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道互补看净明道特色

一、从儒道互补看净明道的特色（论文文献综述）

王天一^[1]（2021）在《刘玉净明忠孝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孟璇^[2]（2019）在《中国哲学视域下的丘处机思想研究》文中认为丘处机（1148-1227）是宋金元之交的全真领袖,也是中国道教史上极为关键的人物。由于全真道丘处机积极革新道教理念,同时善于把握历史机遇,为中国道教进入发展顶峰做出了杰出贡献。尤其丘处机以七十二岁高龄西行万里觐见成吉思汗的事迹,向来被传为佳话。连乾隆帝也曾在北京白云观留下咏叹丘处机的名联:“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实际上,丘处机的历史功绩远不止于万里西行的救世创举,其哲学思想更折射出超越时代的理性光辉。以道教传统的“气论”思想为背景,丘处机因应时势对道教内丹理论进行大力革新,不但破除了传统道教对肉体长生的执迷,还一改道教避世修行的习惯,将道教从山野之外引向世俗当中。为了从哲学理念上汇通道教的入世修行实践,丘处机提出一系列迥异于传统道教风格的新观点,包括“虽涉事而常无事”的心性修养观、“济物利生,功成仙去”的功行理念、“真道养神,伪道养形”的精神超越追求,以及其独具一格的“有为无为一而已”的生存论认识等。通过具体修行理念的革新,也彰显出丘处机哲学思想中对道家博爱精神的复归、对“无为”的双重否定和超越神仙信仰等方面的理论特色。作为道教思想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新成果,丘处机哲学思想与儒释两家进入成熟期的理论成果也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一致性,主要表现在与禅宗心性理论和宋明理学思想建构中的汇通。深入其中可以发现,丘处机哲学始终表现出对于人类现实生存境遇的深刻关切,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思想意蕴在当代依然具有启迪意义。其思想的具体内容虽然已随历史的远去而渐失吸引力,但其中所蕴含超越现实的高蹈理想、追求自由的永恒精神不会被历史尘埃蒙蔽,而将伴随人类文明的发展与时俱新。

袁坤^[3]（2017）在《江西宜春禅宗与地方社会》文中提出本文试图通过对禅宗在宜春地区传法脉络的分析和对三大祖庭寺院修建过程的考察,探究禅宗与宜春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唐中后期,随着宜春地区人口的增多、经济开发的加速和科举文化的繁盛,禅宗开始在宜春落地生根。禅宗在宜春的广泛传播根植于宜春优越的地理条件和经济人文环境,以及官僚士大夫对宜春禅宗的青睐。与此同时,宜春地区流传的诸多民间信仰与禅宗之间的冲突、糅合呈现出大传统与小传统共存于同一空间的和谐图景。建构于这一时期的诸多灵验故事不但映证了禅宗与宜春地方社会的积极互动,而且展现了唐宋时期宜春地区经济开发的历程和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宋前中期,朝廷对宜春禅宗的封赐达到了一个高峰,三大祖庭的增建规模也更为宏伟,四方前来修法的人数较之前有所增加。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禅宗开始从宜春大规模向南北诸省及海外扩散,奠定了“三大祖庭”地位确立的认同基础,宜春禅宗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而从其弘法规模来看,到宋后期又不断呈现式微之势。有宋一朝,政府放松了对土地和人口的控制,土地私有越来越普遍,租佃关系进一步确立,以“禅农”“禅茶”为特征形成的禅院庄园地主经济即属于这一时代的产物。明清时期,宜春禅宗逐渐衰弱下来,有的寺庙甚至到了僧散寺废的境地,禅院庄园地主经济的继续发展激发了禅宗与地方官府、土民的诸多矛盾。然而,地方士绅、大家族对禅院修建、法脉恢复的大力支持又使禅宗得以延续不灭。

刘伟^[4]（2011）在《十七世纪中叶之前汉民族和犹太民族宗教信仰品格比较研究》文中指出“宗教”和“宗教信仰”是宗教学术研究领域比较重要的概念,“宗教信仰”指信仰何种宗教,概念比较明确,没有任何争议,而对于“宗教”的定义,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多彩多姿,各有特色,至今难有统一的定论。目前,在我国宗教研究领域比较通行的定义是吕大吉提出的“宗教四要素说”,这个定义最鲜明的特点在于从“宗教是一种规范化、制度化的社会文化体系”的角度来阐释宗教。毋庸置疑,“宗教四要素说”在我国宗教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宗教四要素说”我不想做太多评论,我只是想变换一下视野,从“宗教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现象”的角度来定义宗教。我给“宗教”下的定义为：宗教,是指特定的群体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了特定的目的,对虚拟世界的超自然力和现实世界中被神化的物体或现象,进行信仰和膜拜的一种特定的社会现象。并据此认为,宗教的独特功用是“生之所依”和“死之所归”。在此基础上,我提出了“宗教信仰品格”的概念,意思是指“经过长期演化,群体在宗教信仰方面所体现出来的特质与风格。”对“宗教”定义的重新阐释与“宗教信仰品格”概念的独特界定,是论文研究的基础。从目前国内宗教学术研究领域来看,在限定的历史范围内,直接对汉民族与犹太民族的宗教信仰深入系统地比较研究还没有,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大的方面：汉民族的宗教信仰研究和犹太教研究。如果从本论文的角度来审视,这些研究主要有两点局限：一是两方面的研究都各行其道,交叉对比研究较少；二是在民族宗教研究方面,学者研究的重点在于少数民族,而忽略了汉民族,并没有像对待少数民族那样把“汉民族”单列出来进行专门研究。况且,只要涉及到汉民族,往往都是以“中华民族”、“中国人”等笼统概念所代替。实际上,汉民族尽管是中华民族的主体、中国人的主干,但中国是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汉民族只是其中的一员。在宗教信仰方面明显不同于其他民族,把“汉民族”单列出来进行研究,则更为科学合理。基于此,本论文主要是对十七世纪中叶之前,汉民族与犹太民族的宗教信仰品格进行解构和比较。之所以界定在十七世纪中叶之前,主要是因为在这个历史时期,汉民族与犹太民族在宗教信仰品格方面发展比较稳定,十七世纪中叶之后,则进入了变幻动荡的历史时期,不好驾驭,也很难把握。论文采取文献研究的方法,主要从“孕育、萌芽、确立、际遇调适、成熟稳定”五个历史阶段对汉民族“散文式”和犹太民族“凝聚式”宗教信仰品格进行阐述,对其“内涵与外延”进行比较,从“文化传统、地理环境和民族特征”三个层面进行穷根究源。论文认为汉民族的宗教信仰品格是“散文式”,犹太民族的宗教信仰品格是“凝聚式”,两者的内涵、外延和演化过程各不相同,既有共性,也有个性。乐感文化或罪感文化的文化传统,稳定或动荡的生存环境、多元包容或单一排他的民族特征是两个民族宗教信仰品格形成的根本之所在。论文创新之处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从新的角度对“宗教”的定义进行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宗教信仰品格”的概念；第二,提出并解析汉民族“散文式”与犹太民族“凝聚式”的宗教信仰品格；第三,把汉民族从“中国人”等笼统的概念中单列出来,对其宗教信仰品格进行研究。所有这些在目前学术研究领域属于首创,能够弥补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郭招丽^[5]（2009）在《净明道文化的探讨》文中指出净明道,全称“净明忠孝道”,是指源于晋代许逊信仰,于宋元间在江西南昌西山兴起的一个道教派别,系由灵宝派分衍而成;该派尊许逊为始祖。净明道形成于南宋初的何真公,至元时又经历过刘玉的改革和创新,遂传衍开来。该派极其倡导“忠孝”思想,以“忠、孝、廉、谨、宽、裕、容、忍”——“八宝垂训”为其主要宗旨。而万寿宫作为后人祀奉许真君的道观,始见于晋代时期,至今有1600多年的历史。净明道发源于南昌地区,后来随着江西人外迁和江西商人外出行商,把净明道信仰带到世界各地。净明道信仰流传甚广,江西省内外甚至东南亚许多国家都建有万寿宫。万寿宫是净明道信仰的载体、万寿宫是净明道信仰文化的标志。饱经历史之久,万寿宫与商业建立起紧密的联系。

季庆阳^[6]（2009）在《近十年中国大陆孝文化研究综述》文中提出

蔺熙民^[7]（2011）在《隋唐时期儒释道的冲突与融合》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古代汉魏以降素有“三教”之说,儒、释、道三教并存互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研究儒、释、道三教关系,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三教之间的深刻差异、各自的基本特质和各自思想演变的轨迹,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中国文化的根本特点、基本走向、精神动力以及总趋势、总规律。更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历史上三教关系的展现以及政权处理三教的成败得失,亦可为当下处理三种新的文化——西方科技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有价值的借鉴,也能为全球多元文化的竞争、交融提供有益的启示。这种格局形成的特点在于三教不是各自独立存在与发展的,而是一方面不断互相冲突、排斥与论争,力图寻求各自在中国政治与社会中的位置和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又在冲突中相互吸收、借鉴,从而共同促进中国学术思想的内在融合和发展。这种现象是两汉以降思想文化发展的总景观。因此,三教关系的总特点就是三教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也就是说,通过揭示三教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可以对三教关系进行基本而全面地把握。而隋唐时期是三教冲突由产生、展开到初步消解最充分最明显的变化时期,同时也是其融合逐步产生、展开和基本完成的时期,这一时期三教的互动最能彰显出中国文化自身的特点及价值取向,也为宋元明清的三教关系格局做出重要铺垫。鉴于此,本论文立足于隋唐时期,力求完整深入地揭示隋唐时期三教冲突和融合的历程,探究其内在发展脉络,着眼点主要解决三教如何真正在国家一统之下发生交流、碰撞和融汇,三教如何在冲突与融汇中寻求新的契机和条件而彰显出各自的理论创造力,三教如何在相互刺激之下理论发生突变与转型,并孕育着更博大精深的宋明儒学的各种因子。这些是本文期望解决的问题,以试图对隋唐三教关系有整体把握与深刻揭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本论文按照时间的顺序,将整个隋唐三教关系细分为隋代、初唐、盛唐、中晚唐四个时段,故而分作四章,加以论述。我们发现,从冲突与融合的特点来看,前两章的隋代与唐初部分主要表现为冲突,第三章的盛唐部分主要为三教之间冲突的消解与融合的酝酿,第四章的中后唐部分主要是三教的融合。为了更好地把握隋唐三教关系,本文在揭示隋唐儒释道三教的冲突与融合的历程时,还突出了以下几个重要的线索：一是三教在隋唐的发展演化过程中,每个分段三教都具有共同的特点,可以概括其大致的突出特色,具体就是前两章的隋代与唐初部分突出三教的国家化（政治化）,盛唐一章突出三教的理论化,中后唐一章突出其社会化,这是对各个分段三教及其关系所主要解决的焦点问题和总体特点的揭示,此线索相当清晰。二是借鉴学界研究成果,认为三教鼎立可以作为隋唐三教关系的总特点,为此,围绕隋唐儒释道三教的冲突与融合,认为隋代借鉴魏晋南北朝的历史经验,是三教鼎立的初露端倪阶段,中经唐王朝几代的调整与三教各自的发展,而最终三教鼎立在盛唐的唐玄宗时期基本完成。其中贯穿着官方化鼎立、理论化鼎立,而中晚唐时期三教鼎立的突出表现,则是三教在被政权接纳并构建成适应中土的理论的基础上,逐步走向社会化与民间化,使得三教在民众的精神心理上同时扎下根来,从此中华民族的生存模式是由三教共同作用。同时在论述过程中,尽量站在大量的三教史料上,不致使三教鼎立落空。这也是一个明显的发展线索。三是不管是从冲突与融合上,还是从三教鼎立上看,隋唐三教在理论倾向与义理构建上的最大特点是共同走向“修心养性”,因而心性问题是三教关系的最为关键的理论问题,各家共同的理论诉求是相互借鉴建构成自身的心性修炼模式。以上是对隋唐三教关系的整体认识,下面再具体就每个分段的主要内容与创新点作以揭不：第一章探讨了隋代三教关系。主要围绕隋政权是如何在统一的政权之内将南北朝末期三教并存的经验积淀下来,做到了三教的初步国家化,初创了三教鼎立的新格局。在探究中力求从以下方面创新：一是通过大量的事实从各个方面论述了三教鼎立的种种表现,使得三教鼎立这一总趋势没有落空。二是将公元594年与595年之交的东巡泰山当作隋代三教关系的重要关节点。三是突出隋炀帝时期的三教关系成果,把它作为整个隋代三教关系的总成果：就儒家而言,王通从儒家立场提出“三教可一”的明确主张,以及南北初步融合（二刘）的玄学化经学逐渐占有主导权；道教方面出现了融佛明显的重玄思想的结晶——《本际经》,极大推动了南北道教融佛的进程；佛教方面,三论宗形成,并与天台宗共同铸就了佛教独立发展的趋向。四是南北文化交流是三教关系的重大背景,错综复杂的南北文化差异的融合需要到唐代才得以消解,而隋代已做了诸多探索性的铺垫。第二章探讨了唐初（唐高祖与唐太宗时期）三教关系。在隋代三教鼎立格局初露端倪的基础上,三教并行的文化政策继续巩固,突出的是儒家经学继汉代之后再一次一统化与国家化；但是重道的文化政策,也引起了三教之间（尤其是佛道）激烈的大冲突,尤其也促发了佛道之间的理论之争,并在冲突中道教开始了巨大的理论转型,开启了重老的潮流,使得重玄学蔚然兴起。创新点在于：一是此部分突出三教的国家化冲突这一总特点。二是政权对于三教的调整十分理性,善于寻求平衡点。三是全面揭示重玄学的诞生背景与历史演化,并将重玄学的代表人物成玄英分为前后两期,重点探讨了成玄英前期重玄学的融佛特点与本位色彩的独特表现。第三章主要探讨盛唐三教关系（从唐高宗650年到唐玄宗755年）,它是本论文的重点部分。集中反映了唐代三教关系的特点,三教鼎立真正形成,标志着中国古代社会从三国魏晋以降从儒道互补模式转入到三教模式,并最终完成。这是既保持着冲突（此时主要是理论冲突）,又集中转移到理论上开始积极融合,是三教冲突减少而融通最富创造力的阶段。按照高宗、武后和玄宗三个统治段分为三节：第一节是高宗时期,三教都被政权纳入其内,都有自己的位置与角色,三种文化力量相互鼎足,而后期又积极促发了道教社会地位的提高与道教学术的发展。突出的是三教的理论创造：从儒学上而言,是将几百年形成的南北儒学综合起来,使孔颖达《五经义疏》为代表的玄学化经学得以通过国家化而固定下来；从佛教上而言,玄奘的法相唯识宗的盛行以及道宣《广弘明集》总结三教冲突与融合的历程,进一步推动佛教的独立与佛教社会影响的扩大；从道教而言,在激烈的论辩中以成玄英《庄子疏》和《海空经》为代表分别从老庄学与经学方面促发并推进了道教的经教历程,其核心是运用重玄学构建道教的心性（道性）论。第二节是武后时期,三教并行继续深入,但是佛教更被提到突出位置,从而引起三教关系的变动。儒学在佛道的挤压下,一些士大夫一方面从佛道的流弊上对佛道进行批判,另一方面还出现了从经学本身进行反省与史学上（刘知几《史通》）掀起疑古与惑经思潮。而道教积极容纳佛教的理论长处,出现了王玄览《玄珠录》与孟安排《道教义疏》,达到了道教吸纳佛教理论的高潮,解决了道教许多重大理论难题。佛教两大宗派华严宗与禅宗,积极吸纳传统儒道文化的某些因子,成为中国化程度最深的两个佛教宗派,并开始风行中土。第三节是唐玄宗时期,三教都得到扶持与利用,尤其是突出道教理国与治世功能的提升,以及道教学术的飞跃性发展。这标示着三教鼎立最终完成,即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思想文化结构从三国魏晋以降玄、道、佛兴起并形成三教并存的一次大的转调整换的完成。本部分突出的创新点在于：一是道教基本完成心性论转向,及如何明显摆脱佛教影响,回复到老庄,走向本位色彩；二是三教鼎立局面如何真正形成,有何重要体现,这也是本论文前半部分一个重点线索；三是集中探讨佛教宗派的中国化特点与表现,逐步彰显出重大的理论转向。第四章主要探讨唐代中后期三教关系。安史之乱的巨大社会变动使得三教关系有了新的转向,其中政权对于三教的管理与限制放松,而依赖性增强；三教之间的关系总特点是冲突明显减少,融合得到彰显,并且三教在如此大背景下,自身进行着各自艰难的裂变,寻求着新的探索。具体而言,儒家方面,大批儒者进行着救世的努力,并积极借鉴佛教来构建自己的道统论、心性论,同时大批儒士投身佛教,其精神人格与内心世界颇受佛禅的影响；佛教方面,禅宗风靡,佛教的中国化程度加深,《百丈清规》成为佛教本士化的新的重要契机,同时再加上禅宗的老庄化,使得禅宗本身成为三教融合的新的佛教形态,真正融入中国社会生活之中；道教处于低落状态,但亦然有儒学化的趋向（陆希声）,也出现了道教的总结者杜光庭,其道教学术突出的特点是三教融合色彩浓厚,并进一步走向心性化。以上这些都在昭示着三教逐渐走入中国社会,具有世俗化、心学化、社会化、个体化、民间化特点。另外,论文还包括一个较长的概说,对三教关系进行整体论述,尤其是围绕三教的冲突与融合,对三教关系的演化历程进行了揭示,以期望对整个三教关系有一个全面把握以及对隋唐部分三教关系有更清晰的了解。隋唐三教的冲突与融合,其给予我们的启示丰赡而深刻,主要提供了三个方面的丰富滋润：一是文化的发展成熟是在交融中进行的,善于在交流中吸纳与创新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开拓创新是学术创造和学术进步的灵魂。二是开放阔大的胸襟和心态,与自由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是文化创造的前提和基础,是三教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前提。三是和谐的文化精神追求是一切中国学问的主流价值取向。我们吸取和借鉴这些,定会收益无穷,这也是本论文的最终目的和追求的价值所在。

赖保荣^[8]（2002）在《从儒道互补看净明道的特色》文中研究说明

二、从儒道互补看净明道的特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儒道互补看净明道的特色（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哲学视域下的丘处机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江西宜春禅宗与地方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4）十七世纪中叶之前汉民族和犹太民族宗教信仰品格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净明道文化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6）近十年中国大陆孝文化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7）隋唐时期儒释道的冲突与融合（论文提纲范文）

四、从儒道互补看净明道的特色（论文参考文献）

• [1]刘玉净明忠孝思想研究[D]. 王天一. 南昌大学, 2021
• [2]中国哲学视域下的丘处机思想研究[D]. 孟璇. 新疆师范大学, 2019(05)
• [3]江西宜春禅宗与地方社会[D]. 袁坤. 南昌大学, 2017(02)
• [4]十七世纪中叶之前汉民族和犹太民族宗教信仰品格比较研究[D]. 刘伟. 中央民族大学, 2011(11)
• [5]净明道文化的探讨[D]. 郭招丽. 南昌大学, 2009(S1)
• [6]近十年中国大陆孝文化研究综述[J]. 季庆阳. 社会科学评论, 2009(03)
• [7]隋唐时期儒释道的冲突与融合[D]. 蔺熙民. 陕西师范大学, 2011(06)
• [8]从儒道互补看净明道的特色[J]. 赖保荣. 中国道教, 20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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