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人权外交”的文化动因

一、美国对华推行“人权外交”的文化动因（论文文献综述）

王云悠^[1]（2019）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官方话语的批评认知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8年3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宣布将采取措施对价值6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25%的关税,打响了美国对中国贸易战的第一枪,并导致其逐步升级为一场威胁全球经济的国际贸易争端。贸易战不仅与经济、政治以及国际法律密切相关,还与双方的话语实践密不可分。当前,对2018年中美贸易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法律领域,重点对贸易战产生的原因、后果以及双方所采取措施等进行了分析和归纳。关于中美贸易战话语的研究相当有限,现有的话语研究,主要是从语用学的视角分析关于贸易战的新闻叙事话语。然而,贸易战已经演变成为国家政府间的博弈,官方媒体、官方发言人以及官方文本等官方话语在引导贸易战进程、影响受众观点、塑造本国政策方面,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话语主体早已不仅仅局限于新闻媒体报道的范围。由于缺乏对多个话语主体的考察,更没有对贸易战展开阶段性的研究,因此目前也没有研究从语言学的角度提出一个完整、系统的研究范式,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研究结果。值得指出的是,由于中美贸易战范围之广、影响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并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继续发展变化,暂时不具备对中美贸易战开展全过程研究的客观基础。2018年中美贸易战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时间段,充分展示了中美双方的官方话语行为,足以为本文开展批评认知话语分析提供代表性、多样性的研究素材。为此,本文选择对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展阶段性研究,既有利于填补当前对中美贸易战从语言学角度开展研究的空白,也为将来对此主题的继续研究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路径,并从语言学角度解决两个须要重点回答的问题:（1）从理论上来看,在现阶段中美贸易战中,通过批评认知分析,中美官方话语主体的话语蕴含了怎样的意识形态,给受众造成了什么影响?（2）从实践上来看,在下阶段中美贸易战中,中国如何更好地运用官方话语,在话语博弈中展现“中国智慧”?为回答以上两个问题,本文将批评话语分析与认知语言学相结合,形成批评认知话语分析路径,运用话语策略工具箱对2018年中美贸易战中的不同官方话语主体进行认知解读。同时,本文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思路,结合了语料库的基本理论,根据2018年中美贸易战的不同阶段自建了三个语料库:贸易战“开始”阶段（3月22日-5月14日）中美官方媒体话语语料库、贸易战“发展”阶段（5月17日-9月17日）中美官方发言人话语语料库、贸易战“激化”阶段（9月18日-12月1日）中美官方文件话语语料库,对中美在2018年贸易战中的话语进行全面和系统的对比分析,深入探讨不同话语主体以及中美双方话语特征的使用特点,结合文章研究问题,得出以下发现:在贸易战“开始”阶段,中方主要采取“规避责任”的防御性语言策略,这与中国长期以来在国际舞台采用模糊和闪避的手段以隐藏自己真实的政治意图的外宣方式一致,可以避免给予受众压迫感,拉近与受众的距离,引起共鸣。美方主要采取“归因中方”的进攻性语言策略,其目的不仅仅是劝说,更是控制受众意识;不仅仅是传递信息,更是转移人们视线。通过对比研究可以发现,美国“官方”媒体在贸易战初期就展现出极强的“攻击性”和“指向性”,体现了美国发起贸易战并非“小打小闹”,而是“处心积虑”。这样的语言特点,与中国官方媒体的叙述客观、表态模糊相比,在引导受众上具有更强的权威性和传播性。在贸易战“发展”阶段,中方通过“客观论证”的语言策略,通过历史经验、现有案例以及国际规则等客观事实进行宣讲,具有良好的逻辑实证性,但从语言效果上来看一定程度上缺乏煽动性。美方通过“先发制人”的语言策略,将中美贸易战的危害直接与美国利益和全球经济挂钩,是为一种通过制造冲突而强制受众接受其意识形态的宣传方式。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作为深谙传播艺术的美国官方发言人,非常注重采用大量的语言策略,为其政府的对外政策和西方价值观进行辩护,演说常常能够打动和感染人,进而推动美国的外交政策并达到政治目的。在贸易战“激化”阶段,中方以“积极评价”为主要话语策略,使用容易理解并具有国际价值观的话语,通过激活受众的价值体系,使得语言与受众观点不断契合,从而表达中方的主张和思想。美方以“消极评价”为主要话语策略,从维护以“美国优先”的国际秩序出发,对中美贸易关系持否定态度,不断强化对“中国威胁”刻板印象的描述。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在面对别国的极力“抹黑”面前,中国仍须加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权的构建,形成与其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相匹配的话语体系。否则,在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中,中国仍将面临所谓“民主”“自由”“市场经济”等常用“普世价值”的诘难。综上,通过2018年中美贸易战的多个阶段,以及从中美官方媒体、官方发言人、官方文本三个主体的批评认知话语分析来看,由于中美两国在贸易战问题上的深层次观念差异,以及国家间的利益冲突,两国在官方话语的表象上呈现出体裁形式多种多样的特点,也导致中美双方根据贸易战所处的不同阶段,运用了不同的话语策略。那么,为在贸易战下阶段话语博弈中更好展示“中国智慧”,中方在官方话语的使用中应注意:一是话题设置要明确。通过本文研究可以看出,中国官方话语在话题设置上,既纳入了国内的主流意识形态,又充分考虑了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体现了其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的担当。但是同时,为更好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和以世界和平与发展为目标,在一些源于西方、现已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认知的话题上,也应该加以利用和吸收,进而更新自身话语观念,从而充分运用其可取之处,强化自身的价值观表达,在反驳对方立场时,做到要点更加明确。二是话语对象要清晰。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社会化的时代,话语传播的速度和广度不可同日而语,使得对话语对象的清晰定位成为实现话语准确传播的一个重要环节。面对全球的受众,中国既要充分关注自身话语的内涵,更要研究国外受众的话语体系和思维习惯。因此,中方需要在明确自己主体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加强对话语策略和话语对象之间关系的研究,确保话语背后蕴含的意识形态能够准确传达到不同受众群体中,起到引导舆论的作用。三是话语体系要完善。随着中国不断走向国际舞台中央,要求中国在话语体系上更具权威性、传播性。从研究来看,虽然中方采用“积极评价”话语具有正面外交宣示的积极意义,但可能由于辩证不足,影响政府声音的可信度,更没有满足国际社会对中国所倡导“中国智慧”的供给需求。因此,除本文所研究的官方媒体、官方发言人、官方文本之外,须要进一步开展话语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综合施策,确保其能够在国际社会中享有与国家地位相等的话语权构建能力。综上,本文基于批评认知话语分析路径,结合语料库的运用,对2018年中美贸易战不同阶段的不同话语主体进行认知解读。通过运用语言策略中关于识解操作的相关理论,考察不同的语言策略所唤起的不同意义构建过程,使受众更清晰地认识到话语主体如何运用话语策略来实现既定目的,更深刻地理解到话语实践中蕴含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并为中国官方话语在下阶段贸易战中提出可行建议。

黄小龙^[2]（2018）在《论新加坡文化对其外交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文化是影响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在自然地理环境和植入式文化的纵横构筑下,新加坡形成了独特的多元融合型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使新加坡社会形成了特定的心态,还塑造了其对自身以及外部环境的认知,进而影响到新加坡对外政策。为详细阐述新加坡外交中文化的影响及其作用过程,本文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以及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方法,来进行资料收集和逻辑论证。并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借鉴建构主义理论的相关成果,通过探讨文化与决策者——这一特殊媒介——之间的关系,来分析文化在外交目标设置、战略形成以及行为风格塑造的一体化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研究认为,新加坡文化是在自然地理环境影响下融汇东西方文明成果的结合部文化。这种文化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色彩、多元文化氛围、务实性精神、外向性特征以及崇尚精英主义的社会风气。这种文化特征塑造了新加坡人的心理,并在其外交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忧患意识使新加坡形成进取心理,并引发其对自身生存现状的不满,而将外交目标设置为保障国家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多元性文化使新加坡能够庞取博纳,吸收并运用东西方平衡观,并形成新的平衡思维,进而衍生出大国平衡外交战略;务实性精神影响下新加坡重事功,看结果,在外交行为中心理谨慎,以国家利益为重,能够撇开政治分歧;开放性的文化特征使新加坡视野开阔、思维灵活,在外交行为上不仅采取“以进为退”的灵活方式,且能够保持默契,外交手段富余权变;精英主义则让新加坡精英阶层和普通阶层形成接受权力和让渡权力的双重心态,这种心态影响下其外交决策权力高度集中。综而述之,新加坡文化在其外交中发挥着动力的作用,不仅使新加坡消除了内部的脆弱性,而且提高了其国际地位。但也由于这种文化的作用,使新加坡并未将文化上的类同作为处理与中国关系的主要考量因素,而使其对华政策平添了一股不确定性色彩。

赵景芳^[3]（2011）在《美国战略思维与霸权战略选择》文中指出作为最基本的战略要素之一,战略思维反映着一个国家带有根本性的安全与利益需求,构成了国家安全观念演变的内在逻辑线索,并以潜在的、复杂的方式决定着国家安全战略的选择行为。冷战结束后,特别是"9.11"事件以来,美国在力量不断膨胀以及外部威胁突然刺激的情况下,逐渐选取了单极世界霸权的大战略。事实上,美国单极霸权的战略选择深深植根于美国战略思维的特性。通过对美国战略思维缺陷的分析,我们看到,美国单极霸权的战略选择不仅不会更好地护持美国的霸权,反而将会加速美国霸权的衰落。

汪舒明^[4]（2011）在《大屠杀记忆和美国外交》文中认为基于记忆的观念和情感,影响相关群体界定自身身份和利益,塑造社会政治行为的意愿,并为社会政治运动提供意义架构和动员的工具。因此,集体记忆在政治中存在战略性价值。在全球化和民主化的时代,集体记忆以话语政治的形式广泛渗入软权力的争夺之中。政治家和活动家也经常对集体记忆加以利用甚至滥用,以推进其自身的社会政治议程。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美国兴起的大屠杀记忆,以一种“忆恶（纳粹主义）颂善（美国信条）”的方式,成为宣扬美国优越论的重要工具,也成为美国犹太人以及更广泛的美国社会塑造和表达美国认同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它塑造了一种关于犹太民族遭受“史无前例的”独特劫难的霸权性话语,并赋予其历史上最大受难者的角色。此种历史受难感,使美国犹太人的犹太民族认同极大增强,并形成一种以群体生存为内核的“公民犹太教”。另一方面,它界定了美国不同群体在大屠杀中的历史责任和权利：基督教因其历史上的“轻蔑教导”以及现实中大量基督徒在大屠杀中的协从,而须部分承担大屠杀的连带罪责；美国政府在犹太人遭受劫难时冷漠旁观,因此成为道义上须受谴责的“冷漠旁观者”。大屠杀及其留下的记忆,从根本上改变了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道义资本的分配,以及互动交往的方式。美国主流社会对犹太人充满愧疚和同情,决心与过去决裂而改过自新,他们对犹太人已经多少丧失了道义批判的勇气,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了补偿意愿。而力量已经变得强大的犹太人,则因为悲情记忆而充满恐惧,愤懑不平,并要求为历史上的冤屈获得补偿,而且时刻准备对来自任何地方的危险做出非常强烈且决绝的反应。由此,大屠杀记忆在美国造就了一个强大、内聚、富有战斗精神的亲以色列政治势力,而且还获得了许多基督徒的同情和支持。另外,大屠杀记忆还为亲以势力提供了意义架构和动员的象征及工具,提供了用以压制对以批判的强大舆论武器：“反犹主义”标签。大屠杀记忆,还因其善恶分明的特性,成为推动20世纪末期以来美国积极卷入人权外交,尤其反对“种族灭绝”的意义架构和动员工具。从90年代“人道主义干预”理念和实践的不断发展,再到21世纪初反种族灭绝倡议网络和草根运动在美国的初步形成,大屠杀记忆成为美国重新改造世界秩序和国际规范以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的重要动力之一。

王发龙^[5]（2010）在《试论中美人权观念的分歧》文中研究表明中美人权观念的分歧是导致中美人权问题产生的原因之一,这也直接影响着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中美人权观的分歧是多方面,其原因是多层次的。中美在缓解、消除人权观分歧上的共同努力,将有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有利于世界人权事业的进步。

檀芳^[6]（2010）在《美国反恐政策的文化动因》文中研究表明国际关系理论长期将焦点聚集到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然而随着全球化的逐渐深入扩大,软实力（如文化、制度等）对国家具有越来越重的份量,其中,文化对一国对外政策产生的重大影响也受到了重视。文化作为植根于人民心中的、相对稳定的观念,正作为一种强大的无形力量,影响着一国的外交政策。本文愈以美国反恐政策为案例,探究文化与美国反恐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冷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然而2001年的“9·11事件”却打击了美国人的骄傲和自信。为此,美国认识到了安全问题的迫在眉睫,将反恐纳入了国家目标。“9·11事件”对于美国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对于美国反恐的动因,多数研究是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来解析,从文化上整体进行探讨的相对来说比较少。因此,本文主要从文化角度对美国小布什政府反恐的动因作较整体性的探讨。本文将文化拆分为两部分,历史长期传承的文化以及小布什政府时期有巨大影响力的现时文化。历史中传承的文化包括美国例外论及使命感、实用主义。现时文化包括宗教保守主义与新保守主义。本文将从含义、对美国外交的影响、与美国反恐政策的联系这三个方面逐一对这四种观念进行探讨。本文认为,美国例外论及使命感、实用主义这几种深入人心的观念植根于美国人心中,形成了美国人支持反恐的最初原动力,宗教保守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作为两个在布什政府时期迅猛发展并影响大增的两种思潮为布什政府的反恐政策出谋划策,同时更加坚定了布什政府反恐的信念。

许开轶^[7]（2008）在《东亚威权政治形成的原因与背景分析》文中研究表明东亚威权政治的形成背景十分复杂,有着深刻的历史、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国际环境等原因。深受集权主义的专制传统和殖民主义的政治遗产的影响是其历史渊源;经济基础的极端落后和"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是其经济诱因;民主体制政治要件的残缺和民主政治尝试失败的教训是其直接动因;社会力量的孱弱和"庇护制"社会关系的存在是其社会条件;东方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胶合是其文化基础;而冷战对峙和意识形态斗争则是其形成的国际环境。

李小虎^[8]（2006）在《美国新保守主义外交理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保守主义是美国国内比较新的一股政治思潮。其兴起于20世纪中叶,并在里根政府、布什政府（乔治·W·布什）中极大的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思想不仅重视道义而且强调实力。其有着深厚的政治哲学基础,即列奥·施特劳斯的“自然正当”学说;同时它又继承了美国传统的外交理论的一些核心理念,这使得它更容易为美国决策层和美国民众接受。新保守主义外交理念发挥作用的历史条件是十分复杂的:如美国绝对优势的物质实力基础,深厚的宗教、历史文化动因,合适的政治环境及与核心决策者一致的政治理念等。但新保守主义的这种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不但有其战略认识上的不足之处,而且在实践中对美国国家利益造成了损害。值得注意的是,新保守主义在中美关系中具有相当大的消极作用。这种消极作用的根源就是新保守主义外交理念中的强烈的、乃至偏执的意识形态色彩和从现实主义的视角来分析中国的崛起。

胡文涛^[9]（2006）在《美国对华文化外交的历史轨迹与个案分析 ——宗教与国家的二元使命》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国家软力量的重要组成要素——文化外交,在“9·11”事件后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尤其是美国的再度关注和热烈讨论。当前研究文化外交以及美国对华文化外交,既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又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通过与文化关系、对外宣传以及公众外交的对比研究,给文化外交一个适当的定义,并揭示文化外交的相互性、诚实性和长期性等三大属性。运用自由主义、文化国际主义、理想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论述文化外交的思想缘起、文化外交中的教育改造功能、文化与权力和文化与国际秩序的关系、以及文化外交行为体多元化的特征。大国是文化外交的集大成者。自由主义的民族文化是美国文化外交的思想基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思想不断较量,催生了美国不同时期建构文化外交政策和机制的复杂性和成熟性。对华文化外交是美国对华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先后经历文化渗透、文化援助、文化遏制、文化合作等复杂的历史过程。宗教与国家的二元使命是美国对华文化外交的基本动因。基于这两种使命的驱使,美国对华文化外交呈现出行为体多元化与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的特征。以官方的富布赖特中国项目和非官方的福特基金会中国项目为个案,借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等方式进行全面分析和透视,深刻揭示美国对华文化外交的动机、目标和成效,为中国文化外交机制的完善和如何借重文化外交实现和平崛起战略,提供有益的启示。

王茚^[10]（2005）在《论网络时代美国的文化霸权主义》文中指出互联网在全球的广泛应用,加快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脚步。互联网经济、互联网文化、互联网时代等等一系列新名词相继而出。面对互联网这一新兴事物和互联网的发明者——美国,诸多学者各持己见、褒贬不一。有的学者认为互联网有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交流,拉近了各国的距离,世界正变为地球村;有的认为美国借助互联网这一新工具大搞文化霸权,世界文化有趋同化的危险。本文在查阅大量资料,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精华的基础上,经过认真思考,认为互联网的诞生是人类科技史上的一大重要成果,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对世界各领域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互联网只是一种工具,其本身并不具有阶级性,只是使用者带有阶级性,才使它蒙上政治色彩。面对互联网,美国国内的互联网企业对全球网络市场份额的抢占一方面是受市场经济规律的驱使,如微软公司操作系统垄断的形成,CNN 网络新闻的全球传播。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也在支持、鼓励他们通过网络和产品向世界输出美国的文化价值观,从而达到其政治目的。面对美国网络文化霸权的侵袭,世界文化的确有趋同化的危险,但根源并不在互联网这一事物上。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把失业归咎于机器并将其捣毁;鸦片战争后,一部分中国人把中国的落后归因于外来宗教的入侵。今天的我们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文化的多元化、一元化或全球化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两极。既反对文化霸权,又反对固守本土文化的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做好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工作,才是人类对待文化问题的理性选择。

二、美国对华推行“人权外交”的文化动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国对华推行“人权外交”的文化动因（论文提纲范文）

（1）2018年中美贸易战官方话语的批评认知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2）论新加坡文化对其外交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3）美国战略思维与霸权战略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4）大屠杀记忆和美国外交（论文提纲范文）

（5）试论中美人权观念的分歧（论文提纲范文）

（6）美国反恐政策的文化动因（论文提纲范文）

（7）东亚威权政治形成的原因与背景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8）美国新保守主义外交理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美国对华文化外交的历史轨迹与个案分析 ——宗教与国家的二元使命（论文提纲范文）

（10）论网络时代美国的文化霸权主义（论文提纲范文）

四、美国对华推行“人权外交”的文化动因（论文参考文献）

• [1]2018年中美贸易战官方话语的批评认知分析[D]. 王云悠. 西南大学, 2019(05)
• [2]论新加坡文化对其外交的影响[D]. 黄小龙. 广西民族大学, 2018(01)
• [3]美国战略思维与霸权战略选择[J]. 赵景芳. 太平洋学报, 2011(07)
• [4]大屠杀记忆和美国外交[D]. 汪舒明. 复旦大学, 2011(12)
• [5]试论中美人权观念的分歧[J]. 王发龙. 社科纵横(新理论版), 2010(03)
• [6]美国反恐政策的文化动因[D]. 檀芳.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0(05)
• [7]东亚威权政治形成的原因与背景分析[J]. 许开轶. 社会科学, 2008(02)
• [8]美国新保守主义外交理念研究[D]. 李小虎. 兰州大学, 2006(09)
• [9]美国对华文化外交的历史轨迹与个案分析 ——宗教与国家的二元使命[D]. 胡文涛. 暨南大学, 2006(06)
• [10]论网络时代美国的文化霸权主义[D]. 王茚. 吉林大学, 20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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