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晚年依法治国思想及其当代意义——纪念列宁逝世80周年

一、列宁晚年的依法治国思想及其当代意义——为纪念列宁逝世80周年而作（论文文献综述）

胡建学^[1]（2020）在《列宁党建思想及其对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当代意义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欧洲工人阶级政党发生了演变,马克思主义理论被修正主义把持,列宁旗帜鲜明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的坚持与创新,回答了世界向何处去的世纪之问,创立了列宁主义,提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和最后阶段的论断。面对各国无产阶级政党被修正主义把持的严峻形势,他决心创建一个全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以领导接下来的俄国革命斗争。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原则,在吸收借鉴和不断实践中探索创新,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党建思想。列宁的党建思想体系完整,内容丰富,主要涵盖以下方面:第一,政治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根本;第二,思想建设是党的建设的基础;第三,组织建设是党的力量之源;第四,作风建设是党不断取得胜利的可靠保障;第五,纪律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有力武器。列宁关于党的制度建设的一些思想也蕴含其中。研究列宁的党建思想意在深入探讨其对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方面的当代意义。如党要旗帜鲜明讲政治,要与时俱进做好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宣传工作,要建设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和发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突击队作用,要持之以恒解决四风问题,要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要完善党纪法规和制度建设等等。特别在当今中国共产党全面推开从严治党的历史时刻,对列宁党建思想开展全面系统的研究,对标中国共产党在建设过程中面对的实际问题,对于推动我们党的建设创新、统一全党思想认识从而把中国共产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由绪论,列宁党建思想形成的基础及历史进程、列宁关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及其当代意义、列宁关于党的思想建设思想及其当代意义、列宁关于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及其当代意义、列宁关于党的作风建设思想及其当代意义和列宁关于党的纪律建设思想及其当代意义等六个章节和结语构成,一共八部分。

梁晓^[2]（2020）在《列宁晚年人民利益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将俄国的国情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中蕴含着深刻的人民利益思想。列宁晚年对人民利益的探索既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利益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自己新经济政策实施前的人民利益思想的实践及发展。列宁晚年人民利益思想蕴含着深厚的理论来源和实践来源。汲取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利益思想,使其新经济政策实施前人民利益思想得到丰富和发展,结合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具体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对人民利益进行了深刻探索。内容丰富的列宁晚年人民利益思想,是其在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中逐步发展完善的。列宁在工业、商业、文化和社会保障等多方面提出了切实保障人民利益的观点。列宁晚年人民利益思想展现出独特的理论特点,即坚持“人民利益至上”;从实践出发,遵循人民群众的意见;着眼全局,综合实现人民利益;从实际出发,灵活地制定发展人民利益的政策;通过创新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不断实现人民的经济利益。列宁晚年人民利益思想中还蕴含着丰富的方法论原则,对于社会主义的现实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列宁晚年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实现人民利益的实践经验,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人民利益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意义。在理论层面上,奠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基础,发展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丰富了党的建设理论。列宁建立了苏俄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了社会保障理论。在现实层面上,维护和实现人民利益,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不断解决人民群众的生计和生活问题,强调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方式,消除官僚主义。列宁晚年在俄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关于人民利益的思想,为当今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人民利益提供理论指导。

孙国栋^[3]（2020）在《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文中研究表明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治理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的伟大领袖,列宁不仅使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了现实,而且也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先河。列宁国家治理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研究可谓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研究的一个新生长点。本文以列宁的经典文本和国家治理实践为基础梳理其治理内容和方法,不仅阐发其对当代中国推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指导意义,而且更要考察其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发展和创新。针对国内外学界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相关研究,结合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现实,深度研究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必须追溯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观是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主要来源。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观经历了一个从萌芽、生长、完善到系统化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理性国家观批判之上,科学阐述了国家的起源、本质、职能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尤其是阐释了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形态和国家制度之间的有机联系和辩证关系。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所创立的国家观在国家起源、本质、职能、消亡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等问题上进行了系统化的完善,为列宁发展国家理论奠定了基础。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观之上,深化了国家本质、职能、消亡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等相关研究,发掘了国家政体理论,以国家的本质和职能规定、引领了国家治理的本质和职能,为列宁以后探索国家治理准备了理论前提。十月革命后,列宁基于苏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严峻的国际背景和复杂的国内形势的客观情况,对苏维埃国家治理进行了初步探索。尤其是列宁在其晚年政治“遗嘱”中,以基于实践基础之上的整体和辩证的科学方法,在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和政党治理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经济治理上,列宁推动以市场化改革为取向的合作社经济和对外贸易的辩证统一;政治治理上,列宁实施以民主与法制为核心的机构改革与制度构建的有机统一;文化治理上,列宁开展以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为核心的建设意识形态与发展教育的有机统一;政党治理上,列宁构建以加强党的总领导、提升执政能力为核心的党建布局。在这一总体探索中,列宁国家治理思想为南斯拉夫、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道路的探索积累了经验,那就是突出共产党在国家治理的中轴作用,加强国家治理制度建设,引领文化治理的价值导向。在对苏维埃俄国国家——社会关系的整体把握中,列宁以国家为主导,加强国家在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另外,列宁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在坚持符合时代特征与现实国情、以人民利益为价值趋向、以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治理目标等若干原则前提下来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在国家治理的内容方法以及规律经验上,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均对南斯拉夫、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提供了借鉴和启示,即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加强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的核心作用、注重政治制度体系的建构和完善以及运用整体辩证的科学方法论。由于列宁去世较早,中断了他继续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后来的苏联领导人几乎都没有把列宁的国家治理思想延续下去,从真正意义上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共产党诞生起,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人坚持列宁苏维埃国家治理探索的经验、原则、内容和方法,并把它们运用于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探索和建构之中,实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发展和创新。毛泽东等人吸取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初步成果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施政经验,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和方法在社会主义中国艰辛探索实践中予以创造性运用,在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以及政党治理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思想宝库,虽然有些失误,但为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探讨国家治理奠定了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这一历史时期,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人继承列宁对苏维埃国家治理初步探索的内容和方法,在毛泽东等人探索国家治理的经验和教训之上,立足于客观实际和发展实践,以整体和辩证的方法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相对于列宁的经济治理,这一时期的经济治理体系是重塑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改革与开放的有机统一,相对于列宁的政治治理,这一时期的政治治理体系是构建以人民民主为核心的法治与制度的辩证统一,相对于列宁的文化治理,这一时期的文化治理体系是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的有机统一,这一系统治理不仅继承了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内容和方法,而且还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制度经验和文化资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发展列宁以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人的国家治理思想,针对西方治理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出现的问题,以及中国当前国家治理实践在多个领域和方面面临的若干挑战,科学赋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中国意蕴,在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文明治理以及政党治理、全球治理等诸多方面提出了诸多富有创见的新观点、新论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行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逐步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开启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新阶段,取得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巨大成就。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在中国新时代视域中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新篇章,深化了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规律的科学认知和自觉运用。在列宁国家治理思想之上,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进行探索和发展,推动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观向前发展。国家治理观除了作为对国家治理的起源、本质、主体以及功能、一般规律等根本观点的把握之外,还包括对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体认。从历时性上看,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关系的体认经历了一个从政治导向型的全能治理、经济导向型的发展治理到共赢导向型的协同治理的嬗变过程。毛泽东时代是以国家统摄社会为特征的政治导向型的全能治理,改革开放以来到党的十八大之前,是以社会从国家中析出为特征的经济导向型的发展治理,新时代是以政党领导为内核的多元主体共治的协同治理。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整体性上来看,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继承、创新和发展了列宁国家治理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习近平推进国家治理提供了良好的时空坐标和历史方位,无论是在整体维度还是在方法维度,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都是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创新。在整体维度上,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进一步拓展了党的全面领导的视域和范围,不断巩固、完善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政治意蕴;进一步健全了“中国之治”的国家治理体系,完善了新时代国家治理的制度载体和政权组织形式,实现了国家治理中国体和政体的辩证统一;进一步凸显了国家治理的民族化向度,强化了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历史记忆、传统基因与价值意蕴。在方法论维度上,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坚持矛盾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价值思维等科学方法论,并把矛盾思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辩证维度、系统思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总体维度、战略思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方向维度以及价值思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关系维度,以四个维度的有机统一促使了新时代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得到进一步地推进。从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国家治理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不断发展的过程,需要在党的领导下,立足客观发展实践,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国家治理体系的显着优势,实现政党——国家——市场——社会的互动与共赢,达到国家富强民主、社会充满活力、个人素养提升的治理境界,进而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为人的解放、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制度保障和精神支撑,从而彰显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最终目标和价值旨趣!

吴礼明^[4]（2019）在《斯大林群众观研究》文中认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始者之一,无产阶级执政党的第一代领袖人物,斯大林在“一切为了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在带领苏联党和人民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奋进中,对人类解放事业的历史本体、历史主体、历史运动的开展、历史发展的目的展开了深入的思考,进行了伟大的实践,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留下了沉痛的教训;既为他赢得无上荣誉,也给他带来无尽流言!他带领人民群众奋进伟大事业中的理论和实践,在后世的批判中湮没不彰,乏人问津!今天,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为镜,对斯大林群众观的生发前提、历史演进、理论结构、实践活动进行全方位透视,以辩证唯物主义为镜,对遮蔽斯大林群众观的流言蜚语尽可能地做出符合历史的辩证分析,提炼其独特性特征,总结其经验教训。这不仅是准确把握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者——斯大林的需要,也是深入理解科学社会主义艰辛辽远运动历程的需要,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蓬勃发展的需要!全文由导论和正文六章组成。导论部分主要介绍论文的研究意义,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人”、“人们”、“人民”、“群众”等概念的内涵界定、斯大林“群众”概念的内涵及外延,综合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阐述论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一章是溯源斯大林群众观的生发前提。把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中的群众理论创制和实践开展,放眼近代人类世界化进程加速的大时代、人类世界对抗、融合和竞争的大时代下来审视;把斯大林群众观的历史呈现放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托命者、俄国历史传统的附体者两维角度来观察;并从原生家庭、学校教育、新生家庭的小环境来体味。指出:在人类及其社会世界化进程加速推进,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矛盾对抗加剧,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及现实基础,承继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衣钵,原生家庭、早期教育的个性塑造以及新生家庭的动荡不安,成为斯大林在解释、改造世界的人生历程中,构建自身与世界关系的现实基础。第二章是探析斯大林群众观的历史演进。把斯大林群众观的生成放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保持政权、巩固政权并使之不可战胜的历史实践中,结合斯大林从革命的“学徒”、“帮工”而为革命的“师傅”进而“领袖”的成长历程,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及实践艰辛辽远的历史运动角度,把斯大林的群众观当做一个有机的生命而非割裂的器官。指出:斯大林的群众观是在惊心动魄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过程中,为保持、巩固政权并使之不可战胜的伟大实践开展中逐步形成、发展、丰富起来的。它经历了工人运动中的学习探索,革命斗争中的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巩固、发展中的日渐成熟,社会主义高歌猛进中的矛盾实践,它是事物辩证运动的历史呈现。第三章是透视斯大林群众观的理论结构。从哲学基础、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等方面对斯大林群众观进行全面透视。指出:斯大林对其群众观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理解、把握及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随着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深入开展而不断丰富调整的,是在对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问题的不断呼应中发展完善的,经历了一个抽象“反映”、本质“把握”和真正“拥有”的辩证过程。斯大林的一生,是学习、宣传、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生,是在“一切为了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引领下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奋斗的一生,马克思主义立场与无产阶级群众立场的统一便是斯大林一以贯之的基本立场。斯大林在解释布尔什维克党、苏维埃政权的本体和社会主义的主体时,把人民群众与党、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统一起来,认为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人民群众是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之源,苏维埃政权是人民群众的政权,它的合法性依据在于人民群众的信任,社会主义的历史主体是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的价值旨归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在于满足人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斯大林在探索“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方法时,把理论道路抉择、干部选拔监督培训、教育信任群众与党的坚强领导统一起来,认为不管是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领导干部的布尔什维克化还是实现党的真正领导,都需要真正而先进的理论;在政治路线正确的前提下,挑选干部、监督干部、培训干部就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决定力量;同时,工人阶级先进分子要同群众保持广泛而密切联系,相信群众,教育群众,向群众学习;最后,在党的争论、批评完成后,不管是统一的党还是铁的纪律,全体党员意志的统一和行动的统一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必要条件。第四章是考察斯大林群众观的实践活动。把斯大林构建的群众理论放在无产阶级保持政权、巩固政权并使之不可战胜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实践中来考察。指出:在政权建设上,斯大林在保持、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并使之不可战胜的实践开展中,既有改善、改造国家机关的真实行动,也有无产阶级新贵族形成的历史事实;既有人民群众主人翁意识被唤醒后积极管理国家的真实一面,也有无产阶级民主法制之外,政治警察的大行其道;既大量涌现出社会主义新人,也给人民群众带来无尽苦恼。特别说明的是,大清洗的发动并不是一夜之间做出的,它是苏俄在根深蒂固的专制传统中,在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长期敌视包围的环境下,党内路线之争、社会主义建设矛盾长期积累的产物。它随着斯大林对苏联国内外矛盾、形势认识的变化而转换为不同的斗争方式。这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运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能力不足而又无力摆脱落后的旧秩序梦魇纠缠的矛盾体现。这不是社会主义的错,但它却使社会主义蒙了羞!无产阶级政权需要历史的经验和过程。在经济建设上,斯大林高举列宁“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伟大旗帜,构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探索出国家计划指导、发展生产力与改造生产关系并行、社会主义集体协作与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相结合的苏联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路。然而,在农业集体化运动实施过程中,由于党的领导经验缺乏,干部能力不足,社会在急于通过改造生产关系建成社会主义的心理驱使下,农业改造中出现了正确理论原则与具体实践相脱节、甚至侵犯群众利益行为大量发生的波折,经过加强党的领导与政策调整,农业集体化目标最终完成。这为苏联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建成打下了物质和社会基础。第五章是提炼斯大林群众观的基本特征。把斯大林群众观的特征提炼放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科学社会主义实践运动史的历史视野下,进行历史的、整体的、辩证的动态考察,指出:斯大林的群众观是在继承历史、发展历史、影响历史进程的历史运动中产生的;是在对人类历史、党的历史、苏维埃历史和社会主义历史的整体把握中发展的;是在对自我与历史、卓越人物或领袖与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作用的辩证认识中升华的;是在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未来、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中呈现的。它具有历史性、整体性、辩证性和矛盾性。它是有机的生命存在,而非孤立抽象的理论教条。第六章是总结斯大林群众观的经验教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准绳,把斯大林群众观的理论和实践放在共产党人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长河中来感悟,指出:探索规律、尊重规律、利用规律是社会主义事业永恒发展的首要前提,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教条主义相斗争,在与人民群众心理无限逼近的历史运动中才能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是社会主义事业平稳运行的坚强保障,其中,坚持并不断改善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开展的政治前提和根本保证,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事业生机勃勃的内在动力,坚持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的法治保障;“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它要求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永恒价值追求中,通过不断“满足人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而实现每一个人的物质和精神解放。

欧阳琼^[5]（2019）在《论列宁的国家理论》文中认为列宁的国家理论是列宁结合帝国主义时代的特征对国家问题所做的研究,是列宁对如何在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实现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总结,是列宁在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长期探索中得出的理论。苏联解体后,一些人对列宁的国家理论进行了不合理的质疑和批判。国外学者对列宁国家理论的评价往往带有片面性或缺乏深刻性,有些学者在论及列宁的国家理论与马克思恩格斯国家理论的关系时,要么认为列宁没有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理论,要么指责列宁背离或歪曲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国内学者对列宁国家理论的研究也经历了只注重列宁某一本着作的研究阶段和注重列宁某一时期的国家理论的研究阶段。作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的国家理论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准确理解和系统阐述。因此,对列宁的国家理论进行系统的研究,正确理解列宁的国家理论,展示其丰富的理论内涵并给予正确的评价是十分必要的。从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一过程中世界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时代的基本性质是什么?国际工人运动是如何走向低潮的?处在帝国主义阶段的俄国社会状况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是列宁在寻找俄国发展道路前要考察的问题。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集中在俄国并以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俄国无产阶级作为一股力量也逐渐生长起来,正是在帝国主义矛盾和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催化之下,列宁的国家理论诞生了。他批判民粹主义、经济主义、孟什维克、“合法马克思主义”,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进行论战,反驳那些歪曲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观点,扞卫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以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俄国的现实问题。列宁认为,在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风气空前流行的时候,首要任务就是要恢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他大段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着作,不是为了简单地复述而是为了结合时代的内容深刻地揭示帝国主义阶段的国家本质。为了进一步澄清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在国家问题上的错误,列宁重点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阐明了无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区别,明确了国家消亡的正确途径,并在关于国家基本问题的论述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的首要任务是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如何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是他直到逝世前都在探索的问题。列宁的国家理论阐明了三个根本问题:第一,国家与革命的关系问题;第二,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过渡的问题;第三,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问题。正确理解列宁国家理论的三个根本问题是把握其理论实质的前提条件。列宁的国家理论中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他对第二国际思想家的超越正是将辩证法融会贯通,重视、运用和发展辩证法的结果。马克思对国家问题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深入到市民社会中寻找国家的经济基础。恩格斯在对国家问题的研究中沿用了马克思的路径并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采用了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在帝国主义时代,列宁改变了对国家问题的提问方式,不是回答国家与经济基础或者与氏族社会的关系,而是探讨国家与革命的关系。列宁国家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其对具体问题作了具体的分析,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去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由于列宁与马克思处在不同的年代,他亲手触摸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轮廓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这成就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突出贡献。在马克思恩格斯国家理论的基础之上,列宁具体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形式,是民主与专政的统一,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原则是工农联盟。他创造性地指明了落后国家的革命特殊性,为落后国家指明了社会主义道路,阐发了“灌输论”,强调无产阶级意识对于夺取国家政权的重要性,提出了关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整套完整的计划和构想。随着俄国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胜利,对于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否夺取并巩固政权的问题有了结论,但十月革命后仅仅几年列宁就逝世了,其许多理论构想没能得到进一步系统论述。列宁对国家问题的考察不仅开辟了俄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斯大林和苏联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国家理论,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做出了进一步的回答。毛泽东和邓小平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对列宁的国家理论进行了中国式的阐释,在运用列宁国家理论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实现了改革开放。在强调列宁国家理论对于世界革命指导意义的同时,必须要创造性地运用列宁的国家理论,在本国的土壤中去寻找新的生长点。二十世纪初,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受挫,工人运动转向低潮,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中西欧国家在经济形势、阶级构成、文化观念等方面都异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他们将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无产阶级受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毒害而逐渐丧失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反对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主张根据西方国家自身的特点探索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将革命重心从政治领域转移到了思想文化领域,强调意识形态的功能。列宁的国家理论之所以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与革命、与共产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列宁将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置于其国家理论的核心位置,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承载,重申了马克思的革命范式,指涉的是人类社会和人类解放。他承继了马克思改变世界的政治使命,将无产阶级革命推向了顶端,扩展到全世界。列宁的国家理论对于当今世界国家问题的分析和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陈开菊^[6]（2018）在《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为研究对象,追溯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阐述其主要内容及其方法论原则,论述其理论和现实意义。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植根于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是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认为任何社会形态都有其基本矛盾,正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政治思想、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探索、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理论是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理论渊源。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以及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经历的挫折是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依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形成的实践依据。邓小平政治建设思想的发端可以追溯到抗战时期。本文将抗战时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作为邓小平对政治建设的初步思考。在这一时期,邓小平提出了关于扩大民主、改善党的领导、反对封建主义等重要思想。对于政治建设的初步思考为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初步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也是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形成的起点。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邓小平鲜明地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年多时间的酝酿,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这次讲话不仅标志着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形成,而且是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集大成。《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以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紧迫性,深刻地剖析了原有的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即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官僚主义现象等,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为了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并提出以这三个要求作为检验党和国家的制度是否完善的标准。讲话还提出了改革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而是加强党的领导,改革要分步骤、有秩序地推进。这篇重要讲话成为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之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现代化建设的开展,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邓小平深刻地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是决定其他一切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中国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有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政治体制改革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不照搬西方。要有秩序地推进,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内容丰富,视野开阔,博大精深。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包括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精简机构、转变政府职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政治体制改革既有长远目标又有近期目标。长远目标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近期目标是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提高工作效率,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政治体制改革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有领导、分步骤、有秩序地开展,坚持立足本国国情。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法论包括实事求是的唯物论、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法以及事物在运动变化并具有多种形式的发展观。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它使人们深入认识到我国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科学指南。通过学习和研究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我们获得了重要的启示,即政治体制改革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统一。

徐觉哉^[7]（2018）在《2017年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报告》文中认为2017年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报告,综合各国学者一年来的研究成果,报告了以下11个方面的研究情况:在特定的历史场景中解读经典文本,资本主义面临的困境及其自我调适,全球左翼运动态势,国内外学界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有感,对社会主义内涵的独特阐释与实践路径的重新探索,在世界各地游荡的左翼激进思潮,全球政党政治发生的变异及其遭遇的挑战,解答社会主义思想史之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义传播史上留下的鸿爪,解密的文献档案还原历史真相等。

王金亮^[8]（2017）在《列宁晚期治国理政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伟人,每位伟人的思想必然会影响到他所在时代的历史进程。列宁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学说的伟大继承者和创新者。列宁艰难曲折的革命生涯所形成的早期思想对其晚年治国理政思想的形成起着深刻的影响。列宁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仍然全身心地为共产主义事业思索,留给后人们许多伟大的理论硕果,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列宁晚年探索的新思想是在分析总结战时共产主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苏俄国际国内环境相结合,提出的关于如何认识与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列宁探索社会主义的最高成果。1921年春,列宁从当时苏俄的现实状况出发,在坚持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上,踏上了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在实践中形成了列宁晚期治国理政新思想。列宁晚期治国理政思想,是在没有任何历史借鉴和参考的历史背景下,建设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不断进行的理论思索和道路实践中所探索出的治国理政思想,一路指导了苏俄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建设实践过程。与此同时,还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各方面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借鉴。论文主要内容分为七章展开论述: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了论文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并分析了国内外研究现状,厘清了主要概念和研究方法,指出了论文的创新之处。第二章,论述列宁晚期治国理政思想的时代背景,从国内国外两个方面来介绍。第三章,论述列宁晚期新经济政策的推进及经济治理思想的形成,苏俄经历了国家垄断、国家交换、国家业主制、国家干预到国家调节几个政策阶段。从这些政策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推动是逐步深入,并且逐步适应当时经济形势的,取得了明显的经济进步。我们可以深刻地认识到列宁晚期的经济治理思想的深刻性。第四章,论述列宁晚期新社会政策的推动及社会治理思想的形成,苏俄的经济改革必然引起社会的变化。那么,如何对待以耐普曼为主的新社会阶层、如何平衡社会关系和如何进行初步的社会保障等等问题引起了列宁的深刻思考,为此,苏俄制定了一批法律法规,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社会治理政策,并在这些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形成了列宁晚期社会治理思想。第五章,论述列宁晚期文化革命的开展,执政党怎样引领文化建设和执政党如何做文化政策,并在这一过程中,确保文化的领导权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形成了新的理论和观点。列宁指出,执政党文化治理的核心内容是能够在群众实践过程中总结规律。第六章,论述列宁晚期政权建设及国家治理思想的形成。从如何处理党和政府各个机关的关系和如何进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阐述,形成了列宁国家治理的新思想。第七章,阐述了列宁晚期治国理政思想的评论和启示,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党的建设等主要方面来论述。

吴光明^[9]（2017）在《苏联共产党制度建设的理论和实践（1898-1991）》文中研究表明苏联共产党的制度建设在苏联党的建设史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同时,也留下了很多经验和教训。系统的梳理苏共党的制度建设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阐述了苏共制度建设的理论源头和实践源头,梳理了苏共制度建设的历史过程,总结了苏共在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分析了苏共制度建设失败的原因,探讨了制度建设的规律,论述了苏共制度建设对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启示。本文分为导言和主体部分。导言的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本文的基本概念。首先讨论了制度的概念,接着依次讨论了党的制度、党的制度建设的定义及其相关概念。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国内外关于苏共制度建设的研究现状。第三部分主要分析了苏共制度建设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第四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第五部分主要论述了本文的创新之处和不足。第一章:渊源: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的制度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在矛盾也不断激发,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在新的形势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迫切需要先进政党的领导,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下,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等组织相继成立。在建党初期,马克思恩格斯非常注重制度建党,对党的制度建设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他们初步提出了制度建设的基本理论,形成了制度建设的基本框架。这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是苏共党的制度建设的理论源头和实践源头。第二章:缘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时期党的制度建设。由于俄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极不平衡,社会矛盾非常尖锐。俄国工人运动也在蓬勃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开始在俄国传播,建立和建设无产阶级政党提上日程。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并指导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初期的制度建设。这时期值十月革命前,是苏共执政党制度建设的起源阶段,为后来苏共党的制度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三章:初创:俄共（布）执政时期列宁对党的制度建设的探索。1917年10月,社会主义从理论成为现实,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立,这是震撼世界的伟大历史事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各个历史时期,列宁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俄国建设实践相结合,领导俄共（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制度建设的理论和初步实践,党要坚持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加强党的集体领导,从严管理党员,党管干部,对党的监察制度加以改革,等等。这时期,党的制度建设处于初创阶段,具有奠基作用。第四章:确立和扭曲:斯大林时期党的制度建设。面临战争的危险,斯大林顶住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压力,领导苏联人民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同时他也积极探索党的制度,逐渐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制度建设模式,后来,他背离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监督制度、党内生活制度也没有革新,并且发生了扭曲（党政完全一体,党的集体领导虚化,党的监督制度弱化,党内不同意见销声匿迹）等等。这时期苏共制度建设出了问题,为以后的发展留下隐患。第五章:调整和错位:赫鲁晓夫时期党的制度建设。赫鲁晓夫时期,从国际环境来看,世界战争有可能避免,国际环境相对缓和,在苏联国内来看,苏联已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走出来,百废待兴。面对斯大林时期党的制度建设遗留问题,政策和制度的调整势在必行。在党的根本制度方面,苏共提出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度,加强党的集体领导,恢复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等等,但是,苏共并没有从根本上进行改革,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党内集权形势又在反弹。党政合一现象没有根本解决,等级授权制度依然在进行,党的监督制度改革成效不明显,党内依然是“一言堂”等等。他没有从根本上突破高度集中的制度建设模式,苏共党内问题重重。第六章:固化和僵化:勃列日涅夫时期党的制度建设。勃列日涅夫时期,新一轮世界革命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对稳定,第三世界兴起,时代的主题正在向和平与发展转变。但是,世界仍然处于冷战的形势下。从苏联国内来看,改革在放缓,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在苏共党内,矛盾重重。这时期,苏共提出了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在发展阶段走入理论误区,苏共不承认或者回避制度危机,认为只需要采取一些调整措施,不需要进行改革。制度建设出现保守的现象,并逐渐进入到固化和僵化阶段,党政合一现象有增无减,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形同虚设,“老人”政治现象突出,恢复设立中央委员会党监察委员会,党的监督无力,党内民主生活制度成为一句口号,等等。苏联坚持并强化高度集中的体制,党内危机重重。第七章:改革与改向:戈尔巴乔夫时期党的制度建设。随着党情的深刻变化,苏共党内要求改革的呼声高涨。在新的形势下,戈尔巴乔夫围绕怎样进行党的制度建设这个重大问题,进行了改革。在初期,制度建设似乎还没有远离基本轨道。随着过程的不断发展,改革不断误入歧途,背离党的基本制度。如,放弃党的领导地位,放弃党对干部的领导权,党的监督成为一句空话,开放党内生活禁区,搞多党制,等等。这时期,苏共党的制度建设改革到改向,最后导致失去党的执政地位,留下了惨痛的教训。第八章总结了苏共制度建设的历史教训。苏共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一直在进行党的制度建设,在这个过程中,苏共留下了一系列沉痛的教训。苏共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出现问题,最后从根本上抛弃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领导;苏共党员队伍是党的基础,但是,苏共没有从严治党,降低党员标准,党员的质量不断下降;苏共制度建设的重点有误,监督制度软弱无力,党内特权和腐败现象突出;苏共没有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没有改革高度集中的制度建设模式,很多思想,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第九章阐述了苏共制度建设对中国共产党的启示。苏联解体后,我们党不断的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绩,充分体现了党的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但是制度建设任重而道远。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化对党的制度建设的认识;制度建设必须牢牢抓住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必须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党的制度建设;党的制度建设必须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原则,把党的制度和国家法律衔接起来;党的制度建设必须努力提高党员的质量。

王文慧^[10]（2017）在《列宁与葛兰西意识形态思想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发展史上,列宁与葛兰西这两位来自东西方不同阵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家,在继承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的基础上,分别与本民族文化传统和具体国情相结合,形成了各具特色又相互辉映的意识形态思想。由于民族文化传承、社会结构和革命形势的差异,列宁与葛兰西对他们意识形态思想的主旨——领导权及意识形态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不同的阐释,主要表现在对领导权的侧重点、获得的必要条件和方式、意识形态的划分标准、实施场所与载体、意识形态建构与教育主体及教育途径等方面的差异性解读。但共同的理论传承基础——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思想及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必然逻辑,又使他们表现出了明显的相同性,即都强调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及注重领导权建设的总体性视域、解构意识形态的否定性含义、强调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重视政党和知识分子的主导作用、强调意识形态话语表达与教育传播机构（载体）的重要作用等。列宁与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思想都表现出了独特的创新性。列宁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他提出了科学的意识形态概念并阐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问题、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拓展到党性原则并全面论述了意识形态灌输论;葛兰西的创新性在于他通过提出完整的国家观重构了市民社会理论并强调国家的伦理教化功能、通过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探讨了意识形态的微观心理运作机制、通过延展意识形态内涵指认了意识形态的宏观运作机构。他们也有各自的局限性,列宁强调的意识形态灌输,缺乏自觉因素,一般很难真正获得普通民众的自觉认同;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思想的研究显得不连贯、不系统,许多论证还不够严谨。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列宁与葛兰西意识形态思想的互补性也渐趋明显,即源于外部强制的硬权力与来自内在自愿的软权力的统一、政党意识形态（精英）与国家意识形态（大众）的融合。针对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所面临的挑战,列宁与葛兰西意识形态思想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主要内容的启示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坚持前提下的创新发展是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任务、实现大众的自觉认同是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目标、提升教育主体的素质是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在要求、增强教育和传播的实效性是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手段、坚持总体性与协同性是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必要条件;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实现路径的启示也相应体现在五个方面:积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丰富意识形态内涵、牢筑“中国梦”以推进意识形态的全民认同与共识、加强党和知识分子先进性建设以确保意识形态的方向性、注重社会组织管理并打造新型媒体以巩固意识形态阵地、实施“四个全面”以增强意识形态的解释力与凝聚力。

二、列宁晚年的依法治国思想及其当代意义——为纪念列宁逝世80周年而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列宁晚年的依法治国思想及其当代意义——为纪念列宁逝世80周年而作（论文提纲范文）

（1）列宁党建思想及其对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当代意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列宁晚年人民利益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4）斯大林群众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论列宁的国家理论（论文提纲范文）

（6）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2017年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8）列宁晚期治国理政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苏联共产党制度建设的理论和实践（1898-1991）（论文提纲范文）

（10）列宁与葛兰西意识形态思想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列宁晚年的依法治国思想及其当代意义——为纪念列宁逝世80周年而作（论文参考文献）

• [1]列宁党建思想及其对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当代意义研究[D]. 胡建学. 青岛科技大学, 2020(01)
• [2]列宁晚年人民利益思想研究[D]. 梁晓. 广西大学, 2020(07)
• [3]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D]. 孙国栋. 安徽大学, 2020(07)
• [4]斯大林群众观研究[D]. 吴礼明.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2)
• [5]论列宁的国家理论[D]. 欧阳琼. 武汉大学, 2019(06)
• [6]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研究[D]. 陈开菊.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7]2017年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报告[J]. 徐觉哉.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2018(02)
• [8]列宁晚期治国理政思想研究[D]. 王金亮. 广西师范大学, 2017(10)
• [9]苏联共产党制度建设的理论和实践（1898-1991）[D]. 吴光明.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10]列宁与葛兰西意识形态思想比较研究[D]. 王文慧. 东北大学, 20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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