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启蒙主体的文化原罪意识

一、五四启蒙主体的文化原罪意识（论文文献综述）

吕惠静^[1]（2020）在《左翼文学大众化思潮的历史经验及启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伴随着社会历史变革、思想文化碰撞、审美风格变迁,文学大众化思潮最终以现实革新精神、底层忧患意识以及雅俗共赏的民族风貌,不仅成为了区别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重要标志,而且有力参与了以民族国家构建为旨归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同时也深刻影响着新时代文学人民性的发展方向。在文学大众化思潮的历史演进中,左翼文学大众化以实质性的理论建构与尝试性的创作实践,成为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其在继承"五四"文学"平民精神"的基础上,又革新了"五四"文学的"欧化"形

李耀鹏^[2]（2018）在《八十年代“五四话语”的征用与重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五四”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转型的重要时间节点和思想轴心已然成为了我们无法磨灭的精神印记,许多人的内心中都缔结着一份挥之不去的“五四情结”,“五四精神”和“五四传统”同样无可争议地对20世纪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跃迁产生着深刻的制导作用。伴随着时间的累积,“五四”已经逐渐地被凝固成一个伟大的“时间神话”和“思想图腾”,甚至有的论者指出,“整个20世纪都是五四的时代”。不同历史时代的人们总是自觉地透过对“五四”的重新阐释来为自身的思想言说寻找一个强有力的精神支点,因此,“五四”的阐释史也就形成了“五四”不断被历史化和寓言化的过程。本文主要以80年代历史语境中的“五四话语”作为研究对象,以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和文化现象作为论述中心,意在通过阐明80年代回归“五四”的历史和思想诱因,以及80年代以何种内在方式回归了“五四”等思想和文化命题,进而相对清晰完整地呈现出80年代对“五四”进行重新阐释的历史状况。本文需要具体阐释的问题是:80年代重回“五四”的历史语境和缘由——80年代征用和重构“五四”的历史方式——80年代究竟建构了怎样的“五四”——揭示出其深层的时代及历史意义。之所以择取80年代的“五四话语”作为论文的研究中心,其主要缘由在于80年代这一同时兼具着历史终结和开启意义的时间范畴中,无论是对50—70年代历史的反思亦或是在“全球化”的视野中考量80年代的历史和文化变革,80年代都鲜明地表征出“又一个五四时代”的特征。也就是说,80年代成功地借助了“五四”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中的“现代性起源”的神话地位为自身重新进入到“现代化”的历史秩序中找到了合法性依据。当然,强调和突显80年代历史意识的建构和文化变革对“五四传统”的继承,并不意味着将二者之间建立均质和透明的同构关系,及其作出表面化的覆盖式理解而忽略和遮蔽了差异性的存在。因此,本文作者以“征用和重构”作为叙述核心意在表明80年代与“五四”在思想和精神谱系上存在着历史“共振”,但又承认80年代历史语境中的“五四”与原初意义上的“五四”之间存在的历史距离和错位关系。论文绪论部分对研究对象进行科学界说以及对80年代以来的“五四”研究现状进行历史性和宏观性的描述,从而阐释和确立了80年代“五四话语”研究的缘由和方法。论文第一章主要立足于从文学思潮的角度谈及80年代回归“五四”的思想动因和历史缘由。应该说,历史“祛魅”的时代契机促使人们产生整合“五四”与80年代之间内在历史联系的冲动和激情。一方面,“五四”的魂兮归来成为80年代反思历史和推动思想解放运动的精神动力源,正是“五四”的精神感召使人们暂时淡忘了历史的创伤而重新进入到“现代化”的历史秩序中;另一方面,80年代又在“五四”的价值参照下有效地建构了自身的历史和文化意识。论文第二章以80年代的文化论争作为思想聚焦点,通过对“五四”时期就纷争迭起的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两个历史“元问题”的重新审视来看80年代的文化论者对“五四”持有的思想和文化立场。在80年代“文化热”的激烈论争中,“五四”时期形成的关于“传统”和“西化”的历史意识均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质疑和解构,而这种新的价值判断无疑包蕴和彰显着新的“五四观”。论文第三章至第六章则主要以启蒙、人道主义、国民性和科学主义四个“五四”时期的重要思想文化命题作为切入点,以此透视出80年代如何借由“五四”的力量完成了自身的历史建构和思想嬗变过程。其一,80年代在整体意义上是一个“启蒙时代”,80年代的“新启蒙”话语成为推动思想解放运动和历史变革的重要精神资源,“新启蒙”知识分子重新接续了“五四”的启蒙传统,但是却并未在80年代完成思想启蒙的历史使命。本文作者以一种整体性的历史视野考证了“新启蒙”在80年代的发展图式,既强调了“潜在写作”中的启蒙思想对“新启蒙”形成的历史铺垫作用,同时又充分地意识到80年代的“新启蒙”话语在90年代的分化和瓦解。其二,对“人”的发现和书写构成了80年代文学最恒定的思想主旨,对于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深情呼唤使80年代自觉地回归了“五四”时期的“人的文学”传统。本文从80年代的文化和文学两个层面谈及80年代人道主义话语实践的历史过程,在思想和审美的共融中解析人道主义话语构成的独特景观。在文化方面,通过对“异化”论、“主体性”以及美学中关于“人”的自由想象等问题的剖析读解80年代的文化论者对于“人”的历史姿态;在文学方面,通过对张贤亮和巴金等创作中“人性”修辞的建构审视80年代文学对“五四精神”的修复和重建。其三,历史的反思和“人”的再发现使80年代的文学叙事再次重提了“五四”时期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主题,“人”的现代化与国民灵魂的改造成为了80年代文化论者无法规避的现实难题。通过对韩少功、高晓声以及柏杨的文学创作中国民性主题的历史分析,既看到80年代对“五四”国民性批判传统的历史继承,又呈现出80年代文学叙事中国民性的独特面相。其四,80年代的历史转型和思想启蒙的现实需求使“五四”时期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成为人们新的价值追求,科学不仅为80年代的现代化提供了思想基础,同时也对80年代的知识范式产生了深远影响。论文结语指出,“五四”在不断被征用和重构的历史进程中,其意义也在不断地衍生和增殖,“五四”并未真正地远离我们,当下时代仍旧需要“五四精神”。最后,需要指出和明确的是,面对80年代的“五四话语”这样厚重而极具历史感的研究对象,本文作者虽然以理解和同情的姿态进入历史,但却无意于对其做出任何主观性的臆断和诗意化的阐述,而是试图打破那种在预设的秩序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场域中去解释历史的研究方法。尊重历史是文学和历史研究的基本前提,让历史自己呈现出自身的效果是论文作者渴求达到的目的。

马林云^[3]（2017）在《论新时期初期小说中知识分子的身份建构》文中认为“文革”以后的最初十年,因受时代语境和作家主体意识的影响,知识分子书写呈现卓异的历史景观,并建构了一批理想的知识分子形象,这其实是对“十七年”和“文革”时期丑化知识分子的反驳。本研究正是从文本出发,以1976—1986年的知识分子小说为研究对象,指出其中普遍存在的知识分子身份及类型,并纵向上与“五四”时期直到“十七年”的知识分子形象相比较,揭示新时期初期知识分子在政治信仰、道德人格、精神意志、社会价值等方面的动态变化,进而以此为切入点挖掘建构知识分子身份的叙事方式。并追问作者与作品中知识分子的关系,以及作者何以建构这样的知识分子。其实,对知识分子身份的建构过程也是作家对自我的发现和审视,其中传达着作家的情感态度和理性思考。尽管如此,知识分子叙述仍然逃不脱政治话语的束缚,“党”、“国家”、“民族”等宏大政治话语几乎贯穿于每个人物形象的建构中。

邱水鱼^[4]（2017）在《论庐隐的创作对基督教原罪的误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五四时期,国家内忧外患,传统文化面临意义危机,于是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了西方。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的传播,冲击了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虽然传教士的传教和各地教堂的建立带有殖民侵略的色彩,但基督教所蕴含的文化性质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意义。知识分子,包括女性知识分子,开始以此为思想资源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实境遇,以期探索解放女性和拯救国家的有效途径,因而她们的文学创作直接反映了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庐隐,五四时期着名的女作家,思想深刻,风格独特。她接受过教会学校的教育,皈依过基督教。然而,成年后的个人经历和五四新思潮的洗礼,使她不坚定的信仰支离破碎,最后成为一个无神论者。虽然庐隐对基督教的态度经历了信仰与背弃的复杂变化,但基督教的影响一直都在,不仅她的葬礼依循基督教仪轨,而且她的创作有着明显的基督教印记。庐隐一生命运多舛,宗教信仰带给了她生活的勇气和精神的寄托。因此,从基督教角度研究庐隐的创作也就顺理成章。本文以文化传播中的误读现象为基础,结合基督教思想,通过文本细读和跨文化比较,探讨庐隐的创作对基督教原罪的误读,从而说明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态度以及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相互碰撞、相互融合。首先,本文从庐隐的信仰过程出发总结庐隐的宗教观,同时分析庐隐创作中的基督教因素。其次,从悲哀的审美风格和女性救赎的主题两方面探讨庐隐的创作对基督教原罪的误读。再次,从误读的不可避免、社会的客观因素和个人的审美情感三方面探讨误读产生的原因。最后,从对庐隐创作的重新评价、基督教文化的世俗化和误读的双重效应三方面探讨误读产生的意义。异质文化的交流会产生某种误读,但同时会促进内在更新,这是文化在传播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结果。所以,在探讨庐隐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时,不仅应该考虑两者的融合之处,还应该关注两者的差异所在,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地认识中西文化的影响与误读。

陈林^[5]（2017）在《思想文化视域下的知识分子叙事研究（1978-1993）》文中研究指明1978年开始,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80年代提前登场”;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90年代的真正性格”才呈现出来,90年代“滞后展开”。在此意义上,1978年至1993年这一历史时段,我称其为“长80年代”。80年代是中国社会文化结构发生深刻转型的时期,这种转型对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的关系、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知识分子的精英结构,以及知识分子的文化意识和身份意识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导致了一系列相应的变化,包括文学叙事的变化。80年代文学正是在转型期的社会文化结构中产生,因此,80年代知识分子叙事是80年代文学史的组成部分,也是80年代文化与80年代问题的组成部分。这决定了80年代文学在当代文学史中的特殊位置。如何理解和评价80年代文学,显然关涉到如何理解之前的50—70年代文学,以及之后的90年代文学与新世纪文学。80年代问题其来有自,其中的一部分延续至今。对80年代文学的理解和评价,迄今仍是一个能够激发思想活力的问题。80年代是一个“未完成的年代”,可以说,80年代文学的研究,同样是一项未完成的工作。在思想文化视野下考察80年代的知识分子叙事,恰恰不是将80年代文学及思想文化孤立开来,而是在80年代的前后关联中,以整个20世纪为背景的探讨。这对断裂论的当代文学史论述,以及80年代的纯文学概念及与之相关的线性的文学史写作是一种矫正和补充。因此,本文选择以思想文化为视角,以知识社会学、知识考古学等方法为主,多种理论方法综合运用,致力于分析转型期社会文化结构、总体的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文化意识和文学叙事结构之间的关系问题,揭示80年代文学史与80年代知识分子精神史变迁中的制度性结构性的力量,以此展开一种知识性的批判。该论文主体由五部分组成。首先是对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做知识学的、历史的考察和梳理。知识分子是一个现代概念,这一概念没有一个不言自明的本质主义的定义。因此,只有通过对不同知识分子理论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使真正的知识分子问题呈现出来。此外,就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而言,还必须要将其置于士大夫传统与现代社会历史之中做历史性的考察和分析。在对知识分子有了总的论述之后,本文依次对知识分子与政治;知识分子与革命;知识分子与启蒙;知识分子与现代化等四个主题分别展开论述。对其中每一个主题的理论探讨,都是将其置于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语境之中,结合重要的文学作品及相关论争,重点考察和分析这些主题在80年代文学中的演变。随着80年代政治环境、政治目标的变化,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与之相应,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同样发生新的调整和变化,包括文艺制度、文艺政策,以及文艺与政治的互动方式等诸多方面。这些关系的调整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妥协的历史过程。对知识分子及知识分子叙事背后的这些制度性、结构性力量的揭示,是深入理解80年代知识分子与80年代文学的关键。80年代是一个后革命时代,对革命的重新认识,使知识分子的革命叙事呈现出新的面貌。本文不但考察、梳理80年代革命叙事的转移、嬗变过程,引入现代革命理念与中国传统的革命政治话语,革命理念与革命实践之关系等问题,而且深入剖析知识分子与革命家这两类人构成要素的内在一致性。关于知识分子与启蒙的问题,本文从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知识分子与启蒙对象的关系;一位特殊的女性知识分子娜拉的形象变迁三个方面分而论之,对知识界80年代重建启蒙到“启蒙的自我瓦解”过程做了历史性的考察与分析。对知识分子与现代化这一主题,本文在改革开放的政治话语与知识分子的现代文化意识、“现代社会想象”的关系中讨论文学叙事,并重点对历史主义与道德主义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

章涛^[6]（2016）在《制度·主体·文本 ——当代文学史视域下的“知识分子改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建制运动,知识分子改造对当代文学的生成和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有其特殊的研究意义。第一,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看,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是毛泽东现实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构想中关键的一环,与当代中国前三十年的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建构紧密相关,也与八十年代中国二度现代性转型有直接联系。因此,改造虽然以政治运动的面目出现,但其承担的历史和思想内涵要远远大于革命的暴力规训,涉及的关于知识、意识形态的曲折想象,也远非"反智主义"可以概括;第二,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来看,改造可以被视作某种"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一一它上承了现代知识分子自我启蒙、自我忏悔的内在要求,下启市场经济体制下知识精英的群体性失语。换句话说,改造运动的发生是知识分子主体与意识形态客体双重作用的结果,而它对当代知识分子在新时期后的主体重建具有延续性的影响。最后,从历史评价的角度来说,极端化的改造运动毫无疑问是应该被否定的,但如何跳出二元对立的思维结构对"知识分子改造"进行知识性的梳理,而不是无视了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制度建设的基本需要与无可避免的矛盾,将对制度、革命和政治权力的反思简而化之地推向对整个社会体制乃至于意识形态的否定,则不但关系到我们今天是否能还原历史语境,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内部逻辑给出一个较为客观公允的结论的问题,也关系到我们能否准确把握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心灵史。基于此,本论文将从制度的建构,主体身份的认同,文本阐释三个角度,考察知识分子改造这一政治事件在"历史现场"与"文学想象"两个话语场中呈现的各异面貌。全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绪论从马恩原典和党关于知识分子管理、培养和批判的史料的互读中,对当代知识分子改造的理论资源及其历史误读做了耙梳。同时,也对这种误读所造成的种种悖论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的阐释。最后,结合新时期的文艺政策,探讨了知识分子改造在"文革"后的"承继"与"变体"。正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从宏观角度,以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和当代"前三十年"为界,梳理知识分子在时代语境变迁下的不同文化人格状态与生存处境。同时,对运动的发生、发展和主要釆取的方法、模式作出必要的交代。第二章从制度的建构入手,探讨组织化的单位结构和意识形态化的批判体制对知识分子改造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前者以提供物质生活保障和社会地位等方式,为改造的顺利进行提供外部条件,而后者则通过与政治权力结合的方式,推行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审美范式与文化逻辑。但制度又是以人为根本的,或者说思想改造的悖谬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怀揣着不同目的进入"制度"的知识分子。因此,本章还以专节讨论了掌握话语权的"中心作家"在运动中的不同表现,以呈现历史本身的复杂面。第三章承接第二章的体制研究,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角度出发讨论作家主体的身份认同与叙事立场的迁移。在"前三十年",知识分子大多全盘接受了意识形态的改造要求,自觉成为革命宣传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但是,这种身份认同的原因又是极其多样的,当个人的因素参杂进来时,就需要我们分别分析。八十年代以后,集权政治指挥下的破坏性改造被指认为"历史错误"而得到逐步纠正,归来者们随之通过叙述悲惨的改造经验,来重新建构启蒙者的言说身份,但在这一过程中,创作主体和主流话语又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同构关系。直到后现代主义兴起,知识分子越来越走向个体立场,他们所表现出了身份认同才真正趋于多元化。第四章和第五章转入对文本的具体考察,分别从知识分子形象建构与审美范型流变两个角度,讨论当代文学中改造题材的叙事流变。在这部分中,笔者没有从狭义的"形象分析"和"审美范式"角度阐释作品,而是力图在形象学、叙事学与思想史、文化史的中间建立起一套动态平衡的阐释机制,不只告诉读者有哪些形象和叙事手法,更要从这些表征性的符码背后找到不同时代话语留下的文化印记。结语一定程度上跳脱出"前三十年"意义上的"改造"概念,思考后现代语境中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和重归精神高地的可能性,并从专业化和道德化两方面提出了新的"自我提升"和"自我改造"要求。

王杰^[7]（2016）在《20世纪50-7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反智倾向》文中提出“反智主义”作为话语资源虽源于外来词汇,但中国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反智现象却由来已久。相比较于西方社会文化语境中以“反智”来制衡、反思现代工业文明,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反智主义”则指涉一种反对、拒斥知识分子及智性活动的情感偏向和价值判断,也即是一种反智倾向,其与官方意识形态、知识分子、民间话语三者之间的关系互动密不可分。20世纪50—70年代作为通常意义上的反智热潮空前高涨时代,该时期文学作品的反智倾向并非能一言以蔽之地片面否定与鲁莽批判,反智的最终目的也并非是取消智性,反智表象的背后体现的正是知识及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及探索之路。本论文以“反智”为视点,并非是对“反智主义”理论与20世纪50—70年代文学的简单套用与对应,而是在梳理该时期文学的反智语境及精神渊源的基础上,分析文本中反智倾向的具体呈现及内在肌理,以其有新的发现。在20世纪50—70年代的反智语境中,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其价值立场的选择决定着自身命运的沉浮,作品中的知识分子书写也由“主体”走向“他者”,由“是什么”转向了“应是什么”。反智思维深层内核中对启蒙理性及现代文明的质疑与批判,加剧了作家自我意识的遮蔽,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文学的审美。而部分作家在反智语境夹缝中萌生的“崇智”话语,虽未完全抹去反智底色,却在时代的合唱高歌中进行着艰难而可贵的“低吟”,所呈现的叙事裂缝及话语张力丰富了该时期的文学内涵,也为知识分子自我意识与主体意识的苏醒、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源与艺术参照。论文第一章分析20世纪50—70年代文学的反智语境及精神渊源。新中国成立后,频繁的阶级斗争与批判整风,全民狂欢式的文革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使得理性亵渎、知识权威被颠覆,知识分子如履薄冰。该时期反智语境的生成既与封建专制对“异己”思想的排斥、民粹主义“劳工神圣”观念的浸润紧密相连,更与“结合论”、“改造论”激发下工农阶级与知识分子思想启蒙角色的历史互换、毛泽东“欲立先破”的思想观念密不可分。第二章分析了20世纪50—70年代文学的反智倾向书写。从文学主体重新建构中的突出反智,到文学作品中标签化、符号化知识分子形象的显性反智,再到叙事裂缝中晦暗不明的反智倾向三个方面,按照反智程度由强到弱的逻辑展开,深入剖析该时期文学中反智倾向的具体呈现及内在肌理。第三章分析了反智思维与20世纪50—70年代文学的艺术审美。反智思维精神内涵中对精英启蒙及现代文明的消解、遮蔽,与作家对民间文化的崇尚、民族情结的彰显以及大众化读者的审美期待形成某种契合,具体体现在叙述风格、叙述资源及叙述策略方面。第四章探讨反智书写与当代文学价值的生成。反智书写及反智倾向的浓烈程度离不开作家的身份认同与价值选择,反智语境夹缝中的“崇智”话语实现了对反智的反思与超越,提供了文学发展的另一种向度,而反智书写介入文学创作体现的正是关于知识分子的困境与反思,这一探索之路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并未中断。本论文涉及到的理论知识有巴赫金的“语言形象”理论体系、狂欢理论,黑格尔的二元对立、辩证法,陈思和的民间隐形结构,现代性、叙述学及性别表演等相关知识。通过以上几方面的论述及相关理论知识的运用,力求厘清反智倾向与20世纪50—70年代文学的内在肌理,并对当下“反崇高”、“反文化”世俗化浪潮的再度风靡提供双向借鉴与参考,形成“崇智”与“反智”话语的良性互动。

王晴飞^[8]（2015）在《“救救孩子”的三个问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鲁迅的《狂人日记》结尾有两句话: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1）有研究者敏锐地注意到"‘问号’与‘省略号’的连接使用","是作者寓意着一种质疑启蒙的真实意图"。（2）关于鲁迅与启蒙关系的研究,近二十年余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便是注意到鲁迅对启蒙主体自身的反思和启蒙效果的怀疑,认识到鲁迅式启蒙的复杂性与深刻性。不过也有一种倾向,过分强调鲁迅对启蒙的质疑,甚至认为鲁迅因对启蒙的质疑和启蒙内部矛盾的无法解

徐勇^[9]（2012）在《八十年代小说创作与“青年问题”》文中提出本论文拟从八十年初社会影响很大的“潘晓讨论”事件入手,探讨八十年代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在涉及青年问题时如何塑造青年,及其变迁的过程。“潘晓讨论”虽是社会事件,但并非没有文学文化上的意义,而如果从八十年代文学与社会实践之间紧密的关系来看,八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其实是在某一层面上回应并回答了“潘晓讨论”提出的问题：即在经历“文革”造成的理想信念幻灭后如何重塑青年主体形象的问题。对这一问题,不同的人群（如五七作家群）有着不尽一致的看法,而那些普遍有着“红卫兵”经历的知青作家一代,也在努力通过他（她）们的笔墨,来为自己的青春作史,以思考自己一代人的出路；这些不尽一致的书写汇成了八十年代小说斑驳而又丰富的面貌,本论文的研究目标就在于试图呈现出这种复杂的面貌来,为今天重新审视八十年代文学提供某种可能的路径和角度。在八十年代,青年叙述经历了一个由“叔叔讲述”到“我自己讲述”的演变过程,与此相伴随的,是青年主体性的重建和演变。在伤痕和反思写作中,因为与“红卫兵”的历史纠缠在一起,青年在整体上是作为被怀疑乃至被审判的角色出现。在改革叙述中,青年形象比较复杂,其既被怀疑,又为现代化所需要,这与改革所针对的对象不同有关：当改革指向混乱时,青年则被置于怀疑的位置；而当改革针对传统时,青年则可能为其所用了。知青小说则可以说是青年书写自身的一次群体实践,这一实践在寻根文学中仍有延续和深化。在被称为中国式现代派的小说创作中,青年一方面表现出鲜明的个人意识和叛逆姿态,但无疑又很迷惘,有所追求,但又不知所追求为何物；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作为历史“中间物”的角色。随后出现的新写实小说以及王朔的小说,十分鲜明地表现了这点。基于这样的理解,本论文主要由六章组成。第一章为前言部分,由四小节组成。这一部分主要探讨,在八十年代,随着“潘晓来信”以及“人生意义”大讨论的出现,“青年”作为一个文学／社会问题被提出,及其表征出的现代性特征；而事实上,“青年”范畴所表征的问题,其实也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西方的问题,因而可以说,其在中国的充分展开,也是中国的现代性的展开方式。第二章主要探讨八十年代小说写作中的主体性问题,以及显现出的代际差异现象。在八十年代,围绕青年叙事,客观上形成了被称之为“右派作家群”（或五七作家群）、知青作家群,以及回乡作家群的区别。对这三个写作群体而言,因其身份、地位以及经历的互异,在针对青年叙事的问题上,往往表现出彼此不太一致的情况。具体而言,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都曾参与被称为“寻根”的潮流,但在对“根”的指认,以及如何“寻”等的问题上,两派作家显然有其各自不同的理解。同样,对回乡作家和知青作家而言,其对城乡的想象,也不不可能一致。第三章至第五章,为论文的主体部分。在这三章中,主要从三个方面,即现实／历史纠缠下的文学叙事,青年形象的形塑及其变异,和以“青年”作为方法对八十年代小说潮流变迁的探讨,全面分析探讨八十年代小说所呈现出的“青年”问题。关于这一部分,充分体现在前面提到的论文主要内容中。第六章为结语部分。这一部分主要探讨,在经过八十年代前半期的文学实践,“青年”一代人的主体性已然建立后,在八十年代后期重新面临新的挑战和冲击的问题。八十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改革的纵深发展（及其呈现出的问题）,青年认同的个人主义一脉被凸显出来；反讽的是,当个人主义话语被从集体话语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挣脱出来后,不期然间恰恰为全球化在中国的登陆做了充分的准备：被解放出来的自由的个体存在,在全球化时代以一种新的多样性的面貌重新得到整合。青年认同在八十年代后期以来日益表现出多样化和趋于分化的倾向。从这个角度看,九十年代初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其实是在另一种语境和层面,重复并回应了八十年代初的那一场“人生意义”的讨论。

王凤仙^[10]（2012）在《启蒙与文学的互动共生——评姜异新《互为方法的启蒙与文学》》文中研究指明启蒙与文学的关系是一个传统的学术课题,这意味着开拓创新的艰难,而正因为如此,一旦有所突破,其学术价值也就格外可贵。姜异新的《互为方法的启蒙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在传统的主题研究和影响研究模式之外,另辟蹊径,"以启蒙为方法,对文学的现代转型做一次观照,以文学为方法,对中国近现代启蒙做一思想的冒险",深入系统地探讨了启蒙与文学之间复

二、五四启蒙主体的文化原罪意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五四启蒙主体的文化原罪意识（论文提纲范文）

（2）八十年代“五四话语”的征用与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3）论新时期初期小说中知识分子的身份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4）论庐隐的创作对基督教原罪的误读（论文提纲范文）

（5）思想文化视域下的知识分子叙事研究（1978-1993）（论文提纲范文）

（6）制度·主体·文本 ——当代文学史视域下的“知识分子改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20世纪50-7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反智倾向（论文提纲范文）

（8）“救救孩子”的三个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9）八十年代小说创作与“青年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0）启蒙与文学的互动共生——评姜异新《互为方法的启蒙与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四、五四启蒙主体的文化原罪意识（论文参考文献）

• [1]左翼文学大众化思潮的历史经验及启示[J]. 吕惠静.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 2020(01)
• [2]八十年代“五四话语”的征用与重构[D]. 李耀鹏. 吉林大学, 2018(01)
• [3]论新时期初期小说中知识分子的身份建构[D]. 马林云. 福建师范大学, 2017(09)
• [4]论庐隐的创作对基督教原罪的误读[D]. 邱水鱼.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7)
• [5]思想文化视域下的知识分子叙事研究（1978-1993）[D]. 陈林. 苏州大学, 2017(04)
• [6]制度·主体·文本 ——当代文学史视域下的“知识分子改造”研究[D]. 章涛. 浙江大学, 2016(07)
• [7]20世纪50-7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反智倾向[D]. 王杰. 河南师范大学, 2016(04)
• [8]“救救孩子”的三个问题[J]. 王晴飞. 文艺争鸣, 2015(11)
• [9]八十年代小说创作与“青年问题”[D]. 徐勇. 北京大学, 2012(02)
• [10]启蒙与文学的互动共生——评姜异新《互为方法的启蒙与文学》[J]. 王凤仙. 中国文学研究, 2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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