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对异族女性情感描写的倾向

一、金庸小说异族女性情爱描写的倾向性（论文文献综述）

王凡^[1]（2020）在《香港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明清小说的电影改编是我国名着电影改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创作不仅在内地电影的发展中结出了累累硕果,也于香港电影的演变进程中产生了诸多佳作。作为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香港影坛占据重要地位的制片公司,邵氏兄弟有限公司曾投资拍摄了多部依据明清小说改编的影片。本论文以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现象为研究对象,以文本细读、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对这一文化现象进行理论阐释。学界对于明清小说电影改编的研究多关注于内地及香港二十世纪80年代后的此类创作现象,而对以邵氏此类影片为代表的二十世纪80年代前的明清小说香港电影改编的研究则关注较少,本论题的探究可较好地弥补这一研究空白。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香港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这一论题的选题意义,并从明清小说的香港电影改编和邵氏电影两个层面对这一选题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同时也对邵氏电影的整体概况进行了简要的介绍。第一章主要论述了邵氏电影对于小说《三国演义》的改编。影片《貂蝉》将书中王允以计诛董卓的情节搬上银幕,在部分重构片中主人公的貂蝉命运轨迹时,彰显了她“公义为先”的形象,投射出主创者的女性意识与家国情怀。而影片《神通术与小霸王》在展现《三国演义》中孙策斩于吉的情节时,凸显了浓郁的武侠影像风格,并反映出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表征。两部影片虽类型、风格完全不同,但都折射出导演强烈的个人化印记,并在这一创作主体意识的影响下,彰显出对原着人物富于新意的改易与重塑。第二章主要探究了邵氏电影对于小说《水浒传》的改编。影片《阎惜姣》《潘金莲》运用戏曲化手段正面重塑了书中阎婆惜、潘金莲这类反面女性人物。而影片《武松》则在前二者的基础上进一步彰显了潘金莲的人性化色调,并突出了武松形象的传统人伦意味。与之相比,张彻导演的“水浒”电影在武侠影像书写中彰显了梁山人物的英雄侠义形象,淡化了他们形象的阴暗面。邵氏“水浒”题材影片浓墨重彩地描摹了原着人物,折射出影片主创者对于这些经典形象的特殊诠释。第三章主要探析了邵氏电影对于小说《红楼梦》的改编。影片《红楼梦》《金玉良缘红楼梦》都以“浓缩”与“节选”相融合的改编方式重点呈现了宝黛爱情悲剧,并突出了林黛玉的形象。而影片《红楼春梦》则对《红楼梦》原着的若干情节片段进行了情色化影像诠释。邵氏“红楼”影片对于原着小说的改编既体现了香港电影改编《红楼梦》的诸多特征,又反映了邵氏电影明清小说改编所受到的商业性规制。第四章主要论析了邵氏电影对于小说《聊斋志异》的改编。影片《倩女幽魂》强化了原着女性的艺术才情,彰显了原着男性的“家国情怀”。而影片《狐鬼嬉春》则在喜剧片的建构中对《聊斋志异》“才艺生情”模式进行了影像戏仿,并将传统劝诫意识灌注其中。邵氏“聊斋”题材影片不仅反映了影片主创者侧重对原着“才艺生情”模式的影像呈现及传统文化意识对于改编者的思想浸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聊斋》喜剧诠释的文化语境。第五章主要论述了邵氏电影对于《三侠五义》的改编。影片《七侠五义》《冲霄楼》较为生动地呈现了原着中白玉堂、展昭等侠士的形象,将与他们关涉的情节段落作为节选改编的主要对象,并有意强化了原着的悬念效果。张彻更是在《冲霄楼》中融入了他独有的武侠影像风格及对武侠精神的反思。此外,同为武侠片导演的刘家良在将《三侠五义》改编为影片《御猫三戏锦毛鼠》时,既尝试对其进行喜剧武侠片的改编,又表现出过犹不及的改编失当问题。三部影片都对原着进行了节选式改编,并注重对书中侠士形象的影像呈现,同时也在客观上以明清小说为载体,反映出邵氏武侠片的阶段性特征与演变进程。第六章主要论述了邵氏电影对于小说《西游记》《金瓶梅》《醒世恒言》的改编。邵氏《西游记》电影不仅强化了原着女性的负面色彩,还以影像画面含蓄展现了她们形象的官能性意趣。《金瓶双艳》《风流韵事》在呈现《金瓶梅》的过程中,突出了原着的道德劝诫意识,展现了原着女性的命运悲剧,艺术化呈现了原着的性内容,彰显了原着的世情色调。影片《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在将《醒世恒言》同名小说搬上银幕时,重构了原着的情节开端,强化了原着情节的戏剧性,并大量运用戏曲唱段来叙事表意,提升了影片的观赏性。第七章主要探析了邵氏电影对于明清小说人物、情节的改编方式以及电影商业性对于此艺术实践的多重影响。邵氏电影对于明清小说情节的改编主要采取了节选式、浓缩式及杂糅式这三种方式,明清小说人物在这类影片中呈现出武侠化、喜剧化、戏曲化等特征,同时也在一些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的塑造上体现出描摹复杂人性的创作趋向。这与原着小说自身的审美特点、电影商业性、影片主创者的主体意识等因素密不可分。电影的商业属性促使邵氏导演强化明清小说题材电影的情节戏剧性,突出暴力、情色元素,并将影片加以类型化整合,但同时又令片中人物更显扁平化。这些表现既是香港电影历来注重商业价值的某种映射,也是古典名着在现代传播历程中受到商业性浸染的鲜明注脚。第八章主要探讨了张彻与李翰祥这两位邵氏着名导演的明清小说改编创作。张彻在将《水浒传》《三国演义》拍摄成武侠片的过程中,将“阳刚电影美学”融注其中,突出了原着人物除暴安良、舍生取义的精神。李翰祥则将劝时警世的意识与对原着女性的现代理性审视灌注于明清小说的改编中。二人的创作主体意识与鲜明影像风格深刻影响了他们的明清小说改编创作,明清小说题材影片亦鲜明地映射出他们的电影“作者”意识。第九章以李翰祥与高罗佩为例论述了明清小说的电影再诠释与文学再诠释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二者既在复杂人性的描摹、传统文化的呈现及文化思辨意识的投射等方面体现出共通性,又在再诠释的具体对象、再诠释的媒介、再诠释中的“缩减”与“扩展”及文化增殖效应方面差异显着。艺术形象的固有差异、现代商业性及再诠释者自身因素都是产生差异的原因。对明清小说再诠释的各类方式、理念的探究有利于进一步厘清影响明清小说现代传播的各种因素,也有助于把握明清小说现代传播的内在基本规律。第十章主要从邵氏明清小说题材影片与内地同类题材影片的比较、与此后香港同类题材影片的比较及邵氏电影明清小说改编的历史地位、意义阐述了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创作对其后此类艺术实践的影响。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与其后香港电影的此类创作既在情节改编幅度、思想主题诠释、类型片整合等方面颇为相似,又在创作主体意识的突出与淡化、严肃主题与浮夸风格的对比中折射出差异性。这与创作理念的革新、商业意识的强化、不同的改编取向密切相关。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与二十世纪80年代中国内地的此类创作在原着某些主题的彰显、情节戏剧性的强化、视觉奇观的营造也同样十分相似,在原着情节改编、原着思想的诠释、类型片整合等方面则差异显着,这与电影创作语境、主创者的主体意识有着内在的关联。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对其后的此类创作实践有着重要的影响,并在明清小说电影改编史上占据着特殊的地位。结语对香港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进行整体归纳。邵氏电影中有关明清小说的改编实践在商业电影模式与古典名着改编的融合、改编拍摄技法的探索、改编创作中文化思辨的自觉等方面都为此后的明清小说电影改编乃至所有名着的电影改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富艺术经验。更为重要的是,邵氏电影的明清小说改编在同时期的内地、台湾此类创作相对荒疏之际,填补了当时华语电影此类创作的空白。可以说,明清小说的邵氏电影改编是明清小说影视改编史上的重要进程,也是明清小说现代传播的重要阶段。

乔培哲^[2]（2019）在《《说唐三传》中的樊梨花形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说唐三传》,又名《征西说唐三传》《异说后唐传三集薛丁山征西樊梨花全传》等,有十卷八十八回和九十九回两种,现存最早为清乾隆年间本,叙写了薛仁贵、薛丁山与樊梨花相继征西、及薛刚反唐之事。樊梨花虽为一名巾帼女子,却在作品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本文立足于作品文本,结合时代背景,以叙事学、女性主义等理论为指导,对樊梨花“女性”“女将”“番女”等多重身份及其背后的文化意蕴展开解读。首先,本文第一章结合相关历史材料,对其形象的真实性进行了探讨,补充论证了樊梨花形象系虚构,并通过对多部樊梨花相关文学作品的梳理,认为樊梨花这一形象系起源于《征西说唐三传》。接着,第二章针对樊梨花最本质的“女性”身份展开解读,认为樊梨花自主求姻等看似女性自主意识觉醒的行为,实际上仍是明清时期严苛封建礼教思想的窠臼遗留,叙述者主观上的叙事策略也对其形象塑造影响颇大。第三章则选择其“女将”身份对其所怀“高妙仙法”及立下的“赫赫战功”并进行阐释,指出神魔色彩在小说中的杂糅系明清之际小说商品化潮流及叙述者创作心理在作品中的投射。最后,第四章通过对其番女特征的分析,以叙事学中的空间理论及“华夷之辨”的民族观念为切入点,对其“番女”角色身份下文学及文化意蕴进行了剖析解读。

赵言山^[3]（2019）在《跨学科视域下的金庸小说中的疯狂形象研究》文中认为跨学科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部分,比其他研究方法更为广博和丰富,更有利于阐释文学文本的意义。将文学作为研究中心时,根据它的产生过程和发展演变,我们可以发现文学在不同层面上和多种事物有着紧密的联系,比如文学和意识形态,艺术以及文化之间都能够相互影响,在这些联系之中文学与其他学科也存在着交叉关系。本文将结合跨学科研究的方法,以金庸的十五部武侠小说中的疯狂形象为研究对象,参考中西方文学中的疯狂形象,引入疾病学理论,比较系统、全面的地探讨这些疯狂形象的塑造、表现特征和其具备的文学价值。文学作品中对于疾病的描写启迪我们,疾病是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人的身体与精神状态具有很密切的关系,而文学能够影响人类的精神世界。本文第一部分通过对中西方文献资料的梳理,结合疾病学和文学总结了疯狂的含义,并归纳概述了西方文学中疯狂形象的演变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疯狂形象的演变发展,发现文学作品中的疯狂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弗洛伊德、福柯等学者的影响,并有着其独特的历史话语和形态;第二部分结合金庸小说,对小说中的疯狂一词做出解释说明,并结合精神病学将人物塑造形象分为疯子形象、偏执狂形象和愚痴傻形象三类;第三部分通过分析金庸小说中疯狂人物的行为举止和言语措辞来阐述金庸笔下疯狂形象的行为、语言和情感三个方面的艺术特征,即行为的荒诞和暴力,语言的新奇和狂欢以及情感的直接流露。最后结合全面的分析,指出金庸塑造的这些身处边缘具有独特精神内涵的疯狂形象在审美价值上有着反抗之美、人性之美和悲剧之美,同时也具备着教育和文化上的现实意义。

刘飞^[4]（2019）在《金庸武侠小说中的身份认同》文中认为身份认同是人类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共同意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长期遭受殖民统治,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与母国产生了一定差异,这种差异将港人原本明晰的身份认同变得模糊。本文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对金庸武侠小说中的身份认同从政治、文化、文学三个方面表现出的不同现象进行分析,对其中身份认同的表现进行总结,以期指出当时港人身份认同的迷茫在金庸作品中的体现,并寻找金庸武侠小说中展现出的身份认同立场以及对今人的启迪。论文共分为五个部分。引言部分主要介绍论题提出的意义、对于论文中使用的部分概念的解析、定义以及文献综述。第一章政治身份的迷茫。从漂泊四海的英雄、“寻父”的现象、政治统治者的选择、谁是正统的困惑、以及个人记忆、集体记忆等方面来具体阐述从“国家/民族”、“政治团体”等方面体现出来的政治身份认同在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体现,并对具体现象进行分析,从中发现金庸对于政治身份认同一方面坚定“中华儿女”的立场,而另一方面又有着对政治身份认同合理性的怀疑与困惑。第二章文化身份的建构。从文化身份认同的角度来分析金庸对自己在作品中所需展现的文化内涵的自觉选择以及背后的心理动因等。从身份认同的角度分析金庸武侠小说中表现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观、成长观、文人精神以及侠客文化等方面来探讨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身份,认识到金庸对于中国文化身份的坚守,以及通过传统文化失忆的现象表达出的对当时社会文化的忧思。第三章文学传统中的认同。从金庸武侠小说内部入手,着重分析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体式、叙事风格、意象使用、修辞手法等,指出金庸武侠小说对于中国传统小说在创作手法上的继承,指出金庸对于中国文学传统的自觉定位与选择。通过分析金庸武侠小说中使用的传统小说创作技法,从文学创作内部考察金庸武侠小说的中国传统文学的身份。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和梳理,对金庸武侠小说的身份认同进行总结。并指出在全球化汹涌的大潮之下,我们面临的身份认同的危机其根源在于我们对于本民族文化理解的肤浅与挖掘深度的欠缺,唯有根植于本民族文化才有希望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并进一步对世界文学、文化产生影响。

严艺^[5]（2016）在《金庸武侠小说边疆叙事美学研究》文中指出有关金庸武侠小说的研究已有很多,但大多数从文化内涵、思想主题、性别意识以及文学史建构等角度着手分析,而较少有学者从“边疆”这一视角进行研究。有的只是对边疆地区的某一单独现象进行分析,或者对边疆地区某一现象的分析,却无意识把其归属于边疆。而本文主要从整体上以“边疆”这一视角切入文本,着重关注金庸先生对边疆地区物、事、人的书写方式,以望对其中的边疆叙事策略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本文第一章为绪论,简要地对金庸小说中有关边疆的研究状况进行一定梳理,并指出本文的研究意义与目的。此外,对本文边疆叙事中的“边疆”进行界定。正文分为三部分,第二章主要分析了金庸对边疆的异域化书写,集中于边疆的异域风光,包括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分别体现出平实性、跳跃性与陌生化、神秘化、诗意化的书写特征。所谓平实,指的是作者笔下的边疆自然风光既让人有着神秘的想象,但其平易朴实的书写方式又让人感受到一种真实的基底;而跳跃性主要指边疆某一自然风光往往被划分为前后有着强烈反差的两部分,由恶劣到优美、由狭窄到广阔等;这给读者带来一种奇中见真、真中见奇的审美感受。而边疆还呈现出一系列陌生而神秘的风土人情,包括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以及行为模式等多个方面,相比于中原人文景观,作者对其进行了相对“陌生化”、“神秘化”的审美营构,但这却是作者眼中的一片诗意之地。总之,在对边疆异域化的书写中,大体上呈现出一种审美化叙事倾向,而这与作者的现实处境不无关系。第三章主要分析了金庸在边疆书写中所呈现出的传奇化倾向,这是边疆审美化叙事中的另一特殊表现形式。正是缘于对边疆的审美化想象,边疆的传奇色彩才越加浓厚,进而突破日常生活局限,并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与阅读期待,最终在精神层面上实现审美,从而使其生命境界得以不断提升与扩展。这主要集中在边疆主人公的成长经历传奇、边疆“异人”传奇以及边疆动、植物传奇三个方面。小说中大多数主人公的成长奇遇、大难不死的人生转折以及最后的归隐结局,都共同发生在边疆,这极大地丰富了主人公人生的传奇色彩。而边疆“异人”以其自身的奇特外貌、怪异行为、诡秘武功以及古怪性格,为读者呈现出了一幅相对“异质化”的异域图景,进而加深了边疆的神秘与传奇之感。边疆动、植物则以其神奇的毒效、药效以及灵性特征,与小说人物、小说情节的发展共同建构起边疆地区的传奇色彩,以营造出一个更为深远的文学想象与文学表现空间。同样,在这传奇化想象中也蕴含着作者对中、边问题的现实性省思。第四章则主要从金庸对边疆的理想化书写着手分析,这是边疆审美化叙事中的突出表现,集中体现在对边疆女子、边疆英雄与边疆“坏人”三类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大都寄予着作者的美好理想。相比于中原女子,其中的边疆女子神秘而美好,真诚而自由;边疆英雄则是众多英雄中的“完美”式表达,以望在现实缺失中得到一种替代性满足;而边疆“坏人”虽因标签化的身份特征强化了“坏人”的固有印象,但好坏同存的复合式书写却有意对其人性深处的闪光点放大化。在这美好的想象世界中,既让读者获得了一种轻松愉悦的审美体验,又能体会到作者使命的崇高。结语,金庸小说中的边疆书写,更多的是想象中边疆,而非真实性边疆。并且,在这想象中所呈现出的审美化叙事倾向,让作品本身达到了一定的美学效果。然而,这所要解释、说明或者论证的都是作者对其自身时代与自身环境的关注,并传达出一种对现实的深切关怀。因此,小说中对边疆环境、边疆传奇以及边疆人物的书写,并不是一种单向度的书写,而是在这具有强烈的艺术张力中达到一种真实性的美学效果。

沈穷竹^[6]（2016）在《袍哥文化与四川现代小说研究 ——以李劼人、沙汀小说为中心》文中提出袍哥是在清代四川特殊病态社会历史语境之下诞生的以底层游民群体为主的互助自保组织,历经了从诞生到发展,再到勃兴、蜕变几个历史阶段。从其表现出的趋向与特征来看,也应该具有文化的特质与内涵。笔者认为,袍哥文化是在一定的地域和群体当中产生,并逐步形成为一种和主流文化同源却又相异甚至对立的地域性的亚文化系统。概括起来说,袍哥文化即是一种涵盖面大流传广的民间地域性亚文化体系。它既是传统文化、民间文化因素的复合体,也是游民意识、帮会文化、江湖文化、土匪文化各文化因素的杂糅。正因如此,袍哥文化也相应呈现出其复杂性的一面：既有历史的正义性、进步性（比如侠义精神、斗争精神、反叛意识,代表了底层人民朴素的民间伦理观念和阶级意识）的正面价值体现的一面,同时也有其局限性（落后性）和反动性（比如经济上的依赖性和掠夺性）的负面价值体现的一面。历史证明,在近现代四川的社会历史当中,袍哥文化的这种正反两方面的价值效应,无时无刻不在深刻地影响着四川社会生活的全部,模塑着四川人的道德观念、思维模式、价值理念与性格心理,改变着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故而,在日渐重视区域文化研究的当今学界,作为巴蜀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袍哥文化,也应该有值得我们去关注与探究的必要。在文学的四川,身处近现代传统文化、地域文化、西方异质文化激烈碰撞、交融中的文学川军,普遍被赋予了较强烈的本土文化意识,以一种或热烈,或冷静的姿态回望乡土,去关注,去审视故乡的乡土文化。并纷纷把笔端投向了自己更为熟悉的家乡,或赞美、讴歌,或批判、控诉,把在袍哥文化、巴蜀生态下的四川社会作为他们深度开掘的艺术领地,不遗余力地去挖掘其背后隐藏的原始生命强力,去展现四川人民反抗、叛逆的群体个性和强者崇拜的社会心理,去呈现巴蜀地域独特的社会世情与民俗风尚；致力于对宗法四川乡镇社会的罪恶、黑暗与腐朽、没落进行全方位展示和深度地揭露与批判,从而给读者呈现出一个真实的由袍哥、军阀、土匪、官僚、地主甚至洋教势力交织控制的四川袍哥生态社会。由此体现出他们对于巴蜀文化（这里主要是指袍哥文化）的一种普遍理解、接受和在此基础上的自我创化,带来了四川现代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不但由此丰富了我们对于袍哥文化的认知和体认,同时还以他们不菲的创作实绩,为四川现代文学乃至中国现代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确立了他们在四川现代文学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体现出了巴蜀地域文学的独异文学价值与风采。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学界对于四川现代文学的关注虽历时已久,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从巴蜀地域文化视角去探究四川文学,还远远不够,成果也不算丰厚。从巴蜀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袍哥文化入手,来考察文本生成背后丰富的文化背景以及作家创作的文化生成机制,去了解文化与作家、文化与文本之间更深层次的关联,更是严重缺乏,只见于篇章涉及与零星的单篇论文,不但不够全面,而且在深度上也有所欠缺。本论文所做的尝试即是选取袍哥文化这一具有鲜明地域和时代特征的文化形态为切入口,选取最能代表时代特征和创作实绩的小说这样一种文学体式,以此来探讨四川现代文学的生成机制与历史价值。并以李劫人与沙汀及其小说作品为研究重点,试图去厘清文化与作家、作品之间的密切关联；去勾勒袍哥文化独异的文化特质与文化传统对四川现代小说作家文化个性、性格心理、道德意识、价值观念、审美情趣、艺术风格的模塑与建构；去呈现他们小说文本中蕴含的文化信息与精神内涵。本论文共分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正文部分由四章组成。第一章梳理了袍哥组织的源流、称谓由来、组织形态、历史衍进以及社会影响,阐述了四川袍哥社会的形成及其特征。重点概括了袍哥文化的概念,并把袍哥文化的基本精神内涵概括为四个方面：“义气为先”、反抗精神、民族意识、“丛林法则”下的强者崇拜。第二章探索了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交融时期四川现代小说作家的文化心理接受。重点探讨他们对于袍哥文化的接受与创化,致力于寻找他们的创作与袍哥文化之间的契合点,探讨地域文化资源向作家个人资源的转化。分别从袍哥精神、强者崇拜、袍哥民俗风尚等几个方面来阐述了袍哥文化在他们文本中的具体呈现,从而概括出在袍哥文化语境下的四川现代小说的历史价值与地位。第三章探讨了李劫人及其创作与袍哥文化之间的关联。重点探究了袍哥文化既有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对李劫人个性心理、性格气质、思维方式和文化品性、文学思想的模塑与儒化。选择李劫人富有代表性的“大河小说”来阐述了袍哥文化基本内涵在文本中的具体呈现。重点探究了袍哥文化对四川现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尤其是李劫人笔下三个女性形象（蔡大嫂、伍大嫂、黄澜生太太）行为模式、个性心理、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影响及其表现。第四章梳理了沙汀与袍哥之间的历史渊源,探讨了袍哥生活体验及袍哥文化与其选择文学表述的关联,阐明了袍哥背景及故乡安县浓厚的袍哥文化语境对沙汀走上文学道路的影响。分别从乡土书写的自觉确立与讽刺艺术的自然运用两个方面重点阐述了袍哥文化对沙汀小说创作个性形成的影响。从“强者崇拜”的社会文化心理、乡镇社会的罪恶根源两方面概括了袍哥文化精神内涵在其“乡镇小说”中的真实再现与负面文化价值的体现。

张丽^[7]（2013）在《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论金庸武侠小说爱情抒写特征》文中研究指明金庸是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从1955年第一篇武侠小说问世，到1975年“封笔”金庸共创作了十五部武侠小说。在这十五部武侠小说中，不仅有波澜壮阔的政治画卷，荡气回肠的英雄侠义，出神入化的绝世武功，更有精彩粉呈、引人入胜的爱情人物和故事。爱情是人类永远的话题，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几乎囊括了人世间各种各样的爱情模式和离奇的爱情片段，令人回味无穷，生出了无数的遐想和一种对爱情的神往。甚至有人说金庸的小说只不过是披着武侠小说的外衣，是一种变形的爱情小说。台湾作家三毛就曾说：“我曾对金庸先生说，你岂只是写武侠小说呢？你写的包含了人类最大的，古往今来最不能解决的，使人类可以上天堂也可以下地狱的一个字，也就是‘情’字。”1经过对金庸15部武侠小说的文本细读，笔者发现了金庸的武侠小说中的爱情描写有着明显徘徊于传统及现代之间的特征。本文通过两部分来探索金庸武侠作品的这种独特风格和鲜明个性，第一部分论述传统爱情观念与现代爱情观念的融合之美，包括传统的一男多女与现代的一夫一妻制的融合；传统的父母之命与现代的两情相悦的兼顾；传统的郎才女貌与现代女子才貌相双全的审美；传统男女授受不亲与现代爱情先性后爱的结合。第二部分论述传统爱情观念与现代爱情观念的冲突之憾，包括传统的宿命结局对现代爱我所爱的否定；传统的男强女弱模式与现代的人格平等的对立；传统的贤妻良母身份与现代的事业女性的角色冲突；传统的身与心从一而终对现代的梅开二度的限制。金庸武侠小说中抒写爱情的这种徘徊在传统与现代的特征，其根源是金庸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同时也接受了西方的现代独立精神的传播，更是金庸情感经历的一种展现。在金庸笔下的情爱世界里，无论爱情成功也好，失败也罢，我们仍然感激金庸先生，正因为有他，我们才能深谙情中滋味；正因为他非凡的笔力，我们才能深切地感受到金庸先生对人生那独特而深沉的领悟；正因为有他的笔下的情爱世界，我们才能在现代浮躁的社会生活中有一剂爱情清新剂，让现代人依然保有对爱情的美好理想，也提醒现代人树立纯洁的爱情观念，对待爱情态度要认真，要有相互忠贞的道德观，同时坚持独立自信的人格。

徐文明^[8]（2010）在《论华语电影中的清代历史表述、想象与意义生产》文中研究表明在华语电影发展历史中,华语电影工作者创作了大量的清代题材影片。这些影片讲述了发生在清代的历史、故事,也在其中传递了关于历史的想象与意义生产。本论文以华语电影中的清代历史表述、想象与意义生产为论题,以电影史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视角,运用较多的历史史料,并采用类型研究、文本个案研究、比较研究及观众研究、接受美学等方法,从历史与文化的视角审视了华语电影清代历史表述的多元风貌。论文总体上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梳理了历史语境中的华语电影清代题材电影创作流变,将华语电影中清代影片创作分成求索期（1920—1949）、三地发展期（1949—1980）、融合发展期（1980—2010）三个阶段,探讨了各自阶段内的发展演变轨迹,指出清代题材电影随着时代演进而不断发展的事实。论文第二章选择了语境式个案研究的视角,以大陆“十七年”时期的代表性电影《武训传》与《宋景诗》等影片为例,详细分析了在大陆“十七年”时期,大陆电影历史表述的政治倾向与电影中清代历史表述面临的困境。强调了在这些影片的生产中,因特定的政治指向而导致影片影像清代历史表述中的“阶级斗争”意义生产的着力凸现。彰显了特定历史时期内,大陆电影清代历史表述被纳入主流意识形态生产的话语表述体系之中,并服务于当时阶级斗争主题的尴尬处境。论文第三章主要讲述了华语电影清代历史表述中如何彰显“创伤记忆”,并在其中凸现诸如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气节、政治合法性等社会意义的策略与倾向。本章分析中,使用了一些比较研究的方法,并较多使用了相关史料,展现了华语电影清代历史表述如何与社会文化心理之间实现沟通,充分利用大众的社会文化心理,通过凸现灾难意象、双重他者、死亡、不屈的女性、民间小人物与英雄主义,在调动广大电影观众对清代历史的“创伤记忆”的同时,借此传递积极的社会文化意义。本章中还以1980年创作的影片《辛亥双十》为例,着重分析了台湾电影如何借助清代历史表述中的“创伤记忆”及1911年武昌起义历程的表述,将清代历史表述与中华民国的建立实现对接,并经由对清末革命起义胜利的彰显,凸现台湾所承继的中华民国的“政治合法性”的历史话语表述策略。论文第四章以较丰富的史料和文本分析,采用类型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论述、分析了在华语电影清代历史表述中,创作者如何从正史与野史（特别是野史）中获得创作素材,并采用类型化的包装与叙事技巧,将华语电影的清代历史故事以一种不乏想象化的与商业性的通俗化运作方式,融入广大海内外华人的大众娱乐版图,使其展现出比较明显的商业性与通俗性,在对历史的想象与表述中凸现出其商业诉求。论文第五章则主要从华语电影清代历史表述和观众的关系入手,剖析了华语电影历史表述所受到的多重因素影响,从电影的接受与传播角度强调了广大华人电影观众对华语电影清代历史表述的影响。展现了华语电影经由清代历史表述参与广大华人观众民族认同观念构建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王姝^[9]（2009）在《从“作家无意识创作”论谈金庸作品的情爱观》文中研究表明弗洛伊德的"作家无意识创作"是二十世纪文艺批评理论一个重要的观点,它通过分析作家的创作心理,揭示出作家创作的源动力。金庸在其武侠小说中塑造了众多温柔可爱、对爱情执着追求的女子形象和缠绵哀婉的爱情。联系金庸的情爱之路,可以看到其作品正是弗洛伊德关于"作家潜意识"创作的体现。

张凝^[10]（2009）在《金庸小说复仇主题的西洋化进程》文中研究表明金庸小说是二十世纪华文文学中,影响力和影响范围最为广泛的类型之一。原本难以登上大雅之堂的武侠小说,通过金庸的改造,取得了巨大成功。金庸作品到底具有怎样的特色和突破,在文学上具有怎样的价值,学界已经开展了近二十年的讨论。本文主要是使用主题学的一些方法,从复仇模式的角度入手,来分析金庸小说受到西洋文学影响的轨迹。复仇是文学中的重要母题。中西方的复仇观念上,存在着重大的差异。而快意恩仇则是中国历史上血亲复仇传统在文学上的投射。随着社会的发展,新派武侠小说中,对此已经开始了质疑和否定。金庸小说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否定的力度。他突破了传统武侠小说中复仇模式的“俗套”,重构了以个体爱情冲突为核心的复仇体系。从家族复仇转向个人复仇,从简单肯定复仇的正义性转向承认多元的可能,成为金庸小说西洋化的关键环节。

二、金庸小说异族女性情爱描写的倾向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金庸小说异族女性情爱描写的倾向性（论文提纲范文）

（1）香港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说唐三传》中的樊梨花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跨学科视域下的金庸小说中的疯狂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金庸武侠小说中的身份认同（论文提纲范文）

（5）金庸武侠小说边疆叙事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袍哥文化与四川现代小说研究 ——以李劼人、沙汀小说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7）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论金庸武侠小说爱情抒写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8）论华语电影中的清代历史表述、想象与意义生产（论文提纲范文）

（10）金庸小说复仇主题的西洋化进程（论文提纲范文）

四、金庸小说异族女性情爱描写的倾向性（论文参考文献）

• [1]香港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研究[D]. 王凡.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2]《说唐三传》中的樊梨花形象研究[D]. 乔培哲. 大连外国语大学, 2019(07)
• [3]跨学科视域下的金庸小说中的疯狂形象研究[D]. 赵言山. 伊犁师范大学, 2019(07)
• [4]金庸武侠小说中的身份认同[D]. 刘飞. 海南师范大学, 2019(01)
• [5]金庸武侠小说边疆叙事美学研究[D]. 严艺. 西南大学, 2016(02)
• [6]袍哥文化与四川现代小说研究 ——以李劼人、沙汀小说为中心[D]. 沈穷竹. 苏州大学, 2016(11)
• [7]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论金庸武侠小说爱情抒写特征[D]. 张丽. 河南大学, 2013(02)
• [8]论华语电影中的清代历史表述、想象与意义生产[D]. 徐文明. 上海大学, 2010(03)
• [9]从“作家无意识创作”论谈金庸作品的情爱观[J]. 王姝. 学理论, 2009(30)
• [10]金庸小说复仇主题的西洋化进程[D]. 张凝. 福建师范大学, 20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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