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民外出“八项注意”（论文文献综述）
柏晓斐[1]（2020）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塑造》文中研究说明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并未提出“军队形象”的概念,但其对八路军的形象给予了足够重视,为塑造八路军良好形象进行了持久努力。本研究在广泛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以党史学、历史学为基础,借鉴或运用传播学、形象学、宣传学、图像学、艺术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致力于解决中共为何形塑八路军、如何形塑八路军、最终达到了何种效果、产生了何种影响的系列问题。全面抗战时期,中共积极塑造八路军的良好形象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动因。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出征前线。同时,中共制定了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其中发动广大的群众参加抗战则是最重要一环。但由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华北民众对中共及其军队存在误解,这使刚出征的八路军在动员、组织群众以及作战、生活方面都面临不少困难。这不仅关乎全面抗战路线的践行效果,更直接影响着八路军的生存与发展。塑造八路军的良好形象,打破民众的既存认知,消除误解,就成为中共必须迫切开展的工作。而随着抗战的推进,出于对中共的戒备和敌视,国民党不断造谣八路军“游而不击”,并诬蔑八路军“袭击友军”“擅自行动”,“破坏抗战”。日伪也积极进行宣传战,诬称八路军不堪一击,欺压百姓,并附和国民党,造谣八路军不对日作战,袭击国民党军队。受国民党、日伪造谣和诬蔑的影响,民间舆论一度也质疑或批评八路军未尽力抗战,妨害抗战。这又要求中共形塑八路军的活动必须持久开展。军队形象的塑造,以军队形象的定位为前提。全面抗战初期,立足于全国对日抗战的要求,依据红军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及敌强我弱之实际,中共中央尤其是毛泽东快速找准了八路军的形象定位。在政治上,保证并声明八路军仍旧是党领导的军队;同时指出八路军依旧是人的军队,将为人民而战,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在作风纪律上,强调要保持红军的优良作风,即官兵一致、民主团结,战斗勇敢、主动灵活,艰苦奋斗、谦虚谨慎,等等;同时仍旧要执行铁的纪律。在军事上,包含着两个互相依存并向前发展的方面:一是八路军将执行主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二是,基于前,在地位和责任上,八路军将逐渐从战略支队转变为起决定作用和直接打垮日军的力量。军队形象的塑造离不开源像和媒介传播,但源像是媒介传播的依据。这就要求八路军在日常中必须有能获得外界认可的表现。对此,中共依据对八路军形象的定位,领导八路军积极对日作战,并使之逐渐发展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作风纪律建设,巩固了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进一步严格了八路军的群众纪律,使军民关系更加融洽;进行了整军运动与有限度的正规化,提高了八路军的战斗力。同时,面对国民党破坏团结的新情况,始终不放弃维护国共合作的立场。从而夯实了八路军坚决抗战、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乐于同国民党合作等形象的根本,为中共通过不同媒介和方法展示八路军奠定了坚实基础。夯实八路军形象根本的同时,中共借助多种媒介和方法对八路军的形象信息进行传播扩散。文字方面,主要借助报刊或标语口号宣传八路军的战绩、战斗英雄、与民众良好的关系以及坚持和维护国共合作的立场、对友军的帮助,并驳斥国民党的造谣等;语音方面,通过大量讲话、演讲等口头宣传,阐释八路军是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力量、力争并取得了军民团结、有着严格的纪律,并直接驳斥国民党诬蔑等,还利用广播电台宣传八路军的战绩等;文艺方面,积极利用歌、剧、图画、照片和电影等直观形象地展示了八路军英勇作战、爱护民众并赢得了民众支持、艰苦奋斗等等。同时,抗战时期诸多中外记者和观察家曾进入中共根据地观察和考察,中共借机向他们大力展示八路军,通过接受采访,进行座谈,作报告,带领到访者参观部队、医院和作战前线等方式宣传了八路军以有效的战略战术坚决作战并取得了巨大成绩,有着优良的作风和纪律达到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还积极维护同国民党合作等。军队形象最终作为认知主体对军队的评价和言说而存在。在中共形塑八路军之“行”与“言”的影响下,不同认知主体对八路军都持有认可态度。根据地民众认为八路军能打、有办法、不怕死,而且纪律严明,与民一家。日伪在事实上承认八路军的游击战登峰造极,并认为八路军是最坚决的抵抗者,有着坚定的政治信仰,且纪律极严,获得了民众支持。外国记者和观察家也认为八路军发展了有效的战斗模式,坚决抗战并乐于同国民党合作,还有着官兵一致、军民团结、艰苦奋斗等优秀品质。在国统区民间舆论的真实言说中,八路军同样也是积极抗战、战绩优良,且纪律严明,重视民众并获得了民众支持。良好的军队形象具有重要感召力,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成功塑造产生了重要历史影响。首先使八路军获得了根据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成为八路军发展壮大和取得战斗胜利的重要原因。其次扩大了中共和八路军的影响,成为中共和八路军在根据地之外获得支持的重要因素。此外,中共战时抗战“中流砥柱”地位话语的构建,也与中共形塑八路军有密切关系。
张瑜[2]（2020）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文中提出中共对于人的塑造和培养的重视程度是一以贯之的。本研究关注的是集体化时代中共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和培养问题,通过考察乡村社会中的“问题人物”、各类模范、干部、妇女、儿童、民兵六类不同身份的人物群体或具体的人物代表,集中探讨了集体化时代国家在基层乡村社会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实践方式和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培养机制和治理技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通过政治学习、日常劳动、军事训练、树立典型等方式向“新人”们传输中共的价值观,将不同的人纳入到不同的组织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培养,就成为国家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在乡村具体的实践方法。从民众的角度来讲,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去适应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通过具体的行动实践着国家在不同阶段对于新人的要求,体现了国家意志,使得国家不再是事不关己的遥远存在,而是化身为一个熟悉的邻人,他可能是一名干部、模范,又或是五类分子。在塑造新人的过程中,国家的权力不仅触及到乡村的每个角落,也触及到了生活在这里的人,将个人与国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不同群体和个人在中共的领导下,共同缔造了集体化时代。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乡村“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本章是对四个乡村社会中“问题人物”个人生活史的研究,主要运用个人档案,还原这些曾经生活在村庄五类分子的平凡人生,试图揭示出他们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环境下,那些隐藏在不合时宜言行中的复杂内心世界与性情。第二章:“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乡村干部作为村庄里的领导人,他们是沟通国家与基层社会的桥梁。因此,他们的自身素质、作风问题、与村民的关系问题则成为影响基层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教育、培养好各种类型的乡村干部,也成为国家控制、动员广大的农民的前提和基础。本章主要从组织架构、干部正面和负面的形象等方面,尽可能全面揭示集体化时代真实的干部面向,探讨国家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将乡村干部塑造成为符合中共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新人。第三章: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代对模范的塑造。集体化时代是模范辈出和“模范引领”的时代,国家重视模范的引领作用,不遗余力地评选模范。本章既关注模范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也关注模范作为具体个人的存在。将以村级档案为核心史料,尝试揭示集体化时代基层普通模范的形象和模范评比制度在基层的运作及不同时期对劳模标准的变化,以求尽可能真实、立体、动态地展示各类模范被塑造的过程。以此呈现新中国通过树立模范典型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进一步阐释中共在群众动员方面的成功之道。第四章: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本章将依照集体化时代不同“表征”的顺序,探讨中共期望新妇女在新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通过分析集体化时代妇女参加劳动的基层实践,揭示国家对妇女角色和形象如何在劳动的过程中得以塑造,妇女劳力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被一步步开发以及开发的程度,又如何从家庭逐步走向社会的过程,进而考察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和问题;同时,也尽量从妇女的角度出发,分析其自身体验,从而尽可能全面地、连续地呈现国家如何培养、塑造新时期女性的努力,进一步回答社会主义新妇女何以产生的问题。第五章:“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中共对儿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式塑造和培养赋予了儿童新的角色、定位、属性和“儿童—国家”关系。通过梳理集体化时代儿童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可以追寻特殊历史背景下童年经历的蛛丝马迹,不失为理解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因此,本章以集体化时代幼儿教育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家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如何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尝试从儿童的角度出发,探讨儿童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变迁和国家在塑造“共产主义接班人”过程中与儿童的互动,试图为理解集体化时代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第六章: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山西乡村的民兵。民兵制度作为集体化时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兵是中共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的一种方式,是集体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本章主要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民兵制度如何嵌入到农村并逐步完善起来;二是将农民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他们在民兵制度下的心态与行为以及与国家的互动,进一步探讨国家借助民兵形象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本研究将采用传统史学中重资料重描述的方式,注重村庄一手档案的整理与利用,并以此为主,结合地方文献、官方档案和口述资料,试图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来阐释集体化时代国家与个人互动的场景及其背后的微妙关系,再现权力与利益博弈的历史图像。力争把宏观的理论构想和微观的个案分析相结合,更全面系统地研究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试图诠释集体化时代社会与文化的深层内涵,思考集体化时代的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在具体研究中,既关注人物群体也关注具体个人,既关注历史进程也关注具体事件,既关注制度层面也关注执行效果,既关注成绩又考察问题与矛盾,希望以“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体现出集体化时代不同时期国家对社会主义新人要求的动态的变化过程,以揭示共产主义革命对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改造和重塑历程,进而去解读集体化时代在乡村的运行逻辑和历史进程。回答“集体化时代基层民众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国家与个人是怎样互动”、“国家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研究表明,劳动是集体化时代塑造新人的重要途径,是理解集体化时代的一条重要线索。劳动成为了中共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主要方式和重要载体,在劳动的过程中,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塑造和锻炼。集体化时代所塑造的各类新人形象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时代的命运休戚相关,但是也夹杂着问题与矛盾,其中问题的根本还应回到对人的关照上来。因此,对待集体化时代的认识,也应当放到动态地、连续的情境中,将历史的解读更为人性化。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研究应当在重视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终究回归以人为中心,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研究,这样才能实现整体史的研究。
郭庆[3]（2020）在《“八项规定”推动党的作风建设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面对世情、国情及党情的深刻变化以“八项规定”为切口推动党的作风建设,引领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大局。“四风”问题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其中尤以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遏制效果最为明显,我们党的作风建设、廉政建设效果也相对明显。已有数据证实,对公务消费、职务消费等问题,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具有明显的遏制效果,但其实施仍然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为此,就需要积极总结八项规定推动党作风建设的基本经验,了解当前党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构建八项规定长效化建设策略。在此研究背景下,本文主要以中央八项规定推动党的作风建设为研究内容,本文的研究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阐述此次研究的意义、思路与方法;第二,对相关概念和重要理论思想进行阐述;第三,通过对收集数据进行分析,论述当前八项规定的执行成效,同时分析阻碍八项规定执行与落实的问题及原因;第四,对八项规定推动党风建设间的经验进行总结;第五,根据八项规定执行现状和八项规定推动党风建设经验,以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提出深化八项规定长效机制构建策略,希望通过完善配套制度、增加党内宣传教育、进一步建设监督机制等配套措施,来进一步推进八项规定形成长效机制。
孙怡欣[4]（2020）在《长征时期红军与藏区民众互动关系及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乃至于世界史上都享有极高的历史地位,中国工农红军用两年的时间,行程数万里,将改变中国革命的局势与走进人民群众当中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战略转移与贴近群众的双重目标。研究这一时期红军与藏区民众互动关系及当代价值,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于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也起着一定的引导作用。在长征时期,红军在我国的云南、四川、青海和甘肃四大藏区都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在藏区宣传了党的政策和主张、帮助藏区民众创建了藏族自治政府并且组建了藏族革命武装,在红军的宣传和影响下,藏区民众的斗争和反抗意识得到了提升。藏区民众与红军在交往中产生了相互的影响关系,在这种关系的影响下,藏区民众不仅积极加入到红军队伍中来,还为红军的筹粮、住宿、向导翻译以及救助红军方面积极提供帮助。藏区民众对于红军的支持和帮助,实际上经过了一个从被动到主动地转换过程。长征时期红军和藏区民众的这种互动关系,在新时代仍然发挥着深刻的价值影响。在政治上,不仅可以激发藏族民众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还对促进当代民族团结有着积极作用,除此之外,还发挥着促进和维护藏区社会稳定的作用。在经济上,以红色旅游为依托,可以改进藏区的经济发展结构,还能为藏区民众提供一些就业岗位,以此带动其他各行各业的发展。在文化方面,长征文化与藏区的文化资源是一个相互丰富的关系。研究藏区的长征文化资源,有利于增强文化自信,推进先进文化建设,藏区的红色文化资源,对藏区也产生了一定的教育价值。
刘江英[5]（2020）在《国民党在押战犯的思想政治改造及其经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民党在押战犯是解放战争的产物,是在战争中逮捕的部分国民党高级将领,是性质比较特殊的国内战犯。解放战争胜利后,面对曾经战场上的敌人,中国共产党没有对他们打击报复,处以极刑,而是立足革命人道主义,对其进行思想政治改造,力求使国民党在押战犯改恶从善,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国民党在押战犯的思想政治改造是特殊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罪犯改造的一次伟大实践,创造了世界奇迹。为了达到改造目的,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个不杀、分批释放”的方针政策,坚持对国民党在押战犯以思想改造为根本,劳动改造为手段,将惩戒与管制相结合、思想改造与劳动改造相结合,并为国民党在押战犯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与精神支撑,鼓励他们早日转化思想,端正政治认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力求使其“以战犯的身份走进来,以劳动者的身份走出去”,从而能够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在押战犯的思想政治改造是成功的。国民党在押战犯获得特赦后,大部分人在不同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发光发热。战犯管理所对国民党在押战犯的思想政治改造,为国内外罪犯改造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科学的可借鉴经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对国民党在押战犯的成功改造,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科学领导,是战犯管理所综合运用多种合理手段的必然结果。同时,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的政治素养与甘于奉献的精神,也是国民党在押战犯改造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国民党在押战犯改造的成功经验启示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科学方法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坚持以人为本,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素养,发扬思想政治工作者甘于奉献的伟大精神,努力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
李艳丰[6]（2019）在《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毛泽东是近代以来对中国影响最为深远的历史巨人,无论是他的支持者还是他的反对者都必须承认,他兼具文韬武略,百年难得一见。人们对他的文章、诗词、书法等皆推崇备至。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指导思想,并被继承与发展。然而由于毛泽东晚年的失误引发了巨大的争论,把毛泽东不重视制度建设作为解释其晚年失误的一个原因几乎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这就使得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一种误解:毛泽东的一生在党的制度建设上并没有什么建树。正因为如此,学术界很少提及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更有历史虚无主义者以此为突破口,断章取义地大肆攻击毛泽东“要人治,不要法治”,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等等。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毛泽东在其波澜壮阔的一生中,始终在探索党的制度建设,始终致力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的学说中国化,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党的制度建设思想。正是在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过程中,毛泽东成功地进行了制度建设,才能够组建坚强的党和强大的人民军队,才能够夺取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也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思想指导和制度保障。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打破苏联模式的束缚,毛泽东开始进行党的制度改革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可以讲,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成果建构了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基本框架,为后来党的制度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了还原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并回应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本文从五个方面对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进行研究。其一,探求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源流。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学说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奠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的基础。列宁在此基础上,结合俄国革命实际进行了继承和发展。特别是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布）成为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思想进入了社会主义新阶段。毛泽东在继承他们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开始了探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思想中国化的进程,形成了中国化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制度建设思想--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其二,梳理了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发展历程。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从无到有,从萌芽到发展,从成熟再到新的发展,从曲折发展到走进误区,都与中国革命发展历程紧密相连。毛泽东在各个历史时期,针对革命任务的需要和客观革命环境,对党的制度建设提出了丰富的思想,对推进的党的制度建设,推进革命进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即使在曲折发展和失误时期,依然提出过一些建设性的思想。其三,阐述了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基本内容。毛泽东在党的建设实践中注重制度化安排,形成了党的领导制度建设思想、党的组织建设制度思想、党的干部制度建设思想、党的监督制度建设思想以及其他相关制度建设思想等相对完整和严密的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体系。其四,解析了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内在运行机理。主要涉及毛泽东对党的制度的属性判断（人治还是法治）,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性善还是性恶）,制度建设的公平抉择（程序还是实质）,制度运行的关键（平衡与失衡）等。其五,对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进行评价和反思以及启示探讨。文中客观评价了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历史意义,认为其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理论中国化的先河,提供了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建构了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总体框架;文章还总结了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可见,毛泽东不仅拥有党的制度建设思想,而且其思想内容很丰富,指导作用很大,地位很重要。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
骆雪[7]（2019）在《山歌传播与族群文化实践 ——黔中百宜乡布依村寨的个案研究》文中指出对于一个无文字民族来说,社会经验的延续主要靠文化的口头传承,山歌也因此成为布依族社会记忆、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人们日常生产与生活中的重要沟通媒介。作为本土文明的产物,布依山歌是布依本土社会中具有核心地位的文化符号和概念,它自布依族群的口中唱出,反映出族群过去以及现在的人情道德、生活形态、风俗习惯和制度文化等,并在乡村社会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已然内化为村民的生活方式、情感结构以及观念意识,为民众制造出在生活中所依赖的意义世界。然而,在现代社会发展主义的话语下,这一分析无文字落后民族的犀利工具、代表着中国软实力的乡土民间文化却被认为是愚昧与落后的。在早期发展传播学的强势影响下,在中国乡村社会传播的研究中往往只见外来文化及力量不见本土文化及其活动主体。于是在这样的研究语境中,许多前大众传播时代的媒介及其活动,即所谓的传统媒介及其活动,没有被纳入中国乡村传播学的主流视野中。这在布依山歌的研究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研究成果的数量相比较少,显示出布依山歌一直以来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另一方面,就现有的成果来看,研究的学术视野较为狭窄,仅仅停留在浅层的分析上,在这样的分析中,“人”的视角是完全缺乏的,即完全把歌谣与创造和实践它的本土社会以及广大民众及其生活现实脱离开来的。随着现代化的渗透,农民得以“安身立命”的价值基础和意义系统被不断改变和重构,乡村社会也相应开始出现价值荒漠化,而这一切的根本在于乡土社会中文化的解体,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及其内蕴的意义和价值随现代性的加深而逐渐消失殆尽。但是在广大布依族地区,作为族群传统之一的布依山歌依旧活跃于布依族群的生活世界里,并发展成为布依社会在如今最为重要甚至是唯一的传统文化代表形式,那么布依山歌为何能够在时代与社会的发展变迁中得以持存?本文通过对黔中地区布依族村寨进行的为期八个月的田野考察,顺着当今中国乡村文化传播的研究趋势,透过回到布依山歌这一布依族群传统文化的本体,在文化持有者、历史以及社会的互动中考察布依族群是如何阐释和实践自己的文化,以期对新时代背景下如何维系并发展乡土社会原生态的文化表达,形成“吾土吾民”在民族文化传播与实践中的主体地位,提出一些解决路径上的思考。全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二两章,主要是针对本研究的选题缘由、意义、文献回顾、方法、结构安排,以及布依山歌传播的文化生态系统作一番背景性的交代。第二部分是本文的核心部分,由第三、四、五三章组成。该部分从文化的内生性出发,围绕布依社区文化持有者的具体实践与日常生活、社会、历史的互动关系,动态、立体地把握布依山歌的本质。第三章引用“叠写传统”这一分析概念来探究布依族群在本土的“生活世界”中是如何通过山歌来言说历史,以构建其在不同特定时段所依赖的意义世界,将布依山歌“置身历史情境”来看其传播历程以把握当地社会与文化在稳定性与变迁性方面的全貌。第四章遵循格尔兹研究宗教象征符号的分析范式,从世界观和精神气质两方面来解码当地社会的传播文本――布依山歌所包含的“意义模式”。第五章借助互动与关系视角,采用“主体——实践”的情景、过程式研究范式,通过关注当地村民在社会生活中的声音实践,即布依山歌的传播活动,从“流动的歌声”中看到“流动的社会关系”进而看到村庄的社会网络以及蕴藏在其中的社会结构和秩序。第三部分是文章的结论部分,一方面是对前面分析过的内容做进一步的总结,从“实践范式”出发对布依山歌作一番“实践化理解”。这一番“实践化理解”遵循以“物化”来理解媒介的思路来探讨布依山歌这一传统媒介,将布依山歌看作是布依族群文化实践的“行动场城”,其中所含的人,技术,权力,资本,记忆等传播要素在这一“行动场城”中彼此汇集和互嵌,体现的是一种动态的互动和建构。同时,由于乡土中国是在自身闭合性与开放性的循环中不断发展,因而社会、人以及文化在其中得以再生产,并且由于有人的参与及实践,这样的再生产就不只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创造性地改变和创新。因此,布依山歌在现代社会的持存与转变也就映射出了布依族群在社会发展中对自身文化实践的主体性:首先,他们总是在自身社会文化体系中体会和理解时代、社会的发展。其次,他们又利用传统创造新的实践来适应时代、社会的发展。正是在这一糅合了传统与创新的实践,布依社会的“主体”得以始终“在场”,少数民族社会的逻辑与机制也在新形式下得以延续。另一方面对布依族群的传统文化——布依山歌在当代发展话语下如何传播进行了思考,从突出族群的主体性、形成价值维度的“复合表达”以及发扬容纳多元的文化传统三方面提出布依山歌传播的策略建议。本文遵循以乡村作为研究中国的方法,一方面通过对布依山歌传播的研究来体现国家对“三农”问题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的观照;另一方面,从传播学的角度严密考察布依族群对山歌的文化实践,既能深入细致地窥见族群成员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世界,理解当地社会及其文化的运行结构和整体机制,又能丰富和扩展布依山歌的研究,进而看到传播学本土化的一种有效实现途径。
孟红[8]（2018）在《严守党规军纪的楷模彭德怀》文中指出毛泽东有句名言:"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严明的纪律是党和军队正常运转的基本保障。而守纪律、讲规矩更是对党员干部党性和对党忠诚度的重要考验。开国元勋彭德怀正是这样不折不扣践行党的纪律之典范,由此生动诠释了"人民公仆"的精髓和优秀共产党人廉洁自律、克己
徐丙祥[9]（2018）在《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历史考察（1921-1949）》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是指制定和完善党的纪律的各项规章制度,保障党的纪律得到贯彻执行,使党的活动规范化、程序化的一系列工作。它主要包括:制定和完善党的纪律的各项规章制度,监督和检查党的纪律的执行,开展党性和纪律教育等内容。积极而有效地开展纪律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内部团结统一,巩固自身力量,完成各个时期的重大任务的关键举措和重要保障。因此,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高度重视开展纪律建设,尤其是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转折时期,通过积极、有效地开展纪律建设,将党锻造成为一个内部高度集中统一、团结一致,外部纪律严明、深得民心的政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1921-1949年,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又是自己成立、发展并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而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始终贯穿在这一重要历史时期之中,这对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大革命时期,中共初步开展了纪律建设的实践,制定和完善了相关纪律规定,并正式成立了党内专门的监察机构,促进了党的组织系统运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通过开展纪律建设,中共在大革命失败之初的严峻而复杂的形势中有效地保存了组织力量,并得以在广大农村地区立足和发展,进一步恢复和发展了自身的力量,推动革命运动实现了新的发展。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通过开展纪律建设使迅速发展起来的组织力量得到进一步巩固,并促进党员干部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充分发挥团结抗日的模范和表率作用,大大扩展了自己在全国的政治和社会影响。此外,中共在这一时期开展的纪律建设,还成功地做到了既保持全党的团结统一,又使处于日军和国民党军队分割包围状态下的各抗日根据地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危险、紧张而又复杂的环境中保存和发展了自身力量,从而为中共在解放战争中与国民党开展正面较量创造了重要基础。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尤其是在人民解放军开始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后,迫切需要在全党和全军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以加速战争胜利的进程。为此,中共采取了多项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有力措施,使全党全军迅速达到了高度团结一致的状态,从而有效地汇聚起强大的力量,夺取了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由此可见,积极而有效地开展自身的纪律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得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幼稚转向成熟,并成功夺取革命胜利的关键因素。因此,对这一时期中共开展纪律建设的历史过程进行全面梳理和深入研究,探寻其取得成功的经验和规律,反思其出现挫折和失利的原因和教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纪律建设的历程使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纪律建设是中共在重要历史转折时期,有效承担起时代提出的重大任务的关键性举措。如今,中国共产党又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能否成功开启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时期,进而在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样需要依靠纪律建设使全党实现高度的团结一致,汇聚其领航新时代发展的强大动能。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展党的纪律建设的历程,无疑能够为我们在新阶段继续开展好党的纪律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思想养分和有效经验。因此,对这一时期中共开展纪律建设历程的研究同时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的主要内容可分为前言、正文两大部分。前言部分包括:研究的缘起与意义、研究文献综述、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方法、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正文的内容共分为以下六章:第一章:中国共产党开展纪律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渊源。本章首先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政党纪律作出的理论阐释,制定无产阶级政党纪律的基本内容和重要规范,开展维护无产阶级政党纪律的实践活动等内容。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开展纪律建设的早期理论和实践探索,为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开展纪律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来源。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提出的建党原则而组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因此本章着重从全面阐述无产阶级政党纪律的重大意义,深入阐述无产阶级政党纪律的基本内涵,严格要求和执行党的纪律,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的主要举措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列宁对无产阶级政党纪律建设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这一部分内容有利于使我们更直接地把握中国共产党开展自身纪律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渊源。第二章: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萌芽和初步发展（1921-1927）。本章共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前对党的纪律思想探讨和争论,展现了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情况;第二部分着重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时期开始正式确立建党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在党纲及党章中对党的纪律的初步规定;第三部分则专门论述了党的纪律规定的完善和执纪机构的设立;第四部分重点介绍了严肃执纪的主要举措。通过这四个部分内容,较为全面地展现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萌芽和初步发展状况。第三章: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及出现偏差（1927-1937）。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革命运动,并建立了革命政权和红军,这既为开展自身的纪律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其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对党的纪律认识的深化;制定了党的纪律的新内容;重新建立执纪专门机构并制定相关工作制度;开展执行党的纪律的重大举措。同时,由于中共在这一时期还未完全走向成熟,以致在执行党的纪律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和错误,主要表现在:出现了以政治纪律为手段推行错误路线的“惩办主义”;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斗争方式贯彻错误路线。这些偏差和错误使大批党员干部遭到错误逮捕和杀害,其教训十分深刻。第四章: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继续发展并全面展开（1937-1945）。全面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新的形势下党员和党组织的迅猛发展,为了巩固自身力量,扩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作用和影响,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自身的纪律建设。同时,随着全面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使得中共中央能够在长期稳定的环境中,对党的历史和各根据地的工作经验进行充分研究和系统总结,从而对党的纪律建设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刻。在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共的纪律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展开,这主要体现在:深化了对党的纪律的重要性和内涵的认识;完善了对组织纪律、秘密工作纪律、宣传纪律和群众纪律的内容;采取了一系列执行党纪的重要工作举措。第五章: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进一步成熟（1945-1949）。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在战争中战胜在各方面均占优势,尤其是兵力和武器装备更是占有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在全党全军中加强了纪律建设。中共在此期间不仅提出严格的纪律是争取群众拥护,共同对付敌人的重要条件,也是加强集中统一,执行党的政策的重要保证,而且还进一步对组织纪律、宣传纪律、群众纪律、廉洁纪律和秘密工作纪律作了丰富和完善。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后,中共中央通过采取在全党全军开展纪律教育,开展整党和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对违纪党员及时进行严肃处分,从而使党组织从中央到各级地方迅速实现了高度集中统一,最终得以夺取战争的胜利。第六章:1921-1949年党的纪律建设的历史经验。本章在前五章内容的基础上,对1921-1949年期间党的纪律建设的历史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即:党的纪律是保证全党团结一致,夺取各项事业成功的关键因素;正确的政治路线是开展纪律建设的根本保障;从严执纪是开展党的纪律建设的内在要求;实行党内民主是开展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条件。这些历史经验对我们在新的发展阶段,进一步开展好党的纪律建设,从而保持全党的高度统一、团结一致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袁德肃[10]（2017）在《西柏坡时期中共军队纪律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军队纪律既是军队全体成员必须严格遵守的准则,也是军队领指机关在军队管理中使用的重要手段。西柏坡时论正值中国共产党领指下的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战略决战转折的重要阶段。这一时论军队纪律建设继承发展了以往军纪建设的成果,在纪律规范上中共中央重新在全军推行党委制、建立严格的请示报告制度、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纪律指育上也通过在全军普遍论展的新式整军运动、入城纪律指育等活动来强化广大官兵的遵纪意识。西柏坡时论的军纪建设加强了中央军委在战略决战中对各部队的集中领指,保证了战略决策的切实实施,同时也为三大战役及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使人民军队真正成为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的威武之指。西柏坡时论中共中央通过在纪律规范、纪律指育以及纪律整训等方面的建设,增强了广大官兵自觉遵守纪律的意识,促进了军队内部民主团结,改善了军政、军民关系,使军队拥有了铁的纪律。军队纪律的建设提高了军队战斗力,保证了部队思想行动集中统一,为胜利完成各项革命任务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历史经验表明深化国防和军队变革必须依靠强有力的纪律作为保证。军队打仗靠纪律,应对全面深化改革同样要靠铁的纪律。虽然时代发生了变化,军队铁的纪律却不应该摒弃,本文希望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西柏坡时论中共军队纪律建设的经验,以论有益于当今国防现代化建设。
二、农民外出“八项注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民外出“八项注意”（论文提纲范文）
（1）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塑造（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0.1.1 选题缘由 |
| 0.1.2 研究意义 |
| 0.2 学术史回顾 |
| 0.2.1 军队形象塑造研究 |
| 0.2.2 八路军形象塑造及与八路军形象塑造问题相关的研究 |
| 0.2.3 已有研究评价 |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0.3.1 主要研究内容 |
| 0.3.2 研究方法 |
| 0.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0.4.1 创新之处 |
| 0.4.2 不足 |
| 0.5 概念界定 |
| 第1章 中共形塑八路军的缘起与动因 |
| 1.1 践行全面抗战路线与八路军立足、发展的必然要求 |
| 1.1.1 中国走向全面抗战与红军改编出征 |
| 1.1.2 全面的全民族抗战:中共与八路军的抗战路线 |
| 1.1.3 华北民众对中共军队的既存认知及其影响 |
| 1.2 应对多方对八路军诋毁、造谣或质疑的客观要求 |
| 1.2.1 国民党的舆论诋毁与造谣 |
| 1.2.2 日伪的舆论攻击与造谣 |
| 1.2.3 民间舆论的误解与质疑 |
| 第2章 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定位 |
| 2.1 政治形象定位 |
| 2.1.1 党领导的军队 |
| 2.1.2 人民的军队 |
| 2.2 作风纪律形象定位 |
| 2.2.1 作风优良 |
| 2.2.2 纪律严明 |
| 2.3 军事形象定位 |
| 2.3.1 敌我军事实力的审度 |
| 2.3.2 游击战争:灵活的战略战术与从战略支队到起决定作用 |
| 第3章 夯实形象根本:积极作战、加强军队建设与维护国共合作 |
| 3.1 领导八路军积极对日作战 |
| 3.1.1 配合友军作战与展开战略部署 |
| 3.1.2 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与创建根据地 |
| 3.1.3 八路军成为华北抗战主力 |
| 3.1.4 在严重困难中坚持敌后抗战 |
| 3.1.5 反攻与夺取抗战胜利 |
| 3.2 加强军队建设 |
| 3.2.1 八路军的思想政治建设 |
| 3.2.2 八路军的作风纪律建设 |
| 3.2.3 开展整军运动与八路军的正规化建设 |
| 3.3 积极维护国共合作 |
| 3.3.1 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与中共对国共合作的维护 |
| 3.3.2 国民党计划闪击延安与中共对国共合作的再次维护 |
| 第4章 多样“发声”与“展示”:积极宣传八路军 |
| 4.1 文字宣传 |
| 4.1.1 党报党刊的出版、发行 |
| 4.1.2 标语口号的运用 |
| 4.2 语音宣传 |
| 4.2.1 讲与说:讲话、演讲等口头宣传 |
| 4.2.2 广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与军事宣传 |
| 4.3 形象宣传 |
| 4.3.1 歌、剧的创作及其表演 |
| 4.3.2 图画:年画、壁画等宣传画的运用 |
| 4.3.3 图像:电影、照片的拍摄与传播 |
| 第5章 人际宣传的典范运用:“他者”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 5.1 1937-1939 年外国记者和观察家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 5.2 1940年陈嘉庚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 5.3 1944年中外记者参观团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 5.4 美军延安观察组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 5.5 国民党将领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 第6章 来自“他者”的肯定:八路军形象的成功塑造 |
| 6.1 根据地民众言说中的八路军 |
| 6.1.1 军事形象:能打、有办法、不怕死 |
| 6.1.2 政治、作风纪律形象:纪律严明、军民一家亲 |
| 6.2 日伪言说中的八路军 |
| 6.2.1 军事形象:登峰造极的游击战 |
| 6.2.2 政治形象:最坚决的抵抗者、政治信仰坚定 |
| 6.2.3 作风纪律形象:纪律极严、军民协力 |
| 6.3 外国记者和观察者言说中的八路军 |
| 6.3.1 军事形象:发展了有效的战斗模式 |
| 6.3.2 政治形象:坚定的抗战者、真诚的合作者 |
| 6.3.3 作风纪律形象:纪律严明、军民团结、艰苦奋斗 |
| 6.4 国统区舆论对八路军的真实言说 |
| 6.4.1 政治、军事形象:积极抗战、乐于同国民党合作 |
| 6.4.2 作风纪律形象:官兵一致、纪律严明、军民关系融洽 |
| 第7章 中共形塑八路军的历史影响 |
| 7.1 获得根据地民众的拥护与支持 |
| 7.1.1 参军 |
| 7.1.2 支前、拥军、劳军 |
| 7.1.3 掩护、救护八路军 |
| 7.1.4 收集、传递情报,掩护物资 |
| 7.2 扩大影响与获得国内外社会各界支持 |
| 7.2.1 中外记者和观察家对中共、八路军的宣传与支持 |
| 7.2.2 少数国民党将领对中共和八路军的协助 |
| 7.3 回击质疑与抗战“中流砥柱”地位话语之构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2）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论文提纲范文）
| 附图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理论反思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 四.研究区域及史料特点 |
| 第一章 “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 |
| 一.精诚所至:董心诚的重归“群众”之路 |
| (一)学生时代 |
| (二)军旅生涯 |
| (三)成为“反革命” |
| (四)接受改造 |
| (五)成为“群众” |
| 二.我行我素:石逢生难以被改造的本性 |
| (一)成长过程一波三折 |
| (二)青年时期因言获罪 |
| (三)政治渗透下的家庭关系 |
| (四)本性难改:回村后的表现 |
| (五)学会使用政治话语保护自己 |
| (六)人生悲剧的心理分析 |
| 三.大起大落:一个皮革手工业者人生的“高潮”与“低谷” |
| (一)坎坷波折的前半生 |
| (二)改造生活 |
| (三)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
| 四.“学而优则仕”:宁家成士绅梦想的破灭 |
| (一)求学 |
| (二)工作 |
| (三)管制 |
| (四)改造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 |
| 一.集体化时代蔚村权力结构的变迁 |
| 二.大队的核心干部 |
| (一)大队书记 |
| (二)大队长 |
| (三)其他干部 |
| 三.小队干部 |
| (一)小队干部的基本设置 |
| (二)大队干部与小队干部之间的关系 |
| 四.“三通四化”的干部形象 |
| (一)党课制度 |
| (二)干部参加劳动制度 |
| 五.“人无完人”:干部的另一面 |
| (一)违反国家政策问题 |
| (二)“四清”与整风运动中的干部问题 |
| (三)作风问题 |
| 六.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期对模范的塑造 |
| 一.制造模范 |
| (一)制造模范的标准及变化 |
| (二)制造模范的困难与问题 |
| 二.解读模范 |
| (一)模范贴近生活 |
| (二)模范无处不在 |
| (三)模范的奖励 |
| 三.典型模范 |
| (一)水利专业队队长赵世喜 |
| (二)第七生产队长卫胜利 |
| (三)“保险会计”杨家星 |
| 四.事件中的模范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 |
| 一.互助组时期:妇女走向生产的准备 |
| (一)“互助”的早期理解 |
| (二)妇女参与生产的背景 |
| (三)效果和经验 |
| (四)理想的妇女形象 |
| 二.初级社、高级社时期:从家庭妇女到劳动妇女 |
| (一)以妇女参加劳动生产为中心 |
| (二)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 |
| 三.人民公社时期:“劳动妇女”和“革命妇女”的双重身份 |
| (一)新的要求 |
| (二)新的举措 |
| (三)新的变化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 |
| 一.幼托事业的发展及幼儿教养 |
| (一)合作化时期“保育为主、教育为辅”的方针 |
| (二)人民公社化时期对“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培养 |
| (三)集体化时代后期:“儿童本位”的回归 |
| 二.儿童的小学教养 |
| (一)集体化时代农村小学教育普及概况 |
| (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 (三)“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
| 三.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乡村社会中的民兵 |
| 一.民兵制度的数据分析 |
| (一)人数统计 |
| (二)组织、干部结构 |
| (三)年龄分析 |
| (四)基本情况 |
| 二.民兵的日常管理 |
| (一)军事训练制度 |
| (二)宣传、学习制度 |
| (三)武器管理制度 |
| (四)评优制度 |
| (五)问题及对策 |
| 三.民兵的模范带头作用 |
| (一)改造种子山 |
| (二)抗旱蓄水 |
| (三)抗洪抢险 |
| (四)科学种田 |
| 四.民兵营中的女民兵 |
| 五.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八项规定”推动党的作风建设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选题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八项规定的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八项规定与作风建设的核心概念 |
| 第二节 习近平关于八项规定推动作风建设的论述 |
| 第三节 八项规定推动作风建设历程概述 |
| 第二章 八项规定推动作风建设的现状 |
| 第一节 八项规定推动作风建设的成效 |
| 第二节 八项规定实施后出现的新问题 |
| 第三节 作风建设出现新问题的原因分析 |
| 第三章 八项规定推动党的作风建设经验 |
| 第一节 改进作风就是要从贴近群众的细节入手,才能润物细无声巧影响 |
| 第二节 改进作风就要有抓铁有痕的韧劲,才能落到实地有作用 |
| 第三节 改进作风就是要形成全党的精神风貌,才能化习为俗触及根本 |
| 第四章 进一步深化八项规定推动作风建设长效机制的构建策略 |
| 第一节 加强八项规定意义成效教育,提升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主观动力 |
| 第二节 健全八项规定的相关配套制度,完善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制度体系 |
| 第三节 提高运用八项规定的执纪质量,形成科学有效的党的作风建设的纠偏机制 |
| 第四节 推动八项规定进一步化习为俗,形成新时代党的优良作风的更好风貌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长征时期红军与藏区民众互动关系及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红军长征途经藏区概况 |
| 第一节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背景 |
| 第二节 中央红军的长征及其在藏区的基本情况 |
| 一、中央红军的长征 |
| 二、中央红军在藏区的基本情况 |
| 第三节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及其在藏区的基本情况 |
| 一、红四方面军的长征 |
| 二、红四方面军在藏区的基本情况 |
| 第四节 红二、六军团的长征及其在藏区的基本情况 |
| 一、红二、六军团的长征 |
| 二、红二、六军团在藏区的基本情况 |
| 第二章 长征时期红军对藏区的影响 |
| 第一节 长征时期党的政策与主张在藏区的宣传和实践 |
| 一、红军是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楷模 |
| 二、红军向藏区人民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政策 |
| 三、红军向藏区人民宣传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
| 四、红军向藏区人民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 |
| 第二节 长征时期红军在藏区创建了藏区自治政府 |
| 一、格勒得沙共和国的建立 |
| 二、波巴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
| 第三节 长征时期红军在藏区建立了藏族革命武装 |
| 一、格勒得沙革命军和波巴自卫军的组建 |
| 二、金川独立师、丹巴独立师以及番民骑兵连的组建 |
| 第四节 长征时期红军的革命宣传鼓舞了藏区人民的反抗和革命斗志 |
| 一、积极鼓舞了甘青藏区人民的反马斗争 |
| 二、影响甘南土司后代领导起义,促进地区解放 |
| 三、格达活佛为求西藏和平解放而捐躯,推进政权建设 |
| 第三章 长征时期藏区民众为红军做出的贡献 |
| 第一节 藏区民众从被动到主动支援红军的转变 |
| 一、藏区民众被动支援红军长征 |
| 二、从被动支援到主动支援的原因 |
| 三、藏区民众积极主动支援红军长征 |
| 第二节 藏区民众积极参加红军,壮大红军队伍 |
| 一、中国共产党广泛开展宣传工作,动员和吸收藏区民众参加红军 |
| 二、各级自治政府和宗教上层人士动员当地青壮年参加红军 |
| 第三节 藏区民众为红军提供便利条件 |
| 一、藏区民众为红军的筹粮活动 |
| 二、藏区民众为红军解决住宿问题 |
| 三、藏区民众为红军提供当地翻译和向导 |
| 四、藏族民众收留和救助红军伤病员、安葬红军烈士 |
| 第四章 长征中红军与藏族民众的互动关系对当代藏区的价值 |
| 第一节 当代政治价值 |
| 一、激发藏民族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 |
| 二、促进当代民族团结 |
| 第二节 当代经济价值 |
| 一、发展红色旅游,改进藏区经济结构 |
| 二、依托红色旅游,为藏区民众提供就业岗位 |
| 第三节 当代文化价值 |
| 一、长征在藏区形成的独特文化,充实了长征文化的内涵外延 |
| 二、以长征在藏区的文化资源为特征的红色文化,丰富了藏区的红色文化资源 |
| 三、挖掘藏区长征文化资源,有利于增强文化自信、推进先进文化建设 |
| 四、长征途经藏区的文化资源对当代藏区具有一定的教育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国民党在押战犯的思想政治改造及其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源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五、研究的方法 |
| 第一章 国民党在押战犯思想政治改造概述 |
| 一、国民党在押战犯是解放战争的产物 |
| (一)战犯 |
| (二)国民党战犯 |
| (三)主要的战犯管理所 |
| (四)在押战犯的代表人物 |
| 二、中国共产党改造战犯的依据 |
|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思想认识的论述 |
| (二)国际公约及国际红十字会对战俘的规定 |
| (三)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对待俘虏的一贯做法 |
| (四)毛泽东关于“人是可以改造的”观点 |
| (五)中国共产党有关对待战犯的基本政策 |
| 三、思想政治上改造战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
| (一)改造战犯的必要性 |
| (二)改造战犯的可能性 |
| 四、思想政治改造是特殊的思想政治教育 |
| (一)思想政治教育与思想政治改造的区别 |
| (二)思想政治教育与思想政治改造的联系 |
| 五、在押战犯思想政治改造的过程及成果 |
| (一)战犯思想政治改造的三个阶段 |
| (二)特赦是战犯改造成功的标志 |
| (三)战犯思想政治改造取得的成果 |
| 第二章 国民党在押战犯思想政治改造的内容 |
| 一、认清自己的历史罪恶 |
| (一)反省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罪行 |
| (二)交代自己反共反人民的历史 |
| (三)认识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腐朽 |
| (四)揭发其他战犯隐埋的罪行 |
| 二、学习理论与时事 |
| (一)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
| (二)掌握社会发展历史规律 |
| (三)了解中共党史和革命史 |
| (四)进行时事政治和形势教育 |
| (五)灌输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
| 三、端正战犯政治认同 |
| (一)从认同国民党到认同共产党 |
| (二)从认同蒋介石到认同毛泽东 |
| (三)从认同三民主义到认同社会主义 |
| (四)从认同中华民国到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 |
| (五)从认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到认同社会主义制度 |
| 四、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 |
| (一)批判轻视劳动人民的唯心史观 |
| (二)确立尊重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思想 |
| (三)鄙视剥削者和批判剥削制度 |
| (四)引导战犯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
| 第三章 国民党在押战犯思想政治改造的方法 |
| 一、以革命人道主义感化改造对象 |
| (一)待遇上尽力提高 |
| (二)生活上悉心照料 |
| (三)人格上加以尊重 |
| (四)出路上给予光明 |
| (五)其他的人权保障 |
| 二、动员管理所以外的社会资源配合改造 |
| (一)改造对象家属积极参与改造过程 |
| (二)让特赦人员进入管理所现身说法 |
| (三)利用其它关联的人员做说服工作 |
| 三、思想教育与外出参观学习相结合 |
| (一)组织战犯外出参观学习 |
| (二)引导战犯对比新旧社会 |
| (三)外出参观学习效果明显 |
| 四、采用多样化的方式强化教育效果 |
| (一)成立学习小组,定期谈论座谈 |
| (二)组织适当劳动,确立劳动观念 |
| (三)强调自我教育,重视解剖自身 |
| (四)尊重战犯个性,耐心等待转变 |
| 第四章 国民党在押战犯改造的主要经验和现代价值 |
| 一、战犯思想政治改造的历史意义 |
| (一)孤立和瓦解了国内外敌人 |
| (二)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统一战线 |
| (三)促进了祖国统一大业的发展 |
| (四)营造了新中国和平发展的内外环境 |
| (五)将消极因素转化成了积极因素 |
| 二、战犯思想政治改造的主要经验 |
| (一)人的思想是可以转化的 |
| (二)管教队伍的建设是关键 |
| (三)以人道主义对待在押犯人 |
| (四)生活上照顾而思想上严格 |
| (五)以强制改造促进自我觉醒 |
| (六)思想改造结合社会实践 |
| 三、战犯思想政治改造的现代价值 |
| (一)以人为本,尊重生命价值 |
| (二)和风细雨,逐步端正思想 |
| (三)化敌为友,扩大统一战线 |
| (四)多管齐下,转化改造对象 |
| (五)区别对待,先进鞭策落后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6）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缘起及选题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重、难点及创新点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研究创新点 |
| 三、研究综述 |
| (一) 研究概况 |
| (二) 研究评析 |
| (三) 关于研究本身的几点思考 |
| 第一章 概念的界定与理论来源 |
| 一、概念的定义与界限 |
| (一) 制度的概念 |
| (二) 党的制度相关概念 |
| (三) 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相关概念 |
| (四) 毛泽东思想语境中的制度概念 |
| (五) 党的制度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区别 |
| 二、在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研究前应该厘清的几个问题 |
| (一) 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地位不应否定 |
| (二) 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研究对象 |
| (三) 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与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关系 |
| (四) 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与党的其他建设思想的关系 |
| 三、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理论来源 |
| (一) 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思想的理论来源 |
| (二) 关于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建设思想的理论来源 |
| (三) 关于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建设思想的理论来源 |
| (四) 关于党内选举制度建设思想的理论来源 |
| (五) 关于党内监督制度思想的理论来源 |
| (六) 关于党对政权的领导制度思想的理论来源 |
| 第二章 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形成过程 |
| 一、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萌芽时期(1918-1927) |
| (一) 脉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从早期酝酿向具体实践过渡 |
| (二) 节点:创立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和《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完成 |
| (三) 特征: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开始萌发 |
| 二、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初步形成时期(1927-1935) |
| (一) 脉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从发动工农向武装斗争过渡 |
| (二) 节点:三湾改编与古田会议 |
| (三) 特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制度建设思想发展突出 |
| 三、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形成时期(1935-1949) |
| (一) 脉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从指导地方向指导全党过渡 |
| (二) 节点:遵义会议与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
| (三) 特征:革命党制度建设思想体系框架基本建构完成 |
| 四、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成熟时期(1949-1956) |
| (一) 脉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
| (二) 节点: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
| (三) 特征: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全面成熟 |
| 五、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曲折发展时期(1956-1976) |
| (一) 脉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从总结借鉴向全面自主过渡 |
| (二) 节点:中国共产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
| (三) 特征: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在曲折中发展 |
| 第三章 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基本内容 |
| 一、党的领导制度建设思想 |
| (一) 党的集体领导制度思想 |
| (二) 中央对地方领导制度思想 |
| (三) 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制度思想 |
| (四) 党对群众团体的领导制度思想 |
| (五) 多党合作制度思想 |
| (六) 党对军队领导制度思想 |
| 二、党的组织制度建设思想 |
| (一) 毛泽东对党的组织制度的探索 |
| (二) 毛泽东党的组织制度建设思想 |
| (三) 党的组织制度建设成果概览 |
| 三、党的干部制度思想 |
| (一) 毛泽东关于党的干部制度的探索 |
| (二) 毛泽东党的干部制度思想内容 |
| (三) 党的干部制度建设成果概览 |
| 四、党的监督制度思想 |
| (一) 毛泽东对党的监督制度的探索 |
| (二) 毛泽东党的监督制度思想内容 |
| (三) 党的监督制度建设成果概览 |
| 五、党的管理制度建设思想 |
| (一) 毛泽东对党的管理制度的探索 |
| (二) 毛泽东党的管理制度思想内容 |
| (三) 党的管理制度建设成果概览 |
| 六、党的宣传制度建设思想 |
| (一) 毛泽东关于党的宣传制度的探索 |
| (二) 毛泽东党的宣传制度思想的内容 |
| (三) 党的宣传制度建设成果概览 |
| 第四章 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解析 |
| 一、毛泽东制度建党思想中的制度属性探讨 |
| (一) 制度属性的质疑与评判标准 |
| (二) 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特征 |
| (三) 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建设思想的特例 |
| 二、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 |
| (一) 人性善恶与制度设计 |
| (二) 毛泽东对人性的看法 |
| (三) 制度设计的路径选择 |
| 三、制度建设的技术抉择 |
| (一) “人民主体”的实质正义追求 |
| (二) “群众路线”的程序正义保障 |
| (三) 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的统一与偏离 |
| 四、制度调整的关键把握 |
| (一) 三个选择 |
| (二) 三对关系 |
| (三) 四个要点 |
| 第五章 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意义与启示 |
| 一、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历史意义 |
| (一) 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制度建党中国化先河 |
| (二) 提供了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 |
| (三) 建构了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总体性框架 |
| 二、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现实启示 |
| (一) 要把党的制度建设摆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位置 |
| (二) 要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就必须解决制度缺位和制度虚设问题 |
| (三) 要根据实际情况以创新精神不断推进党的制度建设的进程 |
| (四) 要把党的制度建设作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部分 |
| (五) 要把党的制度建设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践有机统一起来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于研究成果 |
（7）山歌传播与族群文化实践 ——黔中百宜乡布依村寨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语境及缘由 |
| 1.1.1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布依族研究综述 |
| 1.2.2 布依山歌的研究 |
| 1.2.3 现有布依山歌研究存在的问题 |
| 1.3 研究的理论视角与方法 |
| 1.3.1 乡村传播学:乡村文化传播的本土化 |
| 1.3.2 研究方法:民族志调查 |
| 1.4 研究路径 |
| 第二章 布依山歌传播的文化生态系统 |
| 2.1 布依族传统历史与文化 |
| 2.1.1 布依族的族源与族称 |
| 2.1.2 布依族的历史发展 |
| 2.1.3 布依族的民间文化 |
| 2.2 布依山歌传播的民间现实形态:拐吉村与拐吉村的山歌 |
| 2.2.1 拐吉村概述 |
| 2.2.2 拐吉村的山歌 |
| 第三章 叠写的传统:布依山歌的地方传播史 |
| 3.1 1953年以前:“传统”的想象 |
| 3.1.1 定位身份:家谱的追溯 |
| 3.1.2 族群传统的“在地化”:布依山歌的学唱 |
| 3.1.3 “拟制”的族群文化实践:传统的想象与再造 |
| 3.2 1958—1990:政治话语与社区记忆 |
| 3.2.1 国家的力量:自然村落到社会主义集体社会 |
| 3.2.2 布依山歌的社会主义表达 |
| 3.2.3 歌声串起的社区记忆 |
| 3.3 1990——至今:现代化与山歌听觉的现代性 |
| 3.3.1 布依山歌传播的式微 |
| 3.3.2 自制山歌录像碟:信息社会中村民听觉经验的变革 |
| 小结 |
| 第四章 可供解读的文本:布依山歌传播的意义模式 |
| 4.1 地方性知识与地方的世界:布依山歌描绘的“乡村图景” |
| 4.1.1 《砍牛经》与“老祖公”:宗教经典中的大宇宙与小世界 |
| 4.1.2 情歌对唱文本中的“阴阳相合” |
| 4.1.3 村庄山歌文本中的“生态整体性”表达 |
| 4.2 地方的语言与地方的人群:山歌所散发的族群精神气质 |
| 4.2.1 山歌中的地方语言与族群的道德隐喻 |
| 4.2.2 山歌中地方语言的审美特征与村民的审美意识 |
| 4.2.3 村庄山歌中地方语言所折射的族群文化性格 |
| 小结 |
| 第五章 歌声的流动:声音实践中的社会网络 |
| 5.1 “声临其境”:村庄山歌传播的仪式化场景 |
| 5.1.1 日常生活的仪式化场景 |
| 5.1.2 生命过渡的仪式化场景 |
| 5.1.3 历法/节庆的仪式化场景 |
| 5.2 声音实践中家庭系统的互动 |
| 5.2.1 从自由到个人主义:布依山歌与村庄青年的恋爱和择偶 |
| 5.2.2 微信里的对歌:布依山歌传播中的夫妻互动 |
| 5.2.3 走下神坛:布依山歌传播中的亲子关系 |
| 5.3 声音实践中的社群互动 |
| 5.3.1 身份的交融:“声音共同体”的时代 |
| 5.3.2 关系的区隔:山歌演唱队与社群边界 |
| 5.3.3 “礼物经济”还是“商品经济”:社群关系的变与不变 |
| 5.4 声音实践中的“国家—社会” |
| 5.4.1 传统节庆歌会:乡野自生的文化空间 |
| 5.4.2 “被发明的传统”:舞台节日的国家发明 |
| 第六章 结论:族群传统·文化实践·发展 |
| 6.1 布依山歌:族群文化实践的“行动场域” |
| 6.2 发展话语下布依山歌该如何传播 |
| 附录 |
| 附录一:田野笔记摘选 |
| 附录二:田野调查图片选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8）严守党规军纪的楷模彭德怀（论文提纲范文）
| 为了革命成功, 必须心中有戒、纪律严明 |
| 为了国家强盛, 必须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与艰苦奋斗的作风 |
（9）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历史考察（1921-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文献综述 |
| 三、核心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开展纪律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渊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政党纪律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
| (一)对无产阶级政党纪律的理论认识 |
| (二)制定无产阶级政党纪律的基本内容和重要原则 |
| (三)维护无产阶级政党纪律的活动 |
| 二、列宁对无产阶级政党纪律建设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
| (一)深化了对无产阶级政党纪律重大意义的认识 |
| (二)深入阐述无产阶级政党纪律的基本内涵 |
| (三)制定并严格执行党的纪律 |
| (四)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的主要举措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萌芽和初步发展(1921-1927) |
| 一、中共一大前对党的纪律思想的探讨和争论 |
| (一)毛泽东与蔡和森的通信中对党的纪律的探讨 |
| (二)陈独秀与李汉俊在党的组织纪律问题上的争论 |
| (三)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建党问题上的争论 |
| 二、建党原则的确立和党的纪律的初步规定 |
| (一)建立组织严密的政党原则的确立 |
| (二)党的纪律内容的初步规定 |
| (三)专章规定党的纪律并突出党的政治纪律要求 |
| 三、党的纪律规定的完善和专门执纪机构的设立 |
| (一)党的纪律规定的进一步完善和强化 |
| (二)首次提出反对腐败并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 |
| (三)明确提出了“政治纪律”概念并将其放在党纪的首要位置 |
| (四)设立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作为专门执纪机构 |
| (五)对违纪行为的处分和审查方式作出规定 |
| 四、严肃执纪的主要举措 |
| (一)严肃处理违反纪律的党员 |
| (二)制止党内存在的违纪倾向 |
| (三)加强对各级党组织及党员的监督 |
| (四)开展对党员的思想政治和党纪教育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进一步发展及出现偏差(1927-1937) |
| 一、对党的纪律认识的深化 |
| (一)进一步认识党的纪律的重要性 |
| (二)对党的纪律执行认识上的深化 |
| 二、党的纪律规定内容的进一步展开 |
| (一)对秘密工作纪律的规定 |
| (二)对组织纪律的进一步规定 |
| (三)对群众纪律的规定 |
| 三、执纪专门机构的重新建立及其工作制度的制定 |
| (一)执纪专门机构的重新设立 |
| (二)建立各级监察机构的工作制度和机制 |
| 四、执行党的纪律的重大举措 |
| (一)对陈独秀、罗章龙严重违反党纪的处理 |
| (二)“江苏问题”的妥善处理 |
| 五、执行党的纪律出现偏差 |
| (一)出现以政治纪律为手段推行错误路线的“惩办主义” |
| (二)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斗争方式贯彻错误路线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继续发展并全面展开(1937-1945) |
| 一、对党的纪律的重要性和内涵的进一步认识 |
| (一)对党的纪律重要性的新认识 |
| (二)对党的纪律内涵的深入认识 |
| (三)对党员遵守纪律的进一步认识 |
| 二、党内纪律规定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
| (一)有关组织纪律方面的进一步规定 |
| (二)秘密工作纪律的新规定 |
| (三)宣传纪律的健全和完善 |
| (四)群众纪律的规定 |
| 三、执行党的纪律的重大举措 |
| (一)设立党内执纪机构,制定相关工作制度 |
| (二)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党的纪律教育 |
| (三)严肃处理违反党纪的党员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进一步成熟(1945-1949) |
| 一、对实行严格纪律重要意义的认识 |
| (一)严明纪律是争取群众拥护,共同对付敌人的重要条件 |
| (二)严格的纪律是加强集中统一,执行党的政策的重要保证 |
| 二、对党的纪律的进一步规定 |
| (一)党的组织纪律的规定 |
| (二)宣传纪律的规定 |
| (三)群众纪律的规定 |
| (四)廉洁纪律的规定 |
| (五)秘密工作的纪律规定 |
| 三、严格党纪的主要举措 |
| (一)在全党全军范围内开展党的纪律教育 |
| (二)通过开展整党与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强化纪律 |
| (三)对违纪党员进行纪律处分 |
| 第六章 1921-1949年党的纪律建设的历史经验 |
| 一、纪律是保证团结一致,夺取各项事业成功的关键因素 |
| 二、正确的政治路线是开展纪律建设的根本保障 |
| 三、从严执纪是开展党的纪律建设的内在要求 |
| 四、实行党内民主是开展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条件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西柏坡时期中共军队纪律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论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 |
| 四、研究时段与对象的界定 |
| 一、西柏坡时论之前人民军队的军纪建设 |
| （一）纪律规范建设 |
| （二）军纪的整训指育 |
| 二、西柏坡时论人民解放军的纪律建设 |
| （一）纪律规范建设 |
| （二）军队纪律整训指育 |
| （三）对违反纪律的惩处 |
| 三、西柏坡时论人民军队军纪建设的思考 |
| （一）军队纪律建设的成效 |
| （二）军队纪律建设的经验指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农民外出“八项注意”（论文参考文献）
- [1]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塑造[D]. 柏晓斐. 湘潭大学, 2020(12)
- [2]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D]. 张瑜. 山西大学, 2020(01)
- [3]“八项规定”推动党的作风建设问题研究[D]. 郭庆.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吉林省行政学院), 2020(12)
- [4]长征时期红军与藏区民众互动关系及当代价值研究[D]. 孙怡欣. 青海民族大学, 2020(06)
- [5]国民党在押战犯的思想政治改造及其经验研究[D]. 刘江英.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6]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研究[D]. 李艳丰. 湘潭大学, 2019(12)
- [7]山歌传播与族群文化实践 ——黔中百宜乡布依村寨的个案研究[D]. 骆雪. 上海大学, 2019(02)
- [8]严守党规军纪的楷模彭德怀[J]. 孟红. 党史文汇, 2018(10)
- [9]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历史考察（1921-1949）[D]. 徐丙祥.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10]西柏坡时期中共军队纪律建设研究[D]. 袁德肃. 河北师范大学, 201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