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财政思想

一、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财政思想（论文文献综述）

刘焕申^[1]（2021）在《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1）发展道路的选择正确与否至关重要,既关系到决定国家的兴衰成败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也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存和生活境况。1893年至1917年十月革命前,列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俄国的基本国情,依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创造性的回答和解决了俄国应当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怎样走这条发展道路的问题,形成了十月革命前俄国发展道路思想。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更是伟大的革命家的列宁,其俄国发展道路思想随着俄国革命实践的推进而变化、丰富、发展和完善。对此,学界已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上承马克思恩格斯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理论,下启中国等东方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指导和推动了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由一国向多国发展,极大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理论和实践。由于时代因素和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也有其局限性,有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之处,探究十月革命前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来龙去脉,分析和厘清列宁在探索俄国发展道路中的心路历程,总结其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明晰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发展历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正如习近平所说:“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2）概括的说,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就是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立足俄国国情,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通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动员和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农民阶级共同斗争,使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尽快摆脱沙皇专制,消除农奴制度,缩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实行工农民主专政,尽可能减少俄国人民的痛苦,在此基础上努力使俄国率先走向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进而推动西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最终促使全世界成功走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道路而进行的理论思考和理论探索。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所谓列宁主观想象、主观意志的结果,而是有其特定的历史依据、时代依据、现实依据和理论依据。它是俄罗斯民族立国千年来向东还是向西的阶段性表现,有其内在的历史发展基因,是为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历史依据;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纪之交进入世界历史时代的产物,是社会主义成为世界思潮并在俄国传播的结果,是为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时代依据;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和工农运动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为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现实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为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理论依据。列宁个人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对俄国国民性和俄国国情的谙熟、勇于和善于联系实际等主观条件也是这一思想形成的重要依据。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推动下,人类社会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依次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列宁据此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列宁联系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结合俄国具体国情,对俄国未来的社会发展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列宁认为,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一方面,通过沙皇政府得到扶持和外资的大量涌入,俄国资本主义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另一方面,专制制度和封建农奴制度严重阻碍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使得俄国资产阶级既有通过革命推翻专制政权,消灭农奴制度,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的革命性;又有对沙皇专制政权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依赖性和妥协性。他们担心民主革命中工农运动的壮大和兴起会威胁到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必定会在革命的关键节点同反动势力同流合污,共同对付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不能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因此,资产阶级不能担当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组建了统一政党的无产阶级由于自身的阶级性和先进性,应当而且能够承担起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的坚强同盟军,通过满足农民的利益组成巩固的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保障。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走一条新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为进行下一步的社会主义变革准备条件。列宁指出,由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跳跃式和剧烈冲突的性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迫在眉睫。而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在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和科学策略的指导下,俄国完全可以率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最终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本文以《列宁全集》60卷为依据,结合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进程,系统研究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发掘其时代价值。研究按照形成依据、形成过程、形成内容、形成意义的逻辑理路展开。论文主体内容包括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形成条件、主要内容和重要价值三大部分,分为六章:第一章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社会背景。通过阐述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的独特地理位置、交汇东西方文明的独特文化特征和近代以来俄国统治阶级和思想界对俄国发展道路的思考探索以展示列宁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文化渊源、历史文化传统和历史依据;通过阐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世界历史时代。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和争夺原料产地和世界市场使列强大肆入侵落后国家和地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使社会主义成为世界思潮,促进了源自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文化的俄国的广泛传播,论述列宁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时代依据;通过论述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后,城乡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结构急剧变化,沙皇政府资产阶级改革促进了各社会力量组建政党表达政治诉求,工农运动蓬勃发展,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敢也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阐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基本国情,即列宁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现实依据;通过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思想及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等俄国先进思想家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阐释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厚重的理论依据。通过概述列宁个人成长学习经历和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俄国国情相结合的思维特点,阐释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主观依据。第二章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演进。通过阐述列宁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三个阶段论证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演进。第一阶段,1893年到1905年,列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俄国经济社会实际,论证了俄国资本主义形成发展过程,深刻阐述了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性;第二阶段,1905年到1914年,列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剖析俄国社会各阶级,阐释了无产阶级必须掌握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权,领导农民等小资产阶级在俄国走工农民主专政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第三阶段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列宁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其腐朽性和垂死性决定这一阶段必然向新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过渡。革命形势要求俄国无产阶级应当立即夺取政权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建立巴黎公社制的新型国家——苏维埃共和国。第三章列宁关于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分析了俄国资本主义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历程,继承、丰富、发展了马克思《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论证。通过分析列宁相关论着,阐释列宁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必然性、历史进步性、特殊性和落后性的思想,雄辩的说明俄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城乡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力,促进了劳动的社会化,为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准备了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具有一定历史进步性。但俄国资本主义和农奴制同步形成同时发展的并存性和对内对外的高度依赖性导致了俄国资产阶级对沙皇政权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依附性、软弱性和滞后性,内外矛盾交织尖锐,使俄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第四章列宁关于俄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通过分析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论着,论证列宁对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内外因思考和探索,阐述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的思想、工农民主专政是资产阶级革命完成标志等思想。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完全有条件实现对民主革命的领导,只有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才能取得对沙皇专制的彻底胜利,才能以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形式完成民主革命。实现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列宁认为,工农民主专政的实现是资产阶级革命完成的标志,之后应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掀开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以帮助俄国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建设。第五章列宁关于俄国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通过研读《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论着,阐述列宁对帝国主义经济特征和历史地位的分析及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阐释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论断和俄国无产阶级应立即夺取政权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列宁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没落的、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阶段,这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阶梯,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是社会主义的入口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俄国作为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应当把握时机、抓住机遇、大胆出击,在本国无产阶级努力和欧洲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实现从民主革命想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第六章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影响和价值。通过阐述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对俄国、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深刻影响来论述十月革命前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俄国价值、世界价值和中国价值。首先,通过阐述这一思想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说明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指明了俄国发展的正确方向,是十月革命的理论基础和基本遵循。这一思想论证了俄国实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途径和策略,坚定了俄国党和人民必胜的决心和信念,引领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其次,论述这一思想对十月革命后俄国巩固政权和国家建设的影响。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源头,是实施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来源,直接影响了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发展道路探索和实践。再次,阐述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探求独立解放道路的影响。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联系俄国革命的经验,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政党建设、统一战线、革命策略等提出了针对性意见和建议,推动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反帝反殖反霸斗争和民主民族独立斗争的开展,坚定了他们开辟新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第四,论述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通过阐述列宁关于民主革命性质理论、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农民地位作用理论、革命发展阶段理论、革命前途理论等对于中国民主革命性质理论、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领导权理论、工农联盟理论、中国革命两步走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前途理论等的直接影响来说明这一思想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和实践的重大理论指导作用。第五,论述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通过阐述列宁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全球化理论等对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执政党建设理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两制和平相处理论的重大启示说明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启迪。第六,通过阐释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在时代主题认知、革命家集团培养、意识形态教育、历史机遇把握、科学分析资本主义利弊、坚定理想信念等方面的理论贡献,说明这一思想在决策制定、领导核心建设、人才培养、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等领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启示。

鞠杨秀^[2]（2021）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农民问题是关系全局的根本性问题。一代伟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坚持深入农村进行长期而细致的调查研究,不断关注、探索农民问题,形成了依靠农民、组织农民、唤起农民、教育农民的理论认识,构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观。毛泽东正是基于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和农民问题的分析认识,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从而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观,总结历史经验,对于解决新时代的“三农”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观,是毛泽东结合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吸收借鉴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及中国先进文化思想,基于深入农村的调查研究,在其个人农民情怀的深层次影响下而形成的。就其发展历程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观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建党至大革命时期的萌芽阶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形成阶段、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成熟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观具有丰富的内容。一是对农民重要地位的科学认识。毛泽东认为农民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力量,处于社会的底层,是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主力军。二是把农民组织起来的思想。他认为组织起来的农民才拥有巨大的革命力量,把农民全面地组织起来,要建立多种具体形式,开展政治经济文化斗争活动。三是唤起农民的革命意识。他认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坚持人民立场,解决土地问题,维护农民利益,组织调动农民,唤起农民参与革命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四是教育农民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认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党要对农民进行无产阶级教育,农民教育应包含丰富内容,采取正确的方法和原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观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观仍闪耀着时代的光辉,为做好新时代的“三农”工作,提供了诸多现实启示。

宋浠睿^[3]（2020）在《孙中山民生主义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提出近代的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长期的闭关锁国导致内忧外患,动荡不安。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为了改变中国屈辱的命运,推翻了中国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转型,并建立了中华民国。带着如何使中华儿女真正吃饱穿暖的现实思考,孙中山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案对策,并建立了民生主义思想体系。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将对民生问题的考察提升到为国家民族担当的高度,具有超越时代的理论价值。这一思想涉及土地、经济以及社会教育等多方面关乎国计民生的问题。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善民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要求,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所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问题的研究提供较为丰富的理论素材。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做出了多角度、多方位的解读,但是只有全面把握民生主义的内涵,深入理解民生主义所凸显的理论局限与内在矛盾,才能在新的历史方位中更为切实地领会这一思想的时代价值。本文不仅研究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具体内涵,同时深入研究其详细的发展脉络,以求全面、客观地评价民生主义,梳理这些内容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以及把握其时代价值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本文的章节安排如下:第一章绪论,介绍了选题的背景及意义、当前的研究现状,简要做了相关概念的阐释,提出了研究途径与方法和论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是交代了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时代背景及理论溯源,通过对中国传统民生思想和西方社会的民生理论及政策实践的回顾与考察系统梳理了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思想渊源。任何思想家的理论学说都是经过了大量的理论铺垫与现实实践形成的,思想理论溯源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铺垫与支持。第三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内涵,简要分析了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根本、核心、基础与实现的途径。第二部分梳理了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发展历程,分别是民生主义的孕育萌芽阶段、发展过渡阶段和飞跃完善阶段。第四章通过历史文献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历史流变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围绕中国共产党对于民生主义的坚持与超越和中国国民党对于民生主义的发展与背离和进行了考察与分析。主要从政策和理论两个方面入手,通过纵向对比两党都是在继承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在民生方面的完善与超越和中国国民党在民生方面的缺失与不足。第五章是新时代视域下对孙中山民生主义加以评析。分别是民生主义的内在矛盾、民生主义的理论价值和民生主义的历史贡献与思想局限三个方面。旨在对孙中山民生主义进行相对系统、公正的评析。第六章整理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合理吸收,也就是当代价值。笔者在此将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当代价值整理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根本原则、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物质基础、坚持以发展农业为基本目标、坚持以发展教育为重要手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在新时代保障和改善民生问题仍然可以从孙中山民生主义中提取许多的启示与价值。

方华^[4]（2020）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凝聚全体人民精诚团结、顽强拼搏的精神力量,是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价值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落脚点。党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充分肯定了以“文化建设促进人民精神团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显着优势”,作出“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重要部署,并且强调:“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完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被提升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离不开既有的思想资源和实践基础,离不开对党领导文化建设历史及经验的研究和总结。抗战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党领导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党领导的文化建设,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入研究抗战时期党领导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分析总结其历史经验及当代价值,对于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引言部分,概括介绍了选题的背景和依据、研究现状、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等问题。文章的主体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分析和考察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背景和条件,阐明抗战时期党领导文化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第二部分从理论探索和理论形成两方面对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理论进行研究。在理论探索方面,文章梳理了党对于科学化、大众化、民族化文化思想的理论探索,分析抗战时期党领导文化建设并最终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思想渊源;在理论形成方面,文章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提出及最终形成进行分析研究,阐明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在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事业中的指导作用。第三部分对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实践进行研究和梳理。分别从党在扩大文化队伍、开展抗战的文化教育和宣传工作、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与学术研究、进行党内文化建设、加强党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文化工作等方面,对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具体实践进行分析和研究。第四部分对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进行总体分析和评价,阐明了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的主要特点、历史贡献,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阐明了这一时期党的文化建设经验在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事业中的价值体现及重要启示。

孔园园^[5]（2020）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工业化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经验,形成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工业化思想。这一思想初步回答了“为什么要实现工业化”和“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可资借鉴的实践经验。多年来,学术界有关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工业化思想的研究存在着不足,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为此,本文以抗战时期为大背景,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工业化思想的形成、主要内容进行系统、全面分析,并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论思考。论文的第一部分详细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工业化思想、列宁和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思想以及中国近代有识之士工业化思想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工业化思想形成奠定的思想理论条件。在深入研究这些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抗战时期复杂的时代背景、根据地的实践以及对民粹主义思潮的批判等,分析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工业化思想形成的社会现实条件。第二部分总结概括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工业化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工业化的必要性、前提和途径。以抗战时期中国的革命道路和现实国情为背景,论证了实现工业化是民族独立、国富民强的需要,是中国共产党任务和使命,并从民族国家重建、政治民主化和“耕者有其田”政策三方面总结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对实现工业化前提条件的初步认识,最后进一步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开辟的独特的工业化道路及实现工业化的方式。第三部分,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工业化思想进行了客观评析,指出了它为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和马克思工业化理论发展的贡献。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没能形成系统的工业化理论。总之,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工业化思想立足于抗战时期的中国实际情况,开始了对中国工业化问题的初期探索,是中国共产党工业化探索过程中的重要思想遗产,对于今天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李凯^[6]（2020）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文中认为政党文化体现着一个政党最深层的精神积淀和最持久的价值追求,是政党软实力的重要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前所未有地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坚定文化自信和开展以史资政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位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孕育成熟的重要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中华民族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孕育创新发展了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本论文以文化自信为政治视角、思想政治教育为研究视角、以古鉴今为透视视角、对策路径为阐释视角,从发展历程、发展源泉、发展成果、建设经验、现实启示5个方面构建论文框架,梳理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发展脉络、实践成果和建设经验,着眼厘清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现实困境、不利因素和优势条件,着力探寻推动新时代执政党建设和政党文化创新发展的实现路径。政党文化是政党活动历史积淀的结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经历了萌芽、孕育、发展和成熟4个阶段,实现了从幼稚懵懂向成熟自信、革命型政党文化向执政型政党文化的质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积淀、民族独立和党际党内斗争的革命实践,成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孕育成熟的理论源泉、思想源泉和政治源泉,实现了政党文化从理论探索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思想保证、舆论支持和文化条件质的飞跃。历经长期孕育、反复提炼、逐步强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在思想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4个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形成了彰显马克思主义政党属性、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共产党人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革命精神的成果体系。总结历史经验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以史资政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既是新时代夯实政党文化根基、守护政党文化命脉、筑牢政党文化理论基础和提升政党文化建设能力的现实需求,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经验对推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创新发展的现实启示。借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党文化建设经验,突出问题导向、求解思维和实践特色,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推进集中教育制度化规范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党文化建设经验总结,是推动新时代执政党建设以及政党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现实启示。聚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古鉴今开展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对于深化政党文化发展建设规律、发挥民族振兴精神指引作用、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新水平和开辟宣传思想工作新境界,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鲜明的时代价值。

庞达^[7]（2019）在《政党适应性视角下的群众路线研究》文中指出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在时代变迁的背景下,如何在党的治国理政过程中正确有效地践行群众路线始终是一个重大课题,值得我们不断地深入研究与思考。从实践角度讲,群众路线是一个由多种实践形式和策略所组成的丰富体系,凝聚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开展群众工作、建构党群关系的宝贵经验,这些实践形式在不同历史时期展现出不同的特点与形态,发挥了不同的政治功能。要正确的贯彻群众路线不仅应对各个时期群众路线主要实践形态及其特点进行总体性的把握,而且要弄清隐藏在庞杂实践形态中的群众路线变迁规律,并以之为指导探索新时代群众路线的创新路径。当前学术界对群众路线的研究体现出多重视角,包括政策过程视角、民主建构视角、国家治理视角等等,这些视角从不同方向对群众路线进行了解读与界定,但多是基于某一时期、某一阶段群众路线实践做出的论述,缺乏整体性分析与完整性把握。实际上,群众路线的实践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是不断变化的,根据某一阶段或某个层面的经验对它做出界定,无疑会削弱群众路线本身的丰富性与立体性,也不利于对其所具有的政治功能与潜在价值的准确把握。基于此,本文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即政党适应性的视角来理解和分析群众路线,或许可使我们对群众路线有一种更全面、完整的理解,从而发现原来被我们所忽视的内容。政党适应性理论是研究政党变迁与适应性变革的重要理论范式,如何建构政党与环境的契合关系是这一理论的核心问题,民众的需求与结构是政党所要适应的关键环境变量,如何基于民众需求和结构特征的变化对政党组织（及其各类政治活动）做出调整,从而建构政党与民众的契合关系是政党适应性理论所关注的主要内容。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建构和规范党群关系的基本方式,在群众路线实践展开的具体过程中,同样要基于客观环境和群众特点的变化变革群众组织方式与手段,基于群众需求的变化调整动员模式与沟通策略,这就使不同时期群众路线的实践变迁同样体现出政党适应性的基本逻辑。中国共产党是先锋使命型政党,具有适应性实现过程的特殊性,由此也就决定了党的群众路线实践展开及其功能实现过程的特殊性。因此,政党适应性理论可以为我们研究群众路线提供一种新的观察视角与思维范式,从这一视角出发可对群众路线的历史演变做出更完整、清晰的把握,对其政治功能做出更系统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可对新时代背景下群众路线的实践创新做出深入思考。从政党适应性的视角分析群众路线的历史演变,可以分为民主革命、建国至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之后三个时期进行考察。时代环境的变化和党的主要任务的变迁对党群契合关系的建构提出新的挑战,要求群众路线的具体开展形式据此做出适应性调整,这导致不同时期党对群众路线的落实形态呈现出明显的适应性变迁轨迹,而在每个时期内部的不同阶段也体现出一定适应性调整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民主革命时期和改革开放之后都有明显的体现。本文依照中国共产党适应性演变模型对群众路线在不同时期的主要实践形态及其适应性影响因素做了梳理和分析,选取具体案例对不同历史情境中的群众路线实践做了考察,并分别对三个时期群众路线的基本特征做了总结:民主革命时期的群众路线围绕“政治革命”任务而展开,具有实践策略的灵活性与实践方式的激进型,宣传、劝说等柔性动员和面对面的直接沟通是党员干部践行群众路线的主要形式;建国至改革开放之前的群众路线围绕“社会改造与国家建设”任务而展开,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形式全面融入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各个领域,并成为党的领袖建构领导权威、平衡官僚权力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之后的群众路线围绕“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任务而展开,依托制度化渠道的群众民主参与成为群众路线落实的重要形式,如何克服官僚体制弊端成为这一时期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命题。从政党适应性的视角来理解群众路线的政治功能,可以分别从外适应与内适应两个大的方面予以考察:首先,就外适应方面来说,主要体现为对于“群众”的回应、引导与塑造。通过群众路线的信息收集与政治沟通功能,中国共产党保持了对群众需求变化的敏锐感知;通过群众路线的资源整合与汲取作用,中国共产党建构了组织生存的群众支持网络;通过群众路线对民意的有效汇集与实现,中国共产党巩固了执政合法性与政治代表性;通过群众路线对“人民群众”的塑造与引导,中国共产党增进了社会资本与政治团结,为自身政治事业与历史使命的完成打下了良好基础。其次,就内适应方面来说,群众路线具有促进党实现自我革新、自我凝聚、自我净化的重要作用。通过群众路线的人员更新与组织结构优化功能,中国共产党保持了党及其领导的政权体系的开放性,实现了自我革新;依托群众路线对党员干部政治能力的锻炼和实践经验的累积,中国共产党培养出了能被广大群众所认可与信服的“群众领袖”,实现了自我提升;通过群众路线对党员道德品格与革命意志的塑造,中国共产党保持了自身的群众底色,实现了自我净化;通过群众路线对政党组织文化与向心力的建构,党的内部统一了理念、协调了行动,实现了自我凝聚。从政党适应性的视角思考群众路线的时代创新,需要基于政党当前所面临的适应性挑战,从问题视域出发挖掘群众路线蕴含的潜在价值,探索创新方向。当代背景下,群众路线对于突破政党代表性困境、解决党群沟通隔阂、抑制政党官僚化倾向、消解权力异化风险等方面都能发挥重要作用。但群众路线的创新发展也面临着一些障碍,体现为社会结构分化加大了群众政治整合的难度、政党科层化限制了群众政治参与的拓展,基层党组织建设不完善影响了党群之间的互动沟通。在新时代背景下推进群众路线的实践创新,需要基于新的时代环境和群众需求变化,实现群众服务和沟通的机制渠道创新、群众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与平台创新、群众组织和动员的方法载体创新、党的教育实践常态化与巡视巡察机制创新、党的管理体制优化与基层党建创新。

孙延青^[8]（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文中研究表明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承载着国家管控基层社会、关爱基层民众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宋朝开始“王权止于县”,形成了传统“皇权—绅权”二元权力控制型社会。但近代以降,传统社会在内外交困中开始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发端于清末新政以来国家现代化基层政权重构实践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在“自治化”与“行政化”的路径选择中,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历程中,国民政府力主推行“乡闾保甲”、“新县制”等举措,但不仅未能完全实现国家权力的下延,相反在攫取资源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农村社会“内卷化”。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将马克思列宁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进行摸索。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基层政权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政经验。1949年8月湖南省长沙专区获得了和平解放。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未“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式”的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情况较为复杂。从1949年到1954年间,中共长沙地委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南省委领导下,历时五年,立足于“行政化”路径下的“党治国家”模式,通过诉诸于“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下延,对专区基层政权进行建构,实现了近代以来历届政权的未竟之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通过培养基层干部、健全党委制度等“内部耦合”方式,实现了“政党”这一内生性权威从无到有的建构与渗透。长沙专区高度重视干部选拔、培养和整训工作。一方面通过采取审查甄别、建立学习机制、干部整风举措及开展“三反”等运动,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整顿了工作作风,奠定了干部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则通过“审查党员”、“公开建党”、“整党建党”等举措,健全了党委机构,纯洁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党员,实现了党组织权威在乡（镇）乃至村级的确立。伴随着基层干部的“党员化”,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有机契合保证了中共的坚强领导。在“政权下乡”过程中,中共长沙地委相继进行了以“接管建政”、“废除保甲”、“土地改革”和“人民普选”为核心的基层建政运动。力图以“外部嵌入”方式实现对专区基层政权组织和外延性权威的破旧立新。这既是持续的建政步骤,也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四个阶段之间相互协同衔接,呈现出明显的步骤性和系统性。具体而言,长沙专区成立后,在“接管建政”历程中,实现了县级、区级政权的接管和建制。在随后以“废除保甲”为核心的建政运动中,主要通过开展“武装剿匪”、“支前筹粮”、“双减退押”运动,破除了地方军事权威及政治权威,延续千年之久的保甲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运动中,破除了经济权威乃至文化权威。与此同时,通过在运动中启发民众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民众在认识自身力量的基础上,逐步成立了农民协会、青年团、民兵、妇联等群团组织,实现了对民众基础的重塑和改造。最终在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运动中,通过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与建立乡人民政府,建构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地方基层民主政权,确立了以乡（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最终伴随着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发,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获得了制度性安排和法理保障。长沙专区完成了以“乡（镇）”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建设历程,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社会乃至基层民众也实现了权势转移。在这一系列“短平快”的运动治理方式主导下,长沙专区在破除旧有基层政权和权威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标志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重构,完成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下延和权威重塑历程。而民众在建政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到“党、政、群、团”等组织中来,专区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但这种基于国家偏好的选择性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乡村简单化和片面化认知,延续千年的传统乡村模式在“布新”和“除旧”中被批判而被“他者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选取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湖南省长沙专区为个案研究,在占有广泛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绘,力图梳理出中共长沙地委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逐步控制和重塑过程,进而考察分析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建政运动模式和内在治理逻辑。不仅有利于拓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视域,进一步增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政权重构研究的广延性,同时通过总结建政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资鉴价值。

高茂森^[9]（2019）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人民民主革命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人民民主革命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其本身是民主与革命的合流,它既是一个革命的历史政治过程,又是一个争取民主的历史政治过程。在学理上从民主建构的视角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人民民主革命观念,新民主主义革命既是一部革命史,同时也是一部民主性不断发生和建构的历史,革命行动始终处于民主建构行动的历史进程中。因此,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无论是民主观念的建构还是民主行为的建构,民主作为革命目标的同时也作为具体历史时段中达成革命目的的手段,其从未在历史政治过程中缺席。新民主主义革命始终处于民主建构的历史性政治实践行动过程之中。从发生学角度分析,在毛泽东那里之所以能够形成人民民主革命的观念在于他本人坚信人民主体的历史观,并且他将人民群众作为创造人类历史的真正主体,将对人民主体地位的维护（即民主）作为革命的信仰,在坚守信仰中寻求国家的真正统一。民主建设与革命行动辩证统一,人民民主国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追求,民主观念的建构是民主势力革命行动的前提,革命行动为民主现实的获得提供保障。进入历史的具体场景,毛泽东分析了所处时代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存在的专制主义现象,进而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领域进行了民主建设及革命实践。全面的民主危机引发了全面革命,革命不再单纯是传统以暴制暴的秩序建构过程,革命需要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之中获得人民的认同,只有人民成为革命的主体,革命才能获得真正成功。革命过程是民主秩序建构的过程,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于世界历史上任何革命的革命过程,也是其最大的特点。革命的过程中不断对专制形势进行分析、认识、再认识,不断对民主观念及行为进行建构再建构,革命最终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势力不断强大的基础上获得了实质性变化和发展。在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人民的民主质量也达到了更高的水准。民主既是目标又是手段。革命动力因民主的不断建构而变得充足,民主势力因革命不断前行而壮大。以民主促进革命,革命与民主同发展的历史政治过程凸显了人类事业变化发展的规律性特征,其为新时代的今天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社会革命提供了镜鉴。不忘革命初心,坚持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值得传承。

陈诚^[10]（2020）在《政治文明语境下中国协商民主的优势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协商民主的理念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与中国久已存在的协商民主实践完全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①她以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理论为指导,植根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总结自民主革命时期以来党领导协商民主的历史经验,使协商民主在推进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顺利恢复国民经济,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协商民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理论为指导,这是我国协商民主发展的显着优势。马克思政治文明理论的本质是让绝大多数人民享有民主,在当代中国,民主具有两种形式,即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他们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因此,马克思关于政治文明的思想始终指导着我国协商民主的发展。马克思对人类思想史作出的最大贡献之一是创立了唯物史观,马克思政治文明思想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唯物史观内在的规定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为了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民主。协商民主作为中国两种民主形式之一,自然也是为了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民主。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政治文明思想,领导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使人民享有民主从理论变为现实,列宁强调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要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政治文明建设必须要有法制保障。列宁倡导并促成了中国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协商民主的开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政治文明思想指导下,根据中国国情创立了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理论,探索了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的两种实现形式,即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紧密结合,集中体现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政权中,并指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价值取向。为协商建立新中国、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得到了传承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思想,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地位,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是人民当家做主,他设计了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方略是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进一步推进了协商民主的发展。江泽民明确提出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中国民主的两种形式,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推进了协商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胡锦涛积极倡导党际关系和谐,推进了协商民主的程序化建设,为政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习近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思想、中共几代领导人政治文明思想,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显着特征是大力发展协商民主,习近平详细论述了发展两种民主形式,把人民当家作主落到实处的重要性。并不断加强协商民主的制度建设、程序建设和实践推进,取得了显着的成效。①理论的科学性和彻底性是中国协商民主的显着优势。在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指导下的中国协商民主理论一直强调,这是绝大多数人享有的民主,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所决定的。而西方协商民主的理论来源,不论雅典民主还是希腊民主抑或卢梭的民主共和理论均是少数人的民主,广大的基层群众是排除在民主之外的,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是为弥补代议制民主的不足而产生的,本质上还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民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西方协商民主的本质区别,是中国协商民主的最大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中国协商民主的独有优势。中国有其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文化基因,由此形成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天下为公、兼容并蓄,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就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广泛的民主协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体现的关于和的理念、和而不同的理念和思维方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更新发展,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精神给养和文化底蕴。中国协商民主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西方协商民主相比,优势明显。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继承了雅典民主、古希腊民主和协商的文化传统,但在非理性代议制民主文化冲击下,传统文化渐渐失去了昔日的风采,一个文化根基薄弱的理论是难以支撑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理论强调无产阶级政党要加强对政治文明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是中国协商民主健康有序发展的根本优势。纵观世界上其他国家,尽管学者们着书立说,大力倡导发展协商民主,但至今尚未见到有任何国家的执政党在执政实践中切实贯彻协商民主的理念,也未见到哪个国家的竞选者把协商民主作为竞选口号。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执政为民的理念。进入新时代,习近平进一步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不仅重视人民的选举权利,更重视人民持续参与日常政治生活的权利,把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完美结合,大力倡导和持续推进协商民主,坚持人民在协商民主中的价值中心地位、利益中心地位、实践中心地位,并把它贯彻到党治国理政的全过程。协商民主的发展,促使党的执政方式发生新变化,推进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理论强调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没有制度和法律保障的民主是难以为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和体制优势集中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了自上而下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协商民主,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达到的。国外协商民主虽然倡导者众多,但是基于理论探讨为主,实践操作层面还处于零散状态,制度化只是局部的,个案的,缺乏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中国协商民主首先是从高层协商开始的,新中国的建立,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民族、各阶层人士经过广泛协商的结晶,并由此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政协成为中国协商民主的专门机构,使高层协商实现了常态化发展,高层协商就全国而言主要有政协协商、政党协商、人大协商,并延伸到省、市、县。1987年中共十三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制度,经过多年实践,社会协商逐步规范有序;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城市基层民主开始启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村民自治的兴起,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在创新中不断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形成了自上而下、全覆盖、广泛多层制度化协商民主体制机制,并形成了以国家宪法法律为保障、国家政治制度和各项具体制度为规范、政策文件为支撑的协商民主制度体系和程序规范,有较大的制度和体制优势。认识并继续完善发展中国协商民主的优势,有利于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二、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财政思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财政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1）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孙中山民生主义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工业化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政党适应性视角下的群众路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9）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人民民主革命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政治文明语境下中国协商民主的优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财政思想（论文参考文献）

• [1]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研究[D]. 刘焕申. 山东师范大学, 2021(12)
• [2]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观研究[D]. 鞠杨秀. 山东财经大学, 2021(12)
• [3]孙中山民生主义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宋浠睿. 吉林大学, 2020(08)
• [4]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研究[D]. 方华.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5]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工业化思想研究[D]. 孔园园. 辽宁大学, 2020(01)
• [6]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D]. 李凯.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20(04)
• [7]政党适应性视角下的群众路线研究[D]. 庞达. 吉林大学, 2019(02)
• [8]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D]. 孙延青. 湘潭大学, 2019(12)
• [9]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人民民主革命观研究[D]. 高茂森.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10]政治文明语境下中国协商民主的优势研究[D]. 陈诚. 扬州大学, 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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