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外个人住房信贷资金来源与市场构成之启示（论文文献综述）
张婷婷[1]（2021）在《我国乡村振兴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开始,中央一共发布了23个聚焦“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重心都集中到了农村、农业、农民的问题上,突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三农”工作的重要地位,也表明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性、紧迫性。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首次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其写入党章,证明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抓好“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将“三农”问题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体现了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2018年、2019年、202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科学规划,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聚焦乡村振兴,提出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意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是经济和民生的根本,而且也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古语云“民以食为天”。马克思指出:“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1）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从古至今一直重视农业生产,农耕文明根基深厚。农业是人民生活的源泉,是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只有农业实力强,国家才能强大。农业起到安邦济民的作用,是治国的关键,农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大的决策部署,也是中央自新农村建设以后再次将“三农”问题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乡村振兴直接关乎现代化农村经济体系的建立,也是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根据发展经济学和城乡二元经济理论,乡村振兴首先需要促进乡村经济发展,所以振兴乡村经济是乡村振兴战略首要内容。而乡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生产要素的投入,尤其是持续大量的金融资本的投入,这就在客观上需要建立一个覆盖面广、专业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体系。农村金融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也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排头兵。农村金融改革是农村金融能够更好地支持乡村振兴的使命与责任,乡村振兴也为农村金融改革带来重要的机遇,同时农村金融改革更需要现代农业这个大市场。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相对滞后,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仍然远低于城市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倍差长期高达2.5以上。与此同时,我国农村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十分明显,东部受益于改革开放、要素流入以及较快的城镇化发展,农村经济实现了率先发展,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农民收入和消费的城乡差距也相对较小。金融发展方面,东部农村金融机构种类更加丰富、网点覆盖更广、渗透率更高、金融服务能力更强。相对而言,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农民收入渠道有限,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增长较慢,农村金融机构相对单一,渗透率低,金融服务能力偏弱,尤其是广大偏远的西部地区获取优质金融服务的难度仍然较大。为此,应着手解决农村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积极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构建促进乡村振兴的金融推进机制。那么,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我国以“起点低、发展滞后、政府高度重视”为基本特征的农村金融发展是否促进了乡村振兴?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是否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发展在农村经济发展以及影响农民收入和消费方面呈现出何种规律?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是否造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是否发生了显着的变化?这些问题均是我国农村经济、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现实存在且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也是研究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回答上述几个基本问题不仅有助于评价我国促进农村金融发展政策的实施效果,而且可以动态地从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角度理解农村经济发展规律。本文从马克思经济学的农业农村发展理论和金融资本理论、农村金融发展理论出发,全面分析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性、主要内容和任务,以及我国乡村振兴的进程与现状,分析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必要性,并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分别分析了乡村振兴的金融需求和农村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供给。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乡村振兴的金融支持进行实证研究:以理论机制的分析为基础,运用滚动回归模型和TVP-SV-VAR模型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的视角实证研究了农村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影响的时变效应。同时,运用我国30个省市2002-201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构建PVAR模型实证研究了农村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发现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居民收入、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且,农村金融的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效应是最强的,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次之,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效应是最弱的。农村金融发展可以从供给、需求两个层面以及资金融通和风险管理两个途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提升,并且具有明显时变特征。从时点差异看,新时代的影响强度最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时期影响次之,农村改革初期最低,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在这三个时期呈现出台阶式上升的特征。从期限差异看,短期效应最弱,中期有所增强,长期影响强度最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以中长期效应为主。从区域差异看,东、中、西的阶梯性差序格局,东部区域的影响强度最强,中部次之,西部最弱。从实证分析还可以得出,农村金融发展的乡村振兴效应存在着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体现在长短期限之间和不同区域之间,因此有实现再平衡的必要性。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应当以基础性制度建设和长期性战略为基本方向。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以东北地区的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的农村金融机构为例,分析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农村金融对乡村振兴支持的相关经验,并提出了金融支持要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的思路,最终提出我国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与策略,包括构建完善的金融机构支持体系、政策支持体系、金融生态环境、风险分担机制等。
那颂[2]（2021）在《林农贷款担保困境影响因素及破解机制研究 ——基于黑龙江省调查数据》文中认为“十四五”时期碳达峰绝对指标和碳中和远景规划下,碳达峰、碳中和推动绿色生活、生产,实现全社会绿色发展,正在引发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中国的林业产业结构正在发生巨变。林业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目前在农村金融市场,林农信贷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林农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困扰着政府有关部门,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和难点,而与林业金融支持密切相关的外部环境也存在“打通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尽管政府一直不懈努力,但问题仍然未得到有效解决。林权抵押贷款作为我国目前农村市场林农信贷担保最主要的贷款类型,虽盘活了森林资源,也为林业发展提供融通资金,但发展后劲不足。农村金融机构和担保机构开展林权抵押贷款积极性不高,大多数林农由于达不到银行设置的担保条件要求,林农贷款普遍面临“担保困境”,并因此导致农村地区林农经常遭受金融机构的“信贷约束”,如果农村信贷市场林业金融支持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这不仅不利于林农增收、林业发展、扩大林业再生产,也不利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在此背景下,本文主要是围绕如何破解林农贷款担保困境来开展研究,探索构建林农贷款担保困境破解机制来缓解农村市场林农融资难题,促进解决农村地区信贷资金供求失衡问题。本文的研究拓宽了担保理论在林业金融领域的应用范围,丰富了林业信贷担保理论体系,也为集体林权改革实践中关于探索林业金融支持有效路径提供理论研究参考资料,对黑龙江省林区等国有林为主区域的集体林业发展和解决林农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本文遵循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和制度框架设计的应用经济学研究的一般过程。以信贷担保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机制设计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福利经济学理论作为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在梳理大量文献资料基础上,借鉴担保理论、社会资本理论、机制设计理论等最新研究成果,以构建符合当前实际并能促进解决林农贷款担保困境的破解机制为研究目标,提出本文研究的逻辑思想。首先,通过数理演绎解释担保条件对林农贷款供求的影响,在多方博弈视角下研究林农、银行、担保机构三方经济主体间信任再造策略。然后,基于黑龙江省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多维度、多层次深入分析,识别林农贷款担保困境;对林农贷款担保困境影响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找出影响林农贷款担保困境的显着影响因素,并进一步分析林农贷款担保困境对林农产出的影响效应,从福利经济学角度研究林农贷款担保困境对林农生活福利水平的影响。其次,在前面几章研究的基础上,探索构建林农贷款担保困境的破解机制框架体系,并对机制运行保障模式做出设计。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促进林农贷款担保困境破解机制有效运行的政策建议。通过研究,本文认为:担保制度的设计本应成为林农贷款需求与金融机构信贷供给的重要纽带,但由于受到多种因素制约,金融机构为了降低信贷风险而设置的严苛担保条件已成为阻碍林农融资的重要因素,这是制度的缺陷,加强制度建设,建立有效的林农贷款担保破解机制,会使得林农、银行、担保各方主体的个体福利水平提高,同时有效的机制设计,也会使得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提高,即存在显着的帕累托改进。出台相关扶持政策,鼓励担保机构积极参与并合理分担信贷风险是银行、林农、担保机构各方合作信任再造的关键,最终实现多方主体互利共赢。另外,非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体系中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有效补充了正规金融的缺位,非正规金融的存在也能促使正规金融转变经营意识,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对于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加强积极引导,给予准确定位,通过制度完善,将其有效纳入监管之下,有利于提高农村金融市场的交易水平,改善农村林农家庭的生活福利。
陈钰晓[3]（2021）在《人口年龄结构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住房资产是我国家庭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居民将总资产的70%配置在了住房资产上。因此,房价成为我国居民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房地产价格剧烈变化不仅会对居民生活造成影响,更会引起金融市场乃至整个经济体的波动。1998年中央政府确定了城镇住房的货币化、市场化、商品化改革方向之后,我国新的住房制度逐步构建起来,房地产市场自此开始走向蓬勃发展。自住房制度货币化改革以来,我国住房价格节节攀升,从1998年的1854元涨到了2019年的9287元,20年间房价上涨超过4倍。房价的过快上涨一方面造成居民买房难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加剧了整个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中国的高房价已经成为严峻的社会经济问题,探究房价变化背后的原因有助于理解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运行规律,并针对性地出台调控政策防范房地产市场风险。现有研究从土地财政、货币超发、居民收入提高、城市化等视角切入,解释房价变动的原因。但是这些因素在解释房价长期变动趋势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我国住房销售价格与销售面积变动步调十分一致,作为房地产市场的消费主体,居民的需求是影响房价的关键,人口因素会对住房价格产生直接深远的影响。从人口年龄结构的视角来看,第三次“婴儿潮”成年以及老年群体代际转移行为共同作用,导致房价进入上升通道。但是,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持续恶化,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人口数据显示,0-14岁少儿比例从1953年的36.3%下降到2018年的16.9%;而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则从4.4%上升到11.9%,这些变化反映了我国少子老龄化问题日渐突出。在此背景下,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效果如何、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房价的微观机理以及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未来房价可能产生何种变动趋势等问题,是当前经济学领域十分重要的议题。围绕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影响这一核心问题,全文通过逐层递进的三个部分依次展开。第一部分从宏观层面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论文首先从理论溯源、现实描述和实证研究三个层面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具体来讲,在理论分析层面,构建以世代交叠模型为基础的理论分析框架。从生命周期理论出发,老年群体自身住房需求降低,导致房价下跌,但从代际转移理论出发,老年群体的代际转移行为则会推动房价上涨,因此老年抚养比对房价的影响依赖于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在现实描述层面,基于全国、省份、城市维度的历年数据,描述我国房地产价格、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情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婴儿潮”成年是推动房价在2003年之后结构性上涨的重要因素,少儿抚养比与房价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而老年抚养比与房价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在实证研究层面,第一步,基于中国1999-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人口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对房价的影响。第二步,基于2000年第五次、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合省份层面和城市层面相应年份数据,实证检验各个年龄段人口占比对房价的影响。第三步,通过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获得的城市人口年龄结构数据,结合70个大中城市房价指数,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未来走势的影响。无论是从省份还是城市一级宏观数据都得到一致结论,即少儿抚养比下降推动房价上涨,老年抚养比增加推动房价上涨但推动力量在减弱。第二部分从微观个体层面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从不同年龄群体住房需求决策出发,基于微观视角探究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产生上述影响的原因,这有助于更深刻的理解房地产价格运行规律。论文分别使用200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2015年四川省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通过M-W模型计算出年龄与住房需求之间呈现稳定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在修正“群组效应”的基础上,提供老年人口代际转移行为变化的证据。结果发现,老年人口自身住房需求下降,但会通过代际转移行为推动房价上涨,同时代际转移的力量正在逐步减弱。伴随着代际转移力量的消减,老年抚养比增加对房价的推动作用正在减弱,未来将会呈现何种趋势?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必要汲取OECD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启示。一方面,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正在与OECD国家趋同;另一方面,OECD国家房地产市场相对成熟、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时序长,使得研究其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具有优势。因此,论文利用1970-2018年OECD国家人口与房价数据,为本研究提供更多证据。实证结果显示,人口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与住房价格指数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老年抚养比对住房价格指数的负向影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强。综合来看,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深入,我国老年抚养比增加将会从推动房价上涨转向抑制房价上涨。第三部分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预测未来房价趋势。由上两部分的论述可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房价的重要因素,而且未来会呈现出新趋势。那么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内在规律,我国房价未来将会如何变动?这是政府、居民和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因此,论文首先选取人口—发展—环境分析（Population-Development-Environment Analysis）模型,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设定高中低生育率三组情景,对我国2021-2050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做出预测。其次,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来预测未来住房需求及价格趋势。住房总需求将在未来遭遇拐点,在低/中等生育率情况下,拐点出现在2030-2035年之间;在高生育率情况下,拐点出现在2035-2040年之间。由于城市人口和跨区域流动人口变动的一些特征趋势,会导致不同层级城市出现拐点的时间存在差异。一二线城市房价更稳定且拐点更靠后,三四线城市房价下跌风险更大且拐点更靠前。最后,通过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纳总结,结合我国房地产市场和人口年龄结构未来发展趋势,提出优化人口结构、强化住房居住功能、坚持“因城施策”、发展租购并举新体系、加强房地产调控等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点包括:第一,通过生命周期理论与代际转移理论的统一,国内经验与国际经验的统一,最终得出老年人口占比与我国房价之间将呈现“倒U型”关系的结论。仅仅依靠生命周期理论很难解释我国人口老龄化推动房价上涨这一现象,因为根据生命周期理论老年人口对住房的需求会下降。为了解释这一悖论十分有必要引入代际转移理论,由于我国老年人口经历了房地产市场改革,获得了房改红利,加之我国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的养老金融服务产品、社会养老制度并不健全、房屋交易成本较高等原因,老年人口具有较强的代际转移能力和意愿。因此,老龄化反而推动房价上涨,但这种代际转移行为难以持续。伴随储蓄释放过程的逐步减弱、养老金融服务产品的日益丰富、养老制度的逐步健全,代际转移的力量也将削弱,实证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进一步,结合国际经验发现,人口老龄化对房价的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其对房价的抑制作用会越来越明显。综上,我国人口老龄化会先推动房价上涨,之后推动力量变得不显着,最终人口老龄化将抑制房价。第二,通过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结合的方式,有机整合国家、地区层面以及微观个体层面的数据,全方位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及其机理。从宏观视角出发,选取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35个大中城市的人口与房价数据,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为了提供更为广阔的视角,论文进一步选取1970-2018年世界银行发布的OECD国家人口与房价数据展开分析。国家、省份、城市层面的房价数据,各有其优缺点,能够在不同维度上更好度量我国房价变化的时序特征和地区差异特征。从微观视角出发,选取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0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345个地区的2585481个样本）、2015年四川省人口抽样调查数据（907238个样本）以及2011、2013、2015、2017年四期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为剖析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机理提供依据。人口普查数据和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可以更好地度量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住房资产变动情况。通过二者的有机结合,建立对应的计量模型,本文相对更加准确、全面的考察了人口年龄结构与房价的关系。第三,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更精准地预测了未来房价变动趋势。当前,预测房价变动趋势的方法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直接将人口普查得到的人口分布平移至未来,结合各年龄段对应的住房需求,预测未来住房需求及价格趋势;第二种,基于线性模型,将房价影响因素的预测值代入模型预测未来房价走势;第三种,基于时间序列模型,根据房价历史变动趋势特征预测未来房价走势。第一种直接平移人口分布预测未来人口年龄结构动态演变的方法存在明显缺陷,后两种方法则适用于预测短期房价变动,在预测房价长期变动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本文引入人口—发展—环境分析模型,基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设定高中低生育率三组情景,对我国2021-2050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做出预测,并在此基础上预测未来房价变动趋势。同时,考虑城镇化率、人口跨区域流动等因素,对房价变动趋势进行分析。
吴业强[4]（2021）在《中国投资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投资的过程是社会资本形成的过程。投资在国民经济不同部门、不同地域、不同行业间的比例分配不仅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投资结构,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不同类型经济结构的产生。因此,投资结构调整是经济结构波动的重要原因,投资结构失衡成为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构成,使得以投资结构优化促进经济结构升级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2020年全国两会强调,要“让投资持续发挥效益”,“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进而明确释放了投资结构优化以及投资方向转型的信号,即要在推进新基建的过程中继续发挥传统基建的功能,在培育大型投资项目的过程中不能间断小型投资项目的开展,在短期加大投资力度的过程中始终注重长期的效益发挥、结果优化以及绿色发展。由此可见,在短期内,投资仍是经济稳定的重要支撑手段,但长期粗放式的投资方式导致投资结构的严重失衡,阻碍了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不利于长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现阶段中国经济政策制定、体制机制改革与制度供给建设的挑战之一在于投资继续发挥促增长作用的同时防止投资结构的恶化。但已有研究文献不足以支撑也不能够满足现实需求,换言之,已有研究文献对不同维度投资结构的探讨尚不充分,研究结论存在分歧,且缺乏时代观点。基于此,论文从投资产业结构、投资来源结构、投资主体结构、投资用途结构四类典型的投资结构出发,分别构建相适应的数理模型或展开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一定有益结论。当然,投资结构的维度划分有多个角度或方法,论文结合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择取了其中具有系统重要性与广泛关联性的四类投资结构展开分析,在未来的研究过程中将对投资结构的更多侧面等展开进一步的研究或讨论。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经济发展是经济质量、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的综合反映。中国经济质量已发展至“合理区间”,但近年来已有所放缓。TVAR模型估计结果显示,经济质量处于“合理区间”时,经济质量的向下调整倾向与经济周期的“减速器效应”会对冲投资产业结构的“加速器效应”,且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间的负反馈循环会进一步抑制经济质量的提升。随着投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间“脱钩”现象的改善,经济质量的向下调整倾向将得到抑制,稳定经济质量的政策成本将有所降低。目前,中国第三产业投资与非第三产业投资间已形成乘数效应。但2019年以来的经济稳增长压力仍将持续,需要以政策争时间,以时间换空间,允许经济质量的暂时放缓以换取长期发展。（2）投资来源结构优化有利于防控投资失速与稳定经济增长,在当前阶段具有迫切现实意义。中国直接融资比重长期偏低且停滞不前,银行市场集中度又始终偏高。论文首先通过数理推导论证了金融结构失衡对投资来源结构的非线性影响,并基于数理模型与实证模型的一致性原则,采取转移概率具有时变特征的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①在投资来源结构恶化区制内,金融结构失衡程度的加深会进一步强化投资来源结构的恶化趋势,此时需要降低银行市场集中度,而在投资来源结构优化区制内,金融结构失衡程度的加深也不利于投资来源结构的优化持续,此时需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②投资来源结构波动存在自稳定器机制,有着震荡式熨平波动的自发倾向;③当“稳增长”的目标权重上升时,投资来源结构会出现恶化倾向,积极的经济政策也是导致投资需求过度依赖信贷的重要因素;④投资来源结构大幅波动易引发区制转移。因此,中国应在继续优化金融结构的基础上,重点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强化银行市场竞争性,促进投资来源结构多元化发展。（3）投资主体间的多元时变因果关系始终没有得到充分揭示。新时代背景下,某一投资引导与调控政策往往只在某一时期发挥作用,因此,局部因果关系的存在性检验是必要的。论文基于多元时变因果关系模型发现:私人投资是投资主体结构的核心,投资主体结构由于缺乏负反馈机制而存在内在不稳定性;货币-财政政策工具变量均会对投资主体结构产生不同程度的调控作用,其中,财政支出扩张政策的调控作用是最全面的,且与数量型货币政策一起共同驱动了国有投资动态;经济-金融环境变化也会不同程度的引起投资主体结构发生变化,其中,国有投资活动脱离经济基本面的现象长期稳定存在,仅受到债券市场冲击的影响。因此,投资主体结构负反馈环的嵌入设计与国有投资与经济基本面协同发展的制度供给是新时代投资结构优化的重要内容。（4）长期的持续上涨使得房价水平处于绝对高位,其是否会受投资放缓的牵引而回落于现阶段的中国经济具有重要意义。IMS-AR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房价惯性长期稳定但基础脆弱。近期房价惯性的陡然骤升与房价增速的趋于平缓表明房价泡沫的被迫出清概率增加。从投资角度,TVEC模型估计结果显示,现阶段房地产投资已向上突破门限值,此时房价及其惯性的当期波动均仅受自身的前期偏离影响,其中,房价波动将平滑式收敛,而房价惯性波动将震荡式收敛,但缺乏确定的长期均衡关系作为靶向路径,收敛过程及新的均衡状态可能是低效率、高成本的。因此,现阶段的政策调控应致力于恢复房价及其惯性与投资及其结构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与短期波动溢出机制,使得投资用途结构优化红利的释放成为房价平滑回落、惯性回归理性过程中的有力支撑,以政策换时间、以时间创空间,即以付出一定政策成本的代价延缓房价泡沫向临界点的逼近,最终通过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实现与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的建立实现对房价泡沫的消化而非刺破。
舒凯彤[5]（2019）在《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模式与路径选择》文中研究说明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的核心,完善合理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是保障农村经济稳定发展、持续增长的基本保障,是国家整体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战略制定的重要基础。如何构建起适应我国国情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就必须找到与之相匹配的发展模式与路径。农村金融发展模式是指在不同的经济社会环境、不同的发展条件和背景下,农村金融的供给方、需求方以及国家层面以制度的形式做出相应的安排和调整,依据不同的金融发展方法配置信贷资金,以形成功能完备的农村金融市场和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最终形成推动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相对稳定的模式。在不断的摸索与探究中,我国的农村金融已经走过了40年的发展历程,取得了显着的成果。但是,无论是在农村金融自身的发展模式还是在改革的过程中仍存在着许多问题。这里边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原因,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找到符合我国农村实际的发展道路,是农村金融改革的当务之急。通过对中国现行农村金融发展状况的调查和分析,发现目前的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经济变化的需要,不仅没有更好的解决“三农”问题,反而束缚了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主要表现为:农村金融市场体系仍不够健全,农村金融需求结构变迁导致供需结构出现的新的失衡,金融抑制现象长期并且目前仍然存在;从需求角度而言,农户自身的天然特性使其缺少高质量的资产和抵押品大大降低了其农村信贷资源的可获得性,农村金融市场容量扩张与金融基础支撑体系薄弱的矛盾仍然突出;而从供给角度讲,农村金融市场中信贷的供给主要依靠政府政策指导及行政手段进行推动,同时也缺少相应的农业保险体系和风险分担机制为农村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保驾护航。因此其承担缓解农村借贷资金紧张状况的能力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同时自身在风险管理等方面集聚了不少问题;完整的风险防控体系并未建立,不论是从普及范围还是普及质量上来看都是不达标的,作为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环节,理应肩负起更重要的责任。为了厘清这些问题,有必要对我国农村发展的历程进行系统的梳理。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政府主导模式（1978-1996年）、“三位一体”模式（1997-2004年）、商业化主导模式（2005-现在）。区别不同模式的关键在于满足金融需求的供给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所采取的主要手段,即如何平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信用主体模式、资产抵押模式和合作金融模式。将研究视角聚焦在金融交易层面,探讨何种金融模式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资金供需双方的需要。金融的最核心功能是资金的融通,引导资金流动到价值最大化的领域,价值不应仅仅包含经济价值,还应充分考虑到社会价值、环境价值等方面。而且因为我国的现实情况,农村金融还被赋予了更多重要的责任。不仅仅要促进农业发展、农村进步、农民致富,还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使农民生活的更有尊严。现阶段,农户和资金供给方就好比站在河的两岸远远相望,金融则是将二者连接起来的桥梁,实现农村信贷资金供需的平衡。可以看到,我国农村金融市场机制尚未建立,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的变化,市场功能还不健全。究其产生的深层原因,可以归结为农村金融模式变迁的目标设定不明晰、农村金融模式创新的主体动力不足、农村金融模式演进的路径偏差。这些问题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农村金融信贷供需主体的失衡,形成了事实上的金融抑制。通过对我国农村信贷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农业生产总值和农村居民纯收入与农村信贷差额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即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农民纯收入越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越高,农村资金流出现象越严重;而国家财政支农力度和农村固定投入对优化农村信贷配给起到显着的正向作用,对信贷流出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从资金供给上促进农村信贷配给效率的提高,即对农村金融市场的投入不断强化了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和农村金融市场功能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信贷抑制问题。以上结论为我国农村金融模式的选择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政府力量的干预能够促进信贷配置的优化,在一定程度上健全和完善了农村金融市场。但仅仅依靠政府的强制性行政手段从根本上扭曲了金融市场运行的一般规律,弱化了市场机制在农村地区资金配置的作用,加剧了农村信贷市场的调节失灵。因此,将“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结合起来,以市场自发的力量对农村资金的流动进行调节,将是农村金融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了更好地推进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可以借鉴国外已经成功的有益经验,美国波特切斯特乡村银行模式、孟加拉“格莱珉”模式和印度地区农村银行模式都有值得学习取经的地方。此外,互联网金融、农业供应链金融和新型合作金融模式等新兴金融理论也为我国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新的可能,互联网金融与生俱来的高效便利,农业供应链金融所特有的风险把控作用,新型合作金融模式得天独厚的信息优势和较低的监督成本,都是我国农村金融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诚然,改革不会是一蹴而就的,必将经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农村金融模式的路径选择应主要从以下三个大方面着手:一是健全完备的农村金融体系,二是优化提升农村金融市场功能,三是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的基础支撑。例如大力发展土地未来收益权抵押贷、对低息和贴息涉农贷款进行财政补助、加快农村信用体系的建设等;农村金融机构应充分利用现有的政策优势,立足自身优势领域积极拓展农村市场。商业银行农村分行应当构建适应农村市场的运营体系,农村信用社则应致力于建立商业化的现代金融模式,村镇银行的未来是走出差别化的“社区银行”道路,新型规模经营主体将作为三者的有益补充;保险公司应该将眼光放的长远些,看到农业保险的巨大潜力和增长空间,寻求在政府的支持下稳步推进农业保险业务。农村联保互助小组、商业保险公司、农业再保险公司和保监会将共同构成我国的立体化农业保险体系,把政府和市场的力量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推动农业保险发展的合力。不可否认,目前我国的农村金融体制存在诸多的问题和不合理的地方,但正是因为有不足才有进步的可能。在深入推进农村金融市场化的基础上,以政策完善为改革铺平道路,以农村金融机构为改革主力军,以农业保险体系为改革保驾护航,“三农”问题必将迎刃而解,实现农村发展、农业繁荣、农民富足的愿景,早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刘芮嘉[6]（2019）在《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选择》文中研究指明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以加入WTO为标志,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使得自1994年实行外汇管理体制之后呈现出的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双顺差”特点得到进一步加强,外汇资产占央行资产比重逐年增加,我国以对冲外汇为主的流动性投放模式正式拉开序幕。此后近20年时间里,在通货膨胀水平维持稳定的情况下,投放到经济体中的大量货币流入资本市场,导致我国以股票市场估值中枢系统性抬升,以及房地产市场价格大幅上涨为主要标志的资产重估问题凸显。2013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对外贸易顺差的缩减使得我国以国外资产为基础的货币供给方式难以持续,流动性逐步转向以国内资产为信用基础的投放,此时更加需要资本市场的良性健康发展。特别是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发展动能的转变成为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因此,资产重估及经济结构调整已成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重点研究我国房地产市场资产价格重估的相关问题,按照从现象到本质、从理论到实证的研究思路,首先通过概念对比界定出资产重估的准确定义,在对相关国家资本市场波动案例进行解析的基础上,创新性提出资产重估的分析视角,并建立资产重估检测体系,以此对我国房地产市场为代表的资本市场运行作出资产重估层面的解读。基于理论及事实检验对资产重估内涵作出定义后,从我国宏观经济背景出发寻找资产重估在货币数量及结构层面的影响因素,探寻资产重估问题的本质。随后讨论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间的互动影响机制,以及货币政策在应对资产重估问题中面临的经济体系结构性制约问题。最后研究资产重估及经济结构扭曲背景下的货币政策执行框架,并通过对创新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执行效果的实证检验,实现从理论到实证的研究路径,提出灵活运用创新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应对资产重估及经济结构问题的政策建议。按照这样的逻辑主线,本文核心内容归纳为四个方面:本文首先对资产重估概念进行了界定,在综合对比资产、资产定价、资产价格波动及资产泡沫概念及特征的基础上,给出资产重估的定义:资产重估,是指经济体系中各项冲击通过影响投资主体盈利预期,使资本市场上资金配置数量和结构发生改变,而引发的资产价格长期总体持续上涨的过程,主要表现为资本市场无风险利率的下降和估值中枢的系统性抬升。同时梳理资产重估的内涵及特征,总结出资产重估在经济运行中的表现,以及其过程对金融稳定带来的隐忧。接着以日德两国为例,分析其在二战后期发展路径一致的情况下,资本市场却在20世纪90年代中出现不同表现的特征及原因,并创新性地从资产重估视角对两国代表性时期的资本市场运行做出全新解释,得出日本在资产泡沫破裂前15年期间,房地产市场及股票市场均经历了资产重估过程;德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的房地产市场同样经历着资产重估过程的结论。本文随后基于我国具体国情,选择资本市场中最能体现资产价格重估过程的房地产市场为代表,建立了资产价格重估的检测体系,综合选取三大类12项研究指标,从供给、需求和信贷三个角度分别测度价格波动程度,划定检测区间,建立完整的检测指数体系,对我国房地产价格进行重估检测。结果表明,我国房地产市场自2003年以来至今已经经历并将持续经历资产重估过程,个别年份虽出现泡沫预警,但尚未达到泡沫经济状态的结论。在对资产重估进行了概念界定及内涵探究的基础上,本文随后对资产重估产生的宏观经济背景及原因进行介绍与研究。我国现阶段的宏观经济发展呈现出如下特点:依靠大量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货币膨胀与经济脱实向虚、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以及高储蓄率导致的资产价格上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资产重估的影响因素:通过对房地产市场价格重估的解析,得出资产重估原因之流动性过剩;通过对货币职能理论及“高货币之谜”的探析,得出资产重估原因之货币结构变化;通过研究资产替代及要素价格重估,得出资产重估原因之资产要素价格。此部分为对资产重估由现象到本质的剖析过程。在明确了资产重估背后的影响因素基础上,本文开始就其主要原因,即货币数量及结构问题进行研究。文章第5章首先论述了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的互动影响机制,该部分开篇介绍了货币政策的四种传导渠道,着重强调了资产价格渠道在货币政策传导中发挥的作用,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特别分析了房地产价格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接着对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互动机制进行研究,通过建立Bordo-Jeanne的经典分析框架,探究货币当局在资产价格膨胀时所面临的困境:前瞻性货币政策（Proactive）与被动的货币政策（Reactive）选择。结论分析表明资产重估带来的抵押品价格上涨会存在潜在的信贷危机,货币当局应当根据具体的经济条件（如预期）决定是否采取事前反应的必要措施来限制信贷规模。文章随后在第6章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的结构性制约的研究中,首先讨论了资产重估与金融市场不完全、实体经济结构性扭曲之间的关系,接着根据中国现实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扭曲因素（如政府融资平台扩张等）,构建信贷市场局部均衡动态模型,厘清我国利率系统性抬升、经济结构扭曲的内在互动机制,在此基础上分析信贷市场变动可能带来的“产业空心化”等宏观金融风险,以及货币政策总量调控的失灵,并提出灵活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建议。在厘清了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关系的基础上,本文最后一部分内容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探讨资产重估条件下的货币政策执行。该部分首先对我国现行货币政策框架特点做出阐述,明确货币政策目标、传导机制和政策工具,并指出现行货币政策执行存在的不足。随后提出我国经济追求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所面临的挑战,对货币政策执行提出的新要求,重点强调探索货币政策的结构性调节作用。接下来的实证研究部分采用VAR模型,在创新性地将结构性货币政策分为数量型和利率导向型两个类别的基础上,分别对两类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利率波动、上市公司总市值和物价水平四个层面的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得出利率导向型政策作用力度总体大于数量型货币政策的结论,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需针对不同背景及政策目标,灵活选取多项政策组合的结论。最后从“资产重估”与“结构调整”两个角度,提出货币政策要充分发挥其结构性调节作用,用创新性的手段和方式应对资产价格重估、促进经济结构合理布局、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同时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的有效配合,健全“双支柱”框架以更好地防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促进宏观经济健康发展。
朱泓宇[7]（2019）在《风险厌恶、家庭资产配置与农民创业选择》文中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农村经济逐渐繁荣,选择创业这一形式作为家庭生计新来源的农民越来越多。农民创业不仅通过创造额外财富为家庭提供更多的消费品,并可多元化配置资产,更加有效地积累财富,还有助于在农村创造就业机会,带动乡村社区实现振兴。创业农民是“乡村振兴”中最有活力的“新农人”群体,也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人力资本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农民创业的积极性仍然不高,边缘化和低层次化问题突出。尽管政府从转移支付、普惠信贷等方面退出了许多促进农民创业的优惠政策,但总的看来成效仍然有效。一是农民应对创业各类风险的心理素质较为薄弱,风险分担的手段仍然以家庭内部成员分担为主,形式单一;二是信贷排斥长期存在,现有的普惠信贷对农民家庭渗透不足,未能从根本上打破农村家庭依赖传统家庭内部资产积累优化来完成创业资本积累的习惯,外部资源依然被内部挡在门外。因此,整体来看,受主观和客观的双重影响,农民创业成功率仍然较低因此。要破解创业难题,就应从农民内生动力入手,风险厌恶程度是影响农民创业选择的重要主观因素。尽管传统观点认为较低的风险厌恶水平与创业有关,但现实中风险承受能力与创业实践却非必然。风险态度与行为间的中介客体可能会影响创业实践的产生与退出。部分研究初步表明,家庭资产是制约创业选择的重要客观因素。如果家庭资产既受风险态度制约,又影响创业选择,那农村家庭对资产处理过程则是风险态度与创业选择之间的优先“显变量”。但是,农民的风险厌恶水平是否会通过影响家庭资产,间接影响创业选择在科学上尚无明确答案。本文以探索“农民家庭资产配置是否在个体风险厌恶影响创业选择的路径中发挥着中介作用”为导向,以风险偏好理论、计划行为理论、创业资源理论和家庭资产配置理论为基础,剖析了“家庭资产配置作为中介效用”的作用机理,搭建了“风险厌恶、家庭资产配置与农民创业选择”的理论分析框架。以西南三省农民为研究对象,采用分层抽样与判断抽样相结合的方法获取了669户有效农村家庭样本,同时使用“自主报告（SOEP）”“特定领域度量（DOSPERT）”和“实验游戏度量（BRET）”三种方法测度了家庭主事人的风险厌恶程度,厘清了农村家庭在创业前后的家庭资产配置状况及差异,并结合农业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以及《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等官方资料进行了历史和现状考察。运用多种计量分析方法,从个体和家庭微观尺度首先实证分析了风险态度对农民创业选择、农民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再分析了家庭资产配置对农民创业选择的作用大小。遵循Baron&Kenny（1986）和温忠麟（2004）等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的成熟思路,针对家庭资产配置可能存在的中介间接效应,在结合前两者实证结果基础上进行了因果步骤检验和系数乘数检验,最终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基于时间维度发现:家庭资产变动与农村创业情况的历史演变有较高相似性。四川、重庆和贵州三省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15年累计增长246%,住宅投资累计增长351%。特别是农民家庭的生产性资产持有水平,其中“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15年累计扩大了1.6倍,“耕地转包面积”累计增长了2倍,而农村家庭户均“私营企业经营者”人数增长了1倍。因此,农村家庭生产性资产规模与农民创业有着相同的变化趋势。（2）采用不同风险厌恶测度方式,风险厌恶度结果存有较大的差异性。自主报告式（SOEP）和实验性的风险厌恶水平（BRET）测度结果为:SOEP测度的低度风险厌恶比例为27.65%、重度风险厌恶比为16.89%,群体倾向于更高的风险承受能力。与此对应,实验性风险态度（BRET）测度结果,低度风险厌恶比为14.65%,同时高度风险厌恶为36.62%。同时,特定领域度量（DOSPERT）的简单求和指数分布显示没有样本在高分组（低度风险厌恶）。由于实验性风险态度测量更加接近现实情况,因此可能更加准确。SOEP测度法倾向于低估风险厌恶,而BERT测度法反映的风险厌恶与多数理论预测更加吻合。（3）农村家庭主事人的个人风险厌恶程度显着影响农民的创业选择:SOEP、DOSPERT和BRET的实证结果具有稳健一致性,表明风险厌恶度越低的农民越可能选择创业,结果分别是0.418、1.303和0.032。其中,风险厌恶越低的创业农民越倾向于采用“企业家创业”,结果分别大约0.364、0.481和0.023。综合对比实证,风险厌恶会影响创业农民“组合创业”选择,但风险忍受能力越高的创业农民其经营的项目就越多。（4）农村家庭资产配置显着影响农民创业选择。二者关系内生于资产配置理论与创业资源理论的逻辑自洽。农民家庭的资产配置方式是创业选择的显着信号,而潜在创业农民会将低风险、高流动性、低收益率资产转换成低流动性的专用资产,并通过选择创业承担高风险、实现高收入,创业是最终实现家庭资产配置最优化的长期途径。具体来看,风险资产配置对农民是否选择创业影响的边际效应大约为70%,同时对农民经营更多的项目的边际影响有34%,而对选择企业家创业的边际影响大约有60%。资产与资产之间的交互关系对创业选择有一定的影响。本文认为资产之间的互动作用有两类路径:一是间接路径,主要通过家庭资产负债表总效应发挥作用;二是直接作用,即资产与资产之间直接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资产交互关系大多作用于首次创业选择,但对创业后的产业经营选择以及组织选择敏感度不够。（5）家庭风险资产和负债余额配置在“风险厌恶影响农民创业选择”的作用路径中确实存在着“部分中介效应”。说明:风险厌恶度较低的农民倾向于加大家庭生产性资产（BRET,0.0011）、商业房产资产等的配置（BRET,0.0108）,并使用创业的方式合理保持资产组合中的流动性。说明家庭可能利用创业方式规避“风险资产市场参与之谜”的壁垒问题。但中介效应并非存在于所有资产类别中。比如风险资产内部的作用机制就不一致,其中各类生产资产配置（比如:农机、运输车辆等）均未发现中介效应。此外,发现部分资产与风险厌恶还存在着交互作用,这些变量大多既有中介作用又有显着的交互效果。（6）家庭资产配置的中介作用更多体现在农民选择“是否创业”中,共有7类资产的配置结果显着;针对创业农民继续扩大创业的选择,至多有5种类型的“家庭资产配置”对“风险厌恶影响企业家创业选择”存在中介作用;创业农民是否选择“组合创业”的中介效应至多有4种资产类型。本文的价值和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1）本文使用实验场景控制的风险厌恶测度方法BRET对农民个体进行风险厌恶的测度,并与主观报告风险厌恶的测度方法SOEP和DOSPERT进行比较,发现实验法的风险测度结果更符合理论的预测。一方面,实验方法BRET可以有效地缓解自主回答方式中普遍存在的“自我认识偏误”问题,基于非生产性场景和货币诱导测度农民的一般风险态度,对传统以自主回答方式为主的风险厌恶测度方法形成了较好的补充;另一方面,本研究尝试使用智能移动手机再现PC平台的实验过程,并通过入户调查方式将实验流程应用于农民群体,实现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的转变。经检验发现其科学性、低成本高效率的特点广泛适用于各类人群的调查。因此,本文以基于BERT法的风险厌恶研究,得出的结果更加准确和可靠。（2）基于资产配置理论和创业资源理论,创造性地将两者的逻辑共同点作为嵌入视角,成功构建“家庭资产配置影响创业”的机制过程,发现:其一,创业是一种典型的投机风险活动,把家庭高流动性资产（如储蓄资产）转换为收益率较高、但流动性较低的专用性生产性资产（如养殖用途厂房）,其关键是实现高收益率与高风险的均衡;其二,农民可以通过调整家庭资产配置进而选择创业。潜在的创业农民会倾向于配置大量低流动性风险资产,特别是生产性资产。由此,实证分析了农民家庭资产配置与创业选择的关系,打破了过去在创业研究当中只关注某类资产存量而忽视配置效应的不足。（3）构建了“风险厌恶、家庭资产配置与农民创业选择”的理论分析框架。本研究把家庭资产配置视为一种中介变量嵌入到“风险厌恶度影响农民创业选择”的基本作用路径当中,据此框架实证分析了农民一般风险态度首先影响家庭资产配置,再影响其创业选择的因果过程。本研究基于资产配置视角,不仅回应了已有研究关于“为何部分风险承受能力高的农民不会参与创业”的科学争论,还展示了“约束条件下的理性农民会采取创业行动”以图实现长期家庭资产配置最优的现实路径,对解答“家庭金融市场参与之谜”作出边际贡献。（4）本文将创业选择研究延展到“创什么业”和“如何创业”之上。怎样进一步释放农民创业潜力、激发农村小微企业活力是公共政策下一步关注的重点,已有文献对创业农民“再创业”,即扩大创业、维持创业或创业退出等衍生性选择的探索不多,在事实上忽视了创业农民群体选择异质性的关注。本文使用“组合创业”考察农民创什么业、选择“企业家创业”考察农民如何创业,在创业研究内容上有一定的新颖性。本研究结合风险厌恶和家庭资产配置,不仅考察了农民创业再选择的中介作用问题,还将资产配置两条路径延伸到创业农民选择的研究上,扩展了当前中国农民创业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韩晓梅[8]（2019）在《中国信贷供给效率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转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逐渐增强,发展的重点转向大力加强经济建设,各行各业亟需资金支持,通过扩大信贷供给规模满足发展对资金的需求,使信贷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不断凸显。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为应对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等,使新增信贷增长率大幅增加,自2010年以后随着新增信贷增长率的提升,GDP增长率却逐渐走低,这打破了人们一直以来增加信贷以拉动经济增长的观念。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发展的重点是要解决当前结构不平衡、发展不充分的问题,需要从供给侧出发推进结构性改革。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环节,信贷供给改革承担着改善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为其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支持等重要职责。信贷供给应根据新时代发展矛盾的变化,尽快转变过去强调扩大规模以拉动经济增长的理念,实施更加精准有效率的供给,增强信贷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金融要注重回归本源,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作为重要金融工具之一的信贷,应找准自己在新时期的定位和改革方向才能更有效地服务经济发展。因此,研究如何提升信贷供给效率对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立足这一出发点,本文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信贷理论的比较研究,探索信贷供给应遵循的原则;通过建立信贷供给效率分析模型,研究信贷供给应依据的方式;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信贷政策特征、供给演化逻辑和有效性研究,分析当前信贷政策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信贷体系机制研究,分析我国信贷供给结构关系和运行方式的特征;通过对信贷环境研究,分析环境对信贷供给的影响。总体看,原则是信贷供给的依据,方式决定方法,政策是原则和方式的具体体现,体系是信贷供给和政策落实的主体,环境是影响信贷供给的外在因素,通过对以上影响信贷供给的因素进行全面分析,给出提升我国信贷供给效率的对策建议。基于以上思路,文章主要运用文献分析、模型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方法展开:第一章是导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文章的研究背景、意义、主要内容、思路、方法,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并从信贷的作用、信贷供给问题和提升信贷供给效率的方法三方面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梳理。第二章是信贷理论的比较研究,从马克思主义信贷理论出发分析信贷的产生和发展、内在机理和利息,研究认为信贷供给要以实际生产为基础、坚持按均衡比例分配的原则和通过利息率进行调控,且应当正视信贷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对西方经济学的信贷配给、信贷传导机制和信贷周期理论进行梳理,并对两种理论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应以马克思主义信贷理论为基础,同时吸收西方经济学信贷理论的有益成果。第三章是信贷供给效率的模型研究,基于理论研究的思想,以企业收益为重点,建立企业未获得信贷、获得短期信贷和长期信贷的决策模型,研究企业将信贷用于实体生产和虚拟投资的决策,进而分析信贷在不同决策下的供给效率,探索信贷供给的有效方式。第四章是信贷供给效率的政策研究,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信贷相关政策研究,根据供给特征将政策划分为依计划调节与市场化并存期、依市场化改革完善期和全面完善期三个阶段,对阶段性特征进行总结并依据阶段性特征分析信贷供给思路演化的逻辑,然后从强化投入产出、推进优化升级和促进结构调整三方面分析信贷政策的有效性,最后总结分析我国信贷政策中存在的问题。第五章是信贷供给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重点从信贷供给体系中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三个主体间的机制出发,分析我国金融结构、政府干预、银企关系和市场竞争对信贷供给效率的影响,从而解释当前信贷资源配置不均、信贷供给存在低效浪费等现象的原因。第六章是信贷供给效率的环境研究,从与信贷供给紧密联系的市场化、法治化和科技化环境出发,通过理论分析找到环境因素对信贷供给效率的影响机理,再通过HP滤波分析、关联性分析和省际面板数据相关性分析的实证研究,分析环境因素对信贷供给效率的具体影响。研究认为环境因素对信贷供给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其作用的效果、阶段、滞后影响不同,当前阶段应根据经济新常态的要求加强三方面环境因素对信贷供给的促进作用。第七章是总结和建议,根据各章节研究结果对影响信贷供给效率的主要因素进行总结,并结合新时代要求从信贷供给的原则、方式、影响机制、政策、服务对象和环境六方面为提升我国信贷供给效率提出对策建议。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为:一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信贷政策进行全面梳理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这方面基础研究的不足。二是建立以投资决策为基础的信贷供给效率分析模型,从三方面补充了现有研究的不足,首次根据收益建立企业在虚实经济中进行投资的决策模型并对信贷供给效率进行分析;对虚拟经济投资决策的CAPM模型引入Markov状态转移进行改进,实现理论模型的创新;根据模型研究探索出实施差别化信贷利息率、实行精准信贷供给的方法提升信贷供给效率,为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撑。
李涛[9]（2019）在《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从我国住房公积金的基本属性出发,理论联系实践,定性与定量研究,对我国住房公积金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析,提出了改革路径。首先,本文就住房公积金制度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从基金理论来看,基金理论是住房公积金管理运作的基础,《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的管理原则和基金管理模式基本一致,现有住房公积金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开放式、契约型基金;从互助理论来看,通过住房公积金缴存人之间的互助提高缴存人购房能力;从强制储蓄理论来看,通过强制缴存实现缴存人之间的互助,单一的强制储蓄政策导致不能与参与主体的收入水平进行挂钩,受损严重的群体无法得到更高的损失补偿;从委托代理理论来看,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中存在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住房公积金缴存者委托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来支配管理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又作为委托人将部分住房公积金资金业务委托给各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与委托人之间存在着利益上的冲突;从公平效率理论来看,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公平因素缺乏,低收入群体基本住房得不到保障,中高收入群体则通过多缴的方式来避税,而且长期以来基金投资渠道狭窄;从公共决策理论来看,住房公积金的目标是降低缴存者的购房压力,缩小收入差距导致的购买力差距;从新公共管理理论来看,要将市场激励模式和企业化管理运用到公共部门和公共服务当中。因此,需要对现有住房公积金制度进行骨子上的改革,我国在探索住房公积金管理制度改革路径时应当从分权和权力下放、公共服务市场化和社会化、以及引入现代化管理技术等角度入手。第二章梳理了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发展历史沿革以及现状,就该制度的作用进行分析。认为伴随着我国城市住房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以及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推进,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得到了建立和推广。经过20多年的完善发展,住房公积金制度逐步演变为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问题的基本制度安排。它在促进住房建设和消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加快机构职能调整,深化体制改革,是住房公积金制度发展的应有之义。近三十年来,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发展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浪潮而不断推进,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深入而逐步展开,通过自下而上的探索和自上而下的改进紧密结合,逐步调整制度本身与实际情况不相适应的部分,渐趋完善和成熟,然而,制度运行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不少问题和挑战。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作用主要在于推动住房从福利分配向货币分配的转变,推进住房制度市场化改革,促进房地产金融体系发展,发挥住房保障功能,促进住房保障和社会公平,促进宏观调控,优化资源配置。第三章基于北京市新市民住房问题的调研结果,运用数据分析工具,将理论与实证研究进行对比分析,提出具有代表性和实际意义的住房公积金制度问题分析的研究假设,为研究住房公积金制度问题建立了分析模型。通过研究,本文认为:住房公积金运作流程存在如下漏洞,即事业单位承担不必要的责任风险,增值收益使用途径存在法律质疑,低存低贷的利率规定致使效率低下;住房公积金决策和管理机构定位不清、性质不当,法定职能不能有效履行,即住房公积金决策机构定位不清,导致其权责失衡、职能虚化,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性质不当,导致其功能错位、效率低下;住房公积金监督体系主体难以很好履行监督职责,难以形成有效合力,包括住房公积金监督体系的主体受其部门职能的限制,难以很好承担监督责任,住房公积金的多头监督体制使得监督力量分散,协调配合不足;住房公积金资金配置效率低下,抗系统风险能力差,包括不同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差异较大,统一协调困难,资金配置效率低下,住房公积金以城市为单位,系统风险抵抗能力弱;住房公积金覆盖面较窄,限制其住房保障功能的发挥,住房公积金的使用效率低下,投资渠道较少,资金闲置严重,住房公积金管理方式及其增值利益分配方式不合理,损害制度的公平性。第四章结合英国建房合作社制度、德国住房储蓄银行制度、日本住房金融公库与住宅金融支援机构、美国一级二级住房抵押贷款市场、新加坡公积金制度等发达国家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以及巴西、墨西哥、马来西亚、印度、韩国等发展中国家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厘清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的实践以及各国住房政策。本文认为,各国住房发展政策普遍致力于满足中低收入家庭合理的住房需求,通过各种政策干预手段,使得中低收入家庭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来实现住房需要。政策性住房金融政策和机构的发展,与住房市场和商业住房金融的发展相耦合,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政策特点。在商业住房金融欠发达时期,住房金融政策主要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推进住房金融市场的发展,以使得居民住房融资的可得性能够得到提高。在发展中国家,政府通常选择设立政策性金融机构,直接介入住房贷款市场;在传统发达国家,政府主要通过税收优惠或补贴促进住房合同储蓄、建房合作社等互助金融机构的发展,如德国的住房储蓄银行和英国的建房合作社。在商业住房金融发达的阶段,商业机构能够满足部分居民的住房融资需求,但是对于中低收入人群来说,只有商业机构融资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很难或难以承担商业机构的融资支持,因此对住房发展政策以及政策性金融机构提出新的要求,即其干预方式需要从直接提供贷款,转变为综合使用政策性保险、利率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降低中低收入人群融资成本。第五章总结了我国住房公积金的性质和定位存在工资说、社会福利说、员工福利说等,从实然的角度来看,我国现有住房公积金应该属于员工福利,但从应然的角度其应该定位为住房保障措施。否定目前存在的取消住房公积金制度、住房公积金合并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改革方案后,按照渐进式改革原则列举了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可选择模式,并对于新时代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环境展开分析,总结并得出适合当下的最优模式。本文认为,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模式,可以选择组建法定机构、筹建信托机构和组建国家住房发展银行。本文认为应当建立更加规范的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具有适应新机制的金融职能,搭建组织架构。以更加规范的金融管理体系来管理住房公积金,加快完善金融监管机制,也将有助于增强资金的安全性。随后综合考虑了我国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对机构改革的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发展路径展开研究分析,研究讨论总体路径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目标、基本内容以及基本步骤,并就如何完善我国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提出建议。本文认为如成立法定机构模式,但需要政府大规模集中的财政拨款,对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和工作能力都有着较高的要求,较大的权力之下所要求的监督与问责机制也要相应完善,因此需要较长时期的逐步变革过程。又如筹建信托机构模式,不仅使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职责更加全面,而且对其防范风险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当前我国对银行与信托机构仍采取的是“分业管理”的方法,虽然银行的风险管理意识在不断增强,但能否维持和保障这一相对较为复杂的信托管理体系长期平稳和高效的运行,仍然需要进一步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考虑到住房公积金保留强制性储蓄特点,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保留行政职能的需要,要求地方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直接转变成国家住房银行不具有可行性。因此,在综合考虑时间可行性、经济可行性和实施可行性的基础上,赋予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金融职能,将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转变为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成为当前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最优路径和模式。
龙小燕[10]（20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认为新时代、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概念、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上,对比了我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供给学派等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应统筹兼顾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四大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两大政策应加强协调配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为核心导向,短期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适时适度发挥政府投资的需求管理优势,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长期应着眼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持续优质增长;同时应加强两大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大萧条后、日本和德国自二战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运用两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措施;介绍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总结了各国运用两大政策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利用国债助力实现两大政策目标的经验做法。论文运用不同的实证模型分析了两大政策在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和加强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现状,探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首先,运用VAR模型分析实际GDP增速、赤字率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研究证明,货币供给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正相关;财政赤字率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负相关。赤字财政政策短期可能会诱导货币供给增加,但长期会因挤出效应有损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赤字影响较小,但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类型的组合形式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分析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大政策效力都有期限约束;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宏观政策执行需把握好力度,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两大政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大政策各自对各地区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不一样,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合力。分析认为,单靠任一政策调整结构的作用有限,两大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协调配合机制,缺乏两大政策实施的配合端口,且各地情况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效果不一。第三,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认为利用国债丰富外汇投资未能解决外汇波动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调节难题。运用VECM模型就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总体有限:国库现金对M0变动影响的最大贡献率为35%,对M1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为10%,对M2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仅为6%。分析认为,我国央行持有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低、流动性弱,国债市场尚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管理难以满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需求等因素制约了国债各项功能的发挥。同时,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中央国库资金转化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管理有待提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总体战略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两大政策短期应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的优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适当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利用国债优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应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优质增长,发挥供给管理的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大端口扶持力度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在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优化国债管理的同时,应利用国债打破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增加利用国债、国库现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促进国债和人民币国际化。
二、国外个人住房信贷资金来源与市场构成之启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外个人住房信贷资金来源与市场构成之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乡村振兴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内容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3.1 可能的创新 |
| 1.3.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马克思经济学的农业农村发展理论 |
| 2.1.1 马克思的城乡关系理论 |
| 2.1.2 马克思的农村集体经济理论 |
| 2.1.3 马克思的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 |
| 2.2 马克思的金融资本理论 |
| 2.2.1 马克思的生息资本理论 |
| 2.2.2 马克思的信用与信用制度理论 |
| 2.3 农村金融发展理论 |
| 2.3.1 金融抑制与农业信贷补贴理论 |
| 2.3.2 金融深化与农村金融市场理论 |
| 2.3.3 金融约束与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 |
| 2.4 相关文献综述 |
| 2.4.1 国外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研究 |
| 2.4.2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研究 |
| 2.4.3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影响研究 |
| 2.4.4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增收相关研究 |
| 2.4.5 乡村振兴及其金融支持的研究 |
| 2.4.6 对现有文献的述评 |
| 第3章 我国乡村振兴及其金融支持的现状与问题 |
| 3.1 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分析 |
| 3.1.1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 |
| 3.1.2 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内容 |
| 3.1.3 乡村振兴战略的任务 |
| 3.2 我国乡村振兴的进程与现状 |
| 3.3 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必要性 |
| 3.4 我国乡村振兴的金融需求分析 |
| 3.4.1 乡村振兴金融需求的主要特点 |
| 3.4.2 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主要金融需求 |
| 3.4.3 乡村振兴金融支持的对象主体 |
| 3.5 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供给分析 |
| 3.5.1 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发展演变 |
| 3.5.2 农村金融供给现状与问题 |
| 第4章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影响的时变效应分析 |
| 4.1 农村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1.1 供需层面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1.2 金融功能层面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2 变量、数据和时变性检验 |
| 4.2.1 变量和数据说明 |
| 4.2.2 时变性检验 |
| 4.3 实证研究 |
| 4.3.1 TVP-SV-VAR模型 |
| 4.3.2 农村金融发展指数合成 |
| 4.3.3 实证结果分析 |
| 4.4 小结 |
| 第5章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影响的区域差异分析 |
| 5.1 模型和数据说明 |
| 5.1.1 PVAR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和数据 |
| 5.2 实证研究 |
| 5.2.1 平稳性检验和模型估计结果 |
| 5.2.2 脉冲响应分析 |
| 5.2.3 方差分解 |
| 5.3 区域差异分析 |
| 5.4 小结 |
| 第6章 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典型案例分析 |
| 6.1 黑龙江省农村信用社支持乡村振兴案例分析 |
| 6.2 长春发展农商银行支持乡村振兴案例分析 |
| 6.3 小结 |
| 第7章 我国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与策略 |
| 7.1 构建完善的金融机构支持体系 |
| 7.1.1 进一步健全农村金融体系 |
| 7.1.2 充分发挥商业性农村金融机构的作用 |
| 7.1.3 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 |
| 7.1.4 促进农村新型金融机构健康良性发展 |
| 7.2 构建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政策体系 |
| 7.2.1 货币政策支持乡村振兴 |
| 7.2.2 信贷政策支持乡村振兴 |
| 7.2.3 监管政策支持乡村振兴 |
| 7.3 优化农村金融发展环境 |
| 7.3.1 加快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
| 7.3.2 加快土地经营权等农村资产市场建设 |
| 7.4 建立健全农业保险体系和风险分担机制 |
| 7.4.1 建立健全农业保险体系 |
| 7.4.2 建立农村金融风险分担机制 |
| 7.5 加快贷款抵押担保方式创新发展 |
| 7.5.1 创新土地等抵质押方式 |
| 7.5.2 促进担保机构发展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林农贷款担保困境影响因素及破解机制研究 ——基于黑龙江省调查数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 |
| 1.2.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 |
| 2 林农贷款担保的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林农 |
| 2.1.2 林农贷款担保 |
| 2.1.3 信贷约束 |
| 2.1.4 担保困境 |
| 2.1.5 破解机制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信贷担保理论 |
| 2.2.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2.3 机制设计理论 |
| 2.2.4 社会资本理论 |
| 2.2.5 福利经济学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林农贷款供求及担保功效分析 |
| 3.1 林农信贷需求 |
| 3.1.1 林农信贷需求特征 |
| 3.1.2 林农经济行为分析 |
| 3.2 银行贷款供给 |
| 3.2.1 银行贷款供给现状 |
| 3.2.2 银行发放林农贷款存在的风险 |
| 3.2.3 林农贷款风险特征 |
| 3.2.4 林农贷款风险传导路径 |
| 3.3 担保机构担保功效 |
| 3.3.1 担保类型 |
| 3.3.2 担保特征 |
| 3.3.3 担保的功效分析 |
| 3.4 林农、银行和担保机构三方主体信任再造策略演化博弈分析 |
| 3.4.1 基本假设 |
| 3.4.2 模型构建 |
| 3.4.3 动态博弈过程分析 |
| 3.4.4 演化策略稳定性分析 |
| 3.4.5 博弈分析结论 |
| 3.5 本章小结 |
| 4 林农贷款担保困境调查分析与担保困境识别 |
| 4.1 调查区域选取 |
| 4.1.1 样本主要分布区域 |
| 4.1.2 调查主体 |
| 4.1.3 调查时间 |
| 4.1.4 调查内容 |
| 4.1.5 调查方法 |
| 4.2 问卷检验 |
| 4.2.1 区分度分析 |
| 4.2.2 信度检验 |
| 4.2.3 效度检验 |
| 4.3 林农贷款担保困境的调查分析 |
| 4.3.1 林农样本特征描述性分析 |
| 4.3.2 银行样本特征描述性分析 |
| 4.3.3 担保机构样本特征描述性分析 |
| 4.3.4 调查分析结果 |
| 4.4 林农贷款担保困境的识别和界定 |
| 4.4.1 林农贷款担保困境的识别 |
| 4.4.2 林农贷款担保困境的界定 |
| 4.5 本章小结 |
| 5 林农贷款担保困境影响因素分析 |
| 5.1 影响因素研究假设 |
| 5.1.1 林农自身情况 |
| 5.1.2 林农家庭收入和家庭资产情况 |
| 5.1.3 林农所在地金融机构服务情况 |
| 5.1.4 林农所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 |
| 5.2 模型构建 |
| 5.2.1 研究方法及模型设定 |
| 5.2.2 影响因素的选择与描述 |
| 5.3 相关性检验 |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 5.4.1 影响因素通过假设检验原因分析 |
| 5.4.2 影响因素未通过假设检验原因分析 |
| 5.5 建议 |
| 5.5.1 运用政策性担保体系解决林农贷款担保难题 |
| 5.5.2 扩大森林保险覆盖面 |
| 5.5.3 完善林权流转配套服务体系 |
| 5.6 本章小结 |
| 6 林农贷款担保困境对林农福利水平的影响分析 |
| 6.1 贷款担保困境对林农产出的影响效应 |
| 6.1.1 林农贷款担保困境强度的界定 |
| 6.1.2 研究假设 |
| 6.1.3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
| 6.1.4 模型检验 |
| 6.1.5 实证结果分析 |
| 6.1.6 结论 |
| 6.2 担保困境对林农生活福利的影响 |
| 6.2.1 模型构建 |
| 6.2.2 变量选取 |
| 6.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4 结论与建议 |
| 6.3 本章小结 |
| 7 林农贷款担保困境的破解机制框架体系 |
| 7.1 构建依据 |
| 7.2 构建原则 |
| 7.3 林农贷款担保困境破解机制 |
| 7.3.1 担保品扩展替代机制 |
| 7.3.2 金融机构信贷改进机制 |
| 7.3.3 担保人扩展机制 |
| 7.3.4 风险分担机制 |
| 7.3.5 信用环境促进机制 |
| 7.3.6 政府扶持机制 |
| 7.3.7 林权流转配套服务机制 |
| 7.4 林农信贷担保运行模式 |
| 7.4.1 政策性运行模式 |
| 7.4.2 市场化运行模式 |
| 7.4.3 商业化运行模式 |
| 7.4.4 互助合作型运行模式 |
| 7.5 本章小结 |
| 8 林农贷款担保困境破解机制运行保障政策建议 |
| 8.1 长期稳定林地承包政策,依法保护权益不受侵犯 |
| 8.2 规范商品林流转秩序,加快流转市场建设 |
| 8.3 完善林权配套改革服务体系,加快社会中介机构建设 |
| 8.4 金融机构强化金融服务意识,积极创新林业金融信贷产品 |
| 8.5 金融监管部门适度建立激励机制,营造金融支持良好环境 |
| 8.6 建立多元化人才支撑体系,加快建设现代营销体系 |
| 8.7 试点先行,成熟推广 |
| 8.8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附录B |
| 附录C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博士学位论文修改情况确认表 |
（3）人口年龄结构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因素 |
| 1.2.2 人口因素对房地产需求及价格的影响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房地产市场 |
| 1.3.2 人口年龄结构 |
| 1.4 研究路线、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路线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2 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房价的理论基础 |
| 2.1 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房价的相关理论 |
| 2.1.1 房地产市场供求理论 |
| 2.1.2 人口转变理论 |
| 2.1.3 生命周期理论 |
| 2.1.4 代际转移理论 |
| 2.2 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房价的理论分析 |
| 2.2.1 理论分析框架 |
| 2.2.2 世代交叠模型 |
| 2.3 本章小结 |
| 3 中国房价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情况 |
| 3.1 房价变动情况 |
| 3.1.1 房价变动趋势 |
| 3.1.2 房价变动特征 |
| 3.2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情况 |
| 3.2.1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 |
| 3.2.2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特征 |
| 3.2.3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 |
| 3.3 房价与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
| 3.3.1 婴儿潮与房价的相关性 |
| 3.3.2 老龄化与房价的相关性 |
| 3.3.3 人口抚养比与房价的相关性 |
| 3.4 本章小结 |
| 4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影响的实证研究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宏观视角 |
| 4.2.1 人口抚养比对房价的影响 |
| 4.2.2 各年龄段人口占比对房价的影响 |
| 4.2.3 各年龄段人口占比对未来房价增速的影响 |
| 4.3 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微观视角 |
| 4.3.1 年龄与住房需求——基于人口普查数据 |
| 4.3.2 年龄与住房需求——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 |
| 4.4 本章小结 |
| 5 OECD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影响的实证研究与经验启示 |
| 5.1 OECD国家房地产市场与人口年龄结构的情况 |
| 5.1.1 房地产市场情况 |
| 5.1.2 人口年龄结构情况 |
| 5.1.3 房价与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
| 5.2 OECD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
| 5.2.3 人口抚养比对房价的影响 |
| 5.3 来自OECD国家的经验启示 |
| 5.3.1 人口转变的内在规律 |
| 5.3.2 婴儿潮对房价的影响 |
| 5.3.3 老龄化对房价的影响 |
| 5.3.4 不同层级城市房价的变动特征 |
| 5.4 本章小结 |
| 6 基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房价趋势预测 |
| 6.1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 |
| 6.1.1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模型选择 |
| 6.1.2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参数设定 |
| 6.1.3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结果 |
| 6.2 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房价趋势预测 |
| 6.2.1 不同生育率方案下的房价趋势预测 |
| 6.2.2 考虑城镇化率的房价趋势预测 |
| 6.2.3 考虑跨区域流动人口的房价趋势预测 |
| 6.3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促进房价平稳运行 |
| 7.2.2 强化住房居住功能,防范楼市投机行为 |
| 7.2.3 坚持“因城施策”,实现差异化引导 |
| 7.2.4 发展租购并举新体系,满足流动人口住房需求 |
| 7.2.5 加强房地产调控,保障市场健康发展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中国投资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投资结构调整的理论研究 |
| 1.2.2 投资结构调整的实证研究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创新 |
| 第2章 投资结构及其理论基础 |
| 2.1 投资结构的内涵及其分类 |
| 2.1.1 投资的经济内涵 |
| 2.1.2 投资结构的经济内涵 |
| 2.2 投资结构调整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主义投资结构理论 |
| 2.2.2 西方经济学投资结构理论 |
| 第3章 投资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质量的门限效应研究 |
| 3.1 引言 |
| 3.2 投资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质量关系的数理推演 |
| 3.3 TVAR模型构建 |
| 3.4 投资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质量关系的实证分析 |
| 3.4.1 中国经济质量与投资产业结构的演进特征 |
| 3.4.2 中国经济质量与投资产业结构的门限效应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投资来源结构变化与金融结构失衡的区制特征研究 |
| 4.1 引言 |
| 4.2 投资来源结构与金融结构关系的数理推演 |
| 4.3 MS-TVTP模型构建 |
| 4.4 投资来源结构与金融结构关系的实证分析 |
| 4.4.1 指标构造与数据说明 |
| 4.4.2 实证结果与机理阐释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投资主体结构波动与经济-金融环境的多元时变因果关系研究 |
| 5.1 引言 |
| 5.2 投资主体结构内部关系的理论推演 |
| 5.3 DIRICHLET-VAR模型构建 |
| 5.4 投资主体结构与经济-金融环境关系的实证分析 |
| 5.4.1 内部结构的不稳定性分析 |
| 5.4.2 外部冲击的结构变化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投资用途结构倾斜与房价持续上涨的期限关系研究 |
| 6.1 引言 |
| 6.2 房价持续上涨的基础条件发生变化 |
| 6.2.1 短期视角下房价持续上涨具备经济支撑 |
| 6.2.2 长期视角下房价上涨惯性存在回落倾向 |
| 6.3 模型构建 |
| 6.3.1 IMS-AR模型思路与构建 |
| 6.3.2 TVEC模型构建与检验 |
| 6.4 投资用途结构与房价持续上涨关系的实证分析 |
| 6.4.1 内在稳定性分析 |
| 6.4.2 外部不稳定性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5）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模式与路径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1.3 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和不足 |
| 第2章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演进的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演进的理论基础 |
| 2.1.1 农业信贷补贴理论 |
| 2.1.2 农村金融市场理论 |
| 2.1.3 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 |
| 2.1.4 制度变迁理论 |
| 2.2 关于农村金融发展模式的文献综述 |
| 2.2.1 农村金融改革历程研究 |
| 2.2.2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的现状及问题研究 |
| 2.2.3 农村金融对策研究 |
| 第3章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 |
| 3.1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模式的宏观政策体系 |
| 3.2 中国农村金融市场总体情况 |
| 3.2.1 农村信贷供需状况 |
| 3.2.2 农村金融机构体系发展情况 |
| 3.2.3 农业保险发展情况 |
| 3.2.4 农村金融产品创新情况 |
| 3.2.5 农村基础服务覆盖情况 |
| 3.2.6 融资渠道与融资模式情况 |
| 3.3 中国农村金融模式存在的问题 |
| 3.3.1 农村金融市场机制不健全 |
| 3.3.2 农村金融供需失衡 |
| 3.3.3 农村金融市场功能不完备 |
| 3.4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困境的原因探析 |
| 3.4.1 农村金融改革目标设定不明晰 |
| 3.4.2 农村金融改革主体动力不足 |
| 3.4.3 农村金融改革路径偏差 |
| 第4章 中国农村金融宏观发展模式及演变路径 |
| 4.1 中国农村金融宏观发展模式的演进 |
| 4.1.1 政府主导模式(1978-1996 年) |
| 4.1.2 “三位一体”模式(1997—2004 年) |
| 4.1.3 市场化主导模式(2005—现在) |
| 4.2 中国农村金融宏观发展模式演进的主要特征 |
| 4.2.1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演进受农村经济改革驱动 |
| 4.2.2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演进驱动机制的强制性 |
| 4.2.3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特征 |
| 4.3 中国农村金融宏观发展模式演进环境与趋势 |
| 4.3.1 农村金融宏观发展模式演进面临的经济社会环境 |
| 4.3.2 农村金融宏观发展模式变迁的思路变化 |
| 4.3.3 农村金融宏观发展模式发展方向与路径 |
| 第5章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微观模式及路径 |
| 5.1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微观模式 |
| 5.1.1 信用主体模式 |
| 5.1.2 资产抵押模式 |
| 5.1.3 合作金融模式 |
| 5.2 中国农村金融微观模式的未来发展路径 |
| 5.2.1 供应链金融 |
| 5.2.2 互联网+农村金融 |
| 5.2.3 新型合作金融 |
| 第6章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模式与信贷配给的实证分析 |
| 6.1 农村信贷资金配给的理论分析 |
| 6.1.1 农村信贷资金配给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1.2 农村信贷资金配给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2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对信贷资金配给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2.1 变量选取、理论假设和模型构建 |
| 6.2.2 实证分析过程 |
| 6.3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对信贷资金配给影响的实证结论 |
| 第7章 农村金融发展模式的国际比较借鉴 |
| 7.1 美国波特切斯特乡村银行模式 |
| 7.2 孟加拉“格莱珉”模式 |
| 7.3 印度地区农村银行模式 |
| 第8章 完善农村金融发展模式的路径选择 |
| 8.1 健全完备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 |
| 8.1.1 优化商业性农村金融机构的供给能力 |
| 8.1.2 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 |
| 8.1.3 促进农村新型金融机构健康良性发展 |
| 8.1.4 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 |
| 8.2 优化提升农村金融市场功能 |
| 8.2.1 围绕土地等抵押物创新 |
| 8.2.2 加快土地经营权等农村资产市场建设 |
| 8.2.3 持续加大涉农贷款的政策扶持力度 |
| 8.3 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的基础支撑 |
| 8.3.1 建立健全完备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体系 |
| 8.3.2 探索有效的农村金融风险分担机制 |
| 8.3.3 加快农村信用体系的建设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6）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有关资产重估问题的研究 |
| 1.2.2 有关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问题的研究 |
| 1.2.3 有关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波动反应的研究 |
| 1.2.4 有关货币政策框架的研究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论文框架与基本结构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主要创新 |
| 1.4.2 论文不足之处 |
| 第2章 资产重估概念界定及日德经验分析 |
| 2.1 资产重估概念界定及特点总结 |
| 2.1.1 资产及定价、资产价格波动与资产泡沫 |
| 2.1.2 资产重估定义及内涵 |
| 2.2 从资产重估视角分析日德资本市场波动 |
| 2.2.1 日本资产泡沫化的经验及资产重估分析视角 |
| 2.2.2 德国资产价格稳定的经验及资产重估分析视角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资产重估检测体系及中国资产重估经验分析 |
| 3.1 资产重估检测体系 |
| 3.1.1 资产重估的检测指标 |
| 3.1.2 资产重估检测综合指标建立目的及步骤 |
| 3.1.3 资产重估检测综合指标建立过程 |
| 3.1.4 资产重估检测指数体系分析 |
| 3.2 综合检测指数对中国房地产价格重估的经验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资产重估的背景及影响因素分析 |
| 4.1 资产重估产生的宏观经济背景 |
| 4.1.1 以投资为代表的资本推动型经济模式 |
| 4.1.2 货币膨胀与经济脱实向虚 |
| 4.1.3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推升资本品价格 |
| 4.1.4 高储蓄率与资产价格上涨 |
| 4.2 资产重估的影响因素:流动性过剩 |
| 4.2.1 货币宽松提升资产购买力 |
| 4.2.2 货币超发加速资产货币金融化 |
| 4.3 资产重估的影响因素:货币结构变化 |
| 4.3.1 货币结构理论对“高货币之谜”的解释 |
| 4.3.2 货币结构变化背后的体制机制 |
| 4.3.3 “金融窖藏”对货币结构变化的解释 |
| 4.4 资产重估的影响因素:资产要素价格 |
| 4.4.1 资产替代 |
| 4.4.2 要素价格重估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选择的互动影响机制 |
| 5.1 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
| 5.1.1 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渠道 |
| 5.1.2 货币政策的房地产价格传导渠道 |
| 5.2 资产重估对于货币政策选择的影响 |
| 5.2.1 资产价格对货币政策选择的重要作用 |
| 5.2.2 货币政策如何应对资产价格重估 |
| 5.2.3 基本结论 |
| 5.3 货币政策对资产重估反应的总结 |
| 5.3.1 货币政策要关注资产价格重估中的隐含信息 |
| 5.3.2 资产重估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将加大货币政策压力 |
| 5.3.3 重视“市场”在资产价格调整中的作用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选择的结构性制约 |
| 6.1 资产重估与金融市场不完全性 |
| 6.1.1 资产重估与资产泡沫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
| 6.1.2 金融市场不完全性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
| 6.2 经济结构性扭曲与经济脱实向虚 |
| 6.2.1 结构扭曲下经济脱实向虚的若干表现 |
| 6.2.2 信贷市场的量价均衡:不考虑扭曲的单部门情形 |
| 6.2.3 信贷市场的量价均衡:考虑扭曲的两部门框架 |
| 6.2.4 扩张还是紧缩:结构扭曲下货币政策的“两难”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资产重估条件下的货币政策选择 |
| 7.1 我国货币政策执行框架 |
| 7.1.1 货币政策目标 |
| 7.1.2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7.1.3 货币政策工具 |
| 7.1.4 非常规货币政策补充 |
| 7.2 我国货币政策执行的新要求 |
| 7.2.1 我国宏观金融调控面临的新挑战 |
| 7.2.2 我国货币政策新框架正在建立 |
| 7.2.3 探索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结构性调节 |
| 7.2.4 关注审慎管理与货币政策的长效配合 |
| 7.3 我国创新型结构性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实证分析 |
| 7.3.1 创新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对比及分类 |
| 7.3.2 结构性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7.3.3 结构性货币政策执行效果:实证检验 |
| 7.3.4 基本结论 |
| 7.4 我国货币政策执行的相关建议 |
| 7.4.1 完善关注资产价格重估的货币政策体系 |
| 7.4.2 重视结构性货币政策对资金流向的引导作用 |
| 7.4.3 加快推进货币政策量价调控方式的转变及配合 |
| 7.4.4 合理发挥抵押补充贷款的调节作用 |
| 7.4.5 健全“双支柱”框架应对资产价格重估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风险厌恶、家庭资产配置与农民创业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创业与农民创业 |
| 1.2.2 风险厌恶测度 |
| 1.2.3 风险厌恶与创业 |
| 1.2.4 风险厌恶与家庭资产配置 |
| 1.2.5 家庭资产与创业 |
| 1.2.6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风险厌恶 |
| 2.1.2 家庭资产 |
| 2.1.3 家庭资产配置 |
| 2.1.4 农民创业 |
| 2.1.5 农民创业选择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风险偏好理论 |
| 2.2.2 计划行为理论 |
| 2.2.3 创业资源理论 |
| 2.2.4 家庭资产配置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风险厌恶、家庭资产配置影响农民创业选择的理论分析 |
| 3.1 风险厌恶影响农民创业选择的理论推导与机制分析 |
| 3.1.1 传统社区情景下风险厌恶影响农民创业的数理推导 |
| 3.1.2 现代市场情景下风险厌恶影响农民创业的数理推导 |
| 3.1.3 区分自雇和企业家创业情形下风险厌恶影响农民创业的数理推导 |
| 3.1.4 风险厌恶影响农民选择是否创业的机制分析 |
| 3.1.5 风险厌恶影响创业农民选择创业形式的机制分析 |
| 3.2 风险厌恶影响家庭资产配置的理论推导与机制分析 |
| 3.2.1 全部资产都可交易情形下风险厌恶影响家庭资产配置的数理推导 |
| 3.2.2 部分资产不可交易情形下风险厌恶影响家庭资产配置的数理推导 |
| 3.3 家庭资产配置影响农民创业选择的理论推导与机制分析 |
| 3.3.1 对家庭资产配置与创业选择“一体两面”的讨论 |
| 3.3.2 家庭资产与农民创业选择的基准模型 |
| 3.3.3 不同种类家庭资产间配置关系与农民创业选择 |
| 3.3.4 家庭资产间配置与农民创业选择的机制分析 |
| 3.4 风险厌恶、家庭资产配置与农民创业选择的作用机理分析 |
| 3.4.1 “家庭资产配置”作为“风险厌恶影响农民创业选择”中介变量的讨论 |
| 3.4.2 家庭资产配置在风险厌恶影响农民创业选择路径的中介效应数理分析 |
| 3.4.3 风险厌恶、家庭资产配置与农民创业选择作用机理的综合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4 调研设计与风险厌恶度的测度 |
| 4.1 数据来源与调研设计 |
| 4.1.1 样本来源区域 |
| 4.1.2 问卷设计 |
| 4.1.3 抽样规模的确定 |
| 4.1.4 抽样方法及样本选取 |
| 4.1.5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
| 4.2 风险厌恶度测度的原理与方法 |
| 4.2.1 风险厌恶测度的原理 |
| 4.2.2 风险厌恶测度的定性方式 |
| 4.2.3 风险厌恶的定量测度 |
| 4.2.4 基于实验经济学方法的风险厌恶定量测度 |
| 4.3 基于实验方法和自主报告的综合风险厌恶测度的研究设计 |
| 4.3.1 基于BRET实验方法的测度 |
| 4.3.2 基于DOSPERT的自主报告方式复式度量 |
| 4.3.3 测度的流程 |
| 4.4 风险厌恶测度结果 |
| 4.4.1 SOEP报告的结果 |
| 4.4.2 DOSPERT报告的结果 |
| 4.4.3 BRET实验的结果 |
| 4.5 三种风险态度测度结果的比较与讨论 |
| 5 西南三省农村居民家庭资产配置及农民创业的现实考察 |
| 5.1 西部农村居民的家庭资产与创业的历史变化 |
| 5.1.1 西部农村居民的家庭资产的历史变化 |
| 5.1.2 农民创业的历史情况及与家庭资产的联动分析 |
| 5.1.3 分省域进行比较和讨论 |
| 5.2 农村居民家庭资产的价值评估及总资产情况考察 |
| 5.2.1 农村居民家庭资产的价值评估 |
| 5.2.2 家庭总资产的情况考察 |
| 5.3 基于结构视角的农村家庭资产情况的现状考察 |
| 5.3.1 关于资产结构指标的介绍及统计 |
| 5.3.2 固定资产情况 |
| 5.3.3 金融资产情况 |
| 5.3.4 借入款情况 |
| 5.4 基于配置视角的农村家庭资产情况的现状考察 |
| 5.4.1 资产配置指标的确立 |
| 5.4.2 风险资产情况 |
| 5.4.3 安全资产情况 |
| 5.4.4 综合耐用消费品情况 |
| 5.5 调查农户家庭的创业选择情况考察 |
| 5.5.1 创业选择情况 |
| 5.5.2 创业绩效情况 |
| 5.5.3 创业行业情况 |
| 5.5.4 经营与组织情况 |
| 5.6 创业视角下农民家庭资产配置的变动 |
| 5.6.1 创业前后农民家庭资产价值量的变动 |
| 5.6.2 创业前后农民家庭资产配置的变动 |
| 5.7 本章总结 |
| 6 风险厌恶影响农民创业选择、家庭资产配置的实证分析 |
| 6.1 风险厌恶对农民创业选择的影响研究 |
| 6.1.1 数据来源与方法 |
| 6.1.2 研究假设与模型的构建 |
| 6.1.3 变量的选取 |
| 6.1.4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1.5 模型检验、主要回归结果及其分析 |
| 6.1.6 进一步回归及其分析 |
| 6.1.7 比较回归及其分析 |
| 6.1.8 实证分析小结 |
| 6.2 风险厌恶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
| 6.2.1 数据来源与方法 |
| 6.2.2 研究假设与模型的构建 |
| 6.2.3 变量的选取 |
| 6.2.4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2.5 模型检验、回归结果及其分析 |
| 6.2.6 稳健性回归结果分析 |
| 6.2.7 实证分析小结 |
| 6.3 两次实证分析结果汇总及讨论 |
| 6.4 本章总结 |
| 7 家庭资产配置对农民创业选择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7.1.1 数据来源 |
| 7.1.2 研究方法 |
| 7.2 模型构建和变量选取 |
| 7.2.1 模型的构建 |
| 7.2.2 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
| 7.3 家庭资产配置对农民是否创业的影响分析 |
| 7.3.1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7.3.2 初步回归结果及分析 |
| 7.3.3 内生性检验、稳健性回归及分析 |
| 7.3.4 进一步回归及分析 |
| 7.3.5 基于家庭资产配置的互动视角的回归分析 |
| 7.3.6 实证小结 |
| 7.4 家庭资产配置对农民是否选择组合创业的影响分析 |
| 7.4.1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7.4.2 初步回归结果及分析 |
| 7.4.3 进一步回归结果及分析 |
| 7.4.4 基于家庭资产配置的互动视角的回归分析 |
| 7.4.5 实证小结 |
| 7.5 家庭资产配置对农民是否选择企业家创业的影响分析 |
| 7.5.1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7.5.2 初步回归结果及分析 |
| 7.5.3 稳健回归结果及分析 |
| 7.5.4 基于家庭资产配置的互动视角的回归分析 |
| 7.5.5 实证小结 |
| 7.6 本章总结 |
| 8 风险厌恶、家庭资产配置对农民创业选择的影响分析 |
| 8.1 数据来源与方法 |
| 8.1.2 数据来源 |
| 8.1.3 研究方法 |
| 8.2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
| 8.2.1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8.2.2 实证模型的构建 |
| 8.3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8.4 家庭资产配置作为内生中介效应分析 |
| 8.4.1 中介效应识别的思路 |
| 8.4.2 影响农民选择创业路径的中介效应分析 |
| 8.4.3 影响农民选择组合创业路径的中介效应分析 |
| 8.4.4 农民选择企业家创业路径的中介效应分析 |
| 8.4.5 对中介效用进行系数乘积法检验及对检验结果的比较和讨论 |
| 8.5 进一步研究:风险厌恶与家庭资产配置的潜在交互作用 |
| 8.5.1 影响农民创业选择的交互效应分析 |
| 8.5.2 中介效应与交互作用的比较及讨论 |
| 8.6 本章小结 |
| 9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启示 |
| 9.2.1 重视农民个体风险态度,构建评估平台普及农民创业咨询服务 |
| 9.2.2 着力农村家庭风险感知,探索“市场+政府+农户”创业风险共担机制 |
| 9.2.3 家庭资产配置是农民创业重要指标,应纳入到农民创业评估体系当中 |
| 9.2.4 生产性资产是农民创业重要启动器,应发展专门中介组织支持农民创业 |
| 9.2.5 盘活固定资产金融价值,增强农民选择创业的意愿 |
| 9.2.6 利用资产促进创业的配置效应,探索以多元资产包为对象的创业补贴手段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附录一:补充表格 |
| 附录二:调查问卷 |
| 附录三: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8）中国信贷供给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对信贷供给作用的研究 |
| 二、对信贷供给问题的研究 |
| 三、对提升信贷供给效率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和框架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信贷相关概念和理论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信贷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信贷理论 |
| 一、信贷基本内容 |
| 二、信贷供给遵循原则 |
| 三、信贷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
| 第三节 西方经济学信贷理论 |
| 一、信贷配给理论研究评述 |
| 二、信贷传导机制理论研究评述 |
| 三、信贷周期理论研究评述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经济学信贷理论的比较 |
| 一、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经济学信贷理论比较 |
| 二、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经济学信贷理论比较研究的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信贷供给效率的模型 |
| 第一节 企业未获得信贷的收益模型 |
| 第二节 企业获得短期信贷的决策模型 |
| 一、企业获得短期信贷投资生产 |
| 二、企业获得短期信贷投资虚拟经济 |
| 第三节 企业获得长期信贷的决策模型 |
| 一、企业获得长期信贷投资生产 |
| 二、企业获得长期信贷投资虚拟经济 |
| 第四节 信贷供给效率分析模型研究的结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信贷供给效率的政策 |
| 第一节 1978-2018 年我国信贷政策梳理和研究 |
| 一、信贷政策依计划调节与市场化探索并存期(1978-1992 年) |
| 二、信贷政策依市场化改革完善期(1993-2008 年) |
| 三、信贷政策全面完善期(2009-2018 年) |
| 第二节 信贷供给政策思路演化逻辑 |
| 一、信贷供给思路演化背景 |
| 二、信贷供给思路演化的影响因素 |
| 三、信贷供给思路演化内在逻辑 |
| 第三节 信贷政策有效性分析 |
| 一、信贷政策对投入产出的强化效应 |
| 二、信贷政策对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效应 |
| 三、信贷政策对经济结构调整促进效应 |
| 第四节 信贷政策存在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信贷供给效率的影响机制 |
| 第一节 金融结构对信贷供给效率的影响 |
| 一、政府主导占优的金融结构对信贷供给效率的影响 |
| 二、金融机构行政化对信贷供给效率的影响 |
| 第二节 政府干预对信贷供给效率的影响 |
| 一、政府主导对信贷供给效率的影响 |
| 二、政企关系对信贷供给效率的影响 |
| 三、政府监管对信贷供给效率的影响 |
| 第三节 银企关系对信贷供给效率的影响 |
| 一、预算软约束对信贷供给效率的影响 |
| 二、信息不对称对信贷供给效率的影响 |
| 三、政治性偏好对信贷供给效率的影响 |
| 第四节 市场竞争对信贷供给效率的影响 |
| 一、行业竞争加剧对信贷供给效率的影响 |
| 二、非正规信贷竞争对信贷供给效率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信贷供给效率的环境 |
| 第一节 环境对信贷供给效率的影响机理 |
| 一、市场化环境对信贷供给效率的影响机理 |
| 二、法治化环境对信贷供给效率的影响机理 |
| 三、科技化环境对信贷供给效率的影响机理 |
| 第二节 环境对信贷供给效率影响的全国整体数据分析 |
|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 二、数据变动趋势的Hodrick-Prescott滤波分析 |
| 三、信贷供给效率与环境因素的关联性分析 |
| 第三节 环境对信贷供给效率影响的省际面板数据分析 |
| 一、单一环境因素对信贷供给效率影响分析 |
| 二、综合环境因素对信贷供给效率影响分析 |
| 第四节 信贷供给效率的环境研究结论和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和建议 |
| 第一节 信贷供给效率主要影响因素总结 |
| 第二节 提升信贷供给效率对策建议 |
| 一、明确信贷供给根本原则 |
| 二、实施精准和差别化的供给方式 |
| 三、科学合理制定信贷供给政策 |
| 四、优化信贷供给体系 |
| 五、保障实体和虚拟经济均衡发展 |
| 六、改善信贷供给环境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第二节 相关术语界定 |
| 第三节 相关研究现状评述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与目标 |
| 第五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六节 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住房公积金管理制度的理论基础 |
| 第二节 住房公积金管理制度理论研究总结 |
| 第二章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发展现状 |
| 第三节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作用 |
| 第三章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存在的问题——基于北京市新市民住房问题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调研设计与实施 |
| 第二节 研究的基本数据统计 |
| 第三节 当前住房公积金制度的问题 |
| 第四章 典型国家的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改革实践研究 |
| 第一节 发达国家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沿革 |
| 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改革实践 |
| 第三节 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实践研究总结 |
| 第五章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模式选择 |
| 第一节 我国住房公积金的性质和定位 |
| 第二节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可选择模式 |
| 第三节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路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维护经济稳定,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
| 1.2.2 发挥合力共同优化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
| 1.2.3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共同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 |
| 1.3.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3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 1.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4.3 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 |
| 1.5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论文创新点 |
| 1.6.2 论文难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 |
| 2.2.2 经济周期理论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凯恩斯主义流派 |
| 2.2.5 其他理论 |
| 2.3 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模型 |
| 2.3.1 IS-LM曲线——封闭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
| 2.3.2 米德冲突——单一政策无法兼顾内外均衡 |
| 2.3.3 丁伯根法则——不同经济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 |
| 2.3.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同 |
| 2.4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启示与不足 |
| 2.4.1 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干预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 2.4.2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不足 |
| 2.5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 |
| 2.5.1 短期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侧重需求管理 |
| 2.5.2 长期注重优化结构提高经济质量,侧重供给管理 |
| 2.5.3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和效率 |
| 3 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经验与启示 |
| 3.1 美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1.1 “罗斯福新政”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2 二战期间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3 二战后至7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4 20世纪8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5 20世纪9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6 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前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2 日本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2.1 财政政策的演进 |
| 3.2.2 货币政策的演进 |
| 3.2.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3 德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 |
| 3.3.1 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2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3 80年代初至2008年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概况 |
| 3.4.1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2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3 德国应对金融危机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5 国际经验的启示 |
| 3.5.1 两大政策共同维护经济基本稳定 |
| 3.5.2 两大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3.5.3 充分利用国债功能助力两大政策实现各自目标 |
| 4 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 |
| 4.1 从双松到双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3年—1997年) |
| 4.1.1 从双松转向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1.2 两大政策共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
| 4.1.3 央行试行以国债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 |
| 4.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8年—2004年) |
| 4.2.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2.2 共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总体稳定 |
| 4.2.3 利用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4.2.4 国债期限结构受限央票成为公开市场业务主力 |
| 4.3 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5年—2008年) |
| 4.3.1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3.2 两大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
| 4.3.3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进行投资 |
| 4.4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8年—2011年) |
| 4.4.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 4.4.2 共同支持4万亿投资应对经济下滑 |
| 4.4.3 共同支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 |
| 4.4.4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逐步增加 |
| 4.5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11年—今) |
| 4.5.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5.2 两大政策定向扶持相关领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4.5.3 两大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 4.5.4 两大政策加大国债、国库现金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 5 两大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原因探析 |
| 5.1 实际GDP增速、赤字率及货币供给M2增速关系的实证研究 |
| 5.1.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5.1.2 基本检验 |
| 5.1.3 VAP模型建立及检验 |
| 5.1.4 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
| 5.1.5 实证分析结论 |
| 5.2 原因探析 |
| 5.2.1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
| 5.2.2 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
| 5.2.3 货币政策目标与执行传导力度需合理把握 |
| 6 两大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与原因解析 |
| 6.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6.1.1 样本数据选取及说明 |
| 6.1.2 计量方法 |
| 6.2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1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2 两大政策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3 两大政策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4 两大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5 实证分析结论 |
| 6.3 原因解析 |
| 6.3.1 单靠任一政策作用有限,难以发挥合力促进结构调整 |
| 6.3.2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的机制和端口支撑 |
| 6.3.3 各地差异较大,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效果不一 |
| 7 两大政策工具在协调配合中的实证分析及原因分析 |
| 7.1 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分析 |
| 7.1.1 外汇占款大幅波动使货币供给较为被动 |
| 7.1.2 外汇占款过多影响金融机构资金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贯彻 |
| 7.1.3 利用特别国债创新外汇管理仍未解决货币供给难题 |
| 7.1.4 利用“央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效率低于国债 |
| 7.2 国库现金对货币供给量的VECM模型实证分析 |
| 7.2.1 变量选择及单位根检验 |
| 7.2.2 国库现金影响流通中的现金(M0)的实证分析 |
| 7.2.3 国库现金影响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实证分析 |
| 7.2.4 国库现金影响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实证分析 |
| 7.2.5 实证分析结论 |
| 7.3 原因分析 |
| 7.3.1 央行持有国债规模和比例过低 |
| 7.3.2 国债规模的安全区间难以确定,国债管理有待提高 |
| 7.3.3 国债市场尚不完善 |
| 7.3.4 缴税周期性特征使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
| 7.3.5 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
| 7.3.6 中央国库现金进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 |
| 7.3.7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机制 |
| 8 完善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
| 8.1 宏观经济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
| 8.1.1 国际经济新形势 |
| 8.1.2 国内经济新形势 |
| 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总体战略基调 |
| 8.3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机制 |
| 8.4 短期维护经济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优势 |
| 8.4.1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8.4.2 发挥政府投融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 |
| 8.4.3 利用国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
| 8.5 长期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侧重供给管理 |
| 8.5.1 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
| 8.5.2 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 |
| 8.6 加大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提高政策效率 |
| 8.6.1 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管理 |
| 8.6.2 善于利用国债、国库现金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控的主动权 |
| 8.7 进一步完善其他制度供给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国外个人住房信贷资金来源与市场构成之启示（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乡村振兴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D]. 张婷婷. 吉林大学, 2021(01)
- [2]林农贷款担保困境影响因素及破解机制研究 ——基于黑龙江省调查数据[D]. 那颂. 东北林业大学, 2021(09)
- [3]人口年龄结构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研究[D]. 陈钰晓. 四川大学, 2021(12)
- [4]中国投资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D]. 吴业强. 吉林大学, 2021(02)
- [5]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模式与路径选择[D]. 舒凯彤. 吉林大学, 2019(02)
- [6]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选择[D]. 刘芮嘉. 吉林大学, 2019(02)
- [7]风险厌恶、家庭资产配置与农民创业选择[D]. 朱泓宇. 四川农业大学, 2019(01)
- [8]中国信贷供给效率研究[D]. 韩晓梅.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9]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路径研究[D]. 李涛.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10]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 龙小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