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城市经济的制度安排与绩效（论文文献综述）
滕梓源[1]（2021）在《企业主导的城市轨道交通与土地一体化开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我国累计共有35个城市的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及规划调整获批,涉及新增规划线路长度总计4,000多公里,新增计划投资额将近3万亿元。2019年,北京地铁建设成本已超过每公里15亿元,平均每人次的运营成本7.82元。按照规划到2022年,北京城市轨道交通将达到1,000公里以上,加上目前既有线路的更新、地面公交线路的优化等情况,至少还需要投入资金超过4,000亿元。随着城市土地价格及轨道交通工程造价攀升,“建设靠贷款、运营靠补贴”的非良性循环方式使得未来我国的城市轨道建设及运维面临巨大的财政问题。基于这一政府主导的建设运营体制,导致目前我国城市轨道交通难以持续发展。如何让轨道交通建设运营可持续,并能够高质量地引导城市空间格局发展,降低政府财政负担,成为近些年来诸多领域专家关注的重要问题。尤其是轨道交通与土地的一体化开发建设,通过土地的长期增值收益来带动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已成为集中关注的领域。纵观全球,日本和香港的轨道交通公司可以真正实现连续盈利,这说明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运营能够从经济上获得可持续性。然而,目前关于城市轨道交通与土地一体化开发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一体化关系、方法和模式等层面。例如,对轨道交通与土地的主体产权关系研究、对轨道交通枢纽站点综合开发方法与模式的研究等。在一体化开发的文献研究中,对于如何进行一体化开发的研究较多,但是由谁来做,为什么由某一个主体去做,其他主体是否能更高效地进行一体化开发等研究方面,并没有充分地论证,相关研究少之又少。以上关键要点问题,为本论文展开此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研究空间。本文从市场化企业主导的视角出发,围绕一体化开发的长期性特征和外部效益的长期内部转化过程进行分析与判断。通过对日本东京及香港轨道交通与土地一体化开发案例的研究,说明城市轨道交通与土地一体化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先决条件是由市场化企业主导而非政府一体化主导。唯有如此,才能妥善解决投资运营过程中的各类问题,包括避免政府主导所产生的一体化开发短期行为,以及减少多主体之间的非市场行为所产生的合作阻力与内耗等,并最终能够实现高度协同的可持续发展。为了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本文通过城市轨道交通与沿线土地长期外部性影响的内部化机制分析、一体化开发中的交易成本分析,以及制度安排问题构建理论研究框架,运用案例研究法和比较分析法作为主要使用的研究方法与手段,对日本和香港以企业为主导的一体化开发模式和我国大陆以政府为主导的一体化开发模式进行了剖析。最后通过层次分析法与模糊评价方法,对日本东急集团和我国上海申通地铁集团进行了企业一体化经营绩效评价,发现我国现有的政府主导一体化开发模式效率远低于以市场化企业主导的一体化开发模式。由于外部性的内部转化需要一个长期过程,而这种长期过程是政府主导的一体化开发难以实现的。相反,企业主导下的一体化开发能够在长期的经营战略中进行合理规划,并按照轨道交通与土地一体化发展的固然规律作出更为长远的计划。由于轨道交通客流的增长与周边土地的升值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这样的做法不但能够使得一体化开发中的外部性问题妥善解决,更有优势的是,外部性互利能够通过长期性的互相影响,使得土地的价值逐步提升。与此同时,土地的开发也可以分多个阶段进行,几年、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持续不断地开发,能够为企业带来源源不断地客流与回报。这种长期性的互相影响,对轨道交通和土地的开发都十分有利,真正的做到了“双赢”的局面。进而证明了市场化企业进行一体化开发的优势所在,为我国城市轨道交通与土地一体化开发,甚至为我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学理支撑。创新点方面,本文从企业主导的一体化开发思路出发,指出了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运营以及沿线土地的开发、经营应由同一家市场化的主体负责,通过对纵向的一体化统筹,能够有效解决外部性问题和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实现整体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应用外部性和交易成本理论分析城市轨道交通与土地一体化开发的主体利益关系,充分证明只有以市场化企业为主体进行主导才能使城市轨道交通的开发更加高效和具有可持续性;最后引入日本和香港的一体化开发案例,深入剖析其开发过程与长期绩效问题,进而在逻辑和层次上验证市场化企业主导的一体化开发更具有效率。因此,本研究总结出企业主导的城市轨道交通与其周边土地一体化开发的合理模式和优化策略,丰富了城市轨道交通与其周边土地一体化开发的研究成果,并由此为我国企业主导的城市轨道交通与土地一体化开发提供参照和决策依据,使得企业能够真正实现城市轨道交通与城市土地开发的相互促进,在提高城市资源水平利用的同时,大力提升企业效益,把企业做大做强。
刘滨[2]（2021）在《约束性放权：地方政府剩余权激励与问责调适》文中研究说明
丁辉[3]（2021）在《双碳背景下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目标和碳中和愿景”已经成为我国“十四五”发展时期乃至今后长期低碳转型发展的战略方向。实现“双碳”目标,要以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和低碳发展目标为坚实导向,以系统化的政策标准、政策体系为支撑,创新模式、勇敢实践,大力推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发展,引导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有序进入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开拓新市场、设计新机制、完善标准,逐步建立起以能够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源、产业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因此,本文从针对我国气候投融资发展评价研究出发,采用因果推断和问卷调研的方法对现有政策的实施效果和市场主体参与气候投融资的动因和障碍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根据一手的调研资料总结了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的政策需求框架,总结了金融机构在政策层面所需求的准入机制、信息机制、绩效机制、激励机制等多种要素机制。研究在梳理国内外气候投融资发展演进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政策评估发现尽管我国气候投融资发展处于早期阶段,但相关政策举措已经在试点范围内对碳减排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尤其是碳排放权交易机制。针对政策发展,由于我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尚在建设中,相关研究还没有形成成熟、一致、系统的结论,对于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构建的讨论尚不充分。本文进而梳理和总结大量国内外气候投融资政策研究和政策体系建设经验,结合调研结果,本文对系统化研究政策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进行归纳,明确了分析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的理论框架;在总结和提炼有关政策体系要素分解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归纳了对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进行建构的六个要素机制并详细阐述了政策体系建设发展的方向和内容。最后,本文借鉴已有的政策体系结构化评价的理论方法,从六项要素出发设计了针对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进行评价的指标和方法,并具体讨论了其适用的范围和场景,以实现对我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构建的过程和效果进行总体评价。通过上述研究,通过对大量国内外气候投融资政策经验和思考的梳理和总结,提出了我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的具体路径和内涵,为发展我国气候投融资工作、形成气候投融资长效政策保障机制提供科学建议。
刘琨[4]（2021）在《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文中指出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石,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物质工程设施及相关公共服务,对其投资可以带来几倍于投资额的“乘数效应”,有着举足轻重的“先行地位”。随着全球基础设施短缺及老化现象日益严重,给各国政府带来了持续性的挑战。由于传统采购模式引起的公共部门财政支出与债务压力,以及资产交付与服务质量的低效率问题,基础设施正由公共供给转向私营供给,这一趋势因思维方式转变和良好实践效果受到支持,因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得以加强。上世纪90年代,随着英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兼顾效益、效率、公平的公私合作PPP模式应运而生。目前,全球已有135个国家开展了基础设施公私合作,但各国PPP运行效率差异较大,在PPP模式风靡全球之际,加拿大发展为最具PPP市场热度和成熟度的国家之一。本篇论文针对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展现了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全貌:以PPP模式相关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加拿大PPP模式发展进程中,全生命周期采购管理,风险管理,多元化投融资市场,法律制度与政府监管体系建设四个方面的探究,挖掘加拿大PPP模式跻身领先地位的深层驱动力。目前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正经历由高增长到高质量的规范化发展阶段,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通过研究,吸取加拿大PPP模式发展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中西交流和鉴往知来,对我国PPP模式的行稳致远与深化基础设施领域的国际合作均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首先,本研究从四个方面对PPP模式相关理论和制度优势进行了探讨。第一,阐述了PPP模式概念,众多参与主体、伙伴关系、风险分担、利益共享、服务绩效五个主要特征,以及价值驱动因素。第二,分析了PPP模式应用对象,即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特征,基础设施属性与市场失灵,以及PPP模式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应用行业领域。第三,以公共选择与政府失灵、新公共管理与实践、公共事业民营化等公共管理理论为依据,探究了PPP模式的制度优势。最后,以不完全契约下的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分析了PPP模式缔约机制,有助于深入了解物有所值、投融资结构、风险与利益分配、合同管理、绩效监管与激励机制等一系列关键问题。第二,分别从基础设施的需求侧与供给侧两个角度,阐释了加拿大基础设施建设引入公私合作PPP模式的动因。总结了近30年加拿大PPP模式发展的两次浪潮及特征,宏观展现了项目在各基础设施领域、管辖层级及地域分布的基本情况。在1991-2003年的第一波浪潮中,加拿大PPP模式经历了由理论转向实践的艰难过程,伴随着部分项目失败,在质疑声中积累经验和教训。第二次浪潮是2004年至今,加拿大省级政府作为PPP主要开拓者,打造了更具活力的基础设施PPP市场,公共部门拥有更专业的评估技术与监管能力,制定了更明晰的法律制度体系,不断深化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伙伴关系。在项目实践中,转变对私营资本需求方式,优化交易结构与回报机制,采用有限的需求与市场风险转移,极大提升了PPP项目产出效率及复杂程度。第三,加拿大PPP模式展现了公私双方从咨询伙伴、运营伙伴、协作伙伴、到贡献伙伴权利逐渐下放过程,根据私营部门参与度和风险转移程度,形成连续的包含设计、建设、融资、维护、运营等责任的组合体。在探讨加拿大PPP模式全流程运行机制和采购管理中发现,加拿大主要PPP应用省份虽然较其他国家和地区,在项目审批与采购管理上更为复杂且周密,但实际上加拿大PPP项目采购效率极高,表现为较短的招投标时间以及较低的招投标成本。这种高效性得益于,采购前期项目评审与决策管理、招投标评估与竞合谈判、合同体系建立三方面的运行监管与结构设计。首先,加拿大PPP项目采用了以物有所值为核心,细致且繁复的前期规划和评估工作;其次,加拿大省级PPP专业机构借助发达的咨询服务,实施评标以及竞争性对话,能够确保透明度和竞争性,权衡技术创新与财务方案;最后,分析了加拿大PPP合同协议在绩效产出规范以及回报机制两个关键边界条件的特征。第四,基础设施发展的先决条件是能够获得足额、长期、稳定的资金,PPP模式核心价值驱动因素之一是发挥民间资本优势,缓解政府财政支出与债务压力。加拿大PPP模式迅速发展,也得益于其成熟且深厚的PPP项目投融资市场。论文回答了关于加拿大PPP项目投融资结构的相关问题,并着重阐述了包括PPP项目债券、绿色债券、社会效益债券在内的债券类融资,政策性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养老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以及加拿大PPP基金与联邦基础设施基金,以上四类重要且极具特色的多元化投融资工具,对加拿大PPP模式支持方式和投融资特征。第五,加拿大PPP模式风险管理较为完善。以加拿大风险管理制度、风险管理原则以及风险管理工具为依据,探讨了加拿大在PPP项目风险管理七个要素,分别为风险全流程沟通,建立风险管理范围和标准,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评估,风险处置,以及风险动态监管。并根据安大略省交通类PPP风险矩阵,探讨加拿大PPP项目风险识别中的风险触发机制与影响结果,以及风险评估方案。最后,归总加拿大主要省份交通项目的风险分配方式,探究加拿大PPP项目风险分配特征。第六,加拿大PPP模式拥有较为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宏观治理能力仍有待提升。首先,探讨PPP制度建设的意义,以及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下PPP立法特征,总结了加拿大联邦及主要省份PPP法律制度体系。其次,将治理能力、人力资源、协调能力归纳为加拿大PPP专业机构三大核心能力要素,体现了联邦PPP机构的战略引导作用,以及省级PPP机构的运营与执行能力。最后,从绩效监管、财政监管、审计监管三个方面,探析加拿大PPP广泛的宏观治理体系。最后,对加拿大PPP模式进行了评价及启示。重点分析了加拿大PPP模式按预算与准时交付效率,社会公众与主要参与者认可度,以及项目经济系统性影响。探讨加拿大在PPP模式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包括市级PPP市场发展的制约因素,降低对长期私营资本需求及有限需求风险转移所带来的影响,以及部分地区和项目未实现真正的物有所值的原因。并且对本篇论文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进行了总结。篇末部分,阐述了我国PPP模式发展现状和问题,并通过对加拿大的研究得到对我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周笑梅[5]（2021）在《新型智库发展优化研究 ——以地方社科院实践为例》文中认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表征。自国家启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以来,新型智库建设取得了显着成效,但智库的政策咨询水平和服务社会能力,与现阶段国家的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仍明显不相称。制约智库发展的突出困境在于:在新型智库最重要的关系中,智库与政府双向维度同时存在深层体制改革的阻滞,且彼此复杂纠缠。一方面,这种制约呈现为相应的国家制度供给不足与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滞后,另一方面,新型智库在对自我重塑的能动把握上也存在观念滞后、行动迟滞、内部机制创新不足。内外部因素的复杂交错,致使新型智库依然受制于传统治理结构与组织结构,难以支持智库转型所需要的决策研究范式及运营模式的现代跃迁,因而也难以全面达成自身应有的职责担当,在整体上呈现深层结构性矛盾。如果将对这一矛盾的分析,单纯指向智库内部机制,或单纯指向政府制度供给,都难以有效解释问题的深层归因和回应问题的复杂性。本文试图将对这一矛盾的分析,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总体背景中,对其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研究,以期更全面深入地理解与认知新型智库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并从中探寻其发展的深层结构性影响因素,进而系统探索对其发展优化更具应用价值的实践对策。这是本文研究的基本问题。新型智库建设关系到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即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与决策效率,关系到由国家决策体制改革、国家治理体系创新等因素共同构成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当前在国内国际复杂局势中,同时面临重大机遇与挑战,而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对人类经济社会结构及运行模式深刻复杂的改变与形塑,则使这种机遇与挑战空前放大,进而使智库对国家及政府决策能力的重大影响进一步突显,作为决策体制改革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新型智库的良性发展成为意义重大的现实与理论问题。在国家治理总体架构下,存在三个对新型智库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基本维度:国家的制度供给、智库的内部治理、智库的外部关系。这三个维度既决定着智库的发展模式与发展空间,同时也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与重要环节。本文主要依据国家治理、参与式治理、网络化治理、决策过程参与等理论,基于“国家制度供给-智库内部治理-智库外部关系”的研究框架,通过对国内外智库发展经验较为系统的考察,以31个省市自治区省级地方社科院为核心研究案例,分别在三个基本维度下展开深入系统研究,以剖析新型智库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及其影响因素,并对其未来发展提出优化路径及对策。在形成对新型智库发展状况及问题判断时,本文做了一定数量国内外实践案例的实证分析,特别是以31个省级地方社科院为核心研究案例详细开展了相关研究。结合学术文献研读及理论资源支撑,基于以上综合考察与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新型智库发展优化对策:第一,在政府维度,加大力度扭转突出的制度供给不足问题,加强对新型智库发展的制度供给和赋权。新型智库发展制度供给体系应包括:决策过程参与保障制度、机构主体重塑保障制度、智库市场化运行保障制度、智库现代传播保障机制等内容。第二,在智库内部治理维度,探索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并在清晰战略目标定位前提下,对智库的研究机制、管理机制、运营机制等进行系统创新。第三,在智库外部关系维度,围绕新型智库发展所形成的重要外部关系,以激活主体能量与活力为前提,建构政府主导、智库发挥重要作用的网络化治理合作伙伴关系。在三个基本维度分别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些整体性政策建议:优化国家对新型智库建设的总体布局,持续培育现代政治文明;在秉持稳步渐进改革原则的同时,加快提升新型智库发展相关立法层次,以强大的国家立法保障并规范新型智库发展;合理布局新型智库发展体系,以建立和形成有效保障各类智库均衡而充满活力发展的资源配置模式,维护不同类型智库共同构成的整体国家知识资源及决策智慧宝库;积极回应大数据时代要求,推动新型智库信息平台基础设施整体升级,制定并实施涵盖政府、智库、企业及社会的互联互通、共建共治共享的知识管理及数据库网络,为建立国家智慧决策模式做足准备,以提高国家治理效能,进一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吕程[6]（2021）在《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研究》文中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而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离不开国家制度的保障。政府部门可以通过相应制度的调整和完善,不断影响着各经济主体的生产可能性曲线的最优边界以及行为决策,进而作用于经济发展质量。而作为国家顶层设计的财政分权制度体系,是政府部门治理和发展经济的重要制度工具和支柱,在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过程中具有独特优势。财政分权体现的是央地政府间的收入安排和支出责任的划分,其核心是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相结合而产生的激励制度。由于央地政府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中央政府在主导地方经济发展和建设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滞后性和供给不足等问题,不能较好地满足地区经济发展和建设的需要。而经济分权后,地方政府拥有了一定的经济自主权,可以依据辖区的区位优势、产业格局以及发展需要制定相关的财政政策和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促进政府运行效率的提高。同时,在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增加,引致地方政府运用公共资源引导经济资源流动和分配的灵活性和效率性增强,刺激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并最终作用于经济发展质量。纵观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分权制度不断的调整和改革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引导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平衡发展。目前,我国已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进一步完善财政分权制度以助力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成为现阶段重要的议题。因此,如何科学研判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之间的关系,获得财政分权制度红利,以及发挥财政分权优势,对推动经济发展质量提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围绕“中国财政分权是否促进经济发展质量提升”这一核心研究问题展开,通过作用机制阐释来明晰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之间关系,通过测度和现状观察来把握现阶段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的变化趋势以及演变特征,通过实证检验来探讨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直接效应和传导效应。本文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是绪论部分。包括研究背景及意义的介绍、研究思路与方法、主要内容与技术路线的阐述,以及本文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的说明。第二章是文献综述部分。该部分首先对财政分权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主要包括财政分权内涵、财政分权测度等方面。其次,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主要包括经济发展质量内涵、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构建与测度等方面。再次,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关系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主要包括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财政分权与资源优配、财政分权与要素扭曲等方面。最后,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现有研究中的不足并加以完善。第三章是理论基础与作用机制部分。首先,本文对财政分权相关理论和经济发展相关理论进行回顾,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其次,以经济发展质量内涵为依托,从效率提升、结构优化、经济稳定、动能培育、绿色环保以及民生改善六个方面,探讨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直接效应。最后,从地方政府行为引致的资源优配和要素扭曲效应来探讨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传导效应。第四章是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的测度与现状观察部分。首先,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进行测度。从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选择地方财政收入自治率、地方财政收入占比、地方财政支出自决率和地方财政支出占比来测度财政分权;从效率提升、结构优化、经济稳定、动能培育、绿色环保以及民生改善六个维度构建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并采用变异系数法进行测度。其次,对测度结果进行现状观察,包括变化趋势观察和核密度估计观察。最后,通过拟合观察发现,除了地方财政支出自决率外,地方财政收入自治率、地方财政收入占比与和地方财政支出占比均与经济发展质量呈现正相关关系。第五章是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直接效应检验部分。首先,采用中国2007-2019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并利用两阶段系统GMM进行基准回归估计和成因分析。其次,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更换模型估计方法以及处理内生性问题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再次,从结构异质性、区域异质性以及时序异质性进行异质性分析。最后,进行拓展分析,对财政分权影响经济发展质量作用进行非线性考察。第六章是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传导效应检验部分。首先,构建递归效应模型来检验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传导效应。其次,从资源优配效应传导途径和要素扭曲效应传导途径进行实证检验。包括以科技投入、环境投入以及FDI衡量的资源优配效应和以产能利用率、市场分割、投资偏好以及公共支出结构偏向衡量的要素扭曲效应。最后,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法来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七章是结论与政策建议部分。首先,对全文进行归纳总结得出结论,包括财政分权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作用机制、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的测度与现状观察、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直接效应以及传导效应检验。其次,根据得出的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包括从直接效应检验提出的政策建议（完善财政分权的顶层设计、因地制宜的设置财政分权强度）以及从传导效应检验提出的政策建议（科技投入方面、环境投入方面、外商直接投资方面、产能利用方面、市场分割方面、投资偏好方面、公共支出结构方面）。最后,提出研究展望。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研究视角方面,区别已有研究从金融发展、财政支出、税收优惠和人力资本的视角,本文以中国财政分权制度为切入点,考察财政分权制度是否促进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第二,在作用机制方面,本文分别从财政分权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直接效应和传导效应两个方面进行梳理。在梳理直接效应时,更是从构成经济发展质量的六个维度入手,使作用机理分析更加贴合实际。而在梳理传导效应时,本文从地方政府行为引致的资源优配和要素扭曲效应来探讨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传导效应,使作用机理分析更加符合现实。第三,在实证检验中,本文运用多种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财政分权是否促进经济发展质量提升”这一研究问题进行论证。具体而言,构建动态面板模型来检验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直接效应;构建递归效应模型,检验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传导效应。
刘淼[7]（2021）在《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处于从出口和投资驱动型转向创新和内需驱动的关键时期,而城镇化的提质转型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抓手。但须警惕的是:第一,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的现实国情导致“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趋于关闭,城乡人口流动逐渐放缓。城镇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城镇化建设如何持续促进要素集聚,扩大城市内需,实现地区经济增长值得深思。第二,快速发展的土地城镇化造成城市能源资源消耗剧增、环境承载压力加大,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第三,传统的城镇化建设思路扭曲市场机制的要素配置效率,不利于城市经济效率提升。此外,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日益复杂,而国内经济转型发展势在必行,城市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趋紧。城镇化建设与转型在加速要素集聚、提升地区经济辐射能力、缓解资源环境压力等方面能否以及如何发挥支撑作用,以实现城市生态效率持续改善,亟待深入考察和研究。同时,长江经济带建设作为我国重大发展战略之一,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发展原则下厘清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和城市生态效率的发展现状、变化趋势及时空关联,科学把握城镇化发展与城市生态效率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影响机制,对于探索绿色、集约、高质量的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道路,推动经济稳定、高效、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论文首先在系统梳理城镇化建设和生态效率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深刻阐释了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内在影响机理,建立了较为科学、全面、体现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城市生态效率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立足长江经济带11省区市的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DEA模型测度城市生态效率;在时空尺度下对2007年至2018年间城市生态效率进行综合分析与判断,并利用空间可视化技术和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描述探讨城市生态效率水平地域差异和空间相关性,以揭示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规律。同时,基于我国特殊制度背景,厘清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的历史沿革,并利用核密度估计和空间可视化技术考察不同度量标准的城镇化建设的动态演进和时空分布特征。其次,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IV-2SLS）和工具变量三阶段最小二乘法（IV-3SLS）实证检验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影响机制,并通过构建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和空间联立方程模型,采用广义空间三阶段最小二乘法（GS3SLS）实证分析了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交互作用。最后,基于定性分析和命题检验,提出城镇化建设提升城市生态效率的优化政策。基于理论阐释和实证研究,本文的核心观点为:长江经济带以城镇化建设为抓手提升城市生态效率的过程中存在“路径依赖”:无论是直接影响还是间接影响,现阶段仍以传统的城乡流动型人口城镇化和空间扩张型土地城镇化为主。但是传统城镇化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而社会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对城市生态效率的正向影响作用有待进一步提升。同时,周边城市生态效率和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均能显着改善本地的生态效率水平。具体研究结论如下:（1）2007—2018年我国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城镇化建设不均衡,整体层面不存在趋同态势,但表现出“双峰”或“多峰”的俱乐部趋同特征。具体地,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土地城镇化水平在逐步提高的同时,其分布始终保持俱乐部趋同现象;长江经济带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已呈现出高水平的集中特征,城市之间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绝对差距在不断缩小;长江经济带的社会城镇化水平提升缓慢,城市之间的绝对差距在逐渐扩大,低水平的集中度在逐渐下降,高水平的集聚现象在逐步形成;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存在极化现象,但仍主要表现为低水平集聚状态。基于Arc GIS的空间可视化技术,发现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城镇化建设水平的空间分布格局主要呈现为典型的“中心—外围”特征,具体表现为以省会城市或下游地区沿海发达城市为核心,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及成渝城市群为集聚面,形成点面结合的“中心城市—城市群—经济带”城镇化发展模式。（2）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水平呈波动性上升趋势,整体表现为下、中、上游地区梯度递减的空间格局。2007—2018年期间,我国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生态效率平均值存在显着差异,不存在条件收敛。整体上只有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的城市生态效率得到显着提升,下游地区得到微弱改善,上游地区有所恶化。2007—2018年期间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中等及以上水平的城市分布逐渐呈现为较明显的俱乐部趋同态势,具体以长江下游地区沿海城市、武汉城市圈、长沙城市圈及成都都市圈为典型;但长江上游地区的云南、贵州两省区,以及长江中游地区的江西省等的城市生态效率普遍明显降低。（3）未考虑城镇化的内生性问题时,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呈非线性的“U”型,现阶段影响为正。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均与城市生态效率呈“U”型的非线性影响关系,而社会城镇化与城市生态效率不存在非线性影响关系。经计算发现,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分别达到3.61%、47.57%及9.03%之后开始对城市生态效率提升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而现阶段多数城市的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基本达到甚至越过“U”型的拐点,因此现阶段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关系。考虑到城镇化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创新性地选用城市商品房销售价格作为城镇化建设的工具变量,发现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均对城市生态效率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具体而言,人口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效应最大,土地城镇化次之,社会城镇化再次之,新型城镇化最小。（4）城镇化建设通过产业结构优化、人力资本积累及产业集聚的传导机制显着促进城市生态效率水平的提高,但在地方政府制度竞争调节作用下城镇化不利于城市生态效率的改善。人口城镇化通过以上三种传导机制提升城市生态效率的效果最为明显,土地城镇化次之,社会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效果最差。同时,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普遍竞争,在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分别约有83.33%、40.28%、63.19%及81.02%的观测值处于制度竞争大于其临界值阶段,即对于大多数城市而言,在城镇化建设中地方政府制度竞争的调节作用下,城镇化建设不利于城市生态效率的改善。（5）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具有显着的空间效应。就长江经济带全域的而言,周边城市的生态效率水平提升能显着促进本地生态效率的改善,并且周边城市的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发展均能显着提升本地生态效率水平。就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差异性而言,下游和上游城市的城镇化建设与生态效率之间空间溢出及空间交互作用的影响方向和显着性与长江经济带整体估计结果一致,但上游城市的空间影响强度更大;而中游城市的城镇化建设与生态效率之间的空间影响相对更小,且多数空间效应未得到显着发挥。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揭示了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在提升城市生态效率、推动长江经济带实现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实践中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长江经济带各区域的城镇化发展不均衡,且当前仍以传统的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为主,社会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低下、进程缓慢;二是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呈现低水平的空间集聚特征,尤其是上游地区的城市生态效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三是,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建设通过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高素质人力资本的积累效应及与产业结构优化联动发展等渠道改善城市生态效率的功效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四是,以制度竞争为代表的地方政府间横向盲目同质化竞争不利于城镇化提质增效,从而阻碍城市生态效率水平改善;五是,城市群（尤其是中西部城市群）的资源集聚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交互作用仍有较大释放空间。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分别从以下五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优化建议:稳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促进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提质转型;推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转型,实现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的高水平空间集聚;以城镇化转型发展为抓手,加快产业集聚与结构升级、人力资本形成与积累,从而提升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引导地方政府间避免恶性博弈,形成优势互补的良性协作关系和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城市群资源集聚能力和辐射作用,促进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协同改善等。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为:第一,本文从产业结构优化、产业集聚及人力资本积累等角度解释城镇化对生态效率的影响路径,并创新性地基于文本分析设计地方政府城镇化建设的“制度竞争”指标,进而讨论地方竞争的调节作用,以避免陷入仅仅简单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存在性的研究窠臼。第二,基于空间视角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溢出效应和交互作用,从而为长江经济带各区域间生态效率的协同均衡发展提供了经验基础。第三,本文创新性地采用城市商品房销售价格作为城镇化的工具变量以缓解其内生性问题,提高了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增强了研究结论的真实性。第四,依托详实的长江经济带城市层面数据资料,突显出我国在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中“中心城市—城市群—经济带”的发展特征,更符合我国区域发展战略要求,更契合我国权力下放实施差异化城镇化建设策略,研究结论也更科学合理。
李黎明[8]（2021）在《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恐惧叠加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所产生的敌意,演变成为自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对中国最为严厉的遏制与打压。中国若要更加有针对性地应对美国霸权问题,在理论上应当深入地探讨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霸权兴衰的规律,这样既可以更加清晰、全面地认识今日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霸权的实质,也可以为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崛起提供经验。所谓霸权兴衰的规律,核心问题主要包括三个:霸权的定义、霸权国家的认定及其周期,以及霸权兴衰的动力。迄今为止,学术界针对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且存在一定的争议。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多研究中都强调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获取资金的效率是影响霸权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学术界未能完全解释的问题是,成功兴起的霸权国荷兰、英国和美国相对于挑战霸权失败的西班牙、法国,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根源是什么?债务有两个基本维度:利率与期限。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高的具体表现是,可以筹集到低利率、期限长的资金,而西班牙、法国则需在更短的期限内为债务付出更高水平的利率成本。同等金额的利息支出在不同利率和期限条件下对应的债务总额也不同,低利率、长期限相较于高利率、短期限,意味着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国家可以以更小的成本支出在争霸战争中获得更大规模的债务资金支持。深层次而言,影响债务利率与期限的一般因素是债务契约所规定的抵押物与债务人的信用,国家债务的特殊性在于要么债权人难以执行对抵押物的占有权,要么缺少抵押物,决定利率与期限水平的只能是国家作为债务人所表现出的信用。故荷兰、英国、美国相较于西班牙、法国在霸权兴衰过程中具有更高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本文将国家信用的主要概念界定为:由国家实力、制度安排以及金融市场三个层面的要素,共同构建了一个为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提供信用担保和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所发行的信用票据,因国家信用担保而受市场信任,并且在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内持续、稳定地发行、流通以及被偿付、贴现。因此,国家信用的主要作用是确保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受市场信任,进而获得巨大、稳定的信用融资能力。本文主要从国家信用的逻辑视角出发,重新阐释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荷兰、英国和美国霸权兴衰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当今美国霸权凭借国家信用,利用美元霸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进行债务融资、向全球分摊其霸权成本的行为实质,解释美国霸权现阶段是否真的衰落以及未来可能衰落的路径。在荷兰霸权兴起的过程中,荷兰、西班牙两国公债融资体制的绩效差异对双方战争、两国资本主义经济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荷兰的公债体制,可以有效地为争霸战争融资,刺激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西班牙则深陷于公债资金成本高昂—金银资本外漏—公债破产—战争失利的恶性循环。同时,西班牙的经济与金融市场在公债偿还与破产导致的金银资本外漏和税负不断加重的大环境下,其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大国。荷西公债绩效差异的根源,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荷兰国家信用的卓越,离不开荷兰的财富、联省自治政体、以间接税为主的财政体系和阿姆斯特丹银行等因素,这些因素都为荷兰公债的偿还与流通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西班牙落后的经济发展、国王专制的政体、低效的税收体系以及被抑制的金融市场则对应着低劣的国家信用,使得其公债发行、偿还与流通格外困难。自17世纪晚期开始,荷兰因军事压力、税收改革受阻以及财政收入增长停滞等问题,导致偿债开支在财政开支中的比重过大,国家信用开始低落。伴随着荷兰公债体制筹集资金的能力下降,荷兰霸权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英国霸权崛起的最重要阶段,应是1688年光荣革命后至1763年英国历经七年战争战胜法国这一历史时期。18世纪后半期开启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英国工业实力的快速增长,只是巩固了其已经建立的霸权地位。与其主要竞争对手法国相较,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英法霸权竞争的关键时段,英国实力没有绝对优势。英国之所以能够战胜法国并持续崛起,依靠的是特权垄断公司创造的财富、高效的国家化财政体系、制度化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海洋国家的战略安全性等因素所共同支撑形成的卓越国家信用。它确保英国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持续、稳定地为英国与法国近百年的争霸战争筹集源源不断的资金。同时,国债的大规模顺利发行和高水平的国家信用,还对英国经济与金融体系发挥了重要的正向效应,推动了金融革命和工业革命的顺利开展。与英国不同的是,由于法国专制王权势力强大、财政改革迟滞以及中央银行缺位,其国家信用处于较低水平,法国依靠债务融资获取的资金成本过高,进而使得法国无法在长期战争中筹集到足够的所需资金。结果不仅导致争霸战争失败,而且因此出现的短时沉重的偿债负担以及为减债实施的人为通货膨胀性质的公开市场操作,严重滞后了法国金融和经济的发展。至于英国霸权走向衰落的原因,同样可以从国家信用的视角找到根源。一战期间,为作战和支持俄国等盟国,英国积累了大量的外债（主要债权人是美国）和英镑超发贬值,国家信用透支严重,导致英国经济、货币政策的制定与运行开始受到制约。一战后,为勉强维持英国霸权秩序下的重要公共产品——金本位制,英国采取了财政赤字+货币投放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引发大量经常账户赤字+黄金外流。因此,二战前,英国的国家信用在经济衰退与债务膨胀的打击下已经逐渐弱于美国,资本流出严重,并大量转移至美国。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作为一个人为设计出来的国家,国父之一的汉密尔顿很早就认识到国债融资与国家信用对国家兴起的关键性作用。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于大陆会议在独立战争期间为筹集战争经费向国内和荷兰、法国等外国发行的债券。国家信用的初步确立则主要得益于时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对于国债及国家信用作用的认知与重视,他鼓励制造业发展、整理合并国债、设立美国第一银行等创举,初步奠定了美国国家信用的优良传统。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是美国霸权崛起的关键阶段,不断上升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金融实力背后,均体现了国债与国家信用的重要提升效应: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为金融体系的形成与扩张奠定基础和提供刺激;为美国参与历次战争筹集军费。在现阶段,通过向世界发行美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融资的美元霸权是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的本质是国家信用的资本化,国家信用是美元霸权有效运转的根本支撑。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本质上是美国的国家信用危机。而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及时向世界开放了国债市场,并通过包括提升美元资产价值及其安全性、流动性,以及积累资本项目黑字等加强金融市场优势的举措,有效弥补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常项目赤字、黄金外流对国家信用的削弱,美国的国家信用再度强化。目前相对于其他大国,美国的国家信用依然强大,因而美元霸权与美国霸权难言衰落。但是,美国国内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分裂、政治极化等问题,加之2008年金融危机后和此次疫情冲击下美联储实施的无底线QE政策,反映以美联储独立性为重要象征的美国国家财政纪律显着弱化,其国家信用衰败的内部隐患正在日益积累。美国的幸运之处在于,外部世界尚未出现一个国家信用强大到可以替代美国国家信用的国家,其表现在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以及灵活性等方面,就是当今世界尚无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可以同美国金融市场比肩,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所需的信用担保与信用流转服务。因此,美国国家信用与霸权的衰落,在替代者缺位的背景下很可能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通过理论分析和历史对比、检验,本文得出了三点主要结论:第一,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以及为其提供担保的国家信用的优劣,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霸权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具体机制是,相较于霸权竞争失败的国家,成功崛起的霸权国家如荷兰、英国、美国由于率先确立了卓越的国家信用,拥有了直接为争霸战争筹集充裕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和间接为经济发展激活金融市场的信用担保能力。相应地,霸权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霸权成本（军事开支或维持霸权体系的公共产品开支）导致霸权国过度的债务膨胀、挤压正常的财政开支空间,造成军事开支下降、经济发展受阻等连锁反应,最终其国家信用逐渐弱于后来崛起国家的国家信用,不再具备源源不断地为霸权成本筹集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的同时,丧失了在国际信用体系中的中心地位。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霸权国本来拥有的国际金融中心、国债作为各国债券利率基准以及本币作为国际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等地位和特权的丧失。第二,基于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与霸权兴衰的关系,可以认为出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大历史周期后,相继出现了三个信用—霸权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与尚未终结的美国周期。霸权国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达到顶峰与衰落,新崛起国家信用周期的强化与上升阶段,对应着传统霸权国家信用周期的衰败阶段,两个国家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发生交替。第三,现阶段世界仍处于美国所主导的信用—霸权周期内,尽管美国霸权出现了诸多衰落的迹象,但是其国家信用尚未出现系统性的衰落;更重要的是,迄今没有出现一个国家具备优于美国的国家信用,可以替代美国在世界经济尤其是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美国仍然可以继续利用美元体系为其霸权成本融资,但是美国金融体系风险的不断累积和全球化共识的破裂等原因,均有可能导致世界其他国家和市场对于美元资产（美国对世界的债务）的需求严重下降,成为美国信用周期与霸权体系出现严重危机的发端。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未来发展与国家建设的启示在于:在美国信用—霸权周期不确定性逐渐增强的过程中,中国日益成为美国分散霸权成本的主要承担者,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一风险?依据国家信用逻辑下的历史经验,在继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升经济实力外,从完善与统一国债制度、深化与开放金融市场、维持与强化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等方面入手,有意识地强化国家信用,对于中国规避未来美国信用—霸权周期可能出现的更大风险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这将有助于中国的可持续性崛起。
张旭文[9]（2021）在《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研究 ——基于制度变迁的分析视角》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我国进入由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向平衡、充分发展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也在发生变化。在诉求缩小城乡、阶层差距,诉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大背景下,保障性住房制度是城市弱势群体基本生存的“兜底”制度。而城市弱势阶层又以新时代的产业工人主体“农民工”为主,为此,从城乡一体化的视角分析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问题,以保障性住房制度为问题的“纽结”,关联到城乡土地、劳动力等资源的双向互动问题,从而跳出了城市谈城市保障房、跳出了保障房制度本身谈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可以使研究更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本研究主要采用理论分析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过程中存在的“有效性不足”问题,以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制度变迁理论为主要分析视角,分析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发生和变革的逻辑,并得出本研究的核心观点:在市场发育不完全情况下,我国以“政府引导市场”模式推动保障性住房发展有其合理性,但是随着经济社会越来越复杂化,这种模式的路径依赖,使我国保障性住房供求结构失衡,供给有效性不足,为此,启用“市场引导政府”的模式,可以大大降低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达到有效供给目标的交易成本,增强保障性住房制度效率。在交代选题的背景与意义、理论与方法、以及回顾已有的相关理论观点的基础上（见第1章、第2章）,本研究主要涵盖以下内容:第一,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的历史与制度变迁逻辑（见第3章）。通过梳理我国保障性住房形成和改革的历程,得出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的逻辑: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体制的形成,是伴随着我国住房制度改革而发生和发展,它遵循着与我国住房市场化、商品化改革的互动逻辑。通过我国住房改革和保障性住房发展的历史变迁,分析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政策的路径选择及其成因。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向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的过程,基本的主导力量还是政府通过一定程度的资源垄断,利用不完全的市场,发挥强有力的经济介入和控制作用的过程,即外界称之为“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的实施过程,由此,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基本上可定位为“政府引导市场”模式。第二,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的现实困境及制度原因（见第4章）。在相关政策文献和研究文献梳理和现实调研的基础上,设计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的评价内容,这种评价内容涵盖量的标准、质的标准以及社会公平目标的价值标准。以此评价内容为评价标准,发现我国保障性住房的“有效性”是充分还是不足,找出与供给“有效性充分”的要求存在的差距。主要以制度经济学为分析框架,分析保障性住房存在供需不平衡,供给的有效性不足问题的制度原因,并以制度设计为手段,旨在打破过度通过行政权力配置保障性住房的旧制度路径依赖,形成市场配置保障性住房,以顺应新时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这一主要矛盾的破解所需,以及改变当前保障性住房建设过程中,追求高速度忽略内涵式发展之弊端。第三,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实证研究（见第5章）。通过模型分析,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分析了我国保障性住房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度,以及与保障性住房住户满意度问题,实证得出的结论是总体来看我国保障性住房原有的政府引导市场模式已经造成了一定保障房效率不高现状,需要一种新的模式来重新引导保障房的保障职能。第四,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变革的个案分析（见第6章）。通过分析重庆模式、上海模式和丰城模式三个典型案例,及其模式产生的制度逻辑,分析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可资为借鉴的经验。三种模式最大的特点是破解了保障性住房制度运行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制度运行交易成本增大,而导致保障性住房供给的有效性不足甚至无效率供应的尴尬局面,其通过制度变更形成现有模式的内在的动力,是相关主体对于超额剩余,即“租”的寻求以及对于制度运行过程中交易成本减低需求的行为反应。第五,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关键制约因素与“市场引导政府模式”路径转向（见第7章第8章）。在前述我国保障性住房存在不足及制度原因的现实问题梳理基础上,提炼出导致供给有效性不足的核心制度因素,结合前述案例经验,论证了“政府引导市场”的改革模式要发挥较好的效率,其前提是政府掌握的信息存在非滞后性,而现实中政府的决策滞后于市场机制的反应能力,导致保障性住房在受惠主体的甄别、保障性住房的供给结构（安居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还是特租房等）和布局、投资结构和方式等,均出现了较大的问题。与更充分、更有效供给要求有一定差距,为此,必须通过制度的安排,降低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制度的实施效率,打破行政权力主导保障性住房建设而发生偏差的体制机制之弊,充分研究市场规律和市场供求,从而打破“政府主导市场”模式的路径依赖,向“市场主导政府”的新的改革路径转型。在明确了市场引导政府的大的改革方向后,本研究对于与市场导向相关联的产权问题、大数据赋能问题、交易的信用问题等,以制度经变迁的内在机理为分析框架,作了较深入剖析和制度设计的探索。本研究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融通,历史与现实问题相结合,分析了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存在的问题,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不足,甚至出现局部无效供给现象;第二,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的关键是要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第三,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形成及改革的历史逻辑在于政府引导市场。第四,保障性住房制度变迁应该是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保障性住房相关主体交易成本的节约行为选择是保障性住房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为此,提出的制度建议是:契合新时代平衡发展、高质量发展的诉求,改革的主导价值应该是激发相关主体的内生力量主导制度变迁。为此,未来改革的总方向应该是市场引导政府,即政府作为保障性住房供给主体,须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激励机制对于资源配置的优化效率,为此要在产权改革、法制环境建设、大数据赋能等方面,为市场机制促成保障性住房供给“更加有效”提供体制机制保障。论文的创新点在于,第一次系统地通过制度变迁的理论视角,研究保障性住房供给问题;第一次从供给“有效性”的问题出发,系统研究保障性住房制度变迁的逻辑并提出改革的思路。得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体现在:对于我国保障性住房发展历史的高度概括性总结——政府引导市场;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制度的四重悖论问题的提出;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诉求下顺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市场引导政府”路径转向;打破城乡建设用地二元结构壁垒实现农村建设用地对接保障性住房建设以促成保障性住房供给成本降低,从而使保障性住房回归“可负担性”本来定位,等等。
张剑波[10]（2021）在《资本约束与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文中认为自巴塞尔协议I颁布以来,商业银行的资本监管问题一直是金融学界和银行业高度关注的问题。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银行业监管对商业银行的资本监管不断升级强化。中国银行业的监管一直与国际银行业监管保持步伐一致。2004年中国银行业监管当局发布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标志着中国银行业进入“硬约束”时期,并于2012年发布《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进一步强化了对中国银行业的资本监管。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银行业资产规模迅速增长,其中城市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增长速度明显超越大型国有银行及股份制银行。然而,城市商业银行在资本补充渠道方面却弱于大中型银行,由此资本约束造成的压力问题也愈加凸显并且对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产生影响。在中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大背景下,研究资本约束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具有良好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以资本约束对商业银行的影响为主线梳理了国内外文献。主要是围绕资本约束的动因分析、资本约束对商业银行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的影响、资产证券化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公司治理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影响等五个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结合已有文献阐述了本文的研究问题。已有研究表明,资本约束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客观存在,但已有研究对该问题的观点由于银行样本不同、时期不同、方法不同等原因并未达成一致的共识。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已有研究对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群体资本约束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此外,资本约束也可能会受到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行为、公司治理机制等的干扰,从而改变其对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在理论分析方面,本文结合国内外资本监管理论分析了资本约束影响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内在传导机制;然后分析了考虑资产证券化的影响后,资本约束以及资产证券化与资本约束交互作用机制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变化成因和机理;最后,对公司治理机制影响资本约束与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之间关系的传导机制进行了分析。基于文献的梳理和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假设。在实证检验方面,本文通过手工搜集92家中国城市商业银行2009—2018年的年度经营数据并以此为研究样本。通过从银行经营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的“三性”原则对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进行评价,分别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对城市商业银行面临的资本约束压力进行了测度。然后,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动态面板GMM模型实证检验了资本约束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随后围绕城市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创新能力、上市情况、地方经济发展四个方面对资本约束影响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然后,本文将资产证券化以及资本约束与资产证券化的相互作用机制纳入分析框架,对比分析了考虑资产证券化前后资本约束对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变化,还检验了资产证券化对资本约束与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考虑到公司治理机制会影响资本监管的有效性,本文进一步将股权结构和内部治理机制纳入了分析框架,分析了公司治理机制与资本约束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是相互替代还是相互调节。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资本约束对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存在着显着的影响。具体而言,当城市商业银行面临较大的资本补充压力时,对银行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均会产生不利的影响。研究还发现当城市商业银行面临惩罚压力时,会更加侧重于提升银行的流动性,而面临资本预警和惩罚压力时,银行盈利能力会出现下降。资本约束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会由于银行异质性特征的不同而表现不同。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显示,资本约束通过运营效率和盈余管理分别影响城市商业银行的整体经营风险和信贷风险,通过信贷资产配置比例和期限管理影响银行流动性,通过拨备水平和运营效率影响银行盈利性。在考虑资产证券化的影响后,资本约束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发生了改变,并且资产证券化对资本约束与银行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显着的调节效应。将公司治理机制纳入分析框架后,公司治理机制与资本约束的相互作用总体而言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提升存在着正向的影响,并且本文还发现不论是银行内部治理机制还是股权结构均对资本约束与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均存在着显着的调节作用。本文的主要的创新在于:第一,从多维度着手并针对性地研究了资本约束对城市商业银行这一群体经营绩效的影响。已有研究对资本约束影响商业银行的问题方面,由于数据可得性,大部分文献以大中型银行或混合各类型商业银行数据为样本开展研究。中国城市商业银行作为除大型国有银行、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外的核心银行群体,具有明显不同的群体特征,而且城市商业银行也是防范中小银行经营风险的重点所在。本文从商业银行经营“三性”原则对城市商业经营绩效进行评价,从定量和定性两个维度构建了资本约束指标,针对性地对城市商业银行的资本约束与经营绩效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且通过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检验了资本约束影响经营绩效的传导机制,丰富了对城市商业银行资本约束问题的研究内容。第二,将资产证券化引入资本约束影响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研究中。已有研究多是直接从资产证券化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着手进行分析,开展资产证券化是商业银行不计入负债的融资行为,参与资产证券化将会对资本约束与银行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由此,本文建立了资本约束和资产证券化交互影响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研究模式,揭示了资产证券化与资本约束的相互作用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机理。第三,将公司治理机制纳入资本约束影响银行绩效的分析框架。资本约束属于商业银行的外部机制,而公司治理机制属于内部治理机制。本文围绕城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机制的短板问题,通过构建资本约束与公司治理机制的交互作用影响银行经营绩效的研究模式,更为系统性的分析了资本约束与公司治理机制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
二、中国城市经济的制度安排与绩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城市经济的制度安排与绩效（论文提纲范文）
（1）企业主导的城市轨道交通与土地一体化开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目标与意义 |
| 1.1.1 城市轨道交通与土地一体化开发的需求 |
| 1.1.2 城市轨道交通与土地一体化开发的不足 |
| 1.1.3 问题的提出 |
| 1.1.4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2.1 研究方法 |
| 1.2.2 研究范围 |
| 1.2.3 技术路线 |
| 1.3 创新点 |
| 1.4 论文的结构安排与主要内容 |
| 1.4.1 结构安排 |
| 1.4.2 主要内容 |
| 2 文献综述 |
| 2.1 城市轨道交通与周边土地开发关系的研究 |
| 2.1.1 城市轨道交通与周边土地的一体化开发 |
| 2.1.2 城市轨道交通与土地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 |
| 2.1.3 城市轨道交通与土地一体化开发的外部性问题 |
| 2.2 政府主导的城市轨道交通与土地一体化开发研究 |
| 2.2.1 国外政府主导的一体化开发研究现状 |
| 2.2.2 国内政府主导的一体化开发研究现状 |
| 2.3 企业主导的城市轨道交通与土地一体化开发研究 |
| 2.3.1 城市轨道交通与土地的一体化开发 |
| 2.3.2 企业主导的一体化开发研究现状 |
| 2.3.3 企业参与轨道交通一体化开发的投融资模式研究 |
| 2.4 小结 |
| 3 城市轨道交通与土地一体化开发的理论分析 |
| 3.1 一体化开发中的外部性问题 |
| 3.1.1 外部性理论 |
| 3.1.2 外部性问题的内部化解决 |
| 3.1.3 外部性问题的长期性特征 |
| 3.2 一体化开发中的交易成本问题 |
| 3.2.1 交易成本理论 |
| 3.2.2 一体化开发中的相关交易主体 |
| 3.2.3 交易成本问题的解决路径 |
| 3.3 政府主导和企业主导在一体化开发中的制度安排问题 |
| 3.3.1 政府主导和企业主导制度安排下的策略区别 |
| 3.3.2 政府主导和企业主导制度安排下的特征区别 |
| 3.3.3 政府主导和企业主导制度安排下解决外部性及交易成本问题 |
| 4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与土地一体化开发现状与问题 |
| 4.1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与土地一体化开发的现状 |
| 4.1.1 城市轨道交通的规划及土地整理阶段 |
| 4.1.2 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阶段 |
| 4.1.3 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营阶段 |
| 4.2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与土地一体化开发的问题与原因 |
| 4.2.1 轨道交通企业与土地开发企业主体分离、各自为政 |
| 4.2.2 土地规划利用与轨道交通开发结合不紧密,开发强度低 |
| 4.2.3 土地及物业由非轨道交通企业持有,外部性无法内部化 |
| 4.2.4 一体化开发模式协同度差、效率低、可持续性差 |
| 4.3 我国一体化开发典型企业及案例 |
| 4.3.1 深圳地铁集团的轨道与土地业务发展 |
| 4.3.2 深圳地铁集团一体化开发中的投融资及规划运营 |
| 4.3.3 我国轨道与土地一体化开发其他案例 |
| 4.4 小结 |
| 5 日本城市轨道交通与土地一体化开发的企业主导模式 |
| 5.1 日本城市轨道交通与土地一体化开发模式 |
| 5.1.1 城市轨道交通的规划及土地整理阶段 |
| 5.1.2 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和投融资阶段 |
| 5.1.3 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营阶段 |
| 5.2 日本城市轨道交通与土地一体化开发的优势 |
| 5.2.1 企业集轨道交通开发与土地开发多种功能为一体 |
| 5.2.2 沿线土地与轨道交通开发紧密结合,高强度持续开发 |
| 5.2.3 高密度的开发和灵活的容积率政策 |
| 5.2.4 日本政府在一体化开发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
| 5.3 日本一体化开发典型企业及案例——东急集团与涩谷站 |
| 5.3.1 东急集团的轨道与土地业务发展 |
| 5.3.2 东急集团在轨道交通与沿线土地开发经营中的成就 |
| 5.3.3 轨道交通站点与物业综合开发——涩谷站 |
| 5.4 小结 |
| 6 香港城市轨道交通与土地一体化开发的企业主导模式 |
| 6.1 香港“地铁+物业”的协同开发模式 |
| 6.1.1 城市轨道交通的规划及土地整理阶段 |
| 6.1.2 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和投融资阶段 |
| 6.1.3 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营阶段 |
| 6.2 香港城市轨道交通与土地一体化开发的优势 |
| 6.2.1 一体化的开发主体集多种功能于一身 |
| 6.2.2 沿线土地与轨道交通开发紧密结合,高密度、多样性开发 |
| 6.2.3 持有并合作发展物业,逐步开发土地及资源 |
| 6.3 香港一体化开发典型企业及案例——港铁公司 |
| 6.3.1 港铁公司的轨道交通与物业发展 |
| 6.3.2 港铁公司在轨道交通与物业开发经营中的成就 |
| 6.3.3 轨道交通站点与物业综合开发——青衣站 |
| 6.4 小结 |
| 7 企业主导与政府主导的一体化开发效果评价对比分析 |
| 7.1 一体化开发主体的评价特征与方法 |
| 7.1.1 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 |
| 7.1.2 Kano模型 |
| 7.1.3 评价方法总结 |
| 7.2 一体化开发绩效评价方法构建 |
| 7.2.1 绩效评价方法构建标准 |
| 7.2.2 专家咨询及综合判断结果分析 |
| 7.2.3 乘客需求角度指标验证 |
| 7.2.4 一体化开发主体的绩效评价指标 |
| 7.3 指标权重确定 |
| 7.3.1 专家打分情况分析 |
| 7.3.2 构造判断矩阵及修正 |
| 7.4 绩效评价结果与比较 |
| 7.4.1 东急集团绩效实证分析 |
| 7.4.2 申通地铁集团绩效实证分析 |
| 7.4.3 实证结果对比分析 |
| 8 结论及对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双碳背景下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定性研究方法 |
| 1.3.2 定量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 |
| 1.4.1 气候投融资发展评价与政策绩效 |
| 1.4.2 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发展与演进 |
| 1.4.3 气候投融资政策需求与设计 |
| 1.5 研究难点和创新点 |
| 1.6 技术路线图 |
| 第2章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及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气候投融资 |
| 2.1.2 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 |
| 2.1.3 面向低碳转型的气候投融资政策 |
| 2.2 气候投融资的内涵、测度和影响 |
| 2.2.1 气候投融资的内涵与概念演进 |
| 2.2.2 气候投融资的理论基础 |
| 2.2.3 气候投融资的管理 |
| 2.2.4 气候投融资的影响 |
| 2.3 气候投融资发展模式 |
| 2.3.1 气候投融资“自上而下”发展模式 |
| 2.3.2 气候投融资“自下而上”发展模式 |
| 2.4 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发展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气候投融资发展与评价研究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气候投融资发展动因 |
| 3.1.2 气候投融资发展评价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气候投融资政策评估 |
| 3.2.2 气候投融资活动问卷调研 |
| 3.3 气候投融资发展动因分析 |
| 3.3.1 金融机构开展气候投融资现状 |
| 3.3.2 金融机构绿色(气候)金融产品和服务现状调研 |
| 3.3.3 金融机构气候风险管理 |
| 3.3.4 金融机构气候信息披露 |
| 3.3.5 研究结论 |
| 3.4 气候投融资发展评价分析 |
| 3.4.1 数据说明和描述性统计 |
| 3.4.2 计量模型和估计 |
| 3.4.3 假设检验 |
| 3.4.4 模型结果分析 |
| 3.4.5 稳健性检验 |
| 3.4.6 实证结论 |
| 第4章 气候投融资政策发展与演进 |
| 4.1 气候投融资政策的演进和研究现状 |
| 4.1.1 国外气候投融资政策的研究现状 |
| 4.1.2 国内气候投融资政策的研究现状 |
| 4.2 国际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发展现状 |
| 4.2.1 气候谈判下的资金机制 |
| 4.2.2 国际气候投融资体系现状 |
| 4.2.3 国际气候投融资政策评估制度 |
| 4.3 国内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现状概述 |
| 4.3.1 中国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发展现状 |
| 4.3.2 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发展现状 |
| 4.3.3 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的管理体制 |
| 4.4 国内外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的经验对比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双碳背景下气候投融资政策需求与设计 |
| 5.1 总体政策需求 |
| 5.1.1 气候投融资政策需求量化分析 |
| 5.1.2 规范气候投融资准入的政策需求 |
| 5.1.3 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政策需求 |
| 5.1.4 气候投融资市场发展的政策需求 |
| 5.1.5 完善气候信息的政策需求 |
| 5.1.6 强化协同机制的政策需求 |
| 5.2 政策体系建设路径 |
| 5.2.1 基于准入机制的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策略 |
| 5.2.2 基于绩效机制的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策略 |
| 5.2.3 基于激励机制的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策略 |
| 5.2.4 基于市场机制的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策略 |
| 5.2.5 基于信息机制的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策略 |
| 5.2.6 基于协同机制的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路径优化 |
| 5.3 监督评价体系 |
| 5.3.1 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评价思路 |
| 5.3.2 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评价的方法 |
| 5.3.3 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评价的应用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建议 |
| 6.2.1 加强气候投融资准入机制政策保障 |
| 6.2.2 强化气候投融资政策绩效和激励机制管理 |
| 6.2.3 优化气候投融资政策市场机制建设 |
| 6.2.4 完善气候投融资政策信息机制设计 |
| 6.2.5 打造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协同效应 |
| 6.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气候投融资金融机构与能源企业领导调查问卷及结果统计 |
| 附录二: 调研问卷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 致谢 |
（4）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对加拿大PPP模式的研究 |
| 1.2.2 国外对加拿大PPP模式的研究 |
| 1.3 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基础设施PPP模式及其理论基础 |
| 2.1 PPP模式一般性分析 |
| 2.1.1 PPP模式概念 |
| 2.1.2 PPP模式特征 |
| 2.1.3 PPP模式价值驱动因素 |
| 2.2 公共产品与基础设施相关理论 |
| 2.2.1 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 |
| 2.2.2 基础设施性质与市场失灵 |
| 2.2.3 基础设施分类与PPP项目选择 |
| 2.3 PPP模式与公共管理相关理论 |
| 2.3.1 公共选择与政府失灵理论 |
| 2.3.2 新公共管理理论与PPP实践 |
| 2.3.3 公共事业民营化组织形式 |
| 2.4 PPP模式缔约机制相关理论 |
| 2.4.1 交易费用理论与PPP模式 |
| 2.4.2 产权理论与PPP模式 |
| 2.4.3 委托代理理论与PPP模式 |
| 第3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动因及现状分析 |
| 3.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需求角度动因 |
| 3.1.1 经济发展对基础设施需求 |
| 3.1.2 基础设施老化与投资缺口 |
| 3.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供给角度动因 |
| 3.2.1 基础设施投资呈下降趋势 |
| 3.2.2 基础设施政府供给管理能力不足 |
| 3.2.3 基础设施战略与PPP政策导向 |
| 3.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现状与运作机制 |
| 3.3.1 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与特征 |
| 3.3.2 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现状与国际地位 |
| 3.3.3 基础设施PPP模式主要运作机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采购管理分析 |
| 4.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采购管理框架与管理原则 |
| 4.1.1 PPP模式全流程采购框架 |
| 4.1.2 PPP模式采购管理原则 |
| 4.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评估与采购决策体系 |
| 4.2.1 PPP全项目筛选及物有所值动态评估 |
| 4.2.2 PPP物有所值定性评估计分法 |
| 4.2.3 PPP物有所值定量评估方案 |
| 4.2.4 PPP物有所值创新因子与量化 |
| 4.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采购管理的竞争性与效率性 |
| 4.3.1 PPP项目竞合对话的充分竞争性 |
| 4.3.2 PPP项目非招标提案的竞争性优化 |
| 4.3.3 PPP项目技术与财务评标的权衡 |
| 4.3.4 PPP项目采购时间与成本的效率性 |
| 4.4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采购主合同边界条件 |
| 4.4.1 PPP项目合同标准化 |
| 4.4.2 PPP项目合同绩效产出边界 |
| 4.4.3 PPP项目合同回报机制边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投融资管理分析 |
| 5.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投融资结构 |
| 5.1.1 PPP项目投融资一般性分析 |
| 5.1.2 加拿大PPP项目投融资结构 |
| 5.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债券类融资构成及创新 |
| 5.2.1 PPP项目债券融资现状 |
| 5.2.2 PPP项目债券构成要素 |
| 5.2.3 绿色债券与PPP绿色项目协同创新 |
| 5.2.4 社会效益债券与公共服务融资创新 |
| 5.3 加拿大PPP项目政策性及商业银行金融支持与变革 |
| 5.3.1 加拿大基础设施银行对PPP政策性金融支持 |
| 5.3.2 省属金融管理局对基础设施建设支持 |
| 5.3.3 金融危机后商业银行PPP投融资变化与变革 |
| 5.4 加拿大养老金对基础设施及PPP项目投资与绩效 |
| 5.4.1 养老金资产配置与基础设施投资规模 |
| 5.4.2 养老金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与风险偏好 |
| 5.4.3 养老金基础设施投资方式与投资业绩 |
| 5.5 加拿大PPP产业投资基金与基础设施基金作用与机制 |
| 5.5.1 PPP产业投资基金类型及主要作用 |
| 5.5.2 PPP产业投资基金运作机制 |
| 5.5.3 联邦基础设施基金运作机制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管理分析 |
| 6.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特征及风险管理制度 |
| 6.1.1 基础设施PPP项目风险及特征 |
| 6.1.2 PPP模式风险管理原则与工具 |
| 6.1.3 PPP模式风险管理要素 |
| 6.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管理核心内容与管理实践 |
| 6.2.1 PPP项目风险识别 |
| 6.2.2 PPP项目风险分配 |
| 6.2.3 PPP项目风险评估 |
| 6.2.4 PPP项目风险救济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监管保障分析 |
| 7.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法律构成要素与制度框架 |
| 7.1.1 PPP模式法律构成要素 |
| 7.1.2 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下PPP立法特征 |
| 7.1.3 联邦与省级PPP法律制度框架 |
| 7.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专业机构与治理能力 |
| 7.2.1 PPP专业机构核心能力要素 |
| 7.2.2 联邦级PPP机构战略引导作用 |
| 7.2.3 省级PPP机构运营与执行能力 |
| 7.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监管机制 |
| 7.3.1 PPP模式绩效监管 |
| 7.3.2 PPP模式财政监管 |
| 7.3.3 PPP模式审计监管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评价 |
| 8.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效率评价 |
| 8.1.1 加拿大PPP项目交付效率分析 |
| 8.1.2 社会认可度与市场参与度分析 |
| 8.1.3 PPP模式经济系统性效益分析 |
| 8.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面临挑战 |
| 8.2.1 加拿大市级PPP模式发展受到制约 |
| 8.2.2 弱化对长期私营资本的需求及其影响 |
| 8.2.3 部分地区或项目未能真正实现物有所值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加拿大经验对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
| 9.1 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与现状 |
| 9.1.1 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 |
| 9.1.2 我国基础设施PPP项目发展现状 |
| 9.2 我国基础实施PPP模式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9.2.1 政府与社会资本PPP模式理念认识不清,双方合作地位不平等 |
| 9.2.2 PPP模式全生命周期监管、财政隐性风险、绩效管理存在不足 |
| 9.2.3 PPP项目融资属性欠缺,项目回报渠狭窄,存在短期投资倾向 |
| 9.3 加拿大经验对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
| 9.3.1 协调财政与发改部门轴心作用,建立省和市级PPP专业团队 |
| 9.3.2 提升PPP项目全生命周期绩效、财政及审计综合治理能力 |
| 9.3.3 加强PPP项目规划与筛选,完善物有所值定性与定量分析 |
| 9.3.4 优化PPP项目风险分担、回报方式与激励机制 |
| 9.3.5 拓展PPP多元化投融资市场,逐步向项目融资模式转变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新型智库发展优化研究 ——以地方社科院实践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相关研究 |
| (二)国内相关研究 |
| (三)研究现状评析 |
| 三、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论文结构 |
| 四、研究的方法 |
| (一)案例研究法与网络调研法 |
| (二)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 |
| (三)比较研究法 |
| 五、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点 |
| (二)有待改善之处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概念界定 |
| (一)智库与新型智库 |
| (二)社科院与地方社科院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治理理论 |
| (二)公共政策理论 |
| (三)制度供给理论 |
| (四)知识管理理论 |
| 第二章 新型智库发展的实践逻辑 |
| 一、新型智库发展的政策背景与战略目标 |
| (一)新型智库发展的政策背景 |
| (二)新型智库发展的战略目标 |
| 二、新型智库实践需求的三个基本维度 |
| (一)新型智库实践需求的政府维度:制度供给 |
| (二)新型智库实践需求的自身维度:内部治理 |
| (三)新型智库实践需求的关系维度:主体互动 |
| 三、新型智库实践需求三个基本维度的关系 |
| (一)三个基本维度的内在关系 |
| (二)三个基本维度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关系 |
| (三)三个基本维度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关系 |
| 第三章 新型智库发展成效、困境及归因:地方社科院案例研究 |
| 一、案例选择的典型意义 |
| (一)五种主要智库类型比较 |
| (二)地方社科院智库的特殊性与代表性 |
| 二、地方社科院智库的历史演进 |
| (一)地方社科院智库初步发展阶段(1949-1979年) |
| (二)地方社科院智库稳步探索阶段(1980-1999年) |
| (三)地方社科院智库快速发展阶段(2000 年至今) |
| 三、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发展的基本成效 |
| (一)地方社学院新型智库决策影响力提升 |
| (二)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传播影响力提升 |
| (三)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社会影响力提升 |
| 四、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发展的深层困境 |
| (一)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的身份困境 |
| (二)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的资政困境 |
| (三)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的资金困境 |
| (四)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的人才困境 |
| 五、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发展的影响因素 |
| (一)制度供给维度的制约 |
| (二)内部治理维度的制约 |
| (三)外部关系维度的制约 |
| 第四章 智库发展的国内外实践经验镜鉴 |
| 一、国外智库发展经验 |
| (一)国外智库的国家制度供给 |
| (二)国外智库的内部治理机制 |
| (三)国外智库的外部关系建构 |
| 二、国内智库发展经验(地方社科院以外的案例研究) |
| (一)中国社科院——国情调研中的智库科研管理机制创新 |
| (二)国经中心——理事会模式的智库内部治理探索 |
| (三)人大国发院——跨学科研究中的智库组织结构创新 |
| 第五章 新型智库发展优化之政府维度:制度供给 |
| 一、新型智库发展的国家制度供给体系 |
| (一)政治环境根本支撑 |
| (二)决策参与保障制度 |
| (三)机构体制改革制度 |
| (四)市场运行保障制度 |
| (五)舆论引导保障机制 |
| 二、加强新型智库发展的国家制度供给 |
| (一)优化国家总体战略布局 |
| (二)健全决策参与制度保障 |
| (三)加强机构重塑制度保障 |
| (四)强化市场运行制度保障 |
| (五)提升舆论引导机制保障 |
| 第六章 新型智库发展优化之自身维度:内部治理 |
| 一、探索新型智库法人治理结构 |
| (一)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国家相关政策 |
| (二)国外法人治理结构发展脉络溯源 |
| (三)国内事业单位相关改革基本经验 |
| (四)法人治理结构的智库适应性探讨 |
| (五)新型智库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对策 |
| 二、创新新型智库内部治理机制 |
| (一)新型智库战略目标清晰定位 |
| (二)新型智库决策研究机制优化 |
| (三)新型智库科研管理机制创新 |
| (四)新型智库知识管理机制拓新 |
| (五)新型智库现代运营机制强化 |
| 第七章 新型智库发展优化之关系维度:主体互动 |
| 一、新型智库与政府的关系 |
| (一)共同培育智库与政府协同研究机制 |
| (二)共同营造智库与政府沟通交流平台 |
| (三)共同打造智库与政府人员互动通道 |
| 二、新型智库与媒体的关系 |
| (一)积极支撑新闻媒体深度政策宣传 |
| (二)紧密结合网络媒体推动品牌传播 |
| (三)完善自身媒体建设拓展潜在关系 |
| 三、新型智库与公众的关系 |
| (一)以公众为智库营养源泉 |
| (二)恰当参与公共舆论引导 |
| (三)成为政府与公众的纽带 |
| 四、新型智库与同行的关系 |
| (一)拓展国内同行合作关系 |
| (二)拓展国际同行合作关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6）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主要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本文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财政分权相关文献综述 |
| 2.1.1 财政分权内涵 |
| 2.1.2 财政分权测度 |
| 2.2 经济发展质量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经济发展质量内涵 |
| 2.2.2 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构建与测度 |
| 2.3 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关系相关文献综述 |
| 2.3.1 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 |
| 2.3.2 财政分权与资源优配 |
| 2.3.3 财政分权与要素扭曲 |
| 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理论基础与作用机制 |
| 3.1 财政分权理论 |
| 3.1.1 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 |
| 3.1.2 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 |
| 3.1.3 中国式财政分权理论 |
| 3.2 经济发展相关理论 |
| 3.2.1 经济增长理论 |
| 3.2.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3.3 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的直接作用机制分析 |
| 3.3.1 效率提升 |
| 3.3.2 结构优化 |
| 3.3.3 经济稳定 |
| 3.3.4 动能培育 |
| 3.3.5 绿色环保 |
| 3.3.6 民生改善 |
| 3.4 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的传导作用机制分析 |
| 3.4.1 财政分权与资源优配效应 |
| 3.4.2 财政分权与要素扭曲效应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的测度与现状观察 |
| 4.1 财政分权测度 |
| 4.1.1 指标选择 |
| 4.1.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4.2 经济发展质量的测度 |
| 4.2.1 指标体系构建 |
| 4.2.2 测度方法选择 |
| 4.2.3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4.3 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的现状观察 |
| 4.3.1 财政分权的现状观察 |
| 4.3.2 经济发展质量的现状观察 |
| 4.3.3 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的拟合现状观察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直接效应检验 |
| 5.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 基准检验及成因分析 |
| 5.2.1 收入分权检验 |
| 5.2.2 支出分权检验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3.1 替换被解释变量 |
| 5.3.2 更换模型估计方法 |
| 5.3.3 内生性问题处理 |
| 5.4 异质性检验 |
| 5.4.1 结构异质性检验 |
| 5.4.2 区域异质性检验 |
| 5.4.3 时序异质性检验 |
| 5.5 拓展分析:非线性思考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传导效应检验 |
| 6.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6.1.1 模型构建 |
| 6.1.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2 资源优配效应的传导途径检验及成因分析 |
| 6.2.1 科技投入传导途径 |
| 6.2.2 环境投入传导途径 |
| 6.2.3 FDI传导途径 |
| 6.3 要素扭曲效应的传导途径检验及成因分析 |
| 6.3.1 产能利用率传导途径 |
| 6.3.2 市场分割传导途径 |
| 6.3.3 投资偏好传导途径 |
| 6.3.4 公共支出结构偏向传导途径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4.1 资源优配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
| 6.4.2 要素扭曲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基于直接效应检验的政策建议 |
| 7.2.2 基于传导效应检验的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7）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1.2.1 国内外生态效率的相关研究进展 |
| 1.2.2 国内外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进展 |
| 1.2.3 国内外城镇化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进展 |
| 1.2.4 国内外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研究进展 |
| 1.2.5 国内外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创新之处 |
| 2 理论基础与机理阐释 |
| 2.1 城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 |
| 2.1.1 区位理论 |
| 2.1.2 结构理论 |
| 2.1.3 人口迁移理论 |
| 2.1.4 非均衡发展理论 |
| 2.1.5 城市规划理论 |
| 2.2 生态效率的相关理论 |
| 2.2.1 环境经济学理论 |
| 2.2.2 生态经济学理论 |
| 2.2.3 内生增长理论 |
| 2.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5 中国生态文明观 |
| 2.3 城镇化建设影响城市生态效率的机理阐释 |
| 2.3.1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分析 |
| 2.3.2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分析 |
| 2.3.3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效应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3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与城市生态效率水平的现实考察 |
| 3.1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的发展现状 |
| 3.1.1 制度变迁背景下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的演变历程 |
| 3.1.2 基于城市层面的长江经济带城镇化评价指标构建 |
| 3.1.3 基于城市层面的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水平的现状分析 |
| 3.2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发展现状 |
| 3.2.1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 |
| 3.2.2 基于包含非期望产出SBM-DEA模型的生态效率测度 |
| 3.2.3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水平的时空演变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4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研究 |
| 4.1 模型设定、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4.1.1 模型设定 |
| 4.1.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4.2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4.2.1 基准模型回归 |
| 4.2.2 工具变量回归 |
| 4.3 稳健性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5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 |
| 5.1 影响机制检验模型设定 |
| 5.2 产业结构优化机制检验 |
| 5.2.1 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结构优化机制 |
| 5.2.2 社会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结构优化机制 |
| 5.3 人力资本积累机制检验 |
| 5.3.1 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人力资本积累机制 |
| 5.3.2 社会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人力资本积累机制 |
| 5.4 产业集聚机制检验 |
| 5.4.1 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集聚机制 |
| 5.4.2 社会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集聚机制 |
| 5.5 地方政府竞争的调节作用 |
| 5.5.1 政府竞争调节作用的模型设定 |
| 5.5.2 政府竞争调节作用的实证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 |
| 6.1 空间自相关分析 |
| 6.1.1 空间自相关检验方法 |
| 6.1.2 空间自相关检验结果 |
| 6.2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交互及溢出效应分析 |
| 6.2.1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
| 6.2.2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 6.2.3 区域异质性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8）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经典霸权理论回顾 |
| 1.2.2 债务与国家兴衰的关系 |
| 1.2.3 信用理论的演化发展 |
| 1.2.4 民族国家与财政国家的概念构建 |
| 1.2.5 文献述评 |
| 1.3 论文的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论文的主要内容 |
| 1.3.2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2章 国家信用的概念重建、理论基础及历史背景 |
| 2.1 国家信用的概念重建 |
| 2.1.1 国家信用的传统定义及其局限 |
| 2.1.2 国家信用系统的三角结构:实力、制度以及金融市场 |
| 2.1.3 优良国家信用担保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霸权兴起的促进作用 |
| 2.2 经济学与社会学理论下的信用内涵 |
| 2.2.1 西方经济学的信用内涵 |
| 2.2.2 马克思对信用的界定及其形式的划分 |
| 2.2.3 社会学的信用内涵 |
| 2.3 国家信用担保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诞生 |
| 2.3.1 欧洲近代国家公共财政的矛盾与惯性 |
| 2.3.2 国家举债推动下的欧洲金融市场发展 |
| 2.3.3 财政与债务问题牵引下的国家转型 |
| 第3章 荷兰公债成败与霸权兴衰的国家信用逻辑 |
| 3.1 荷兰霸权兴衰的轨迹、理论以及公债信用的意义 |
| 3.1.1 荷兰霸权兴衰的历史轨迹 |
| 3.1.2 荷兰霸权兴衰的经典理论 |
| 3.1.3 国家信用担保的公债体制对荷兰霸权兴衰的意义 |
| 3.2 荷西争霸期间两国公债体制的绩效比较及其影响 |
| 3.2.1 荷西公债体制的绩效差异:利率、期限以及额度 |
| 3.2.2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对争霸战争结果的影响机制 |
| 3.2.3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对本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 |
| 3.3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的根源: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 |
| 3.3.1 荷兰优良国家信用的来源:财富、自治政体、税收改革、公债市场化与稳定的金融市场 |
| 3.3.2 西班牙国家信用低劣的根源:经济落后、王室专权、税制混乱 |
| 3.3.3 荷兰霸权衰落的公债及国家信用逻辑:军事压力与财政改革迟缓 |
| 第4章 英国国债、金融革命与霸权兴衰的国家信用逻辑 |
| 4.1 英国霸权兴衰的历史、理论与国债信用的意义 |
| 4.1.1 英国霸权兴衰的历史逻辑 |
| 4.1.2 英国霸权兴衰的经典理论 |
| 4.1.3 以国债及国家信用视角研究英国霸权兴衰的意义 |
| 4.2 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及其绩效差异对两国霸权竞争的影响 |
| 4.2.1 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起源与差异 |
| 4.2.2 英法百年争霸战争过程中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绩效差异 |
| 4.2.3 英法国家债务的市场化操作对金融市场乃至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 |
| 4.3 英法国家信用优劣差异的根源 |
| 4.3.1 英国卓越国家信用的来源：特权垄断公司、国家安全、财政集中度、国债市场制度化与独立中央银行的监督 |
| 4.3.2 法国国家信用不良的根源:财政改革受限、中央银行缺位及王权绝对专制 |
| 4.3.3 英国国家信用先于且导致霸权衰落的逻辑:经济衰退、一战、金本位制与资本流出 |
| 第5章 美国国债、国家信用的起源和完善及其对霸权崛起的影响 |
| 5.1 美国霸权的快速崛起、国债的起源与国家信用的思想渊源 |
| 5.1.1 美国霸权崛起的历程 |
| 5.1.2 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独立战争时期的大陆贷款处票据与外债 |
| 5.1.3 美国国家信用的思想渊源:汉密尔顿的国债信用思想 |
| 5.2 美国国家信用初步完善所依托的六大支柱 |
| 5.2.1 实力因素:制造业驱动经济增长 |
| 5.2.2 制度因素:集中度更高的联邦制、以间接税为主的联邦税收体系 |
| 5.2.3 金融市场因素:统一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与国际接轨的货币体系 |
| 5.3 美国霸权崛起期国债与国家信用对实力的提升效应 |
| 5.3.1 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 |
| 5.3.2 为华尔街金融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础 |
| 5.3.3 为美国参与的重大战争筹集军费 |
| 第6章 透视美国霸权现状及其未来的国家信用逻辑 |
| 6.1 美元危机的本质与美元霸权的确立 |
| 6.1.1 关于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讨论 |
| 6.1.2 美国货币权力的演变: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与美元霸权的确立 |
| 6.1.3 美元危机出现与美元霸权确立的国家信用逻辑 |
| 6.2 美国国家信用的现状、隐患以及替代者缺失 |
| 6.2.1 美国国家信用的现状与优势 |
| 6.2.2 美国国家信用衰落的内部隐患:国债主动违约风险、无底线量化宽松、财政纪律松弛 |
| 6.2.3 欧元作为美元潜在替代者的国家信用缺陷 |
| 6.3 美日英德法的国家信用测度 |
| 6.3.1 体系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3.2 熵值法赋权 |
| 6.3.3 结果分析 |
|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 7.1 1500 年以来的信用—霸权周期演进 |
| 7.1.1 荷兰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1.2 英国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1.3 美国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2 美国信用—霸权周期的未来 |
| 7.2.1 美国金融市场体系的风险累积 |
| 7.2.2 全球化的分裂 |
| 7.3 疫情后的中国选择 |
| 7.3.1 中国的国债市场化道路、差距与对策 |
| 7.3.2 央行独立性与财政纪律 |
| 7.3.3 金融市场深化与开放 |
| 7.3.4 提升产业科技竞争力夯实国家信用之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研究 ——基于制度变迁的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研究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
| 1.2 研究目标、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主要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 核心观点、理论支点及分析框架 |
| 1.3.1 核心观点 |
| 1.3.2 理论支点与分析框架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保障性住房及其制度 |
| 2.1.2 有效供给与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 |
| 2.2 理论观点回顾与研究的新视角切入 |
| 2.2.1 保障房相关理论观点回顾 |
| 2.2.2 研究的新视角切入: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 |
| 2.2.3 制度及其变迁与保障性住房供给政策的关联性 |
| 2.3 为什么要诉求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制度变迁理论的解释 |
| 2.3.1 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政策诉求的背景与意义 |
| 2.3.2 推动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制度变迁解释 |
| 第3章 历史回顾:我国保障性住房“政府引导市场”的制度变迁逻辑 |
| 3.1 住房政策和住房市场变迁: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历史背景 |
| 3.1.1 政府包办的福利分房制度时期(1949~1978) |
| 3.1.2 住房商品化改革试点与初步探索阶段(1978~1998) |
| 3.1.3 全面市场化启动与商品房市场初步发展阶段(1998~2003) |
| 3.1.4 受土地财政影响房地产非理性迅猛发展阶段(2004~2018) |
| 3.2 我国保障房与住房改革的互动: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历史回顾 |
| 3.2.1 住房商品化试点与推进中的保障性住房制度探索阶段(1978~1998) |
| 3.2.2 保障房体系伴随住房商品化全面实施而初步确立阶段(1998~2001) |
| 3.2.3 保障性安居工程随土地财政凸显而逐渐萎缩阶段(2002~2006) |
| 3.2.4 保障房体系重新确立并逐步完善阶段(2007~至今) |
| 3.3 政府引导市场:我国保障性住房模式改革的历史逻辑与制度变迁解释 |
| 3.3.1 政府引导市场:历史背景与现实困局 |
| 3.3.2 “政府引导市场”: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路径选择的历史逻辑 |
| 3.4 制度变迁解释:交易费用逻辑下强制性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互动 |
| 第4章 现实反思: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不足的制度考察 |
| 4.1 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不足:现状与制度因素 |
| 4.1.1 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不足的现状剖释 |
| 4.1.2 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不足问题的制度因素探究 |
| 4.2 重建设轻后续管理:我国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偏差的交易费用理论分析 |
| 4.2.1 厚此薄彼:保障性住房建设与后续管理的不平衡发展 |
| 4.2.2 问题的原因:认识偏差与制度障碍 |
| 4.2.3 问题的解释:交易成本影响决策与制度生成逻辑 |
| 4.3 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悖论 |
| 4.3.1 “可负担性”成本控制与保障房制度可持续要求的悖论 |
| 4.3.2 产权“完整性”流转要求与产权“约束性”工具的悖论 |
| 4.3.3 获得住房保障资格与导致更高生活工作成本的悖论 |
| 4.3.4 人口结构性流动与各地省、市、区“计划供给”的悖论 |
| 4.4 保障性住房土地供应不足与城乡土地供给结构性矛盾 |
| 4.4.1 农村土地入市对接保障性住房建设机制不畅 |
| 4.4.2 保障性住房土地供应成本问题与城乡土地供需结构性矛盾 |
| 4.5 旧模式与新要求:当前“政府引导市场”困境与制度变迁诉求 |
| 4.5.1 政府引导市场的管理困境 |
| 4.5.2 双向互动与动态变迁:保障房制度变革诉求 |
| 第5章 实证分析:供给有效性不足折射制度与经济社会结构契合度欠缺 |
| 5.1 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宏观考察的实证检验 |
| 5.1.1 研究设计 |
| 5.1.2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2 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微观考察的实证分析 |
| 5.3 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的调查及统计分析 |
| 5.4 基于制度变迁的结果分析 |
| 第6章 个案分析: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不足制度突围典型模式 |
| 6.1 重庆“破除四重壁垒”模式 |
| 6.1.1 优惠政策突破人口流动壁垒 |
| 6.1.2 突破土地属性壁垒 |
| 6.1.3 突破住房品质差异壁垒 |
| 6.1.4 信息化平台突破后期管理壁垒 |
| 6.2 上海共有产权房模式 |
| 6.2.1 共有产权房制度及其目的 |
| 6.2.2 上海共有产权模式产生的背景 |
| 6.2.3 上海保障性住房共有产权模式的运行机制 |
| 6.3 江西省丰城市企业化经营模式 |
| 6.3.1 江西省丰城市保障性住房企业化运作模式背景 |
| 6.3.2 丰城市保障性住房制度企业化运作及其意义 |
| 6.4 上述个案的制度变迁逻辑:“租”与“交易费用”引致制度变迁 |
| 第7章 “内生”与“外生”: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制约因素两大关键点 |
| 7.1 外生制约因素:影响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环境条件 |
| 7.1.1 制度环境缺陷: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不足的法制困惑 |
| 7.1.2 信息工具赋能不足:保障房制度运行交易成本降低的瓶颈 |
| 7.2 内生制约因素:产权、信用缺陷限制交易的发生和发展 |
| 7.2.1 产权问题: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核心制约因素 |
| 7.2.2 重要制约因素:信用问题与保障性住房各主体间金融需求矛盾 |
| 第8章 推动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制度设计 |
| 8.1 从“政府引导市场”到“市场引导政府”: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改革的总路向 |
| 8.1.1 “市场引导政府”内涵与意义 |
| 8.1.2 “市场引导政府”制度模式选择的必要性 |
| 8.1.3 市场引导政府新模式视角下政府与市场互动的逻辑 |
| 8.2 完善法律与契约制度,营造保障房制度运行环境 |
| 8.2.1 完善法律制度 |
| 8.2.2 完善契约制度 |
| 8.3 土地产权改革“破局”矛盾:农村集体土地入市对接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帕累托改进 |
| 8.3.1 以法制硬核强化集体主体性地位,形成政府与集体地权的制衡机制 |
| 8.3.2 落实农村土地改革新政策,优化适应保障房市场的土地产权结构 |
| 8.3.3 实行土地指标交易,打破保障性住房建设地理空间局限性 |
| 8.4 政府与市场互动:破解悖论以增强保障房供给的“有效性” |
| 8.4.1 制度创新破解“重建设轻管理”的偏差:交易成本的分析 |
| 8.4.2 对接农村建设用地:节约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土地成本 |
| 8.4.3 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把握相关主体的行为逻辑 |
| 8.4.4 产权与保障模式优化:形成“约束性”与“流转性”对立统一机制 |
| 8.4.5 复合产权结构:破解保障性住房信用不足与融资难之间矛盾 |
| 8.5 网络与大数据工具赋能:精准识别破解保障性住房管理成本问题 |
| 8.5.1 落后于经济社会形势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制度呼唤数字技术革命 |
| 8.5.2 多元数据平台建设措施,降低保障性住房供给制度实施的交易成本 |
| 8.5.3 降低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制度运行成本的管理信息系统设想 |
| 8.6 本章总结:制度与经济社会结构互动及其变迁的分析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进一步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进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资本约束与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主要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 |
| 1.4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 |
| 2.1 资本约束的动因及起源 |
| 2.2 资本约束与银行经营绩效 |
| 2.3 资产证券化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 |
| 2.3.1 资产证券化的动因分析 |
| 2.3.2 资产证券化对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 |
| 2.4 公司治理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 |
| 2.4.1 银行公司治理区别的共识 |
| 2.4.2 公司治理对商业银行绩效的影响 |
| 2.5 文献述评 |
| 3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
| 3.1 理论分析 |
| 3.1.1 资本约束的相关理论分析 |
| 3.1.2 银行资本监管制度变迁及现状 |
| 3.2 资本约束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传导机制分析 |
| 3.2.1 资本约束对城商行安全性影响的传导机制分析和研究假设 |
| 3.2.2 资本约束对城商行流动性影响的传导机制分析及研究假设 |
| 3.2.3 资本约束对城商行盈利性影响的传导机制分析及研究假设 |
| 3.3 资本约束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异质性影响 |
| 3.4 资本约束、资产证券化对城商行经营绩效影响的传导机制及研究假设 |
| 3.5 资本约束、公司治理对城商行经营绩效影响的传导机制及研究假设 |
| 4 资本约束与城商行经营绩效的实证研究 |
| 4.1 资本约束与城商行经营绩效的实证分析:安全性 |
| 4.1.1 研究设计 |
| 4.1.2 描述性统计 |
| 4.1.3 实证分析 |
| 4.1.4 稳健性检验 |
| 4.2 资本约束与城商行经营绩效的实证分析:流动性 |
| 4.2.1 研究设计 |
| 4.2.2 描述性统计 |
| 4.2.3 实证分析 |
| 4.2.4 稳健性检验 |
| 4.3 资本约束与城商行经营绩效的实证分析:盈利性 |
| 4.3.1 研究设计 |
| 4.3.2 描述性统计 |
| 4.3.3 实证分析 |
| 4.3.4 稳健性检验 |
| 4.4 本章结论 |
| 5 资本约束、资产证券化与城商行经营绩效的实证分析 |
| 5.1 资本约束、资产证券化与城商行安全性 |
| 5.1.1 研究设计 |
| 5.1.2 实证分析 |
| 5.2 资本约束、资产证券化与城商行流动性 |
| 5.2.1 研究设计 |
| 5.2.2 实证分析 |
| 5.3 资本约束、资产证券化与城商行盈利性 |
| 5.3.1 研究设计 |
| 5.3.2 实证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资本约束、公司治理与城商行经营绩效的实证分析 |
| 6.1 资本约束、公司治理与城商行安全性 |
| 6.1.1 研究设计 |
| 6.1.2 实证分析 |
| 6.2 资本约束、公司治理与城商行流动性 |
| 6.2.1 研究设计 |
| 6.2.2 实证分析 |
| 6.3 资本约束、公司治理与城商行盈利性 |
| 6.3.1 研究设计 |
| 6.3.2 实证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资本约束与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 |
| 7.1.2 资本约束、资产证券化与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 |
| 7.1.3 资本约束、公司治理与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 |
| 7.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中国城市经济的制度安排与绩效（论文参考文献）
- [1]企业主导的城市轨道交通与土地一体化开发研究[D]. 滕梓源. 北京交通大学, 2021
- [2]约束性放权：地方政府剩余权激励与问责调适[D]. 刘滨. 吉林大学, 2021
- [3]双碳背景下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与发展研究[D]. 丁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1(02)
- [4]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D]. 刘琨. 吉林大学, 2021(12)
- [5]新型智库发展优化研究 ——以地方社科院实践为例[D]. 周笑梅. 吉林大学, 2021(12)
- [6]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研究[D]. 吕程. 辽宁大学, 2021(02)
- [7]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D]. 刘淼.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8]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D]. 李黎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9]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研究 ——基于制度变迁的分析视角[D]. 张旭文.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10]资本约束与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D]. 张剑波.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标签：城市经济论文;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论文; 长江经济带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