狂狷”创作模式的形式及情感特点 |
| 第三节 “以理御情”式创作模式 |
| 一、理学之“以理御情”创作模式 |
| 二、形式规律之“以理御情”创作模式 |
| 第四节 “无情”式创作模式 |
| 一、道家“无情”观对创作形式的影响 |
| 二、佛教“去情”观对创作形式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成果 |
| 致谢 |
（5）中国古代“艺术列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及研究意义 |
| 三、“艺术列传”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现状与主要论题 |
| 五、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古代“艺术列传”的内涵特征与流变形态 |
| 第一节 古代“艺术列传”的内涵特征 |
| 一、《晋书》“艺术列传”中“艺术”的特点 |
| 二、《北史》、《周书》与《隋书》之“艺术列传”的艺术内容 |
| 三、《魏书》“术艺列传”的艺术内涵及与“艺术列传”的关系 |
| 四、《清史稿》“艺术列传”的内涵与价值 |
| 第二节 古代“艺术”的概念与范围中的“艺术列传” |
| 一、“艺术列传”与“六艺”的关系 |
| 二、“艺术列传”与“五术”的关系 |
| 三、古代“艺”与“术”的关系 |
| 四、“艺术列传”与道术、玄学的关系 |
| 第三节 古代“艺术列传”的源流 |
| 一、“艺术列传”的形成渊源与特点 |
| 二、“艺术列传”的流变过程与形态 |
| 第四节 中国古代“艺术”的功能和演变 |
| 一、中国古代“艺术”的衍化特点 |
| 二、“艺术”之鉴与中国古代艺术的功能 |
| 三、魏晋南北朝隋唐艺术理论的演变及对后世影响 |
| 第二章 中国古代“艺术列传”与巫术、方术、方技(伎)的关系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巫术文化与“艺术列传”的关系 |
| 一、古代“艺术列传”中的巫术遗存 |
| 二、“艺术列传”与谶纬学的关系 |
| 第二节 “艺术列传”与古代方术、方技(伎)的关系 |
| 一、古代“艺术列传”中方术、方技(伎)的特点与价值 |
| 二、魏晋南北朝艺术史研究与方术、方技(伎)的“科学性”和“艺术性” |
| 第三节 方术、方技(伎)中的古代科技 |
| 一、“艺术列传”中古代科技的内容与价值 |
| 二、古代“艺术”和科技的结合 |
| 三、“艺术列传”与古代医艺关系的特征 |
| 第四节 古代书法、绘画、音乐与方术、方技(伎)的中间形态 |
| 一、书法艺术与方术、方技(伎) |
| 二、绘画(雕塑)艺术与方术、方技(伎) |
| 三、音乐艺术与方术、方技(伎) |
| 第三章 中国古代正史列传中的“艺术列传” |
| 第一节 正史列传与古代“艺术”的关系 |
| 一、古代“艺术”与正史之列传类别 |
| 二、正史类传与“艺术列传”和方术、方技(伎)列传的演变 |
| 三、正史列传的内容变化与古代“艺术”的演变特点 |
| 四、“艺术列传”之“消失”原因与古代艺术的“文人化”衍变 |
| 第二节 正史列传与古代“术艺之士”的关系 |
| 一、古代正史之“术艺之士”的渊源与衍化 |
| 二、魏晋南北朝隋唐正史之帝王、皇族中的“术艺之士” |
| 三、“艺术列传”与魏晋南北朝隋唐艺术的创造者 |
| 四、正史列传中“术艺之士”的“文人化”与“自娱”特性 |
| 第三节 正史列传中的“类传”与“艺术列传”的关系 |
| 一、正史类传之佞幸、恩幸、幸臣等列传中“艺术”的特点 |
| 二、“艺术列传”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隐逸列传”的关系 |
| 三、正史类传之儒家、儒林列传中“艺术”的特点 |
| 四、正史类传之文艺、文苑、文学列传中“艺术”的特点 |
| 第四节 正史之“艺术”与古代着史者的关系 |
| 一、正史列传与着史者的艺术观和立传标准的关系 |
| 二、魏晋南北朝隋唐正史之“艺术”与着史者的关系 |
| 第四章 中国古代艺术与“艺术列传”的关系 |
| 第一节 “艺术列传”与魏晋南北朝造物艺术的关系 |
| 一、“艺术列传”中的“艺术”与古代造物的关系 |
| 二、“艺术列传”与《考工记》的中国古代艺术学价值 |
| 三、魏晋南北朝隋唐造物艺术思想的特征 |
| 第二节 “艺术列传”中北朝书家的史学价值 |
| 一、南北书派论与“艺术列传”的关系 |
| 二、北朝书家的碑学价值 |
| 三、北朝书家与南朝书法的关系 |
| 第三节 “艺术列传”与魏晋南北朝音乐艺术的关系 |
| 一、“艺术列传”中的古代雅乐、俗乐和佛乐的特点 |
| 二、魏晋南北朝隋唐音乐艺术的演变特征 |
| 三、中国古代琵琶艺术与古琴艺术的关系 |
| 第四节 “艺术列传”与古代宫廷、文人“艺事”的关系 |
| 一、魏晋南北朝隋唐艺术机构的变迁 |
| 二、魏晋南北朝的围棋发展与“艺术列传”中的棋戏、博戏 |
| 三、“艺术列传”与文人“艺事”的关系 |
| 第五节 “艺术列传”与北朝佛教艺术的关系 |
| 一、“艺术列传”中北朝佛教建筑艺术记载的特点 |
| 二、北朝佛教书画艺术与“艺术列传”的关系 |
| 三、北朝佛教造像艺术的演变与“艺术列传”的关系 |
| 第五章 中国古代“艺术列传”的艺术学价值与文化意义 |
| 第一节 “艺术列传”在艺术文献学中的地位与价值 |
| 一、“艺术”文献的价值 |
| 二、“艺术列传”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 |
| 三、“艺术列传”在艺术文献学中的地位 |
| 第二节 “艺术列传”的中国古代艺术学价值 |
| 一、“艺术列传”在古代艺术学研究中的价值 |
| 二、古代艺术史学研究的“中国路径” |
| 第三节 中国古代“艺术列传”的文化意义 |
| 一、中国古代“艺术”的起源、发轫与演嬗的规律和特点 |
|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艺术列传”的文化意义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6）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现与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特殊性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第二章 两宋以前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三章 宋代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一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 一、着录体例的形成与确立 |
| 二、在定名与分类方面的贡献 |
| 三、以铭文为中心的断代研究 |
| 第四章 元明时期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五章 清代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一节 青铜器的新发现及其意义 |
| 第二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 一、清代前期 |
| 二、清代中期 |
| 三、清代后期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 一、着录书籍大量问世 |
| 二、书籍质量的提高 |
| 三、着录体例的进一步完善 |
| 四、定名与分类取得新成就 |
| 五、研究方法取得一定进步 |
| 第六章 民国时期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一节 青铜器的新发现及其意义 |
| 第二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 一、金石与史学研究者 |
| 二、受西方考古学影响的学者 |
| 三、外国学者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 一、“二重证据法”的提出 |
| 二、分期断代标准的创立 |
| 三、分国别研究的提出 |
| 四、类型学方法的初步运用 |
| 五、定名与分类研究的进展 |
| 六、综合性研究着作的出版 |
| 七、开始关注冶铸技术 |
| 第七章 20世纪50～70年代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一节 青铜器的新发现及其意义 |
| 第二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 一、古文字与史学研究者 |
| 二、考古学者 |
| 三、外国学者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 一、青铜器研究已成为考古学的分支 |
| 二、关注青铜器的起源问题 |
| 三、断代研究进一步科学化 |
| 四、类别研究有了新进展 |
| 五、研究青铜器与文明的关系 |
| 六、其他专题研究蓬勃开展 |
| 第八章 20世纪80年代～21世纪初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一节 青铜器的新发现及其意义 |
| 一、中原地区 |
| 二、西部地区 |
| 三、南方地区 |
| 四、北方地区 |
| 五、东部地区 |
| 第二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 一、各考古文博单位 |
| 二、高校研究群体 |
| 三、外国学者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 一、综合研究已成共识 |
| 二、分期断代研究方法更加缜密 |
| 三、分区系研究取得进步 |
| 四、类别研究更加细致而系统 |
| 五、工艺与铸造的研究蓬勃开展 |
| 六、青铜器与古代文明研究成果丰硕 |
| 第九章 青铜器研究的分期与基本特征 |
| 第一节 青铜器研究史的分期 |
| 一、萌芽期 |
| 二、雏形期 |
| 三、蜕变期 |
| 四、融合期 |
| 五、成熟期 |
| 第二节 青铜器研究的基本特征 |
| 一、研究对象的变化 |
| 二、研究群体的转变 |
| 三、研究方法的转变 |
| 四、青铜器的研究范式形成 |
| 余论 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对考古学、历史学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7）朱彝尊金石书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明末清初金石书法的发展状况及朱彝尊的价值意义 |
| 二、朱彝尊金石书法的研究现状与“金石书法”概念的说明 |
| 三、朱彝尊金石书法研究的内容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吾生亦好金石文”：交游访碑 |
| 第一节 行历万壑,碑碣寻访 |
| 一、山西寻碑,初见之喜 |
| 二、山东访碑,摩挲响拓 |
| 第二节 共好结纳,金石同契 |
| 一、与书法、篆刻家交游 |
| 二、与金石收藏家交游 |
| 三、与金石学家交游 |
| 第二章 “疑义相析穷其源”：碑帖考证 |
| 第一节 金石考证,与史互参 |
| 一、证史之谬 |
| 二、补史之阙 |
| 第二节 碑帖鉴别,始识源流 |
| 一、碑帖版本的考证 |
| 二、两件作品的源流变迁 |
| 第三节 金石考据,问题存疑 |
| 第三章 “古来金石各有宜”：书学思想 |
| 第一节 汉碑分类,三种风格 |
| 一、汉碑的两次分类 |
| 二、三种风格特征的美学内涵 |
| 第二节 风格品评,崇尚骨力 |
| 一、北朝碑刻：拙笔见古 |
| 二、唐代隶书：遒劲淳古 |
| 三、元明书风：中藏骨肋 |
| 第三节 诗话论书,补史未备 |
| 一、撷取“明初诗人擅书法者” |
| 二、对其他各阶层书家的品评 |
| 第四节 印章之学,继承创新 |
| 一、印章名实、材质论 |
| 二、印学思想 |
| 第四章 “逸态横生恣涂写”：书法创作 |
| 第一节 独擅隶书,飒然高柯 |
| 一、隶书创作的分期 |
| 二、隶书的取法与风格特征 |
| 第二节 各体兼能,气韵浑雅 |
| 一、行草书的创作 |
| 二、篆书、楷书的创作 |
| 第三节 朱门书法,后续传承 |
| 一、朱家后人 |
| 二、及门弟子 |
| 结语 |
| 附录 朱彝尊金石书法大事年表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8）屈万里解《书》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屈万里解《书》方法的学术史背景 |
| 二、屈万里研治《尚书》考述 |
| 三、后人对屈万里《尚书》解经方法的研究述评 |
| 四、论文研究方案 |
| 第一章 屈万里以经解《书》方法考辨 |
| 第一节 以本经解《书》 |
| 第二节 以他经解《书》 |
| 第二章 屈万里以出土文献解《书》方法考辨 |
| 第一节 以甲骨文解《书》 |
| 第二节 以金文解《书》 |
| 第三节 以石经解《书》 |
| 第四节 其它出土文献解《书》 |
| 第三章 屈万里以礼制、民俗解《书》方法考辨 |
| 第一节 以古礼、古制解《书》 |
| 第二节 以民俗解《书》 |
| 第四章 屈万里解《书》成果考述 |
| 第一节 考辨《尚书》文献真伪 |
| 第二节 考定《尚书》诸篇成书之年代 |
| 第三节 屈万里解《书》成果述评 |
| 结语 |
| 附录A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9）元代馆阁文人群体与书法复古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元代馆阁机构及馆阁文人群体的界定 |
| 二、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
| 三、研究现状述评 |
| 四、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元代以前馆阁文人群体及其在书法发展中的作用 |
| 第一节 汉代馆阁文人群体书法活动以及书法流派的形成 |
| 一、兰台、东观文人群体及其书法活动 |
| 二、鸿都文人群体及其书法活动 |
| 三、汉代馆阁文人群体书法流派的形成 |
|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馆阁文人群体及其书法活动 |
| 一、秘书监文人群体及其书法活动 |
| 二、其他馆阁文人群体及其书法 |
| 第三节 唐宋馆阁文人群体的书法典范作用 |
| 一、规范与典范——唐代馆阁文人正体书法 |
| 二、院体——唐宋馆阁文人的“规范化”行书 |
| 小结 |
| 第二章 元代馆阁设置、职能以及馆阁文人群体构成 |
| 第一节 元代馆阁机构设置及其职能 |
| 一、翰林国史院 |
| 二、集贤院（国子监） |
| 三、秘书监 |
| 四、奎章阁学士院 |
| 第二节 元代馆阁文人群体构成 |
| 一、职官构成 |
| 二、种族构成 |
| 三、社会网络 |
| 小结 |
| 第三章 元初北方馆阁文人群体书法复古先声 |
| 第一节 元初馆阁文人群体形成过程及其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元初馆阁文人与理学北传及其对元代书法的影响 |
| 一、元初馆阁文人与理学北传 |
| 二、理学北传对元代书法的影响 |
| 第三节 元初北方馆阁文人群体的书法复古实践 |
| 一、金元之际书法发展状况 |
| 二、元初北方馆阁文人群体书法的复古实践 |
| 第四节 复古思潮的理论先行者：元初馆阁文人书学思想探赜 |
| 一、郝经：理学思想影响下的“心法论” |
| 二、王恽：崇尚颜书与复古倾向 |
| 小结 |
| 第四章 元代中后期馆阁文人群体与书法复古思潮 |
| 第一节 帝王优渥与元代馆阁文人地位的确立 |
| 一、元代帝王的汉文化情结 |
| 二、元世祖对馆阁文人的礼遇 |
| 三、元仁宗对馆阁文人的优渥 |
| 四、元文宗对馆阁文人的宠信 |
| 第二节 元代中期馆阁文人南北融合与书法复古思潮兴起 |
| 第三节 从馆阁班首到书坛盟主——赵孟頫的书法复古思想与实践 |
| 第四节 奎章阁文人群体与书法复古思潮的延续 |
| 一、奎章阁文人群体对赵孟頫书法的解读与推重 |
| 二、“诸体兼善”与奎章阁文人群体的书法复古实践 |
| 小结 |
| 第五章 元代书法复古思潮相关问题之反思 |
| 第一节 颜真卿书风在元代书法复古思潮中的地位及影响 |
| 一、元代以前对颜真卿书法的评价 |
| 二、颜真卿书风在元代的影响和作用 |
| 第二节 元代书法尚“熟”现象探究 |
| 一、元代书法尚“熟”的理论渊源 |
| 二、元代书家对“熟”的提倡 |
| 第三节 元代以赵孟頫书法为典范的“伪复古” |
| 第六章 元代馆阁文人群体书法鉴藏活动中的复古思想及其作用 |
| 第一节 元代馆阁文人的书法鉴藏成就——以王恽、袁桷、柯九思为例 |
| 一、王恽 |
| 二、袁桷 |
| 三、柯九思 |
| 四、其他问题 |
| 第二节 元代馆阁文人书画鉴藏活动的作用与意义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元代馆阁任职人员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10）董仲舒《天人三策》中所见政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董仲舒研究相关重要古籍 |
| （二）近年来华人对董仲舒学说的研究 |
| （三）日本学者对董仲舒学说的研究 |
| （四）欧美学者有关董仲舒的研究 |
| 三、研究方法和重难点、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重难点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天人三策》之前汉代诸子政治思想 |
| 一、《天人三策》之前汉代诸子政治思想 |
| （一）陆贾 |
| （二）贾谊 |
| （三）叔孙通 |
| 二、小结 |
| 第二章 《天人三策》引孔子论说与《天人三策》的政治思想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天人三策》引孔子论说 |
| （一）《天人三策》第一策引《论语》 |
| （二）《天人三策》第二策引《论语》 |
| （三）《天人三策》第三策引《论语》与《孝经》 |
| 三、《天人三策》所见董仲舒政治思想 |
| （一）德政思想 |
| （二）教化思想 |
| （三）天人感应（灾异）思想 |
| （四）更化思想 |
| 四、小结 |
| （一）问题的回答 |
| （二）《天人三策》所见董氏思想 |
| 第三章 《天人三策》政治思想对汉代政治的影响 |
| 一、董仲舒刑罚思想的影响 |
| （一）“任德不任刑” |
| （二）“春秋决狱” |
| 二、董仲舒教化思想的影响 |
| （一）“立太学” |
| （二）“择吏民贤者，以给宿卫” |
| （三）“罢黜百家，表彰《六经》” |
| 三、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汉代琢玉机构一证（论文参考文献）
- [1]魏晋至隋唐琵琶文学研究[D]. 吴梦雅.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1(10)
- [2]唐代百戏演艺研究[D]. 张裕涵.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3]唐代字样学文献数种综合研究[D]. 张孟晋. 吉林大学, 2019(02)
- [4]形式·力·情感 ——书法形式与情感表现论[D]. 李泊潭. 南京艺术学院, 2019(01)
- [5]中国古代“艺术列传”研究[D]. 谢九生. 东南大学, 2018(05)
- [6]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现与研究史[D]. 黄薇.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7]朱彝尊金石书法研究[D]. 聂国强.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8(01)
- [8]屈万里解《书》方法研究[D]. 徐新强. 曲阜师范大学, 2018(02)
- [9]元代馆阁文人群体与书法复古思潮研究[D]. 张明. 吉林大学, 2017(03)
- [10]董仲舒《天人三策》中所见政治思想研究[D]. 秦奕. 河北师范大学, 201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