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伴随中国经济一起高速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许菲[1]（2021）在《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韩自1992年正式建交,迄今已近30年,而两国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历史远比这个时间更长,城市外交成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独特因素。单就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形式和主要成果——缔结国际友好城市来说,从1993年7月1日首对中韩国际友好城市——连云港市和木浦市正式缔结友城关系算起,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韩间已缔结友好省市（姊妹城市）关系206对,韩国成为除日美两国外与中国签订友好城市协议最多的国家。最初,中国连云港市和韩国木浦市缔结友城关系,主要是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时至今日,中韩城市外交合作领域不再限于经贸投资领域,其交往发展广泛辐射到地方政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体育运动、妇女儿童权益、环境保护、城市治理等各个领域,交往成果可谓是全面开花。与此同时,中韩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层次不断深化,由最初的省市一级行政单位发展到区县级行政单位,社会组织、市民团体乃至个人纷纷加入到该行列。可以说,城市外交为中韩地方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营造了有利氛围,其在经贸投资、文化旅游、教育培训、城市治理、生态保护等诸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成果良多,惠泽民众。经历了初期的接触和探索阶段后,经过磨合与调整,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逐渐走向稳定增长阶段,其交往目的和目标由最初的注重获得转向合作共赢发展。在此背景下,中韩国际友好城市的缔结形式不再限于“一对一”关系,开始转向“一对多”方式,而交往模式则由双边为主发展到双边与多边并重,中韩地方政府更深刻地认识到城市国际组织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交往对象也由经济发达地区逐步向其他地区辐射。总体来看,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势头良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当然,不能就此回避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友好城市总体发展不平衡、合作形式比较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导致民众存在误解、扩大贸易引发双方经贸摩擦。虽然中韩地方政府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但往往是事倍功半。而究其原因则十分复杂,一些属于结构性的因素远非地方政府之力所能解决。如在超国家层面,国际组织越来越多的发挥作用而逐渐改变了既有的交往格局。在国家层面,中央政府的制约、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难以排除。在民间层面,非政府组织、传媒集团等社会组织实体,也谋求在对外交往中表达利益诉求,都成为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交织,地方、国家和国际事务相交融,现阶段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形势和环境,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政策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超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社会行为体四个层次,借助白里安·豪京的多层外交理论,并融合加里·马克斯、里斯贝特·胡格提出的多层治理理论,形成理论阐释和具象认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总体分析框架。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审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一些现实问题系由多元行为主体的影响交互所造成,远非是地方政府层次一力所能突破解决。同样,在多层面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还包括超国家行为体层面的各类国际组织、国家行为体的代表——中央政府,以及社会行为体层面的非政府组织和日益活跃的各类传媒力量。由于公民社会、地方行政、国家政治、国际政治在囯际政治国内化、国内政治国际化的交互作用下日益结合为一个多层化的世界政治舞台,由此中韩城市外交发展所牵涉到各层面因素也越来越多。其中的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要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必须在社会、地方、国家和国际的多个维度层次上同时采取行动,才能够有望获得最终的成功。显然,中韩城市外交要取得持续健康的长足发展,离不开社会行为体、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层次的共同努力与合作。基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当前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存在合作形式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民众时有误解等突出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虽然地方政府或能自力解决,但平衡区域发展、解决两国经贸摩擦等绝非地方政府能力之所及。以中韩地方经贸摩擦为例,虽然市民团体抗议、反倾销调查、构筑技术性壁垒等单一化的表象不时呈现,但实质却与国家层面的中韩同为外贸型经济增长模式不无关系。伴随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步伐加快,中韩间产品差距减小、市场争夺趋于激烈,加之两国经贸依存度颇高,尽管中韩地方政府有较大意愿去寻求解决这些问题,但调整外贸、产业结构政策等属于中央政府权限,地方政府奈何不得,在政治、安全、外交等敏感议题上更是如此。不过,上述表象并不是说地方政府无可作为。其实,中韩地方政府可以借助参与国际次区域合作和国际城市组织的契机,为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共同努力在国际平台上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也可以在联合国框架下、借助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来解决彼此间的争端。总而言之,积极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符合两国的核心利益诉求,有利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健康发展。在此过程中,包括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在内的多个主体层次上的共同努力、统筹协调缺一不可。这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是中韩友好城市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不仅与中韩地方资源禀赋条件以及当地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意愿有关,更与国家层面的宏观发展政策等密切相关。对此,除地方政府自身的积极努力外,还需要国家层次宏观政策上的资源平衡调配,尤其是向中韩发展落后地区予以政策性倾斜,促进其走上外向型合作发展道路,更多、更全面地展现城市外交在新时期中韩伙伴关系发展中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杜玉洁[2]（2021）在《“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研究》文中认为“千禧一代”是指1982年至2000年出生的一代人,他们出生于20世纪时未成年,在跨入21世纪以后达到成年年龄,与文学代际中的“80后”、“90后”几乎重合。“千禧一代”作家群是中国新世纪以来出现的重要创作群体,自新概念作文大赛开始,“千禧一代”以前所未有的表达方式和极具先锋性的文学审美范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恰逢新千年中国社会进入经济发展的高速期,社会文化的巨变、全球化视野下的文化交融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的发展革新。“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了突破与尝试,在短短二十余年的创作历程中,取得了颇为丰厚的成果。“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创作涵盖了青春文学、纯文学、网络文学等多种创作类型,小说创作主题也涉及校园恋情、都市婚恋、城乡对立、家族变迁、言情穿越、科幻未来等。“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写作已经从单一的成长视角转向多元丰富的创作视野,无论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新媒介网络写作的创新还是对女性文学的发展,都逐渐趋于成熟。本论文以“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入手,分析该群体的创作特质和创作类型,通过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文本细读展开主题研究,挖掘“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中所体现出的文化立场和人文关怀,探寻作品中的美学意识和文学性,纵观“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媒介性别视域下的女性主义立场,发现“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展望“千禧一代”女作家未来的创作发展方向。“千禧一代”女作家文学景观的生成与其所处时代密切关联,在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下,文学与资本联姻,写作市场的红利催熟了一代青年作家,“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开放的社会语境和多元的文化视域中有了更多自我言说的机会。她们在享受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相似的时代症候,和平年代的历史感的缺失和不可言说的生存困境成为这一代人的精神之殇。在21世纪的前二十年中,“千禧一代”女作家走过了被质疑被批判到被认可被接受的发展历程,由青春文学过渡到纯文学、畅销文学和网络文学,“千禧一代”的创作一直努力从边缘走向中心。“千禧一代”女作家最开始受到关注是从“青春文学”开始,在这一时期,“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创作尚处在萌芽阶段,创作内容主要是青春期个性的表达,青年亚文化、“玉女”写作以及校园写作是这一时期的创作关键词。随着“千禧一代”女作家的成长成熟,她们的创作由个体转向社会,从城乡世界、婚恋生活、家族变迁窥探时代脉搏下的中国社会现状,“千禧一代”女作家的纯文学写作也逐渐得到权威学界的认可。在网络文学和类型写作风靡的21世纪,“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女性向”网络文学写作中取得了不菲的成绩,网络文学的IP热潮也为网络言情小说提供了新的写作思路和发展方向。“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创作体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文学审美范式。其作品中的语言修辞,包括流行语言的运用、网络语言表达策略和语言形式的建构展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质。“千禧一代”女作家对跨媒体叙事中的叙事时间、叙事空间、叙事结构、叙事视角等叙事手法的运用也适应了大众娱乐的审美追求。“千禧一代”女作家所运用的新的文学创作方式和在新媒体时代形成的独特文学经验使文学写作更注重读者与作者的交互性,这种新的文学表现模式催生了新的文学创作方向,在尊重传统文学创作的同时,文学作品也成为作者与读者共同的成果。“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中的文化场域建构也反映出时代与历史的镜像,从这一代作家自身的成长来看,“千禧一代”女性作为新时代独立女性与青年知识分子,并非缺乏历史感,而是在时代喧嚣中成为了旁观者和多余人。她们作品中体现出的文化现象,包括代际冲突、生态环境、家庭伦理、职场生存等成为现代人普遍关注的社会文化问题。作为最年轻的女性创作群体,“千禧一代”女作家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在创作中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千禧一代”女作家通过身体写作、两性叙事以及女性命运探析,在创作中不自觉表露出的女性立场,现代社会让女性拥有了更多身份,女性在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中被遮蔽、被命名,她们的生存境遇被青年女作家所关注。“千禧一代”女作家试图通过网络书写打破女性作为客体和他者的窘境,其作品中体现出的女性意识、女性的欲望表达、主体意识、生命意识在新的历史时期有了不同的表达。在现代技术发展的当下,女性的生存空间已不再单纯来自男性的挤压,而是受到社会发展、技术变革、环境变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在现代人类生存的诸多挑战面前,“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创作视野更为开阔,具有超性别的勇气和格局,能够关注到性别之外的人类共同的生存境遇。
王永仓[3]（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卢建昊[4]（2021）在《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文中研究说明在改革开放的40余年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成为全球生产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经济崛起也推动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航空服务市场的发展,为国际与中国民航飞机制造业提供了巨大的商机。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整机的发展战略一方面通过与麦道这样的商用客机公司合作进行总装生产,一方面通过技术合作的“三步走”战略来自主开发支线飞机,但遗憾的是这两条路径均以失败告终。但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出现重大调整。2002年4月,支线飞机ARJ21项目正式立项。时隔4年后,在ARJ21项目尚未完成之时,干线飞机C919项目于2007年2月得到了立项。这两个表面上看起来相似的项目为何会先后出台?是哪些国内外因素与力量促使中国政府对民用航空产业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如何从产业政策制订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中国重大产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这些问题是本研究重点回答的问题。论文采用“倡导联盟框架”（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或称ACF）对中国民航制造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该框架强调政策子系统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特别提出以社会为中心的视角解读不同部门的政策联盟的重要性。本论文在研究中试图将该分析框架运用于中国民航制造业的重大战略调整问题的分析上。本研究主要结论性的观点包括:伴随着国际航空制造业的日渐全球化,出现了主制造商-国际供应商的系统集成开发方式。中国决定利用该系统集成开发方式,推出ARJ21与C919两个重大项目。这两个项目是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国际航空制造业全球化的挑战与系统集成开发方式出现的机遇的战略反应。1990年代以后中国日益高涨的经济民族主义主张,提倡实施战略产业政策,以促进中国的产业安全与大国发展战略施行。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2003年新一任领导集体上台以后,将国家再一次设定为发展主体,《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是新的经济与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象征。ARJ21项目是在参与国际分工的前提下,瞄准“缝隙”市场的阶段式发展方式;而C919项目则充分考虑与波音和空客这两个国际航空制造巨头的可能竞争与冲突,通过集中国家资源,利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与关键零部件的可获得性,实现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跳跃式发展。在这个方面,论文提出C919项目决策正是中国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政策观念调整与上海地区特殊政治地位相互结合的产物。目前呈现出的研究结果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学术意义:第一,论文展示了在全球生产网络环境下国家以战略贸易政策为基础形成选择性产业政策的过程,并通过C919项目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研究。第二,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产业政策形成过程研究较少,本研究通过行为者层位分析,微观地观察了政策集团之间的相互竞争,系统地考察了作用于国家-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压力,并为此将广泛用于政策过程分析的“倡导联盟”框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相结合,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第三,关于C919项目的立项过程及相关的各种信息,在各方的争论过程中呈现出了分散和碎片化的状态。同时,由于各方的不同立场,又使得彼此之间的视角和信念有着微妙的差异。本论文以此为基础,通过政策联盟行为对政策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再现,同时对国际航空制造的发展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航空制造业商用客机发展战略展开了综合分析,并对ARJ21和C919之间所产生的发展政策变化脉络进行了结构性的把握。
徐广平[5]（2021）在《双元创业即兴对新创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创新创业正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各地积极打造创新创业“升级版”,为新创企业带来发展机遇与便利的同时,更是要求其自身能够以创新为驱动,在快速升级的市场需求和愈发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实现高速成长。然而,并不是所有新创企业都能及时抓住机遇,迅速处置威胁。突如其来的技术革新与行业变化往往使“新生弱性”的新创企业不知所措。在新时期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中,新创企业试图利用信息不对称来制造竞争优势变得愈发困难,事先获取信息的可用性也在逐渐失效。新企业愈发难于维持传统战略逻辑下的可持续竞争优势,取而代之的是以战略突变的形式,通过灵活快速地对所遭遇的突发事件进行战略响应,获取瞬时竞争优势来实现生存与高速成长。那么,新企业如何在频繁变化的竞争格局中实现“弯道超车”,探索新企业高速成长之谜已成为学术界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议题。通过观察成功的创业案例发现,“即兴”是创业者在创建新事业过程中经常采用的一种行为现象和决策方式。创业即兴能够弥补已有计划与突发情况之间的落差,创造性地将计划与执行相融合,更有效地应对突发机遇与威胁。新创企业成长的特殊性也要求创业者要打破传统组织管理“秩序”与“控制”的定式思维,通过即兴能力来提高团队的敏捷性,以抓住潜在机会获得卓越绩效。而目前关于即兴能否给组织带来积极的结果还存在争议,创业即兴与新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十分匮乏,这就引发了创业即兴自身该如何定义与管理,及其与企业绩效之间的黑箱应如何打开的疑问。在日益模糊与不确定的环境当中,需要组织保持一种平衡的管理文化,这种文化既要求保持已有战略的定力,同时要根据变化做出创新,避免陷入极端。基于组织双元理论,双元创业即兴一方面要对周边已有和闲置待用的资源进行即时性延伸与精炼,来缓解资源约束,推动机会开发。另一方面要快速搜寻潜在有用的新资源,创造全新的价值主张。即双元创业即兴是兼具开发式和探索式行为特征的战略性行为,要求创业者要处理好二者间的双元协同关系。事实上,双元创业即兴并非随意的“拍脑袋”决策,而是创业者在已有认知基础上,因形势变化而作出的有限理性决策,具有试探性特征,需要在执行中不断修正和完善。这就构成了创业过程中的关键学习事件,创业团队在即兴实践中获得知识。与此同时,双元创业即兴要求企业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出对生产资源及其它组织要素的使用方式和效率上进行调整,促使企业战略柔性水平的提升。因此,双元创业即兴能力强的新创企业在创业学习和战略柔性上均具有较佳的表现。而创业团队处置突发状况时的集体效能感反映了团队成员通过相互了解且信任集体所擅长领域的信念,能够促进创业团队完成双元创业即兴带来的全新而复杂的任务要求,克服即兴造成的时间与任务压力,顺利地使创业团队开展创业学习,提升战略柔性,使双元协同中的创业即兴行为顺利完成绩效间的传递。因此,本研究以组织双元为切入点,构建了双元创业即兴的作用机制模型,引入创业学习和动态能力来解释双元创业即兴对新创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并分析突发情境下的集体效能感对这一中介路径中的调节效应。具体来讲,本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双元创业即兴是否以及如何作用于新创企业绩效;第二,创业学习在双元创业即兴与新创企业绩效之间发挥了何种作用;第三,战略柔性在双元创业即兴与新创企业绩效之间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与创业学习又存在哪些关联,这些关联怎样影响双元创业即兴到新创企业绩效的转化;第四,集体效能感对双元创业即兴与创业学习、战略柔性间的关系起到了何种作用,对创业学习、战略柔性中介效用的发挥起到了何种作用。为探索上述问题,本研究在多案例比较分析和相关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选取我国（东北地区和华南地区）的新创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并开展了两阶段问卷调查,以获取关键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数据。采用多元回归以及Bootstrap分析等方法对假设进行检验,获得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双元创业即兴对新创企业绩效具有积极影响;第二,创业学习和战略柔性在双元创业即兴与新创企业绩效之间分别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第三,创业学习和战略柔性在双元创业即兴与新创企业绩效之间产生完全中介作用和链式中介作用;第四,集体效能感及其三个维度均对双元创业即兴与创业学习间的关系具有积极的正向调节作用;第五,集体效能感对双元创业即兴与战略柔性间的关系具有积极的正向调节作用,其中,集体效能感及其领导能力信念和内部联合信念维度正向调节了双元创业即兴与战略柔性之间的关系,但外部资源信念的调节作用不显着;第六,集体效能感正向调节了双元创业即兴通过创业学习、战略柔性对新创企业绩效影响的间接作用。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和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双元视角来审视创业即兴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多案例比较的方式诠释了创业即兴的内涵特征和运作逻辑,强调创业即兴具有试探性和主观向好的积极属性,新创企业能够实现即兴行动悖论间的协同性,并采用定量方法检验了双元创业即兴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进一步验证了双元创业即兴作为整体构念的有效性,深化了以往对于“即兴本质上并无好坏”观点的理解,弥补了现有创业即兴在实证研究上的不足,为未来创业情境下的即兴研究提供了参考;第二,本研究证实了创业学习和战略柔性在双元创业即兴与新创企业绩效间的多重中介及链式中介作用,打开了双元创业即兴到新创企业绩效的过程“黑箱”,拓展了新创企业绩效提升的实现路径;第三,本研究没有将以往常使用的笼统而宽泛的外部环境特征作为影响新创企业绩效的权变因素,而是选择从创业团队内部的集体效能感出发,揭示其在双元创业即兴与创业学习、战略柔性关系之间及创业学习、战略柔性中介作用的调节效应。本研究结论有助于创业领导者更好地应对和把握创业成长中不确定环境带来的突发事件,对提升创业活动质量,塑造新时期新创企业的创业战略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林小希[6]（2020）在《经济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主要研究中国经济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经济集聚是指经济活动在某一地理区域内相对集中的现象。绿色经济效率是在现有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框架下,将能源消耗纳入投入变量并考虑环境污染作为非期望产出要素测算出的社会经济运行效率。在现有经济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基础上,本文重点研究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负面效应与经济增长脱钩后经济集聚对低污染、高能效的绿色经济效率的作用,完善了经济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文章首先对经济集聚与环境污染、能源消耗和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回顾、分析与评述。其次,分别从规模效应、技术效应、产业产品结构效应和政策环境效应四个方面分析了经济集聚程度对环境污染、能源效率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并在综合环境污染和能源效率的影响阐述了经济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提出了研究假说。再次,分别对经济集聚程度、能源效率水平和绿色经济效率进行了相关测算和分析。最后,分别实证分析了经济集聚程度对污染排放强度和能源效率的作用,并在能源效率分析的基础上融合了环境污染排放的负面影响得到了经济集聚程度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实证结果。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经济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内在机理,为促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经济可持续发展、产业结构转型,进而实现由要素扩张型向效率增进型转变,由粗放型发展模式向集约型发展模式转变,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由只注重经济增长转向生态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经济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理论分析表明:经济集聚程度在不同阶段对环境污染、能源效率和经济增长方式影响不同。在经济集聚未形成阶段为低污染、低能效和低速经济增长,经济集聚表现为抑制绿色经济效率;在经济聚集初步形成阶段为高污染、低能效和粗放型高速经济增长,经济集聚同样表现为抑制绿色经济效率;在经济深度集聚阶段为低污染、高能效和集约型高质量经济增长,经济集聚表现为提升绿色经济效率。经济集聚程度、能源效率和绿色经济效率的测算及其结果分析表明:首先,中国经济集聚程度总体上呈现出不断提高的发展趋势,并逐渐形成了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中心,中部、西部等地区为外围的经济集聚模式;同时中国经济集聚程度存在显着的区域差异:东部沿海地区明显高于其它地区,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长三角地区依然是中国经济集聚程度最高的地区,京津冀地区经济集聚程度保持较为稳定增长。其次,能源效率总体上也呈现出不断上升的发展趋势,并且存在显着的区域差异,长三角地区能源效率最高。再次,绿色经济效率总体上呈现波动增长趋势,并且也存在显着的区域差异,京津冀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最高。经济集聚对污染排放强度的实证分析表明:经济集聚对环境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总体上显着存在非线性关系;随着经济集聚的提高,环境污染排放强度将先降低后增加再减小。同时,劳动生产率、技术进步等都对环境污染排放强度有抑制作用。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排放强度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关系,证明环境库茨涅茨假说在中国显着存在。空间分析结果表示经济集聚和环境污染排放强度有显着的空间溢出效应,且在地理距离和空间邻近时效果显着。前一期的污染排放强度对本地当期的和周边地区当期的环境污染排放强度也都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经济集聚对能源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表明:经济集聚与能源效率之间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关系,即随着经济集聚的不断加大,能源效率先降低后提高。且同样具有空间效应和空间滞后效应。经济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表明:经济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同样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关系,即随着经济集聚的深入推进,绿色经济效率先降低后提高。在空间邻近和一定经济距离范围内具有显着的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滞后效应。拐点信息表示中西部地区绝大多少省份都处于“U”型曲线的左端,经济集聚程度远远不足。对模型采取选择工具变量进一步对内生性问题进行检验得到主要变量无明显变动,体现了模型良好的稳定性。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实现提高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主要途径:一是推进城镇化建设向城市群建设深化发展;二是以人才集聚推动经济集聚引领绿色经济效率;三是以经济集聚为载体构建和完善地区科创体系;四是以经济集聚持续推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五是加强环境规制,处理好经济集聚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六是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方式优化各产业职能分工,在空间协作机制下实现经济集聚的深度发展。
李波[7]（2020）在《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文中认为经过多年的发展,全球气候治理在治理主体、谈判机制、国际合作等方面已经日益完善,尤其是2015年《巴黎协定》的通过使得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新阶段。中国对于《巴黎协定》的通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以及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式微。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对全球事务参与的深入,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引领者”的角色越来越突出,这引起了我们对于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思考,在过往全球气候治理的历史中,中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角色是怎样发生转变的?影响这一转变的因素是什么?在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国应该如何发挥作用?这都值得我们去研究。本文通过引进角色理论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力求搭建一个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更为准确地分析中国的角色。基于角色理论的视角,可以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过程分为拒绝角色、承认角色和接受角色,并通过三个变量来分析造成不同阶段角色的原因,分别是国家的利益认知,国家的身份认知和国际体系因素,三个变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单独或共同影响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从20世纪70年代到1994年,中国对于国家利益的认知是摆脱贫困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而刚刚起步的全球气候问题对于中国来说还仅仅停留在科学研究层面,面对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利益需求,国家不愿意付出更多的成本去参与气候治理,而仅仅将其作为融入国际社会的一种手段。这一阶段正值美苏两强争霸阶段,中国作为后起者认识到只有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才能取得发展,在党的十三大上“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被正式提出,随着对时代主题认识的加深,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也明确了此时自己的身份定位,那就是“和平的发展者”。此时的国际环境也较为复杂,日本经济崛起和亚洲“四小龙”腾飞,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发展经济的愿望,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挫,中国希望通过气候治理这一平台融入国际社会,改变不利的国际环境,而石油价格的下跌,给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提供了好的发展机遇,创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能源环境。这三方面因素造成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被动的参与,表现为拒绝角色。1995-2005年,中国逐渐将气候变化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因素范围,此时经济发展的目标转变为在追求速度的同时也注重发展质量,但本质上来说,这一阶段追求经济发展质量还是服务于发展速度这一目标。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想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随着苏联解体,世界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中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起到了担当作用,这些因素明确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国际体系方面,面对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开始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改善生态状况,并且科学评估中国的环境问题所带给外部的影响。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角色开始出现缺失,这也客观上减轻了中国的减排压力,给中国经济创造了宽松的发展条件,中国和欧盟提升了在气候变化中的合作水平,加强了中国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这一时期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但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处于起步阶段,应用成本较高,因此中国还是倾向于采用煤炭和天然气作为替代,这就使得中国参与气候治理表现出两面性。这三个因素使得中国对于气候治理的参与相对于前一个阶段不再消极,但整体呈现出谨慎而保守的态度,表现为承认角色。2006到2015年阶段跨“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经过改革开放将近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到“十五”规划末期中国还未摆脱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模式,主要还是依靠大规模的资源消耗和高资本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因此“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国家的首要利益认知。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的提升推动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逐步加强,尤其是中国成功的抵御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进一步强化。在国际上与中国一起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组成了新兴国家群体,新兴国家群体为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改变了原先由欧美所主导的世界格局。而这一时期,全球石油价格出现较大波动,煤炭消费的增长也十分有限,新能源的使用量开始出现较大增长,在科技发展的推动下国际能源结构开始向绿色能源方向发展,这也影响了中国的气候治理参与。因此,基于中国对全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利益认知和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以及受新兴国家群体崛起和油价大幅度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影响,中国在这一阶段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表现为对角色的接受,开始了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巴黎协定》开创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局面,建立在“自愿”原则基础上“自下而上”的减排方式降低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抗性,提高了各国的履约积极性。但美国的退出和欧盟影响力的式微又给“后巴黎”时代蒙上了阴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的角色开始逐渐突出。而促成中国成为“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角色的,包括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利益认知,“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以及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此时又恰逢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解决全球治理困境的“中国方案”,这与气候治理存在天然的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成为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理念支撑,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积极落实《巴黎协定》,积极提供国际气候公共产品,践行“引领者”这一角色。基于上述对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首先,中国的自身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是决定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最根本因素,而将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相结合,区别于现实主义“国家利益是外交政策形成的最根本原因”,也区别于建构主义“国家利益是国际体系的建构”,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国家在面对利益时的主观认知。面对欧美发达国家所搭建的全球气候治理平台,中国更倾向于从自身的利益和身份出发,基于自身的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增强适应自身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最终更有效和积极的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其次,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变化,是世界权力格局转变的一种表征,也是中国逐步崛起的过程。这明确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形成的基本机制,也可以更好地指导中国参与气候外交。
马池春[8]（2020）在《秩序再造：资本下乡的实践图景 ——以育村为例》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随着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资本下乡日趋活跃和频繁,对农村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潜在推动着乡村社会的秩序变革。当前,围绕资本下乡议题学界争论不断,既有资本下乡的坚定支持者,也有资本下乡的强烈反对者,争论双方的核心关切是资本下乡究竟促进还是损害农民利益?本文以粤东北地区的育村为研究个案,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实地调查等研究方法,采用政治经济学、政治社会学等理论分析框架,详细考察了资本下乡在个案村的具体实践过程。资本下乡中的村庄秩序形态变革是本研究所关注的核心内容。资本下乡能否促进农民利益根本上取决于多元主体间利益秩序均衡与否,关键在于资本下乡良性机制的建构。而资本下乡良性机制的建构过程本质上是资本下乡中多元主体利益博弈的过程,是农民利益发展与利益保护的均衡过程,也是村庄秩序再造和乡村社会制度变迁的过程。本研究聚焦资本下乡中的政府、企业与农民,深入分析资本下乡中的利益主体行为,全景展现资本下乡中村庄秩序再造的过程及其结果,并试图揭示资本下乡良性机制建构的内在逻辑机理。本文主要由导论、正文、结论与讨论三部分组成。导论部分主要回答本选题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回顾和梳理相关文献并进行简要评述,介绍主要的研究方法和案例概况及本研究的创新和不足之处。正文部分共由五个章节构成,围绕资本下乡中的政府、企业与农民,按照事件发展的过程脉络,论述和呈现资本下乡对村庄秩序的再造过程和结果,揭示和分析村庄秩序再造的逻辑进路、治理效应及其限度。第一章主要从政府、企业和村集体三个层面分析资本下乡中的利益主体行为逻辑,研究认为政府的治理逻辑、村庄的发展逻辑与企业的生存逻辑具有内在契合性,推动了资本下乡中利益主体行动路径的适应性耦合,实现了乡村关系、政企关系和村企关系的再造,形塑了资本下乡中的动态“三角平衡”格局。第二章主要呈现资本下乡中政府和企业对村治精英的双重吸纳过程,分析认为村治精英在资本下乡中发挥着桥梁纽带作用,加速了资本下乡中利益主体间的信任建构进程。企业的“需求—回应”机制和政府的体制压力传导是资本下乡中精英吸纳的主要动力来源。资本下乡中政府与企业对村治精英的双重吸纳实现了对村治精英的再造,引致村治精英“政治化”。第三章主要展现资本下乡中企业主导的现代规则与乡土规则的碰撞过程,分析认为资本下乡为重塑和再造乡村社会的规则体系提供了契机。资本下乡中乡村社会基于共同需要具有规则再造的内在动力,而政府的强制性矫正则为乡土规则再造提供了外部辅助。同时,资本下乡中企业理性与农民理性的耦合过程也内涵着企业对乡土规则的再造。第四章主要分析资本下乡中农民再组织化的动因,呈现农民再组织化过程。资本下乡中企业基于生产成本控制需要,具有吸纳农民参与的内在动力。而企业基于交易成本控制需要,则将分散化的农民参与推向了再组织化。研究认为资本下乡中的农民再组织化有助于乡村社会自主性“集体”建构。农民再组织化搭建了农民组织化利益表达新秩序,重塑了农村政治经济格局,拓展了乡村精英成长空间,推动了村社集体再造。第五章主要分析资本下乡中村庄秩序再造的逻辑进路、治理效应及其限度。研究认为资本下乡中村庄秩序再造遵循内在多重逻辑进路,具有积极治理效应,对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助推作用。同时,现代性与地方性知识的潜在冲突、政企关系诱变、间接信任背景下的松散型村企关系使得资本下乡中的村庄秩序再造有其限度。基于对案例的分析研究,围绕如何建构和完善资本下乡良性机制,推动资本下乡秩序均衡,促进农民利益,本文得出以下结论:资本下乡中利益主体间的信任建构是基础;新型政企关系是资本下乡可持续的保障;有效的利益联结分配机制是稳定村企关系的关键;村治精英是资本下乡中的主要桥梁和纽带;打造党建引领下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是资本下乡进程中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方向。
杜珊珊[9]（2020）在《中国纪录片40年表情变迁研究（1979-2019）》文中研究表明“表情”是情绪主观体验的外部表现形式,是大众感情最直观的传达方式。表情传达出的可以是“酸甜苦辣”,也可以是“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影像作为当今社会时代的映照,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个以速度和遗忘作为标记的现代社会里,纪录片以其与社会建构的互动关系,成为了大众表情和社会记忆的重要载体。从影像表情与记忆的时代关系进行中国纪录片研究,不仅是一个新视角,且更具有以表情的变迁弥合过去并链接未来的意义。表情变迁与纪实影像,两者在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历程中是紧密缠绕不可分割的,纪录片影像的进步最大限度地将公众表情展现在银幕之上,从传统表情、僵化表情到生动表情、国家表情,其变化过程中主流的话语被逐渐改写。受90年代人文思潮、纪实思潮的影响,纪录片中呈现的表情越来越丰富。在这些银幕表情的变化外壳下,包裹着的是社会环境的变化,影视技术的发展以及文化策略的多样性。同时,也正是因为社会的宽容、技术的发展、文化的多元,中国相册越来越自然越来越丰富。中国纪录片中的表情变迁,可以从不同时代呈现的政治、文化、经济的变化,美学倾向及影像个体差异等层面体现出来。本文主要梳理了1979-2019年40年间的纪录片发展历程,以“表情”作为切入点,从三方面对中国纪录片所展现的影像变迁作一分析:纪录影像变化的背景、纪录影像中的表情所呈现出的变迁历程以及纪录片呈现表情变迁的审美意义。此三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其一,纪录影像的表情承载记忆,其建构性取决于影像生产过程中拍摄者与拍摄对象的介入和交互影响,影像作为一种媒介,拍摄对象随着媒介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变化,观者在观看影像时与自我的经验结合而被激发的思考,三者共同构成纪录影像表情变迁的最终状态;其二、纪录片中建构起关于以非常态的外化的“公开表情”和个性化个人化的“私密表情”共同组成的社会表情图景,并以此勾勒出时代的表情变迁;其三、就纪录片现阶段的美学倾向而言,强烈的社会性及历史性的特征经常会压过纪录片本身作为一种影像艺术的属性。由此,对纪录片中不同时代经典案例的表达要素如声音、色彩等的美学分析,从纪录片美学的角度来说,这些表达路径的认知和探索,更可视为纪录片美学范式探索的一部分。因此从记忆的角度,以中国纪录片发展历程为经,以纪录片影像与公众表情、现实形象之间的互动为纬,探究中国纪录片中集体到个体形象呈现的“表情”变迁,不仅是一个新的视角,更能具体的看到在这样互动关系下不断改变的过程中,从而找寻纪录片表情背后的生成机制,近而以更为宽阔的视角探究如何把表情丰富性表达出来,如何用国际传播来打开维度,以期许纪录片更好的未来,同时也意味着纪录片所承载的社会记忆可能有更大的覆盖面与影响力。纪录影像呈现公众的表情变化并以此留存记忆。对当下快速变化着的中国社会来说,纪录片以其真实的本质呈现社会的真诚与勇气为历史留下了可资殷鉴的记忆档案,并以此突显纪录影像内在的独特价值。
王吉臣[10]（2020）在《新中国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空间格局演变关系研究 ——以扬州为例（1949-）》文中指出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一个新的城市规划与治理时期的到来,作为谋划城市未来发展的基础性空间安排,行政区划与国家的各项建设紧密相关联,尤其是国家建立初期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以及工业化城镇化的关键阶段,往往会引发行政区划的深度重塑。行政区划作为一项影响城市发展的重要政策手段,对于城市的空间拓展、资源分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同时,城市空间演化过程中,同一管辖范围内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行政管辖调整的诉求。探究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空间演变的过程,有助于理解两者的内在关联与运行机制。扬州,拥有2500年历史,是国务院公布的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也是建国后行政区划调整较为频繁的城市,具备案例的典型性。目前,针对扬州的规划历史研究多集中在古代阶段,尤其是其盛时期的建筑、园林、历史景观环境等,而随着京杭运河的停运,扬州城市地位的衰落,关于解放后扬州城市发展历程的研究偏少,且缺乏从宏观视角对城市整体空间结构时空演变相关研究。因此,本文拟从行政区划的角度,探究扬州建国后的城市发展历程,阐释城市空间演变的政策动力。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该部分主要交代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的目的与意义,交代了目前在行政区划与新中国规划历史有关领域的研究现状。并对本文以行政区划为脉络以及研究方法中的创新点,以新中国建立后的扬州城市空间为主体对象,解读各时期城市空间布局的特色与行政区划之间的相互关联性、相互作用规律研究的内容进行初步论述。第二部分为新中国建立后,与本文研究对象有关的地和县一级行政区划制度的演变历史。在本部分以时间轴为顺序,对地、县两个层级的行政区划制度的发展做了相关研究。对影响不同制度形成的时代背景、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了相关探讨。最后,将区划调整的路径与其产生影响做了对应性的分类讨论。第三部分为对扬州从拥有民主政权开始的行政区划建置的演变,做了相关研究,以时间轴为顺序,分别从地、县区两个层级进行了相关的史实研究还原与论述。借助Arcgis平台,采用从前、中、后多个时间节点互相推导的方法,对史志资料上对扬州行政区划记录不全的资料进行弥补,还原了不同代表时期的扬州行政区划的安排,并绘制了具有现代地理坐标信息的行政区划图纸。第四部分为对新中国建立后扬州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空间格局与行政区划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探讨。借助Arcgis的空间分析模块,研究了行政区划与城市用地空间拓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从城市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居住与商业服务用地布局几个方面阐释两者直接的互动影响。第五部分为结论与展望部分。总结了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扬州城市空间与行政区划各自的发展规律,总结了行政区划的调整是城市空间拓张在行政区域划分上的重塑反映,而行政区划的调整也是适应、优化、引导、调节城市空间拓张的政策手段。同时,也对研究中的不足做出了反思,以期在未来的相关研究中能够加以改进。
二、伴随中国经济一起高速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伴随中国经济一起高速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既有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和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外交的界定、沿革和理论基础 |
| 一、城市外交的界定 |
| (一)城市外交的定义 |
| (二)城市外交的特征 |
| (三)城市外交的形式 |
| (四)城市外交的作用 |
| 二、城市外交的沿革 |
| (一)城市外交的发展 |
| (二)城市外交的繁荣 |
| (三)中国的城市外交 |
| 三、城市外交地位的确立 |
| (一)城市成为城市外交的主体 |
| (二)城市外交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 |
| (三)城市国际组织提振城市外交地位 |
| 四、多层外交理论对城市外交的阐释 |
| (一)多层外交理论的内核 |
| (二)多层外交理论的辨析 |
| (三)对城市外交的再阐释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韩城市外交的演变发展与地位作用 |
| 一、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历程 |
| (一)接触探索阶段 |
| (二)磨合调整阶段 |
| (三)稳定增长阶段 |
| 二、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情况 |
| (一)中韩双边交往情况 |
| (二)中韩多边交往情况 |
| 三、中韩城市外交的进展成效 |
| (一)友好城市数量持续增加 |
| (二)友好城市合作领域扩大 |
| (三)友好城市合作层次加深 |
| (四)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 |
| 四、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特点 |
| (一)交往对象的多层次性 |
| (二)同层交往的非唯一性 |
| (三)结好偏好经济发达地区 |
| (四)从注重获得走向合作共赢 |
| 五、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
| (一)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 |
| (二)城市外交对中韩关系发展的积极作用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韩城市外交主要行为体层次分析 |
| 一、超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全球性国际组织 |
| (二)区域性国际组织 |
| 二、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居于支配地位的中央政府 |
| (二)囿于地域主义的国内政党 |
| 三、次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具备担当城市外交主体能力和意愿的城市 |
| (二)外部环境有利于作为城市外交主体的城市 |
| 四、社会行为体层次 |
| (一)不能被忽视的非政府组织 |
| (二)引领舆论的新旧传媒集团 |
| 五、不同行为主体间的相互作用 |
| (一)次国家行为体与国家行为体的相互作用 |
| (二)次国家行为体与超国家行为体相互影响 |
| (三)社会行为体对次国家行为体的不同影响 |
| 小结 |
| 第四章 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及成因 |
| 一、各地区总体发展不均衡 |
| (一)资源条件导致的友城分布不均 |
| (二)政府偏好招致各项发展不平衡 |
| 二、合作形式单一、影响受限 |
| (一)开展城市外交常用的合作方式 |
| (二)倚重某一形式的现象普遍存在 |
| (三)以浙江为例评估城市外交效果 |
| 三、民间主体参与程度不高 |
| (一)中韩城市外交由官方主导 |
| (二)官方合作欠灵活、效果不佳 |
| (三)政府参与过多、民间积极性低 |
| 四、传播不足、民众易受误导 |
| (一)塑造城市形象太重视官方交流 |
| (二)效果不理想、应重视渠道和方式 |
| (三)第三方误导易致民众看法片面 |
| 五、经济摩擦、贸易保护增多 |
| (一)中韩双边经贸总体情况 |
| (二)中韩经济摩擦现象增多 |
| (三)韩国过度采用保护手段 |
| 六、多层外交理论下中韩城市外交问题成因分析 |
| (一)相关利益集团的干预 |
| (二)地方条件能力的差异 |
| (三)国家制度体制的制约 |
| (四)国际组织调解的盲区 |
| 小结 |
| 第五章 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路径抉择 |
| 一、运用国家力量,统筹地方发展 |
| (一)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边界 |
| (二)平衡中央和地方的资源调配 |
| 二、拓宽交往渠道,创新合作形式 |
| (一)借鉴其他国家城市外交模式 |
| (二)加深合作层次尝试内容创新 |
| 三、鼓励多方参与,建立互惠机制 |
| (一)鼓励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 |
| (二)落实惠民机制争取民众支持 |
| 四、重视媒介作用,强化传播力度 |
| (一)注重媒体公关树立良好形象 |
| (二)拓宽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手段 |
| (三)加强对自媒体的监控和疏导 |
| 五、借力国家外交,融入国际组织 |
| (一)借助国家外交改善外部环境 |
| (二)大力发挥国际组织建设作用 |
| 六、促进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城市外交作用 |
| (一)“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北方”“新南方政策” |
| (二)发展战略对接对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积极影响 |
| (三)深化城市外交对中韩发展战略对接的促进作用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附录四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2）“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源起 |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分析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文学景观生成 |
| 一、“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时代语境 |
| (一)全球化与后现代转向 |
| (二)媒介变革与信息技术 |
| (三)消费主义与大众文化 |
| 二、“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创作特质 |
| (一)青春时期的个性化书写 |
| (二)商品时代的灵魂隐痛 |
| (三)城乡流动的现代化视野 |
| 三、 “千禧一代”女作家的类型概览 |
| (一)新概念与偶像作家 |
| (二)学院派与纯文学作家 |
| (三)网络文学与类型作家 |
| 第二章 “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创作主题研究 |
| 一、“千禧一代”女作家的青春书写 |
| (一)张悦然:偏执少女与心灵创伤 |
| (二)春树:青春期与青年亚文化 |
| (三)笛安:成长故事与都市乡愁 |
| 二、“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社会问题聚焦 |
| (一)文珍:都市情感与婚恋伦理 |
| (二)马金莲:乡土陷落与田园挽歌 |
| (三)张怡薇:家族叙事与日常生活 |
| 三、“千禧一代”女作家的类型小说透析 |
| (一)流潋紫:宫斗言情与职场映射 |
| (二)郝景芳:人工智能与人类命运 |
| (三)方慧:真实世界与虚拟人生 |
| 第三章 “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美学探寻 |
| 一、“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文学叙事革新 |
| (一)网络语言的创新与运用 |
| (二)跨媒体叙事与IP改编 |
| (三)交互型创作与读者接受 |
| 二、“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文学审美特征 |
| (一)传统美学的坚守与传承 |
| (二)文学性和文学价值呈现 |
| (三)文学审美范式的重构 |
| 三、“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文学经验生成 |
| (一)代际断裂下的个体经验言说 |
| (二)时间和空间的后现代探索 |
| (三)多维的文学的想象与拼贴的虚构方式 |
| 第四章 “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文化场域建构 |
| 一、“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文化特征 |
| (一)历史虚无与现实追寻 |
| (二)多元文化与文化回归 |
| (三)“饭圈”现象与小众部落 |
| 二、“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群像素描 |
| (一)文艺青年的诗意与反叛 |
| (二)都市青年知识者的规训与突围 |
| (三)乡村底层青年的离乡与追梦 |
| 三、“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人文观照 |
| (一)道德秩序与价值观念的重构 |
| (二)地理诗学与生态伦理的思索 |
| (三)生命意识与现实主义关怀 |
| 第五章 “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女性意识探寻 |
| 一、女性意识的觉醒与突围 |
| (一)新生代女性的成长与反抗 |
| (二)女性命运的时代变奏 |
| (三)男性的解构与女性的自我引渡 |
| 二、消费时代的性别身份意味 |
| (一)泛娱乐化的身体献祭 |
| (二)两性关系的暧昧呈现 |
| (三)“耽美”文学的另类情感表达方式 |
| 三、媒介性别视域中的网络女性主义 |
| (一)“女性向”对传统的超越与反叛 |
| (二)网络女性主义的“异托邦”空间困境 |
| (三)媒介话语中的性别立场言说 |
| 结语“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时代意义与发展方向 |
| 一、“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影响与传播 |
| (一)国内现状与发展 |
| (二)海外译介与传播 |
| 二、“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问题与展望 |
| (一)代际焦虑与创作局限 |
| (二)新的文学生长点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3）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 1.6.1 研究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局限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 2.2.5 简要评述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4 简要评述 |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 2.4.3 长尾理论 |
| 2.4.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数字金融 |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 3.2.1 农户创业 |
| 3.2.2 经济增长 |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 4.1.1 网络支付 |
| 4.1.2 网络融资 |
| 4.1.3 财富管理 |
| 4.1.4 网络保险 |
| 4.1.5 互联网征信 |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估计策略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 5.3.4 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与变量 |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统计分析 |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 7.4.2 拓展性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 8.1 引言 |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选择 |
| 8.2.3 数据来源 |
| 8.2.4 描述性统计 |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4）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提出问题 |
| 1.2 研究方法 |
| 1.3 分析范围 |
| 1.4 本论文的组成 |
| 第二章 理论背景和分析框架 |
| 2.1 政策过程视角下的产业政策形成和变化 |
| 2.2 用于政策过程分析的倡导联盟框架 |
| 2.2.1. 倡导联盟框架的核心逻辑 |
| 2.2.2. 倡导联盟框架与贸易政治经济学的衔接 |
| 2.2.3. 国家和宪政体制 |
| 2.3 产业政策倡导联盟的信念基础:发展主义 |
| 2.3.1. 战略产业政策的经济逻辑 |
| 2.3.2. 李斯特的不均衡发展观 |
| 2.3.3. 不均衡发展观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
| 2.3.4. 日本的官僚制 |
| 2.3.5. 中国产业政策体制 |
| 2.4 全球生产网络和战略性产业政策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国际民用航空制造行业的结构变化 |
| 3.1 航空运输市场“去管制”及其对航空制造业的影响 |
| 3.1.1. 轴辐式航线的发展对干线飞机的影响 |
| 3.1.2. 馈线航路的发展与支线飞机 |
| 3.1.3. 航空运输的国际自由化 |
| 3.1.4. 波音和空客双寡头结构形成 |
| 3.2 喷气式支线飞机的出现与小双寡头的新生产组织 |
| 3.3 系统集成的Tier-1开发模式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商用飞机制造的发展历程 |
| 4.1 改革开放后中国航空制造产业变化概述 |
| 4.1.1.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 |
| 4.1.2. 首个商用客机研制项目:“运-10” |
| 4.2 学习的开始:MD-80组装生产 |
| 4.3 MPC-75项目 |
| 4.4 三步走战略 |
| 4.4.1. 商用客机干、支之争的苗头 |
| 4.4.2. MD-90 |
| 4.4.3. AE-100 项目 |
| 4.5 小结:存活下来的政策子系统 |
| 第五章 经济学者认知共同体的政策信念分化 |
| 5.1 1990 年代经济学家的主流化与思想分化 |
| 5.1.1. 新左派的经济体制构想 |
| 5.1.2. 民族主义情绪的扩散 |
| 5.2 非主流经济学派的出现和成长 |
| 5.3 非主流经济学家与民族主义者的联手 |
| 5.3.1. 大国优势和大国战略 |
| 5.3.2. 战略产业和航空制造 |
| 5.3.3.入世与非主流经济学者的活跃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产业政策导向变化 |
| 6.1 “追赶期”产业政策体系概况 |
| 6.2 “入世”前后的改革和产业政策体系 |
| 6.3 国有企业制度改革:郎顾之争和反思改革 |
| 6.4 创新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 |
| 6.4.1. 由跟踪模仿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 |
| 6.4.2. 高铁建设与集成创新 |
| 6.4.3. 大型飞机项目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从系统集成商的道路到大飞机项目 |
| 7.1 支线飞机项目的推进 |
| 7.1.1. 新舟60 |
| 7.1.2. 喷气式支线飞机ARJ21的推进 |
| 7.1.3. ERJ-145合作生产项目 |
| 7.2 大飞机争论的序幕:运-10的神话化 |
| 7.2.1. 大飞机与大型运输机 |
| 7.2.2. 摇摆不定的ARJ21 |
| 7.3 大飞机论证 |
| 7.3.1. 支线道路与大飞机道路 |
| 7.3.2. 第一次论证 |
| 7.3.3. 第二次论证 |
| 7.4 大飞机政策形成过程的主要参与者以及博弈 |
| 7.5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双元创业即兴对新创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研究的关键创新点 |
| 1.5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论文结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组织双元理论 |
| 2.1.2 组织学习理论 |
| 2.1.3 动态能力理论 |
| 2.1.4 社会认知理论 |
| 2.2 创业即兴研究综述 |
| 2.2.1 创业即兴的内涵及核心要素 |
| 2.2.2 创业即兴的类别、维度与测量 |
| 2.2.3 创业即兴的相关研究进展 |
| 2.2.4 研究评述 |
| 2.3 创业学习研究综述 |
| 2.3.1 创业学习的内涵 |
| 2.3.2 创业学习的维度 |
| 2.3.3 创业学习的相关研究进展 |
| 2.3.4 研究评述 |
| 2.4 战略柔性研究综述 |
| 2.4.1 战略柔性的内涵 |
| 2.4.2 战略柔性的维度 |
| 2.4.3 战略柔性的相关研究进展 |
| 2.4.4 研究评述 |
| 2.5 集体效能感研究综述 |
| 2.5.1 集体效能感的内涵 |
| 2.5.2 集体效能感的维度与测量 |
| 2.5.3 集体效能感的相关研究进展 |
| 2.5.4 研究评述 |
| 2.6 新创企业绩效研究综述 |
| 2.6.1 新创企业绩效的内涵 |
| 2.6.2 新创企业绩效的维度与测量 |
| 2.6.3 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因素 |
| 2.6.4 研究评述 |
| 2.7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双元创业即兴对新创企业绩效影响的探索性案例研究 |
| 3.1 理论预设 |
| 3.2 案例研究设计 |
| 3.2.1 案例研究概述 |
| 3.2.2 案例研究步骤 |
| 3.3 案例研究方法 |
| 3.3.1 探索性案例研究选取 |
| 3.3.2 案例描述 |
| 3.3.3 数据收集及信效度保障 |
| 3.4 案例分析 |
| 3.4.1 突发事件的界定 |
| 3.4.2 数据编码与分析 |
| 3.4.3 案例内分析 |
| 3.5 跨案例结果讨论与初始假设命题提出 |
| 3.5.1 双元创业即兴、创业学习与新创企业绩效 |
| 3.5.2 双元创业即兴、战略柔性与新创企业绩效 |
| 3.5.3 创业学习、战略柔性与新创企业绩效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
| 4.1 理论模型的提出 |
| 4.2 研究假设 |
| 4.2.1 双元创业即兴与新创企业绩效 |
| 4.2.2 创业学习的中介作用 |
| 4.2.3 战略柔性的中介作用 |
| 4.2.4 创业学习和战略柔性的链式中介作用 |
| 4.2.5 集体效能感的调节作用 |
| 4.2.6 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研究设计 |
| 5.1 研究设计路径选择 |
| 5.1.1 问卷调查方法设计的合理性 |
| 5.1.2 问卷设计过程 |
| 5.1.3 问卷设计的注意事项 |
| 5.2 变量测量 |
| 5.2.1 解释变量 |
| 5.2.2 中介变量 |
| 5.2.3 被解释变量 |
| 5.2.4 调节变量 |
| 5.2.5 控制变量 |
| 5.3 预调研及问卷修正 |
| 5.3.1 预调研数据收集 |
| 5.3.2 预调研问卷检验 |
| 5.3.3 问卷修正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 6.1 正式调研样本与数据收集 |
| 6.1.1 调研对象的选择 |
| 6.1.2 调研地点的选择 |
| 6.1.3 问卷发放与收集 |
| 6.1.4 样本特征 |
| 6.2 信度与效度分析 |
| 6.2.1 信度分析 |
| 6.2.2 效度分析 |
| 6.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 6.4 数据汇聚性分析 |
| 6.5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
| 6.6 假设检验 |
| 6.6.1 双元创业即兴对新创企业绩效的作用检验 |
| 6.6.2 创业学习在双元创业即兴与新创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6.3 战略柔性在双元创业即兴与新创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6.4 多个并列中介效应和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
| 6.6.5 集体效能感的调节效应检验 |
| 6.6.6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7 稳健性检验 |
| 6.8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6.8.1 研究结果汇总 |
| 6.8.2 研究结果讨论 |
| 6.9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及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启示 |
| 7.2.1 理论贡献 |
| 7.2.2 管理启示 |
|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7.3.1 研究局限 |
| 7.3.2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访谈提纲 |
| 附录2 调查问卷A(用于创业领导者) |
| 附录3 调查问卷B(用于创业员工)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经济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1.3 研究目标 |
| 1.2 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 |
| 1.2.1 经济集聚 |
| 1.2.2 环境污染排放强度 |
| 1.2.3 能源强度 |
| 1.2.4 能源效率 |
| 1.2.5 绿色经济效率 |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1 主要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1.3.3 结构安排 |
| 1.3.4 研究重点和难点 |
| 1.4 研究方法和可能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可能的创新 |
| 2 文献综述 |
| 2.1 经济集聚的动力和机制研究 |
| 2.1.1 经济集聚的源动力 |
| 2.1.2 经济集聚的外部动力 |
| 2.1.3 经济集聚的理论机制 |
| 2.2 经济集聚的环境效应研究 |
| 2.2.1 经济集聚环境外部性相关理论假说 |
| 2.2.2 经济集聚的负环境效应研究 |
| 2.2.3 经济集聚的正环境效应研究 |
| 2.2.4 经济集聚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关系研究 |
| 2.3 经济集聚和能源效率的关系研究 |
| 2.3.1 经济集聚抑制能源效率的研究 |
| 2.3.2 经济集聚促进能源效率的研究 |
| 2.3.3 经济集聚对能源效率的非线性关系研究 |
| 2.4 经济集聚的经济效应研究 |
| 2.4.1 经济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 |
| 2.4.2 经济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
| 2.4.3 经济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研究 |
| 2.5 研究评述 |
| 3 经济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理论机制分析 |
| 3.1 经济集聚效应的理论分析 |
| 3.1.1 经济集聚的规模效应分析 |
| 3.1.2 经济集聚的技术效应分析 |
| 3.1.3 经济集聚的产业产品结构效应分析 |
| 3.1.4 经济集聚的政策环境效应分析 |
| 3.2 经济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综合分析 |
| 3.3 数理模型构建和分析 |
| 3.3.1 经济集聚对环境污染排放强度的数理模型 |
| 3.3.2 经济集聚对能源效率的数理模型 |
| 3.3.3 经济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数理模型 |
| 3.4 本章小结 |
| 4 经济集聚水平的空间分析 |
| 4.1 经济集聚的测算方法 |
| 4.2 数据说明与来源 |
| 4.3 经济集聚的测算结果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经济集聚对环境污染排放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经济集聚对污染排放强度影响的实证模型构建 |
| 5.1.1 非空间面板实证模型构建 |
| 5.1.2 空间面板实证模型构建 |
| 5.1.3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5.2 经济集聚对污染排放强度的非空间面板实证检验 |
| 5.2.1 经济集聚对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的环境污染效应检验 |
| 5.2.2 经济集聚对工业废水排放强度的环境污染效应检验 |
| 5.2.3 经济集聚对烟(粉)尘排放强度的环境污染效应检验 |
| 5.2.4 经济集聚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环境污染效应检验 |
| 5.3 经济集聚对污染排放强度的空间面板实证检验 |
| 5.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5.3.2 计量结果分析 |
| 5.4 能源强度对环境污染排放强度的实证检验模型 |
| 5.5 本章小结 |
| 6 经济集聚对能源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 能源效率的测算方法及其结果分析 |
| 6.1.1 能源效率的常用测算方法介绍 |
| 6.1.2 能源效率的测算方法选择 |
| 6.1.3 指标选取和数据处理 |
| 6.1.4 能源效率的测算结果分析 |
| 6.2 经济集聚对能源效率影响的实证模型构建 |
| 6.2.1 实证模型构建 |
| 6.2.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6.3 经济集聚对能源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3.1 描述性统计 |
| 6.3.2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3 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不同经济集聚程度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1 绿色经济效率评价指标的构建 |
| 7.1.1 绿色经济效率的评价方法 |
| 7.1.2 绿色经济效率评价指标的选取 |
| 7.1.3 绿色经济效率的测算结果分析 |
| 7.2 经济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实证模型构建 |
| 7.2.1 实证模型构建 |
| 7.2.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7.3 实证检验 |
| 7.3.1 描述性统计与平稳性检验 |
| 7.3.2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7.3.3 结果分析 |
| 7.3.4 对内生性问题的进一步处理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主要研究结论 |
| 相关政策启示 |
| 主要贡献 |
| 研究的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与创新之处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三、对研究现状的评价及本文研究视角的创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论文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理论框架与变量组合 |
| 第一节 全球气候治理的论析 |
| 一、气候变化问题 |
| 二、全球气候治理 |
| 第二节 国家角色的论析 |
| 一、角色理论论析 |
| 二、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角色论析 |
| 第三节 国家利益、身份认知、国际体系:变量设置与研究假设 |
| 一、选取利益、身份和国际体系作为变量的理论依据 |
| 二、国家利益、身份认知与国际体系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意义 |
| 三、研究假设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拒绝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被动参与(20世纪70年代-1994) |
| 第一节 基于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利益观 |
| 一、气候问题的“非经济”认知 |
| 二、经济高速增长认知产生的背景 |
| 三、基于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利益认知下的国家发展策略 |
| 第二节 “后起和平发展者”的身份认知 |
| 第三节 紧张的国际环境和宽松的国际能源体系 |
| 一、周边及国际环境 |
| 二、宽松的国际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拒绝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国际参与 |
| 一、拒绝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拒绝角色的环境治理国际参与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承认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谨慎而保守参与(1995-2005) |
| 第一节 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国家利益认知 |
| 一、对气候问题的“经济”认知 |
| 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利益认知的背景 |
| 三、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认知下的发展 |
| 第二节 “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 |
| 一、“负责任大国”的文化渊源 |
| 二、“负责任大国”产生的历史背景 |
| 第三节 气候治理主体转变与油价大幅上升的国际体系 |
| 一、“中国环境威胁论”的兴起 |
| 二、全球气候治理主体的变化 |
| 三、全球油价大幅上涨的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承认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气候治理参与 |
| 一、承认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承认角色的气候治理国际参与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接受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2006-2015) |
| 第一节 全面转变发展方式的国家利益认知 |
| 第二节 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 |
| 一、中国新兴国家身份认知的产生 |
| 二、低碳经济:新兴国家身份认知下的气候治理路径 |
| 第三节 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与国际油价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 |
| 一、新兴国家群体的兴起与气候治理参与 |
| 二、油价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接受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气候治理参与 |
| 一、接受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接受角色下中国的气候治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后巴黎”时代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 |
| 第一节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引领者 |
| 一、经济“新常态”的国家利益认知 |
| 二、“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 |
| 三、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 |
| 第二节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中国参与气候治理的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本文的基本结论 |
| 二、有待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论文中所用图 |
| 附录二 论文中所用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件 |
（8）秩序再造：资本下乡的实践图景 ——以育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二、文献回顾与评述 |
| (一)资本下乡研究综述 |
| (二)乡村治理研究综述 |
| (三)政企关系研究综述 |
| (四)村企关系研究综述 |
| (五)农民组织化研究综述 |
| (六)对既有研究的评述 |
| 三、关键词的界定 |
| 四、研究方法与案例概况 |
| (一)主要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案例概况 |
| 五、分析框架与结构安排 |
| (一)论文分析框架 |
| (二)论文结构安排 |
| 六、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利益主体行为逻辑及其关系再造 |
| 1.1 引资入村:政府的治理逻辑 |
| 1.1.1 以资引资:国家资源下乡的策略 |
| 1.1.2 政府入股:政治资源的隐性配置 |
| 1.1.3 政府的市场观与市场化中的政府 |
| 1.2 乡村争资:村治逻辑转换与权力内嵌 |
| 1.2.1 产业振兴:村集体的富民兴村策略 |
| 1.2.2 社会资本获取:工商资本的政治表达 |
| 1.2.3 竞争捷径:主动谋求政府支持 |
| 1.3 选村投资:政府干预下的资本下乡 |
| 1.3.1 情感偏好:资本下乡中的政府意志 |
| 1.3.2 企业配合:寻求政策倾斜与扶持 |
| 1.3.3 村企共谋:强化获取政府资源的能力 |
| 1.4 资本下乡中的利益主体关系再造 |
| 1.4.1 企业参与下的乡村关系再造 |
| 1.4.2 村庄参与下的政企关系再造 |
| 1.4.3 政府参与下的村企关系再造 |
| 1.4.4 资本下乡中的动态“三角平衡”格局 |
| 1.5 小结 |
| 第二章 村治精英吸纳与乡村精英再造 |
| 2.1 经济精英主导下的村庄治理 |
| 2.1.1 做企业家:从“草根”到经济能人 |
| 2.1.2 张榜竞选:从经济能人到村治精英 |
| 2.1.3 精英的困局:村庄治理内生性缺失 |
| 2.2 资本下乡中企业对村治精英的吸纳 |
| 2.2.1 情感俘获:私人关系的公共性拓展 |
| 2.2.2 需求对接:对村治精英破局构想的回应 |
| 2.2.3 信任建构:企业股权结构的社会效应 |
| 2.3 资本下乡中政府对村治精英的吸纳 |
| 2.3.1 先建后补:政府对村治精英的承诺 |
| 2.3.2 垫资建厂:村治精英对政府承诺的回应 |
| 2.3.3 褒奖与荣誉:政府对村治精英的反馈 |
| 2.4 精英吸纳的动力来源及其再造结果 |
| 2.4.1 可信承诺:企业的政治关联效应 |
| 2.4.2 “三强四带”:政党能力建设机制 |
| 2.4.3 “联乡兴村”:政府权力下沉机制 |
| 2.4.4 再造结果:村治精英“政治化”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现代规则下乡与乡土规则再造 |
| 3.1 资本下乡中的现代规则下乡 |
| 3.1.1 股份合作:企业的利益联结策略 |
| 3.1.2 市场排斥:村集体反对股份合作制 |
| 3.1.3 按价收租:村集体的确定性追求 |
| 3.2 乡土规则运行下的秩序冲突 |
| 3.2.1 宗族认同:乡土规则的生成机理 |
| 3.2.2 规则碰撞:产权与收益单位的分合 |
| 3.2.3 祖宗与神明:分配失序下的暴力抗争 |
| 3.2.4 资本逃离:地方性知识的挤压 |
| 3.3 政府参与下的乡土规则再造 |
| 3.3.1 寻找土地:选定新址与产权重构 |
| 3.3.2 利益均沾:秩序建构的均衡过程 |
| 3.3.3 程序再造:权力渗透与强制性矫正 |
| 3.3.4 资本回流:乡土规则再造的效应 |
| 3.4 企业参与下的乡土规则再造 |
| 3.4.1 拒绝签约:农民的理性选择策略 |
| 3.4.2 寻找中间人:企业的行动逻辑 |
| 3.4.3 推举代理人:农民的行动逻辑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农民再组织化与村社集体再造 |
| 4.1 农民再组织化:企业的治理逻辑 |
| 4.1.1 企业成本控制:农民再组织化缘起 |
| 4.1.2 向政府说好话:重新俘获中间人 |
| 4.1.3 为政府造亮点:寻求政府支持 |
| 4.2 “四社协同”:农民再组织化的过程 |
| 4.2.1 劳务合作社:闲散劳动力组织化 |
| 4.2.2 产业合作社:产业过程组织化 |
| 4.2.3 资金合作社:农民分散资金集聚化 |
| 4.2.4 土地合作社:土地碎片化及其整合 |
| 4.3 组织化利益表达:农民的集体行动 |
| 4.3.1 表达梯度:从中间人到代理人 |
| 4.3.2 理性抗争:利益再表达的过程 |
| 4.3.3 “新中间人”的诞生:政府 |
| 4.4 集体再造:农民再组织化的效应分析 |
| 4.4.1 权力渗透:经济过程中的政治表达 |
| 4.4.2 政经分离:农村政治经济格局重塑 |
| 4.4.3 精英塑造:农民的“新代理人”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秩序再造的逻辑进路、治理效应及其限度 |
| 5.1 村庄秩序再造的逻辑进路 |
| 5.1.1 利益主体关系:从失衡到均衡 |
| 5.1.2 制度建设:从碎片化到体系化 |
| 5.1.3 组织建设:从失序到有序 |
| 5.1.4 农民能力建设:从单一到全面 |
| 5.1.5 农民认知转型:从封闭走向开放 |
| 5.2 村庄秩序再造下的乡村治理 |
| 5.2.1 秩序再造下的乡村治理体系 |
| 5.2.2 秩序再造下的乡村治理能力 |
| 5.2.3 资本下乡与乡村治理现代化 |
| 5.3 资本下乡中村庄秩序再造的限度 |
| 5.3.1 现代性与地方性知识的碰撞冲突 |
| 5.3.2 政企关系的诱变及其风险 |
| 5.3.3 间接信任背景下的松散型村企关系 |
| 5.4 小结 |
| 结论与讨论 |
| 一、基本结论 |
| (一)资本下乡中利益主体间信任建构是基础 |
| (二)村治精英是资本下乡的主要桥梁和纽带 |
| (三)新型政企关系是资本下乡可持续性的保障 |
| (四)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是稳定村企关系的关键 |
| (五)资本下乡中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是根本 |
| 二、进一步讨论 |
| (一)如何完善资本下乡中的企业治理 |
| (二)如何构筑更为合理的利益增长分享机制 |
| (三)如何实现乡村传统治理资源的现代性转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9）中国纪录片40年表情变迁研究（1979-201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概念及选题范围界定 |
| 1.2.1 表情的概念及界定 |
| 1.2.2 记忆的概念与界定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 论文框架结构与研究方法 |
| 2 纪录表情的启程:1979-1990 |
| 2.1 纪录影像缘起:从阴影中走出 |
| 2.1.1 精英文化的复苏 |
| 2.1.2 纪录类型的革新 |
| 2.1.3 纪录影像审美萌发 |
| 2.2 时代表情:合理与重现 |
| 2.2.1 表情在影像中的真实表达 |
| 2.2.2 公开表情的合理 |
| 2.2.3 私密表情的重现 |
| 2.3 经典案例:从文化启蒙到《莫让年华付水流》 |
| 2.3.1 贵在创新 |
| 2.3.2 表情伴随时代 |
| 3文化美学的觉醒:1991-1999 |
| 3.1 纪录影像复苏:浮出水面 |
| 3.1.1 大众文化的崛起 |
| 3.1.2 纪录手段的革新 |
| 3.1.3 纪录影像审美对“真实”的追求 |
| 3.2 时代表情:多元与公开 |
| 3.2.1 影像表情的自我投射 |
| 3.2.2 公开表情的多元 |
| 3.2.3 私密表情的公开 |
| 3.3 经典案例:从《生活空间》到《英和白》 |
| 3.3.1 表现本质 |
| 3.3.2 从影像真实到表情真实 |
| 4 纪实美学与人文主义(2000-2009) |
| 4.1 纪实影像开拓:沉淀与自省 |
| 4.1.1 在文化融合中蓄力 |
| 4.1.2 纪录媒介的发展 |
| 4.1.3 影像表情审美的创新迭出 |
| 4.2 时代表情:丰富与细腻 |
| 4.2.1 表情与记忆的影像链接 |
| 4.2.2 公开表情的丰富 |
| 4.2.3 私密表情的细腻 |
| 4.3 经典案例:纪实美学到人文主义——从《铁西区》到《再说长江》 |
| 4.3.1 写实的影像语言 |
| 4.3.2 书写底层的人文关怀 |
| 5 全民纪录时代:(2010-2019) |
| 5.1 影像表情的融合:多元共生 |
| 5.1.1 在文化多元中迸发 |
| 5.1.2 全媒体时代 |
| 5.1.3 影像审美对“真实”的再探 |
| 5.2 时代表情:开放与兼容 |
| 5.2.1 表情与时代记忆的弥合 |
| 5.2.2 公共表情的开放 |
| 5.2.3 私密表情的兼容 |
| 5.3 经典案例:真实、主观到私纪录——《四个春天》 |
| 5.3.1 纪实风格的杂糅 |
| 5.3.2 诗意生活的流露 |
| 5.3.3 生命与现实的建构 |
| 6 表情变迁的交互审视 |
| 6.1 时代语境生成纪实表情 |
| 6.2 表情弥合时代记忆 |
| 结语:从表情纪录到记录记忆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新中国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空间格局演变关系研究 ——以扬州为例（1949-）（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拟解决的问题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现状 |
| 1.5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6 研究技术路线 |
| 1.7 研究对象 |
| 2 建国后的行政区划演变及与城市规划的发展关系 |
| 2.1 地级行政区划建制的演变格局 |
| 2.2 县级行政区划建置的演变格局 |
| 2.3 行政区划与城市规划的作用关系 |
| 2.4 本章小结 |
| 3 建国后扬州的行政区划建置演变研究 |
| 3.1 专区与地区时期的建置演变研究 |
| 3.2 地级市时期的建置演变研究 |
| 3.3 本章小结 |
| 4 行政区划演变对城市格局的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
| 4.1 城市化与中心城区建设用地拓展格局的演变 |
| 4.2 基础设施与行政区划演变的相互关系 |
| 4.3 生态环境与景观绿地格局的演变 |
| 4.4 本章小结 |
| 5 结论与展望 |
| 5.1 结论 |
| 5.2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四、伴随中国经济一起高速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D]. 许菲. 吉林大学, 2021(01)
- [2]“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研究[D]. 杜玉洁.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3]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4]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D]. 卢建昊. 北京大学, 2021(09)
- [5]双元创业即兴对新创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D]. 徐广平. 吉林大学, 2021(01)
- [6]经济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D]. 林小希.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11)
- [7]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D]. 李波. 山东大学, 2020(02)
- [8]秩序再造：资本下乡的实践图景 ——以育村为例[D]. 马池春. 山西大学, 2020(07)
- [9]中国纪录片40年表情变迁研究（1979-2019）[D]. 杜珊珊.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10]新中国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空间格局演变关系研究 ——以扬州为例（1949-）[D]. 王吉臣.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