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法治在反腐败中的作用（论文文献综述）
张剑锋[1]（2021）在《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腐败是全球性问题,也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政治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腐败特点,党和政府针对不同阶段的腐败问题,采取不同的腐败治理政策和措施,取得明显效果,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的腐败治理力度不断加大,腐败治理取得新的成效。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学者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由于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研究时段、研究区域的选择不尽相同,得出的结论也存在较大差异。概括起来,大致包括腐败治理有利于经济发展、腐败治理不利于经济发展、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无相关性等结论。对于中国的腐败治理来说,中共十八大是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大了腐败治理力度,腐败治理取得了显着成效,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即由长期的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骤然降速,且与中共十八大以来高压反腐的时间段重合,国内外都出现了“反腐败导致中国经济下滑”的论调。所以,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需要进行全面分析和探讨。学界关于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是否影响经济发展的争论,实质上反映了对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认识分歧。十八大以来经济增速放缓似乎证实了“腐败有效论”或“反腐有害论”,而主张“腐败有效论”或“反腐有害论”者则似乎刻意回避将之与腐败治理相联系,显示出逻辑论证前后矛盾的窘境。因此,厘清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关系,对于统一思想认识,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部分:（1）对腐败治理的概念、腐败治理的度量、经济发展的概念、经济发展的测度指标、相关性的内涵等方面进行了界定和分析,并对国内外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探索,西方经济学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此外,还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入手,分析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机理。（2）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进行总体分析。首先,对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的总体情况进行分析,主要从腐败治理举措、腐败治理的成效、中国腐败治理在世界反腐败数据中心的排名等方面进行分析。其次,对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分析,通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等方面进行总结分析。（3）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进行模型建构。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检验,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入手,考虑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直接相关性,然后考虑主要经济发展要素,重新构建模型,检验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间接相关性,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一致性进行了实践分析,并对腐败治理与基尼系数、居民幸福指数的相关性进行分析。（4）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了差异化检验。为了验证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不同时间是否不同,就需要对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差异化分析。选择研究样本与研究变量,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传导机制模型、时间效应模型,采用合适的检验方法对各个模型进行检验,并且对检验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静态面板的角度还是动态面板的角度,腐败治理均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显着的正向影响。通过逻辑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复杂的相关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存在相互决定的关系,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也存在着互动关系。一方面,经济发展对腐败治理有决定作用。经济发展为腐败治理提供了前提和依据,决定了腐败治理的目标和方向,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政风建设,为腐败治理的成败提供了客观标准。另一方面,腐败治理为经济发展提供直接动力,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2）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复杂相关性关系主要表现在:腐败治理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但是经济发展不是腐败治理的原因,二者存在由腐败治理到经济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既存在直接相关性,也存在间接相关性。腐败治理力度与经济发展各要素的影响强度不同,其中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程度最高。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时间累积效应,即不仅会对当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还会对后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到滞后二期时会表现较弱。（3）基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正相关的结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和建议,即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推动腐败治理,以投资领域为重点构建新时代新型政商关系,以民生为导向矫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立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腐败治理体系。本文创新点主要有:（1）视角创新。从经济发展视角研究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具有视角创新性。首先,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角度,梳理了中外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和理论,并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三者关系角度,分析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初步构建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理论框架。其次,基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结论,紧扣当前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提出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系统性。（2）观点创新。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复杂的相关性关系的观点具有创新性。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腐败治理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但是经济发展不是腐败治理的原因,二者存在由腐败治理到经济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既有直接相关关系,也有间接相关关系。腐败治理力度与经济发展各要素的影响强度不同,其中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程度最高。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作用存在着时间累积效应。中国目前应坚持和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3）方法创新。从实证角度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研究的方法具有创新性。首先是从整体上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进行了相关性实证分析,然后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进行了差异化检验,在具体检验时,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传导机制模型、时间效应模型等多种模型,选取相关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利用经济学计量方法,用相关数据分析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指数之间的复杂关系。
李震[2]（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的发展过程与基本经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只要有权力,一个人就可能产生腐败动机,做出越轨行为。因此,腐败治理成为世界的难题。腐败作为一种社会污染,一旦蔓延开来,就会蚕食心智,破坏公平,极易引发重大社会事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降低腐败的危险性,在社会进入重要转型期,党中央立于现实,围绕中心任务,采取多种举措反对腐败,进行廉政建设,使党的反腐倡廉建设有了新发展,迈入了新阶段。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重设反腐倡廉路线,大力整顿党风、恢复反腐败机构、打击经济犯罪,使党的反腐倡廉建设走向现代化;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标本兼治的治理方案,开展党风廉政教育、整合反腐败力量、部署反腐败三项任务,使党的反腐倡廉建设更加科学化;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有力提升反腐倡廉地位,加强先进性建设、完善行政问责制度、健全反腐败工作体制,使党的反腐倡廉建设更加系统化。改革开放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领导反腐倡廉,打响作风攻坚战、高压惩治腐败、构建反腐败网络、健全党内法规制度,使党的反腐倡廉建设更加全面化。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进行的现代化事业稳步向前。大风大浪中,党始终牢牢掌握反腐倡廉的领导权,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四十多年来,我们党在进行反腐倡廉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很多宝贵经验:坚持党的统一领导、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完善反腐败机构、加强廉政制度建设、保持党的反腐败威慑力、坚持德治与法治双向发力、加强国际反腐败合作等,这些认识和经验是我们党未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最大的底气。同时,本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党进行的反腐倡廉实践具有丰富的时代价值,是其发展成果在实践和理论领域中的具体呈现。
周新荣[3]（2020）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法治反腐的发展历程与实施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李春阳[4]（2020）在《“调查-起诉”关系研究 ——以职务犯罪为视角的考察》文中研究指明
易辉腾[5]（2020）在《全球视野下的法治与腐败控制关系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地进步与发展,人们对反腐败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各国对反腐败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反腐倡廉成了依法治国的重要一环。目前腐败状况存在地区差异,有些地方腐败现象严重,而另外一些地方相对清廉。腐败这一现象的产生和发展是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的,一个地区的法治程度与腐败程度存在关联。本研究通过探索法治的内涵,发现法治有助于反腐的六大特征,即公开、稳定、明确、普遍的立法原则,公开透明的法律条文,平等的法治观念,长期稳定的法律,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最后就是执法监督与补救。法治所蕴含的这六大特征里面潜藏着反腐败的基因。同时,通过利用世界治理指数（WGI）1996年到2018年的数据进行方差分析、调节分析和固定效应分析,笔者发现一个地区的法治程度越高,其对腐败的控制程度越高,政治体制、经济水平、文化类型对法治与腐败控制间的关系存在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加大腐败治理的建议:要全力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健全反腐败法制,借鉴国外反腐败法治体系,加大反腐国际合作,建立一个高效廉洁的反腐机构。在此基础上,经过不断地努力和探索之后,腐败情况将会得到有效遏制。
周超逸[6]（2020）在《网络反腐发展演变与制度化的反思》文中研究指明腐败会导致社会资源的不公平分配,进而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动摇党的执政根基。网络反腐作为互联网时代的新型反腐形式,通过广泛的社会参与和公众监督遏制腐败,是反腐倡廉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至今,随着中央对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倡廉的重视,网络反腐进入制度化新阶段,从无序向有序演变。但是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风暴和网络治理对民间网络反腐的冲击,导致网络反腐日渐式微。保留网络反腐的特性与活力是当务之急。因此,本文对网络反腐制度化的现状进行回顾和反思,提出适应互联网时代国家治理需求的制度调适路径,更好地发挥网络反腐在反腐倡廉体系内的独特功能。本文共有七章。第一章是绪论,该部分论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等。第二章明确了网络反腐的核心概念和理论基础,阐述了功能主义冲突论和制度变迁理论。第三章梳理了我国反腐模式和网络反腐的发展历程,根据241个案例分析网络反腐的主要特征,归纳网络反腐的最新趋势,探究官方、传媒和公众在网络反腐中的多元互动行为。第四章分析网络反腐制度化的必要性及其现状,网络反腐存在信息失真、群体极化和偶然性等内在局限,但是能够发挥社会安全阀功能,是传统反腐体系的有效补充。纳入制度化轨道是网络反腐的必然途径,从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三个层面归纳网络反腐的制度现状。第五章总结网络反腐制度化的新问题并进行反思。目前网络反腐制度建设出现失衡和偏差,部分特性和活力逐渐消亡,对社会的整合作用下降,需要对引发新问题的原因展开探究。第六章提出了网络反腐制度的调适路径,从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三个层面进行治理调适。在正式规则层面,加强立法的体系化和专门化,确立网络反腐主体的权力界限,规范网络反腐司法行为;在非正式规则层面,树立公职人员的正确网络反腐观,加强传媒的自律意识和柔性监管,提升公民意识和网络素质;在实施机制层面,完善信息公开、网络举报、舆情引导、反腐对接等机制。第七章是结论与展望,希望更好地将网络反腐纳入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发挥网络反腐的独特优势,探索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
赵培杰[7]（2020）在《新时代党内反腐败法规的制度运行逻辑研究》文中认为长期以来,腐败就被认为是社会的毒瘤,是阻碍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巨大障碍,是“政治之癌”。新时代以来,在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下,党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加快党内反腐败法规建设,党内反腐败法规体系建设成效显着。巨大的反腐成效背后,是在党的领导下,将制度反腐逻辑贯穿于党内法规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始终,依靠制度逻辑的运行来根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实现治本效能。当前,面对依旧严峻而复杂的反腐形势,党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等反腐败思想,制定并修订了诸多党内反腐法规,并强化其体系建设,将制度治理腐败的逻辑运行贯穿于党内反腐败法规建设的全过程。因此,党内反腐败法规作为制度反腐的深刻体现,其建设并非一蹴而就的,它所呈现的制度效能如何?本文试图通过透析党内反腐败法规的制度运行逻辑来回答这一问题。本文的研究主要基于党内法规在反腐败理论及实践中的重要功能,以党内反腐败法规为研究对象,试图系统而全面地考察新时代以来的党内反腐败法规建设情况,并深入透析其制度运行逻辑,以此考察党内反腐败法规所呈现出的制度效能。正文由三部分构成:一、阐释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思想理论。党内反腐败法规建设是基于党对腐败和反腐败规律作出的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并形成其严密的思想逻辑的基础上进行的。本文首先解析党的反腐败思想,并以此作为党内反腐败法规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二、考察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以来的党内反腐败法规建设的演进情况。党内反腐败法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其建设实践中,体现出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性。为此,笔者依次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和新时代以来的党内反腐败法规建设情况进行探析,基于此,再对新时代以来的党内反腐败法规的体系结构及其实践效能进行分析和探讨,以全面把握其制度逻辑的生成机理。三、透析党内反腐败法规的制度运行逻辑。通过构建三个层面依次递进、环环相扣的逻辑运行,呈现出党内反腐败法规在腐败治理中发挥的制度效能。笔者认为,这一逻辑首先是由权力的制度强化建构的“不敢腐”的逻辑运行,其次是基于制度激励、制度约束和制度密度生成的“不能腐”的逻辑运行,最后是基于政治生态保障所确立的“不想腐”的逻辑运行。由此,通过“三不腐”逻辑的运行,党内反腐败法规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腐败滋生的土壤,推动实现依靠党内法规制度对腐败的治本效能,从而进一步营造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最终推动廉洁政治的建设目标。
张京娟[8]（2019）在《列宁反腐败法治思想对当代中国反腐败法治建设的启示》文中认为列宁在带领苏维埃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反腐败法治理论和俄国反腐败实践结合,创造性的提出了列宁反腐败法治思想,为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反腐败法治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力度空前加强,反腐败斗争取得了重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进行,我国反腐败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中国反腐败工作迎来法治反腐新时代。如何在依法治国的层面下依法反腐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需要解决的首要任务。列宁反腐败法治思想体系完整、内涵丰富,富有时代价值,对当代我国社会主义反腐败法治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示。论文从列宁经典着作入手,从列宁的反腐败法治思想出发,研究列宁反腐败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立足中国反腐败法治建设实践中的做法和问题,分析列宁反腐败法治思想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反腐败体制改革的现实价值启示。论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为列宁反腐败法治思想的产生,分析了列宁反腐败法治思想产生的理论渊源和实践背景,其直接来源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反腐败法治理论,另外吸收了资本主义反腐败法治思想以及俄国沙皇时代法治思想的有益成分,并在苏维埃俄国反腐败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第二部分是列宁反腐败法治思想的内容。列宁的反腐败法治思想体系完整,内容丰富,主要有体现在五个方面:完善反腐败立法,法制是惩治腐败的前提;严格执法,消除特权,对党员的腐败行为要加倍惩罚;保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提高司法队伍素质;完善法律监督机制,用制度规范权力运行;加强法制教育,提高全民反腐败法律意识等。第三部分是列宁反腐败法治思想的历史意义。列宁反腐败法治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反腐败法治理论,它站在了时代的高度,将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应用于苏维埃俄国反腐败斗争实践中,带领苏维埃俄国取得了反腐败斗争的巨大成就,是马克思主义反腐败法治理论的创新,列宁的反腐败法治思想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反腐败法治建设也具有借鉴意义,新中国成立后的反腐败法治建设中都有列宁反腐败法治思想的影响,例如重视依靠法制反腐,反腐败必须严格执法以及重视法制教育预防腐败等。第四部分是列宁反腐败法治思想对中国新时代反腐败法治建设的启示。这是论文的重点,也是本文的创新所在。列宁反腐败法治思想对我国新时代反腐败法治建设的启示主要有:一是完善反腐败立法体系,树立法治权威;二是严格执法,加强反腐败惩处力度,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不变;三是保证司法机关独立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发挥司法惩治腐败的作用;四是要加强反腐败法治教育,增强全民守法意识;五是加强法律监督,完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
薛韡[9]（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构建“三不腐”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开展了刀刃向内、气势磅礴的反腐败斗争。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有效机制作为反腐败斗争的主轴贯穿其中,推动了反腐败斗争从“胶着状态”到如今取得“压倒性胜利”,不敢腐的目标已经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和全面从严治党历史性成就表明,构建“三不腐”机制成效显着。立足新时代,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回望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方的路,进一步研究总结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历程和经验,研究凝炼出构建“三不腐”机制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基本路径。这条基本路径是由反腐败斗争的历史性变革和实践成效演进而来的,是对党的反腐败斗争和全面从严治党规律的深刻把握。构建“三不腐”机制这条基本路径,是贯通一体的有机整体,是相融相成、相互促进的标本兼治,是一体推进的系统工程。反腐败斗争虽然已经取得压倒性胜利,但还没有取得彻底胜利,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党面临的考验危险和风险挑战依旧长期存在。当前,构建“三不腐”机制在目标实现和作用发挥的程度上还存在着不均衡、不平衡问题,腐败存量和增量并存,规范权力运行的笼子还未严丝合缝,涵养自律意识的土壤尚未完全厚植,需要以坚韧执着的斗志攻坚克难,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一体推进“三不腐”,是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重大战略部署。新时代深化构建“三不腐”机制,要重点在传承经验和改革创新、重点突破和集成联动、内在活力和外部动力、常态效能和长效机制这“四个方面”统筹把握,以“3+2+1”为基本建构格局一体推进,健全完善惩戒、预防、自律三大运行机制、制度和责任两个保障机制,同时全力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的专责作用。深化构建“三不腐”机制,是新时代反腐败斗争基本路径的生动实践,必将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更大战略性成果,直至海晏河清。
吕永祥[10]（2019）在《国家监察委员会的预防腐败职能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当前全面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国家监察委员会面临着在腐败存量日益减少的情况下通过有效预防腐败来遏制腐败增量这一重要任务,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研究是一个兼具理论前沿性和实践重要性的研究议题。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执政为民、秉公用权为目标的政党,她在使用公共权力维护社会秩序和增进社会公共福祉的同时,还必须同公权力腐败这种公权私用的现象作长期和坚决的斗争。预防腐败和惩治腐败是我国反腐败战略的两大支柱,随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国家政权对公权力腐败的成因和廉政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预防腐败在我国反腐败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成为我国反腐败的重要方针。预防腐败是比惩治腐败具有更高复杂性和前瞻性的反腐败战略,对反腐败机构的专业化水平和综合能力有着更高的要求。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原本分散的预防腐败机构及其资源有效地整合起来,为国家监察委员会有效预防公权力腐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如何结合自己的机构属性和职能设置来有效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预防腐败战略,仍旧是摆在国家监察委员会这一新成立的国家反腐败机构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既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深化,也亟待从理论上加以研究和回应。国家监察委员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反腐败机构,预防公权力腐败是其一项重要任务。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公权力腐败的理论逻辑是,通过消除公权力腐败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构成要件来切断公权力腐败行为的发生机制。基于此,本文在厘清公权力腐败和预防腐败等核心概念的基础上,借鉴制度预防腐败理论等国内外廉政理论资源,从“公共权力—腐败动机—腐败机会→腐败行为”这一解释公权力腐败发生机理的主流范式出发,结合我国反腐败政策文件对预防腐败战略的相关规定以及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职能设置,尝试性地构建“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制度建设→预防腐败”这一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职能的理论分析框架。作为一项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采取政策试点的改革方法,其政策运行过程先后经历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政策试点、国家监察委员会试点的政策扩散和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正式形成三个发展阶段。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标志性成果,对我国提升预防腐败的有效性具有积极的作用。通过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前和之后的两种国家监察机关乃至两种预防腐败体系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提升预防腐败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整合分散的预防腐败职能,构建集中统一的预防腐败体系,对于我国更加有效地预防权力腐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从预防腐败实践的角度看,国家监察委员会作为一个兼具预防腐败职能和惩治腐败职能的综合性国家反腐败机构,是我国预防腐败战略的主要执行者。随着预防腐败局、行政监察机关等原预防腐败机构被整合至国家监察委员会之中,国家监察委员会在我国预防腐败体系中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国家监察委员会在贯彻执行我国的教育、制度和监督并重的预防腐败战略的同时,结合《监察法》赋予的对公职人员开展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和对监察对象所在单位廉政建设中的问题提出监察建议等监察职能,形成了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和制度建设三管齐下的预防腐败模式。机构是履行职能的载体,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履行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和提出监察建议等监察职能都有相应的内设机构和外派机构作为支撑,意在通过开展预防性监督和发现性监督防范公共权力滥用,通过开展廉政教育抑制公职人员的腐败动机,通过制度建设减少公职人员的腐败机会,从而释放出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公权力腐败的治理效能。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承认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公权力腐败的实践工作取得显着成效的同时,还应客观地看到,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国家监察委员会在预防公权力腐败时还会触及到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结合纪检监察机关的调研材料、相关统计数据等经验材料和理论分析来看,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履行预防腐败职能的过程中亟需解决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有待强化、对公职人员的廉政教育效果不够理想和运用监察建议推动被监督单位加强廉政制度建设的有效性亟待提升等问题。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国家监察委员会要将其制度优势进一步转化为预防腐败的效能,就需要在借鉴中国香港等高度廉洁地区的预防腐败经验的基础上,对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和增强不想腐的自觉三大目标,从多措并举提升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有效性、构建主体协调、分类施教和高度参与的精细化廉政教育模式和积极运用监察建议督促被监督单位提升廉政制度质量及其执行力三个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预防腐败的有效性。虽然公权力腐败行为与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战略之间的较量和博弈将是一个长期的和复杂的过程,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党和人大的领导之下,加强与其他预防腐败主体的协调配合,不断提升履行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和监察建议三项预防腐败职能的有效性,综合运用预防腐败和惩治腐败之间的互补效应,就能够在公权力腐败和预防腐败行动之间的长期博弈中不断取得胜利。
二、论法治在反腐败中的作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法治在反腐败中的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1）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与评述 |
| 1.2.1 文献综述 |
| 1.2.2 文献评述 |
| 1.3 核心观点与理论支点 |
| 1.3.1 核心观点 |
| 1.3.2 理论支点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点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腐败治理 |
| 2.1.2 经济发展 |
| 2.1.3 相关性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 |
| 2.2.2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探索 |
| 2.2.3 西方经济学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借鉴 |
| 2.3 本章小结 |
| 3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机理分析 |
| 3.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三者的互动关系 |
| 3.1.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 |
| 3.1.2 社会结构的层次和层次态发展 |
| 3.2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理分析 |
| 3.2.1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分析 |
| 3.2.2 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 |
| 3.2.3 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间接影响 |
| 3.3 本章小结 |
| 4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总体分析 |
| 4.1 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的举措与成效 |
| 4.1.1 腐败治理的举措 |
| 4.1.2 腐败治理的成效 |
| 4.1.3 基于世界反腐败数据中心的中国腐败治理分析 |
| 4.2 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的总体分析 |
| 4.2.1 经济增长状况 |
| 4.2.2 居民可支配收入及消费状况 |
| 4.2.3 投资质量状况 |
| 4.2.4 对外贸易状况 |
| 4.3 本章小结 |
| 5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统计检验 |
| 5.1 模型构建、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直接相关性检验 |
| 5.2.1 平稳性检验 |
| 5.2.2 E-G协整检验 |
| 5.2.3 格兰杰因果检验 |
| 5.3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间接相关性检验 |
| 5.3.1 考虑物质资本和劳动力因素的腐败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
| 5.3.2 腐败治理通过其他因素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结果分析 |
| 5.4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一致性检验 |
| 5.4.1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实践一致性检验 |
| 5.4.2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指数一致性检验 |
| 5.5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模型解析 |
| 5.5.1 直接相关性解析 |
| 5.5.2 间接相关性解析 |
| 5.5.3 因果相关性解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差异化检验 |
| 6.1 样本及变量选择 |
| 6.1.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1.2 变量选择及统计 |
| 6.2 模型设定及检验 |
| 6.2.1 静态面板模型 |
| 6.2.2 动态面板模型 |
| 6.3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差异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检验结果 |
| 6.4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时间效应”模型 |
| 6.4.1 模型构建 |
| 6.4.2 时间效应模型检验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5.1 采用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 |
| 6.5.2 运用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 |
| 6.6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对策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推动腐败治理 |
| 7.2.2 以投资领域为重点构建新时代新型政商关系 |
| 7.2.3 以民生为导向矫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7.2.4 建立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腐败治理体系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的发展过程与基本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选题背景 |
| 2.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3.相关研究评价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研究创新 |
| 2.研究不足 |
| 一、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概念界定 |
| 1.腐败 |
| 2.廉政 |
| 3.反腐倡廉建设 |
| (二)理论基础 |
| 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廉政学说 |
| 2.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相关内容 |
| 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政理念 |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的发展过程 |
| (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进行的反腐倡廉建设 |
| 1.以整党为重心,全面整顿党风 |
| 2.重建反腐机构,强化廉政监督 |
| 3.严打经济犯罪,狠刹不正之风 |
| (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进行的反腐倡廉建设 |
| 1.开展党风廉政教育,加强党员党性建设 |
| 2.实行纪检监察合署,完善相关监督机制 |
| 3.坚持标本兼治,确定反腐败三项任务 |
| (三)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行的反腐倡廉建设 |
| 1.加强先进性建设,开展党内教育活动 |
| 2.完善行政问责制度,规范干部从政行为 |
| 3.健全反腐败工作体制,对接国际反腐败工作 |
| (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行的反腐倡廉建设 |
| 1.围绕中央“八项规定”,打赢作风攻坚 |
| 2.高压惩腐,强化“不敢腐”的震慑 |
| 3.深化反腐败机构改革,完善纪检监察体制 |
| 4.加强巡视派驻,实现党和国家监督全覆盖 |
| 5.健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
|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是反腐倡廉建设的根本保证 |
| (二)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是党反腐倡廉建设的力量来源 |
| (三)保持反腐威慑力是党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保障 |
| (四)德治与法治双向发力是党反腐倡廉建设的基础手段 |
| (五)完善反腐败机构是党反腐倡廉建设的主要抓手 |
| (六)加强廉政制度建设是党反腐倡廉建设的根本途径 |
| (七)加强国际反腐败合作是党反腐倡廉建设的时代要求 |
| 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的时代价值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的理论价值 |
| 1.发展了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理论体系 |
| 2.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廉政文化内容 |
| 3.为多国和地区提供了中国反腐方案 |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的实践价值 |
| 1.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 |
| 2.加快党的腐败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
| 3.助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全球视野下的法治与腐败控制关系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框架 |
| 1.3 本文的难点与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
| 2.1 法治的内涵 |
| 2.2 腐败的内涵 |
| 2.3 法治对腐败的抑制 |
| 2.4 理论框架 |
| 第3章 研究方法 |
| 3.1 数据 |
| 3.2 变量 |
| 3.3 统计分析手段 |
| 第4章 不同背景下的全球国家(地区)法治与腐败控制 |
| 4.1 不同政治体制下的全球国家(地区)法治与腐败控制 |
| 4.1.1 不同政治体制下的全球国家(地区)法治状况 |
| 4.1.2 不同政治体制下的全球国家(地区)腐败状况 |
| 4.2 不同法律背景下的全球国家(地区)法治与腐败控制 |
| 4.2.1 不同法律体系下的全球国家(地区)法治状况 |
| 4.2.2 不同法律体系下的全球国家(地区)腐败状况 |
| 4.3 不同经济发展程度下的全球国家(地区)法治与腐败控制 |
| 4.3.1 不同经济水平下的全球国家(地区)法治状况 |
| 4.3.2 不同经济水平下的全球国家(地区)腐败控制状况 |
| 4.4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全球国家(地区)法治与腐败控制 |
| 4.4.1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全球国家(地区)法治状况 |
| 4.4.2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全球国家(地区)腐败控制状况 |
| 第5章 研究发现 |
| 5.1 方差分析 |
| 5.1.1 不同政治体制下全球国家(地区)间的法治与腐败控制方差分析 |
| 5.1.1.1 不同政治体制下全球国家(地区)间的法治方差分析 |
| 5.1.1.2 不同政治体制下全球国家(地区)间的腐败控制方差分析 |
| 5.1.2 不同文化背景下全球国家(地区)间的法治与腐败控制方差分析 |
| 5.1.2.1 不同文化背景下全球国家(地区)间的法治方差分析 |
| 5.1.2.2 不同文化背景下全球国家(地区)间的腐败控制方差分析 |
| 5.1.3 不同经济水平下全球国家(地区)间的法治与腐败控制方差分析 |
| 5.1.3.1 不同经济水平下全球国家(地区)间的法治方差分析 |
| 5.1.3.2 不同经济水平下全球国家(地区)间的腐败控制方差分析 |
| 5.1.4 不同法律体系下全球国家(地区)间的法治与腐败控制方差分析 |
| 5.1.4.1 不同法律体系下全球国家(地区)间的法治方差分析 |
| 5.1.4.2 不同法律体系下全球国家(地区)间的腐败控制方差分析 |
| 5.2 调节分析 |
| 5.2.1 政治体制对法治与腐败控制间关系的调节分析 |
| 5.2.2 文化背景对法治与腐败控制间关系的调节分析 |
| 5.2.3 经济水平对法治与腐败控制间关系的调节分析 |
| 5.2.4 法律体系对法治与腐败控制间关系的调节分析 |
| 5.3 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分析 |
| 第6章 讨论与结论 |
| 6.1 讨论 |
| 6.2 结论 |
| 第7章 政策性建议与研究局限性 |
| 7.1 政策性建议 |
| 7.2 研究局限性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中英文对照表 |
（6）网络反腐发展演变与制度化的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点 |
| 1.4.2 研究的不足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腐败 |
| 2.1.2 网络反腐 |
| 2.1.3 制度与制度化 |
| 2.1.4 网络反腐制度化 |
| 2.2 相关基础理论 |
| 2.2.1 功能主义冲突论 |
| 2.2.2 制度变迁理论 |
| 第三章 网络反腐的发展历程与主要特征 |
| 3.1 反腐的治理模式 |
| 3.1.1 运动反腐 |
| 3.1.2 权力反腐 |
| 3.1.3 制度反腐 |
| 3.1.4 法治反腐 |
| 3.2 网络反腐的发展历程 |
| 3.2.1 萌芽阶段(2000-2007年) |
| 3.2.2 高速发展阶段(2008-2012年) |
| 3.2.3 制度化新阶段(2013年至今) |
| 3.3 网络反腐的主要特征:基于241个网络反腐案例的分析 |
| 3.3.1 网络反腐案例的主要特征分析 |
| 3.3.2 网络反腐的参与者分析 |
| 第四章 网络反腐制度化的必要性及其现状 |
| 4.1 网络反腐的内在局限 |
| 4.1.1 网络信息失真加剧冲突情绪 |
| 4.1.2 群体极化现象破坏社会秩序 |
| 4.1.3 偶然性和选择性降低反腐效力 |
| 4.2 网络反腐纳入反腐倡廉制度体系的功能定位 |
| 4.2.1 网络反腐冲突的社会调节功能 |
| 4.2.2 网络反腐的社会安全阀功能 |
| 4.2.3 网络反腐是传统反腐体系的有效补充 |
| 4.3 网络反腐制度化的现状 |
| 4.3.1 正式规则层面 |
| 4.3.2 非正式规则层面 |
| 4.3.3 实施机制层面 |
| 第五章 网络反腐制度化的新问题与反思 |
| 5.1 网络反腐演变中制度化产生的新问题 |
| 5.1.1 制度建设失衡和执行偏差 |
| 5.1.2 网络反腐的特性逐渐消亡 |
| 5.1.3 网络反腐活力的部分丧失 |
| 5.1.4 网络反腐的社会整合功能下降 |
| 5.2 网络反腐制度化新问题的原因 |
| 5.2.1 制度反腐的局限和公共权力异化 |
| 5.2.2 网络反腐冲突强度的调节与引导 |
| 5.2.3 网络反腐中话语权的争夺与控制 |
| 5.2.4 网络治理对民间网络反腐的冲击 |
| 第六章 网络反腐制度的调适路径 |
| 6.1 完善正式规则,强化网络反腐特色定位 |
| 6.1.1 加强立法的体系化和专门化 |
| 6.1.2 确立网络反腐参与者的权力界限 |
| 6.1.3 规范网络反腐司法行为 |
| 6.2 培育非正式规则,激发网络反腐活力 |
| 6.2.1 树立公职人员的正确网络反腐观 |
| 6.2.2 加强传媒的自律意识和柔性监管 |
| 6.2.3 提升公民意识和网络素质 |
| 6.3 健全实施机制,发挥社会整合功能 |
| 6.3.1 改善信息公开机制 |
| 6.3.2 完善网络举报机制 |
| 6.3.3 健全舆情引导机制 |
| 6.3.4 完善反腐对接机制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1 作者简历 |
| 2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3 参与的科研项目及获奖情况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7）新时代党内反腐败法规的制度运行逻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相关概念研究 |
| (二) 十八大以来党内反腐败法规的建设背景研究 |
| (三) 十八大以来党内反腐败法规的现状研究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 研究创新 |
| (二)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党内反腐败法规建设的指导思想 |
| 一、不正之风是滋生腐败的温床 |
| 二、腐败问题关乎党的生死存亡 |
| 三、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
| 四、反腐败永远在路上 |
| 五、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 |
| 第三章 从新时期到新时代:党内反腐败法规建设的演进分析 |
| 一、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内反腐败法规建设总体情况 |
| 二、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以来的党内反腐败法规建设 |
| 三、党内反腐败法规体系及其实践效能 |
| (一) 党内反腐败法规的体系结构—静态分析 |
| (二) 党内反腐败法规彰显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治理能力—动态分析 |
| 四、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制度运行逻辑透析 |
| 一、权力的制度强化——不敢腐的逻辑运行 |
| (一) 党的领导的权力及其制度强化 |
| (二) 党的集体意志与制度威力 |
| (三) 制度执行力的形成及其震慑效能 |
| 二、无限空间与有限边界——不能腐的逻辑运行 |
| (一) 制度激励:无限空间的精神动能 |
| (二) 制度约束:有限边界的管控 |
| (三) 制度密度:从思想到行动 |
| 三、政治生态保障——不想腐的逻辑运行 |
| (一) 党内反腐败法规与政治生态建设 |
| (二) 政治生态建设与社会生态建设 |
| (三) 廉洁政治与廉洁文化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列宁反腐败法治思想对当代中国反腐败法治建设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
| 1.选题依据 |
| 2.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1.关于列宁反腐首先要有法可依的研究 |
| 2.关于列宁要用法律严惩腐败的研究 |
| 3.关于中国反腐败法治建设的研究 |
| 4.关于列宁反腐败法治思想对我国反腐败法治建设启示的研究 |
| (三)研究方法 |
| 1.文献分析方法 |
| 2.历史分析方法 |
| 3.理论联系实践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创新之处 |
| 2.不足之处 |
| 一、列宁反腐败法治思想的产生 |
| (一)列宁反腐败法治思想的理论渊源 |
| 1.马克思恩格斯的反腐败法治理论 |
| 2.资本主义法治思想及俄国沙皇时代法治思想的有益成分 |
| (二)列宁反腐败法治思想的实践背景 |
| 1.执政党身份转变导致部分党员思想上迷失方向 |
| 2.旧官僚混入政府和资产阶级腐化思想侵蚀导致腐败现象突出 |
| 3.苏维埃反腐败法律制度不能适应反腐败斗争需要 |
| 二、列宁反腐败法治思想的内容 |
| (一)完善反腐败立法,法制是惩治腐败的前提 |
| 1.重视法制在反腐败斗争中的作用 |
| 2.反腐败斗争的前提是有法可依 |
| (二)严格执法,消除特权,对党员的腐败行为要加倍惩罚 |
| 1.严格执法,对腐败分子从严惩处 |
| 2.消除特权,对党员腐败分子要加倍惩罚 |
| (三)保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提高司法队伍素质 |
| 1.由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
| 2.建设高素质、高水平的司法队伍 |
| (四)完善法律监督机制,用制度规范权力运行 |
| 1.设立专门的法律监督机构 |
| 2.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 |
| (五)加强法制教育,提高全民反腐败法律意识 |
| 1.加强全社会法制教育 |
| 2.加强党员干部的经常性法制教育 |
| 3.发挥公开审判腐败分子的警示作用 |
| 三、列宁反腐败法治思想的历史意义 |
| (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反腐败法治理论 |
| 1.从法治层面理顺了党法关系 |
| 2.完善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依靠监督预防腐败理论 |
| (二)对苏维埃反腐败斗争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
| 1.完善了苏维埃反腐败法制体系 |
| 2.指导苏维埃反腐败斗争取得显着成效 |
| 四、列宁反腐败法治思想对中国新时代反腐败法治建设的启示 |
| (一)完善反腐败立法体系,树立法治权威 |
| 1.新时代反腐败立法取得了巨大成就 |
| 2.反腐败立法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
| 3.完善新时代反腐败立法的启示 |
| (二)严格执法,加强反腐败惩处力度,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 |
| 1.保证反腐败机构——监察委员会依法独立实施监察权 |
| 2.保证法律公平、公正实施 |
| (三)保证司法机关独立司法,充分发挥司法惩治腐败的作用 |
| 1.提高司法机关的地位,保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 |
| 2.严格贯彻执行干预司法责任追究制度 |
| 3.公正司法,严惩各类腐败犯罪 |
| 4.建立专业的司法队伍,提高司法人员能力 |
| (四)加强反腐败法治教育,增强全民守法意识 |
| 1.加强党员干部反腐败法治教育,消除特权思想 |
| 2.加强全民反腐败法治教育,提高全民反腐败法律意识 |
| (五)加强法律监督,完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 |
| 1.发挥刑事检察职能,依法严厉打击腐败犯罪 |
| 2.发挥民行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依法查办职务犯罪案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 致谢 |
（9）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构建“三不腐”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基本概念阐述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三不腐”机制的理论源泉和文明成果借鉴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 |
| 一、马克思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中的反腐败思想 |
| 二、列宁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理论中的反腐败思想 |
| 第二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廉政思想借鉴 |
| 一、以廉治国理政 |
| 二、以廉选吏治吏 |
| 三、以廉修身为官 |
| 第三节 国际反腐败文明成果借鉴 |
| 一、注重道德教育和职业保障 |
| 二、坚持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 |
| 三、发挥法治的引领作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的历史回顾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
| 一、坚持从思想上建设党 |
| 二、严肃党的纪律 |
| 三、重视民主监督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
| 一、集中开展思想教育和惩治腐败 |
| 二、探索建立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 |
| 一、始终坚持教育为主 |
| 二、着力强化制度建设 |
| 三、加强权力监督制约 |
| 四、保持惩治腐败力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时代“三不腐”机制的形成和发展 |
| 第一节 “三不腐”机制的提出及其必然性 |
| 一、“三不腐”机制的提出过程 |
| 二、“三不腐”机制提出的必然性 |
| 第二节 构建“三不腐”机制的实践进程 |
| 一、构建不敢腐机制的主要实践 |
| 二、构建不能腐机制的主要实践 |
| 三、构建不想腐机制的主要实践 |
| 第三节 “三不腐”机制的深刻内涵 |
| 一、“三不腐”机制的基本内容 |
| 二、“三不腐”机制之间的内在关系 |
| 三、“三不腐”机制的实质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新时代构建“三不腐”机制的成效和经验 |
| 第一节 构建“三不腐”机制的显着成效 |
| 一、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 |
| 二、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 |
| 三、人民群众信任支持提升 |
| 四、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 |
| 五、为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 |
| 第二节 构建“三不腐”机制的重要经验 |
| 一、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结合 |
| 二、政治统领和全面推进相统一 |
| 三、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融合 |
| 四、抓住少数和管住多数相并重 |
| 五、自我革命和加强监督相协同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时代深化构建“三不腐”机制面临的问题及其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深化构建“三不腐”机制面临的主要问题 |
| 一、腐败存量和腐败增量并存 |
| 二、规范权力运行的笼子还未严丝合缝 |
| 三、涵养自律意识的土壤尚未完全厚植 |
| 第二节 深化构建“三不腐”机制面临问题的影响因素 |
| 一、党面临的执政环境复杂 |
| 二、党自身结构变化带来多重影响 |
| 三、党内政治生态改善存在薄弱环节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新时代深化构建“三不腐”机制的价值导向和基本考量 |
| 第一节 深化构建“三不腐”机制的价值导向 |
| 一、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题中之义 |
| 二、实现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然要求 |
| 三、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迫切需要 |
| 四、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的根本要求 |
| 第二节 深化构建“三不腐”机制的基本考量 |
| 一、传承经验和改革创新有机结合 |
| 二、重点突破和集成联动齐头并进 |
| 三、内在活力和外部动力同向发力 |
| 四、常态效能和长效机制并驾齐驱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新时代深化构建“三不腐”机制的对策思考 |
| 第一节 完善健全三大运行机制 |
| 一、强化以惩治震慑为重点的惩戒机制 |
| 二、健全以监督制约为重点的预防机制 |
| 三、完善以教育引导为重点的自律机制 |
| 第二节 强化制度和责任保障机制 |
| 一、持续强化制度保障机制 |
| 二、严格落实责任保障机制 |
| 第三节 发挥纪检监察机关专责作用 |
| 一、始终坚守政治机关定位 |
| 二、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 |
| 三、打造一支纪检监察铁军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10）国家监察委员会的预防腐败职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价值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家监察委员会相关研究 |
| (二)预防腐败相关研究 |
| (三)国家监察委员会与预防腐败交叉性研究 |
| 三、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文结构 |
| 四、研究的可能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可能创新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的厘定 |
| (一)腐败与公权力腐败 |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与纪检监察机关合署办公 |
| (三)预防腐败与惩治腐败 |
| 二、理论基础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察理论 |
| (二)权力监督与制约理论 |
| (三)制度预防腐败理论 |
| 三、理论分析框架 |
| (一)切断公权力腐败发生链条：预防腐败的理论逻辑 |
| (二)权力—动机—机会→腐败行为：公权力腐败发生机理 |
| (三)监督—教育—制度→预防腐败：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的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及其对预防腐败的积极作用 |
| 一、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 |
| (一)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政策试点 |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试点的政策扩散 |
| (三)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正式形成 |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对预防腐败的积极作用 |
| (一)提升预防腐败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
| (二)整合分散的预防腐败职能 |
| (三)构建集中统一的预防腐败体系 |
| 第三章 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的职能设置 |
| 一、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的监督职能 |
| (一)监督是国家监察委员会的首要职能 |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监督职能的履职机构及其履职方式 |
| (三)以事前监督防范公权力滥用：权力监督在预防腐败中的作用 |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的廉政教育职能 |
| (一)廉政教育是国家监察委员会的一项重要职能 |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廉政教育职能的履职机构及其履职方式 |
| (三)以廉政教育抑制腐败动机：廉政教育在预防腐败中的作用 |
| 三、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的监察建议职能 |
| (一)监察建议是国家监察委员会的一项重要职能 |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监察建议职能的履职机构及其履职方式 |
| (三)以制度建设减少腐败机会：监察建议在预防腐败中的作用 |
| 第四章 国家监察委员会履行预防腐败职能亟需解决的问题 |
| 一、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有待强化 |
| (一)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有待强化的表现 |
| (二)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有待强化的原因 |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公职人员的廉政教育效果不够理想 |
| (一)对公职人员的廉政教育效果不够理想的表现 |
| (二)对公职人员的廉政教育的效果不够理想的原因 |
| 三、国家监察委员会运用监察建议的有效性亟待提升 |
| (一)运用监察建议的有效性亟待提升的表现 |
| (二)运用监察建议的有效性亟待提升的原因 |
| 第五章 提升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有效性的实践路径 |
| 一、多措并举提升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有效性 |
| (一)提升国家监察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提名和考察权限 |
| (二)提高国家监察委员会财政经费供给的独立性 |
| (三)保障国家监察委员会依法独立行使监察权 |
| 二、构建主体协调、分类施教与高度参与的精细化廉政教育模式 |
| (一)加强对廉政教育主体的内部整合与外部协调 |
| (二)对不同类型的廉政教育对象分类施教 |
| (三)以创新廉政教育方式提高教育对象的参与度 |
| 三、运用监察建议督促被监督单位提高廉政制度质量及其执行力 |
| (一)以科学化的监察建议帮助监察对象所在单位弥补制度缺陷 |
| (二)将制度执行不力作为提出监察建议的一种主要情形 |
| (三)逐步运用监察建议开展制度廉洁性评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论法治在反腐败中的作用（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D]. 张剑锋.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的发展过程与基本经验研究[D]. 李震.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3]新中国成立以来法治反腐的发展历程与实施路径研究[D]. 周新荣. 福建师范大学, 2020
- [4]“调查-起诉”关系研究 ——以职务犯罪为视角的考察[D]. 李春阳. 湘潭大学, 2020
- [5]全球视野下的法治与腐败控制关系实证研究[D]. 易辉腾. 南昌大学, 2020(12)
- [6]网络反腐发展演变与制度化的反思[D]. 周超逸. 浙江工业大学, 2020(03)
- [7]新时代党内反腐败法规的制度运行逻辑研究[D]. 赵培杰.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8]列宁反腐败法治思想对当代中国反腐败法治建设的启示[D]. 张京娟. 曲阜师范大学, 2019(07)
- [9]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构建“三不腐”机制研究[D]. 薛韡.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10]国家监察委员会的预防腐败职能研究[D]. 吕永祥. 吉林大学, 201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