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软件人才的“中国制造”

一、对日软件人才“中国造”（论文文献综述）

商永林^[1]（2020）在《湘日泰平械款交涉研究》文中提出湘日泰平械款交涉问题缘起于民初湘日军购合同纠纷,涉及张敬尧、北京政府、湘省政府、湖南华洋筹赈会、日商泰平公司、日本政府与日本陆军等多个方面。民国七年（1918年）/日本大正七年,湘督张敬尧向日本军火商泰平公司之代理店天津大仓洋行购买军火,张在交付五十三万余元购械定款后,日方迟迟不交军械,中方就械款问题多次与日方交涉。张敬尧督湘时要求日方“废约退款”,裭职留仕后又要求“遵约交械”,张离湘后委托段皖北政府与日方交涉,要求“退款”,日方均以“待中国和平统一”为由,回绝了张敬尧与北京政府的要求。湖南爆发“辛酉旱荒”后,承准将泰平械款作为赈灾款的湖南华洋筹赈会,请求直系执政的北京政府向日方交涉,日商表示“此事为政府行为,商家无法干预”,拒绝退还械款,日本政府则以“械款与赈灾款相互独立,不能混为一谈”为由,回绝了中方的要求。张敬尧要械或款,湘省与湖南华洋会要款,北政府想扣械归己,交涉主体众多,交涉目标差距太大;日方受限于且依据公使团不准军械售与中国的规定,以械款交涉需张敬尧、北政府及其陆外两部、湘省政府、日本政府及其陆外两部八方同意为借口,既不交械,也不还款;交涉无果而终。湘日泰平械款交涉及其结果,体现了民初央地关系、中日关系以及日本政府与军部关系的微妙复杂。械款交涉久拖不决,反映出中国因内政不统、国力衰弱,被迫对日“委曲求全”,无可奈何;日本虽明面主张“对华亲善”“不干涉”等外交方针,但实际上既不交款,也不交械,其侵略本质暴露无遗。为达南阻北拒之目的,湘省实行自治,意图独立,实悖于自治风潮裹挟之下的北京政府之远谋,央地关系非常微妙。是否对华交械,则将日本政府与陆军因外交思想不同而造成的“双重外交”表现得淋漓尽致。

耿钧^[2]（2018）在《西方受众对中国艺术的接受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西方对中国艺术的接受行为自2000年前已经出现,后由于双方的战乱以及中亚国家势力的崛起而受到阻隔并日渐衰颓。双方的交往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开始恢复,并在17至18世纪达到高峰。19世纪由于中国的羸弱,西方对中国艺术持否定的态度,中国艺术在西方几乎不受重视。20世纪初开始,西方对中国艺术再一次予以重视,并将其纳入到艺术史学科之中。在此之后虽然受到二战或两极格局的影响,但双方的交流并没有受到致命性的打击。西方对中国艺术的接受与中西方之间的交流一直在持续地进行,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再次大幅复兴。作为终端的艺术接受是艺术传播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艺术接受的方式以及最终的接受效果不仅可以检验艺术传播的质量,也可以体现在传播过程中作为终端部分的主体对待外来异质文化的态度,以及探索这种异质文化如何与本土文化相融合,并最终形成接受行为的机制。研究西方对中国艺术的接受不仅能够拓展、扩充跨文化的艺术接受理论,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即针对西方的接受行为、接受习惯以及接受品位制定符合西方需求的、行之有效的艺术对外传播策略,促进双方文化艺术的深层交流。文章从艺术学理论学科出发,以艺术品与艺术现象为关注的对象,主要运用艺术理论、结合社会学理论与传播学理论来研究西方对中国艺术的接受机制。文章以西方对中国艺术的接受机制为研究内容,以中国艺术为媒介与中心,以中国艺术在西方的接受的历史与案例为素材支持,构建西方对中国艺术接受机制。文章认为,在西方对中国艺术的接受机制主要由西方受众、社会语境、传播媒介、中国艺术四个大元素组成。这些元素合作互动,共同完成了西方对中国艺术三方面接受机制:西方受众对中国艺术品的接受、西方受众对中国艺术意义的接受以及中国艺术深度融入西方文化艺术的进程与范式。文章以西方受众对中国艺术的接受机制元素与机制类型为宏观章节划分逻辑,第一章通过西方对中国艺术的接受史引出接受机制的要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主要讨论作为接受机制要素的社会语境、西方受众、接受媒介的类型及其对接受机制过程的影响;文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分别讨论西方受众对中国艺术品的接受机制、西方受众对中国艺术意义的接受机制以及中国艺术融入西方文化艺术之中的类型与机制。其中最后一章既是西方受众对中国艺术的接受机制的类型之一,也是接受的结果。西方对中国艺术的接受机制是在宏观视角下考察的结论,因接受史时间悠长、接受国家广泛、接受内容多样、接受事件的细节格局等特征,故针对以上多样化的现象,该模型还有可改善与修正的空间,而西方对中国艺术的接受机制研究也仍然具有巨大的探索空间。

赵师苇^[3]（2018）在《安倍政府的东南亚援助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12年底再次上台执政的安倍政府的东南亚援助政策具有鲜明的特征,在增加援助资金量的同时降低了资金的非束缚率,造成援助质量的降低。援助资金也开始呈现出向湄公河流域国家集中的特征。在援助项目选择上,海上安全保障项目以越南与菲律宾两国为重点援助对象,政治社会类项目向湄公河流域国家倾斜,经济项目重点打造以越南、缅甸、印尼、菲律宾为支点的“东西·南部”和“海洋·ASEAN”两条经济走廊。援助的执行,在官方层面呈现出一元体系结构下多元职能部门合作并存的体系特征,同时官民合作的援助执行体系成为趋势。安倍政府的东南亚援助政策表现出强烈的利己主义援助动机特征。海上安全保障援助项目的支点国家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扩展到越南和菲律宾,援助形态从技术支援突破到军备输出与海外派兵,安全动机在维护海上航行安全与自由的基础上,扩展到增强日本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援助动机的“安全化”趋势凸显。强化援助政策与双边政府、民间关系的联动,追求一流国家地位,输出西方普世价值观,援助动机的“政治化”趋势加强。利用援助政策改善受援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拉动日本的出口与对外投资,援助动机的“重商主义”回归。援助的动机特征体现了安倍政府的东南亚援助政策的战略化升级,在援助类型中突破开发合作型的框架,转为开发合作与政治战略并举型援助。日本国内政治进程支撑了援助政策的战略化升级。安保体制转型推进了援助的“安全化”,“普世价值观”与“俯瞰地球仪”两大外交理念推动了援助的“政治化”,国内经济恶化催生了对“重商主义”援助的需求,援助政策成为实施“安倍经济学”的补充性手段,援助政策决策体制的变化则是整体战略型政策出现的基础,为援助战略化升级铺平了道路。美、中两国作为外部因素驱动了援助政策的战略化升级。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部署催化安倍政府的援助政策战略化升级,日本利用援助政策与美国在地区安全战略、湄公河流域国家中分工合作。中国经济崛起、军力提升,引发安倍政府利用战略升级版的援助政策制衡中国在东南亚影响力的迅速扩大。五年来,安倍政府通过对东南亚的援助政策,在安全层面,加强了与东南亚国家的双边安全合作;在政治层面,双边政府间关系强化程度有限,价值观输出道路不平坦,但在塑造国家形象、密切民间关系方面取得成效;在经济层面,提升了日本企业在湄公河国家的数量与直接投资额,但无法扭转日本在东南亚经济影响力整体下滑的趋势。安倍政府对东南亚的战略化援助政策的实施还面临三大困境:日益严峻的财政困境制约援助资金的来源;决策体制的权力变化,制约战略化援助政策持续执行;美国因素制约日本援助政策实施的方向与进程。安倍政府的东南亚援助政策对中国有两大影响,双方在东南亚基础设施建设市场上的竞争更加激烈;其援助政策还对中国维护南海地区海洋权益造成阻碍。中国应该与日本在竞争中求合作,同时利用东海与南海联动维权之策维护中国南海权益。借鉴日本利用援助政策塑造良好国家形象、密切民间关系方面的经验,未来中国应在援助政策与“一带一路”倡议推行过程中,利用软硬援助手段加大对东南亚民生工程的关注;采用政府、企业、NGO多元主体合作并举的方式,推进环保项目的实施;利用公私合作的手段,通过多渠道开展民间交流活动,解决在实现“民心相通”目标上所面临的难题。

陈婷,徐修德^[4]（2015）在《后金融危机下中国对日服务外包的挑战与机遇》文中认为经历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后,世界经济逐渐复苏,进入了后金融危机时代。在此背景下,本文分析了中国对日服务外包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探析了中国对日服务外包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发展机遇,并提出了加快人才培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组建战略联盟等推动中国服务外包产业转型优化的对策建议。

张安华^[5]（2015）在《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对外传播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传统造型艺术之所以能够绵延至今,除了在本国范围内的传递与传承外,还离不开对域外各国各民族的传播与交流。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包含了书法、篆刻、国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和园林。历史上不同的时期,针对域外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各门类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对外传播活动和海外影响力也不同。从传播学的视域出发来思考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动因、媒介、方式、路径和效果问题,结合古今重要的艺术传播现象和传播事实,对各门类传统造型艺术作综合性地宏观把握,当是研究中国传统造型艺术走向世界的一个崭新视角。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动因是由审美、文化、政治和经济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个人角度看,向域外传播艺术是满足审美需要、传达思想或谋生赢利的手段；从国家层面讲,则是为了宣扬本国文化、发展对外文化交流或文化贸易的需要。中国传统造型艺术要实现对外传播离不开可以跨越时空界限传递艺术信息的传播媒介和有效的艺术传播方式,现阶段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方式主要包括人际传播、印刷传播、影视传播和网络传播四种基本方式,随着技术进步、新媒体不断出现以及媒体融合的加剧,运用跨媒体、多媒体传播艺术信息的综合传播方式是大势所趋。现当代以来,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路径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目前传统造型艺术可以依靠以下几种基本路径来实现对外传播：展示路径、市场路径、收藏路径、教育路径、旅游路径、艺术路径以及国际移民等路径。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效果是对国外受众的心理、态度和行为产生的影响及其引发的社会效应的总和。从微观的效果而言,一是域外的受众对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审美、批评、研究等认知意识显着增强；二是在认知意识增强的基础上,有可能会引发外国受众的观念乃至行为的变化,特别是域外的艺术家会主动效仿中国艺术风格。就宏观的传播效果而言,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除了要让国外受众了解、认识中华文化艺术,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增强中国艺术品的海外吸引力和中国艺术家的国际影响力,促使我国文化艺术获得更广泛的国际认同,进而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张天婷^[6]（2012）在《光与色的意境—城市公共空间景观照明艺术设计的应用研究》文中认为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日益完善,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丰富的夜生活显然已成为居民的生活必备。光伴随着世间万物一路走来,它让世界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城市景观艺术照明的出现及发展为人类增添了一份惊喜,也更多了一份对生活的渴望与追求。在当今这个文化极具碰撞的时代,作者有意识的将意境这个中国传统理论向现代化方向引导,创造一条非常有意义的城市景观照明之路。本文以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沃土中的意境理论为切入点,将我国的各种历史文化渗透到现代城市景观照明艺术设计中去,在城市景观文化中融入丰富的灯光语言,探索出怡情于景、情景交融的城市光色景观意境。文章通过充分的研究与分析,定位出城市灯光景观意境的内涵,将夜景审美作为景观照明设计的终极目标。从视觉艺术角度来解决技术与艺术、生理与心理相结合来研究城市景观照明的视觉艺术设计。近几年国际上广泛提出了“光文化”的概念,这也为论文的撰写提供了充分的科学论据。情感、感知、理解、想象、联想作为审美的五大基本心理因素,通过对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协调为城市夜景观意境创作提供了心理依据。意境作为一个古老的美学理论,它是主体在一定的审美心理下运行的高级状态,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凝聚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审美追求。意境中总是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指引着主体不断进行自我提升和自我超越。文章从理论层面对城市景观照明意境的发生机理、风格特征、审美体验进行探究,通过对大量城市景观照明设计作品的分析来阐述城市夜景观意境的构筑与优化,并希望通过这些理论、实践的研究为今后的城市景观照明设计的发展提供借鉴。

赵倩^[7]（2011）在《中国承接日本服务外包的现状、问题及对策》文中提出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国际产业的转移,带动了离岸服务外包的迅速发展,并使之成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关注的重点。从20世纪90年代的初步探索阶段到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服务外包产业迅速发展阶段,中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只经历了短短二十年时间,就已经取得了如今辉煌的成就。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年报》中的数据,2007年中国服务外包出口合同执行额度20.94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118%。而在2008年全球经济形势低沉的境遇下,中国从1月至8月仅仅8个月共执行了19亿美元的出口服务外包合同,比2007年同期增长了17个百分点。①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在中国已经初具规模,并且在短时间内迅速壮大,未来发展潜力无限。根据中国服务外包网上的数据显示,2007年和2008年两年,日本均以60%左右市场份额的绝对优势名列中国服务外包市场发包国份额排行榜第一。中国60%左右的服务外包业务都是承接邻国——日本。②根据《2010年中国服务外包行业研究报告》显示,2007年日本到中国的业务总量为18亿美元,占日本离岸服务总业务的70%。日本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服务外包发包国,中国对日本来说,也是其最大的服务外包承接国。中日之间的服务外包关系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承接日本服务外包对中日双方的影响都十分重大。在上述背景下,本文选取中国承接日本服务外包的独特视角,并通过与印度的比较,就中国承接日本服务外包目前存在的问题、对策以及发展前景进行了分析,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期望保持中国承接日本服务外包又好又快发展,更好的推动两国的经济发展。本文总共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从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和本文的结构安排三方面来对中国承接日本服务外包分析。第二章为服务外包理论综述,着重介绍服务外包的理论内涵和理论基础。通过对服务外包的内涵分类介绍,加深对服务外包的了解。通过对服务外包理论基础的介绍,可以更好的了解本文分析的理论源泉,从而更好地把理论应用于实践中。第三章着重对中国承接日本服务外包现状进行分析。首先,通过收集的数据对中国承接日本服务外包的发展现状进行阐述。其次,在发展现状的基础上,细致深入的分析了中国承接日本服务外包在经过二十年发展之后所形成的自身独特的发展特点。最后,详细阐述了中国积极发展服务外包,尤其是东部沿海城市发展承接日本服务外包,对于东部沿海城市以及整个中国巨大的贡献。第四章分析中国承接日本服务外包现存问题。一方面,通过与印度在产业规模、业务水平、法律法规完善度、企业发展规模和劳动力培养这五大方面的对比分析,在借鉴印度积极开拓国际外包市场经验的同时,认真发现中国承接日本服务外包目前还存在的诸多问题,通过对现存问题的深入分析,更好地了解中国承接日本服务外包的症结所在。另一方面,结合后危机时代背景,找寻新形势下中国承接日本服务外包所遇到的挑战和新问题。第五章,针对中国承接日本服务外包存在的问题,立足国情,制定出中国明确的服务外包发展路径,并结合中国承接日本服务外包所遇到的新契机,对其进行发展展望,从而达到加快发展和提升中国服务外包水平的目标,并促进中国承接日本服务外包又好又快发展。第六章为本文结论,对论文内容进行了总结,阐述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工作。本文作为阶段性研究,希望可以为今后相关方面的研究提供帮助。

吕延方^[8]（2009）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承接和对外外包定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离岸外包成为国际分工的产物。跨国公司将离岸外包作为国际化的重要战略选择,通过外包行为可以合理利用本国资源和世界各国的优势资源,充分发挥其集聚、示范和带动效应。承接外包和对外外包是21世纪产业发展新方向。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吸引了大批国外企业在中国投资设厂,至今中国通过承接国外制造外包业务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中心”。90年代开始,随着网络技术、科技技术的迅猛发展,打破了古典贸易理论的“服务不可转移”的假设,服务外包异军突起,蓬勃发展。尤其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更为广泛地参与经济全球化活动,开放了银行、保险和电信等服务领域,在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服务的国际化成为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新的重心。针对服务外包发展的难得历史机遇,中国政府空前重视,视“外包”为经济第二次腾飞的重要启动点。那么,何为中国承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外包业务的主要影响因子?中国能否利用和发展自身优势继续成为世界主要的外包目的国?随着科技进步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一个企业往往不能独立拥有所有的核心技术资源,为了实现各环节在信息、资源上的优势互补,共同构筑市场竞争优势,中国企业不仅承接外包,而且正利用对外外包参与全球资源分配。中国企业对外外包与发达国家的外包性质不同：由于管理经验和技术能力的匮乏,部分产品核心环节仍依赖于发达国家的输入。但对外外包是否会影响国内的就业?作为有效的获得国外资源的手段,中国目前的对外外包是否真正地促进了主要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本文基于以上背景,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学者总结的外包理论和实证经验,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分工视角出发,力图创新承接外包和对外外包模型。首先,深刻解析经济全球化这一新的现象—“外包”；接着,利用Feenstra外包模型和HOV模型,对中国承接制造外包与服务外包行为进行数理推导与仿真分析,并量化中间投入进口比例、显性比较优势、资源禀赋、劳动生产率和规模经济等诸多因素对承接外包行为的影响；再利用Amity和Wei的外包模型,结合Cobb-Douglas生产函数,对中国对外外包行为进行经验分析,量化对外实物外包（以制造外包为主）和服务外包等行为对主要产业就业和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最终,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利用外包促进产业现代化的政策建议。本文主要的研究工作包括：一、克服数据获取的困难,综合运用各种数据库的资源进行科学分析由于数据获取限制及计算量较大,对外包问题进行经验分析的研究成果还很有限。本文综合使用中国投入产出表、中国各行业统计年鉴（工业统计、人口与就业、固定资产和国际贸易等）、一部分发达国家的年鉴（例如,日本和欧洲主要国家的工业统计年鉴）和国际组织的数据库（例如,OECD、UN、IMF、WTO和EU）等,在科学统计的基础上,将定性描述和定量分析相结合,使每一个结论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为优化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二、基于比较优势和外包理论,利用Panel Data模型从行业层面分析了中国承接制造外包的影响因素本文以Feenstra（2008）的外包模型为基础,通过选取与中国外包联系最密切的日本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Panel Data实证分析1989年至2006年中国主要影响日本制造外包的关键影响因素。基本结论如下：（1）日本从中国进口的中间品投入比例和中国制造业主要产业在世界出口的比较优势是重要影响因素。（2）资源禀赋（资本/劳动的比率）以及劳动生产率是显着影响中国承接外包的因素。（3）尽管规模经济也是一个显着的变量,但规模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会延缓整个外包发展的增长趋势。（4）分样本研究发现,资源禀赋和劳动生产率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外包的影响均不显着,而对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外包影响则显着。因此,中国的产业政策一方面需要继续侧重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整体技术和生产率的提高,以便巩固和加强它在世界制造业的领先地位。另一方面中国需要逐渐通过政策的调整,鼓励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通过技术和自动化仪器的使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便提高这些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三、基于HOV模型,利用Panel Date分析中国承接服务外包的特征及成因本文根据Trefler（1993）和Leamer（1995）提出的模型,推导出影响承接服务外包因素的理论模型。同时克服数据统计与繁琐计算的限制,开创性地围绕主要承接国发展服务外包业务的影响因素进行经验分析。研究发现：（1）人力资源禀赋、真实汇率、因特网使用比例和经济自由度这四个变量对服务外包的发展起着显着的影响作用。（2）作为大部分非发达国家,反映政策变量的经济自由度和一个国家高等教育水平的变量资源禀赋对承接外包的影响作用尤为重要。（3）因特网使用比例和经济增长会对外包产生微弱影响。（4）真实汇率对服务外包业务产生负向作用。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日益完善的高等教育水平,为服务外包产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是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实现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我们需要借鉴发达国家关于跨国公司和服务贸易的法律和制度框架,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和经济制度。同时,大幅度的汇率上涨和突然性的物价上升都不可避免地对服务外包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政府应该关注真实汇率的增长率,有必要合理采取金融手段平抑突然性的上涨。四、结合Cobb-Douglas生产函数和主流外包模型,检验中国对外外包对主要产业就业的影响作用中国对外外包对产业调整、经济变革和就业形势有深远的意义。稳定的就业形势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本文在Amity和Wei和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基础上,利用中国1997、2000、2002和2005年投入产出表的数据,运用Panel Data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17产业的外包对各产业就业的影响,基本结论如下：（1）服务外包对中国的就业产生显着的负向作用,并且服务外包对就业影响作用大小超过实物外包。（2）样本数据分产业研究发现,服务外包仍然是影响就业的显着因素,而实物外包对就业的负面影响并不显着。（3）通过各产业的变系数回归方程得到的数据,进一步看到：这几年国际上离岸服务外包发展最快的行业中,金融保险业、运输和邮电通讯业以及商业服务业的外包对就业影响作用远远超过其它行业外包对就业的影响。因此提升服务质量和提高国内产品的高附加值以及品牌的优势,已经是我国所有行业面临的主要任务。五、利用Panel Data模型从行业层面分析中国对外外包对主要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外包可以通过产品组成或结构的变化,促进产业生产性的提高。本文再次使用Amity和Wei的方法,构建中国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因素模型。主要结论如下：（1）服务外包对劳动生产率有显着正向推动作用,而实物外包对劳动生产率影响不显着。（2）分产业进一步分析发现,服务外包对第一、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实物外包仅对第一、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有正面的影响。政府应权衡服务外包对劳动生产率和就业两方面的作用影响,分析不同选择下需要面对的风险和竞争挑战,以便合理地掌握服务外包的利与弊。同时在产业政策上应侧重于对具有战略意义的核心环节的转移给予优惠,利用资本的输出加强与国外技术有优势的企业的合作。本文主要的创新之处包括：第一、在实证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如何精确测量外包在一国贸易的重要程度,国内外学者先后使用不同测量方法,衡量跨国外包的程度（Lawrence and Slaughter（1993）；Feenstra and Hanson（1996a）；Hijzen,Gorg and Hine（2005）; Ekholm and Hakkala（2006）;OECD（2007）；Ahn,Fukao and Ito（2008）;徐毅,张二震（2008））等。本文合理利用不同的测量方式预测中国外包行为的发展趋势,多视角地探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外包的含义、测量方式以及特征等概念,给出了较为科学、合理的测度。第二、工资成本、资源、技术以及政策的支持是发展中国家影响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进行外包转移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总体而言,既有文献主要是从发包国角度（主要是发达国家）分析跨国公司实施外包应考虑的因素。同时,由于数据资料限制,通过实证检验细化到微观行业层次的研究很少。本文开创性地站在外包接受国的立场上,从经济全球化的国际产业分工视角出发,基于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的角度提出了中国吸引日本制造产业外包的因素模型,积极挖掘相关数据,有效实现产业分类数据的统一和整理,构建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第三、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服务外包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然而,现有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发达国家实施跨国外包所考虑的因素的研究,而从服务外包接受国的角度,对发展中国家承接国外服务外包业务的关键性因素,深入分析的文献相当稀少。本文构造了一个逻辑上较为严密的分析框架,从世界离岸服务外包的发展现状出发,利用Trefler（1993）和Leamer（1995）建立的模型,提出了影响承接服务外包因素的理论模型。同时克服数据统计与繁琐计算的限制,开创性地从国家层面围绕主要承接国发展服务外包业务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第四、各种文献资料主要是把发达国家视为外包的发包方,深入探讨了外包对发包国（尤其发达国家）的就业、产出和生产性的影响,而对发展中国家为本位的外包研究尚属鲜见。本文基于以中国为本位的外包,利用Amity and Wei（2004）外包模型,结合Cobb-Douglas生产函数,综合运用各种数据库的资源,突破数据的限制,开创性地建立了包含实物外包和服务外包变量的模型,从不同视角,采用不同的计量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主要产业向国外转移中间环节,对中国国内就业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由于外包领域的研究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受学识、时间所限,论文研究仍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理论基础、方法构建等方面尚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王旭超^[9]（2008）在《吉林省软件产业竞争力及提升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主要内容是研究和评价吉林省软件产业竞争力。基于波特的产业竞争力经典范式建立了区域软件产业竞争力的分析框架,通过对世界上不同国家软件产业发展的主要模式的比较,以及对影响软件产业竞争力的各种主体因素和客体因素的系统分析,揭示了软件产业竞争力的形成机制。从影响因素角度对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的总体状况进行了详尽分析,对吉林省软件产业竞争力进行了SWOT分析。构建了包括产业规模与市场绩效、技术创新能力、产业经营效率、企业组织管理与文化建设、创新环境支撑力等五个方面的区域软件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对吉林省软件产业在全国各省区软件产业发展和竞争中所处的地位、产业规模、产业效率、发展能力及综合竞争力诸多方面以及投入产出的相对效率进行评价和分析对比,特别对基于老工业基地振兴背景下的东北三省的软件产业进行比较。本文最后提出了吉林省软件产业竞争力的提升策略。

李舸^[10]（2008）在《产业集群的生态演化规律及其运行机制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生态学的视角,在经济学、管理学、生态学的学科交叉边缘,对产业集群的生态演化规律及其运行机制进行研究。为保证研究范围的准确性和理论借鉴的科学性,本文首先引入生态学中“尺度”的概念,并把产业集群定义为经济系统中中观尺度上的经济主体。在归纳产业产业集群生态特征的基础上,从生态学的角度对产业集群类别进行重新划分。本文以演化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产业集群的生态演化规律,并划分了集群演化过程的四个阶段,提出并建立了企业生态位超体积模型。通过类比生物群落中生物个体的竞争策略及种间关系,提出了产业集群内企业个体r、k策略的选择与转化,并分析了群内企业的竞争关系、共生关系与捕食关系。通过研究产业集群的能量产生与转化过程、集群中的要素流动机制,以及保证集群正常运行的要素平衡机制,分析了产业集群的整体运行规律。最后,本文选取有代表性的汽车产业集群为案例,从生态学的角度对其演化过程及运行机制进行剖析,并针对长春汽车产业集群提出了其在发展阶段应当采取的策略。

二、对日软件人才“中国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日软件人才“中国造”（论文提纲范文）

（1）湘日泰平械款交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西方受众对中国艺术的接受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安倍政府的东南亚援助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后金融危机下中国对日服务外包的挑战与机遇（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对外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光与色的意境—城市公共空间景观照明艺术设计的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承接日本服务外包的现状、问题及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8）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承接和对外外包定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吉林省软件产业竞争力及提升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产业集群的生态演化规律及其运行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对日软件人才“中国造”（论文参考文献）

• [1]湘日泰平械款交涉研究[D]. 商永林. 吉首大学, 2020(03)
• [2]西方受众对中国艺术的接受机制研究[D]. 耿钧. 东南大学, 2018(05)
• [3]安倍政府的东南亚援助政策研究[D]. 赵师苇. 吉林大学, 2018(12)
• [4]后金融危机下中国对日服务外包的挑战与机遇[J]. 陈婷,徐修德. 国际商务研究, 2015(03)
• [5]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对外传播研究[D]. 张安华. 东南大学, 2015(08)
• [6]光与色的意境—城市公共空间景观照明艺术设计的应用研究[D]. 张天婷. 南京工业大学, 2012(07)
• [7]中国承接日本服务外包的现状、问题及对策[D]. 赵倩. 东北财经大学, 2011(07)
• [8]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承接和对外外包定量研究[D]. 吕延方. 东北财经大学, 2009(05)
• [9]吉林省软件产业竞争力及提升策略研究[D]. 王旭超. 吉林大学, 2008(11)
• [10]产业集群的生态演化规律及其运行机制研究[D]. 李舸. 吉林大学, 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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