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首次捕获巨型活体白鲟有关方面全力救护（论文文献综述）
吴建辉[1]（2020）在《长江口中华鲟种群特征及栖息地鱼类群落结构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研究对长江口中华鲟自然种群特征、降海洄游习性,及其栖息地鱼类群落关系等方面开展长期跟踪监测和科学研究,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中华鲟标志放流、人工驯养、海洋中华鲟洄游及分布等保护研究,保护长江口中华鲟种群和海洋中华鲟种群,以延续中华鲟种群。主要研究内容和结果如下:1.人工驯养中华鲟野生幼鱼能够实现中华鲟个体救护、活体基因留存、种群多样性保存的中华鲟保护目的。2006年和2015年对误捕于长江口的160尾中华鲟野生幼鱼,开展人工驯养环境下的生物学特征研究。结果显示,2006年实验中华鲟,6～8月平均体长和平均体重分别从15.4±0.64cm和26±1.34g,增加到29.2±0.75cm和108±3.87g,日均增长1.54mm,日均增重0.9g。2015年实验中华鲟,经过3个月的人工驯养,平均体长和平均体重分别由14.90±0.22cm和22.25±1.34g,增加到28.32±0.84cm和148.65±3.02g,日均增长1.49mm,日均增重1.40g。拟合中华鲟幼鱼的体长与体重的关系分别为:W2006=0.1215L2.0313（R2=0.9457）、W2015=0.0086L2.9051（R2=0.996）,2015年人工驯养中华鲟幼鱼生长好于2006年的。当实验池水体水温超过24℃时,中华鲟幼鱼瞬时增长（重）率随水温升高而降低。人工驯养的野生中华鲟幼鱼个体体长、体重变异系数小,平均低于2.60%和3.66%,表明个体生长速度快、差异小、大小规格整齐,也说明了人工驯养的野生中华鲟幼鱼没有因为环境、饵料等变化而造成生长的停滞或缓慢。与同期野生环境下的中华鲟幼鱼比较,两者的生长存在差异性。总体上人工驯养环境下的野生中华鲟幼鱼生长状况要好于自然生长的。另外,实验中华鲟死亡率为5.0%,致死疾病包括肠炎、水霉病和细菌性烂鳃病。研究表明,野生中华鲟幼鱼对人工驯养环境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生长速度快,便于驯化养殖,说明人工驯养野生中华鲟幼鱼有助于中华鲟的保护。2.2004-2018年,在长江口采样固定监测网监测和全年的随机调查的方式,共计监测到中华鲟幼鱼6600尾,中华鲟成体（年龄>8岁）有10尾,中华鲟亚成体（年龄为2-8岁）74尾。监测结果表明,2004-2018年长江口中华鲟幼鱼补充量呈连续下降的趋势,2014年后出现补充量断裂的现象。2014、2016、2018年均未监测到中华鲟幼鱼,从而更加证实了中华鲟自然繁殖行为从连续转为偶发的变化。2015-2018年中华鲟幼鱼在长江口的时空分布特征则与文献记载有所变化,出现了首现时间提前（近一个月）,终现时间延迟（约一个月）和出现时长由每年的5月到9月,变化成不连续年份的4月到10月的新特点,推论长江中可能形成新的产卵场,且距离长江口更近,或者中华鲟自然产卵时间提前。长江口中华鲟幼鱼多年平均体长为22.7cm,多年平均体重为99.0g,两者均呈逐年减少的趋势;长江口中华鲟幼鱼肥满度的变化规律和生长指数b的变化呈显着关系。从网具对中华鲟幼鱼的损害性分析,致死率由高到低的网具分别为定置张网（24.84%）、刺网（18.45%）、浮动张网（9.33%）、插网（3.05%）。通过长江口中华鲟幼鱼补充量、时空分布、生长特征等方面的变化研究,为长江口及长江流域中华鲟保护和管理提供了方向。3.2004年至2014年在长江口水域标志放流中华鲟12570尾,开展中华鲟降海洄游习性和海洋中分布的研究,以提高海洋中华鲟种群的保护能力。标志放流野生中华鲟872尾,人工繁育F1中华鲟11698尾,年龄包含1～25龄中的11个年龄段。2004-2009年以放流1龄人工繁育F1中华鲟为主,2010年以后逐步以放流大规格的6龄人工繁育F1中华鲟为主。放流前1个月开始对中华鲟实施盐度、摄食和波浪驯化,并逐步植入标志。放流中华鲟均进行了体内体外双重标志,标志类型包括射频综合标志（Passive Integrated Transponder tags,PIT）、体外银牌（Silver brand tag,SBT）、飘带（Plastic streamer tag,PST）、骨板标志（Plastic bone armor tag,PBT）、锚标（Plastic tipped dart tag,PDT）5种常规标志,以及脱落式卫星数据回收标志（POP-UP satellite archival tag,PAT）1种卫星标志。运输过程中,放流中华鲟采用单体充氧打包运输,放流时,使用连续活水放流槽和滑梯投放中华鲟,以减少中华鲟的伤害。研究结果显示:（1）共收集到24尾次常规标志中华鲟回捕信息,以及18尾PAT标志中华鲟的标志信息,常规标志回捕率为0.19%,PAT标志回收率为52.9%。（2）标志回捕或标志信息回收的时间在1～198d范围内,总体上呈现放流初期回捕率高,随着放流时间增长回捕率下降的趋势。表明长江口放流中华鲟在野外条件下可以存活至少半年,同时放流后初期的回捕是放流中华鲟损失的主要因素之一。设置脱落时间与PAT标志回收数量和回收率成反比,设置脱落时间越短,PAT回收数量越多、标志信息回收率越高。PAT标志的短期效果要高于长期效果。（3）标志放流中华鲟的年龄越大,回捕率越高。回捕率最高的是12龄和16龄中华鲟,达到50.00%,其次是11龄,为25.00%,再次之是9龄,为16.00%。其他年龄段的回捕率均低于10%。回捕率最低的是1龄中华鲟,仅为0.11%。（4）回捕中华鲟中,PAT标志中华鲟全部进入海洋,50.00%常规标志中华鲟进入海洋。（5）长江口南支北港水道是标志中华鲟主要逗留场所和主要入海通道。（6）长江口标志放流中华鲟可于短期内（≥5d）适应咸水环境,7d内即可从淡水环境的长江口水域洄游到海洋中。回捕于东海海域的有18尾,黄海海域的有12尾,降海洄游方向具有不确定性,随机分布于黄海和东海,可在东海、黄海之间折返洄游。（7）长江口标志放流中华鲟分布于经度跨度7°,纬度跨度为9°的长江口水域和东海、黄海沿海大陆架海域。标志中华鲟最北到达朝鲜半岛西海岸,直线洄游距离697km,最东回捕日本长崎县五岛列岛海域,直线洄游距离630km,最南到达台湾海峡的福建宁德海域,直线洄游距离640km。（8）长江口水域和舟山群岛海域是长江口标志放流中华鲟的主要聚集分布区。（9）PAT标志和常规标志中华鲟的平均直线游速分别为7.89km/d、6.21km/d,洄游速度与洄游距离之间没有显着相关性。（10）通过分析回捕中华鲟生长数据和胃含物,发现长江口标志放流的人工繁育中华鲟仍具有野外摄食的本能,能在放流后立即恢复主动捕食的能力,且能够摄食海洋生物和河口生物。放流后能够至少存活6个月以上,能够很快的适应盐度而进入海洋,且可以正常摄食和生长。研究表明长江口标志放流中华鲟能够适应海洋环境并在海洋中生存和生长,因而长江口中华鲟增殖放流对人工增加中华鲟种群资源具有一定贡献。4.根据2012～2014年在长江口的中华鲟等水生生物资源调查数据,采用概率模型、网络分析方法对长江口中华鲟栖息地鱼类群落物种空间共现模式及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分别使用GAM模型和BRT模型建立各站点水域多样性指数与环境和时空因子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长江口鱼类群落模式主要为物种的随机共现,群落构建中以中性元素的影响占主导地位,环境变化驱动的随机因素对种间共现的影响大于种间相互关系;种间共现模式有显着的季节差异,这种季节差异主要与海洋洄游型鱼类和河口定居型鱼类的季节更替有关;高物种权度和中间中心性种类的季节更替影响种间共存模式的随机性,棘头梅童鱼（Collichthys lucidus）对群落内信息交换的控制能力较强,在长江口鱼类群落中处核心地位。研究结果对长江口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2）盐度、p H值和叶绿素a对多样性指数贡献最高,而p H值、溶解氧和叶绿素a是对丰富度指数贡献率最高的环境因子。BRT模型对于多样性指数和丰富度指数的拟合和预测均要优于GAM模型。空间分布预测显示,相较于GAM模型,BRT模型能够对长江口小面积水域间的鱼类群落多样性作更好地区分,河口外水域的鱼类群落多样性明显高于河口内侧水域,而长江口北支水域的多样性要高于南支水域。
邵化斌[2]（2018）在《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管理机制研究 ——以国际渔业管理组织的实践为分析对象》文中研究表明海洋拥有十分丰富的生物资源,是地球上最为重要的生命支持系统,也是人类最为重要的食物保障之一。许多海洋生物具有开发利用价值,海洋渔业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和其他多种用途的资源。但随着社会发展和人类捕捞技术的进步,过度捕捞、资源崩溃、环境破坏等问题日益突出,很多海洋动物处于濒危状态,面临绝种的危险。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如何通过科学有效的渔业管理来实现对海洋生物资源的科学养护和持续利用,是当前人们关注的热点,并采取了许多措施。然而当前的国际海洋法律体系却难以为国际海洋动物保护行动提供全面的、有效的法律保障,亟须考虑如何构建更为有效的国际管理机制来实现对海洋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进而挽救那些处于濒危境地的海洋动物。其中,国际渔业管理组织开展的各类实践,是该领域的重要组成,对其进行综合考量与评判,或许能够得到一些不错的启示。因此,本文基于海洋动物特性及海上渔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客观分析海洋渔业捕捞活动对海洋动物种群造成的影响,并从国际渔业管理组织实践的角度,审视海洋动物保护与海洋渔业管理之间的关系,是对当前的海洋动物保护理论体系及国际渔业管理制度体系的进一步丰富与发展,而在实践上也会为我国海洋渔业健康发展及开展有效的海洋动物保护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与支撑作用。同时,针对现有的主要海洋动物保护理念、保护措施、国际法律制度以及主要国际渔业管理组织的管理实践做出梳理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更有利于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管理机制的完善思考,可以为当前国际海洋生物养护制度发展及我国参与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管理、远洋渔业政策调整、国际履约政策完善等方面,提供一种新思路和新角度。海洋动物保护的理念囊括了动物福利、人与海洋动物的关系、海洋动物的自然资源价值等内容。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的自然保护意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爱护野生动物的理念在不少地区已经达到了普及的程度,在决策中注重生态,已成为一种常态,在生活中注重来自自然的享受,也成为了一种幸福感的基本标准,海洋动物保护已然成为当前社会发展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无论是海洋动物的福利问题,还是人与海洋动物的关系失衡,抑或是海洋动物的自然资源价值的体现,海洋渔业捕捞的因素一直充斥在其中,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如陆地动物保护首先要从狩猎抓起,海洋动物的保护问题,自然要先从捕捞入手,只有将海洋捕捞管理好了,海洋动物的福利、人与海洋动物关系的平衡及海洋动物各价值的保护与利用等问题,才能真正得到缓解。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法渊源,既包括传统意义上有关的国际条约与习惯,主要是以重要国际条约为基础,也包括与之相关的基本原则、司法判例、国际组织决议及宣言等法律文件组成的其他渊源。国际条约方面,自19世纪末以来,国际社会相继制定了较多的与海洋动物保护有关的全球性和区域性条约,在养护海洋动物种群资源、管制海洋捕捞活动、保护海洋动物栖息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国际组织决议、宣言及准则包括全球性人类环境会议的宣言、《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和国际行动计划、联合国大会关于禁止公海大型流刺网的决议等内容。在主要的基本原则方面,结合前文对重要国际条约、人类环境会议宣言以及相关决议文件等的论述分析,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主要有公海捕鱼自由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生态系统方法和预防性原则,它们是在不同历史阶段发展起来的,在针对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管理及养护方面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与海洋动物保护有关的国际案例,可以分为早期仲裁、国际海洋法法庭判例、国际贸易争端和国际法院判例,每一个案例的产生及解决都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因素和利益动机,但从整体来看,主要的矛盾点是在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与单方面开展海洋动物保护之间的权益之争。总而言之,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法的发展进步,是与海洋捕捞产业的进步及海洋动物保护理念的发展分不开的。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组织包括以联合国、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捕鲸委员会为代表的全球性国际组织,以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委员会及其他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为主体的区域组织,以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等非政府机构,这些组织相互构成了一个既相互独立又能紧密联系的管理体系,领域则涵盖到了科学研究与情报收集、国际政策与行动计划、贸易限制与行为准则等各个方面,推动了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管理框架的形成。在推行的海洋动物保护措施方面,设立海洋保护区、人工增殖放流、栖息地修复、贸易限制手段以及对海洋捕捞活动的管制,是当前海洋动物保护的主要内容。自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开始发展以来,海洋动物的保护就一直伴随着国际海洋法、环境法及各类国际组织机构的演变而不断发展。海洋动物保护与国际海洋渔业管理体系,尤其是与国际渔业管理组织之间,存在的密切的交互作用,可以说,整个的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管理框架的发展与运行,基本都是围绕着海洋渔业管理来完成的。通过国际渔业管理组织实施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和管理,是当前国际渔业管理的最为显着的特点。在海洋动物保护方面,绝大部分国际渔业管理组织在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管理框架下,对相关国际法律制度的制定与执行、相应机构组织的成立,以及海洋保护区设立、海洋动物贸易限制手段、对海洋捕捞的限制等海洋动物保护措施的开展,国际渔业管理组织均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最为直接的表现,则是其集诸多法律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以及监督者于一身,这也与国际渔业管理组织在海洋生物资源养护中的地位日益提升息息相关。而伴随着国际社会和各沿海国对海洋动物保护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国际渔业管理组织在减少海洋捕捞对海洋动物的影响,保护海洋动物栖息地以及保护海洋环境等方面的担子也会越来越重,再加上当前的国际环保组织、社会民众等因素的影响与施压,在未来,国际渔业管理组织将会是平衡海洋捕捞与海洋动物保护的最前线,其各类管理措施的成功与否,都会直接影响到国际渔业管理制度和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管理机制的发展与完善。在国际渔业管理组织的具体实践上,当前影响力和执行力较强、与我国关系最为密切的组织,如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国际捕鲸委员会（IWC）、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委员会（CCAMLR）、《保护信天翁和海燕协定》（ACAP）、美洲间热带金枪鱼委员会（IATTC）、养护大西洋金枪鱼委员会（ICCAT）、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IOTC）、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WCPFC）等国际渔业管理组织开展了许多与海洋动物保护有关的决策建议、技术措施和不同组织间的合作实践,尤其是针对海洋渔业捕捞活动中广泛存在的对海龟、海鸟、鲨鱼、海洋哺乳动物等的伤害、缠绕、误捕、混捕等方面开展的养护管理决策与技术手段。这些实践的主要特点有:强调生态系统方法的适用、强制性数据收集与共享、鼓励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注重海洋动物的就地保护和强调制度的遵守执行。这些特征既是国际渔业管理组织在国际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中的责任义务体现,也是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法律制度的发展要求。海洋动物保护与海洋渔业管理之间存在着相互推动、互为补充和互为限制的关系。在国际海洋资源法律的发展进程中,海洋动物保护与海洋渔业管理之间有着密切的相互推动作用,互相促进了各自的发展进步;而在这种推动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较多的互补效应,具体体现为执行力的互相补充和制度措施的效益叠加;但由于海洋动物保护与海洋渔业管理的理念和目标有着根本性差别,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互为限制之处,往往发生在对一些经济价值较高的海洋动物的保护与管理上,但最终将这种互为限制限定为海洋动物保护与可持续开发之间的一个平衡状态,是两者将来的共同发展方向。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管理机制完善的重点就是加强不同条约和不同组织之间的协调统一以及注重海洋动物保护与海洋渔业管理之间的密切关联,同时加强对海洋动物保护与海洋渔业捕捞活动数据收集机制的完善,尤其借鉴国际渔业管理组织的成功实践经验。而对于制定一个统一的国际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和设立一个养护海洋生物资源的联合国专门机构的设想,在理论上确实能够有效协调、统一当前的各类条约体系和国际组织机构的重叠、冲突和不平衡问题,但在短期内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多种条约体系并存、多类国际组织共同管理的现状会长期存在,而不同国家间、组织间建立尽可能广泛的合作机制,是目前和将来的发展重点。在强化遵守执行和国家责任方面,将相关的具有广泛认同度的国际文件上升为具有法律效力和一定强制性的国际习惯,加强对海洋动物保护与海洋渔业捕捞活动数据收集机制的完善,最为重要和关键,其中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渔业领域透明度建设非常值得思考,而对于建设海洋保护区（尤其是设立公海保护区）和对某个国家或地区开展贸易限制或制裁措施,要在平等的国际合作基础上审慎开展。可以从以下4点来完善当前的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管理机制:以海洋动物保护理念的发展为引导,完善已有的国际法律规范体系;以国际合作为基础,建立完备的协调和争端解决机制;依托国际渔业管理组织的有关实践,提升有关国际条约的执行力;注重海洋动物的就地保护,适当发展移地保护措施。我国是海洋渔业捕捞大国,海洋渔业捕捞产量长期居世界首位,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海洋渔业管理制度和海洋动物保护机制,但与发达国家和国际海洋渔业管理制度的发展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我国不仅是一个渔业大国,而且是一个远洋渔业大国,国际海洋渔业治理和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管理机制的发展和完善,理应有我国的话语和参与。我国参与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管理机制的完善建议为:更新理念,提升全民的海洋动物保护意识;完善法律体系,形成完备的海洋动物保护机制;构建成熟的合作机制,参与或主导共同管理;积极参与国际治理,增强话语权。使我国更好地履行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义务和国家责任,以及推动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管理机制的进步与完善。
包欣欣[3]（2017）在《基于红外相机与传统样带法兽类多样性研究》文中指出红外相机技术以无损伤取样、干扰少、能够获得野外活动的兽类的准确信息,被广泛应用于兽类多样性研究中。2013年-2016年利用红外相机结合传统样带调查法分别对黑龙江凉水和丰林保护区兽类多样性进行研究,并分析了红外相机不同季节取样时间长度的差异。1.在北方针阔混交林中,对基于红外相机公顷网格法所必需的取样时间长度进行研究发现:若要满足兽类多样性监测的需要,冬季取样时间最长,次之是春季,夏季取样时间最短。2.对红外相机技术和样带调查法进行取样饱和度评价,取样均达到饱和。凉水保护区红外相机监测获得兽类独立照片566张,共4目7科12种,偶蹄目2科2种;兔形目1科1种;食肉目1科4种,啮齿目3科5种。样线调查获得兽类10种,隶属4目5科;偶蹄目2科3种;兔形目1科1种;食肉目1科5种;啮齿目1科1种。丰林保护区红外相机监测获得兽类独立照片699张,共3目6科10种,食肉目1科3种;啮齿目3科5种。样线调查获得兽类8种,隶属于4目4科;偶蹄目2科2种;兔形目1科1种;食肉目1科3种;啮齿目1科1种。在凉水保护区内红外相机监测未发现豹猫（Prionailurus bengalensis）和原麝（Moschus moschiferus）,在样带调查中均有发现;在凉水和丰林保护区内红外相机监测到狗獾（Meles meles）和花鼠（Eutamias sibiricus）在样带调查中均未发现。3.利用红外相机法对兽类多样性季节性差异进行研究发现,Shamnon-Wiener指数最高的是夏季（H凉水=2.19,H丰林=1.87）;对凉水和丰林保护区内兽类多样性进行比较发现凉水保护区兽类多样性指数高于丰林保护区,且样线法也得到相同的结论。样带调查法获得的兽类多样性指数高于红外相机法所获得的,均匀度指数差别不大,两个保护区物种相似度高（CS红外相机=0.86,CS样带法=0.95）。4.季节对保护区内兽类相对丰富度的影响差异并不显着（P>0.05）,春季花鼠、棕背?（Clethrionomys rufocanus）、大林姬鼠（Apodemus peninsulae）、黑线姬鼠（Apodemus agrarius Pallas）的相对丰富度较高;夏季狗獾相对丰富度高于春季和冬季;松鼠（Sciurus vulgari）冬季相对丰富度明显高于春季和夏季,西伯利亚狍（Capriolus pygargus）则无明显季节差异。凉水和丰林保护区物种丰富度无显着差异（P>0.05）,通过样带法对比凉水和丰林保护区兽类相对丰富度发现:凉水保护区内西伯利亚狍和东北兔（Lepus mandshuricus）的相对丰富高于丰林保护区,丰林保护区松鼠的相对丰富度高于凉水保护区。红外相机法和样带调查方法获得物种相对丰富度差异显着（P<0.05）,除松鼠相对丰富度无显着差异外,其他物种样带法获得相对丰富度明显高于红外相机法。
陈锦辉[4]（2011）在《上海市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地方性法规立法研究》文中认为自然保护区的建立是人类社会和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人类社会保护自然界的最高形式。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比例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文明和进步水平的重要标志。尽管我国的自然保护区事业起步较晚,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探索和发展,保护区事业蓬勃发展,在我国自然环境、自然资源、生物物种的保护和研究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为了加强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我国逐步完善了自然保护区的立法工作。但是,我国关于自然保护区的立法明显落后于其建设速度,致使自然保护区的管理问题凸显,严重影响我国自然保护区设立目标的实现。上海市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是经上海市人民政府确定,以中华鲟及其赖以栖息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为主要保护对象的特殊区域,已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在物种保护、水域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修复、科学研究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加强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的管理,保护中华鲟及其赖以栖息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根据有关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等法规,2005年3月1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布了《上海市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并于同年4月15日开始实施。《管理办法》的实施为上海市长江口中华鲟及其栖息环境的科学有效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为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提供了法制保障。实施五年多来,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取得了显着成效。但是由于采用规章的形式,在立法技术上和具体法律条文的规定上就采用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对于一些问题采用了模糊处理的形式,使得很多条文在运用中的操作性不强。中华鲟作为典型的江海洄游性鱼类,在生物学上具有水生野生动物的典型性,在保护上具有水生野生动物的系统性。然而,在《管理办法》中没有充分考虑中华鲟这一特殊物种保护的特殊性和系统性。此外中华鲟保护区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因时间关系,在《管理办法》中根本没有考虑到国际重要湿地保护的特殊性。因此《管理办法》已经不能够满足保护区保护工作的实际需要。法制建设是自然保护区科学管理的重要方面。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健全中华鲟保护区法制,更加科学有效地履行保护责任,保护中华鲟及其生态环境,通过出台地方性法规来进一步加强保护区管理法律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对中华鲟保护区管理制度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法律思路,完善保护区的管理法律制度具有比较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九个部分。第一,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发展现状。从保护区性质和范围,中华鲟物种生物学及其保护现状,保护区的自然生态环境、社区经济状况、管理和建设现状以及对保护区评价等详细介绍了上海市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的基本情况。中华鲟的洄游习性决定了长江口是中华鲟幼鱼及其产卵群体洄游过程中数量最集中、栖息时间最长、顺利完成各项生理调整的天然场所。中华鲟的保护具有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的独特性、复杂性、流动性和系统性。中华鲟自然保护区是以中华鲟及其赖以栖息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为主要保护对象的特殊区域。中华鲟自然保护区位于长江入海口,地理位置十分独特,为典型的河口海岸湿地。其具有物种珍稀濒危性和特有性、长江口水域生态典型性和敏感性、生境重要性和唯一性、河口生态环境特殊性和多样性和生态环境修复可行性,在物种保护、水域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修复、科学研究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第二,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的理论基础。分别阐述了与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息息相关的一些基础理论,主要包括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经济学理论、恢复生态学理论、生态伦理学理论、生态系统管理学理论和自然保护区学理论。分析了这些理论对保护区建设和管理,尤其是立法的指导意义。（1）可持续发展应作为保护区建设和管理的首要基本原则。（2）中华鲟自然保护区是一个相互依赖的系统,立法对象应明确是中华鲟及其赖以生存的河口生态经济系统。（3）应建立完善的生态经济管理机制。（4）应确立科学研究机制,尤其是生态退化综合评判及后续动态监测与评价机制。（5）保护区的管理应是开放性的管理,应把人类作为系统的一个组分。（6）保护区建设和管理的指标应注重科学性、可操作性、完整性、独立性、简洁性和针对性。第三、中华鲟自然保护区法制建设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从《上海市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的制定背景和意义,主要内容和实施情况等阐述了保护区法制建设的现状,剖析了《管理办法》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表现为:法律效力不够、保护物种不明晰、土地权属不明确问题、操作性不强、中华鲟保护的特殊性和系统性考虑不够、国际重要湿地保护的特殊性没有考虑。第四,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阐述了保护区地方性法规立法的必要性,并从理论基础、国际形势和法制建设基础等论述了保护区地方性法规立法的可行性。保护区地方性法规立法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上海市建设生态型大都市的需要,是上海市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的需要,是中华鲟物种保护的需要、长江口水域生态环境的需要,适应形势的需要,健全法制的需要,更好履行保护责任的需要。自然保护区的立法必须遵循生态学的基本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已成为现代环境立法的基本理论之一,对于自然保护区的立法有重要意义。运用法律形式调整因保护、建设、管理自然保护区涉及的社会关系,以更好地履行国际公约的义务,对进一步推动上海国际大都市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最重要的是地方政府规章实施一段时问后将其上升为地方性法规,符合我国立法的实际做法。解决《办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出台地方性法规是唯一可行的途径。第五,自然保护区立法实践和借鉴。介绍了我国和国外主要国家和地区关于自然保护区立法实践的现状,分析了存在的问题以及对保护区地方性法规制定的借鉴意义。根据我国自然保护立法实践,特别是地方立法的实践和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借鉴:1、保护区的地方立法应注重自主性立法和先行性立法。2、保护区的地方立法应具有鲜明的地方性。3、应加快中华鲟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从国外以及我国香港、台湾有关自然保护区立法的实践来看,世界各国都已经认识到自然保护区这一保护自然资源形式的重要性,并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有几点值得我们借鉴:1、制定有关自然保护区的基本法,为自然保护区的立法提供了立法依据和指导。2、形成了以基本法为核心,针对不同类型的保护区,配套相应的单行法律,提高立法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3、对于特殊的保护区进行专门立法,使得使自然保护区的立法体系趋于完善。4、地方立法多数以“法”的形式颁布,提高了地方立法的效力和层次,赋予了自然保护区较高的法律地位。第六,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立法实践和借鉴。主要介绍了我国和国外主要国家和地区关于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立法实践的现状,分析了存在的问题以及对保护区地方性法规制定的借鉴意义。1、中华鲟是野生动物,其保护立法应明确以可持续发展作为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2、中华鲟是洄游性水生野生动物,对中华鲟的保护立法既要充分考虑其资源特性、流动性、复杂性等一般水生生物特性,又要其江海洄游性的独特特性。3、中华鲟保护区是典型的河口湿地系统,对中华鲟及其生态环境的保护立法应充分考虑个体与个体（生态系统的其他个体）、个体和整体（生态系统）的关系。4、鉴于中华鲟及其生态环境保护具有特殊性、复杂性、系统性,要做到有效科学保护,既要坚持预防性原则,又要确立对中华鲟及其生态环境的物种资源调查和生态环境监测等科学研究制度。5、鉴于中华鲟所处特殊环境以及每年遭受误捕受伤等实际情况,应确立中华鲟收救抢救制度。第七,湿地保护立法实践和借鉴。主要介绍了我国和国外主要国家和地区关于湿地保护立法实践的现状,分析了存在的问题以及对保护区地方性法规制定的借鉴意义。1.由于我国尚未有一部“湿地保护”的专门法律,因此对中华鲟自然保护区湿地地方立法只能是地方性法规,这是由地方性法规的创制性所决定的。2、在保护区立法中,应对中华鲟保护区湿地的类别明确,即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应属于河口水域的海洋/海岸湿地。3、在保护区立法中,应充分考虑湿地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对资源环境进行整体保护。4、在保护区立法中,应明确保护区湿地的管理部门权限。第八,我国地方性立法实践和借鉴。主要介绍了我国地方性立法实践的现状,分析了存在的问题以及对保护区地方性法规制定的借鉴意义。要真正科学有效的保护好中华鲟及其生态环境,进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地方性法规的立法是唯一可行的办法,这是地方性法规的特性所决定的。第九,制定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地方性法规的设想。首先在总结我国自然保护区的立法目标的基础上,从提高立法层次、统筹保护目标的系统性和整体性、体现地方性特色和提高易操作性等四方面确立了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的立法目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保护区地方性法规立法中应坚持可持续发展、预防性、生态优先和系统性保护等基本原则和坚持地方性、创制性等地方法规的特有原则,确立开放式管理、生物资源特性、土地属性、生态补偿和公众参与等基本制度,最后提出上海市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地方性法规立法的基本框架。本论文创新之处在于:一是较为系统地论述了自然保护区的理论基础,并从这些理论基础中分别总结了其对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地方性法规立法的指导意义,这在保护区立法研究还是首次。二是在研究中,即全面考虑了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具有的保护区立法的一般属性,又充分认识到其具有的特有属性,即,中华鲟自然保护区既是珍稀水生野生动物的保护区、也是国际重要湿地。并分别从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立法、湿地保护立法方面阐述了其立法的特殊性,这在保护区立法研究中也是极其少见的。三是在研究中,介绍了我国和国外主要国家和地区关于地方立法实践的现状,分析了存在的问题以及对保护区地方性法规制定的借鉴意义,鉴于中华鲟自然保护区法律制度建设的现状,基于保护对象的特有属性,要真正科学有效的保护好中华鲟及其生态环境,进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地方性法规的立法是唯一可行的办法,这是地方性法规的特性所决定的。四是这种即考虑自然保护区一般属性,也考虑保护对象特有属性的立法研究方法,是地方性法规立法的必要要求,对于不同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地方性法规建设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上海市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地方性法规立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调查研究。本文只是对立法可行性、立法目标和立法原则以及应建立的基本制度作了初步研究。具体的管理措施等亟需在今后作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李关勇[5]（2011）在《文人·官员·社会变革 ——一个晚清地方官的生命史研究》文中提出本文试图摒弃“问题”意识之束缚,从原始史料入手,以陈寅恪先生倡导的“了解之同情”的历史意识,通过所研究对象——柳堂,来展示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画面。柳堂,河南扶沟人,祖辈自陕西朝邑迁居于此。生于繁华的市镇吕潭集,出自亦农亦商之家,而天资敏慧,在那个科举时代,是注定要走读书致仕之路的。科场之路看似大同小异,然而成功之花的绽放却风姿各异。本文第一章勾勒了柳堂生命之树从生至枯死的全部过程。其中科举用去了生命的近三分之二。一种无形的力量左右着莘莘学子们,以致有满头白发尚驰骋于科场之上者。柳堂在教读的同时,拼杀于斯几十载,老天终于眷顾了他,年近五旬时取得了所谓正果,获隽进士。从此改变了他的生活,使其站在一个更广阔的舞台上书写历史。甲午战争的失败,虽令他痛心疾首,而生活要维持,还得挣扎于官场之上,谋取百里之治的机会。山东巡抚李秉衡给予他大展经纶的机会,他自定陶县干起,经惠民、东平州、德平、乐陵、济宁直隶州,所到之处,剔除积弊,实心为民,但地方之治亦矛盾重重。本文第三章分河工、刑狱、赋税等部分,以故事的形式揭示这些错综复杂的关节。本章还就柳堂所依靠的政治资源进行探究,揭出其升迁之路背后的力量。清季发生了着名的义和团运动,一次重大的济阳玉皇庙戕官事件竟与柳堂联系在一起,本文第四章是柳堂与这场运动的个案研究,揭示出一个地方官在运动中的心理与行动,与上级官员、官兵和民众的关系,为义和团运动研究前所未有者。柳堂生于一个流淌着陕西商人血液的半移民家庭。在近代的大背景下,这个家庭经历了盛衰几个轮回及家庭到家族的嬗变。其中,经商致富与做官发家两个简单的道理得到了印证。本文的第二章便以柳氏家族为个案,描述了一个近代北方家族的形成与变迁。作为社会的人。交往是生存的要义和必须,本文第五章按时间顺序编织了柳堂的交游网络。数以百计的人物出现在这个网络之中,通过与柳堂的交往,他们的性格、思想、家庭、经历、生活方式等诸多鲜为人知的东西,有序地出现在我的笔下,站到了近代社会的大舞台上,是近代北方文人群体生存及入世的缩影。
吴隆杰[6]（2006）在《基于渔业生态足迹指数的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测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渔业资源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它为人们提供了优质蛋白质、就业机会、经济发展和休闲娱乐等经济利益和社会福利。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和本质问题。近年来,随着部分地区和部分种群的渔业资源的过度开发、渔业水域污染加重、人口剧增、水产品消费意愿增强等问题的出现,对渔业资源进行可持续利用测度、分析、评估正成为国内外渔业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前沿、重点和热点领域。认真分析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足迹指数测度研究的基础上,分析渔业资源的特性、供应情况、人口发展与消费模式变化等相关因素,提出用渔业生态足迹指数对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进行测度、比较、分析和趋势预测,并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探索研究,可为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参考。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产生、发展和研究历程,引起了人们对发展观的重新认识。综述多种可持续发展测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并全面充分分析最新的生态足迹测度方法,发展出生态足迹指数方法,用于定量测度区域可持续发展状况。并据此提出包括渔业生态足迹指数、牧业生态足迹指数、林业生态足迹指数、农用地生态足迹指数、建设用地生态足迹指数和能源用地生态足迹指数等在内的生态足迹指数多样性概念,用于在宏观上测度渔业等相关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状况。渔业资源的特性决定了其开发利用状况及一般过程,资源丰度与环境容量、全球变化对水生生态系统的影响、人类活动致使大量水生生物栖息地破坏、人口与收入水平、技术进步、渔业水域开发利用状况、渔业综合管理、渔业补贴、水生生态系生物入侵、渔业水域环境污染状况等因素均对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分析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测度的原则、理论框架、测度方法的基础上,详细论述了渔业生态足迹指数测度方法的理论假设、计算步骤、应用范围、数据来源和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问题等。在案例研究中对我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至2001年的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状况用渔业生态足迹指数方法进行了动态测度,并对我国渔业生态足迹指数变动
李建军[7]（2003）在《白鲟挽歌》文中提出
肖乐[8]（2003）在《我国首次捕获巨型活体白鲟有关方面全力救护》文中认为 （肖乐报道张嘉秋摄影）2002年12月11日下午,江苏省南京市渔民孙永来在长江南京下关水域从事捕捞作业时,无意中捕到一条长3.3米、重117公斤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鲟。这是长江下游首次发现体重这么大的白鲟。这种白鲟非常珍稀,全世界只有我国才有。专家表示,白鲟有“长江活化石”之称,已濒临灭绝,且我国从未捕获过活体白鲟。这是10年来首次在长江中下游发现白鲟的踪迹。
二、我国首次捕获巨型活体白鲟有关方面全力救护（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首次捕获巨型活体白鲟有关方面全力救护（论文提纲范文）
（1）长江口中华鲟种群特征及栖息地鱼类群落结构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中华鲟产卵亲体和长江口中华鲟幼鱼资源现状 |
| 1.2.2 中华鲟种群生存现状 |
| 1.2.3 中华鲟人工养殖技术 |
| 1.2.4 中华鲟等水生生物增殖放流与标志放流 |
| 1.2.5 长江口中华鲟保护研究的工作基础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人工驯养的长江口中华鲟野生幼鱼种群特征研究 |
| 2.1 材料与方法 |
| 2.1.1 实验用鱼 |
| 2.1.2 实验周期 |
| 2.1.3 实验地点 |
| 2.1.4 实验水池与用水 |
| 2.1.5 日常管理 |
| 2.1.6 生长测定 |
| 2.2 结果 |
| 2.2.1 人工驯养环境中华鲟的生长 |
| 2.2.2 自然环境中华鲟的生长 |
| 2.2.3 体长与人工驯养天数的关系 |
| 2.2.4 体重与人工驯养天数的关系 |
| 2.2.5 体长与体重的关系 |
| 2.2.6 生长与水温的关系 |
| 2.3 分析与讨论 |
| 2.3.1 人工驯养与自然环境下野生中华鲟幼鱼的生长差异性 |
| 2.3.2 不同生长环境下中华鲟幼鱼生长差异性原因探讨 |
| 2.3.3 人工驯养中华鲟幼鱼生长变异系数分析 |
| 2.3.4 人工驯养中华鲟幼鱼病害与死亡率分析 |
| 2.3.5 野生中华鲟幼鱼人工驯养的探讨 |
| 第三章 长江口中华鲟自然种群特征及补充量变动研究 |
| 3.1 材料与方法 |
| 3.1.1 调查方法与网具 |
| 3.1.2 调查范围与站点 |
| 3.1.3 调查时间与内容 |
| 3.1.4 数据处理 |
| 3.2 结果与分析 |
| 3.2.1 长江口中华鲟幼鱼种群补充量及年间变动 |
| 3.2.2 长江口1龄以上中华鲟监测数量及年间变动 |
| 3.2.3 长江口中华鲟幼鱼降海洄游特征及年间变动 |
| 3.2.4 长江口中华鲟幼鱼生长特征和年间变动 |
| 3.2.5 时间特征变量与资源补充量、生物学特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
| 3.3 讨论 |
| 3.3.1 长江口中华鲟幼鱼补充量的特征变化及影响因素 |
| 3.3.2 中华鲟幼鱼在长江口活动时间的特征变化及影响因素 |
| 3.3.3 长江口中华鲟的组成与原因分析 |
| 3.3.4 网具的对中华鲟幼鱼的损害性分析 |
| 第四章 基于长江口中华鲟标志放流的中华鲟降海洄游与分布研究 |
| 4.1 材料与方法 |
| 4.1.1 标志放流中华鲟来源与组成 |
| 4.1.2 标志放流时间 |
| 4.1.3 标志放流地点 |
| 4.1.4 放流前驯化 |
| 4.1.5 放流装置 |
| 4.1.6 放流标志及标志方法 |
| 4.1.7 标志信息回收 |
| 4.2 结果 |
| 4.2.1 标志回捕和标志信息回收数量 |
| 4.2.2 常规标志回捕时间 |
| 4.2.3 PAT信息回收时间 |
| 4.2.4 回捕中华鲟的年龄组成 |
| 4.2.5 PAT标志中华鲟的海洋分布与降海洄游距离 |
| 4.2.6 PAT标志中华鲟直线洄游速度 |
| 4.2.7 常规标志回捕中华鲟的分布、洄游距离与速度 |
| 4.3 讨论 |
| 4.3.1 标志放流中华鲟在海洋中的分布与洄游分析 |
| 4.3.2 标志保持时间与保持率 |
| 4.3.3 不同年龄中华鲟的标志放流效果分析 |
| 4.3.4 标志放流中华鲟的野外生存能力评价 |
| 4.3.5 长江口中华鲟标志放流的优势 |
| 4.3.6 长江口中华鲟标志放流的社会效益 |
| 第五章 长江口中华鲟栖息地鱼类群落结构分析与研究 |
| 5.1 基于概率模型的长江口鱼类空间共现模式分析 |
| 5.1.1 材料与方法 |
| 5.1.2 结果 |
| 5.1.3 讨论 |
| 5.2 GAM模型和BRT模型在长江口鱼类群落多样性预测中的比较 |
| 5.2.1 材料与方法 |
| 5.2.2 结果 |
| 5.2.3 讨论 |
| 第六章 主要结论与创新点 |
| 6.1 主要结论 |
| 6.2 研究创新点 |
| 6.3 存在问题 |
| 6.4 下一步工作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学术活动情况 |
| 参与课题研究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参与发表论文 |
| 参与学术活动 |
| 致谢 |
（2）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管理机制研究 ——以国际渔业管理组织的实践为分析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方法及内容框架 |
| 本章参考文献 |
| 第二章 海洋动物保护的理念 |
| 2.1 野生动物保护现状与趋势 |
| 2.2 动物福利 |
| 2.2.1 动物福利的概念与发展 |
| 2.2.2 海洋动物的福利 |
| 2.3 野生动物与人类的关系 |
| 2.3.1 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与动物关系的认识 |
| 2.3.2 西方思想史中关于动物权利与人类义务的理论 |
| 2.3.3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基本观点 |
| 2.3.4 人类与海洋动物关系的失衡 |
| 2.4 海洋动物保护的概念和意义 |
| 2.4.1 概念界定 |
| 2.4.2 保护意义 |
| 2.5 海洋动物的价值 |
| 2.5.1 自然资源价值理论 |
| 2.5.2 海洋动物的价值构成与意义 |
| 2.6 本章小结 |
| 本章参考文献 |
| 第三章 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管理机制 |
| 3.1 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法 |
| 3.1.1 国际法渊源 |
| 3.1.2 国际条约 |
| 3.1.3 国际组织决议、宣言与准则 |
| 3.1.4 基本原则 |
| 3.1.5 国际案例 |
| 3.2 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组织 |
| 3.2.1 全球性政府组织 |
| 3.2.2 区域性政府组织 |
| 3.2.3 非政府组织 |
| 3.3 海洋动物保护的方法和措施 |
| 3.3.1 实施形式 |
| 3.3.2 海洋保护区 |
| 3.3.3 人工繁育、放流与栖息地修复 |
| 3.3.4 贸易限制手段 |
| 3.3.5 对海洋渔业捕捞活动的限制 |
| 3.4 本章小结 |
| 本章参考文献 |
| 第四章 国际渔业管理组织的海洋动物保护实践 |
| 4.1 国际渔业管理组织概述 |
| 4.1.1 国际渔业管理组织的发展 |
| 4.1.2 国际渔业管理组织的分类 |
| 4.1.3 国际渔业管理组织运行机制 |
| 4.1.4 国际渔业管理组织的发展趋势 |
| 4.2 与海洋动物保护有关的实践 |
| 4.2.1 决策建议 |
| 4.2.2 执行和实践 |
| 4.2.3 不同组织间的合作 |
| 4.3 国际渔业管理组织的实践特征 |
| 4.3.1 强调生态系统方法的适用 |
| 4.3.2 强制性数据收集与共享 |
| 4.3.3 鼓励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 |
| 4.3.4 注重海洋动物的就地保护 |
| 4.3.5 强调制度的遵守执行 |
| 4.4 本章小结 |
| 本章参考文献 |
| 第五章 海洋动物保护国际管理机制的评析与完善 |
| 5.1 综合评析：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管理机制 |
| 5.1.1 国际法律规范的制定、协调与遵守 |
| 5.1.2 国际组织的作用 |
| 5.1.3 国家权利与责任 |
| 5.2 关系审视：海洋动物保护与海洋渔业管理 |
| 5.2.1 相互推动 |
| 5.2.2 互为补充 |
| 5.2.3 互为限制 |
| 5.3 完善海洋动物保护国际管理机制的几点思考 |
| 5.3.1 对完善法律规范和组织机构的思考 |
| 5.3.2 对强化国家遵守执行和履行责任义务的思考 |
| 5.3.3 对完善海洋动物保护国际管理机制的建议 |
| 5.4 本章小结 |
| 本章参考文献 |
| 第六章 我国参与海洋动物保护国际管理机制的现状和建议 |
| 6.1 我国海洋渔业管理及海洋动物保护现状概述 |
| 6.2 我国参与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管理机制的建议 |
| 6.2.1 更新理念,提升全民的海洋动物保护意识 |
| 6.2.2 完善法律体系,形成完备的海洋动物保护机制 |
| 6.2.3 构建成熟的合作机制,参与或主导共同管理 |
| 6.2.4 积极参与国际治理,增强话语权 |
| 6.3 本章小结 |
| 本章参考文献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成果 |
| 7.2 论文的创新点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基于红外相机与传统样带法兽类多样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兽类多样性研究方法 |
| 1.2.1 兽类毛皮收购及访问法 |
| 1.2.2 聚光灯计数法 |
| 1.2.3 粪堆计数法 |
| 1.2.4 总体计数法 |
| 1.2.5 样线法 |
| 1.2.6 大样方法 |
| 1.2.7 样带法 |
| 1.2.8 红外相机法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国内兽类多样性研究进展 |
| 1.3.2 国外兽类多样性研究进展 |
| 1.4 研究目的 |
| 2 研究地区 |
| 2.1 地理位置 |
| 2.2 气候水文 |
| 2.3 植物资源 |
| 2.4 动物资源 |
| 2.5 人为干扰 |
| 3 研究方法 |
| 3.1 野外数据收集 |
| 3.1.1 红外相机法 |
| 3.1.2 样带法 |
| 3.2 数据分析 |
| 3.2.1 红外相机法数据分析 |
| 3.2.2 样带法数据分析 |
| 3.2.3 取样饱和度评价 |
| 4 研究结果 |
| 4.1 取样时间 |
| 4.1.1 春季 |
| 4.1.2 夏季 |
| 4.1.3 冬季 |
| 4.2 取样饱和度评价 |
| 4.2.1 红外相机法 |
| 4.2.2 样带法 |
| 4.3 物种组成 |
| 4.3.1 红外相机法 |
| 4.3.2 样带法 |
| 4.3.3 物种组成比较 |
| 4.4 兽类多样性 |
| 4.4.1 红外相机法 |
| 4.4.2 样带法 |
| 4.4.3 兽类多样性比较 |
| 4.5 相对丰富度 |
| 4.5.1 红外相机法 |
| 4.5.2 样带法 |
| 4.5.3 物种丰富度比较 |
| 5 讨论 |
| 5.1 取样时间 |
| 5.2 取样饱和度 |
| 5.3 物种组成 |
| 5.4 兽类多样性 |
| 5.5 相对丰富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4）上海市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地方性法规立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中华鲟自然保护区概况 |
| 1.1 保护区概况 |
| 1.1.1 性质与范围 |
| 1.1.2 建区时间 |
| 1.1.3 保护对象 |
| 1.2 中华鲟概况 |
| 1.3 中华鲟物种保护现状 |
| 1.3.1 中华鲟资源与保护研究进展 |
| 1.3.2 产卵场的保护 |
| 1.4 自然生态环境 |
| 1.4.1 自然环境状况 |
| 1.4.2 自然资源状况――湿地生态系统 |
| 1.5 社区经济状况 |
| 1.6 与其他保护区域关系 |
| 1.7 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 |
| 1.7.1 机构设置 |
| 1.7.2 科学保护 |
| 1.7.3 依法管理 |
| 1.7.4 科学研究 |
| 1.7.5 制度建设 |
| 1.7.6 科普教育 |
| 1.8 自然保护区评价 |
| 1.8.1 生物资源评价 |
| 1.8.2 社会价值评价 |
| 1.8.3 经济价值评价 |
| 1.9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自然保护区建设的理论基础 |
| 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1.1 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定义 |
| 2.1.2 可持续发展定义两个关键性的概念 |
| 2.1.3 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
| 2.1.4 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内容 |
| 2.1.5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 |
| 2.1.6 可持续发展理论对自然保护区立法的指导意义 |
| 2.2 生态经济学理论 |
| 2.2.1 核心理论是生态与经济协调 |
| 2.2.2 三个基本理论范畴是有机的联系和统一 |
| 2.2.3 生态经济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统一 |
| 2.2.4 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统一 |
| 2.2.5 生态经济学理论对保护区立法的指导意义 |
| 2.3 恢复生态学理论 |
| 2.3.1 恢复生态学理论 |
| 2.3.2 恢复生态学理论对保护区立法的指导意义 |
| 2.4 生态伦理学理论 |
| 2.4.1 生态伦理学理论 |
| 2.4.2 生态伦理学理论对保护区立法的指导作用 |
| 2.5 生态系统管理学理论 |
| 2.5.1 生态系统管理学理论 |
| 2.5.2 生态系统管理学理论对保护区立法的指导意义 |
| 2.6 自然保护区学理论 |
| 2.6.1 自然保护区学理论 |
| 2.6.2 自然保护区学理论对保护区立法的指导意义 |
| 2.7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华鲟自然保护区法制建设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
| 3.1 《管理办法》制定必要性 |
| 3.2 《管理办法》制定意义 |
| 3.3 《管理办法》主要内容 |
| 3.2.1 关于《办法》的体例 |
| 3.2.2 关于保护区的性质、范围及其调整 |
| 3.2.3 关于保护区的监督管理体制问题 |
| 3.2.4 关于保护区内的禁止行为 |
| 3.2.5 关于保护区管理与当地正常渔业生产活动的关系 |
| 3.2.6 关于突发事故的处理 |
| 3.2.7 关于涉水工程影响保护区资源及其生态环境的的处理 |
| 3.2.8 关于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的缴纳与用途 |
| 3.2.9 关于保护区内科研教学等活动的行政许可问题 |
| 3.2.10 关于法律责任 |
| 3.3 《管理办法》实施情况 |
| 3.4 《管理办法》实施中存在问题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完善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
| 4.1 完善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立法的必要性 |
| 4.2 完善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立法的可行性 |
| 4.2.1 理论基础 |
| 4.2.2 国际形势基础 |
| 4.2.3 法制基础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自然保护区立法实践和借鉴 |
| 5.1 我国自然保护区立法实践 |
| 5.1.1 我国自然保护区立法的现状 |
| 5.1.2 我国自然保护区立法存在的问题 |
| 5.2 有关国家和地区关于自然保护区立法实践 |
| 5.2.1 有关国家关于自然保护区的立法现状 |
| 5.2.2 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关于自然保护区立法的实践 |
| 5.2.3 借鉴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立法实践和借鉴 |
| 6.1 野生动物的概念 |
| 6.1.1 野生动物 |
| 6.1.2 水生野生动物的概念 |
| 6.2 国外关于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立法的实践和借鉴 |
| 6.2.1 有关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的国际公约 |
| 6.2.2 有关国家关于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的立法实践 |
| 6.2.3 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立法趋势 |
| 6.2.4 结论 |
| 6.3 我国关于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立法的实践 |
| 6.3.1 我国关于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立法的实践 |
| 6.3.2 我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的管理体制 |
| 6.3.3 我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立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
| 6.3.4 借鉴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湿地保护立法实践和借鉴 |
| 7.1 湿地的概念 |
| 7.2 国际关于湿地保护的立法实践 |
| 7.2.1 《湿地公约》 |
| 7.2.2 国外湿地保护的立法实践 |
| 7.2.3 借鉴 |
| 7.3 我国关于湿地保护立法的实践 |
| 7.3.1 我国关于湿地保护立法的实践 |
| 7.3.2 我国湿地立法存在的问题 |
| 7.3.3 借鉴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我国地方性立法实践 |
| 8.1 地方立法的内涵 |
| 8.2 地方立法的特征 |
| 8.3 地方立法的形态 |
| 8.4 地方性法规与地方政府规章的关系 |
| 8.4.1 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权限范围 |
| 8.4.2 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区别 |
| 8.5 借鉴 |
| 8.6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制定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地方法规的设想 |
| 9.1 立法目标 |
| 9.2 立法原则 |
| 9.2.1 基本原则 |
| 9.2.2 地方法规立法的特有原则 |
| 9.3 基本制度 |
| 9.3.1 开放式管理制度 |
| 9.3.2 生物资源特性原则 |
| 9.3.3 土地权属制度 |
| 9.3.4 生态补偿机制 |
| 9.3.5 公众参与制度 |
| 9.4 基本框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文人·官员·社会变革 ——一个晚清地方官的生命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写作的缘起及研究现状 |
| 二、此选题相关研究领域述略及写作意义 |
| 三、研究的基本思路及资料说明 |
| 第一章 解释学语境下的柳堂 |
| 第一节 青云之志 |
| 第二节 宦游生涯 |
| 第三节 晚年济南生活 |
| 第二章 柳堂与柳氏家族——一个近代北方家族的形成与变迁 |
| 第一节 柳氏家族的肇始 |
| 第二节 柳氏家族的坎坷发展 |
| 第三节 柳堂主持家务 |
| 第四节 从析居到析产 |
| 第五节 柳氏家族的衰落 |
| 第三章 柳堂在山东的"政"与"治" |
| 第一节 社会背景与山东官场扫描 |
| 第二节 柳堂家庭与儒家政治文化的熏陶 |
| 第三节 柳堂的政治网络与宦海沉浮 |
| 第四章 个案研究:柳堂与义和团运动 |
| 第一节 清政府及山东巡抚与义和团运动 |
| 第二节 州县官与义和团运动概述 |
| 第三节 柳堂与惠民义和团运动 |
| 第五章 柳堂的交游网络 |
| 第一节 背景述略 |
| 第二节 扶沟交游网 |
| 第三节 项城交游网 |
| 第四节 山东交游网 |
| 第五节 柳堂与项城马秀芝家族的交游 |
| 第六节 柳堂与徐世光家族的交游 |
| 第七节 柳堂与惠民县举人李凤冈的交游 |
| 第八节 柳堂与聊城举人傅旭安家族的交游 |
| 尾章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柳堂着述考 |
| 附录三 柳堂藏书考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基于渔业生态足迹指数的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测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 要 |
| Abstract |
| 0 前言 |
| 0.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0.2 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测度研究的作用 |
| 0.2.1 全面、客观地评价渔业产业发展的状况 |
| 0.2.2 对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现状、变化趋势进行测度 |
| 0.2.3 全面、客观地测度未来渔业资源的发展潜力 |
| 0.2.4 为渔业资源的优化管理决策提供依据 |
| 0.2.5 对影响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因素提供改进建议 |
| 0.3 本研究的内容和框架 |
| 0.4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 |
| 0.5 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1 可持续发展及可持续发展测度的生态环境方法 |
| 1.1 可持续发展 |
| 1.1.1 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历程 |
| 1.1.2 可持续发展 |
| 1.1.3 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
| 1.2 可持续发展测度的生态环境方法 |
| 1.3 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足迹测度方法近期进展 |
| 1.3.1 生态足迹分析方法 |
| 1.3.2 国内外生态足迹应用研究 |
| 1.3.3 生态足迹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意见和建议 |
| 1.3.4 小结 |
| 1.4 基于生态足迹指数的可持续发展测度? |
| 1.4.1 生态足迹指数的理论假设 |
| 1.4.2 生态足迹指数的计算 |
| 1.4.3 生态足迹指数分析方法 |
| 1.4.4 数据来源 |
| 1.5 生态足迹指数多样性 |
| 2 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基本理论 |
| 2.1 渔业资源的概念及其特性 |
| 2.1.1 渔业资源 |
| 2.1.2 渔业资源的特性 |
| 2.1.3 渔业资源的分类 |
| 2.1.4 世界渔业资源开发概况 |
| 2.1.5 渔业资源开发的作用 |
| 2.2 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 |
| 2.2.1 渔业资源开发利用的一般过程 |
| 2.2.2 全球捕捞渔业面临的危机 |
| 2.3 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 |
| 2.3.1 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 |
| 2.3.2 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内涵 |
| 2.4 影响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因素分析 |
| 2.4.1 资源丰度与环境容量 |
| 2.4.2 全球变化对水生生态系统的影响 |
| 2.4.3 水生生物栖息地遭到破坏 |
| 2.4.4 人口与收入水平 |
| 2.4.5 技术进步 |
| 2.4.6 近海生态系统遭到破坏 |
| 2.4.7 渔业综合管理薄弱 |
| 2.4.8 渔业补贴对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影响 |
| 2.4.9 水生生态系生物入侵 |
| 2.4.10 渔业水域环境污染状况 |
| 3 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测度理论和方法 |
| 3.1 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测度 |
| 3.1.1 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测度 |
| 3.1.2 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测度的原则 |
| 3.2 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测度理论框架 |
| 3.2.1 一般可持续发展模式 |
| 3.2.2 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
| 3.2.3 以《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为基础的指标框架 |
| 3.2.4 压力——状态——响应可持续发展模式 |
| 3.2.5 生态型可持续发展模式 |
| 3.2.6 小结 |
| 3.3 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测度方法 |
| 3.4 渔业生态足迹指数分析方法 |
| 3.4.1 渔业生态足迹指数 |
| 3.4.2 计算国家渔业生态足迹的理论假设 |
| 3.4.3 渔业生态足迹指数的计算 |
| 3.4.4 渔业生态足迹指数对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测度 |
| 3.4.5 数据来源 |
| 3.4.6 应用范围 |
| 3.4.7 渔业生态足迹指数计算方法的完善 |
| 4 基于渔业生态足迹指数的我国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动态测度 |
| 4.1 渔业水域资源概况 |
| 4.1.1 海洋水域资源 |
| 4.1.2 内陆水域资源 |
| 4.2 渔业资源概况 |
| 4.2.1 海洋渔业资源 |
| 4.2.2 浅海、滩涂渔业资源 |
| 4.2.3 内陆水域渔业资源 |
| 4.3 渔业资源利用状况 |
| 4.3.1 捕捞渔业 |
| 4.3.2 我国水产养殖业的发展 |
| 4.4 基于渔业生态足迹指数的我国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动态测度 |
| 4 4.1 渔业生态足迹指数的计算方法及说明 |
| 4 4.2 基础数据 |
| 4.4.3 计算结果与简要分析 |
| 4.5 我国渔业生态足迹指数变动的因素分析 |
| 4.5.1 人口的快速增加 |
| 4.5.2 国际渔业法律制度的发展对我国海洋渔业的影响 |
| 4.5.3 捕捞渔业过度开发 |
| 4.5.4 渔业水域污染加剧 |
| 4.5.5 水产生物的多样性受到威胁 |
| 4.5.6 我国水产养殖开发政策的作用 |
| 5 实现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政策、建议 |
| 5.1 加强天然水域渔业资源养护和加快渔业水域污染治理 |
| 5.1.1 加强渔业资源保护与增殖 |
| 5.1.2 实施生物多样性与濒危物种保护 |
| 5.1.3 水域生态保护与修复 |
| 5.2 加快水产养殖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
| 5.2.1 近期我国水产养殖业发展成就 |
| 5.2.2 现阶段水产养殖业发展值得关注的突出问题 |
| 5.2.3 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水产养殖业 |
| 5.3 加快沿海捕捞渔民转产转业进程 |
| 5.3.1 延续海洋捕捞渔船报废补助政策 |
| 5.3.2 加大海洋捕捞渔民转产转业扶持力度 |
| 5.3.3 积极探索渔区社会保障体制建设 |
| 5.4 继续实施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战略 |
| 5.4.1 “十一”五期间人口发展战略目标 |
| 5.4.2 继续实施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战略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6.3 我国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的展望 |
| 附表1 1978 年--2001 年中国人口、水产品产量表 |
| 附表2 1978 年--2001 年中国水产品进出口分析表 |
| 附表3 1978 年--2001 年中国水产品总消费量分析表 |
| 附表4 1978 年--2001 年中国渔业生产水域面积变化表 |
| 附表5 1978 年--2001 年中国渔业生态足迹表 |
| 附表6 1978 年--2001 年中国渔业水域可用面积表 |
| 附表7 1978 年--2001 年中国渔业生物承载力表 |
| 附表8 1978 年--2001 年中国渔业生态足迹指数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承担的主要科研项目 |
（7）白鲟挽歌（论文提纲范文）
| [背景资料] |
| “怪鱼”入网渔民孙永来惊世奇遇 |
| 伤势严重渔政人员土法救白鲟 |
| 十万火急专家组急赴南京救白鲟 |
| 昆山基地2 4 小时特级监护白鲟 |
四、我国首次捕获巨型活体白鲟有关方面全力救护（论文参考文献）
- [1]长江口中华鲟种群特征及栖息地鱼类群落结构的研究[D]. 吴建辉. 上海海洋大学, 2020(03)
- [2]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管理机制研究 ——以国际渔业管理组织的实践为分析对象[D]. 邵化斌. 上海海洋大学, 2018(05)
- [3]基于红外相机与传统样带法兽类多样性研究[D]. 包欣欣. 东北林业大学, 2017(05)
- [4]上海市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地方性法规立法研究[D]. 陈锦辉. 上海海洋大学, 2011(04)
- [5]文人·官员·社会变革 ——一个晚清地方官的生命史研究[D]. 李关勇. 山东大学, 2011(12)
- [6]基于渔业生态足迹指数的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测度研究[D]. 吴隆杰. 中国海洋大学, 2006(02)
- [7]白鲟挽歌[J]. 李建军. 检察风云, 2003(05)
- [8]我国首次捕获巨型活体白鲟有关方面全力救护[J]. 肖乐. 中国水产, 20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