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省信用合作协会理事长简历（论文文献综述）
胡德志[1]（2020）在《民国上海纸商业研究》文中提出纸商业的产生、发展与上海经济、文化的发展紧密相关。开埠以来,上海城市社会发生了结构性的变革,尤其是西方近代机器印刷术的引进以及上海工商、文教事业的快速发展,无不为纸张的行销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市场前景。而作为上海日用商品行业中的一员,纸商业亦构成了近代上海城市日常生活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民国后,纸商业迎来勃兴发展时期。纸商业的经营涵盖了土纸经营和机纸经营两个经营层面。在相互竞争的过程中,土纸与机纸在纸张产品种类的经营上和销售空间的分布上形成了层次化的市场形态。为适应市场多元化的纸张需求,上海纸商业在产品经营上采取了不同的购销形式,并对纸商业的经营群体做出了行业分工。此外,针对不同业务的运作,纸商业还专门制定了多种经营策略。纸商业的贸易范围不仅辐射国内诸多地区,也兼及海外。纸商业群体有资方群体与劳方群体之分。资方群体中的经营者和劳方群体中的职工,虽属不同的群体阵营,有着相异的身份属性,在薪酬与福利待遇上也不尽相同,甚至在劳资关系上也曾针锋相对过,但二者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在人事分工上体现出了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特征。不过,纸商业的从业群体,在籍贯来源上、人事管理上有着明显的地缘因素与业缘因素相结合的传统特色。在自身发展的历程中,纸商业也于不同时期里不断建立健全本行业的同业组织。其内部组织体制,相继历经了委员制、董事制、理事制三个发展阶段,纸商业的内部组织机构,虽在设置运作上大同小异,但也体现出了现代特征。纸商业同业组织的建立健全,不仅适应了行业发展的需要,而且也通过自身功能的发挥,有效地维护了会员的利益,方便了政府对纸业市场的管理。在纸商业发展过程中,以围绕着纸张问题的治理以及治理背后所涉及的多方利益主体的互动与博弈,亦构成了民国上海社会经济生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尤以纸张的统制及其统制下的现实影响和“物”纸背后的文化特性和政治特性最为显着。可以说,民国时期,纸张的统制,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政治问题。
武晓媛[2]（2019）在《晚清民国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研究 ——基于技术与社会转型语境的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传统工艺的传承和保护随一国工业演进发生、发展,是国家工业化的一种必然结果。手工艺作为一门古老的“营生”,是传统社会中人类生产生活的一项基本活动,并依赖“师徒相授、口耳相传”的知识模式世代传承。可以说,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核心生产力的手工艺,它不仅满足了人类在衣、食、住、行各方面的物质需求,而且满足人类文化审美情趣的精神需要。它既是人类物质生活的基础,又是丰富人类精神生活的“良方”,满足着社会大众的经济、技术和文化不同诉求,任何时候都需要保有适度的存续和发展空间。尽管如此,受传统文化观念控制的古代中国一直没有给予手工艺及手工艺人应有的尊重和认同。近代以降,伴随西方的殖民侵略,近代机器技术与设备随即而来,这对传统工艺的存续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先进的机器技术刺激并促进手工技艺的改良革新,但同时又与手工艺争夺资源、抢占市场,展开激烈地竞争。就近代中国传统工艺整体发展情形言,后者成为主要趋势,机器的冲击甚至造成手工艺的全面崩溃。时至今日,中国已由传统农业国跻身现代工业国前列,并可同世界工业强国开展技术角逐,但仍无法扭转和改变手工艺的生存困境,在现代激烈地商业市场竞争中许多手工艺正急剧衰退甚至消亡。如何使传统工艺与工业化和谐共生,如何使传统工艺理性传承以更好地适应工业现代化要求,成为一个从历史延续至今的重要议题。可见,“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应如何对待传统工艺”,或者说“传统工艺应如何应对工业现代化”是一个值得反复思考和深入探究的问题。不过,这里需要说明一点,传统工艺在不同时代表现出来的功能不尽相同。在传统社会里手工艺是作为国计民生的支柱而存在的,但在现代社会中它更多地承担着传承民族文化的责任,所以对它的保护和利用因时代功能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本文重点关注关系民生日用的工艺品在近代中国技术社会转型时期的命运。基于此,本文既是一项关于传统工艺的历史研究,也是对中国工业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工艺出路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文章围绕“传统工艺如何进入现代社会”的中心议题,即如何克服和改进传统工艺的弊端,又如何保持和宏扬传统工艺的价值,立足晚清民国的时代背景,以“中国工业化早期的传统工艺发展策略”这一鲜有关注却极具时代意义的内容作为第一研究主题,以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发展经济学基本理论为支撑,探讨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之际,手工艺的工业现代化问题。通过对中国传统工艺的源头发展策略进行考察,发现在晚清和民国两个时期,国人就手工艺的出路问题曾提出过一系列的思想和行动方案,使“日用而不知”的传统工艺呈现在社会大众的视野下。在此基础上,厘清晚清民国工艺策略在整个手工艺工业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期为当前传统工艺发展提供有效的历史借鉴。本文主体内容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论三大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释了选题缘起、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难点及创新之处,提出晚清民国中国技术社会转型期应该如何思考和对待传统工艺的问题,并从源头策略上为手工艺寻找出路,以期获得一些新认识和新主张。第一章主要对工艺观念在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起步时期的演变情况进行研究。指出“工艺”是一个现代意义下的传统词汇,是经过近代多层内涵沉淀后的一种结果。立足于“工艺”的语言学考察,重点对“工艺”一词在近代包含的工业、工艺美术、手工艺等多重意义进行解读,揭示出技术转型期工艺概念演变的内在思想逻辑。同时界定了全文讨论的“传统工艺”范畴,列举了文中涉及的主要工艺门类,并以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作为全文的理论支撑。第二章阐释了晚清民国时期传统工艺问题的产生。自晚明起,资本主义萌芽在以手工为技术基础的工商业中萌生,致使封建统治者与工商业之间产生了巨大矛盾。封建政府开始全面抑制工商业发展,扩大对手工业的破坏。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却采取了与钳制手工艺完全不同的态度,提倡并鼓励西方机器工艺发展,手工艺在封建政府的打压和近代机器技术冲击的双重阻滞下艰难生存。但它却并未被机器技术取代而失去社会技术主体的地位。所以,传统工艺作为中国传统技术资源究竟应该如何发展就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对晚清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早期的工艺思想和行动策略进行研究,发现它们的工艺发展策略大致沿着相同路径进行。首先由社会中的有识之士、商政界代表、经济学者以及工艺美术家等从思想层面探讨传统工艺的近代多元价值及其出路问题,对手工艺的认识和理解超出了传统社会的固有意义。而后在学者论证的前提下,再由中央政府主导制定且部分推行某些工艺策略,并且不同时期的工艺策略还体现出了自身的独特性。晚清时期在毫无经验可循的前提下,一切始于初探。社会中一批极具前瞻性认识的有识之士从经济、技术、知识、社会角色以及文化的不同视角阐释了手工艺的新价值,开启了国人从思想层面探索传统工艺如何进入现代社会。清政府积极配合,一改过去“薄手艺、贱百工”的态度和对手工艺的严格管控,从推行工艺教育、创办工艺局和征集手工艺品出洋参展三方面进行了初步尝试,把零散、衰颓的传统工艺用新的理念和方式进行重组,适应并推动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发展。北洋政府时期工艺思想和行动策略的最大特点则是继承延续。在“循序渐进”、“以工代赈”和“全面改良”工艺思想的指导下,北洋政府沿着清末“工艺新政”的路线,对晚清工艺策略进行局部调整和修正。它主张的手工艺政策在整个近代中国工艺发展策略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南京国民政府早期,经过工商政学界和工艺美术界热烈讨论,官员和学者对手工艺的价值及其工业现代化的认识已非常深刻,进行了针对手工艺与工业化关系、手工艺与农村经济发展关系等具体问题的讨论。在此基础上,国民政府尝试构建了复兴传统工艺的政策体系,探索行之有效的工艺发展新模式,并次第开展复兴手工艺的行动计划,对中国手工艺事业作出统一规划和安排。经过三个时期演进,中国传统工艺发展策略渐趋成熟。第六章重点研究了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倡导的工艺策略。这一时期手工艺的工业现代化问题由政府主导转向由社会团体承担。“国济”作为政府支持下的社会服务团体,开始独立领导起全国的手工艺事业,提出了“建设性救济”的独特工艺思路。从思想认识上看,“国济”对手工艺的认识已接近了传统工艺问题的本质,强调了传统工艺的改进是一个牵涉多方面的问题,不只依赖于技术改良和革新,还需要组织、资金、人才、市场等不同社会要素的配合;从具体行动上看,“国济”建立了分工兼合作的工艺组织体系,创办了《手工艺》杂志,提供给国人工艺思想交流的平台。在它的组织下手工艺事业发展成为了一场社会运动,增强了传统工艺的社会认同感。第七章结论主要是在总结晚清民国工艺发展策略的演变路径和手工艺实际变化情形的基础上进行反思,分析了造成这一时期手工艺策略没有取得实效的原因。结合当前国家传统产业和乡村建设发展主题,思考工艺振兴对传统产业改造和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意义,以期对当前传统工艺传承与保护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韦福雷[3]（2019）在《企业家社会资本对企业多元化战略与经营风险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企业家社会资本是支持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这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的共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企业家社会资本对企业多元化战略、企业经营风险的影响,并开展了诸多研究。但是,相关研究还不够完善,仍具有很大的探索空间。企业经营过程犹如一个黑箱,隐藏在企业家社会资本、多元化战略和经营风险关系背后的机理尚不明了。尤其是该领域针对中国实际情况的系统性研究不多,缺乏综合考虑企业家社会资本、企业动态能力等因素对多元化战略和经营风险影响的研究。基于中国社会关系文化的背景,企业家社会资本的作用更加不容忽视。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在经济增长放缓和强力反腐的新常态下,系统研究企业家社会资本对多元化战略与经营风险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论文确定了研究的三个核心问题,系统研究企业家社会资本影响多元化战略与经营风险的内在机理、企业家社会资本对多元化战略的影响以及企业动态能力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企业家社会资本对企业经营风险的影响以及多元化战略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首先,系统梳理了相关的研究文献,界定了企业家社会资本、多元化战略和经营风险等基本概念。基于企业家社会资本、资源基础、动态能力和制度基础理论分析了企业家社会资本对多元化战略和经营风险的影响,提出了相关研究假设,并揭示了企业家社会资本影响多元化战略和经营风险的机理。其次,为了明确企业家关于社会资本对企业多元化战略与经营风险影响的相关认知,通过问卷调查针对企业家社会资本及其对多元化战略与经营风险的影响进行探索性分析,结果显示企业家社会资本对多元化战略的选择具有促进作用;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企业家社会资本存在明显差异,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企业家社会资本普遍低于民营企业家;在企业经营过程中企业家社会资本、企业动态能力对分散经营风险具有重要的作用;市场化程度影响了企业家社会资本作用的发挥,但是企业家社会资本的价值不会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逐渐消失。然后,基于上海和深圳A股市场上市公司2011-2017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家社会资本、企业动态能力、多元化战略与经营风险的关系。基于企业家社会资本、动态能力和多元化战略的研究显示,企业家社会资本对企业多元化战略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企业家社会资本越丰富越倾向于实施多元化战略;企业家社会资本对企业动态能力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企业动态能力对企业多元化战略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企业动态能力在企业家社会资本影响多元化战略过程中起到显着的中介效应。基于企业家社会资本、多元化战略和经营风险的研究显示,企业家社会资本有利于分散企业经营风险;在转轨经济背景下多元化战略提高了企业经营风险;多元化战略在企业家社会资本与经营风险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了调节作用,弱化了企业家社会资本对经营风险的分散作用;从企业治理的角度来看,管理层持股对企业经营风险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股权集中度对企业经营风险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结合实证研究的相关结论,提出了管理启示和对策。论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企业家社会资本、企业动态能力与多元化战略和经营风险的关系,揭示了其内在的作用机理,丰富了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在理论上有所创新。论文通过实证研究明确了企业家社会资本、企业动态能力、多元化战略、经营风险的关系,为企业经营提供了参考依据,在实践中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李涛[4]（2019）在《我国NGO小额贷款机构的使命偏移研究》文中指出自2005年起,我国大量的出现小额贷款机构,增加了贫困人口的福祉,并完善了我国金融体系,逐渐形成了以NGO小额贷款机构为代表的扶贫性小额贷款机构。NGO小额贷款机构注重改善社会经济,为贫困的人口或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创造福利。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这些小额贷款机构的各种问题逐渐显露。大量的小额贷款机构由于资金断裂或者债务问题退出金融市场,越来越多的机构面临着困境:资金来源限制、政府监管不力、内部的监管漏洞、使命偏移等等。我国NGO小额贷款机构如何克服金融机构内在的趋利性,衡量好财务目标和可持续发展?其是否能够完成为我国三农及小微企业提供服务的初衷?本文以我国NGO小额贷款机构为研究对象,证明了这些机构现存的使命偏移现象,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使命偏移的影响因素,并根据东中西部的地区划分进一步分析各种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本文的工作主要有: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阅读与梳理明确了研究的主要方法和路线;根据所搜集资料整合了研究的理论基础,分析了NGO小额贷款机构的发展现状;在进行了大量的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收集了我国小额信贷联盟的年报数据及我国不同省份及地区的机构数据,通过了经营绩效的分析,并将固定效应模型及分位数回归方法相结合,研究讨论使命偏移的影响因素,并给出相关的对策建议。根据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其一,小额贷款不“小额”,有效客户逐年减少,小额贷款形势严峻;其二,使命偏移的影响因素的影响路径为:资产规模、净利润和信贷员人均利润量会影响使命偏移的增加,而金融发展以及持续经营年限对使命偏移呈负向影响,信贷员平均客户数以及还款率的增加会减少使命偏移的发生率。其三,同地区上述的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不同,会根据不同的社会环境及情况进行不同的变换。
朱东北[5]（2018）在《民国合法工会研究》文中指出我国素来以农为本,工人及工会是“近代性”产生的重要底色。受近代社会转型进程影响,工人数量不断增加,权益意识与日俱增,逐渐成为规模庞大的新生力量。清末民初传统社会崩塌后,各业工会开始普遍发展,无可避免地成为20世纪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重要环节。其中,1924-1949年,合法工会是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其演变可分为发轫、重构、转型、复建四个时期。这个发展轨迹与城市社会的形成紧密联系,又与乡村社会的变迁不可分割,是传统中国社会内部变迁和接纳世界潮流相互结合的产物,是改造中国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也是呈现多种社会人群近代化互动关系的载体。从实际情形看,工人加入行帮,主要由寻求庇护”心理促成。对于工会发展来讲,自发需要党治的引导,党治也会与自发相契合,两种趋向呈现了排斥与融合的历史轨迹。在执政与革命并行的时期,虽各地应有多样性的组织样本,工会的纵向、横向架构已具雏形,工会组织形态既符合政党对工运动员需要,也是现实经济产业结构平衡的结果。针对劳资纠纷及衍生的治安问题,依照“全民党”定位及工会法规,国民党形成了由党部、政府主管官署以及工商团体共同参与的调解机制。与此同时,工会活动家群体处于工会运转的枢纽地位,对工会组织与运行的重要性日益显着。在工会及活动家的努力下,边际工人群体从传统的偏重于人情援助向组织援助演变,与旧式联合的区别在于,合法工会不仅致力于所属成员的“互利共济”,也注意从社会公益角度开展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处于新兴社会组织的萌芽的时期,民国工会扮演着十分丰富的角色。国民党按照党部指导,政府监督的二元管理模式构建基层社会。在中央以民众训练委员会、民训部指导全国组织治理,国民政府则组成工商部、实业部,对工会进行事务性管理,并先后对全国工会及会员人数进行了调查统计,各地党务指导委员会、民训会也对本地工会进行整理。在全国范围内,国民党前所未有地改变了工会缺乏法律依据的状况。当然,也有必要从“法制”进程与“法治”形态两个方面,考察合法工会面临的存在空间。通过工会化的数量考察,可以了解工会运行的全貌。这一进程中所限定的工会形态分析其合法角色、职能的阶段性变迁,工会管理程序确立,与工会变革形成互动,通过对不同时期工会,以及成员资格、属性、名额作为分析指标,以及职工会、总工会、厂工会个案,可以看出合法工会稳定中改革、改革为了更好的稳定特征。民国社会的转型,不仅意味着“人”的近代化,也意味着“群”的近代化。普通工会中工会领导人与会员有鲜明的分化特征。研究的问题有二:一是工会参与者群体的人格化回归;二是他们所从事的以“公共性”为特征的社会生活空间,揭示工人日常组织生活的会务及问题。就特别系统而言,全国性及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铁路、海员、矿务、邮务、电务五个国营企业准许组织特种工会。研究将揭示特种工会结构网络扩展化、以及工会成员资格划分取向。通过特种工会与普通工会的对比,形成趋于完整的结论支撑与提升。另外,以铁路基层事务所为个案,分析其组织形态及人员构成,检验特种工会运行机制的效度。劳动争议中工会形成了独特的运行机制。通过通则式与个案式的解释模式,阐述劳资争议事件的工会处境与活动,这种分析可为最后论断提供复证。按照劳资协调的原则,国民党希望在劳方与资方之间达成协调,而不偏向于任何一方,具体为有限罢工与工厂检查办法。劳资调解仲裁体制得以初建,但在实际的运行中逐渐被边缘化,这个假设将为劳资关系提供进一步研究的视野。在此之下,合法工会寻求多样的“斗争手法”,以建立政治互信与足够的合法空间,诸如撇清与“非法”的关联,寻求会员维持与社会援助、团体之间的联络接洽、制度参与、党政请愿,等。抗战爆发以后,为缔造健全的工会体系,国民党实施强制工会化办法。理监事的上层活动与会员心态在团结对外情境中日益脱节。即便在抗战特定情境下,工会同群感及活动具有差异性,工会与“工合”的配合并不顺畅,因对现实情形不同的认知及反思,工会参与者分为强制派与教育派,结果是强制派与中枢意图共同促进了工会发展进入了历史性误区。从互动关系看,中央社会部改隶行政院,地方党部则改为党团形式对工会发挥指导作用。危机环境的国家与工人的互动,体现在工训的进行,及国家策动技术的调适,这些考察趋向于证明抗战时期工会发展仍然偏离国家意志之外。在基层,工会组织的“逆化”日益外显,为求得私利,滥用工会的职业控制权,形成变相的摊派,名利之争下的工会权位,地方总工会,以私沽权,以权生利,已完全不在法度之内。工会不免沦为执行工具与“权斗”砝码,工人的自主性抵制选择以一种不被察觉的方式存在及延续。战后,工会数量及会员数量达到了新的高度,而国民党与工人却日渐疏远。出于对内整合,对外联络需要,国民政府着手重建“全国总工会”。与此同时,大力推动地方工会的组建,一方面限于战前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又由于战时体制遗留,促使工会发展处于一个前后“混淆”的畸形空间之中,工会虽名义上是国家治理的参与者,但作为工人的合法代表者,它的民主化基础不足、发展有限。从考察看,并非每个工人都具备参加工会活动需要相应的能力与意愿,这导致工会日常会务参与的不平衡。地方党部的工会参选更为实用主义,在此基础上构建的高级民主,难以名副其实。从国家与社会关系来看,合法工会的最终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发展过程,现代为表,传统为里,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缩影。民国时期,合法工会作为政府许可的“法人”,担负着主张和维护工人的正当权益的角色,也承接政府劳动施政,国民党训练民众的功能,不仅救济失业,调解工人纠纷,也承接工人教育,引导工人文娱生活。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兴建了各类工人福利设施。从更广阔的视角看,作为工人群体专门性的近代社团,民国工会也开始向公共领域扩张,不仅参与从业者准入,维护行业秩序,也提倡现代意识,参与公共事务与社会公益。尽管如此,由于劳工诉求无不受到政策需求、经济波动、雇主策略、保障机制、工人分化的制约,以及近代工人群体主体地缘、心理、传统的特征,民国工会表现出突出的弱组织化现象。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合法工会对国民党策略的作用有限,反成为工人阶级形成的前提。民国合法工会的发展轨迹,证实了工人阶级形成与发展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对近代及其后历史样貌的塑造,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张光润[6]（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研究表明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王建[7]（2018）在《近代贵州商会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近代贵州商会为题,对近代贵州商会的缘起、空间分布、商会内部结构、商会运行机制、商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活动等进行综合考察,分析商会对近代贵州的作用。第一章分析西方工业化国家入侵与近代贵州商会产生之间关系。工业革命后,西方各国工商业者建立商会,以组织的力量游说本国向中国开战策、划谈判内容、收集经济情报、制定行规和为洋行提供国际市场信息等方式侵略晚清政府和中国工商业者。为此,晚清政府采取发展工商业和制定颁行商会政策来回击西方各国和商人经济侵略。晚清商会政策在贵州的贯彻执行,近代贵州商会产生。第二章,梳理和分析近代贵州商会建制层级结构、地区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关系。在晚清北洋政府时期,贵州商会建制层级结构为总商会、分会、分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总商会被取缔,商会按照属地原则转变成地区商会,商会建制层级结构为商会、分所;以时空为维度,梳理地区商会时空分布。在时段分布上,晚清最少,北洋政府期间最多,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较少。空间分布上,黔北、黔东北、黔西北等地区商会分布较多,黔中、黔东南、黔西南等地区商会分布较少;分析商会空间分布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关系,认为商会分布不均加剧了区域之间、区域内部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第三章,阐述和分析近代贵州商会的会员和执掌商会领导权的人员构成。在晚清时期,商会的会员是行会和商号。北洋政府时期,商会会员是行会和企业。在国民党统一中国到全面抗战之前,贵州商会的会员是同业公会、企业和商店;全面抗战开始后,商会会员转为同业公会和企业;分析商会会员演变的政治经济原因;执掌近代贵州商会领导权的人员有绅商、工商业者和国民党党员,分析不同人员执掌商会领导权与工商业者自身及其与国家的关系。第四章,阐述和分析近代贵州商会组织机构变化原因。在晚清北洋政府时期,贵州商会只有决策机构及负责处理商会日常工作事务的执行岗位。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贵州后,商会建立了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察机构,形成了“三权分立机构”;分析近代贵州商会机构演变的内外在原因。第五章,梳理和分析近代贵州商会运行机制。晚清北洋政府时期,近代贵州商会在运行机制上继承了行会的公推制、商议制和经费捐助制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商会建构了选举制、任期制、集体决策制和经费收支审计制度;分析贵州工商业的发展和国家对近代贵州商会运行机制变迁的作用。第六章,梳理和分析近代贵州商会参与的经济、文化、社会、政治活动及作用。分析认为商会广泛参与到融资,工业品市场开拓、创办发电厂、参加博览会、发行“商票”、贸易护送、稳定物价、调解会员间纠纷、提供市场信息、辅助农作物种植、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拓展农产品销售市场等农工商经济活动的诸多方面,推动了近代贵州地区经济的发展进步;商会参与兴办中小学、职业学校和报刊,推动了地区文化教育事业进步;商会参与修建铁路、桥梁、码头,组建消防、主导“真空期政务”,使得贵州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增加,地区交通条件改善,稳定了“真空期”政治秩序;商会参与救济灾民、难民以及困难弱势群体,补充了政府救济不足,推动地区慈善事业发展;商会参与抵制日货、发展国货、认购公债、分摊捐款、贯彻战时工商业政策以及慰问抗战将士和家属,减轻国民政府管理社会的成本,增强了抗战的人力物力。
曾忠轩[8]（2017）在《抗战前后吉安县商会档案整理与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吉安县商会档案内容丰富,对深化商会史、抗战史以及区域社会史均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本文在整理吉安县商会档案的基础上,考察抗日战争前后吉安县商会的发展与演变,探讨战前商会改组及其内部建设,战时商会改选纠纷与职能变化以及战后商会与地方社会秩序的重建,在揭示吉安县商会的时代特征与地域特点,及其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政治、经济变迁的同时,试图从“短时段”中对商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作进一步分析。国民党统一全国后,开始对各地商会进行整顿。然而,受内战影响,对吉安县商会的整顿工作一直滞后。1935年6月底红军撤离后,在吉安县党部的组织下,吉安县商会整理委员会（“整委会”）宣告成立,吉安县商会进入了长达4个月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围绕对前商会账目的清算,“整委会”与商人（商户）之间产生了诸多矛盾,导致了商人们的不满。不过,“整委会”很快被新商会取代,吉安县商会进入了“萧宗川时代”。在萧宗川的主导下,吉安县商会得到了不小的发展,不仅组织系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还组建了诸如商业夜校、救火总会、商人自卫队等附属机构。在此过程中,萧宗川的权力不断集中,从而导致了萧宗川两届期满后,新任商会理事长接钤视事时的尴尬局面。抗日战争期间,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作为战时江西中心城市的吉安先是因战而兴,大量人口、商号、工厂的南迁,给吉安商业带来了短暂的繁荣,后又因“浙赣会战”的失利迅速衰落。在战局变动下的吉安商会,不仅一度形成了本籍与外籍商人在改选中激烈纷争局面,且主要职能亦发生了变化,除维持商业秩序、规范商业活动外,以不同形式支援抗战成为其重要的时代职责。抗战胜利后,吉安县商会进入了一个过渡时期。作为特殊时期商会的变体,“商整会”为吉安县社会秩序的重建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它既举办商业登记、整顿同业公会、筹备商会改选等一系列措施,让商业秩序重回正轨,引导吉安各业走向复苏,又整理义渡、整顿消防,在便民利商的同时,也起到了安定人心的作用。在此期间,围绕税费摊派、参议员名额以及余粮配购等事,“商整会”与吉安县政府进行了多次博弈,从而使二者的关系呈现出复杂而动态的面相。1946年后,吉安县商会重新改组。在1947—1949年这三年的时间中,面对政局动荡、商业失序和军人扰市,吉安县商会却有心无力,几乎毫无作为,从而使其在各同业公会中的威信不断下降。伴随着各同业公会对商会的不信任,商会的存在之基不断受到削弱,并最终导致其在吉安解放后走向终结。这一点,也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商会与政府关系密切相关的一种写照。
朱子静[9]（2017）在《董时进农民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首先阐述了近代中国农民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董时进如何与农民问题发生关联。近代中国农民面临人地关系的日趋紧张,贫穷落后问题突出;农民在政治上力量弱小,而晚清时出现的农会未能担负起维护其日常利益的实际代言人;不仅如此,生存环境的恶化,包括自然灾荒以及动荡不安的时局,都严重威胁着农民的日常生活。董时进作为“农之子”,一方面受到祖辈善于经营农业的家庭环境的熏陶,另一方面天然地对农业发生兴趣,而近代中国农民面临的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力量的弱小,进而无法维护自身利益的困境,势必会激起他的一系列思考。董时进初涉农民问题的时机,正是1920年代前后中国思想界展开的关于“工农立国”的辩论。作为“农国论”的主要辩手,董时进在这一时期提出了指导其一生思想的“大农国”理论。毫无疑问,如何破解近代中国农民的贫穷是其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通过“无时无地”的思考、观察、体验,他认为“人多地少”是制约农民贫穷的主要瓶颈。为打破这一制约瓶颈,他在1934年至1937年年底,担负江西农业院政务工作的同时,不断发表关于江西地区农业政策的文章,试图唤起人们改变单一的农业种植结构。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救国的时代召唤下,董时进在家乡四川创办《现代农民》杂志,以刊物为阵地,将解决农民物质的匮乏,启发民治思想为宗旨,担负起培育现代农民的历史使命。在这一时期,董时进利用掌握的农业专家人脉资源,在《现代农民》杂志上刊发当时国内一流的农学家关于农业知识的文章,这些文章通常以“浅说”的形式与读者见面,便于农民的阅读和理解;更重要的是,在救国的特殊时代环境中,他注重采用通俗的语言,激发农民增加生产的积极性,为国家捐献财物,让农民意识到自身应该担负的责任和义务。在启发农民救国的同时,董时进十分关注国家政策对农民权益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关于粮食价格问题,他竭力反对政府强制打压价格,认为政府的做法打击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而且在百物价格皆涨的时期,唯独打压粮价,对农民是不公平的。在这一时期,他继续完善了关于农业政策的思考,提出进取主义的新农业政策,打破粮食自给政策,主张农业应该担负起维护国家富强的重任。在注重探索农民经济贫困出路的同时,董时进不断认识到农民政治力量的弱小同样应该引起重视,甚至认为培养农民的政治参与比帮助解决农业问题更急迫。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各种党派如雨后春笋,董时进认为组建政党的时机已经成熟,通过政党的形式培养农民的政治力的时机也已经到来。1947年5月中国农民党在上海宣告成立,选举董时进为党主席。中国农民党作为近代中国政党中的一个小党派,从建设性的立场出发,强调农村和城市平衡发展,发出农村不是城市的刮金板的呼声,要求政府尊重农民土地所有权,这些充满理性的政纲内容虽然难免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与同时期各路学人只是从学术视野出发相比较,董时进显然在农民农村经济问题和农民政治权益的维护方面的思索和实践都更为深入。在规模和实力上,它自然无法与国民党和共产党相提并论,尽管如此,作为战后成立的一个主要以农业界人士领导的小型的政党,它的成立是董时进一生关于农民问题思考与实践的顶峰,也是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维护农民权益的实践上的有益探索。董时进在战后对土地问题的关注,集中在1947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时间内,他坚守土地私有制度的主要思考依据是:地主的土地是否是不劳而获所得;佃农制度是否具有明显的劣势;土地是否集中到少数地主手中;土地平均分配后生产是否一定能够提高。董时进的这些思考意见,遭到了同时代的人士的谴责和嘲讽,但这些谴责和嘲讽很难说是从科学角度给予这些问题有力的反驳。如同近代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因为不能昧于自己的良心,他最后一次将自己对土地问题的思考意见上书毛泽东,却一直没有收到回复。本文的结论是:董时进农民思想的显着特征是将农业视为农民的职业,在这一基本认知前提下,借助进取主义农业政策和政党力量,继而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入手,积极培育传统小农向现代农民的转化,既强调农民自身的责任和义务,又强调国家应该充分尊重农民的权利,这些前瞻性的思考是其他各派农民思想中并不多见的。其思想价值的特殊意义在于:他坚守“大农国”理论,抱定中国国家经济发展道路不应以农民为牺牲品,而在其长期的与底层农民相处过程中,更进一步认识到农民要有出路,必须培养他们的政治力。
袁航[10]（2016）在《抗战时期宝鸡工业合作运动研究》文中指出民国时期,中国西北地区的工业发展较为滞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抗战期间兴起的一场工业合作运动却逐渐改变了这一现状。工业合作运动是为了建立对抗日本侵略、坚持持久抗战的经济基础,由国际友人倡议,经爱国民主人士和各派抗日进步力量共同推动,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的一场采取合作社方式,组织民众进行工业或手工业生产的抗日经济自救运动,是抗战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的产物。位于陕西省关中平原西部的宝鸡是西北工合运动发展的中心和重心,有“西北工合城”的美称。一批工业合作社的设立,成为了当时宝鸡工业发展的有生力量,打破了多年来宝鸡工业化进程缓慢的局面。宝鸡工合运动在全国各地的工合运动中兴起最早,发展较快,规模较大,是战时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其迅猛的发展对于提供军需民用物资、救济民众,繁荣后方经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宝鸡工业化建设、传播民主思想、塑造城市文化等方面有重要作用。本文选择抗战时期的宝鸡工合运动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宝鸡工合运动兴起的背景,针对其行政机构、生产机构、附属机构的建设与发展进行全面且深入的探讨,并对宝鸡工合组织与中共组织、国际友人及“申新纺织厂”之间的互动加以分析,从而对宝鸡的“工合”之路进行总结与思考。
二、五省信用合作协会理事长简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五省信用合作协会理事长简历（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上海纸商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纸商业的发展进程 |
| 第一节 纸商业的缘起 |
| 一、客商经营土纸贸易的传统 |
| 二、旺盛的纸张需求与商业机会 |
| 三、交通优势与纸张集散中心地位的形成 |
| 第二节 纸商业发展的三个时期 |
| 一、1912-1925:土纸独盛、洋纸初兴发展时期 |
| 二、1925-1937:土纸与机纸全盛发展时期 |
| 三、1937-1949:土纸与机纸曲折发展时期 |
| 第三节 纸商业的分布、资本等级与组织 |
| 一、分布格局的演变 |
| 二、资本等级与组织 |
| 第二章 纸商业的市场经营 |
| 第一节 纸张经营的种类与用途 |
| 一、土纸种类与用途 |
| 二、机纸名称与应用 |
| 第二节 纸张的购销形式 |
| 一、采购 |
| 二、销售 |
| 第三节 营销策略 |
| 一、品牌建设 |
| 二、商业广告宣传 |
| 三、良好的服务态度 |
| 第四节 纸商业市场经营的动态分析 |
| 一、纸商业市场竞争格局的演变 |
| 二、洋纸销售的历史作用 |
| 第三章 纸商业从业群体与同业组织 |
| 第一节 纸商业从业群体分析 |
| 一、经营者与职工的概况 |
| 二、职员薪酬与福利待遇 |
| 三、劳资关系 |
| 第二节 纸商业同业组织 |
| 一、历史沿革 |
| 二、内部组织机构设置 |
| 三、组织运营管理 |
| 第三节 职责与社会功能 |
| 一、维护同业利益、增进共同福利 |
| 二、协助政府进行行业治理 |
| 三、参与社会救济 |
| 第四章 纸张统制与纸商业的发展 |
| 第一节 纸张统制的举措及影响 |
| 一、日伪战时纸张统制及其政策 |
| 二、解放战争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的用纸管理 |
| 第二节 对纸张统制的评价 |
| 第三节 资源与权力:“物”纸背后的政治象征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晚清民国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研究 ——基于技术与社会转型语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起 |
| 0.2 研究现状 |
| 0.2.1 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研究视角 |
| 0.2.2 传统工艺技术史研究视角 |
| 0.2.3 传统工艺艺术学研究视角 |
| 0.2.4 传统工艺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视角 |
| 0.3 研究思路与难点 |
| 0.4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工艺内涵界定和理论支撑 |
| 1.1 工艺内涵的演变 |
| 1.1.1 “工艺”词源考察 |
| 1.1.2 “工艺”的新内涵 |
| 1.1.3 本文讨论的工艺范畴 |
| 1.2 工艺的分类 |
| 1.2.1 分类依据 |
| 1.2.2 主要门类 |
| 1.3 理论支撑:农业国工业化理论 |
| 1.3.1 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的引入 |
| 1.3.2 催生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的根基 |
| 1.3.3 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与传统工艺的关系 |
| 第二章 晚清民国时期传统工艺问题的产生 |
| 2.1 自晚明始封建政府对手工业的打压和盘剥 |
| 2.1.1 封建政府对手工业扩大生产的钳制和打压 |
| 2.1.2 封建政府对手工业者加重摊派和勒索 |
| 2.1.3 手工业者反抗压榨与开明官吏求新求变 |
| 2.2 清中叶后封建政府对机器技术的重视和提倡 |
| 2.2.1 清政府鼓励创办近代机器工业的动机 |
| 2.2.2 全面推进机器工业发展:从军工到民用 |
| 2.3 传统工艺在双重压力下艰难生存 |
| 第三章 晚清传统工艺发展策略酝酿形成 |
| 3.1 传统工艺的工业现代化思想初探 |
| 3.1.1 经济价值:用传统工艺增进通商贸易 |
| 3.1.2 技术价值:用传统工艺补充机器技术促进生产与效率利用 |
| 3.1.3 知识价值:用传统工艺沟通实学与实业 |
| 3.1.4 社会角色价值:用传统工艺强化女性身份认同 |
| 3.1.5 文化价值:用传统工艺传承民族文化 |
| 3.2 清末“工艺新政”初步尝试 |
| 3.2.1 推行工艺教育,革新传统工艺传承方式 |
| 3.2.2 创办工艺局,改变传统工艺生产组织形式 |
| 3.2.3 征集工艺品出洋参展,拓宽传播渠道 |
| 第四章 北洋政府: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继承延续 |
| 4.1 传统工艺的工业现代化思想调整 |
| 4.1.1 “循序渐进”的工艺思想 |
| 4.1.2 “以工代赈”的工艺主张 |
| 4.1.3 “全面改良”的工艺思路 |
| 4.2 相关工艺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
| 4.2.1 开展工艺调查研究 |
| 4.2.2 普设工艺传习机构 |
| 4.2.3 鼓励购用手工国货 |
| 4.2.4 多元化的传播方式 |
| 4.2.5 确立保护奖禁制度 |
| 4.2.6 普及推广工艺教育 |
| 4.2.7 北洋工艺政策的不足 |
| 第五章 南京国民政府: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现代探索 |
| 5.1 传统工艺的工业现代化思想深化 |
| 5.1.1 工商政学界关于手工业多重价值的讨论 |
| 5.1.2 手工艺价值探讨:工艺美术界的参与 |
| 5.2 国民政府复兴传统工艺的路径选择 |
| 5.2.1 构建传统工艺复兴的政策体系 |
| 5.2.2 探索行之有效的工艺发展新模式 |
| 5.2.3 次第开展复兴手工艺的行动计划 |
| 第六章 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主导的“手工艺运动” |
| 6.1 传统工艺的工业现代化主导力量转变 |
| 6.1.1 先前的国内手工业团体 |
| 6.1.2 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政府支持下的社会服务团体 |
| 6.1.3 “建设性救济”工艺思想的形成 |
| 6.2 传统工艺的工业现代化思想升华 |
| 6.2.1 召开成都手工艺集谈会 |
| 6.2.2 “建设性救济”工艺思路的集中展现 |
| 6.3 “国济”振兴传统工艺行动方案 |
| 6.3.1 建立分工兼合作的工艺组织体系 |
| 6.3.2 提供社会工艺思想交流平台—《手工艺》 |
| 6.4 形成了一个社会运动—手工艺运动 |
| 第七章 结论:晚清民国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的反思与借鉴 |
| 7.1 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的演变 |
| 7.2 传统工艺的实际变化情形 |
| 7.3 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的反思 |
| 7.4 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的借鉴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企业家社会资本对企业多元化战略与经营风险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3.1 企业家社会资本的研究现状 |
| 1.3.2 企业家社会资本与多元化战略关系研究现状 |
| 1.3.3 企业动态能力与多元化战略关系研究现状 |
| 1.3.4 企业家社会资本与经营风险关系研究现状 |
| 1.3.5 多元化战略与经营风险关系研究现状 |
| 1.3.6 研究现状评述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模型构建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企业家社会资本的概念 |
| 2.1.2 多元化战略的概念 |
| 2.1.3 企业经营风险的概念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资源基础理论 |
| 2.2.2 动态能力理论 |
| 2.2.3 企业家社会资本理论 |
| 2.2.4 制度基础理论 |
| 2.3 动态能力对社会资本与多元化战略关系的中介效应 |
| 2.3.1 企业家社会资本与多元化战略的关系 |
| 2.3.2 企业家社会资本与动态能力的关系 |
| 2.3.3 动态能力与多元化战略的关系 |
| 2.3.4 企业动态能力的中介效应 |
| 2.4 多元化战略对社会资本与经营风险关系的调节效应 |
| 2.4.1 企业家社会资本与企业经营风险 |
| 2.4.2 多元化战略与企业经营风险 |
| 2.4.3 多元化战略的调节效应 |
| 2.5 构建机理模型和理论研究模型 |
| 2.5.1 社会资本影响多元化和经营风险的机理模型 |
| 2.5.2 社会资本和动态能力影响多元化的机理 |
| 2.5.3 社会资本和多元化影响经营风险的机理 |
| 2.5.4 社会资本影响多元化和经营风险的理论模型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企业家社会资本影响多元化与经营风险的探索性分析 |
| 3.1 调查问卷设计及调查实施 |
| 3.1.1 调查问卷设计过程 |
| 3.1.2 调查问卷内容 |
| 3.1.3 问卷调查实施 |
| 3.1.4 同源方差分析 |
| 3.2 调查数据描述性统计分析 |
| 3.2.1 样本企业高管基本信息描述性统计分析 |
| 3.2.2 样本企业基本信息描述性统计分析 |
| 3.2.3 企业家社会资本情况描述性统计分析 |
| 3.2.4 企业多元化情况描述性统计分析 |
| 3.3 调查数据探索性分析 |
| 3.3.1 不同层次企业家社会资本分析 |
| 3.3.2 不同所有制企业高管社会资本分析 |
| 3.3.3 企业家社会资本作用认知分析 |
| 3.3.4 企业实施多元化战略动因分析 |
| 3.3.5 企业家社会资本与多元化和经营风险的关系 |
| 3.4 信度和效度检验 |
| 3.4.1 信度分析和效度检验的方法 |
| 3.4.2 信度与效度检验 |
| 3.5 分析结果讨论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动态能力对企业家社会资本与多元化关系的中介效应 |
| 4.1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 4.2 研究变量定义与测度 |
| 4.2.1 企业家社会资本 |
| 4.2.2 企业动态能力 |
| 4.2.3 多元化战略 |
| 4.2.4 其他变量的定义与测度 |
| 4.3 社会资本和动态能力影响多元化的研究模型 |
| 4.4 社会资本和动态能力影响多元化的实证研究 |
| 4.4.1 描述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4.4.2 模型的选择与检验 |
| 4.4.3 回归结果分析 |
| 4.4.4 稳健性检验 |
| 4.5 社会资本和动态能力影响多元化的研究结论 |
| 4.6 管理启示与对策 |
| 4.6.1 管理启示 |
| 4.6.2 管理对策 |
| 4.7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多元化对企业家社会资本与经营风险关系的调节效应 |
| 5.1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 5.2 研究变量定义与测度 |
| 5.2.1 企业经营风险 |
| 5.2.2 其他变量的定义与测度 |
| 5.3 社会资本和多元化影响经营风险的研究模型 |
| 5.4 社会资本和多元化影响经营风险的实证研究 |
| 5.4.1 描述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5.4.2 模型的选择与检验 |
| 5.4.3 回归结果分析 |
| 5.4.4 稳健性检验 |
| 5.5 社会资本和多元化影响经营风险的研究结论 |
| 5.6 管理启示与对策 |
| 5.6.1 管理启示 |
| 5.6.2 管理对策 |
| 5.7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4）我国NGO小额贷款机构的使命偏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小额贷款机构双重目标研究综述 |
| 1.2.2 小额贷款机构使命偏移研究综述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 |
| 第2章 NGO小额贷款机构相关理论研究 |
| 2.1 NGO小额贷款的相关理论 |
| 2.1.1 使命偏移相关理论 |
| 2.1.2 微型金融理论 |
| 2.1.3 双重目标理论 |
| 2.2 小额贷款机构的机制分析及研究假说 |
| 2.2.1 福利性小额贷款机构定义 |
| 2.2.2 制度性小额贷款机构定义 |
| 2.2.3 NGO小额贷款机构使命偏移的机制分析 |
| 2.2.4 研究假说 |
| 第3章 NGO及小额贷款机构发展现状分析 |
| 3.1 小额贷款机构的现状分析 |
| 3.1.1 小额贷款机构发展历程 |
| 3.1.2 小额贷款机构特征及发展现状 |
| 3.2 NGO小额贷款机构的发展 |
| 3.2.1 NGO小额贷款机构的特征 |
| 3.2.2 NGO小额贷款机构发展现状 |
| 3.2.3 NGO小额贷款机构的使命偏移现状 |
| 第4章 使命偏移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4.1 数据选取及模型设定模型 |
| 4.1.1 数据来源与指标确定 |
| 4.1.2 描述统计 |
| 4.1.3 使命偏移模型设定 |
| 4.2 使命偏移的测定 |
| 4.3 使命偏移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第5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对策建议 |
| 5.2.1 明确机构地位与目标 |
| 5.2.2 加强内部管理与建设 |
| 5.2.3 给予政策支持与帮助 |
| 5.2.4 完善金融建设与合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5）民国合法工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民国工会研究述评 |
| 1.2 史料、概念与方法 |
| 1.3 研究思路与结构 |
| 第2章 发轫：合法工会的蜕变 |
| 2.1 民初工会崛起的背景 |
| 2.2 从行会到工会 |
| 2.3 自发与党治：工会形成的轨迹 |
| 2.4 国家与工会的沟通形式 |
| 第3章 组织活动与现代事业 |
| 3.1 工会的组织形态初建 |
| 3.2 工会活动家的产生 |
| 3.3 社会援助的开展 |
| 3.4 越界、混乱与新秩序 |
| 第4章 重构：制度塑造和组织实态 |
| 4.1 国民党工运的停顿与重整 |
| 4.2 党治与整理：过渡性的转换机制 |
| 4.3 表与里：制度话语与地方秩序 |
| 第5章 变革的张力、技术与向度 |
| 5.1 工会化测评(一) |
| 5.2 会结构的演变 |
| 5.3 职工会、总工会及厂工会 |
| 第6章 从“人”到“群”的互动空间 |
| 6.1 工会及会员 |
| 6.2 会务运行状况 |
| 6.3 有限的公共空间 |
| 6.4 文娱活动 |
| 第7章 特别系统：特种工会的组织形态 |
| 7.1 组织网络的合法扩展 |
| 7.2 会员划归：以海员工会为例 |
| 7.3 基层实态：以“分事务所”为例 |
| 第8章 劳资争议处理(上) |
| 8.1 日常处理形态 |
| 8.2 重大调处机制 |
| 8.3 合法工会的“强”、“弱”转移 |
| 第9章 劳资争议处理(下) |
| 9.1 工潮与政府因应 |
| 9.2 合法化行为：新新公司工潮案 |
| 第10章 转型：战时工会反思与调适 |
| 10.1 工会化测评(二) |
| 10.2 出会与入会：工会“同群感”的量度 |
| 10.3 “趋上”抑或“附下”：工会走向的论争 |
| 10.4 “工合”与工会：互通与问题 |
| 第11章 国家意志与工人意愿的折冲 |
| 11.1 从工人教育到工人训练 |
| 11.2 战时调适：示范、奖励与福利 |
| 11.3 法外空间：异化与抵制 |
| 第12章 复建：结构变革与角色困境 |
| 12.1 工会管理体制调适 |
| 12.2 工会化测评(三) |
| 12.3 地方工会的重组及运行 |
| 12.4 战后工会的权威关系 |
| 第13章 经济社会中的工会作为 |
| 13.1 劳工政策的进展 |
| 13.2 工会的政治参与：以选举为例 |
| 13.3 程序化的代理：从“规约”到“世俗” |
| 第14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6）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主要史料和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895-1913) |
| 第一节 家世考 |
| 一 曾祖移居京师 |
| 二 祖父定居京师 |
| 第二节 童年 |
| 第二章 成学之路(1913-1924) |
| 第一节 北大预科 |
| 一 入学前的北大预科 |
| 二 入学后的预科调整 |
| 三 预科成学 |
| 第二节 以图书馆为志业(1916-1924) |
| 一 水木清华四寒暑 |
| 二 游学美欧 |
| 第一节 缘起 |
| 一 《永乐大典》的编纂和流传 |
| 二 全祖望和缪荃孙的研究 |
| 第二节 袁同礼的调查与研究 |
| 二 系列调查研究及影响 |
| 第四章 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1948) |
| 第一节 作中国文化之宝库 |
| 一 访购中西书籍 |
| 二 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 |
| 第二节 通中外图书之邮 |
| 一 出版品交换 |
| 二 善本寄美保存 |
| 第三节 树长治久安之基 |
| 结语 |
| 附录一 ：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7）近代贵州商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二、学术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史料运用特点 |
| 四、拟突破的重要问题 |
| 第一章 近代贵州商会的缘起 |
| 第一节 西方商人组织对中国的渗透 |
| 一、西方商会对中国的侵略与扩张 |
| 二、晚清中央政府对西方工商经济及商人组织的模仿 |
| 三、中国地方工商业者对晚清商会政策的反应 |
| 第二节 贵州工商业者群体对晚清政府商会政策的响应 |
| 一、晚清贵州工商业与工商业群体 |
| 二、晚清贵州商会的建立与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贵州商会的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 |
| 第一节 总商会的兴建、发展及空间特色 |
| 一、总商会的兴建与演变 |
| 二、总商会的空间特色 |
| 三、从空间分布看总商会与分会的基本关系 |
| 第二节 贵州地区商会分布的区域特色 |
| 一、地区商会建立时间上呈现阶段性特征 |
| 二、地区商会空间分布特点 |
| 第三节 地区商会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 |
| 一、黔中地区 |
| 二、黔北地区 |
| 三、黔东北地区 |
| 四、黔东南地区 |
| 五、黔西南地区 |
| 六、黔西北地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贵州商会组织结构变化与近代化发展 |
| 第一节 商会会员变化看新经济因素的进入 |
| 一、商会团体会员由行会转为同业公会 |
| 二、商会个体会员“多层次”性 |
| 三、从会员变化看近代新经济因素对商会的影响 |
| 第二节 商会领导层人员构成的变化及特点 |
| 一、绅商执掌商会领导权体现了商会与传统社会割不断的联系 |
| 二、工商业者执掌商会领导权反应了工商业者自主意识不断提升 |
| 三、国民党党员执掌商会领导权体现出国家对工商业渗透的加强 |
| 四、从执掌商会领导权的人员变化看工商业者自身、及其与国家关系的变化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近代贵州商会机构的发展演变 |
| 第一节 商会决策机构及职能的初建 |
| 一、会董会议为决策机构的初建 |
| 二、会董会议职能的初步确定 |
| 三、会董会议制下商会的运转 |
| 第二节 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立”机构的建立与机构职能的配置 |
| 一、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立”机构的健全 |
| 二、决策机构职能完善与执行、监督机构的职能建设 |
| 三、“三权”机构下商会的运转 |
| 第三节 商会机构及机构职能建设特点分析 |
| 一、近代贵州商会机构及职能建设受到政权变动的影响 |
| 二、近代贵州商会机构及职能建设受到工商业发展程度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贵州商会的运行机制演变 |
| 第一节 近代贵州商会内部运行机制的演变 |
| 一、商会对行会公推制、商议制、经费多源的继承(1905—1931) |
| 二、工商业发展对“公推”、“商议”、经费捐助制的破坏 |
| 三、商会建设选举与任期、集体决策、监管和经费收支管理等制度 |
| 第二节 近代贵州商会的外部运行机制 |
| 一、维护工商业群体的共同利益成为商会间互动的基础 |
| 二、抵制经济勒索、联合打假、传递市场信息、通报组织构成外部运行方式 |
| 三、商会间外部运行促进商会网络职能的发挥与地区经济发展 |
| 第三节 贵州商会内部运行机制变化分析 |
| 一、工商业者的思想认识制约着贵州商会运行机制的演变 |
| 二、政权变更推动着近代贵州商会运行机制的演变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近代贵州商会与地方社会互动 |
| 第一节 近代贵州商会与贵州经济 |
| 一、发展近代工商业 |
| 二、辅助农业发展 |
| 三、整顿市场秩序 |
| 第二节 近代贵州商会与贵州文化 |
| 一、兴办中小学 |
| 二、发展同业教育 |
| 三、创办报纸 |
| 第三节 近代贵州商会与贵州社会 |
| 一、参与交通建设 |
| 二、发展消防事业 |
| 三、主导政权“真空期”政务,维护公共安全 |
| 四、参与慈善事业 |
| 第四节 近代贵州商会与贵州政治 |
| 一、抵制日货与发展国货 |
| 二、认购公债与分摊捐款 |
| 三、贯彻战时工商业政策 |
| 四、开展劳军活动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抗战前后吉安县商会档案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主要资料与基本框架 |
| 上编 抗战前后吉安县商会档案整理 |
| 凡例 |
| 一、吉安县商会民国二十五年全年实录 |
| 1、吉安县商会民国二十五年度全年实录书目 |
| 2、吉安县商会民国二十五年度工作报告书序 |
| 3、商业夜班学校 |
| 4、吉安市救火总会 |
| 5、吉安市商人自卫队 |
| 6、吉安商会执监委员、职员名册 |
| 7、吉安县商会组织系统表 |
| 8、吉安县商会会议录 |
| 9、吉安县各同业公会会员名册 |
| 10、吉安县各业同业公会执监委员名册 |
| 二、1940 年吉安县商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实录 |
| 1、吉安县商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实录次序 |
| 2、吉安县商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宣言 |
| 3、吉安县商会会员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姓名名单 |
| 4、吉安县商会会员代表大会秘书处职员姓名 |
| 5、吉安县商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会场规则 |
| 6、吉安县商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议事日程表 |
| 7、吉安县商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各业公会会员代表姓名 |
| 8、吉安县商会第一届代表大会非公会会员代表姓名表 |
| 9、吉安县商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主席开幕词 |
| 10、吉安县商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主席闭幕词 |
| 11、吉安县商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纪录 |
| 12、调解案件 |
| 13、民国二十九年七月一日执委第一次会议 |
| 三、吉安县商会整理委员会工作报告（1945-1946 年） |
| 1、吉安县商会整理委员会工作报告目录 |
| 2、工作报告弁言 |
| 3、举办商业登记 |
| 4、调查事务经费 |
| 5、健全公会组织 |
| 6、选举职团参议 |
| 7、办理税务事项 |
| 8、办理收购余粮 |
| 9、公益救济事项 |
| 10、公用公安事项 |
| 11、向县建议事项 |
| 12、劳资纠纷事项 |
| 13、建筑本会新厦 |
| 14、整理消防事项 |
| 15、整理义渡事项 |
| 16、捐派种类金额 |
| 17、处理调解案件 |
| 18、筹备改选经过 |
| 19、垫用经费概数 |
| 20、摊派余粮差价 |
| 21、吉安商会整理委员会整理期间历次会议记录 |
| 22、1946 年吉安县会员代表大会口号、标语 |
| 四、吉安县商会、同业公会等章程、约规 |
| 1、江西省吉安县商会章程（1940 年） |
| 2、吉安县商会章程（1943 年） |
| 3、吉安县竹木行商业同业公会章程准则（1947 年7月 11 日） |
| 4、吉安县茶点、面馆商业食□业同业公、工会联合议协约规 |
| 5、江西省吉安县行纪商业同业公会章程 |
| 6、吉安县商会特种委员会简章 |
| 7、吉安县商会整理委员会吉安市救火总会社会商业服务队服务规则 |
| 8、创办商业补习学校募捐□ |
| 9、非常时期商会及商业同业公会职员办理目的事业奖惩办法 |
| 五、吉安县商会往来公函（1941-1949 年） |
| 1、江西全省商会联合会代电函件 |
| 2、与各地商会往来函件 |
| 3、商号入会、退会相关函件与会员证书 |
| 4、吉安市救火总会相关名册、公函 |
| 5、1942 年前后与食盐配购情事相关函件 |
| 6、徐建中、朱志懋任职期间相关函件（1943-1945 年） |
| 7、邓玉麟任职期间相关函件（1945-1949 年） |
| 六、吉安县商会同业公会委员（理监事、职员）会员名册 |
| 1、1940 年吉安县各同业公会委员名册 |
| 2、1943 年吉安县各同业公会理监事、会员名册 |
| 3、1946 年吉安县各同业公会职员（理监事）、会员名册 |
| 4、其它时段吉安县商会与各同业公会职员（理监事）、会员名册 |
| 下编 抗战前后吉安县商会研究 |
| 第一章 清末民初吉安县商业发展以及商会创建 |
| 第一节 行政区划与交通网络 |
| 一、行政沿革 |
| 二、交通网络 |
| 第二节 商业发展与商会创建 |
| 一、持续发展的吉安县商业 |
| 二、从保商局到商会 |
| 第二章 吉安县商会整理委员会的组建与终结 |
| 第一节 吉安县党部与商会整理委员会的组建 |
| 一、国家政策与商业环境 |
| 二、“整委会”的成立及其运作 |
| 第二节 清算委员会的困境与新商会的成立 |
| 一、清算委员会的成立 |
| 二、清算工作面临的困境 |
| 三、困境根源及其结局 |
| 四、新商会的成立 |
| 第三章 1935-1937 年吉安县商会的“救市”与萧宗川的“集权” |
| 第一节 商业衰败与商会救市 |
| 一、商业衰败的表现 |
| 二、商业衰败的原因 |
| 三、商会的救市举措 |
| 第二节 萧宗川与吉安县商会的组织建设 |
| 一、执监委员的构成 |
| 二、各个科室的设置 |
| 三、商会组织系统的完善 |
| 第三节 派生机构的组建 |
| 一、开设商业夜班学校 |
| 二、成立吉安救火总会 |
| 三、组建商人自卫队 |
| 第四章 战局变动与吉安县商会的权力之争（1937-1945 年） |
| 第一节 先兴后衰：战局变动下的吉安商业 |
| 一、“赣北沦陷”与吉安商业的繁荣 |
| 二、“浙赣会战”与吉安商业的衰落 |
| 第二节 权力争夺：新势力的进入与商会改选纠纷 |
| 一、1940 年商会改选的顺利进行 |
| 二、1943 年商会改选之争 |
| 三、1944 年徐建中被迫辞职 |
| 第三节 变与不变：抗战时期吉安县商会的主要职能 |
| 一、维护工商 |
| 二、积极抗战 |
| 第五章 战后吉安县商会整理委员会与地方社会秩序的重建（1945-1949 年） |
| 第一节 商业凋敝与“商整会”的成立 |
| 一、商业凋敝的表现 |
| 三、“整委会”的成立及其人员构成 |
| 第二节“商整会”重建地方社会秩序的努力 |
| 一、重建吉安县商业秩序 |
| 二、资助地方公共事务 |
| 第三节“商整会”与吉安县地方政府 |
| 一、税费摊派案 |
| 二、参议员名额案 |
| 三、配购余粮案 |
| 第四节 劳资纠纷、军人扰市与吉安县商会的终结 |
| 一、劳资纠纷不断 |
| 二、军人扰乱市场 |
| 三、“志业商店”会员纠纷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硕士期间相关科研情况 |
| 致谢 |
（9）董时进农民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概念解释 |
| 四、研究重点、难点 |
| 五、内容安排 |
| 第一章 近代中国农民问题与董时进的“农缘” |
| 一、近代中国农民问题 |
| (一) 农民经济的落后 |
| (二) 农民政治力量的弱小:利益代言人角色之失缺 |
| (三) 农民生存社会环境的恶化 |
| 二、董时进的“农缘” |
| (一) 家乡:新旧交替之际的传统农业区 |
| (二) 家庭:善于经营农业的殷实人家 |
| (三) 个人机缘:农趣日增 |
| 第二章 北洋时期董时进的大农国理论 |
| 一、近代中国农学教育的兴起 |
| 二、“要使劳力用于报酬最厚的地方” |
| (一) “兴农”更迫切的时代舆论 |
| (二) “困农民即所以危国本” |
| (三) “董恽之争” |
| (四) 《食料与人口》 |
| 三、大农国理论 |
| (一) 与章士钊形似神异:被误解的后“甲寅派” |
| (二) 大农国理论 |
| 第三章 南京十年时期董时进对农民农业出路的探索 |
| 一、农村合作对于农民之重要 |
| (一) 提倡合作事业 |
| (二) 开设农村合作教学 |
| (三) 思想和实践的成果:《农村合作》 |
| (四) 对“自上而下”合作运动的意见 |
| 二、调查、研究与讨论 |
| (一) “农村朋友”协助下的大样本抽样调查 |
| (二) 学术着作:《中国农业经济学》 |
| (三) “旅行”、“居住”式考察中加深认识 |
| (四) 与吴景超关于“农业机械化”论争 |
| 三、农业学术与农业建设冶为一炉之实验:创办江西农业院 |
| (一) 江西农业院的创办 |
| (二) 《江西农讯》中的思想 |
| 第四章 农民与救国:董时进培育现代农民的思想和实践 |
| 一、要解决平民生计问题,必须赶办平民教育 |
| 二、创办启发农民现代化的杂志 |
| (一) 《现代农民》杂志的创办 |
| (二) 如何利用刊物以及通过政府力量扩大销量 |
| 三、抗战救国中农民与国家的关系 |
| (一) 动员农民积极抗战 |
| (二) 反对政府抑制粮价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 |
| (三) 要求政府修订农民节 |
| (四) 屡次呼吁合作社不应该为外人包办 |
| (五)农民民治思想之启蒙 |
| 四、“现代农民”之榜样:董时进创办大新农场 |
| 五、极力鼓吹农政机构合理化 |
| (一) 运动设置农务部 |
| (二) 鼓吹农政机构合理化 |
| 六、进取主义新农业政策与国家国防之关系 |
| (一) 新农业政策的依据 |
| (二) 新农业政策主要内容 |
| (三) 新农业政策与国家国防之关系 |
| 第五章 农民与建国:组建中国农民党及坚定土地私有政策 |
| 一、中国农民党成立之前奏 |
| (一) 董时进等积极壮大农协会力量与政府之忽视 |
| (二) 《现代农民》读者之呼声:成立农民的政党 |
| 二、利用政治力量维护农民权益:董时进组建中国农民党 |
| (一) 加强农民政治力量的重要及加入中国农民党的手续 |
| (二) 农民党的政治活动及对政府的监督批评 |
| (三) 农业界知识分子与中国农民党的互动 |
| (四) 社会舆论下中国农民党的定位:农民职业的政党 |
| 三、董时进关于土地私有政策的思考 |
| (一) 地主是否应该一律盲目被打倒 |
| (二) 佃农的效率是否劣于自耕农 |
| (三) 二五减租是否能够促进生产事业 |
| (四) 农民的土地私有权是否应该得到尊重 |
| (五) 土地改革争议达到沸点状态下的不时髦之音 |
| 结论 |
| 一 国家现代化建设视野下董时进农民思想的历史价值 |
| 二 代言人角色之尴尬:董时进培育现代农民的现实困境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抗战时期宝鸡工业合作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合作社 |
| （二）工业合作社 |
| （三）宝鸡 |
| 三、学术研究回顾 |
| （一）相关资料 |
| （二）总体研究 |
| （三）专题研究 |
| （四）地区研究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创新点 |
| 第一章 合作运动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 |
| 一、世界工合运动的勃兴 |
| （一）法国 |
| （二）英国 |
| （三）意大利 |
| （四）俄罗斯（苏联） |
| 二、抗战前合作运动在中国的发展 |
| （一）传播时期 |
| （二）试验时期 |
| （三）推行时期 |
| 三、工合运动产生的背景与发展 |
| （一）背景 |
| （二）发展 |
| 第二章 工合运动在宝鸡的实践 |
| 一、开展工合运动的有利条件 |
| （一）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 |
| （二）发达的经济交通条件 |
| 二、宝鸡工合运动的行政机构建设 |
| （一）工合西北区办事处 |
| （二）工合事务所 |
| 三、宝鸡工合运动的生产机构建设 |
| （一）组社程序 |
| （二）经营状况 |
| （三）指导制度 |
| 四、宝鸡工合运动的附属机构建设 |
| （一）联社 |
| （二）供销 |
| （三）科研 |
| （四）教育 |
| （五）医疗 |
| 第三章 宝鸡工合组织与各方的互动 |
| 一、中共与宝鸡工合组织 |
| （一）宝鸡工合组织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支援 |
| （二）中共对宝鸡工合组织的援助 |
| 二、国际友人与宝鸡工合组织 |
| （一）路易·艾黎 |
| （二）乔治·何克 |
| 三、“申新”第四纺织厂与宝鸡工合组织 |
| （一）棉纱交易 |
| （二）修建窑洞工场 |
| （三）医疗合作 |
| 第四章 宝鸡工合运动的结局、特点及其历史作用 |
| 一、宝鸡工合运动的结局 |
| （一）衰落 |
| （二）原因 |
| 二、宝鸡工合运动的发展特点 |
| （一）地区主导 |
| （二）产教结合 |
| （三）经济统战 |
| 三、宝鸡工合运动的历史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四、五省信用合作协会理事长简历（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上海纸商业研究[D]. 胡德志.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2]晚清民国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研究 ——基于技术与社会转型语境的考察[D]. 武晓媛. 山西大学, 2019(02)
- [3]企业家社会资本对企业多元化战略与经营风险的影响研究[D]. 韦福雷.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9(01)
- [4]我国NGO小额贷款机构的使命偏移研究[D]. 李涛. 湘潭大学, 2019(02)
- [5]民国合法工会研究[D]. 朱东北. 吉林大学, 2018(12)
- [6]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7]近代贵州商会研究[D]. 王建. 云南大学, 2018(04)
- [8]抗战前后吉安县商会档案整理与研究[D]. 曾忠轩. 江西师范大学, 2017(03)
- [9]董时进农民思想研究[D]. 朱子静.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10]抗战时期宝鸡工业合作运动研究[D]. 袁航. 苏州科技大学, 201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