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武汉经济协作区政协文史工作协作会第六次会议略记（论文文献综述）
郑容坤[1]（2021）在《闽南民间信仰的社会治理支持功能研究》文中认为
苏杰[2]（2020）在《中国特色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研究》文中认为对口援藏、对口援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类型。如果以1979年全国边防工作会议正式确立改革开放时期全国性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为开端,迄今为止该政策已经走过40余年的发展历程,其中以1994年正式启动的对口援藏、1996年正式启动的对口援疆工作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纵观整个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理论和实践不难发现:它是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缩小民族与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途径之一,一直是我国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法制、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工作力度不断加大的同时也受到学界和社会上的一些质疑和批评,需要从学理层面对该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支撑、基本内涵、实施绩效等问题进行研究并给予必要的辨析与澄清。全面、科学、系统地认识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是当前我国民族理论界和实际民族工作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为理论工具,在对有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以及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实施情况进行考察基础上,通过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学科的研究视角,同时借鉴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在“理论——政策——实践”的分析框架下,首先从区域协调发展、政府间关系、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两个共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相关理论的源头去认识和考察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理论支撑,进而结合对口援藏、对口援疆等典型案例的分析,对其基本内涵以及实践过程等进行全面论述,并提出如何坚持、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思考和建议。总体上力图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从理论层面回答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支撑是什么?二是从政策层面回答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基本内涵、制定背景与原因、典型特征及其与民族法规建设、民族关系发展的内在联系是什么?三是从实践层面回答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发展过程、经验与挑战以及如何推进政策的完善和创新等方面的问题。文章主要由七章构成。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对选题缘由与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范围思路与方法、重点难点与可能的创新之处等进行分析。第二章为理论阐释,主要包括对口支援概念界定、类型划分、基本属性、理论支撑等。第三章为政策内涵分析,主要包括政策文本内容、政策工具使用、价值取向、制定背景与原因、典型特征等。第四章主要围绕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法规建设、民族关系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论述。第五、六章为实践检视,从当代中国民族工作实践的角度分析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沿革、实践经验与挑战,提出坚持、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思考和建议。第七章为结语,提出本文的初步研究结论,阐述关于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中国特色”的认识,指出研究不足之处以及可以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研究方向。本文认为,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立场出发,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是基于国家责任和情感道义的兄弟民族之间互帮互助与互惠互利相结合的制度机制。守望相助、命运相依是大家庭的“家规”,在经济生活方面给予特别扶持、在文化生活方面给予特别尊重,在社会生活等方面给予特别照顾,是大家庭的“家教”。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集中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体现了“四海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传统观念下中华民族互帮互助、团结协作的民族精神和优良传统,是在我国独特的政治文化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国情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一项重要宏观民族政策。同时该政策也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广泛运用于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等其它经济战略或政策措施中,在党和国家民族政策体系中共同构成一个政策主体相同、政策目标相近、政策效果相辅相成的特色政策群,成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呈现出鲜明的理论特色、制度特色、道路特色与实践特色。坚持、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必须讲两分法、两点论,正确处理好“输血”与“造血”、硬件与软件、物质与精神、供给与需求、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交钥匙”与“交支票”、“见物”与“见人”、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对口支援与互利合作等十个方面的重要关系问题。
王海荣[3]（2019）在《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城市作为一个人口聚集性生存的空间存在,其空间本身不再被看成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的、静止的容器,而是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建构性的力量,影响着社会关系、利益结构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变化。它在扩张、更新、重组,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速流动和剧烈变化;它背后有国家/政府的主导、市场的作用、社会力量的参与,各种利益主体围绕空间资源在互相博弈。空间反映着国家与城市中不同社会主体间的权力关系,同时,空间的边界规定着城市与国家的关系;空间是实现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同时,城市问题愈来愈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国家要在有界空间范围内促进城市空间发展,服务于国家建设的政治目的,同时,也要解决城市空间问题可能引发的空间社会抗争。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诉诸城市空间治理,防范和化解城市化进程中的风险与危机,协调多元空间利益群体间的矛盾与冲突,维持国家的一体化发展与社会秩序稳定。本文以空间理论和城市政治理论为理论资源,梳理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历史变迁,从城市空间治理背后的政治意义和所要面对的城市空间问题两个方面回答为什么要进行城市空间治理,继而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城市空间生产与治理上的表现和具体化。解释这种体制是如何在推行非均衡空间发展战略的情况下,维持了中国城市经济的增长和城市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以及它本身在城市空间生产和治理过程中面临的现实挑战,最后试图提出推进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路径。本研究认为,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和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是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逻辑起点。城市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战略空间。对于中国而言,在超大规模的地域范围内,在多元民族、区域、文化、阶层的社会结构中推进现代化进程,空间是国家实现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国家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特定的战略需要,有选择性地干预地理空间,介入城市空间生产,促进城市空间治理转型与变迁,进而引发了不同的空间效应和结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内容从巩固新生政权、促进经济增长、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转变,城市空间生产经历了从强调空间控制、空间商品化、突出空间公共性质向空间多重属性全面发展的转变,城市空间治理模式经历了管理型地方政府、经营型地方政府、服务型地方政府向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地方政府的方向转变。空间始终内在于整个国家治理和城市治理过程之中,与国家建设联系在一起,对于维持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是,城市空间治理的内在矛盾也带来了空间难题,城市问题愈来愈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且差异化特征明显。这体现为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各个层面的一种叠加式的城市空间结构问题,而由此引发的空间社会抗争使城市内部面临失序、分裂和碎片化的风险,使国家的合法性和社会整体的稳定性受到严重挑战。现实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凸显了城市治理的空间维度。本研究认为,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和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是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城市层面上的体现,也是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单一制国家决定了它通过城市空间治理既要实现现代国家建设的目标又要解决城市空间问题。从本质上看,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是党运用国家权力并动用地方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在城市空间生产层面促进国家建设和城市发展,并解决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城市空间问题的过程。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在权力结构维度上,包括党的领导、中央与地方的府际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与市场和社会关系;在空间生产维度上,包括这种体制对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重属性的生产。国家与城市中的不同权力主体介入城市空间生产形塑着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模式。但是,不同治理主体空间生产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失衡也是引发城市空间问题的根源。党和国家追求对城市空间生产的控制与秩序,以维护政治的合法性;市场参与者通过开发、建设、运营各种生产性和消费性空间,实现资本的增值;城市中的广大市民则试图维护具有使用价值的日常生活空间。城市空间治理体制既是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动力机制又引发了城市空间问题,既是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内在逻辑的反映,又构成了城市空间治理的现实挑战。面对城市空间治理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城市空间问题,我们应当从权力结构和空间生产的维度上探索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路径。在权力结构维度上,协调和理顺多元空间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即,加强党对城市空间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中央对地方的宏观统筹与引导、加强政府对市场的规范和引导、加强政府对社会的培育与引导。在空间生产维度上,推进城市空间多重属性的全面发展。即,在城市经济空间生产上坚持科学与创新、在城市政治空间生产上注重包容与协商、在城市社会空间生产上秉持公平与共享、在城市文化空间生产上突出特色与传承、在城市生态空间生产上强调绿色与低碳。
贾璐阳[4]（2016）在《空间重构与功能重塑：1958年江苏省十县划入上海市及其对上海城市发展的影响》文中提出在一个国家内部,行政区划规定着城市发展最基本的物质条件,所以,大规模的行政区划调整对于城市发展的影响至深至远。1958年国务院将江苏省的上海县、嘉定县、松江县、金山县、宝山县、青浦县、奉贤县、南汇县、川沙县、崇明县共十县划入上海市,是上海市城市发展过程中颇为关键的一次行政区划调整,不仅奠定了当今上海市的辖域版图,也对上海市的城市空间重构和城市功能重塑产生了巨大且深远的影响。正因如此,在研究当代上海的问题时很有必要对这一区划调整事件进行深入细致地探讨。首先,这一区划调整以五十年代中期国内政策调整为背景。五十年代中期,国际形势渐趋缓和,国内形势也根本好转,于是中央重新调整国内发展政策,其中有比较关键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央开始重视科学技术工作,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事业；另一方面,中央调整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提出要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基地,以更好地促进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对于上海市,中央放弃限制发展的政策,要求上海既要充分利用其知识分子、科研机构集中的条件努力推动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又要充分利用其工业潜力,合理发展,将上海建设成为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基地。按照中央的指示,上海市委制定“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工业建设方针,先后提出将上海建设成为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基地的目标。但是,上海市拥挤、狭小的辖域,无法满足两个基地的建设需要,同时,人口规模持续膨胀和副食品供应捉襟见肘也成为制约上海市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为了确保工业和科学技术建设,并解决人口和副食品问题,上海市亟须通过行政区划调整获得额外的空间补充。其次,实现这一区划调整的过程比较曲折,在经过长期的酝酿、协商后,才于1958年最终落实。自建国伊始,关于上海市与周边地区的行政区划调整早有讨论,且小范围的区划调整也时有进行,但由于中央限制沿海地区发展的政策,上海市的行政区域难以得到大规模的拓展,生产和建设都在狭小拥挤的市域内艰难进行。“一五”计划后半期,中央调整政策,着意发展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城市,上海工业得到很大发展。为了满足上海工业发展的空间需要,尤其是布置部属大型工业企业的需要,1956年上海局正式向中央提出将江苏省十县划入上海市。此后,随着副食品短缺问题的加剧以及上海市区人口规模的再度膨胀,在中央的支持下上海市积极与江苏省协商,最终在1958年1月率先将上海县、嘉定县和松江县三县划入,尔后在1958年11月将其余七县划入。最后,这一区划调整在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对上海市的城市空间重构和城市功能重塑产生极大影响。十县辖域面积广阔,划入后郊县面积大为拓展,改变了上海市原来“大城市,小郊区”的城市空间结构。并且,城市空间的重构促进了六十年代上海市城市功能的重塑。在解放初期,上海市的城市功能主要在于改造城市性质、挖掘生产潜力并支援内地建设。到五十年代中期,中央重新调整上海市的功能定位,确定建设工业基地和建设科学技术基地是上海市最为核心的城市功能。而十县的划入对上海市两个基地的建设具有关键性意义：第一,新增的辖域为上海市提供了充足的建设空间,使上海市可以调整工业和科研机构布局,促进行业、产业协作,并通过新建和扩建大型工业企业和重要的研究机构、大学和学院等,直接服务于两个基地的建设；第二,新增的辖域为上海市向郊区疏散市区人口带来契机,尽管在短期内人口疏散的效果不甚明显,但是从目前上海市人口分布的形势来看,十县的划入对于减轻上海市旧有市区的人口压力作用十分显着；第三,新增的郊县地区多以农业生产为主,划入以后,在上海市的领导下各县积极发展农副业生产,建设农副产品供应基地,大大缓解了上海市副食品的供应压力。人口问题和副食品供应问题的缓解对于两个基地的建设也起到促进作用。1958年国务院将江苏省十县划入上海市是五十年代中期中央与上海市的关系调整的产物,具有非常明确的生产性功能导向,对五六十年代上海市的城市空间重构和城市功能重塑起到关键性作用。然而值得警惕的是,由于受当时计划经济和赶超工业化战略影响,在上海市的空间扩展过于强调生产性功能的建设,从而导致对新增辖域的非生产性建设的忽视,影响了城市功能的综合发挥。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城市发展和区域合作的展开对行政区划调整的路径依赖在改革开放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化的今天仍然难以完全摆脱,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长三角—体化进程。
邢恩源[5]（2013）在《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文中研究说明柯庆施于“文革”之前主政上海及华东十余年,是建国以后毛泽东最为赏识的地方领导人之一。1949年后,柯庆施先后担任南京市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1953年初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1954年10月调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从1956年起,柯庆施的政治生涯开始如日中天,在风起云涌的政坛上备受瞩目:他积极支持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严厉指责所谓的“右倾保守主义”。1957年在上海贯彻毛泽东“引蛇出洞”反右方针,成为反右派运动主将。同年12月因发表《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得到毛泽东的夸奖。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柯庆施语出惊人地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大力树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全力支持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在1958年夏天放出华东钢铁产量八百万吨的“大卫星”,对毛泽东要求当年全国钢铁产量达到“一 0七0”万吨起了决定性影响。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他首创了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口号。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一方面对“大跃进”百般维护,另一方面严厉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他对刘少奇有关大跃进运动的总结报告表示不满,并希望继续跃进;1963年,为响应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倡导的“阶级斗争”,提出“大写十三年”口号,在华东迅速掀起现代戏运动,为“文革”的爆发奠定了广泛的舆论氛围和群众基础。此后,他与江青合作在上海打造“文化革命的试验基地”,并提携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基本形成了日后上海“文革”的政治构架。在他的大力支持与运作下,上海成为“文革”爆发的重要策源地。柯庆施的举动深得毛泽东的赏识,地位也随之不断攀升。1956年中共“八大”上他当选中央委员。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上他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60年开始担任重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同时继续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成为响当当的华东“第一人”。1965年初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关于柯庆施的学术研究很具有典型意义。他是当时中共地方党政负责人中的一员,其表现出的政治姿态带有某种普遍性,只是更加突出和激烈而已。随着毛泽东“继续革命论”理论的变相发展,中共的执政主旨思想越来越急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急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中共中央及地方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主动或被动地遵循毛泽东的指导思想亦步亦趋地紧跟。在党内大环境的制约下,柯庆施一方面揣摩毛泽东的心态,一再表达迎合性的极“左”言论,进而献言献策;另一方面彻底贯彻毛泽东所提出的各项“左”的政治方针,一直冲在历次政治运动的最前沿。但是,不可否认,在柯庆施的身上又充满了秉承“左”的路线思想和保持共产党员党性原则相互之间的矛盾。作为建国后在地方上最积极支持和拥护毛泽东极“左”路线的代表,柯庆施在1956—1965年间之所以能够飞黄腾达,说明了他的实际行动完全符合毛泽东的政治理念,是毛泽东政治思想在地方上的具体实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共党内,政治生态已经很不正常,整个社会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巴于茜[6]（2013）在《临夏穆斯林民营企业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临夏古称“河州”,早在汉唐时期便是“丝绸之路”的驿站和唐蕃古道的通途。改革开放初期,这里创造了一度闻名于全国的“河州模式”。20世纪八十年代,费孝通先生三访临夏,被当地热火朝天的“回商”贸易所震撼,随后提出了“东有温州、西有河州”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他期望能够通过“东引西进”,实现“以商促工”,带动青藏地区民族经济的发展,并有望借助穆斯林重开丝绸之路。时至21世纪,东有的“温州”已基本实现了区域工业化,当年全国倒买倒卖的小商小贩也大部分转型为以制度创新为特征的民营企业家了,他们拥有独特的发展模式和格局；而西有的“河州”,工业化的道路似乎尚无突破,与当年的辉煌较之略显落寞。究其原因,我们认为是多方面的,如地理位置的限制、政策环境的制约、社会文化的影响等。本文主要从转型之后的穆斯林民营企业家的发展现状为横切面,以期通过对企业家的发展研究试说明一二。众所周知,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原动者”,是市场经济的中流砥柱和灵魂所在。在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中,企业家生成的土壤已经形成,无需对其产生和发展的环境给予过多的关注,其对工业化的作用甚至可以被忽略。但反之,特别是在我国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工业化的道路面临着许多显着的制度性约束,其道路的启动只能依靠具备“内生”性能力的载体,即企业家,此时企业家的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企业家对市场机会的识别能力,创新精神、风险精神等特质都能有效地促进市场的分工和交易的完成,推进工业化的道路。本文是建立在实证调研基础之上,结合定量与定性分析方法,运用了问卷调查、深度访谈、软件分析等民族学、社会学常用方法而开展的研究。全文共分为八个章节。第一章为导论,依次阐述了本研究的选题缘由、田野点选择、相关研究综述、概念界定与研究方法。第二章交代了临夏穆斯林民营企业家生成发展的人文地理环境等内容。第三章至第七章,则分别从素质能力、成长环境、激励约束、社会责任和企业家精神等五个方面对临夏穆斯林民营企业家进行了系统的实证分析研究。第八章是全文的结论部分,主要通过对AHP分析方法的应用指出并阐释了有利于临夏穆斯林民营企业家发展的具体途径。
王永飞[7]（2012）在《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城镇近代化研究 ——历史地理学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以历史地理学的视角研究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城镇近代化,可以丰富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同时开拓西北近代史研究的新领域。民国时期关于“西北地区”的范围说法不一,在分析区域研究理论的基础上,本文西北地区以行政区划为准,就是指民国后期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区。城镇的概念各学科解释不尽相同,城镇标准也不一致,结合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城镇发展水平,将城镇界定在县或县以上的政府所在地,也就是县城、省城。城镇近代化就是从传统城镇向现代城镇的转变过程。就像近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一样,城镇近代化的核心也就是城镇经济的工业化。区域不同,城镇近代化研究的内容会有侧重,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城镇近代化主要研究内容有:行政区划的演变与城镇发展;新式交通与城镇近代化研究;城镇人口演变及其城镇等级体系研究;城镇经济近代化（近代商业、工业、金融等方面）研究;科教卫生事业的发展与城镇近代化。民国时期新疆、青海、宁夏三省区新省、新县的设立,成为推动城镇发展的主要因素,体现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城镇近代化的特有模式。民国时期新疆经历了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和国民党四个时期,新设县倍增,至1949年共有1市、78县,2设治局合计81个城镇。青海和宁夏经历了建省的质变,至1949年,青海全省下辖1市,19县、2设治局,由建省初的7个城镇发展为22个城镇;宁夏由建省初的9县,发展为1市、13县、2设治局,共记16个城镇。近代以来新式交通成为推动区域城镇近代化的重要因素。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新式交通建设经历了 20世纪20年代的初创阶段、30年代初的发展阶段、抗战时期的建设高潮阶段和战后的停滞衰落阶段。基本形成了以公路运输为主体的交通运输网,陇海铁路到达天水,航空事业初步发展。对于陇海铁路与关中地区城镇的演变和宝鸡城镇的近代化展开深入研究,认为新式交通引发了关中地区交通方式和运输能力的重大变革,导致区域经济中心的转移,出现了宝鸡这样的交通型城镇。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城镇人口发展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民国前期城镇人口停滞不前甚至衰退时期（1912-1936年）;民国后期城镇人口的快速增长时期（1937—1949年）。从城镇人口规模看,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城镇发展不仅水平低而且与全国城市化水平差距大。城镇等级体系不完整,到民国后期才出现一个大城市,中等城市没有,其余皆为一般的小县城。整个区域内不仅缺乏具有强劲有力的经济增长极,而且没有承上启下的坚强的中等城镇,大部分是以县城为主的小城镇,表明西北地区城镇近代化处于一个较为低级的起步阶段。依据民国时期南京政府公布的《县组织法》对县等级的划分,结合当时城镇人口发展水平,将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城镇划为四个等级。用实证加推理的办法评估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城市化水平为13.1%。从最能反映城镇近代化的商业、工业、金融业三个方面集中考察了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城镇经济的近代化。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城镇商业在商品种类、贸易范围、商业结构等方面近代化趋势明显,特别是出现了具有近大意义的新型商业组织形式一商会。城镇近代各类工业,如化工、电器、纺织、食品、制药、面粉、火柴、制革、能源等均取得一定的进展,特别是抗战时期获得较快发展。但发展的不平衡性突出,陕西主要集中在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仅西安就占全省工厂近一半。兰州工业企业占甘肃全省超出一半。民国时期西北地区近代金融机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诞生并得以发展,形成以国家银行为中心,地方银行为基础,商业银行为辅的近代金融体系,城镇金融中心地位得以确立。但同样表现出地域不平衡性特征。城镇的近代化不仅表现为经济因素,商业、工业、金融、交通等的近代化,更需要教育和科技文化及卫生事业的近代化。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各级教育均有较大进步,而且科教文化团体、图书馆、新闻报刊等近代文化事业也在西北大地得以发展,近代医疗卫生事业初见端倪,所有这些是西北地区城镇近代化转型的重要标志。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阶段。民族危机阻挡了中国人民探求社会进步的步伐,然而西北地区却获得了发展良机,开启城镇近代化之路。研究表明行政区划的演变是推动西北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城镇近代化的重要动力;与东部地区相比具有明显的不同步性特征;西北地区城镇近代化阶段性特征突出;西北地区城镇近代化表现出:城镇数量少、规模小且空间分布不均衡等特征。分析认为自然环境、政治军事、地方实力派等是影响西北地区城镇近代化的主要因素。
郑迎春[8]（2012）在《超越边界的治理 ——基于武汉城市圈发展的阐释》文中研究指明全文由导言、四章和结语组成,从理论的一般性分析到武汉城市圈的实证性论述逐次展开。治理理论是一种对中国城市圈发展比较有效的解释框架,本文首先从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入手,考察国外城市圈治理模式的变迁轨迹。在此基础上,以武汉城市圈为案例全面剖析中国城市圈的演进图景,深入分析武汉城市圈发展困境,阐释武汉城市圈治道变革：超越边界的治理（transborder governance）。导论,主要由研究的缘起,相关概念的界定,国内外研究现状、个案概况、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构成。第一章,城市圈治理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探析。梳理城市圈发展的相关理论研究基础,比较西方国家四种类型的大都市区管理体制,剖析从机构改革到治道变革的大都市区治理变迁轨迹。第二章,基础与动力：武汉城市圈的演进图景。探讨武汉城市圈形成的基础条件和动力机制。指出地域基础和物质条件是武汉城市圈形成的基础要素；市场机制是武汉城市圈形成的自组织力,推动经济要素自由流动、产业集群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促进着城市圈经济一体化网络的产生、发育与成长；政府行为是武汉城市圈建设的他组织力,中央政府战略规划、地方政府政策行为和城市圈域内各级政府的具体执行行为从国家区域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区和地方政府竞争三个层面共同规划、引导、强化和协调武汉城市圈发展进程。第三章,破壁之变局：武汉城市圈的成长需求。指出城市圈公共产品供给困境、基本公共服务失衡和公共事务治理失效成为制约武汉城市圈发展的瓶颈。城市圈经济的扩散性和行政区划的边界性的矛盾冲突成为城市圈管理体制创新的动力。城市圈发展困境的求解策略不能囿于行政区划调整,必须突破科层制管理模式,改变行政区划分割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刚性约束,解决经济发展与行政体制之间的矛盾。第四章,超越边界的治理：武汉城市圈的治道之变。区域发展不协调间题的传统解决方法囿于“政策撬动经济发展”思维,实践中倾向于依靠国家规划和政策调整重新配置资源。武汉城市圈治道之变表现于政府主导重塑治理理念,构建多维治理结构和跨域治理制度,致力于创建城市圈内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之间多层次的合作关系,构建跨界治理模式。结语。本文结语指出,城市圈发展是地方治理创新的区域空间；从武汉城市圈演进图景分析,政府发挥了重要的导向和规范作用；从武汉城市圈发展困境分析,政府主导城市圈发展必然带来政府悖论问题,需要政府治道变革；武汉城市圈的形成是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共同作用,“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的合力是其重要的治理机制；根据治道变革的一般规律,“治理”只是解决“市场失灵”或“政府失败”的一种方法,也不能忽略“治理失败”的可能性；将“同圈同构”、“同圈同制”与“同圈分构”、“同圈分制”结合起来是城市圈跨界治理的应然逻辑。本研究通过对武汉城市圈形成过程和发展困境考察,揭示了城市圈形成发展既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系统发展的自组织过程,也是政府权力干预建设城市圈的他组织过程,市场机制和政府行为复合作用于武汉城市圈发展。阐释城市圈囿于行政体制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困境,指出城市圈治道之变,不仅仅是行政区划、行政体制的“形”变,政府治理模式的“神”变更为重要。跨界治理成为城市圈发展的应然逻辑选择。
艾险峰[9]（2011）在《博览会与武汉城市社会互动发展研究（1909-2010）》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博览会事业发展至今,其对人类科技文明的传播、思想的交流,以及城市建设诸多方面的贡献和影响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武汉作为近代以来积极参与和率先举办博览会事业的城市之一,在展览业的发展历程上取得过令人瞩目的历史成就。本文选取晚清至当代以来的武汉博览会事业作为研究对象,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展开对武汉市博览会事业与武汉城市社会发展的整体研究,以全面把握武汉博览会事业,并谋求使武汉博览会事业更好地为推动地武汉城市社会的发展服务。第一,首先从宏观的层面考察我国博览会事业与城市发展之间互动发展的总体状况。重点考察博览会与城市社会互动发展中对意识形态的塑形,博览会对推进城市经济发展,塑造城市形象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第二,考察近代博览会与武汉城市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近代,武汉参加了自20世纪初期开始举办的全国性博览会。湖北率先于1909年举办的武汉劝业奖进会,是中国第一次正式的地方性博览会。民国时期在湖北也举办了3次规模较大的国货展览会。博览会与城市社会是互动发展的。在近代,武汉城市社会的发展驱动了近代博览会事业的兴起和发展,博览会事业也促进了武汉城市社会的趋新发展。其作用可从博览会有利于城市发展的积极的宗旨和主观愿望,以及博览会的所作所为对城市发展所能起的效用看到。第三,考察建国后1949至1979三十年间展览会与武汉城市社会变动的关联。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家政权和社会都开始发生异质性的发展演化,中国博览会事业也基本如此。新中国博览会事业更多强调展示、交流功能,以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为主,成为新政府巩固新政权,强化社会对新政权及社会主义认同的一种手段和工具。综合分析此段时期武汉的展览会,可以看出无论哪一种展览会都被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了。1949至1979三十年间展览会与武汉城市的互动发展,很大程度上是指武汉城市社会的变动以自上而下的行政督办力量,通过展览会展示出来。同样,这些展览会通过强化社会主义宣传教育与动员效力,又进一步推动了武汉城市社会的变动。第四,考察1980年代以来会展业与武汉城市社会的互动发展。1980年代后,武汉市一切工作围绕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力开展经济建设。近三年来,在“两型社会”战略指针下,大武汉城市圈获得了较大发展。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国大环境变动的影响下,随着武汉经济社会发生的变迁,1980年代后,武汉的诸多展览会也褪去了高度政治化的色彩,基本与经济和商品有关了。1980年代到2000年间,武汉的展览会基本是一种经贸活动,纯属为了推销商品；2000年以后武汉的展览会逐步开始具有独立性,回归博览会之本位,逐渐产生会展行业,形成了会展经济。武汉最有影响的品牌博览会主要是“机博会”、“光博会”、“食博会”和“农博会”。最后,在概述博览会与武汉城市社会互动发展的总体情况后,阐述了在武汉大力发展会展业的重要意义和如何促进武汉博览会事业的优化发展,以更好地促进武汉城市的建设和发展。
周红[10]（2011）在《湖南沅水流域古镇形态及建筑特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是百浩工作室“长江中游古镇调查与研究”项目的子课题,同时也是武汉理工大学与日本神奈川大学合作研究项目“中日湖北古镇街道共同研究”项目的后续研究项目。沅水流域地处武陵山脉与雪峰山脉交汇之处,地形多变,地貌复杂,自古陆路交通困难。沅水是一条古老而绚丽的文化之路,自明清西南大开发以来,沅水成为祖国西南地区对外进行物资交流的交通孔道,在区位上具有北通巴蜀,南抵粤桂,西扼滇黔的优势,该流域地区古代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无一不是以“船来船往,舟楫络绎”的古镇及其码头为中心节点展开。因此,抓住了古镇就抓住了该流域文化的重心,可以说,该流域尚存的古镇为我们展开的是一幅幅鲜活的“清明上河图”,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更为难得的是,沅水流域境内居住着汉、苗、侗、瑶、土家等20多个民族,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杂居区,给古老的沅水流域古镇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体现了多元文化融合共生的特点。本研究在对沅水流域地区古镇的多次田野调查和史料收集的基础上,从文化线路的角度对古镇展开系统研究,运用了规划学、建筑学、环境学、历史学、水文地质学、历史地理学等多学科知识,采用综合的技术路线方法,首次通过“沅水”这条文化带将该流域地区的古镇串联起来。首先,从流域特征、地理特点、交通方式、经济特点、民族构成、社会文化习俗等方面对沅水流域地区的地理与人文环境进行详细的考察和研究；第二,从古镇形态演进历程、古镇选址特色、古镇空间形态的组合关系、古镇街巷空间形态特征等方面对古镇的城镇形态特点进行研究,重点剖析了从旧石器文化时期至今起源已久,跌宕起伏的形态演进过程,同时,从流域的整体性出发,总结出沅水流域古镇沿水轴发展方向分布的特点,从古镇与山体、河流之间的关系,以及古镇街巷之间的组合关系,总结了“顺应环境、灵活多变、码头主导”的古镇形态特点。第三,从建筑类型、空间布局、典型建筑、特殊构件、建筑文化等几个方面对古镇的建筑营建技术进行分析,并结合古镇的多民族文化特点,探讨了古镇建筑特征；最后,针对沅水流域的历史文化遗产特点以及目前古镇的保护现状,提出从文化线路的角度,对该流域的线形文化遗产建立分层保护体系,综合考虑遗产保护、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进行系统的管理和保护开发,寻找顺应性的“活态”的古镇保护与发展模式。沅水流域地区的古镇山同脉、水同源,相似的地貌环境、相通的流域经济、共融的多民族文化使该地区的古镇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承载着厚重的地域文化,是我们了解该地区社会经济和地理文化的“活化石”,其空间形态布局及其建构文化均体现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可持续发展设计理念。
二、武汉经济协作区政协文史工作协作会第六次会议略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武汉经济协作区政协文史工作协作会第六次会议略记（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特色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与价值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范围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范围 |
| 1.3.2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 |
| 1.4.1 重点难点 |
| 1.4.2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对口支援的理论阐释 |
| 2.1 对口支援的概念 |
| 2.1.1 对口支援概念的界定 |
| 2.1.2 对口支援的类型划分 |
| 2.2 对口支援的属性 |
| 2.2.1 公共政策属性 |
| 2.2.2 制度与体制机制属性 |
| 2.3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理论支撑 |
| 2.3.1 区域协调发展理论 |
| 2.3.2 政府间关系理论 |
| 2.3.3 民族政策与民族工作原则相关理论 |
| 2.3.4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 |
| 第3章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内涵分析 |
| 3.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文本分析 |
| 3.1.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文本的概况 |
| 3.1.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政策工具 |
| 3.1.3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价值取向 |
| 3.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的背景原因 |
| 3.2.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的背景 |
| 3.2.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的原因 |
| 3.3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典型特征 |
| 3.3.1 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相统一 |
| 3.3.2 互帮互助与互惠互利相统一 |
| 3.3.3 民族政策与政策工具相统一 |
| 第4章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法规及民族关系的互动 |
| 4.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法规建设的互动 |
| 4.1.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法律化的成效 |
| 4.1.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法律化存在的问题 |
| 4.1.3 在依法治国中推进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法律化 |
| 4.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关系发展的互动 |
| 4.2.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实践中的民族关系意蕴 |
| 4.2.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关系发展的辩证关系 |
| 4.2.3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实践中的民族关系调控机制 |
| 第5章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实践过程与基本经验 |
| 5.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实践过程 |
| 5.1.1 初步萌芽时期(1949—1978年) |
| 5.1.2 初步探索时期(1979—1982年) |
| 5.1.3 快速发展时期(1983—1991年) |
| 5.1.4 优化提升时期(1992—2009年) |
| 5.1.5 纵深推进时期(2010年至今) |
| 5.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实践的基本经验 |
| 5.2.1 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 |
| 5.2.2 资金和项目是重要基础 |
| 5.2.3 对口支援干部人才是关键 |
| 5.2.4 科学规划是重要前提 |
| 5.2.5 改善民生和产业带动是着力点 |
| 5.2.6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根本 |
| 第6章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挑战与对策建议 |
| 6.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面临的挑战 |
| 6.1.1 兼顾发挥发达地区优势与增强民族地区内生动力 |
| 6.1.2 兼顾满足民族地区共性需求与特殊需求 |
| 6.1.3 兼顾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与提高社会力量有效参与 |
| 6.1.4 兼顾加强政策执行与强化政策绩效评估 |
| 6.2 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对策建议 |
| 6.2.1 正确处理好“输血”与“造血”的关系 |
| 6.2.2 正确处理好硬件与软件的关系 |
| 6.2.3 正确处理好物质与精神的关系 |
| 6.2.4 正确处理好供给与需求的关系 |
| 6.2.5 正确处理好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关系 |
| 6.2.6 正确处理好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的关系 |
| 6.2.7 正确处理好“交钥匙”与“交支票”的关系 |
| 6.2.8 正确处理好“见物”与“见人”的关系 |
| 6.2.9 正确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 |
| 6.2.10 正确处理好对口支援与互利合作的关系 |
| 第7章 结语 |
| 7.1 初步研究结论 |
| 7.2 研究不足与进一步深化之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3）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二)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一)历史分析方法 |
| (二)比较研究方法 |
| (三)文献分析方法 |
| 五、研究的可能创新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空间与空间生产 |
| (二)治理与城市治理 |
| (三)中国城市空间治理 |
| 二、理论基础 |
| (一)国家空间理论 |
| (二)城市治理理论 |
| 三、分析框架 |
| (一)城市权力结构维度的三对关系 |
| (二)城市空间生产维度的五重属性 |
| 第二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过程与模式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1949-1978:巩固新生政权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城市中的“单位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城市区域中的“中央国家”: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二节 1978-2002:促进经济增长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经营中的城市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竞争中的城市中国: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三节 2002-2012: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城市中的“社会回归”: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城市区域中的“平衡策略”: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四节 2012-2018: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全面深度改革中的城市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城市中国: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三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政治意义与问题对象 |
| 第一节 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政治意义 |
| 一、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 |
| 二、中国国家建设与城市空间治理的逻辑关系 |
| 三、中国城市空间治理转型的特点 |
| 第二节 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问题对象 |
| 一、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 |
| 二、中国城市空间问题的表现形式 |
| 三、中国城市空间问题的特点 |
| 第四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内在逻辑与现实挑战 |
| 第一节 内在逻辑: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的特殊性与优越性 |
| 一、领导核心: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中国共产党” |
| 二、集权与分权: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
| 三、有为与有效:城市空间治理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
| 四、主导与自主:城市空间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关系 |
| 第二节 现实挑战:城市空间生产逻辑的冲突与失衡 |
| 一、基于政治建构的权力逻辑:作为控制与秩序的空间 |
| 二、基于资本增值的市场逻辑:作为生产与消费对象的空间 |
| 三、基于生活需要的社会逻辑:作为使用价值的日常生活空间 |
| 第五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路径 |
| 第一节 优化城市空间治理结构 |
| 一、全面加强党对城市空间治理工作的领导 |
| 二、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
| 三、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四、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
| 第二节 完善城市空间属性的生产 |
| 一、城市经济空间的生产坚持科学和创新 |
| 二、城市政治空间的生产注重包容与协商 |
| 三、城市社会空间的生产秉承公平与共享 |
| 四、城市文化空间的生产突出特色与传承 |
| 五、城市生态空间的生产强调绿色与低碳 |
| 结语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空间重构与功能重塑：1958年江苏省十县划入上海市及其对上海城市发展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研究价值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价值 |
| 第二节 文献回顾 |
| 一、以中国国家为研究对象的文献综述 |
| 二、以省级政区为研究对象的文献综述 |
| 三、以上海市政区为研究对象的文献综述 |
| 四、综述小结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创新点与难点 |
| 一、研究思路与文章结构 |
| 二、研究方法与资料介绍 |
| 三、研究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1958年江苏省十县划入上海市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五十年代中期中央对上海市发展的重新认识 |
| 一、知识分子工作会议的召开与《论十大关系》的发表 |
| 二、新形势下中央对上海发展的新要求 |
| 三、第二个五年计划 |
| 第二节 上海市委对中央新要求的贯彻落实 |
| 一、制定城市发展新方针：充分利用,合理发展 |
| 二、上海工业第一次改组 |
| 三、“向科学进军”的初步起步 |
| 第三节 建国后上海城市发展的现实困境 |
| 一、工业建设空间不足 |
| 二、人口规模持续膨胀 |
| 三、副食品供应日趋紧张 |
| 第二章 1958年江苏省十县划入上海市的历史过程 |
| 第一节 十县与上海的历史渊源 |
| 一、建国前十县及上海地区的区划沿革 |
| 二、建国后十县与上海市的主要联系 |
| 第二节 十县划入上海市的提出与讨论 |
| 一、建国后江苏省十县与上海市的早期区划调整 |
| 二、有关十县划入上海市的提出及讨论 |
| 第三节 1958年江苏省十县划入上海市 |
| 第三章 十县划入与上海市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基地的建设 |
| 第一节 上海市工业基地的建设规划 |
| 第二节 上海市科学技术基地的建设规划 |
| 第三节 新空间载体与上海市两个基地的建设 |
| 一、近郊工业区的建设 |
| 二、卫星城的建设 |
| 三、高校科研单位的重新布局 |
| 第四节 十县并入对上海市两个基地建设的贡献 |
| 一、助推上海市第二次工业改组 |
| 二、促进上海工业建设关键行业和骨干企业 |
| 三、优化科教资源布局,推动产学研协作 |
| 第五节 案例研究一：闵行机电卫星城的建设 |
| 第六节 案例研究二：嘉定科学城的建设 |
| 第四章 十县划入对上海市人口分布和副食品供应的影响 |
| 第一节 十县划入后上海市人口分布的变动 |
| 第二节 十县划入后上海市农副产品供应问题的缓解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研究生期间参与课题、论文发表及获奖情况 |
（5）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去世后的哀荣 |
| 一、病逝成都 |
| 二、超乎常规的葬礼 |
| 三、死因重提 |
| 第二节 出身和早期经历 |
| 一、出身 |
| 二、新潮学生 |
| 第三节 家庭和工作作风 |
| 一、简朴的家庭生活 |
| 二、勤恳的工作作风 |
| 第二章 早期生涯 |
| 第一节 峥嵘岁月 |
| 一、见到列宁 |
| 二、年轻的共产党员 |
| 三、在“王明路线”时期 |
| 第二节 延安整风之中 |
| 一、与刘少奇“结怨” |
| 二、延安整风的开展 |
| 三、被“抢救” |
| 第三节 石家庄的“试验田” |
| 第三章 在南京的日子 |
| 第一节 主政南京 |
| 一、刘少奇的一封电报 |
| 二、接管南京 |
| 三、基层政权的建立 |
| 四、恢复生产 |
| 五、推动城市转型 |
| 第二节 江苏省委书记任上 |
| 一、中共高层“过渡”时间上的分歧 |
|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 |
| 第三节 推行农业合作化 |
| 一、“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
| 二、为江苏互助合作运动打下基础 |
| 三、推行统购统销工作 |
| 第四章 在上海初显身手 |
| 第一节 初露锋芒 |
| 一、入主上海 |
| 二、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
| 三、上海的“对资改造” |
| 四、“论十大关系”对上海的影响 |
| 第二节 关于反右运动 |
| 一、整风运动 |
| 二、鼓励鸣放 |
| 三、反右主将 |
| 四、上海反右派风暴 |
| 第五章 从反冒进到大跃进 |
| 第一节 柯庆施与大跃进运动兴起 |
| 一、“主要矛盾”问题 |
| 二、乘风破浪 |
| 三、批评反冒进 |
| 四、无限崇拜 |
| 五、“急先锋” |
| 第二节 城市大跃进的楷模 |
| 一、上海进入“大跃进” |
| 二、“一0七0”指标的提出 |
| 三、大炼钢铁 |
| 四、“技术革命” |
| 五、“全国一盘棋” |
| 第三节 上海农村人民公社化 |
| 一、推波助澜 |
| 二、大办人民公社 |
| 三、短暂的纠“左” |
| 四、不服输 |
| 第六章 庐山会议后的继续跃进 |
| 第一节 庐山会议 |
| 一、再度转向 |
| 二、上海反右倾斗争 |
| 三、打击刘顺元 |
| 第二节 继续跃进 |
| 一、工业再跃进 |
| 二、“救命稻草” |
| 三、“穷过渡” |
| 第三节 跃进的代价 |
| 一、更上层楼 |
| 二、保钢 |
| 三、农村危局 |
| 四、不糊涂的糊涂账 |
| 第七章 七千人大会前后 |
| 第一节 坚守最后的阵地 |
| 一、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
| 二、不同的反思 |
| 三、最后的“社会主义阵地” |
| 第二节 分裂的开始 |
| 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
| 二、中央高层重心的偏移 |
| 三、为毛泽东辩护 |
| 第三节 重提“阶级斗争” |
| 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
| 二、上海的阶级斗争之弦 |
| 三、“四清”运动 |
|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的试验基地 |
| 第一节 倡导现代戏 |
| 一、“大写十三年” |
| 二、华东各地贯彻 |
| 三、毛泽东的支持 |
| 第二节 “文革”前华东现代戏高潮 |
| 一、华东成为现代戏的海洋 |
| 二、全国现代戏高潮的出现 |
| 三、高潮的背后 |
| 四、柯庆施的文艺“四清”运动 |
| 第三节 柯庆施与“文革”的发动 |
| 一、与江青合作 |
| 二、提携张春桥、姚文元 |
| 三、关于“评海瑞罢官”的争议 |
| 结语 |
| 附1 1954 年—1965年上海市委主要领导 |
| 附2 1949 年以后柯庆施大事记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临夏穆斯林民营企业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田野点的说明 |
| 三、相关研究综述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临夏人文地理概述与穆斯林民营企业家历史沿革 |
| 第一节 人文地理概述 |
| 第二节 临夏穆斯林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三节 历史时期中的“茶马互市“、回藏贸易与穆斯林商人 |
| 第四节 改革开放以来穆斯林民营企业家的出现 |
| 第三章 临夏穆斯林民营企业家素质与能力体系研究 |
| 第一节 多重教育体系的素质培养 |
| 第二节 素质及能力体系现状分析 |
| 第三节 优化素质能力提升路径 |
| 第四章 临夏多元文化塑造下的穆斯林民营企业家成长环境 |
| 第一节 综合评价 |
| 第二节 社会文化环境分析 |
| 第三节 经济环境分析 |
| 第四节 政策与法律环境分析 |
| 第五章 临夏穆斯林民营企业家激励与约束机制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激励与约束的一般理论基础 |
| 第二节 调查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激励与约束机制的缺失 |
| 第四节 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完善 |
| 第六章 “哲玛提”认同下的穆斯林民营企业家社会责任 |
| 第一节 社会责任的评价认知 |
| 第二节 企业家社会责任访谈录 |
| 第三节 社会公益责任实现的主要途径 |
| 第四节 构建企业家社会责任共同机制 |
| 第七章 神圣的“天职观”与穆斯林民营企业家精神 |
| 第一节 穆斯林的经商伦理：对“经典”的解读 |
| 第二节 坚韧的精神源泉 |
| 第三节 守约与穆斯林义务 |
| 第四节 开拓与穆斯林人生 |
| 第五节 自强与穆斯林价值 |
| 第八章 基于AHP分析的结论——探析临夏穆斯林民营企业家发展路径 |
| 第一节 影响因素AHP分析 |
| 第二节 发展最优对策AHP分析 |
| 第三节 发展路径内涵阐述 |
| 结语：最后的观察 |
| 附录一：“经验相近”的图像分析 |
| 附录二：临夏穆斯林民营企业家访谈名录 |
| 附录三：临夏穆斯林民营企业家调查问卷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7）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城镇近代化研究 ——历史地理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城镇近代化研究意义 |
| 二、区域的界定和时段的选择 |
| 三、相关研究成果述评 |
| 四、研究的主题、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五、预期创新 |
| 第一章 西北地区城镇发展的环境条件 |
| 一、西北地区自然环境 |
| 二、西北地区的自然资源 |
| 三、西北地区之人文环境 |
| 四、历史时期西北地区城镇变迁概述 |
| 第二章 新、青、宁三省行政区划演变与城镇发展 |
| 一、民国时期新疆行政区划演变与城镇发展 |
| 二、民国时期青海行政区划演变与城镇发展 |
| 三、民国时期宁夏行政区划演变与城镇发展 |
| 小结 |
| 第三章 新式交通与城镇近代化研究 |
| 一、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新式交通建设与布局 |
| 二、陇海铁路与关中地区城镇演变 |
| 三、新式交通对宝鸡城市近代化作用探析 |
| 小结 |
| 第四章 城镇人口规模及等级体系研究 |
| 一、历史城镇人口研究的思考 |
| 二、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城镇人口及其演变 |
| 三、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城镇等级体系分析 |
| 小结 |
| 第五章 城镇商业近代化研究 |
| 一、陕西重要城镇商业经济发展 |
| 二、甘肃重要城镇商业经济发展 |
| 三、青海重要城镇商业经济发展 |
| 四、宁夏重要城镇商业经济发展 |
| 五、新疆重要城镇商业经济发展 |
| 小结 |
| 第六章 城镇近代工业初见成效 |
| 一、1912—1928年城镇工业艰难发展阶段 |
| 二、1928—1937年城镇工业初步进展阶段 |
| 三、1937—1945年城镇工业开发高潮阶段 |
| 四、1945-1949年城镇工业徘徊不前甚至倒退阶段 |
| 小结 |
| 第七章 城镇近代金融体系形成 |
| 一、1912-1932年城镇近代金融业的创建 |
| 二、1932—1937年城镇近代金融业的进一步发展 |
| 三、1937年—1949年城镇金融体系的形成 |
| 小结 |
| 第八章 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的发展与城镇近代化 |
| 一、城镇教育事业发展概况 |
| 二、城镇近代文化事业的发展 |
| 三、城镇近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8）超越边界的治理 ——基于武汉城市圈发展的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二、核心概念辨析 |
| 三、研究现状综述 |
| 四、个案概况 |
| 五、基本思路与结构安排 |
| 六、研究方法与研究资料 |
| 第一章 城市圈治理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探析 |
| 第一节 城市圈管理的相关理论基础 |
| 一、城市区域发展理论简述 |
| 二、经济学理论 |
| 三、政治学理论 |
| 第二节 世界大都市区管理体制的实践探析 |
| 一、政府权威型治理模式 |
| 二、功能组织型治理模式 |
| 三、市场型治理模式 |
| 四、亚洲地区规划型治理模式 |
| 第三节 从机构改革到治道变革——世界大都市区管理模式的变迁轨迹 |
| 一、“一个大都市区,一个政府” |
| 二、“多个决策中心,一个巨大的公共市场” |
| 三、“更小的政府,更多的治理” |
| 小结 |
| 第二章 基础与动力：武汉城市圈的演进图景 |
| 第一节 武汉城市圈的基础条件 |
| 一、武汉城市圈的地缘基础 |
| 二、武汉城市圈的文化科技资源 |
| 三、武汉城市圈的空间联系网络 |
| 四、武汉城市圈的历史发展溯源 |
| 第二节 市场机制：武汉城市圈形成的自组织力 |
| 一、市场机制推动经济要素自由流动,形成区域经济分工合作 |
| 二、市场机制推动产业集群形成,促进城市圈经济一体化发展 |
| 三、市场机制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促成城市圈经济空间结构演变 |
| 第三节 政府行为：武汉城市圈建设的他组织力 |
| 一、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控力 |
| 二、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导引力 |
| 三、湖北省政府竞争行为的强化力 |
| 四、武汉城市圈均衡发展的协调力 |
| 小结 |
| 第三章 破壁之变局：武汉城市圈的发展困境 |
| 第一节 武汉城市圈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 |
| 一、武汉城市圈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缺位 |
| 二、武汉城市圈制度性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
| 三、武汉城市圈公共需求表达困难 |
| 第二节 城市圈基本公共服务的失衡问题 |
| 一、武汉城市圈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差距较大 |
| 二、武汉城市圈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的城乡分割 |
| 三、武汉城市圈公共教育资源与公共医疗服务配置不均衡 |
| 第三节 城市圈公共事务的治理失效 |
| 一、城市圈生态环境资源的“公地悲剧” |
| 二、“一城独大”的城市圈格局 |
| 三、城市圈“碎片化”的产业结构 |
| 小结 |
| 第四章 超越边界的治理：武汉城市圈的治道之变 |
| 第一节 同圈同理：重塑城市圈跨界治理理念 |
| 一、从一元到多元的城市圈治理主体理念 |
| 二、从单向度到多向度的城市圈权力关系理念 |
| 三、从分立到融合的城市圈一体化理念 |
| 第二节 同圈同构：构建城市圈多维治理结构 |
| 一、建立武汉城市圈行政系统内部组织结构 |
| 二、构建武汉城市圈行政系统外部共治结构 |
| 第三节 同圈同制：构建城市圈跨界治理制度 |
| 一、“政府主导”构建武汉城市圈合作协调机制 |
| 二、“政府清障”构建武汉城市圈一体化制度规范 |
| 三、“政府分配”构建武汉城市圈利益协调与补偿机制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科研成果目录 |
（9）博览会与武汉城市社会互动发展研究（1909-201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博览会与城市社会互动发展的一般性论述 |
| 第一节 博览会与城市社会互动发展中意识形态的塑形 |
| 第二节 博览会与城市经济 |
| 第三节 博览会与城市形象 |
| 第二章 近代博览会与武汉城市社会 |
| 第一节 近代武汉城市社会之变动推动博览会事业的兴起与发展 |
| 第二节 近代武汉参加国内外博览会之概况 |
| (一) 近代武汉参加国外博览会概况 |
| (二) 近代武汉参加国内博览会之概况 |
| 第二节 近代武汉举办博览会之概况 |
| (一) 武汉举办博览会之萌芽 |
| (二) "我华万国博览会之起点"——武汉劝业奖进会 |
| (三) 民国时期武汉举办的国货展览会 |
| (四) 民国时期武汉举办的其他展览会 |
| 第四节 近代博览会事业推动武汉城市社会之发展 |
| 第三章 1949至1979三十年间展览会与武汉城市社会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武汉社会环境与展览会事业的兴起 |
| 第二节 1949至1979年博览会与武汉城市社会的互动影响 |
| 附表(一) 建国初期三十年在武汉举办的中国展览会 |
| 附表(二) 建国初期三十年在武汉举办的外国展览会 |
| 第四章 1980年代以来会展业与武汉城市社会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下武汉城市经济社会之变迁 |
| 第二节 1980年代以来武汉博览会事业概况 |
| 第三节 武汉重要展会介绍 |
| (一) "机博会" |
| (二) "光博会" |
| (三) "食博会" |
| (四) "农博会" |
| 第四节 博览会对当代武汉城市发展的作用 |
| (一) 场馆与武汉城市的发展规划 |
| (二) 博览会与武汉经济的发展 |
| 第五节 武汉发展博览会事业的优势与机遇 |
| (一) 武汉发展博览会事业的优势 |
| (二) 武汉发展博览会事业的机遇 |
| 第六节 武汉发展博览会事业的劣势与挑战 |
| (一) 武汉发展博览会事业的劣势 |
| (二) 武汉发展博览会事业的挑战 |
| 附表:1982—1997年在武汉举办的展览(销)会一览表 |
| 结语 |
| 一、对博览会与武汉城市社会发展的总体认识 |
| 二、为何要大力发展会展业 |
| 三、如何促进武汉博览会事业优化发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已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10）湖南沅水流域古镇形态及建筑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及选题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选题意义 |
| 1.1.3 研究的创新点与可行性 |
| 1.2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1.2.1 研究范围 |
| 1.2.2 研究对象 |
| 1.2.3 研究内容 |
| 1.3 既往研究 |
| 1.3.1 国外相关研究 |
| 1.3.2 国内相关研究 |
| 1.3.3 沅水流域古镇的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框架 |
| 1.4.3 研究重点与难点 |
| 第2章 沅水流域的自然与人文环境概述 |
| 2.1 沅水流域概况 |
| 2.1.1 区划范围 |
| 2.1.2 干支流概况 |
| 2.1.3 区位交通 |
| 2.2 流域气候与水文特征 |
| 2.2.1 流域气候 |
| 2.2.2 水文特征 |
| 2.3 地理环境概况 |
| 2.3.1 地貌特征 |
| 2.3.2 山脉与盆地 |
| 2.4 经济发展动力与模式 |
| 2.4.1 得天独厚的水运交通 |
| 2.4.2 娴熟的农耕技术 |
| 2.4.3 独特的山区资源 |
| 2.5 多元文化融合 |
| 2.5.1 多民族杂居文化 |
| 2.5.2 多源流聚合文化 |
| 2.5.3 多时期共存文化 |
| 2.5.4 多地区移民文化 |
| 第3章 沅水流域古镇发展的历史沿革 |
| 3.1 古镇的起源 |
| 3.2 古镇的萌芽与孕育 |
| 3.2.1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要地,冶矿强国 |
| 3.2.2 秦汉时期:郡县统属,体系完备 |
| 3.2.3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偏安一隅,缓慢发展 |
| 3.2.4 隋唐时期:南进拓疆,暂露新貌 |
| 3.2.5 五代十国时期:战乱纷争,凝滞不前 |
| 3.3 古镇的初成 |
| 3.3.1 宋代:开府兴市,格局初定 |
| 3.3.2 元代:"分治"不均,"经制"腾飞 |
| 3.4 古镇的发展与鼎盛 |
| 3.4.1 明代:滇黔开发,高歌猛进 |
| 3.4.2 清代:"改土归流",架构终成 |
| 3.5 古镇的凝滞与短暂兴盛 |
| 3.5.1 鸦片泛滥,畸形兴盛 |
| 3.5.2 军阀割据,战乱频生 |
| 3.5.3 西洋渗透,多元多姿 |
| 3.5.4 抗战后方,短暂繁荣 |
| 3.6 古镇的衰败与复苏 |
| 3.6.1 交通变迁,故损新兴 |
| 3.6.2 大兴水利,风貌受损 |
| 3.6.3 旅游开发,古镇复兴 |
| 第4章 沅水流域古镇的类型、分布与选址 |
| 4.1 沅水流域古镇的类型 |
| 4.1.1 按市镇职能划分 |
| 4.1.2 按民族类型划分 |
| 4.1.3 按保护级别划分 |
| 4.2 沅水流域古镇的空间分布特点 |
| 4.2.1 沅水流域古镇的空间分布结构 |
| 4.2.2 沅水流域古镇的空间分布密度 |
| 4.2.3 影响沅水流域古镇分布的因素 |
| 4.3 沅水流域古镇的选址 |
| 4.3.1 选址原则 |
| 4.3.2 选址类型 |
| 4.3.3 选址特点 |
| 4.3.4 选址思想 |
| 第5章 沅水流域古镇的空间形态 |
| 5.1 沅水流域古镇空间构成要素 |
| 5.1.1 构成要素 |
| 5.1.2 要素意义 |
| 5.2 沅水流域古镇空间形态的演进 |
| 5.2.1 点状起源——码头 |
| 5.2.2 线性延伸——街道 |
| 5.2.3 面状成长——古镇 |
| 5.2.4 发展演进——新老镇区并置 |
| 5.3 沅水流域古镇形态类型及其特点 |
| 5.3.1 沅水流域古镇形态类型 |
| 5.3.2 古镇与河流的关系 |
| 5.3.3 古镇与山体的关系 |
| 5.3.4 古镇区与新镇区的关系 |
| 5.4 沅水流域古镇的空间序列关系与特点 |
| 5.4.1 空间序列关系 |
| 5.4.2 空间序列特点 |
| 5.5 沅水流域古镇的空间形态组合特征 |
| 5.5.1 组合要素的相似性 |
| 5.5.2 组合方式的趋同性 |
| 5.5.3 组合空间的生态性 |
| 第6章 沅水流域古镇的街巷 |
| 6.1 灵活多变的街巷结构 |
| 6.1.1 街巷构成要素 |
| 6.1.2 街与街的结构关系 |
| 6.1.3 街与巷的结构关系 |
| 6.2 宜人的街巷空间与尺度 |
| 6.2.1 街巷空间剖面元素 |
| 6.2.2 街巷空间断面组合 |
| 6.2.3 街巷比例与尺度 |
| 6.3 复合实用的街巷功能 |
| 6.3.1 交通联系功能 |
| 6.3.2 商业贸易功能 |
| 6.3.3 生活休闲功能 |
| 6.3.4 防洪排水功能 |
| 6.3.5 消防安全功能 |
| 6.3.6 调节微气候功能 |
| 6.4 多层交织的街巷界面 |
| 6.4.1 细腻丰富的侧界面 |
| 6.4.2 跌宕起伏的底界面 |
| 6.4.3 开合有度的顶界面 |
| 第7章 沅水流域古镇的建筑 |
| 7.1 建筑类型及其特点 |
| 7.1.1 按建筑功能划分 |
| 7.1.2 按空间布局划分 |
| 7.2 建筑空间与典型建筑形式 |
| 7.2.1 建筑空间要素的构成 |
| 7.2.2 建筑空间组合 |
| 7.2.3 典型的建筑形式 |
| 7.3 建筑技术与建构程序 |
| 7.3.1 建筑技术 |
| 7.3.2 建构程序 |
| 7.4 建筑立面、装饰与雕刻 |
| 7.4.1 建筑立面 |
| 7.4.2 建筑装饰 |
| 7.4.3 建筑雕刻 |
| 7.5 建筑材料、色彩与文化特性 |
| 7.5.1 建筑材料 |
| 7.5.2 建筑色彩 |
| 7.5.3 建筑文化特性 |
| 第8章 沅水流域古镇保护的现状与对策 |
| 8.1 沅水流域古镇保护的现状 |
| 8.1.1 缺乏流域类群文化整体保护的观念 |
| 8.1.2 缺乏与现代城镇建设的协调 |
| 8.1.3 缺乏有效的保护体系 |
| 8.2 沅水流域古镇保护的对策 |
| 8.2.1 保护原则 |
| 8.2.2 保护内容 |
| 8.2.3 保护方法 |
| 第9章 总结与展望 |
| 9.1 沅水作为古代沟通西南的交通孔道是该流域古镇产生的首要因素 |
| 9.2 沅水流域古镇沿"水轴发展方向"展开的空间分布特点 |
| 9.3 古镇形态的"流域决定性"和"码头主导性" |
| 9.4 建筑的多元文化融合性 |
| 9.5 从流域的范围对该地区古镇的文化形态和物质形态进行整体性保护 |
| 附录1 论文图表来源 |
| 附录2 参考文献 |
| 附录3 沅水流域古镇概况一览表 |
| 附录4 博士期间的主要论着、科研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四、武汉经济协作区政协文史工作协作会第六次会议略记（论文参考文献）
- [1]闽南民间信仰的社会治理支持功能研究[D]. 郑容坤. 华东政法大学, 2021
- [2]中国特色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研究[D]. 苏杰.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3)
- [3]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D]. 王海荣. 吉林大学, 2019(02)
- [4]空间重构与功能重塑：1958年江苏省十县划入上海市及其对上海城市发展的影响[D]. 贾璐阳.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6(01)
- [5]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D]. 邢恩源. 南京大学, 2013(01)
- [6]临夏穆斯林民营企业家研究[D]. 巴于茜. 兰州大学, 2013(08)
- [7]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城镇近代化研究 ——历史地理学视角[D]. 王永飞. 陕西师范大学, 2012(03)
- [8]超越边界的治理 ——基于武汉城市圈发展的阐释[D]. 郑迎春. 武汉大学, 2012(04)
- [9]博览会与武汉城市社会互动发展研究（1909-2010）[D]. 艾险峰. 华中师范大学, 2011(05)
- [10]湖南沅水流域古镇形态及建筑特征研究[D]. 周红. 武汉理工大学, 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