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加快江西有色金属工业发展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迟也迪[1]（2021）在《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产业结构优化是一国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于产业结构优化而言能够发挥显着的影响作用。现如今,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和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产业结构优化的难度有所增大。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且短期内并没有复苏的迹象。在此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下,研究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是具有较强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以国有经济相关理论和产业经济学相关理论等理论基础为依据,深入分析和检验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果和机制,既能够丰富相关主题的研究内容,又能够构建起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研究逻辑,对于如何更好地通过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提供一定的学术贡献。从本文的研究思路方面来看,首先进行了相关理论基础的总结和相关文献的评述。其次,对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的现实基础进行了分析和概括。再次,依据前文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对于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理论机制进行了分析。最后,分别从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和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不同角度出发,分别对其总体影响、异质性分析及影响机制等多个方面,运用多种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了细致的实证检验。在本文的结尾处,依据全文的研究内容提出了本文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历史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这三个方面。按照理论机制分析的研究脉络,首先,分别从产业布局和区域布局两个维度分析了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总体影响,为后文的实证检验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其次,在产业布局维度分析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时,考虑到不同功能定位类型的国有经济,其担负的使命及战略性调整的方向各有不同,需要分析不同功能定位类型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此影响机制分析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分析不同类型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有何不同;二是进一步探索不同类型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是如何实现的。再次,在区域布局维度分析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时,以区域市场化水平和政府经济干预程度作为区域制度基础,分析了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通过影响区域制度基础进而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机制。最后,基于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要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以强化其战略性的思考,在产业布局维度上,以不平衡增长理论为视角,分析了在国家发展战略背景下,通过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来有选择地推动战略相关产业的发展,进而能否显着地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在区域布局维度上,以制度变迁理论为视角,分析了国家发展战略背景下通过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来推动制度变迁的演进,进而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影响的可行性,以及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是否通过影响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情况,进而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进程。从总体来看,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能够起到显着的促进作用,通过理论机制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到主要的具体结论如下。无论是从总体影响检验方面,还是从不同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分类下的异质性检验方面,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均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而且资本密集度、经营成本、市场绩效、营收水平、固定资产利用率和市场化水平等中介变量,在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的影响机制中都发挥着显着作用。在国家发展战略的视角下以“中国制造2025”战略和供给侧改革为例,实证结果表明,战略相关行业样本分组下,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着促进作用,且战略相关行业人均总产值、资源配置效率、财务融资水平和固定资产利用率等中介变量,在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的影响机制中都发挥着显着作用。此外,作为前文内容的补充和拓展,以上市公司数据作为国有资本微观数据基础,得到了国有资本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促进作用的结论,且在不同控股情况下多次验证了此结论。就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而言,市场机制对于其影响机制基本上能够发挥较为积极的作用,但在政府调节机制下,战略性调整对于产业结构高度化相对更具积极作用,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则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具体结论基本如下。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于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着促进的总体影响。在基于制度基础的影响机制检验中,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通过对外开放程度的调节作用,促进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但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而通过政府政治激励的调节作用,则既不利于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也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通过市场化水平的中介效应,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显着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而通过政府经济干预的中介效应,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显着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但抑制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不同区域的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但抑制了产业结构合理化,而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既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也促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进一步地,异质性分析基础上的影响机制检验中,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区域特征综合变量,结果显示,通过区域特征的中介效应,东部、中部地区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而对于东北、西部地区而言,不存在通过区域特征变量的中介效应。通过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验证了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以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通过双重差分法和PSM-DID方法得出,国有资本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本文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以往文献在研究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时,多以定性分析方法为主,而很少采用定量分析方法。本文既克服了缺乏相关实证检验借鉴的困难,也克服了核心变量衡量及数据获取等方面的困难,尽力量化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等核心概念,运用多种实证研究方法和各种严谨的条件检验,确保实证结果的准确性。其次,现有文献在研究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时,一般将制度因素视为外生因素。而本文在相关影响机制部分,分析和检验了制度基础在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机制中的调节作用和中介效应,丰富了相关主题的研究内容。再次,以往文献中较少关注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而本文构建了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进行了相关的空间计量分析,拓展了相关主题的研究视阈。最后,现有文献关于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是否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这一问题鲜有探讨,更多的是探讨如何通过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这类方法论方面的问题,且缺乏实证依据。而本文通过构建“两个维度、三个方面”这一本文特有的研究体系,即产业布局、区域布局两个维度和国有资产布局、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布局、国有资本布局三个方面,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阐明了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能够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显着影响,并通过影响机制分析与检验探索了其成因。
白继山[2]（2021）在《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评估与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一个农业大国,迅速地成长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第一制造大国,工业增加值从1952年的120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30516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970.6倍,年均增长11.0%。而在上述瞩目成绩的背后,也需认识到,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和投资回报率的下降,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驱动要素应逐步实现从劳动力要素驱动主导到资本要素驱动主导,再到知识要素驱动主导的升级过程。2012年之后,中国经济处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跨越的进程中,从供给侧来看,全要素生产率（TFP）提升是改善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来源。工业作为中国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其经济增长动力由要素投入拉动向TFP增长驱动转变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增长阶段是否能够顺利完成跃迁。目前对于中国工业TFP增长的研究已十分丰富,但大部分研究均局限在新古典增长框架下进行,使用索洛余值的方式理解TFP增长。根据诱致性技术变革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可知,TFP增长来源于技术进步,而研发行为本身具有偏向（Biased）特征,并总是体现为使用充裕要素和节约稀缺要素。如果打破新古典中性TFP增长的设定方式,则能够为研究技术进步打开新的局面,特别是在技术进步存在偏向特性的情况下,探讨这种偏向是否适宜于中国工业TFP的增长,将成为一个有意义的研究话题。工业技术进步偏向应如何定义和测度?不同的技术进步偏向,其产生的来源有何不同?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如何判断,其评价维度有哪些?中国工业的高速经济增长究竟多大程度来源于非中性的技术进步?中国在工业化前期、中期、后期阶段,是否拥有不同的技术进步偏向?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产生的来源是什么,地区和行业层面有何差异特征?若以技术进步偏向是否促进了工业TFP增长作为适宜性的评价标准,中国工业宏观、地区和行业层面的技术进步偏向是否适宜,目前有何提升空间?中国工业宏观、地区和行业层面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如何才能通过调节影响因素,进一步提高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基于上述问题,本文首先在一个能够体现非中性技术进步的要素增强型CES生产函数框架下,构造了技术进步偏向的识别方程,明确技术进步偏向的判定标准和依据;然后进一步根据Acemoglu（2002）的导向型技术进步理论,明确了技术进步偏向产生的两种决定效应;并在一个嵌入技术进步偏向的经济核算框架,以技术进步偏向是否促进了工业TFP增长作为适宜性的评价标准,对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进行了定义,并明确了适宜性的评价维度与总体原则。随后,本文基于中国工业宏观层面、31个省份的地区层面以及35个行业层面的全面数据,通过分析中国工业要素禀赋以及要素稀缺性的演进历程,明确了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诱致基础;然后通过使用Klump等（2012）提出的非线性三方程联立的标准化供给面系统,采用非线性似不相关估计（NLSUR）方法,对中国工业宏观、地区层面和行业层面技术进步偏向进行全方位的识别,明确中国工业三个层面技术进步偏向的演变历程以及决定机制。再次,本文进一步使用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评估框架,从两个维度对中国工业在宏观、地区和行业层面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进行全面评估,明确现有的技术进步偏向是否适宜,确定未来适宜性的可改进空间。最后,在明确了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改进方向之后,本文对中国工业宏观、地区和行业层面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明确未来通过何种途径,才能提高三个层面的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加强技术进步偏向对于工业TFP增长的促进作用,为工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通过研究,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有:（1）从理论上来看,工业技术进步的偏向由市场规模决定效应和价格决定效应联合决定,前者倾向于促使技术进步偏向于充裕要素,后者倾向于促使技术进步偏向于稀缺要素,两种决定效应的作用力完全相反,效应更强的一方决定了技术进步偏向的最终走向。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存在两个评价维度,其中第一个维度是判断技术进步偏向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进行耦合之后,是否促进了工业TFP增长;第二个维度是判断技术进步偏向与要素效率的比较优势进行耦合之后,是否促进了工业TFP增长。当技术进步偏向与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或者要素效率比较优势耦合之后,两者对工业TFP增长的总效应为正,技术进步偏向方能满足适宜性的要求,从而保障工业TFP的增长。（2）从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诱致基础来看,宏观层面资本持续深化引发的市场规模决定效应以及劳动成本上升带来的价格决定效应均存在加强的趋势,但近期劳动力稀缺引发的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可能引发价格决定效应作用出现快速增强的特征,从而诱发工业技术进步朝着劳动偏向转换。此外,中国东、中、西部省份和资源、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诱致基础存在明显的差异特征。（3）从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演变历程与决定机制来看,工业宏观、地区和行业层面的技术进步大多呈现出由资本偏向转为劳动偏向的趋势,价格决定效应取代市场规模决定效应,成为影响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主导效应,绝大部分行业和地区技术进步偏向的决定机制已经完成了转换,但不同地区和行业的技术进步偏向转折点存在先后差异。其中,东部和中部省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发生转折的时间较早,约在2004年左右;而西部省份发生2006年前后。另一方面,资源密集型行业在2001-2016年期间未出现明显的技术进步偏向转折,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技术进步在2008年转为劳动偏向。（4）从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的评估结果来看,由于技术进步偏向和要素禀赋比较优势耦合作用对工业TFP增长的影响均十分微弱,技术进步偏向和要素效率比较优势耦合作用对工业TFP增长的影响均十分明显,因此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判断均由第二个维度的评估结果所决定,说明在中国工业劳动效率水平更具优势的情况下,只有劳动偏向的工业技术进步才是适宜的。随着工业技术进步完成了资本偏向到劳动偏向的转变,工业宏观、地区和行业层面的技术进步偏向总体上呈现出了由强非适宜状态向弱适宜状态的过渡,也就是技术进步偏向和要素效率比较优势的耦合作用由抑制工业TFP增长,转向促进TFP增长所影响。其次,西部省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转折早于东部和中部省份,但东部和中部省份的适宜性程度高于西部省份。最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技术进步偏向较早转为弱适宜状态,劳动密集型行业技术进步偏向的弱适宜状态尚未完全稳定,资源密集型行业技术进步偏向的强非适宜问题仍然十分突出。（5）从影响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主导因素来看,经济发展水平、研发投入、人力资本水平、资本深化程度以及劳动稀缺性是影响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主要因素。在确定劳动偏向为中国工业技术进步的适宜性状态之后,具体来看,经济发展水平、研发投入、人力资本水平和劳动稀缺性的上升,能够提升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程度;资本深化水平的提升则将降低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程度。需注意的是,各因素对工业地区和行业层面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作用方向和力度,存在明显的差异特征。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凝练了三条提升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程度的政策建议:一是从宏观层面来看,在工业技术进步偏向已经完成由资本偏向转为劳动偏向的状态下,需顺应人口红利消失的现实背景,既要在内因方面,通过要素市场化配置,增强其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价格决定效应,提高技术进步的劳动偏向程度;也要在外因方面,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水平。由此内外结合,提高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程度,从而为工业TFP增长注入更多动力。二是从地区层面来看,对于东部和中部省份来说,应进一步通过要素市场化配置,保持适宜性程度稳定在较高水平,其中东部省份还可以通过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水平,促进适宜性程度的提高;中部省份可以通过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研发投入,促进适宜性程度的提高,并重点加强人力资本水平对适宜性的促进作用。西部省份应紧跟中部和东部省份的脚步,尽快促使西部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跨过门槛,早日成为提升工业技术进步劳动偏向适宜性的重要推动力,加快提升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程度。三是从行业层面来看,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来说,应通过提升行业规模、盈利水平、研发投入、人力资本水平,将其技术进步偏向性稳定在适宜状态,并不断提升其适宜性程度。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来说,应通过增加研发水平,扩大其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优势。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来说,应通过增加研发投入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扩大其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优势。对于资源密集型行业来说,应推进其技术进步偏向的决定效应重新回到市场化调节之中,并有效发挥各影响因素对其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影响,推进其技术进步偏向由非适宜状态尽快转向适宜状态,并以适宜性转变成为扭转其TFP负增长的契机。
戴子俊[3]（2020）在《江西地方政府行业管理职能转变研究 ——以黄金行业为例》文中认为近年来,随着政府机构改革的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全面实施,行业发展规划、行业政策指导、行业标准制定等都对工业行业管理提出了新要求,行业管理部门、行政管理职能面临重新调整。黄金行业管理作为工业行业管理中重要的一部分,旨在推进黄金产业结构调整,指导企业生产管理,组织对黄金矿产非法开采的治理整顿等。当前,江西省黄金行业管理部门分省市县（区）三级,江西省黄金管理局是行政审批审查机关,在主要黄金矿山、冶炼企业聚集地设有XX市县（区）黄金管理局,服务辖区内黄金相关企业。在江西省政府全面实施“放管服”改革的大环境下,研究地方政府行业管理职能转变问题,对于打造“五型”政府,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十分必要。本文的研究围绕江西地方政府行业管理职能转变这一主题,以黄金行业为例,对全省的黄金行业发展的历程和管理变革进行了梳理,在调查和分析江西省黄金行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总结了江西省黄金行业管理的特点,指出了黄金行业管理存在的诸如管理机构碎片化、职能边缘化、管理立法滞后等问题。通过文献检索法、实证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从公共管理的视角出发,分析推导出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行政管理职能转变未完全到位。将政府职能转变与行业管理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探求公共管理视角下地方政府管理的创新。以此分析出黄金行业管理存在的问题,在职能转变、机构调整、机制改革等方面进行研究和探讨,并针对问题提出了重新定位相关对策和措施。
张津伟[4]（2019）在《中矿资源国际化战略演进及产业生态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矿资源作为我国最早成规模“走出去”的地勘企业,自1999年至今已经走过了20个年头。在此期间,公司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堪称我国地勘行业国际化“最佳实践”企业之一。论文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企业演化理论、产业经济学理论,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对中矿资源国际化战略阶段特征、战略绩效、成功要素、演进机理以及产业生态优化等问题展开研究。论文取得成果如下:（1）中矿资源国际化战略三个阶段依次递进,表现出相应的阶段特征:第一阶段特征为“借船出海”、专一化战略和“打工者”地位;第二阶段特征为实施纵向一体化和同心多元化战略;第三阶段特征为实施跨领域相关多元化战略和实现跨越式发展。中矿资源三个阶段战略均取得了较好的绩效,这些绩效分别表现为财务绩效、市场绩效、产业生态绩效等。中矿资源三个阶段战略的成功,既取决于高管团队的内在特质,又取决于企业内部资源能力与外部环境机会的匹配,以及高管团队在动态中对于战略决策、战略行动、战略绩效的有效掌控。（2）对于中矿资源国际化战略的演进机理,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要素的逻辑过程,即在内外动因推动下,高管团队对于内部资源能力、外部机会以及企业愿景使命建立正确认知,组织通过利用式学习和探索性学习实现能力重塑,进而有效推进资源整合和战略转型升级。实施战略转型升级,需要通过“三因素”耦合机制、启动-响应机制、内外协同机制、动态调适机制、评估修正机制以及奖惩机制来实现。（3）在系统分析中矿资源产业体系和产业支撑体系及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其产业生态优化的措施建议,并提出了以卡普兰等关于平衡积分卡和战略地图的思想作为中矿资源核心竞争力培育引导体系的建议。论文研究成果对于深化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研究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对于中矿资源及类似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实践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于晨[5]（2019）在《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促使校企合作政策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代表性政策。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成效与走向,对我国职业教育办学育人水平的稳定与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以回顾总结政策变迁历程为契机,准确认识和系统把握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是实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合理有序变迁的基本前提。本研究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及其变迁历程”为研究对象,遵循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与规范性研究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坚持宏观层面方法论与微观层面分析技术的协同运用,在对政策演进历史分期、主要特征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阐释分析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并据此提出若干优化政策变迁路径的对策建议。改革开放后四十年间,国家政策实践在不同时期分别呈现出三种“范式”:从上世纪末之前国家总体性控制下校企一体共生的行政推动,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间与职业教育结构调整相伴随的促校联企改革攻坚,再到当前以校企一体化办学、多元协同共治为核心的国家制度探索。不同政策范式对于如何看待校企双方的角色定位,以及如何稳定与密切校企合作关系,均存在显着的差异。以上述政策范式变化为依据,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78年至1998年间的“校附行企、一体共生”阶段;1998年至2010年间的“校主企辅、促校联企”阶段;2010年至今的“校企同主、多元共治”阶段。不同阶段政策在类别形态、要素构成和变革强度等方面,呈现出由纲领性、散点式政策条文向系统与专门化政策体系发展,由权威命令与系统变革工具为主向多元工具协同应用转变,由依附共生范式变革后的渐进性调整向双主协同范式演进的特征。政策的产生及调整,归根结底是身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部门所作出的抉择。政府作出相应抉择的动力,一方面源自其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另一方面则源自其自身的能动机制。长期以来,不同学者分别从上述两类机制入手,形成了社会中心论与国家中心论两种差异化的政策变迁解析路径。本研究综合运用政策网络、政策（政府）过程、新制度主义等多学科理论,基于“制度—场域—行动者”的辩证视角,构建政策变迁的“场域—学习”解释分析框架。该框架将“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确立为核心解析变量,力求从中央政府职业教育管理部门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及其自身的能动机制层面,系统探讨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从而实现国家中心论与社会中心论两种差异化解析路径的有机整合。通过应用该框架,本研究发现,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结构性因素和行动者能动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政、行、企、校等各类关键行动者（公私组织）之间,因“权威”、“资金”、“信息”、“组织”、“合法性”等资源的彼此依赖而形成特定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构成“政—政”、“政—行”两个政策制定场域和“央—地”、“企—校”两个政策执行场域。“政—政”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系统内教育行政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决策关系。“政—行”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主要是教育行政部门）与国家行业管理中介机构之间的分级决策或合作治理关系。上述政策制定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行政管理、社会治理等制度的影响。“央—地”执行场域涉及中央政府（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事权关系。“企—校”执行场域涉及各类企业与中高职院校之间的办学合作关系。上述政策执行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税收分配、财政支付、产业经济、教育行政、劳动就业等制度的影响。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的持续运作与深刻变革,会对中央职能部门的决策与行为产生特定的压力机制,并引发校企合作政策在形态类别设置、工具选择运用乃至范式层面不断发生变迁。与此同时,作为具有自主能动性的“国家行动者”和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中央职能部门在特定制度结构性因素和场域关系性因素的影响下,会基于自身的角色定位与目标偏好,主动开展先期循证性学习、局部试验性学习、事后改进性学习,以引导和持续推动国家政策创新发展。这种中央职能部门的能动机制,为校企合作政策过程附加了源源不断的作用力,将国家政策实践限定在中央可控范围之内,并确保其始终具备旺盛的变革驱动力与发展调适力。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优化路径的择定,必须高度关注上述影响政策场域运作变革、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主客观条件。国家应通过必要的制度设计,引导政策场域的有序运作与良性变革,并完善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组织程序。具体对策建议包括:强化全国人大与政协的顶层设计权能;优化中央跨部门协同决策的组织机制;保持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扶持效力;完善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职能;健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配套制度供给;破解局部试验性学习开展的现实瓶颈。
曹宇[6]（2019）在《黄石矿冶文化景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类近四千年的矿冶活动,贯穿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及工业时代,涉及的工业种类众多、就业人口数量庞大,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酝酿了多种文化,并持续影响现在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在世界各地留存了大量矿山遗址、冶炼遗址以及为运矿而建设的运河、码头、铁路及站点,甚至出现了因矿冶而建的古城或现代化城市。矿藏作为国家重要资源,矿冶活动作为社会文明的核心技术被载入国家史册,见于《史记》、《汉书》、《禹贡》等典籍1。黄石矿冶遗产是长江流域工业文化遗产廊道上的一颗闪亮的明珠,中国青铜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近代钢铁工业的摇篮,也是共和国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原材料工业基地和装备制造基地,可谓一代矿冶名城。3000多年的矿冶文化积淀,因矿设厂、因厂设市的黄石,让黄石与“矿冶”二字相生相依,形成了这座城市厚重的工业底蕴。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工业遗产与城市发展形成博弈:一方面,对于黄石这类矿冶资源型城市,矿冶遗产并非一般城市内部的工业遗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矿冶活动贯穿了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影响着城市的生产与生活,是城市之根,也是城市之魂,矿冶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是这类城市转型的关键;另一方面,矿冶活动与其它工业遗产有着显着差异,在区域上体现了自然、空间、产业、文化和组织的系统性和关联性,在时间上体现了历史、文化的层积性和动态性,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根据《世界工业文化遗产》收录名单,矿冶遗产留存数量最多,全球分布最广,但目前学界并没有对此进行专门的界定和系统研究。因此本文基于文化景观理论,认为矿冶遗产是矿冶活动过程中孕育的矿冶文化的载体,具有文化景观属性,因此提出“矿冶文化景观”概念,并依据“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路径,研究内容如下:第一,建立矿冶遗产与文化景观的关联。作为人类与自然的互动的产物,矿冶遗产具有区域关联性和历史层积性特点,具备区域文化景观的基本属性,符合文化景观的类型划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文化景观视角下对矿冶遗产进行解析,探讨矿冶文化景观的定义、内涵、要素、结构和特征。第二,探讨黄石矿冶文化景观形成的历史环境和演化过程。以黄石矿冶产业的“生”—“起”—“兴”—“衰”为主线探讨黄石矿冶文化景观的形成过程,分析其地质条件、地理环境、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的形成基础,归纳出黄石矿冶文化景观的演化规律。第三,分析黄石矿冶文化景观的单元类型及景观特征。按照产业功能和文化特性的分类方式,将黄石矿冶文化景观分为五类:采矿类、冶炼类、运输类、衍生类和聚落类,通过典型样本分析,归纳类型单元的特征,提炼类型单元所承载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总结出黄石矿冶文化景观整体的空间、产业、政治、文化和美学特征。第四,解析黄石矿冶文化景观的构成要素和结构形式。在黄石矿冶文化景观形成、演化、类型和特征基础上,通过自然基底要素、矿冶过程要素、主体活动要素三大类,分析要素排列组合形成的结构形式,包含空间、经济、政治和文化四个方面系统子结构,以及进一步探讨黄石矿冶文化景观的结构层级、结构尺度和结构转化。第五,建构黄石矿冶文化景观的综合价值评价。基于保护性利用目标和价值评价理论,一方面结合黄石矿冶文化景观的纵向形成和演化、横向类型和特征及内在要素和结构,对矿冶文化景观所蕴涵的保护价值,包括本体价值、文化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以及作为再利用的经济价值进行综合评价。另一方面,通过调查问卷采集和分析权重指标,采用AHP层次分析法和模糊数学方法,共同构建黄石矿冶文化景观的综合价值评价模型,并结合调查样本进行综合价值评价,得出整体、系统和单元三个层面的综合价值评价结果。第六,探讨黄石矿冶文化景观的保护性利用策略。结合文化遗产保护性利用理论,以及黄石矿冶文化景观的形成、发展、类型、特征、要素、结构和评价等方面,一方面,扩大研究范围,通过文化遗产廊道的方式,提出建构长江流域层面保护体系的意义;另一方面,分别探讨黄石矿冶文化景观在整体层面、系统层面和单元体层面的保护性利用策略。本文具有二个方面的创新:一方面,通过文化景观视角,首次系统分析矿冶遗产,创新提出矿冶文化景观的概念,并从理论层面上解析其定义、内涵、要素、结构和特性,拓宽了文化景观研究领域;另一方面,结合黄石矿冶遗产的个案研究,全面探讨了矿冶文化景观的纵向历史分析、横向类型分析、内在结构分析和综合价值分析,并提出其保护性利用策略,与矿冶资源枯竭型城市更新路径相统一。
方传棣[7]（2019）在《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重心所在、活力所在,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保护区域之一,同时还是我国矿产资源供给区域之一。1949年以来,资源供应保障一直是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的主基调,矿业产值及经济总量不断提高。然而,该区域长期过量的矿产开发导致生态退化和环境问题日益恶化。如何在环境约束下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已成为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议题。现阶段,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战略已明确。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调研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不仅体现了我国在全球生态治理中的大国担当,而且是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大决策。因此,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战略下,如何建构矿产资源开发与经济、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如何促进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与经济、环境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呈现何种趋势;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对区域协调发展产生何种影响效应等,是需要展开系统研究的重要课题。目前,国内外关于资源-环境-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定量分析的文献较为丰富,主要通过“耦合”模型对其进行模拟与评价。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和探讨:第一,梳理和总结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的现状特征,应用VAR模型分析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和经济的相互作用程度,深入理解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和经济的耦合关系。第二,对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进行环境影响识别,应用加权TOPSIS法评价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的环境影响,探索矿产资源开发与环境的耦合关系。第三,构建矿产资源开发、经济、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情景分析“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战略的影响,并进行分地区的协调水平及发展趋势分析与讨论。第四,通过空间计量模型估算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的空间关联性,并探索矿产资源开发对区域协调发展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通过上述研究,得到如下结论:第一,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对矿产资源开发的推动作用相对较大,而矿产资源开发对于经济的推动作用相对较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在10个冲击期内矿产资源开发平均解释了经济发展5.98%的预测方差,经济发展解释了矿产资源开发79.05%的预测方差。表明近年来矿产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逐步由资源导向型发展模式向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迈进。第二,矿产资源开发对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环境影响仍需高度重视,同时不同类型的环境影响具有差异性。计算得出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的综合环境影响评价值为0.36,评价等级为较差。其中,上海市的评价值为1.00,评价等级为良好;安徽省的评价值为0.47,评价等级为一般;江苏省、浙江省、江西省、湖北省、重庆市、四川省评价值分别为0.39、0.35、0.37、0.24、0.38、0.35,评价等级为较差;湖南省、贵州省、云南省评价值分别为0.15、0.15、0.11,评价等级为极差。第三,“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对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大保护”情景下,与经济优先情景相比2016年矿产资源开发-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与之相似,2017年高出0.02,约高3.38%;预测到2025年较2018年增长0.04,涨幅6.34%,年均涨幅0.93%,较2025年经济优先情景高出0.06,约高9.82%。第四,矿产资源开发对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通过空间面板数据模型估计得出矿产资源的利用水平、收益水平和集约水平每上升1%,协调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分别上升0.112%、0.149%、0.022%,产量水平每上升1%,协调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下降0.113%。据此提出政策建议:优化空间结构,减少布局性风险;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推动矿业城市资源产业转型升级;严格实行限采区限采制度,高污染和保护性矿种限量开采;推进矿山清洁化、集约化发展,加快绿色矿山建设;建立流域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机制。
任思达[8]（2019）在《中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年均近10%的增长速度,被称之为“中国奇迹”。其中,矿产资源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为地区经济的腾飞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十三五规划纲要》表明,我国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长期以依靠资源消耗为主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使我们在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资源环境的日益突出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为和资源环境联系最为密切的矿业,更是以巨大的资源消耗为代价推动经济的发展,能源消耗总量持续上升、对外依存持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过低以及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等问题已逐步显现。面对传统的矿业发展方式已无法满足未来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应对当前经济发展的要求,根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对矿业行业进行转型升级,从根本上实现绿色发展,已是当前矿业经济发展所将面临的首要担当。然而,随着有关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探讨逐渐进入众人的视线,针对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研究,仍更多的集中于国家尺度或者某地区矿业发展的案例分析,缺乏矿业发展问题时空分布特征的探讨,且随着对绿色发展理念认识的不断完善,矿业经济的绿色发展不断被注入新的内涵。因此,有必要对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相关概念与理论进行重新审视,并以此为基础开展我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相关研究。基于此,本文在“十三五”时期矿业绿色发展新内涵的基础上,以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对象,对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问题进行探讨,在完善矿业在地理空间视角实证研究的同时,可以更好地为各地区矿业行业的转型升级提供参考和借鉴。本文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绿色经济理论、生态经济理论以及外部性理论,在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我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状况进行描述的基础上,利用脱钩分析模型、协整分析、灰色关联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明确了我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现状;并针对我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现状,结合绿色矿业发展的新内涵,构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矿业经济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此量化分析我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分布特征,探讨我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多种模式以及相关路径,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各地区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建议。主要结论如下:（1）从中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历程与区域分布特征来看,时间维度上,中国矿业经济经历了调整准备阶段、合理开发与节约利用阶段、环境治理与保护阶段、绿色开采及绿色矿山阶段以及绿色矿业阶段五个阶段。空间维度上,东、中、西、东北四个区域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空间分布特征明显,西部地区在资源储量方面优势突出,地质勘查投入高,但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矿业环境恢复治理水平有待提高;东部地区资源总储量相对较少,但资源利用效率相对较好,矿业发展稳健有序,大中型矿企占比相对较大,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良好;中部地区在地质勘查投入金额低于西部地区,但同样存在综合利用水平不高,矿业发展缺乏规模化集约化等问题;东北地区矿业发展相对成熟,经济效益较高,规模化集约化程度较高,但历史遗留地质环境问题突出,传统矿业有待进一步转型升级。（2）从中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质量来看,矿业经济的发展对整体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力度较大,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关联性逐年增强,但对整体的就业影响相对较弱,能源消费压力日益加大,个别行业的能耗仍然较高,仍需进一步降低能耗,提高综合利用效率。（3）基于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新内涵,从经济、环境、政策、技术、产业、社会六个方面出发,通过研究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构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矿业经济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所构建的矿业经济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对2005-2015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矿业经济绿色发展水平进行定量分析,发现研究期间内,31个省市自治区的矿业经济绿色发展水平在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部四个区域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分布差异。作为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其矿业绿色发展水平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相比之下,东北部、中部次之,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矿业经济绿色发展水平较差。（4）基于所构建的矿业经济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法对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矿业经济绿色发展模式进行了实证研究,并针对不同类别地区矿业绿色发展程度水平,提出了“经济、技术、社会驱动型”、“政策引导型”、“产业、政策驱动型”、“技术、产业支撑型”和“环保优先型”五种不同类型的矿业经济绿色发展模式。其中,“经济、技术、社会驱动型”发展模式包含北京、江苏、山东、广东、天津、上海和浙江7个省市;“政策引导型”包含河北、吉林、黑龙江、重庆、甘肃、青海、宁夏7个省市;“产业、政策驱动”型包含山西和内蒙2个省份;“技术、产业支撑型”包含14个省份;“环保优先型”仅包含西藏1个省份。（5）针对五种不同类型的矿业经济绿色发展模式,结合31个省市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特征,明确各地区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基本形势及存在问题,从而提出了不同类型下地区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路径。其中,“经济、技术、社会驱动型”发展模式的矿业发展路径为:（1）利用技术优势,以科技创新带动矿业转型,进一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进生态环境改善;（2）提高大中型矿业企业占比,加强矿种差别化管理,科学调减矿山数量,合理开发利用绿色能源,推进矿业结构调整优化;（3）加大生态环境的治理与恢复力度,全面推进矿业绿色发展;（4）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加强国内外合作与交流,以上海为首,发挥上海、浙江和广东三个省市的示范引领作用。“政策引导型”发展模式的矿业发展路径为:（1）进一步加强政策引导,为矿业绿色发展提供保障;（2）提高技术水平,以科技创新为动力,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和发展优势,促进矿业转型升级;（3）化解过剩产能,调整矿业结构,推进清洁能源、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促进矿业结构的优化升级;（4）加强生态环境的治理与修复,推进矿业绿色发展;（5）调整完善资源开发收益分配机制,推进资源开发收益共享,服务区域发展和民生改善。“产业、政策驱动型”模式的发展路径为:（1）加强政策引导,挖掘新的矿业经济增长点,推进产业结构向多元化转变;（2）依托“一带一路”战略,利用资源和区位优势,落实选冶加工和矿业开发“走出去”;（3）降低资源的消耗水平,提高矿业的技术水平;（4）在产业结构转变,技术水平提高的基础上,重视生态环境的治理恢复。“技术、产业支撑型”模式则根据所包含省份情况,分为“中庸组”、“潜力组”和“劣势组”进行讨论。针对“中庸组”的矿业发展路径为:（1）进一步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优化,突显发展优势;（2）保持经济、环境和社会综合平稳发展,加快结构调整转型;（3）深化矿产资源管理改革,加大财政资金投入,落实优惠政策。针对“潜力组”的矿业发展路径为:（1）发挥各省特色,挖掘矿业发展潜力;（2）完善矿业发展相关政策,引导支持矿业绿色发展。针对“劣势组”的矿业发展路径为:（1）加强技术研究,发挥资源优势,提升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2）利用区位优势,依托国家政策,加强对外合作与交流。相对之下,“环保优先型”模式的矿业发展路径为:（1）优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布局,因地制宜,因矿制宜,使资源环境优势带动全局发展;（2）弥补技术、产业、社会方面的短板,协调发展,整体推进。
王林[9]（2019）在《中国区域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研究》文中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创新已成为一种潮流汹涌而来,正在影响着产业变革,形成新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和经济增长点。基于智慧专业化理论,通过创新驱动打造发展新引擎,构建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发展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智慧专业化追求区域创新资源利用的最大效益,重点培育和发展具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以优势产业带动区域经济增长。智慧专业化的空间分布是指不同区域之间创新资源定向投入和政策定向支持,以及区域产业的竞争优势评价。智慧专业化在发展比较优势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在确立未来比较优势和区域专业化战略转化为经济和社会成果方面影响较为深远。通过界定区域智慧专业化产业空间分布的特征,以31个省份的权威统计面板数据为基础,从4个维度15个指标出发,运用改进的信息熵权TOPSIS法,构建了中国区域智慧专业化评价指标体系与中国区域智慧专业化评价模型。以智慧专业化理论为基础,基于中国区域智慧专业化发展水平评价和智慧专业化指数得分,对比国外智慧专业化的发展现状及特征,结合国内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深化区域智慧专业化的研究内容。中国东中西部区域智慧专业化水平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省份区域智慧专业化水平都较高,广东省的智慧专业化水平最高,西部省份区域智慧专业化水平都较弱,且智慧专业化发展水平高的区域与发展水平一般的区域存在较大的极化现象。智慧专业化的空间效应表现为聚集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创新投入对区域自身的自我强化效应,在外部创新环境的作用下,将会聚焦于该区域的经济生产效率的提升,产生区域智慧专业化的聚集效应。从投入产出维度、供给需求维度两方面,构建了区域智慧专业化的空间分布的影响体系,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投入要素、区域产业结构、区域政策因素四个层面,选取了人均GDP、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研发经费支出、省区前三年专利授权量之和、制造业占GDP比重、FDI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政府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共计7个变量指标。以中国31个省份2014-2016年的数据为基础对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的影响因子进行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科研创新的资金投入、人力资本投入、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科技创新基础对于省域范围内智慧专业化发展水平都会存在积极促进作用。通过区位熵识别各区域的智慧专业化产业集合,构建了区域智慧专业化测度值评价体系,分析了各区域智慧专业化测度值以及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与时空格局演变。智慧专业化测度值具有空间分异特征,研究区间内区域间的差异性在增大,东部地区是智慧专业化测度值的高值区;智慧专业化测度值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正相关关系,智慧专业化测度值强的区域其邻近区域测度值也相对较强;同类型空间关系的区域呈现出了较为明显得连片分布特征,H-H区域由东南沿海地区向长江沿线区域扩展,而西部地区连片的L-L区域没有发生改变;智慧专业化产业发展水平、智慧专业化产业促进能力、智慧专业化产业关联度以及智慧专业化产业发展环境的差异性,对中国区域智慧专业化测度值呈现出不均衡的空间分布类型产生重要影响。构建中国区域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变化趋势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之上运用GM（1,1）灰色预测模型预测近五年区域智慧专业化指数的变化与趋势,以探索性空间分析法对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模式进行分析。当前区域智慧专业化空间格局整体呈现出东强西弱的特征,这一格局在未来五年将会继续保持,但是区域之间智慧专业化差异将会趋于收敛;区域智慧专业化将会呈现出正向的空间关系,但正相关的强度将会减弱;局部空间自相关演化将会呈现出西部的部分地区将会继续处于L-L型,但东部沿海以及中部部分区域将会演化为H-H型。区域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不仅能够影响区域自身发展,同时也关系到临近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在区域智慧专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制定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总体规划、建立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选择和培育体系、重视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空间布局、强化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一体化发展,最终实现区域间和区域内的协同发展。通过协同发展来缩小区域智慧专业化发展之间的差距,从总体上提升区域智慧专业化的发展水平,推动和促进区域智慧专业化的均衡发展。
卓百会[10]（2019）在《中国资源型城市棕地再生空间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棕地的治理与再生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本文以中国“资源型城市”及其“棕地群”为研究对象,旨在从城市的视角和空间的层面探索我国资源型城市棕地问题的发生机理及其再生策略,其目的有三:一是梳理棕地再生理论与实践发展演变的时空脉络;二是探索、发现并总结资源型城市“棕地群”的空间规律或模式;三是构建资源型城市棕地再生多层级的空间策略体系。根据研究深度,文章将研究样本划分为文献梳理类、空间识别类、田野调查类以及实证研究类四类,通过遥感影像的人工识别、OSM城市空间数据的绘制以及工业历史资料的梳理等手段对资源型城市棕地群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由于近代中国、一五二五、三线建设以及改革开放时期特殊的工业化历程,我国资源型城市棕地群规模庞大、构成复杂、结构模糊,其治理和再生受多方因素的影响。资源型城市棕地群的空间分布呈现出“大离散、小聚集、罕均匀”的普遍特征,并且遵循发生机制决定空间格局、生命周期反映空间态势、主导产业影响空间形式、地理环境制约空间协同的一般规律。进而,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梳理并总结了棕地再生的已有经验:理论方面,艺术学、生态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学、风景园林学以及环境工程学六个学科内的棕地再生相关理论历经探索、发展、成熟以及演化过程,已经形成较为明晰的阶段性特征;实践方面,大量案例的研究表明棕地再生主要呈现出区位、尺度和功能群体性转化特征。基于以上研究,本文从不同的空间层面构建了资源型城市棕地再生空间策略体系:以系统为核心的宏观策略、以模式为核心的中观策略以及以母题为核心的微观策略。最后,本文以代表性资源型城市——江西省瑞昌市为例,通过“全域旅游”工业体验区规划、江州造船厂工业废弃地及其重点节点的景观规划设计,对上述研究成果进行了应用和印证。本文认为,我国资源型城市棕地数量巨大、态势不一、模式不明,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再生法则,更不存在一劳永逸的规划方案。资源型城市棕地群的治理与再生具有系统性、过程性以及复杂性,需要风景园林、城市规划、建筑、艺术、生态、环境工程、社会以及经济学等学科群的共同努力。棕地的治理与再生应当以可持续空间构建为目标,循序渐进、以点带面,融入到城市有机更新的更大过程中。
二、关于加快江西有色金属工业发展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加快江西有色金属工业发展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相关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相关概念及解析 |
| 2.1.2 产业结构的相关概念及解析 |
| 2.2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相关理论 |
| 2.2.1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 |
| 2.2.2 公共经济理论 |
| 2.2.3 不平衡增长理论 |
| 2.2.4 产业政策理论 |
| 2.3 产业结构的相关理论 |
| 2.3.1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2.3.2 产业布局理论 |
| 2.4 相关文献综述 |
| 2.4.1 国有经济相关研究综述 |
| 2.4.2 国有经济布局相关研究综述 |
| 2.4.3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4.4 产业布局调整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 2.4.5 产业结构优化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 2.4.6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研究综述 |
| 2.4.7 对现有研究的评述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的现实基础 |
| 3.1 中国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历程回顾及现状分析 |
| 3.1.1 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历程回顾 |
| 3.1.2 国有经济总量布局的演变及特征 |
| 3.1.3 国有经济产业布局的演变及现状分析 |
| 3.1.4 国有经济区域布局的演变及现状分析 |
| 3.2 主要发达国家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国际经验 |
| 3.2.1 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美国国有经济布局调整概述 |
| 3.2.2 基于发展阶段的英国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历程回顾 |
| 3.2.3 立足于国情的日本国有经济布局调整演进历程 |
| 3.3 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的演变历程及现状分析 |
| 3.3.1 产业结构优化的演变历程及趋势 |
| 3.3.2 产业结构优化的现状分析 |
| 3.4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推动产业结构优化面临的现实问题 |
| 3.4.1 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新挑战 |
| 3.4.2 “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要求 |
| 3.4.3 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新使命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理论机制 |
| 4.1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总体影响分析 |
| 4.1.1 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分析 |
| 4.1.2 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分析 |
| 4.2 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分类下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2.1 基于公共政策类和特定功能类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2.2 基于一般商业类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3 基于制度基础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3.1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影响中市场化的作用 |
| 4.3.2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影响中政府经济干预的作用 |
| 4.4 基于国家发展战略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4.1 不平衡增长理论视角下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影响中国家战略的作用 |
| 4.4.2 制度变迁理论视角下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影响中国家战略的作用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检验 |
| 5.1 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总体影响的检验 |
| 5.1.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1.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1.3 稳健性检验 |
| 5.2 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分类下的异质性检验 |
| 5.2.1 公共政策类及特定功能类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检验 |
| 5.2.2 一般商业类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检验 |
| 5.3 不同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分类下的内在作用机制检验 |
| 5.3.1 公共政策类和特定功能类国有经济分类下的内在作用机制检验 |
| 5.3.2 一般商业类国有经济分类下的内在作用机制检验 |
| 5.4 国家发展战略视角下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的相关检验 |
| 5.4.1 基于国家战略相关行业的分组检验:以“中国制造2025”战略为例 |
| 5.4.2 “中国制造2025”战略下的内在影响机制检验 |
| 5.4.3 基于国家战略相关行业的分组检验:以供给侧改革为例 |
| 5.4.4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内在影响机制检验 |
| 5.5 基于国有经济产业布局维度国有资本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
| 5.5.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5.2 国有资本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5.3 国有股权结构分组下的异质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检验 |
| 6.1 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总体影响的检验 |
| 6.1.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1.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1.3 稳健性检验 |
| 6.2 制度基础作用下的内在机制检验 |
| 6.2.1 基于对外开放程度和政治激励的调节作用检验 |
| 6.2.2 基于市场化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3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基于不同区域的异质性检验及机制检验 |
| 6.3.1 基于不同区域范围的异质性检验 |
| 6.3.2 不同区域范围分组下基于区域特征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4 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空间效应 |
| 6.4.1 产业结构优化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4.2 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 |
| 6.4.3 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 |
| 6.5 基于国有经济区域布局维度国有资本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
| 6.5.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5.2 国有资本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5.3 国有股权结构分组下的异质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政策建议 |
| 7.1 明确各类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及合理规划其战略性调整的方向 |
| 7.2 完善市场机制与改进政府干预方式以优化制度基础 |
| 7.3 服从国家发展战略的要求以确保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战略性 |
| 7.4 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空间效应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2）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评估与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标及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创新点与价值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研究价值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熊彼特创新理论 |
| 2.1.2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1.3 内生增长理论 |
| 2.1.4 新熊彼特创新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工业技术进步的测度 |
| 2.2.2 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测算 |
| 2.2.3 工业技术进步偏向及其适宜性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理论分析框架 |
| 3.1 技术进步偏向的定义 |
| 3.1.1 要素增强型CES生产函数 |
| 3.1.2 非中性技术进步 |
| 3.1.3 技术进步偏向的定义 |
| 3.2 技术进步偏向产生的决定效应 |
| 3.2.1 市场规模决定效应 |
| 3.2.2 价格决定效应 |
| 3.3 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概念界定与评价维度 |
| 3.3.1 Kmenta级数展开的要素增强型CES生产函数框架 |
| 3.3.2 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定义 |
| 3.3.3 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两种评价维度 |
| 3.3.4 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总体判断原则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诱致基础 |
| 4.1 指标选择与数据说明 |
| 4.1.1 指标选择 |
| 4.1.2 数据说明 |
| 4.2 工业资本深化的禀赋变化路径 |
| 4.2.1 宏观层面工业资本深化的禀赋变化路径 |
| 4.2.2 地区层面工业资本深化的禀赋变化路径 |
| 4.2.3 行业层面工业资本深化的禀赋变化路径 |
| 4.3 工业要素稀缺性的变化趋势 |
| 4.3.1 宏观层面工业要素稀缺性的变化趋势 |
| 4.3.2 地区层面工业要素稀缺性的变化趋势 |
| 4.3.3 行业层面工业要素稀缺性的变化趋势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演变历程与决定机制 |
| 5.1 技术进步偏向的识别方法 |
| 5.1.1 标准化的要素增强型CES生产函数 |
| 5.1.2 要素效率增长率的动态改进 |
| 5.1.3 非线性供给面系统估计方程 |
| 5.1.4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5.2 中国工业要素替代弹性的识别结果 |
| 5.2.1 宏观层面工业要素替代弹性的识别结果 |
| 5.2.2 地区层面工业要素替代弹性的识别结果 |
| 5.2.3 行业工业层面要素替代弹性的识别结果 |
| 5.3 中国工业要素效率改进的测算结果 |
| 5.3.1 宏观层面工业要素效率改进的测算结果 |
| 5.3.2 地区层面工业要素效率改进的测算结果 |
| 5.3.3 行业工业层面要素效率改进的测算结果 |
| 5.4 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演变历程与决定机制 |
| 5.4.1 宏观层面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演变历程与决定机制 |
| 5.4.2 地区层面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演变历程与决定机制 |
| 5.4.3 行业层面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演变历程与决定机制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评估 |
| 6.1 中国工业TFP增长率的演变历程 |
| 6.1.1 宏观层面工业TFP增长率的演变历程 |
| 6.1.2 地区层面工业TFP增长率的演变历程 |
| 6.1.3 行业层面工业TFP增长率的演变历程 |
| 6.2 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第一维度评估结果 |
| 6.2.1 宏观层面适宜性的第一维度评估结果 |
| 6.2.2 地区层面适宜性的第一维度评估结果 |
| 6.2.3 行业层面适宜性的第一维度评估结果 |
| 6.3 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第二维度与总体评估结果 |
| 6.3.1 宏观层面适宜性的第二维度与总体评估结果 |
| 6.3.2 地区层面适宜性的第二维度与总体评估结果 |
| 6.3.3 行业层面适宜性的第二维度与总体评估结果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影响因素研究 |
| 7.1 研究假设 |
| 7.2 指标选择与数据说明 |
| 7.2.1 指标选择 |
| 7.2.2 数据说明 |
| 7.3 模型构建与估计方法 |
| 7.3.1 模型构建 |
| 7.3.2 估计方法选择 |
| 7.4 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影响因素研究 |
| 7.4.1 宏观层面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
| 7.4.2 地区层面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
| 7.4.3 行业层面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8.3.1 研究不足 |
| 8.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3）江西地方政府行业管理职能转变研究 ——以黄金行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可能创新之处 |
| 第2章 政府管理相关理论概述 |
| 2.1 政府管理概念与内涵 |
| 2.1.1 政府管理概念 |
| 2.1.2 政府管理内涵 |
| 2.2 政府管理职能内容与转变 |
| 2.2.1 政府管理职能内容 |
| 2.2.2 政府管理职能转变 |
| 第3章 江西黄金行业政府管理的现状分析 |
| 3.1 江西黄金行业管理的内容与特点 |
| 3.1.1 江西黄金行业现状 |
| 3.1.2 江西黄金行业管理的内容 |
| 3.1.3 江西黄金行业管理的特点 |
| 3.2 江西地方政府黄金行业管理职能分析 |
| 3.2.1 推进黄金地质勘查 |
| 3.2.2 组织协调全省黄金生产 |
| 3.2.3 推进绿色矿山建设,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 |
| 3.2.4 推进黄金产业全产业链发展,做好黄金行业产业转型升级 |
| 3.2.5 做好重大项目建设协调服务工作 |
| 3.2.6 积极做好金山矿田资源整合协调工作 |
| 3.3 江西地方政府黄金行业管理职能转变中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
| 3.3.1 管理机构碎片化 |
| 3.3.2 管理职能边缘化 |
| 3.3.3 行政权力立法滞后 |
| 3.3.4 行业性社会团体缺位 |
| 3.4 其他省份黄金行业管理现状 |
| 第4章 德兴市黄金行业管理案例分析 |
| 4.1 德兴市黄金产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
| 4.2 德兴市黄金行业政府管理做法 |
| 4.2.1 德兴市黄金行业管理机构职能 |
| 4.2.2 德兴市黄金行业管理的特点 |
| 4.2.3 德兴市黄金行业管理的经验 |
| 4.3 德兴市黄金行业政府管理的绩效分析 |
| 第5章 加快江西黄金行业政府管理职能转变的政策建议 |
| 5.1 重新定位政府管理角色 |
| 5.2 转变政府行业管理职能 |
| 5.3 精简合并行业管理机构 |
| 5.4 依法制定行政权力清单 |
| 5.5 发展行业性社会团体组织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4）中矿资源国际化战略演进及产业生态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走出去”战略与“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 |
| 1.1.2 矿产资源全球性的多元化配置与优势互补 |
| 1.1.3 海外资源勘查的重要性 |
| 1.1.4 中矿资源成功之路经验总结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及科学问题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科学问题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4.3 完成的工作量 |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 2 基础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资源勘查型企业 |
| 2.1.2 国际化战略 |
| 2.1.3 产业生态 |
| 2.2 基础理论 |
| 2.2.1 资源基础理论 |
| 2.2.2 经济学的企业演化理论 |
| 2.2.3 产业经济学理论 |
| 2.2.4 资源产业经济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关于企业国际化战略的研究 |
| 2.3.2 关于企业战略演化的研究 |
| 2.3.3 关于企业战略演进效应的研究 |
| 2.3.4 关于资源勘查型企业国际化战略的研究 |
| 2.4 小结 |
| 3 中矿资源国际化战略实践案例描述 |
| 3.1 案例调研 |
| 3.2 中矿资源“走出去”背景 |
| 3.3 起步期:“借船出海”与技术服务立足 |
| 3.4 第二阶段:纵向延伸、优化组合 |
| 3.5 第三阶段:跨域发展、并购转型 |
| 4 中矿资源国际化战略演进阶段特征及其成效 |
| 4.1 中矿资源国际化战略演进阶段特征分析 |
| 4.1.1 第一阶段特征(1999~2006) |
| 4.1.2 第二阶段的特征(2007~2015) |
| 4.1.3 第三阶段的特征(2016 至今) |
| 4.2 中矿资源国际化战略演进的成效分析 |
| 4.2.1 第一阶段战略绩效评价 |
| 4.2.2 第二阶段战略绩效评价 |
| 4.2.3 第三阶段战略绩效评价 |
| 4.3 中矿资源国际化战略成功实践的要素分析 |
| 4.3.1 第一阶段战略成功实践的过程要素分析 |
| 4.3.2 第二阶段战略成功实践的过程要素分析 |
| 4.3.3 第三阶段战略成功实践的过程要素分析 |
| 4.3.4 中矿资源国际化战略成功实践的关键要素 |
| 4.4 小结 |
| 5 中矿资源国际化战略演进过程机理分析 |
| 5.1 分析的逻辑框架 |
| 5.2 中矿资源国际化战略演进的动因分析 |
| 5.2.1 中矿资源国际化战略演进的宏观环境分析 |
| 5.2.2 中矿资源国际化战略演进的行业环境分析 |
| 5.2.3 中矿资源国际化战略演进的内部环境分析 |
| 5.2.4 中矿资源国际化战略演进的动因机理分析 |
| 5.3 高层管理团队认知分析 |
| 5.3.1 对于公司外部机会与威胁的认知 |
| 5.3.2 对于公司内部环境——资源和能力的认知 |
| 5.3.3 对于公司愿景、使命和目标的认知 |
| 5.4 中矿资源的组织学习分析 |
| 5.4.1 中矿资源的利用式学习 |
| 5.4.2 中矿资源的探索式学习 |
| 5.5 中矿资源的能力重塑和资源整合分析 |
| 5.5.1 中矿资源的能力重塑 |
| 5.5.2 中矿资源的资源整合 |
| 5.6 中矿资源战略转型升级的实施分析 |
| 5.7 小结 |
| 6 中矿资源国际化战略演进中的产业生态优化 |
| 6.1 中矿资源产业体系基本构成分析 |
| 6.1.1 中矿资源产业体系演进的三个阶段 |
| 6.1.2 中矿资源产业链演进的三个阶段特征 |
| 6.2 中矿资源产业运行发展的支撑体系分析 |
| 6.2.1 中矿资源的战略与组织结构 |
| 6.2.2 中矿资源的组织制度与文化 |
| 6.2.3 中矿资源的组织资源与外部网络 |
| 6.3 中矿资源产业运行发展中存在的不足 |
| 6.3.1 产业体系本身存在的不足 |
| 6.3.2 产业支撑体系存在的不足 |
| 6.4 中矿资源产业生态体系优化的主要措施 |
| 6.4.1 优化产业布局 |
| 6.4.2 健全支撑体系 |
| 6.5 目标国和战略区位选择 |
| 6.5.1 基于因子分析法对目标国的选择 |
| 6.5.2 基于层次分析法对目标国战略区位的选择 |
| 6.6 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 |
| 6.6.1 认识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性 |
| 6.6.2 认识核心竞争力的来源 |
| 6.6.3 中矿资源核心竞争力培育体系构建 |
| 6.7 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研究成果的学术贡献与实践价值 |
| 7.2.1 研究成果的学术贡献 |
| 7.2.2 研究成果的实践价值 |
| 7.3 研究不足及未来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个人简介 |
| 附录二 中矿资源国际化战略演进调研提纲 |
| 附录三 中矿资源经理层访谈提纲 |
| 附录四 中矿资源目标国及战略区位选择分析 |
| 1 中矿资源战略目标国及战略区位选择实践 |
| 2 目标国选择分析 |
| 3 中矿资源目标国战略区位选择分析 |
（5）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与背景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 |
| 二、政策变迁 |
| 三、政策场域 |
| 四、政策学习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研究 |
| 二、政策变迁过程理论及应用研究 |
| 三、政策网络与政策变迁关系研究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一、方法论层面 |
| 二、分析技术层面 |
| 第六节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思路 |
| 二、技术路线 |
| 第七节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的变迁轨迹 |
| 第一节 “校附行企、一体共生”阶段(1978—1998 年) |
| 一、实施行业企业自办或与教育部门联办方针 |
| 二、引导与支持职业教育校办产(企)业发展 |
| 三、选择在部分地区开展“双元制”改革试点 |
| 第二节 “校主企辅、促校联企”阶段(1998—2010 年) |
| 一、探索高职院校产学研合作路径 |
| 二、实施高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工程 |
| 三、启动实训基地及师资建设项目 |
| 四、开展半工半读等国家政策试验 |
| 第三节 “校企同主、多元共治”阶段(2010 年至今) |
| 一、加快健全央地校企合作专属法规制度体系 |
| 二、充分挖掘国家行业系统的指导与协调功能 |
| 三、依托央财项目持续搭建校企合作政策平台 |
| 四、推动企业深度参与职教师资培训体系建设 |
| 五、支持基层创新探索校企深度合作体制机制 |
| 第四节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主要特征 |
| 一、由行动纲领和散点式条文向国家政策体系发展 |
| 二、由少数政策工具主导向多元工具协同应用转变 |
| 三、由旧范式变革后的渐进调整向政策新范式演进 |
| 第三章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解释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制度—场域—行动者:构建解释分析框架的基本视角 |
| 一、“结构”与“行动者”的辩证关系:社会科学“元理论”的启示 |
| 二、制度与场域:“结构”维度的主体构成要素 |
| 三、结果性逻辑与适当性逻辑:“行动者”的能动机制 |
| 第二节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核心解析变量 |
| 一、政策场域 |
| 二、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 |
| 第三节 解释分析框架的结构设计及理论预设 |
| 一、框架设计原则与整体结构 |
| 二、理论预设 |
| 第四章 政策制定场域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政—政”制定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由中央职能部门构成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同级协商到上级协调: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二节 “政—行”制定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与政企分开改革相伴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分级决策到合作治理: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策执行场域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央—地”执行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行政科层体制影响下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市县为主到省域统筹: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二节 “企—校”执行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行政共生到互利共赢: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六章 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政策学习:中央职能部门主动引导政策变迁的有效策略 |
| 一、国家“适应能力”的集中体现 |
| 二、政策学习的主要形式 |
| 第二节 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影响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革命和国家建设实践成功历史经验的内化迁移 |
| 二、政策调整过程中节约政府决策成本的有效方法 |
| 三、有限理性约束下规避政策改革风险的合理选择 |
| 四、保障央地政策参与主体创新积极性的必要策略 |
| 第七章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优化路径 |
| 第一节 强化全国人大与政协的顶层设计权能 |
| 一、推动全国人大主导校企合作立法进程 |
| 二、发挥政协协商决策职能助力政策创新 |
| 第二节 优化中央跨部门协同决策的组织机制 |
| 一、设立常设型的议事协调机构 |
| 二、建立健全国家行政协助制度 |
| 第三节 完善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职能 |
| 一、健全国家法律体系,强化政策设计参与权 |
| 二、扩大利益代表范畴,提升协同决策合法性 |
| 三、推行购买服务机制,增强政策变迁影响力 |
| 第四节 保持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扶持效力 |
| 一、加强专项性一般转移支付资金的拨付力度 |
| 二、保留适量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重点支持项目 |
| 第五节 健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配套制度供给 |
| 一、推行协调性的劳动就业制度 |
| 二、完善国家培训质量标准制度 |
| 第六节 破解局部试验性学习开展的现实瓶颈 |
| 一、加强依法行政,推动政策试验法治化 |
| 二、畅通信息渠道,提升政策试验透明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6）黄石矿冶文化景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资源枯竭型城市及转型发展的思考 |
| 1.1.2 方法探索——矿冶遗产的系统性保护与利用 |
| 1.2 相关概念辨析 |
| 1.2.1 理论视角:文化景观 |
| 1.2.2 地域界定:黄石地区 |
| 1.2.3 研究对象:矿冶文化景观 |
| 1.3 相关研究综述 |
| 1.3.1 文化景观的相关研究 |
| 1.3.2 工业遗产的相关研究 |
| 1.3.3 矿冶遗产的相关研究 |
| 1.3.4 相关研究述评 |
| 1.4 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意义 |
| 1.5.1 现实意义 |
| 1.5.2 理论意义 |
| 1.6 本章小结 |
| 2 文化景观视角下的矿冶遗产解读 |
| 2.1 矿冶遗产的文化景观属性 |
| 2.1.1 矿冶遗产的根本属性:人类与自然的互动的产物 |
| 2.1.2 矿冶遗产的历史层积性 |
| 2.1.3 矿冶遗产的区域关联性 |
| 2.2 矿冶文化景观的解析 |
| 2.2.1 矿冶文化景观的定义 |
| 2.2.2 矿冶文化景观的内涵 |
| 2.3 矿冶文化景观的要素和结构 |
| 2.3.1 矿冶文化景观的要素 |
| 2.3.2 矿冶文化景观的结构 |
| 2.4 矿冶文化景观的特性 |
| 2.4.1 资源条件依赖和政治导向影响 |
| 2.4.2 自然环境改造和生态效应影响 |
| 2.4.3 产业发展主导和交通联系紧密 |
| 2.4.4 活动主体规模化和技能专业化 |
| 2.4.5 文明历时悠久和文化承继发展 |
| 2.5 矿冶文化景观研究尺度 |
| 2.5.1 时间尺度:短时段、中时段、长时段 |
| 2.5.2 空间尺度:小尺度、中尺度、大尺度 |
| 2.5.3 感知尺度:个体记忆、群体记忆和集体记忆 |
| 2.6 本章小结 |
| 3 黄石矿冶文化景观的形成及演化 |
| 3.1 黄石矿冶历史脉络 |
| 3.1.1 远古因石而“生” |
| 3.1.2 古代因矿而“起” |
| 3.1.3 近代矿业的“兴”与“危” |
| 3.1.4 现代由“盛”转“衰” |
| 3.2 黄石矿冶文化景观形成的地质因素 |
| 3.2.1 优质铜铁矿源奠定产业地位 |
| 3.2.2 便利开采条件推动早期采冶 |
| 3.2.3 分散矿体影响产业格局分布 |
| 3.2.4 丰富矿产种类促进衍生发展 |
| 3.3 黄石矿冶文化景观形成的地理因素 |
| 3.3.1 江湖水网纵横实现水上运输 |
| 3.3.2 山水分割造就城市空间分散 |
| 3.3.3 农林渔养提供生产生活配套 |
| 3.4 黄石矿冶文化景观形成的主体活动因素 |
| 3.4.1 政治经济影响铜铁矿冶发展 |
| 3.4.2 资源争夺促进多元文化融合 |
| 3.4.3 生产发展推动结构全面转变 |
| 3.4.4 历史活动塑造区域文化气质 |
| 3.5 黄石矿冶文化景观形成因素的关系 |
| 3.5.1 自然基底主导的演进性空间关系 |
| 3.5.2 主体活动影响的阶段性时间关系 |
| 3.6 黄石矿冶文化景观的演化规律 |
| 3.6.1 基于资源开发和利用的自然基底演化 |
| 3.6.2 基于资源配置和政策调整的产业演化 |
| 3.6.3 基于生产管控和建设的组织管理演化 |
| 3.6.4 基于区域产业进化和变迁的文化演化 |
| 3.6.5 基于生产力发展和引导空间格局演化 |
| 3.7 本章小结 |
| 4 黄石矿冶文化景观的类型及特性 |
| 4.1 黄石矿冶文化景观的分类系统 |
| 4.1.1 分类依据 |
| 4.1.2 分类原则 |
| 4.1.3 分类系统 |
| 4.2 采矿类文化景观样本及特征 |
| 4.2.1 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 |
| 4.2.2 铁山矿冶遗址和大冶铁矿 |
| 4.2.3 建国后的四大铜矿 |
| 4.2.4 采矿类文化景观特征 |
| 4.3 冶炼类文化景观样本及特征 |
| 4.3.1 大冶钢铁厂 |
| 4.3.2 大冶有色金属冶炼厂 |
| 4.3.3 黄石东钢厂 |
| 4.3.4 冶炼类文化景观特征 |
| 4.4 运输类文化景观样本 |
| 4.4.1 内湖水运 |
| 4.4.2 铁路运输 |
| 4.4.3 长江航运 |
| 4.4.4 公路交通及其他 |
| 4.4.5 运输类文化景观特征 |
| 4.5 衍生类文化景观样本 |
| 4.5.1 华新水泥厂 |
| 4.5.2 黄石电厂 |
| 4.5.3 源华煤矿 |
| 4.5.4 衍生类文化景观特征 |
| 4.6 聚落类文化景观样本 |
| 4.6.1 矿冶古城 |
| 4.6.2 工人社区 |
| 4.6.3 聚落类文化景观特征 |
| 4.7 黄石矿冶文化景观的特性 |
| 4.7.1 均质性 |
| 4.7.2 拓扑性 |
| 4.7.3 秩序性 |
| 4.8 本章小结 |
| 5 黄石矿冶文化景观的结构及尺度 |
| 5.1 黄石矿冶文化景观的构成要素 |
| 5.1.1 自然基底要素 |
| 5.1.2 物质和非物质要素 |
| 5.1.3 主体活动要素 |
| 5.2 黄石矿冶文化景观的结构形式 |
| 5.2.1 耦合资源的空间结构 |
| 5.2.2 系统完善的产业结构 |
| 5.2.3 政治干预的组织结构 |
| 5.2.4 稳定融合的文化结构 |
| 5.3 黄石矿冶文化景观的结构系统 |
| 5.3.1 单元体系统 |
| 5.3.2 产业链系统 |
| 5.3.3 整体网络系统 |
| 5.4 黄石矿冶文化景观的结构层级 |
| 5.4.1 景观表征层级 |
| 5.4.2 文化意义层级 |
| 5.4.3 动力发展层级 |
| 5.5 黄石矿冶文化景观的结构尺度 |
| 5.5.1 时间尺度 |
| 5.5.2 空间尺度 |
| 5.5.3 感知尺度 |
| 5.6 本章小结 |
| 6 黄石矿冶文化景观的价值评价 |
| 6.1 价值评价理论和评价方法 |
| 6.1.1 价值评价理论 |
| 6.1.2 价值评价方法 |
| 6.2 黄石矿冶文化景观价值评价的内容与方法 |
| 6.2.1 价值评价的目的 |
| 6.2.2 价值评价的内容 |
| 6.2.3 价值评价的方法 |
| 6.3 黄石矿冶文化景观的综合评价模型 |
| 6.3.1 综合价值评价体系建立的原则 |
| 6.3.2 综合价值评价体系的层次设计 |
| 6.3.3 评价指标权重的计算 |
| 6.3.4 模糊综合评价 |
| 6.4 黄石矿冶文化景观的评价结果分析 |
| 6.4.1 数据采集方法 |
| 6.4.2 综合价值评价结果 |
| 6.4.3 评价结果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黄石矿冶文化景观的保护性利用策略 |
| 7.1 黄石矿冶文化景观的保护性利用路径 |
| 7.1.1 保护性利用的目的和意义 |
| 7.1.2 保护性利用的思路 |
| 7.1.3 保护性利用策略的原则 |
| 7.2 基于长江流域工业遗产廊道的保护策略 |
| 7.2.1 长江流域工业文化遗产廊道与黄石矿冶文化景观的关联 |
| 7.2.2 长江流域工业遗产廊道要素的系统梳理 |
| 7.2.3 长江流域工业遗产廊道的保护思路 |
| 7.2.4 长江流域工业遗产廊道的区域推进 |
| 7.2.5 长江流域工业遗产廊道的产业联动 |
| 7.3 黄石矿冶文化景观的关联性保护策略 |
| 7.3.1 矿冶文化景整体感知的保护 |
| 7.3.2 生态与产业功能格局的保护 |
| 7.3.3 城乡遗产网络拓扑关系梳理 |
| 7.3.4 矿冶文化“IP”的建立和宣传 |
| 7.3.5 产业的升级转型和融合发展 |
| 7.4 黄石矿冶文化景观的产业系统保护策略 |
| 7.4.1 系统层级空间关系的系统建设 |
| 7.4.2 系统层级历史文化的动态梳理 |
| 7.5 黄石矿冶文化景观的单元层面保护策略 |
| 7.5.1 单元活动主体特性的保护性利用策略 |
| 7.5.2 物质文化的保护性利用策略 |
| 7.5.3 非物质文化的保护性利用策略 |
| 7.6 本章小结 |
| 8 全文总结及展望 |
| 8.1 研究结论与创新点 |
| 8.1.1 研究结论 |
| 8.1.2 创新点 |
| 8.2 下一步工作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论文及研究课题 |
| 附录2:黄石矿冶文化地名演变及相关历史大事记 |
| 附录3:《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含矿冶遗产) |
| 附录4:《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第一批)》中矿冶遗产一览表 |
| 附录5:黄石重要矿冶工业遗产一览表 |
| 附录6:黄石矿冶文化景观评价指标权重调查问卷 |
| 附录7:黄石矿冶文化景观的评价指标权重表 |
| 附录8:东钢厂黄石矿冶文化景观价值评价得分 |
（7）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作者简历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
| 1.2.1 矿产资源开发-经济耦合关系研究进展 |
| 1.2.2 矿产资源开发-环境耦合关系研究进展 |
| 1.2.3 矿产资源开发-经济-环境耦合关系研究进展 |
| 1.2.4 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研究现状 |
| 1.2.5 存在问题 |
| 1.3 研究目的与内容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 论文创新点 |
| 1.6 论文工作量 |
| 1.7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矿产资源开发-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理论基础与定量分析方法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耦合 |
| 2.1.2 协调和协调发展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矿产资源经济理论 |
| 2.2.2 环境经济与环境影响理论 |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4 环境库兹涅茨理论 |
| 2.2.5 系统科学理论 |
| 2.3 定量分析方法 |
| 2.3.1 向量自回归分析方法 |
| 2.3.2 耦合协调度分析方法 |
| 2.3.3 空间自回归与空间误差分析方法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与经济耦合关系研究 |
| 3.1 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分布与矿业发展 |
| 3.1.1 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分布特征 |
| 3.1.2 长江经济带矿业发展特征 |
| 3.2 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与经济耦合关系分析 |
| 3.2.1 向量自回归模型构建 |
| 3.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3.2.3 向量自回归结果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与环境耦合关系研究 |
| 4.1 长江经济带环境现状与矿区环境现状分布 |
| 4.1.1 长江经济带总体环境现状 |
| 4.1.2 长江经济带矿区环境现状分布 |
| 4.2 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的环境影响识别 |
| 4.3 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与环境耦合关系分析 |
| 4.3.1 空间占用影响 |
| 4.3.2 污染排放影响 |
| 4.3.3 土壤环境影响 |
| 4.3.4 地质环境影响 |
| 4.3.5 综合环境影响及评价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大保护战略下长江经济带矿产-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化研究 |
| 5.1 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 |
| 5.1.1 耦合协调度测算 |
| 5.1.2 耦合协调度预测 |
| 5.2 情景设置 |
| 5.3 指标体系与数据处理 |
| 5.3.1 指标体系 |
| 5.3.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4 耦合协调度分析 |
| 5.4.1 综合评价指数分析 |
| 5.4.2 耦合协调度结果分析 |
| 5.5 耦合协调度预测及情景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与协调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
| 6.1 空间相关性分析 |
| 6.1.1 空间权重矩阵设定 |
| 6.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6.1.3 空间自相关性检验 |
| 6.2 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2.1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6.2.3 空间溢出效应结果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经济-环境协调发展政策建议 |
| 7.1 优化空间结构 |
| 7.2 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
| 7.3 推动矿业城市资源产业转型升级 |
| 7.4 严格实行限采制度 |
| 7.5 推进矿山清洁化和集约化发展 |
| 7.6 建立流域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机制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未来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长江经济带矿区环境现状汇总表 |
| 附录2 长江经济带矿区与禁止开发区重叠情况汇总表 |
| 附录3 2006-2017年长江经济带经济指标数据 |
| 附录4 2006-2017年长江经济带环境指标数据 |
| 附录5 2006-2017年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指标数据 |
（8）中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作者简历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矿业经济绿色发展内涵研究 |
| 1.2.2 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评价研究 |
| 1.2.3 矿业经济绿色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
| 1.2.4 矿业经济绿色发展模式研究 |
| 1.2.5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点 第二章 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1 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理论分析 |
| 2.1.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1.2 绿色经济理论 |
| 2.1.3 生态经济理论 |
| 2.1.4 外部性理论 |
| 2.2 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概念界定 |
| 2.2.1 矿业与矿业经济 |
| 2.2.2 绿色发展的内涵 |
| 2.2.3 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界定 |
| 2.3 本章小结 第三章 中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历程与区域特征 |
| 3.1 中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历程 |
| 3.1.1 矿业发展代表性划分 |
| 3.1.2 矿业经济绿色发展阶段历程及特征 |
| 3.2 中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区域特征 |
| 3.2.1 矿产资源储量的区域特征 |
| 3.2.2 矿产资源勘查的区域特征 |
| 3.2.3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区域特征 |
| 3.2.4 矿业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的区域特征 |
| 3.3 本章小结 第四章 中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质量分析 |
| 4.1 矿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作用 |
| 4.1.1 中国矿业经济增长现状 |
| 4.1.2 贡献率评价指标 |
| 4.1.3 数据选取 |
| 4.1.4 贡献力分析结果 |
| 4.2 矿业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的脱钩分析 |
| 4.2.1 矿业能源消费现状 |
| 4.2.2 中国矿业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的脱钩程度 |
| 4.3 矿业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关联性分析 |
| 4.3.1 矿业产业结构现状 |
| 4.3.2 变量的选取 |
| 4.3.3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4.3.4 实证分析 |
| 4.3.5 主要结论 |
| 4.4 本章小结 第五章 中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实证研究 |
| 5.1 矿业经济绿色发展影响因素 |
| 5.1.1 外部系统影响因素分析 |
| 5.1.2 内部系统影响因素分析 |
| 5.1.3 系统分析 |
| 5.2 矿业经济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
| 5.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5.2.2 设计思路 |
| 5.2.3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3 中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水平的实证研究 |
| 5.3.1 主成分分析法 |
| 5.3.2 数据来源 |
| 5.3.3 不同省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分布特征 |
| 5.3.4 不同区域矿业经济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分布特征 |
| 5.4 本章小结 第六章 中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模式 |
| 6.1 中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模式探讨 |
| 6.1.1 研究方法的选取 |
| 6.1.2 单维度矿业经济绿色发展水平测度 |
| 6.1.3 矿业经济绿色发展聚类分析 |
| 6.2 中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模式的识别 |
| 6.2.1 “经济、技术、社会驱动型”模式 |
| 6.2.2 “政策引导型”模式 |
| 6.2.3 “产业、政策驱动型”模式 |
| 6.2.4 “技术、产业支撑型”模式 |
| 6.2.5 “环保优先型”模式 |
| 6.3 本章小结 第七章 中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路径 |
| 7.1 “经济、技术、社会驱动型”模式发展路径探讨 |
| 7.1.1 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特征 |
| 7.1.2 矿业经济绿色发展路径 |
| 7.2 “政策引导型”模式发展路径探讨 |
| 7.2.1 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特征 |
| 7.2.2 矿业经济绿色发展路径 |
| 7.3 “产业、政策驱动型”模式发展路径探讨 |
| 7.3.1 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特征 |
| 7.3.2 矿业经济绿色发展路径 |
| 7.4 “技术、产业支撑型”模式发展路径探讨 |
| 7.4.1 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特征 |
| 7.4.2 矿业经济绿色发展路径 |
| 7.5 “环保优先型”模式发展路径探讨 |
| 7.5.1 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特征 |
| 7.5.2 矿业经济绿色发展路径 |
| 7.6 本章小结 第八章 主要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展望 致谢 参考文献 |
（9）中国区域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1.4 论文创新点 |
| 2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2.1 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 2.2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3 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概述 |
| 3.1 智慧专业化概念 |
| 3.2 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理论 |
| 3.3 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实践 |
| 4 中国区域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的评价 |
| 4.1 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的产业选择与测度 |
| 4.2 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3 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的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4.4 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发展水平的实证结果 |
| 4.5 本章小结 |
| 5 中国区域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的影响因子 |
| 5.1 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影响因子的模型构建 |
| 5.2 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影响因子的研究假设 |
| 5.3 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影响因子的实证结果 |
| 5.4 本章小结 |
| 6 中国区域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的类型格局 |
| 6.1 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类型格局的模型构建 |
| 6.2 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类型格局的实证结果 |
| 6.3 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类型格局的时空演化 |
| 6.4 本章小结 |
| 7 中国区域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的变化趋势 |
| 7.1 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变化趋势的模型构建 |
| 7.2 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变化趋势的实证结果 |
| 7.3 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变化趋势的格局预测 |
| 7.4 本章小结 |
| 8 中国区域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的政策启示 |
| 8.1 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总体规划的政策启示 |
| 8.2 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选择和培育的政策启示 |
| 8.3 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空间布局的政策启示 |
| 8.4 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启示 |
| 9 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附录2 计算机软件着作权登记证书 |
| 附录3 中国区域智慧专业化产业测度一览表 |
（10）中国资源型城市棕地再生空间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城市:从“老工业基地”到“资源型城市” |
| 1.1.2 棕地:从“修复治理”到“再生利用” |
| 1.1.3 空间:从“多规合一”到“城市双修”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1.5 研究方法和步骤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框架和步骤 |
| 第2章 棕地的概念、特征及其空间再生动力机制 |
| 2.1 棕地问题或风险的产生 |
| 2.1.1 内因:工业化为场地注入了“毒性” |
| 2.1.2 外因:城市化使将场地包围其中 |
| 2.2 棕地的定义 |
| 2.2.1 北美地区的棕地定义 |
| 2.2.2 欧洲地区的棕地定义 |
| 2.2.3 东亚地区的棕地定义 |
| 2.2.4 棕地定义和内涵的扩充 |
| 2.3 棕地的类型 |
| 2.3.1 物质循环背景下的分类系统 |
| 2.3.2 国民经济行业体系背景下的分类体系 |
| 2.3.3 城市用地背景下的分类系统 |
| 2.4 棕地的核心特征 |
| 2.4.1 本体特征 |
| 2.4.2 空间特征 |
| 2.4.3 情感特征 |
| 2.4.4 美学特征 |
| 2.5 棕地再生的空间动力与机制 |
| 2.5.1 棕地再生的“原生”动力机制 |
| 2.5.2 棕地再生的“衍生”动力机制 |
| 2.5.3 棕地再生的“催化剂” |
| 第3章 资源型城市演变特征及其棕地现状调查 |
| 3.1 资源型城市的概念与历史阶段特征 |
| 3.1.1 资源型城市的概念 |
| 3.1.2 资源型城市的界定 |
| 3.1.3 中国资源型城市的历史成因及其阶段特征 |
| 3.2 资源型城市的类型及其分类体系构建 |
| 3.2.1 按资源类型划分 |
| 3.2.2 按生命周期划分 |
| 3.2.3 按城市规模划分 |
| 3.2.4 按地理环境划分 |
| 3.3 资源型城市棕地空间现状调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 3.3.1 发生机制决定空间格局 |
| 3.3.2 生命周期反映空间态势 |
| 3.3.3 主导产业影响空间形式 |
| 3.3.4 地理环境制约空间协同 |
| 3.4 典型资源型城市“棕地群”空间特征研究 |
| 3.4.1 石油:大庆市 |
| 3.4.2 煤炭:大同市 |
| 3.4.3 煤炭:锡林浩特市 |
| 3.4.4 铜矿:铜陵市 |
| 3.4.5 钢铁:攀枝花市 |
| 3.5 资源型城市“棕地群”空间问题总结 |
| 3.5.1 土地利用问题 |
| 3.5.2 生态安全问题 |
| 3.5.3 资源保护问题 |
| 3.5.4 材料循环问题 |
| 3.5.5 空间阻隔问题 |
| 第4章 棕地景观再生的理论与实践浅析 |
| 4.1 棕地景观再生理论及其发展脉络 |
| 4.1.1 探索阶段:1965-1985 |
| 4.1.2 发展阶段:1985-2005 |
| 4.1.3 成熟阶段:2005-2015 |
| 4.1.4 演化阶段:2015至今 |
| 4.2 棕地再生的学科体系构建 |
| 4.2.1 艺术学 |
| 4.2.2 生态学 |
| 4.2.3 建筑学 |
| 4.2.4 环境工程学 |
| 4.2.5 城乡规划学 |
| 4.2.6 风景园林学 |
| 4.3 棕地再生实践项目的区位特征分析 |
| 4.3.1 城市环境类 |
| 4.3.2 郊区环境类 |
| 4.3.3 自然环境类 |
| 4.4 棕地再生实践项目的尺度特征分析 |
| 4.4.1 建筑尺度:帕赛伊克纪念碑 |
| 4.4.2 场地尺度:西雅图煤气厂公园 |
| 4.4.3 社区尺度:北杜伊斯堡景观公园 |
| 4.4.4 城市尺度:底特律未来城市 |
| 4.4.5 区域尺度:国际建筑展埃姆舍公园 |
| 4.5 棕地再生实践项目的功能特征分析 |
| 4.5.1 生态类功能 |
| 4.5.2 文化类功能 |
| 4.5.3 教育类功能 |
| 4.5.4 休闲类功能 |
| 4.5.5 体育类功能 |
| 4.5.6 集散类功能 |
| 4.5.7 生产类功能 |
| 第5章 棕地再生的空间策略体系构建 |
| 5.1 棕地再生的空间层次及其再生影响因素 |
| 5.1.1 棕地再生的“空间策略”与“非空间策略” |
| 5.1.2 棕地再生的“空间策略”及其层次 |
| 5.2 宏观策略:“系统” |
| 5.2.1 “灰色系统”规划 |
| 5.2.2 “棕色系统”规划 |
| 5.2.3 “绿色系统”规划 |
| 5.2.4 “橙色系统”规划——工业遗产 |
| 5.2.5 “青色系统”规划——工业自然 |
| 5.3 中观策略:“模式” |
| 5.3.1 模式或原型的产生 |
| 5.3.2 工业闲置地的模式转化 |
| 5.3.3 矿业废弃地的模式转化 |
| 5.3.4 垃圾填埋场的模式转化 |
| 5.3.5 基础设施废弃地的原型转化 |
| 5.3.6 原型的空间谱系特征 |
| 5.4 微观策略:“母题” |
| 5.4.1 地形主导类母题 |
| 5.4.2 水体主导类母题 |
| 5.4.3 植被主导类母题 |
| 5.4.4 建筑物主导类母题 |
| 5.4.5 材料主导类母题 |
| 5.4.6 流线主导类母题 |
| 5.4.7 设备主导类母题 |
| 5.5 空间策略体系的整合 |
| 5.5.1 空间策略体系的融合——系统耦合 |
| 5.5.2 空间策略体系的操作——空间拓扑 |
| 5.5.3 空间策略体系的构建——“开放空间系统”规划与设计 |
| 第6章 系统综合体:瑞昌市“棕地群”景观规划设计 |
| 6.1 瑞昌市城市发展概况及上位规划背景 |
| 6.1.1 瑞昌市的基本区位条件分析 |
| 6.1.2 瑞昌市工业历史沿革分析 |
| 6.1.3 瑞昌市上位规划及相关政策 |
| 6.2 瑞昌市工业遗产和棕地现状调查与分析 |
| 6.2.1 古铜矿遗址 |
| 6.2.2 老工业基地 |
| 6.2.3 矿产资源地 |
| 6.2.4 码头工业镇 |
| 6.3 造船厂与码头废弃地景观再生案例研究 |
| 6.3.1 广州市中山岐江公园 |
| 6.3.2 新奥尔良市新月公园 |
| 6.3.3 旧金山市山岬公园 |
| 6.3.4 韩国统营市造船厂更新设计 |
| 6.4 宏观策略:全域旅游工业体验区规划 |
| 6.4.1 瑞昌市主要旅游资源单体评价 |
| 6.4.2 瑞昌市工业文化体验区的规划与模式选择 |
| 6.4.3 瑞昌市工业文化旅游廊道规划 |
| 6.5 中观策略:江州造船厂景观规划设计 |
| 6.5.1 场地历史脉络分析 |
| 6.5.2 场地现状条件分析 |
| 6.5.3 场地平面规划与设计 |
| 6.6 微观策略:造船厂空间详细设计 |
| 6.6.1 舾装码头设计 |
| 6.6.2 车间仓库设计 |
| 6.6.3 钢板堆场设计 |
| 6.6.4 露天船台设计 |
| 6.6.5 车间庭园设计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展望:走向多学科交叉的棕地再生途径 |
| 7.2.1 系统性 |
| 7.2.2 过程性 |
| 7.2.3 复杂性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A 欧洲城棕地市振兴相关项目或组织 |
| 附录 B 中国城市用地分类相关标准下的潜在棕地类型 |
| 附录 C 景观规划设计最终专题图纸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四、关于加快江西有色金属工业发展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D]. 迟也迪. 吉林大学, 2021(02)
- [2]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评估与影响因素研究[D]. 白继山. 西南大学, 2021(01)
- [3]江西地方政府行业管理职能转变研究 ——以黄金行业为例[D]. 戴子俊. 南昌大学, 2020(01)
- [4]中矿资源国际化战略演进及产业生态优化研究[D]. 张津伟.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9(02)
- [5]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D]. 于晨. 天津大学, 2019(01)
- [6]黄石矿冶文化景观研究[D]. 曹宇.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1)
- [7]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D]. 方传棣. 中国地质大学, 2019(03)
- [8]中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研究[D]. 任思达. 中国地质大学, 2019(03)
- [9]中国区域智慧专业化空间分布研究[D]. 王林.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3)
- [10]中国资源型城市棕地再生空间策略研究[D]. 卓百会. 清华大学,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