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性胸水免疫学指标测定的临床意义

一、恶性胸水中免疫学指标测定的临床意义（论文文献综述）

杨志^[1]（2020）在《VCAM-1在诊断结核性胸膜炎中的意义》文中研究表明目的:检测胸腔积液和血清中血管细胞粘附分子-1（VCAM-1）的表达水平,探讨VCAM-1在结核性胸膜炎的临床价值。方法:前瞻性收集胸腔积液患者87例,其中经临床诊断或内科胸腔镜检查确诊为结核性胸膜炎患者（TPE）49例、恶性胸腔积液患者（MPE）13例、肺炎旁性胸腔积液患者（PPE）8例,漏出性胸腔积液患者（Control,对照组）17例。87例患者通过胸腔穿刺留取胸腔积液,通过真空采血留取血清标本,并对血清标本、胸水标本进行常规生化分析及血常规。应用酶联免疫吸附实验检测不同组患者其胸腔积液及血清标本中血管细胞粘附分子-1（VCAM-1）的表达水平,同时对胸腔积液标本进行白细胞分类计数,对比分析不同类型胸腔积液VCAM-1、腺苷脱氢酶（ADA）、乳酸脱氢酶（LDH）及白细胞计数在胸水及血清中的表达差异及相关性,并运用受试者曲线分析（ROC）曲线分析VCAM-1、ADA、LDH及白细胞分类计数对结核性胸膜炎的诊断价值。结果:1.TPE组（609.0±331.2,ng/ml）、PPE组（472.6±116.9,ng/ml）与对照组（354.8±99.4,ng/ml）相比,胸腔积液中VCAM-1浓度明显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TPE组胸腔积液中VCAM-1浓度与血清浓度相比较（609.0±331.2,ng/ml vs.462.7±219.5,ng/ml）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TPE组胸腔积液中淋巴细胞百分比（80.9±11.5%）与对照组（59.7±17.3%）相比较浓度明显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TPE组与MPE组胸腔积液淋巴相比较（80.9±11.5%vs.61.5±23.1%）,提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比TPE组中胸腔积液淋巴细胞百分数与血清淋巴细胞百分数（80.5±18.3%vs.10.0±4.7%）,胸水中表达水平较血清中明显增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01）;3.TPE组（68.4±43.8,IU/L）、MPE组（14.6±7.1,IU/L）、PPE组（41.5±22.6,IU/L）与对照组（4.4±3.1,IU/L）相比较,三组ADA水平均明显增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在血清中TPE组与MPE组相比较（20.4±7.8,IU/L vs.13.1±2.6,IU/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4.TPE组385.5[274.3-593.5]U/L、MPE组404.0[323.5-555.5]U/L、PPE组1066.5[436.8-2088.8]U/L胸腔积液中LDH均显着高于对照组111.0[79.0-169.0]U/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5.在胸腔积液中,四组患者的VCAM-1水平与淋巴细胞百分比呈正相关（r=0.330,P<0.01）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四组患者的VCAM-1总体水平与ADA水平呈正相关（r=0.300,P<0.01）,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所有受试者ADA水平与淋巴细胞百分比呈正相关,相关性具有统计学意义（r=0.330,P<0.01）;所有受试者ADA水平与LDH水平呈中度正相关,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r=0.680,P<0.001）;TPE组胸水VCAM-1水平与其胸水中淋巴细胞百分比呈正相关（r=0.300,P=0.045）,相关性具有统计学意义;6.根据ROC曲线可知:本实验中胸腔积液中VCAM-1的cut-off值为468.5ng/ml,其在结核性胸膜炎的诊断中敏感性为71%,特异性为73%,AUC=0.790;胸腔积液中ADA诊断结核性胸膜炎特异性及灵敏性均较高,敏感性为91%,特异性为82%,AUC=0.920;胸水LDH对于结核性胸膜炎的诊断其灵敏性为95%,特异性却较低,仅有35%,AUC=0.630;胸水中淋巴细胞百分比的对结核性胸膜炎的灵敏性较高,达到93%,特异性稍差,为70%。血清中VCAM-1对结核性胸膜炎诊断的敏感性并不令人满意,仅有40%,特异性为94%,AUC=0.600。结论:结核性胸膜炎患者其胸腔积液VCAM-1水平明显增高,胸水淋巴细胞百分比增高,且VCAM-1与胸水淋巴细胞比率呈正相关,胸腔积液中VCAM-1对于结核性胸膜炎的临床诊断具有一定的价值。

宋伟康^[2]（2020）在《术中喷洒铜绿假单胞菌注射液对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术后免疫功能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目的:探索采取手术治疗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在手术关胸前予胸腔喷洒铜绿假单胞菌注射液对其术后免疫功能的影响,并且评估该药物的安全性。方法:选取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于盛京医院第三胸外科就诊并接受根治性肺癌手术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共48例,将其随机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其中实验组25例,在手术关胸前予其胸腔喷洒铜绿假单胞菌注射液10ml;对照组23例,在手术关胸前予其胸腔内喷洒生理盐水10ml。分别留取各组患者术后第一天及拔出胸引管之前的胸水标本5ml,检测其IL-2、IL-4、INF-γ及TNF等相关免疫指标。另外分别于术前及术后第5天采取各组患者静脉血5ml,检测其IL-2、IL-4、IL-6、IL-10、IL-17、INF-γ及TNF等相关免疫指标。采用统计学方法分析胸水及血液中相关免疫指标在两组之间及不同时间之间的差异。结果:实验组术后第一天及拔出胸引管前胸水中TNF平均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术后第一天及拔出胸引管前胸水中IL-2、IL-4、INF-γ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实验组术后第5天血液中IL-6平均水平高于术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术后第5天血液中IL-6平均水平同样高于术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和对照组术后第5天血液中IL-2、IL-4、IL-10、IL-17、INF-γ及TNF均较术前无明显差异;而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术后血液中免疫指标均无显着提高。实验组两例患者出现体温升高大于38.5摄氏度,无寒颤,予对症治疗后好转,余未见明显药物相关副反应。结论:铜绿假单胞菌注射液安全性高,患者耐受好,单纯手术关胸前注射该药物可短时间内有效提高患者胸水中TNF水平,提高局部免疫水平。这可能会在降低患者围术期感染率和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及胸膜转移等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

刘莹^[3]（2019）在《肺腺癌恶性胸水来源的自噬小体诱导人MDSC产生的初步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自噬一直是肿瘤相关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话题。细胞的自噬是真核细胞生物在进化上高度保守的一种维持细胞自我平衡的途径,国内外大量的研究表明自噬在生物生理及病理状态下都发挥着重要的调节生物学活性的作用,并且被一致认为是至关重要的机制[1]。自噬与大多数疾病的发生及发展息息相关,可以通过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在癌症的发生、发展及转移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2]。因此,关于自噬的研究成为了近年来国内外的热点,但其发挥作用的机制尚未完全阐明,有待进一步的研究。髓系来源性抑制性细胞（MDSC,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源于机体在病理状态下的一种免疫调节及应答,它是一群由骨髓细胞分化发育而来的具有强大的免疫抑制功能的细胞,且具有高度的异质性[3]。在肿瘤状态下,不成熟的骨髓细胞在病理状态下分化发育停止,不再进一步的分化成成熟的具有免疫功能的骨髓细胞,与此同时,这群不成熟的骨髓细胞在一系列细胞因子的作用下,会大量增殖和聚集。有研究表明,在不同类型的肿瘤中,MDSC的增殖均依赖于肿瘤分泌的生长因子、细胞因子及趋化因子[4]。在肿瘤微环境中,由于不成熟的髓系细胞大量聚集,上调一系列免疫抑制因子的表达,如iNOS、精氨酸酶等,进而导致一氧化氮、活性氧水平的上升。近年来,大量的研究表明MDSC在肿瘤的发生、进展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5]。但MDSC通过多种机制促进了肿瘤的发生与发展的机制尚未完全阐明,仍有待进一步的探讨。课题组在前期的研究和实验中发现肿瘤细胞在体外培养的状态下可以分泌释放自噬小体（TRAP）至细胞外,并且在体内外实验中发现自噬小体可以诱导小鼠的骨髓细胞产生MDSC,并抑制小鼠体内T细胞的增殖与分化,进一步验证了TRAP不仅可以诱导小鼠的MDSC的产生,并且有着强大的免疫抑制功能。在临床肺腺癌的病程进展中,恶性胸腔积液是常见的晚期并发症。患者在晚期病程中,出现一个重度的恶病质的征象,且难以纠正。胸腔积液难以控制,病程进展迅速,患者预后较差,且病程晚期患者免疫功能明显下降,生存质量较差,易并发各类细菌、真菌、病毒感染。在肺癌晚期,肿瘤在发展过程中需要经历低氧、低血供等匮乏营养的过程,使得肿瘤细胞产生较高的自噬水平。因此我们推测肺癌患者的胸水中存在自噬小体,并且对MDSC的产生有很大的影响。由于临床工作中,肺癌患者的恶性胸水标本易获得,且肺腺癌患者多并发恶性胸腔积液,因此我们以肺腺癌患者的恶性胸水为研究对象,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TRAP对人MDSC的产生的关联。目的:检测及分析肺腺癌患者外周血及肺腺癌来源的恶性胸水中MDSC的水平,以及MDSC水平与临床的相关性。探讨肺腺癌恶性胸水中来源的自噬小体是否能诱导人MDSC的产生。方法:1.肺腺癌患者外周血及恶性胸水中MDSC水平的检测及分析。1.1收集2017年10月至2018年11月至东南大学附属南京市胸科医院就诊的经病理确诊为肺腺癌并合并有恶性胸水的患者的外周血和胸水标本,对外周血和胸水标本进行处理,运用流式细胞术检测肺腺癌来源的恶性胸水中MDSC的水平是否增高。1.2对外周血及恶性胸水中的MDSC水平进行分析。2.肺腺癌恶性胸水来源的自噬小体诱导人MDSC产生的试验及研究2.1将肺腺癌来源的恶性胸水利用差速离心法处理获取自噬小体,利用BCA蛋白定量法和Western Blot对自噬小体进行蛋白定性及半定量分析。2.2取新生儿脐带血,与肺腺癌患者恶性胸水来源的自噬小体共同孵育72h,利用流式细胞术检测MDSC的水平。结果:1.与健康人外周血相比,肺腺癌患者的恶性胸水中MDSC及外周血的水平明显升高。2.肺腺癌来源的恶性胸水中有自噬小体的存在,且恶性胸水来源的自噬小体能诱导人MDSC的产生。

陈聪^[4]（2019）在《支气管镜代胸腔镜活检和肿瘤标志物检测在恶性胸水中的诊断研究》文中指出目的:探讨支气管镜代胸腔镜活检和胸水肿瘤标志物检测对恶性胸腔积液的诊断价值。方法:研究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邵阳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住院部胸腔积液患者80例,经支气管镜代胸腔镜检查留取胸膜活检标本,同时留取胸水和血清标本检测多肿瘤标志物。结果:80例胸腔积液患者支气管镜代胸腔镜检查顺利完成,未见不良反应,最后确诊为恶性胸腔积液的为28例,结核性胸腔积液的为48例,4例无法确诊,诊断阳性率为95%。确诊为恶性胸腔积液的28例患者中,胸水中CEA、CYFRA-21、NSE 3种肿瘤标志物平均水平远高于正常值,与结核性胸腔积液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确诊为结核性胸膜炎的48例患者血清中CEA平均水平低于阳性界值,CYFRA-21平均水平略高于阳性值,与恶性胸腔积液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恶性胸腔积液组和结核性胸腔积液组血清中NSE水平均低于阳性标准,两组患者间无明显差异（P>0.05）;恶性胸腔积液患者胸水中CEA、CYFRA-21、NSE三种肿瘤标志物平均水平均高于阳性界值,且与血清中平均水平相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 curve）分析CEA、CYFRA21-1、NSE对良恶性胸水的联合诊断试验评价,结果显示CEA+CYFRA21-1、CEA+NSE、CYFRA21-1+NSE、CEA+CYFRA21-1+NSE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983、0.837、0.878、0.948（P<0.05）,联合检测对于良恶性胸水的鉴别诊断价值分析结果显示,联合检测的特异性均为90.0%以上,而CEA+CYFRA21-1、CEA+NSE、CYFRA21-1+NSE、CEA+CYFRA21-1+NSE的敏感度分别为80.9%、57.5%、71.4%、89.3%,以CEA+CYFRA21-1+NSE三指标联合检测的敏感度为最高,达89.3%,具有较高的鉴别诊断价值。结论:支气管镜代胸腔镜活检及病理检查对恶性胸腔积液的诊断有确诊意义。胸水中进行癌胚抗原、细胞角蛋白19片段、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的检测有利于良恶性胸水的鉴别诊断。

唐怡敏^[5]（2019）在《胸腔积液IGRA联合生物标记物优化结核性和恶性胸膜炎鉴别诊断》文中提出背景:胸腔积液（PE）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疾病,由于其病因多而复杂,发病机制各不相同,确诊常常需要侵入性手段。已有文献报道,结核性胸膜炎与恶性胸腔积液表现均以淋巴细胞为主,常规及生化结果常相似。鉴于结核性胸腔积液（TPE）和恶性胸腔积液（MPE）两种疾病的治疗方案及预后均存在非常大差异,早期鉴别诊断显得尤为重要。但使用现有的各种生化指标,如ADA指标水平、胸腔积液生化、肿瘤标志物等单用于结核性胸膜炎与恶性胸腔积液鉴别诊断效能是有限的。因此,本研究中,我们探索一种联合诊断方法仅通过仅收集胸腔积液而无需有创组织学检查就能够容易地区分这两种疾病的方法。目的:探讨评估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蛋白γ干扰素释放试验（Interferon gamma Release Assay,IGRA）酶联免疫斑点（Enzyme-linked immunospot detection technology;ELISPOT）检测技术,胸腔积液常规实验室生物标志物、肿瘤标志物CEA在结核性胸膜炎和恶性胸腔积液诊断中的表现;评估IFN-γ-ELISPOT检测和常规实验室生物标志物中腺苷脱氨酶（Adenosine deaminase,ADA）、癌胚抗原（carcinoma-embryonic antigen,CEA）在结核性胸膜炎（tuberculous pleurisy,TPE）和癌性胸腔积液（malignant pleural effusion,MPE）鉴别诊断中的表现;多参数优化结核性胸腔积液与恶性胸腔积液之间的鉴别诊断能力。方法:对2010年1月至2016年12月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的胸腔积液患者201例进行分析（确诊为结核性胸膜炎的患者共143例;确诊为恶性胸腔积液的患者58例）。检测患者的血及胸腔积液标本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蛋白的Y干扰素水平,并与胸腔积液生化,ADA、CEA检测结果一起分别进行统计分析,最终进行统计学ROC分析以获得胸腔积液ADA、CEA检测结核性胸膜炎的最佳截断值。结果:（1）本次分析结果提示,恶性胸腔积液患者胸腔积液CEA值明显高于结核性胸膜炎CEA值,ROC曲线分析曲线下面积（AUC）为0.9713,用于诊断恶性胸腔积液准确性高;本研究统计数据分析以CEA cut-off值为2.025ng/L,CEA检测胸腔积液用于鉴别诊断恶性胸膜炎的敏感度和特异度最佳。（2）结核性胸腔积液组患者胸腔积液中ADA值明显高于检测到的恶性胸腔积液组ADA值,差异显着,有统计学意义;以ADA cut-off值为35U/L,用于胸腔积液鉴别诊断结核性胸膜炎的敏感度和特异度高;其中ROC分析AUC曲线下面积为0.9585,提示检测胸腔积液中的ADA是诊断结核性胸膜炎的一项敏感诊断指标。（3）结核性胸腔积液组患者胸腔积液中检测到的血及胸腔积液用ESAT-6蛋白和peptid-pool肽刺激的IFN-Y-ELispot值均明显高于恶性胸腔积液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1）。用ESAT-6蛋白和peptid-pool肽刺激的PFMC中抗原特异性IFN-Y斑点形成细胞（SFC）的值约2-4倍于来自同一TPE患者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PBMC）;（ROC）分析证明胸腔积液单核细胞（Pleural effusion mononucleus,PFMC）ELISPOT测定法在曲线下的面积（AUC）高于PBMC ELISPOT测定法;均提示与PBMC ELISPOT测定相比,使用PFMC ELISPOT诊断结核性胸膜炎诊断效能更高。（4）联合ELISPOT试验与ADA诊断结核性胸膜炎特异性由28.1%明显增加了特异性至98.5%,并且PPV同时增加至98.3%,有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同样,胸腔积液IFN-γ-ELispot联合CEA诊断MPE的特异性,PPV也优于非联合诊断,但敏感性稍低（87.1%比99.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意味着结核性胸膜炎与恶性胸腔积液鉴别诊断时,使用IFN-γ-ELispot与ADA、CEA联合诊断,可明显提高诊断效能。（5）我们将结核性胸膜炎患者通过胸腔镜检查镜下所示,将患者进一步分组,分为胸膜黏连组31例与无黏连组16例,对比其胸腔积液中生化指标,发现胸膜黏连组患者ADA值及LHD值均高于胸膜无黏连组患者指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1）诊断结核性胸膜炎,使用胸腔积液IFN-γ-ELispot检查较外周血IFN-γ-ELispot有优势;（2）在结核性胸膜炎的诊断中,胸腔积液ADA、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蛋白的IFN-γ-ELispot值的诊断效能高,具有高特异性、高敏感性;在恶性胸腔积液诊断中,胸腔积液CEA值具有特异性高的特点;（3）联合各生化指标用于结核性胸膜炎与恶性胸腔积液鉴别诊断可提高鉴别诊断阳性率;将胸腔积液IFN-γ-ELispot、ADA值联合起来用于不明原因胸腔积液诊断可明显提高结核性胸膜炎诊断阳性率;将胸腔积液IGRA、ADA、CEA值联合起来用于结核性胸膜炎与恶性胸腔积液鉴别诊断,其诊断敏感性、特异性高。（4）ADA值和LDH值在结核性胸膜炎胸膜增厚患者中明显异常升高,可用于判断结核性胸膜炎胸膜增厚严重程度;胸腔积液IFN-γ-ELispot结果稳定,不受胸膜黏连增厚程度影响。

韩娟,颜浩,张凌^[6]（2016）在《Twist蛋白、VEGF、CEA、CYFRA21-1、NSE在肺癌患者恶性胸水中的表达和应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探讨肺癌患者恶性胸水中Twist蛋白、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癌胚抗原（CEA）、细胞角蛋白19片段（CYFRA21-1）、神经原特异性烯醇化酶（NSE）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方法采集52例肺癌患者恶性胸腔积液标本,其中腺癌24例,鳞癌16例,小细胞肺癌12例,良性胸腔积液患者45例作为对照。应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和化学发光法检测各指标水平。结果肺癌组恶性胸水中Twist蛋白、VEGF、CEA、CYFRA21-1、NSE的表达均高于良性肺病组（t值分别为8.67、9.11、3.94、5.37、3.10,P值均<0.05）;肺癌组恶性胸水中Twist和VEGF的水平与患者肿瘤病理类型无关（P值均>0.05）,CEA水平在腺癌中最高,CYFRA21-1水平在鳞癌中最高,NSE水平在小细胞肺癌中最高。Twist蛋白、VEGF、CEA、CYFRA21-1、NSE在肺癌恶性胸水中的敏感度分别为78.8%、84.6%、61.5%、46.2%、42.3%,特异度分别为86.7%、88.9%、91.1%、86.7%、77.8%。CEA、CYFRA21-1、NSE在不同肺癌恶性胸水中敏感度不同,联合检测可提高敏感度。结论胸水中Twist蛋白、VEGF、CEA、CYFRA21-1、NSE检测有利于良、恶性胸水的鉴别,Twist蛋白、VEGF水平与肿瘤病理类型无关,CEA、CYFRA21-1、NSE水平与肿瘤病理类型相关,联合检测可提高诊断的敏感度。

任凤杰^[7]（2014）在《IFN-γ、IL-2和IL-6对结核性胸膜炎的诊断价值》文中研究表明目的：研究血清和胸腔积液中的γ-干扰素（IFN-γ）、白介素-2（IL-2）和白介素-6（IL-6）水平对结核性胸膜炎的诊断价值。方法：受试对象共120例，包括40例健康对照者、40例结核性胸膜炎患者和40例恶性胸腔积液患者。采用流式液相多重蛋白定量技术（BD CBA）系统检测受试者血清和胸腔积液中的IFN-γ、IL-2和IL-6的含量。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分别确定IFN-γ、IL-2和IL-6诊断结核性胸膜炎的最佳临界值，并评价三种细胞因子对此疾病的诊断价值。结果：IFN-γ、IL-2和IL-6在结核性胸腔积液中的含量较其外周血清明显增高。上述三种细胞因子在结核性和恶性胸腔积液患者血清中的含量与健康对照组比较P>0.05，无统计学意义；三种细胞因子在恶性胸液组患者胸液和血清中含量比较P>0.05，无统计学意义；三种细胞因子在结核性胸液中含量与恶性胸液组比较P<0.01，有统计学意义。采用ROC曲线确定IFN-γ、IL-2和IL-6诊断结核性胸膜炎的最佳临界值分别为150.6pg/ml、65.89pg/ml和110pg/ml，灵敏度、特异度、正确指数分别为92.3%、95.8%、0.92,63.45%、91.7%、0.62和90.1%、93.54%、0.89。结论：本研究检测了结核性胸膜炎、恶性胸腔积液患者及健康体检者血清和胸液中的细胞因子IFN-γ、IL-2和IL-6水平，分析其含量的变化，得出以下结论：1．结核性和恶性胸腔积液中IFN-γ、IL-2和IL-6的水平均明显高于对应的血清中含量，这说明IFN-γ、IL-2和IL-6的分泌释放属于胸膜腔局部的应激免疫反应结果。2.结核性胸腔积液IFN-γ、IL-2和IL-6水平均显着高于恶性胸腔积液。三种细胞因子对诊断结核性胸膜炎特异性最高的是IFN-γ，其次是IL-6，特异性最低的是IL-2。因此检测胸水中IFN-γ、IL-2和IL-6水平有助于结核性胸膜炎的诊断。根据ROC曲线下面积可知，在三种细胞因子中，诊断价值最高的是IFN-γ，其次是IL-6，IL-2的诊断价值最低。而联合检测IFN-γ、IL-2和IL-6对结核性胸膜炎的诊断价值最高。

崔瑞刚^[8]（2011）在《榄香烯联合白介素-2胸腔灌注治疗恶性胸水的临床观察》文中研究表明恶性胸腔积液是一种常见的肿瘤并发症,一部分肿瘤患者首先因呼吸困难发现胸腔积液,大量的胸水表现为呼吸困难,积液量长期不减少,可导致心功能不全,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甚至威胁生命。因此恶性胸腔积液的治疗应尽早开始,但存在一定的难度。大量胸水的出现,说明患者很难在承受手术和放疗对身体的打击。尤其对于晚期患者,一般状况很差,全身静脉化疗效果不显着。常规抽液引起营养物质特别是蛋白质的丢失,低蛋白血症产生漏出液体,使胸水量增加,疾病进一步加重。近来治疗恶性胸腔积液多为局部用药,特别是胸腔内灌注化疗药物,但化疗药物副作用大,多见不同程度的骨髓抑制及胃肠道反应,尤其对于年老、体虚的患者不适宜。中药制剂腔内注射治疗恶性胸腔积液也可达到控制胸水的目的,另外可适当联合生物制剂共同控制胸水,能够有效的缓解临床症状、改善患者体力状况、可避免化疗的毒副反应。目的：研究榄香烯乳注射液联合白介素-2胸腔灌注治疗恶性胸水患者的疗效,是否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应用。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的方法,选取符合纳入标准的57例患者,57例患者均非初次治疗的恶性胸水患者。分为榄香烯联合白介素-2的治疗组30例,以及白介素-2的对照组27例。采集临床症状并填写临床调查表,记录血常规、心电图、肝肾功能、胸水B超、胸水常规、胸水生化、胸水肿瘤标记物等研究内容。根据疗效评价标准进行分析。数据处理方面,采用SPSS 11.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计算。结果：①近期疗效评估显示,治疗组与对照组有效率（CR+PR）分别为70%和40.74%,经统计学处理,有显着性差异（P值为0.026<0.05）。②KPS评分比较,两组临床获益率（提高+稳定）分别为90%和55.56%,经统计学处理,有显着性差异（P值为0.003<0.05）。③临床症状改善方面,治疗组前后症状积分计算,痊愈6例,显效17例,有效2例,无效5例。对照组前后症状积分评分计算,痊愈7例,显效15例,有效2例,无效3例,两组比较,有显着性差异（P值为0.0126<0.05）④胸水红细胞计数改善情况,治疗组有效80%,对照组有效率74.07%,两组比较无显着统计学意义。⑤胸水CEA,治疗组及对照组治疗前后,CEA下降明显,但两组之间比较疗效无明显差别。⑥不良反应,两组病例均未见有由药物引起肝、肾功能异常、心电图改变、消化道反应及骨髓抑制。仅表现为轻度胸痛及发热,经过对症治疗后可缓解。依据上述研究结果,我们认为,榄香烯乳注射液联合白介素-2胸腔灌注治疗恶性胸水,对缓解患者的临床症状及提高生活疗质量有益处,近期疗效也相对突出,应该在临床上得到广泛应用。

王俊利,韦叶生^[9]（2010）在《良恶性胸腹水鉴别诊断的研究进展》文中指出

罗壮^[10]（2009）在《应用Logistic回归和ROC曲线综合评价survivin、γ-IFN及CRP联合检测对鉴别良恶性胸水的诊断价值》文中研究说明【目的】探讨胸腔积液中survivin,γ-IFN及CRP联合检测对肺癌合并胸腔积液和结核性胸腔积液的鉴别诊断价值。【方法】应用Logistic回归和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characteristic curve,ROC）对42例肺癌合并胸腔积液患者和48例结核性胸腔积液患者的胸腔积液Survivin,γ-IFN及CRP以及临床资料联合检测结果进行分析评价。应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检测Survivin,γ-IFN浓度;应用设备为BNII全自动特种蛋白分析仪采用免疫比浊法检测CRP浓度。【结果】（1）利用多变量Logistic回归综合分析年龄、性别、有无5年以上吸烟史（主动或被动吸烟）、有无发热、有无异常包块（体格检查或影像学检查）、PPD、及胸水中survivin、γ-IFN、CRP。建立回归方程P=1/[1+e(-（3.218+1.581X1+0.004X2-0.007X3-0.150X4-2.506X5）]（X1=包块,X2=胸水survivin,X3=胸水γ-IFN,X4=胸水CRP,X5=发热）,得出预测值Pre。（2）肺癌性胸腔积液组胸水中survivin明显高于结核性胸腔积液组（P＜0.05）,而在结核性胸腔积液组胸水中γ-IFN和CRP浓度要明显高于肺癌性胸腔积液组,两组比较差别有显着意义（P＜0.05）。（3）Pre,survivin,γ-IFN及CRP在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954、0.873、0.846及0.827。Pre曲线下面积最大,CRP曲线下面积最小。（4）根据ROC曲线分析,Pre、survivin、γ-IFN、及CRP对肺癌或结核的临床诊断临界点分别为0.383、52.275 pg/ml、141.00 pg/ml、9.50 mg/L。（5）按ROC曲线分析和Youden’s指数最大的截断点作为临床诊断临界点,胸水中Pre和survivin预测肺癌性胸腔积液的灵敏度、特异性分别为91.40%、86.80%和88.60%、84.20%。胸水中IFN和CRP预测结核性胸腔积液的灵敏度、特异性分别为73.70%、85.70%和81.60%、74.30%。（6）胸水中Pre+Survivin+肿块联合检测预测肺癌性胸腔积液的诊断效能最高:灵敏度、特异度、漏诊率、误诊率、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以及正确率分别为:95.24%、93.75%、4.76%、6.25%、93.18%、97.83%、95.56%。胸水中γ-IFN+CRP联合检测预测结核性胸腔积液的的诊断效能最高:灵敏度、特异度、漏诊率、误诊率、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以及正确率分别为:92.11%、94.29%、7.89%、5.71%、94.59%、91.67%、93.15%。联合检测诊断价值优于单个检测指标。【结论】（1）检测胸腔积液Survivin,γ-IFN及CRP浓度对鉴别胸腔积液性质有一定的意义。（2）Pre检测预测肺癌性胸腔积液的诊断效能高于Survivin;γ-IFN检测预测结核性胸腔积液的的诊断效能高于CRP。（3）综合评价四项指标联合检测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率及经济学要求,胸水中Pre+Survivin+肿块联合检测预测肺癌性胸腔积液的诊断效能最高,胸水中γ-IFN+CRP联合检测预测结核性胸腔积液的的诊断效能最高。

二、恶性胸水中免疫学指标测定的临床意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恶性胸水中免疫学指标测定的临床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1）VCAM-1在诊断结核性胸膜炎中的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2）术中喷洒铜绿假单胞菌注射液对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术后免疫功能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3）肺腺癌恶性胸水来源的自噬小体诱导人MDSC产生的初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支气管镜代胸腔镜活检和肿瘤标志物检测在恶性胸水中的诊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胸腔积液IGRA联合生物标记物优化结核性和恶性胸膜炎鉴别诊断（论文提纲范文）

（7）IFN-γ、IL-2和IL-6对结核性胸膜炎的诊断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8）榄香烯联合白介素-2胸腔灌注治疗恶性胸水的临床观察（论文提纲范文）

（9）良恶性胸腹水鉴别诊断的研究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10）应用Logistic回归和ROC曲线综合评价survivin、γ-IFN及CRP联合检测对鉴别良恶性胸水的诊断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四、恶性胸水中免疫学指标测定的临床意义（论文参考文献）

• [1]VCAM-1在诊断结核性胸膜炎中的意义[D]. 杨志. 南华大学, 2020(01)
• [2]术中喷洒铜绿假单胞菌注射液对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术后免疫功能的影响[D]. 宋伟康. 中国医科大学, 2020(01)
• [3]肺腺癌恶性胸水来源的自噬小体诱导人MDSC产生的初步研究[D]. 刘莹. 东南大学, 2019(05)
• [4]支气管镜代胸腔镜活检和肿瘤标志物检测在恶性胸水中的诊断研究[D]. 陈聪. 南华大学, 2019(01)
• [5]胸腔积液IGRA联合生物标记物优化结核性和恶性胸膜炎鉴别诊断[D]. 唐怡敏. 南华大学, 2019(01)
• [6]Twist蛋白、VEGF、CEA、CYFRA21-1、NSE在肺癌患者恶性胸水中的表达和应用[J]. 韩娟,颜浩,张凌. 国际呼吸杂志, 2016(08)
• [7]IFN-γ、IL-2和IL-6对结核性胸膜炎的诊断价值[D]. 任凤杰. 延安大学, 2014(02)
• [8]榄香烯联合白介素-2胸腔灌注治疗恶性胸水的临床观察[D]. 崔瑞刚.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1(09)
• [9]良恶性胸腹水鉴别诊断的研究进展[J]. 王俊利,韦叶生. 右江医学, 2010(06)
• [10]应用Logistic回归和ROC曲线综合评价survivin、γ-IFN及CRP联合检测对鉴别良恶性胸水的诊断价值[D]. 罗壮. 昆明医学院, 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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