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吉林地区可食性野菜种类的调查（论文文献综述）
王康哲[1]（2019）在《吉林省东部山区生态农业园规划设计研究 ——以金川生态农业园为例》文中指出吉林省东部山区的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具有特殊而明显的优势,目前该地区的产业形态仍是以传统农业为主,自然资源优势没有完全发挥,亟需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绿色经济的发展。当前,正值党和国家不断推进生态文明、美丽乡村建设、农业供给侧改革及田园综合体的建设,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构建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的新模式有着重要意义,而生态农业园的建设正是其重要基本单元。本研究选取生态环境条件和农业发展现状在吉林省东部山区均具有代表性的吉林省辉南县金川镇内,基于实地调查与资料分析,规划设计了两种产业主导型生态农业园,探索该地区农业产业结构与自然资源协调发展的适宜对策,为吉林省东部山区生态建设和绿色发展提供模式参考。主要研究内容与成果如下:（1）通过对金川镇的自然资源与社会经济概况的综合考量,确定了拟规划金川生态农业园的选址为43°20’19"N-43°20’32"N,126°21’25"E-126°21’42"E,功能定位为科技型生态农业示范园,进一步分析了其规划建设的优势、劣势、机遇与挑战（SWOT分析）及相关政策支撑,并从生态农业、园区规划和旅游观光等方面归纳构建了园区规划建设的理论依据。（2）园区自然环境现状调查表明:金川生态农业园可规划总面积约为150亩,现有待开发林地面积60亩,鱼塘10亩,其余80亩左右均为旱田;园区内林地属天然次生落叶阔叶林,现有乔木7种、灌木12种和草本植物20种,其中灌木层物种多样性最高且物种分布最为均匀;园区旱田土壤和林地土壤的pH均表现为酸性,且林地土壤的有机质、总氮含量均较高,分别为136.15±1.74 g/kg、4.57±0.40 g/kg;园区依附的北河,水温常年低于20℃、水质较好、溶解氧含量较高,是优质的冷水鱼养殖资源;采用当量因子法计算出园区现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为40.95万元/年。（3）基于园区自然环境现状与区域政策导向,本研究分别选定“林业”和“渔业”为主导产业,从设计理念、总体规划布局、功能分区设计、基础设施建设及结构与功能等方面,将金川生态农业园规划设计为相应的“林业主导型生态农业园”和“渔业主导型生态农业园”。并对两种规划设计方案的内容与效益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林业主导型生态农业园”设计方案具有更好的综合效益,推荐作为金川生态农业园建设的最佳方案。（4）结合本研究对金川生态农业园的规划设计,以及对区域内农业产业结构和自然资源协调发展所做的探索,分别从发展模式、发展原则、产业构建和科技支撑等4个方面,对吉林省东部山区生态农业园的建设提出建议。
杨淼[2]（2019）在《基于分子粪便学的东北马鹿冬季家域研究》文中认为微观的分子生物学分析技术和宏观的3S技术二者的综合运用是目前国内外动物生态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在自然环境中,家域是动物生存和繁衍的重要条件,其大小和变化趋势是动物个体生理和行为规律及其栖息地质量的间接反映,适时开展动物家域研究,对于深入了解该动物在特定时期内的社会组织、生境选择、采食策略等生态学需求,以及改善生境质量、引种复壮等保护工作均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近些年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及人类活动的影响,东北马鹿（Cervus elaphus xanthopygus）种群数量和栖息地面积在不断的减少。完达山东部林区地处长白山北部山地湿润区,是典型的阔叶红松林分布区域,而高格斯台地区地处大兴安岭南段半干旱区,是典型的寒温带针叶林和东亚阔叶林向蒙古草原的过渡地带。这两个地区均是中国野生东北马鹿重要的栖息地,亦是目前已知的该马鹿亚种最重要的集中分布区。本文通过对东北马鹿冬季家域的系列研究,为马鹿野外种群及其栖息地的保护与恢复提供科学支持,同时也为我国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家域的研究提供一种宏观与微观技术相结合的研究方法。2012年12月-2017年3月,作者分别在完达山东部林区和高格斯台地区,分为早冬、中冬、晚冬三个时期开展马鹿冬季家域的研究。在完达山东部林区共收集到105份野生马鹿粪便样本和一份肌肉样本。在高格斯台地区共收集到120份野生马鹿粪便样本和10只圈养个体粪便样本。采用分子粪便学分析方法并通过饲养场样本校正,对采集到的马鹿粪便进行了个体识别和性别鉴定,结合粪便显微组织学分析、3S技术、野外直接观察法等,较为全面地探讨了两个地区不同时间尺度下马鹿冬季家域及其变化,获得的主要结果如下:1、应用11个微卫星位点研究发现,完达山东部林区的105份粪便样本来自18个不同的马鹿个体,校正系数为1.00,SRY引物性别鉴定,结果表明其中10只为雌性,8只为雄性,雌雄比为1.00:0.80,符合一雄多雌。平均每个位点的等位基因数为5.1±0.41,平均多态信息含量为0.63土0.03,平均期望杂合度为0.69±0.03,介于0.46-0.81之间,平均观测杂合度为0.73±0.07。高格斯台地区的120份粪便样本来自64个不同的马鹿个体,校正系数为1.00,SRY引物性别鉴定,结果表明其中43只为雌性,21只为雄性,雌雄比为1.00:0.49,符合一雄多雌。平均每个位点的等位基因数为8.00±1.48,平均多态信息含量为0.63±0.06,平均期望杂合度为0.66±0.06,介于0.27-0.90之间,平均观测杂合度为0.64±0.04。与高格斯台地区相比,完达山东部林区马鹿种群遗传多样性相对较丰富,而与其他马鹿亚种和其他主要鹿科动物相比,该区东北马鹿遗传多样性处于中等水平。2、完达山东部林区早冬识别出8只个体,中冬9只个体,晚冬5只个体。早冬平均家域为26.08 ± 1.05ha,中冬为89.31±1.62ha,晚冬为67.51±1.94ha,该林区马鹿冬季家域变化趋势为:中冬>晚冬>早冬。高格斯台地区早冬识别出31只个体,中冬23只个体,晚冬12只个体。早冬平均家域为53.40±1.83ha,中冬为75.88±3.l0ha,晚冬为105.87±2.30ha,该地区马鹿冬季家域变化趋势为:晚冬>中冬>早冬。相比完达山东部林区,高格斯台地区马鹿在整个冬季活动范围相对较大。两个地区马鹿的冬季家域与国内外已经报道的研究结果没有差别,且不同时期,雄性马鹿的冬季家域均大于雌性马鹿。3、被捕食风险、食物种类、食物丰富度、采伐迹地以及雪密度是影响完达山东部林区马鹿冬季家域随时间尺度变化的主要因素。而高格斯台地区的马鹿种群,被捕食风险、食物种类、食物丰富度以及放牧是影响其冬季家域随时间尺度变化的主要因素。不同的影响因素在两个地区差别明显,这个结果也是森林和森林-草原过渡带两个不同的地理位置间环境巨大差异的直接体现。综上所述,完达山东部林区和高格斯台地区分别地处森林和森林-草原过渡带两个不同的地区,形成了两地马鹿种群遗传多样性、家域面积、影响家域变化因素等方面的较大差异。此外,相对于其他家域研究方法,分子粪便学和3S技术相结合研究马鹿家域的方法不仅可行,而且具有更多的优势。尤其适合那些监测困难、捕捉不便、数量稀少的濒危野生动物的家域的研究。
张洒洒,王昊,朱燕云,郭岩彬[3]（2018）在《我国野生蔬菜资源及其开发利用潜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我国野生蔬菜有着悠久的食用历史,生物多样性丰富,不仅孕育了栽培蔬菜,还具有栽培蔬菜无可比拟的营养价值、药用功效和保健功能等多功能性。通过对我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野生蔬菜资源调查报告进行整理,归纳出野生蔬菜共595种,分布在124个科,并分析了野生蔬菜作为天然营养菜品、中药材以及保健食品等的多重开发价值,为野生蔬菜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提供理论支撑。
王盼,周钰鸿,徐晓锋,潘德月,俞叶飞,陈子林[4]（2017）在《浙江大盘山自然保护区森林蔬菜种质资源及创新应用研究》文中提出通过野外调查与民间走访,整理统计大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维管类森林蔬菜408种（含变种）,隶属92科240属,包括蕨类植物9种,双子叶植物353种,单子叶植物46种。区内森林蔬菜以草本居多,主要优势科为菊科、百合科、蓼科,主要采食部位为叶部。此外,文中列出了区内具有较高食疗价值的常见森林蔬菜种类及其药用功效与自然生境。讨论分析了大盘山区森林蔬菜资源的特色,并结合地区发展就资源的保护与创新应用提出建议。
刘琼[5]（2017）在《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文中提出17世纪后期,自清朝平定三藩之乱后,土家族地区沿袭明朝土司旧制,被纳入清王朝的统治和管理之下,直至18世纪中后期,土家族地区全面改土归流,直接受制于中央王朝的控制之中,自此清政府对其实施了大规模的立体式开发。本文把“自然生态环境”、“人文社会环境”与“社会经济开发”三者置于清一代内陆少数民族地区多样性而又变动不居的生态系统和复杂而又处于变革的社会环境之中,从人、社会、自然相互作用的视角探讨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内在关系,诠释生态环境退化现象与社会经济开发实践本身。本研究运用环境史学、历史地理学、环境社会学、环境伦理学、生态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清代土家族地区经济开发、社会文化变革和生态环境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人们行动在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这两大系统中的适应和改造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也正是人们行动的复杂性,使得土家族地区生态系统的动力演化包含了很多人为因素,这在清中后期本区域所发生的灾荒中显现出来。然而,土家族地区社会系统自身所具有的独特性,为解决生态环境危机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调适了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冲突,缓解了生态环境的退化程度。本研究以清代土家族地区的开发史为切入点,全面考察清代土家族地区的环境史,在梳理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基本史实的基础上,综合考察了土家族社会对自然环境资源的认识变化以及利用和改造,以探究土家族社会环境变动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揭示区域经济开发-自然生态环境-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模式以及内在驱动力和演变规律。本文内容分为五大部分。第一章,从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入手,对清代土家族地区实施大开发的自然地理因素和社会文化基础作了简单的梳理,为研究清代开发史提供了长时段的环境背景。土家族地区地处中国内陆腹地,属我国中部偏西南地区,处在云贵高原东部的延伸地带。是东部平原和西部山区的交接地带,是古代中原进入西南的军事要道,是湖湘入川黔的交通咽喉,也是“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两大移民潮的必经之道和迁移之地。土家族地区向来被视为蛮夷之地,植被丰富、林木葱郁,俗有“八山半水分半田”之说。自秦汉以降,帝制政府主要采取羁縻制度、土司制度的治理管理模式。土家族地区横跨湘鄂渝黔四省市交界地带,其地域空间表现为一定的行政区划,在不同历史阶段,其行政归属略有变化。其行政建置沿革,是土家族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开发空间范围的演变。本地区呈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特点,文化特征表现为多元性、复合性,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清代以前土家地区的开发十分有限,在移民和驻军的推动下,卫所屯戍区的农业有所发展。这是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历史环境背景。第二章,通过史志、地方文献、家谱、碑刻、口述史料等历史文献对清政府实施开发的缘由、过程、内容进行了归纳、分析,展开探讨了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形式、特点和规模。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呈现阶段性、区域性特征。影响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因素主要在于清政府所实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演变。历史时期形成三个不同的社会形态区域:经制区、卫所区、土司区,也导致三种不同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形成,从而呈现开发的区域性特征,这种社会差异的文化影响至今犹存。康雍年间,国家通过“招抚土司,安定地方”的策略,进一步完善强化土司制度,采取恢复重建与适度开发并举的系列措施落实清朝体制,稳定社会秩序,缓解社会矛盾,在康熙中后期出现土司“中兴”阶段。乾隆至道光年间,在中央王朝直接有效的控制下,土家族地区掀起全方位的大开发热潮,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生巨变,经济、文化获得空前发展,改土归流后,移民人口激增,改变了土家地区的人口结构,招垦移民成为开发的生力军和主力军,全力垦殖利用土地资源,呈现“地无遗利,人无遗力”的开发盛况。改流后,土着和移民在拓展生存空间、争取生存资源中将人地矛盾进一步演化为社会矛盾,成为族群分化和融合的高峰期,产生“非我族类”之感叹。同治至辛亥革命前,土家地区也受到晚晴政治环境大背景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开发出现近代化的新特征,但相对于汉族地区,在时间先后和程度深浅上呈现差序梯次。第三章,以生计方式变迁为切入点,从环境的视角探讨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与演变的因素,同时从文化的视角考察土家族社会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和认知态度的变化,着重从生态思想、生态智慧、乡规民约、风俗习惯等方面进行了探讨,通过比较分析以揭示族群、文化、宗教等人文社会因素在环境变迁中的影响和作用。清代土家族地区农业经济大开发是土家族社会生计方式发生变迁的强大内在动力。通过对生计方式变迁的考察,进一步认识到自然环境系统与社会系统互动关系的演变过程。从游耕生产方式发展为定居农耕经济,反映了土家社会从被动性环境适应到主动性环境选择和环境改造的过程,这也是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与自然环境互动的结果。生计方式最能体现各民族不同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意识。土家族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形成了特有的生态文化,用以调适自己的行为模式,对环境变化作出积极的响应,以适应或影响未来的自然环境。第四章,主要是进行个案研究,通过家谱、地方志、口述史、碑刻、诗歌谚语、士人作品等文献资料,深入分析不同调查点的生态环境变迁状况,以回应学界对清代土家族地区生态环境状况的认识和观点。土家族地区开发与区域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一方面,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不仅受到地形地貌、土壤特性、气候特征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也是清政府治理民族地区政治制度演变、文化变革、人口迁移等多种人文社会要素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产生了一定的环境效应,生态破坏十分明显,造成森林资源退化、次生灾害加重,土地沙化石漠化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进程。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所引起的水土流失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效益,官民不断加强环境保护,并形成以次生林为主,人工林和原始林等为辅的新生态系统。政府和民众在环境保护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政府发挥着行政干预和引导监督的作用,而民间的图腾禁忌、生产生活禁忌、乡规民约等习惯法起到了社会约束力的作用。官民合作是维护生态系统的有效机制和长效机制,缺一不可。土家族地区大规模的经济开发带来了乡村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在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传统时代,为解决人地矛盾和文化冲突,农业开发和环境保护对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同样至关重要,是老少边穷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第五部分为余论。从区域经济-资源环境-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进一步说明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整体生态过程。第一个层面分析了国家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策略与方式以及上层政治经济的发展思想;第二个层面分析了民间社会（民族内,民族间）在开发中的选择与调适,分析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和博弈。第三个层面从生态环境资源的角度,分析国家和社会在开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清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发的深度和强度,以揭示环境背后所隐藏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本文通过对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互动关系的研究,揭示经济文化开发与区域生态环境、政治、社会等的互动过程,以期进一步丰富开发史、社会史、环境史和区域史的研究,为民族区域社会发展提供借鉴和反思。
徐千惠[6]（2016）在《辽宁省蔬菜病毒病调查与鉴定》文中研究指明蔬菜病毒病是困扰蔬菜种植业的一大难题,无论是露地种植还是保护地栽培,病毒病都是制约蔬菜生产的重要因素之一,病毒病的发生会造成蔬菜减产甚至绝收,严重影响了蔬菜的品质。目前,辽宁省蔬菜病毒病系统性研究仍不完善,对病毒病的常发种类、分布特点、发生趋势还尚不明确,对一些在市场上具有良好前景的新兴蔬菜病毒病研究存在空白,对一些可造成严重损失的重要病毒还应继续关注。鉴于以上方面,本文对辽宁省蔬菜常发病毒进行了普查,对可以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重要病毒和近年来的新兴蔬菜病毒病进行了鉴定以明确病毒种类,为日后蔬菜病毒病的防治提供借鉴作用。1.针对辽宁地区主要蔬菜病毒进行普查,明确了我省蔬菜病毒病的分布特点、危害情况和病毒种类。2015年,在辽宁省采集茄科（番茄、辣椒）、葫芦科（黄瓜）、豆科（菜豆）、锦葵科（黄秋葵）、伞形科（三叶芹）等常见蔬菜类、保健蔬菜类和山野菜类多个蔬菜品种。使用烟草花叶病毒（Tobacco mosaic virus, TMV）、黄瓜花叶病毒（Cucumber mosaic virus, CMV）、马铃薯Y病毒（Potato virus Y, PVY）、蚕豆萎蔫病毒（Broad bean wilt virus, BBWV）、番茄斑萎病毒（Tomato spotted wilt virus, TSWV）、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Cucumber green mottle mosaic virus, CGMMV）的单克隆抗体,采用Dot-ELISA方法对常见蔬菜病毒病进行检测。在检测中,茄科样品主要检测TMV、CMV、PVY、BBWV、TSWV等病毒种类；豆科样品主要检测BBWV、TSWV等种类；葫芦科样品主要检测CMV、CGMMV等种类。常见蔬菜病毒病普查在辽宁省铁岭、锦州、新民、海城、凤城等五个地区22个乡镇共采集样品664份,包括常规蔬菜样品634份和重点调查的蔬菜样品30份。常规蔬菜共检测出117份阳性样品,检出率为18%。其中,TMV、CMV、PVY、BBWV、TSWV均有检出,平均检出率分别为11.2%、9%、2.8%、2.4%和0.9%,CGMMV在各地均未检出。从各科作物来看,茄科作物检出率较高为26.3%,葫芦科、豆科检出率分别为12.8%和13%。从各地区病毒发生情况来看,凤城地区蔬菜病毒种类较多,发生较重。此次调查中有12份样品被检测出有复合侵染的现象,占总检出率的1.9%,分别为TMV+CMV、TMV+BBWV、TMV+CMV+BBWV+TSWV的复合侵染。调查过程中,对曾为番茄产业带来毁灭性灾害的番茄黄化曲叶病毒（Tomato yellow leaf curl virus, TYLCV）和在辽宁省有持续蔓延、扩增的趋势的辣椒轻斑驳病毒（Pepper mild mottle virus, PMMoV）进行重点调查；同时也针对保健类蔬菜黄秋葵和山野菜三叶芹上病毒病进行鉴定,以明确其病毒种类和变异情况,为日后该类蔬菜病毒病的研究及防治提供借鉴作用。2.针对辽宁地区番茄黄化曲叶病毒进行分子鉴定,明确了TYLCV的发生情况。在辽宁省新民、海城、锦州、沈阳、铁岭、凤城、阜新等地采样,采用分子生物学方法进行TYLCV的检测。针对在海城采集到的TYLCV样品选用背靠背引物进行全基因组序列扩增,经分离纯化、载体连接、序列测定后分析结果表明TYLCV海城分离物与山东TYLCV-SDCL （JQ038240.1）分离物核苷酸序列同源性最高为99.35%，基本无变异情况。在系统发育进化树中与其他国内、国外分离物同属一支可能拥有相同进化祖先。3.对在辽宁地区有加重趋势的PMMoV进行生物学、血清学、分子生物学鉴定。生物学检测中根据鉴别寄主反应症状：在心叶烟、三生烟、普通烟上产生枯斑,在苋色藜上产生褪绿斑点,初步判断为PMMoV侵染所致；经DAS-ELISA和RT-PCR检测,结果均为PMMoV;克隆获得PMMoV CP区域基因序列,通过核苷酸序列同源性比对后表明辣椒PMMoV辽宁分离物与河北保定PMMoV-BD （HQ699079）同源性最高为99.79%,且在系统发育进化树上同属一支。4.对营养价值丰富、市场前景广阔的保健蔬菜黄秋葵和山野菜三叶芹病毒进行了生物学、血清学和分子生物学鉴定。生物学结果表明黄秋葵、三叶芹上病毒在普通烟、苋色藜和千日红等指示植物上显症,根据症状初步判断为由TMV侵染所致。血清学检测结果表明三叶芹病样结果为阳性,从而进一步明确了病毒种类。分子生物学检测结果表明两者病样均为TMV侵染,通过克隆TMV部分基因序列,进行核苷酸序列同源性比对发现黄秋葵TMV分离物与云南昆明（HE818410.1）TMV分离物同源性最高为100%，并且在系统发育树上同出一支；三叶芹TMV分离物与贵州（HE818450.1）和云南昆明（HE818410.1）的分离物同源性相同为99.84%,并且在进化树也属于同一分支。
敖特根白音,李运起,韩艳华,阎子盟,杨学举,马天宜[7]（2015）在《我国野生蔬菜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现状》文中指出我国野生蔬菜资源十分丰富。着重综述了我国野生蔬菜资源的主要种类和特点;针对目前开发与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今后野生蔬菜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策略。
李琴琴[8]（2015）在《中国葱属（Allium L.）食用植物资源种类的调查研究》文中提出通过实地调查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葱属食用植物资源种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68种、6变种为食用植物,其中栽培作物7种、2变种,野菜49种、3变种,野菜、调味品兼用11种,调味品1种、1变种。同时,讨论了不同地区民间利用野生葱属植物种类的差异性与野生葱属植物的引种栽培。
孙永刚[9]（2014）在《西辽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植物遗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是探讨西辽河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变化与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和发展，以及不同考古学文化时期人类活动、植物遗存与生业方式的关系。本文涉及的年代范围是距今10000-3500年间，约相当于地学界的全新世初期至大暖期结束时期，或考古学界的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随着西辽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与谱系的完善，围绕着不同考古学文化发展阶段经济结构、生业方式等问题的研究也逐渐展开，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但总体来看，缺乏对西辽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经济形态特征和发展规律的综合性研究成果，主要原因是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缺少有效的科学手段获取相关的实物资料，例如，最能反映古代农业经济特征的植物遗存资料就十分缺乏。随着近些年来植物考古学的迅速发展，特别是浮选法的广泛应用，反映西辽河上游地区生业方式的资料日益丰富。尤其是最近几年，在西辽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古文化遗址（兴隆沟、魏家窝铺、哈民忙哈、三座店和二道井子遗址等）发掘过程中，采用浮选法，发现了大量的炭化植物遗存。通过对典型遗址出土的炭化植物遗存进行分类、种属鉴定、分析与讨论，这为探讨西辽河上游地区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与发展，不同考古学文化时间段生业方式的选择与变化等提供了科学的实物资料，而这些新资料将有助于我们对西辽河上游地区旱作农业起源与发展、生态环境对北方旱作农业的影响、农作物遗存与其他经济类型的比重关系等问题的探索。本文通过对西辽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典型遗址进行系统的植物浮选，获得了第一手植物考古遗存资料。通过对这些植物遗存的生长习性、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进行分析与讨论，有助于对西辽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的小河西、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小河沿及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人类活动、植物遗存与生业方式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并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对西辽河上游地区古代文明产生的动因与过程的探讨。论文共分为7章：第1章，绪论。明确了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系统梳理了国内外研究概况、论文的研究目的与意义。第2章，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浮选植物种子。介绍了兴隆沟第一地点的遗址背景、植物浮选过程，并对兴隆沟第一地点出土炭化植物遗存进行分类、整理与分析。第一地点出土炭化粟和黍，从其细部形状特征与籽粒的大小进行了分析，认为第一地点的出土的粟和黍是介于野生与栽培之间的品种，通过对第一地点周边微环境考察，西辽河上游地区是北方旱作农业起源地之一。第3章，魏家窝铺遗址浮选植物种子。介绍了魏家窝铺红山文化聚落遗址的背景资料、植物浮选的过程，并对魏家窝铺遗址出土炭化植物遗存进行了分类、分析与讨论。魏家窝铺遗址所在红山文化早中期，出现了以粟和黍两种农作物为代表的北方旱作农业，但炭化植物遗存的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表明，当时的农业还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主要的生业方式还是渔猎经济。第4章，哈民忙哈遗址浮选植物种子。介绍了哈民忙哈遗址的背景资料、植物浮选情况，对哈民忙哈遗址出土的炭化木屑、植物种子进行了综合分析。哈民忙哈遗址所在的红山文化晚期，出土了粟、黍和大麻三种农作物，说明当时出现了旱作农业，但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较低，当时的农业还处于相对原始的状态，生业方式应该还是以渔猎经济为主。第5章，二道井子遗址浮选植物种子。介绍了二道井子的遗址背景、植物浮选过程，对二道井子遗址出土的炭化木屑、植物种子进行了综合分析，二道井子遗址出土的炭化植物遗存包括了以粟、黍、大豆和大麻四种农作物种子，这四种农作物种子，粟和黍无论是出土概率还是绝对数量都非常高，综合分析，当时的农业经济占据了主导，并出现了以大豆和大麻为主的新的农作物品种，相对多的农作物品种组合，一定意义上降低了食物资源的风险系数，同时在出土炭化植物遗存中还包括了大量的杂草类植物种子，表明，当时的农业较之新石器时代有了飞速的发展，但是还未进入精根细作的农业经济阶段，遗址出土的大量的动物骨骼，说明狩猎与畜牧在二道井子先民的经济生活中是农业的重要补充。第6章，西辽河上游地区生态系统与生业方式的变化。系统介绍与分析了西辽河上游地区全新世初期至大暖期结束生态系统的变化特征，并对西辽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的遗址分布进行了综合探讨，同时，在兴隆沟第一地点、魏家窝铺、哈民忙哈、二道井子遗址浮选结果的基础上，对西辽河上游地区不同考古学文化时间段处于不同海拔高度的遗址进行了区域性调查与植物浮选工作，通过上述典型遗址出土的炭化植物遗存结果，对西辽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不同时间段人类活动与生业方式进行了分析与讨论，在此基础上，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不同时间段的人类活动与生业方式进行了对比分析，探讨西辽河上游地区与黄河流域人类活动与生业方式的选择之间的异同。第7章，结语。阐述了西辽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人类活动与植物之间的关系问题，植物遗存在不同考古学文化时间段的差异，对当时的生业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交代了本研究的不足和今后继续研究的问题。
严泽[10]（2013）在《食物相反的古代文献研究》文中提出当代民间流传着某些食物一同食用会对健康有害,导致致病、中毒甚至死亡的说法,称为“食物相克”,食物相克流传久而广泛,近10年来随着百姓对饮食安全的重视更是大行其道,“相克”食材达上千种,严重影响了百姓的合理膳食。民众与营养学专家都认为食物相克源于中医学。中医学确实有类似的概念称为食物相反,它属于中医学食物禁忌的一种。那么中医究竟有无食物相克,食物相反是否就是食物相克,二者的区别联系如?中医如何提出的食物相反,其都包含哪些内容,其理论依据如何?本研究对241部有相关内容古籍的食物相反记载进行整理统计分析,通过系统的文献梳理及以多学科的理论研究,旨在明确食物相反的源流,内容的基本情况及理论依据。通过对食物相反记载的整理统计研究可以发现食物相反的文献、成书年代、相反物组成、相反食材类型、导致不良反应类型、发病条件等要素整体上呈现出信息量大、分布分散、局部集中的特点。每个要素各自又另有特点：食物相反文献种类庞杂,涉及大量非医学文献；相反组合的构成与阴阳五行理论、取类比象思想、民俗禁忌特殊表达方式、偶发中毒事件及对某些异于常理事物的忌讳有关；不良反应种类繁多,且往往是一对相反物存在许多不同类型的不良反应记载；食材类型中畜肉、水产、野菜及五辛蔬菜的相关禁忌较为丰富；有发病条件的记载比例偏小,发病条件中以“妊娠”最为常见。通过食物相反与食物相克的对比发现,二者在出处、概念、理论依据、文献质量、文献分布类型、食材类型特点、不良反应类型特点等方面都大为不同,二者不是同一事物,食物相克也不是中医概念。研究发现食物相反的起源是多样化的,其演变特点为新相反物组合的出现与故有相反记载的流传并存,记载分散中有集中,总体上看虽然没有共同的来源,但是部分文献却保持了很好的传承性。食物相反的主要内容成型于明清时期。经考证食物相反的概念在元代提出,《饮膳正要》为现存食物相反概念的最早出处。食物相反的“相反”概念源于药物相反,其内容来源于食物禁忌,食物相反概念出现后对二者也产生了影响,食物相反与食物禁忌、药物相反既有显着区别又有密切联系。食物相反的中医理论依据除了中药七情之“相反”外还包括“食杂”致病观,中医学发展不成熟时期,“食杂”致病观用于对某些难于阐明原因疾病及中毒事件进行直观解释,为食物相反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食物相反则成为“食杂”致病观的经验支持。食物相反涉及的哲学思想主要是物类相感思想,许多食物相反现象都源于食物间神秘的感应现象。物类相感是一种古老的思想观念,起初是指属性相同的事物间由于发生相互感应而产生的变化,后来扩展到属性不同事物也存在感应,这种朴素的思想揭示了事物间的普遍联系,但是把复杂的联系全部归于简单的感应就不能准确反映联系的本质,其科学性明显有限。宗教禁忌尤其是道教禁忌,与食物相反密切相关,道教的戒律、养生禁忌都对相反记载产生影响,食物相反的大量记载出自道医之手,而医道分途又是促使食物相反概念产生的动力之一食物相反内容来自古老的食物禁忌,后者又有浓厚的民俗文化及巫术色彩,这使得民俗禁忌与巫术对食物相反产生了很大影响。前者的影响表现在：发生相反的原因与导致后果的不一致性、相反导致不良反应的多样性及存在大量误传与讹传的食物相反记载；后者的影响表现在：食物相反的“食杂”致病理论与交感巫术思想有关,巫术的生命转化思想对食物相反内容产生影响,历史上巫术治病的衰落是直接促成食物相反概念出现的重要因素。古代医家对食物相反采取了辩证对待的方式：对于不同食物相反记载的态度不一致,有支持、反对及存疑；具体食对相反的机制有的与合食有关,有的则无关；食物相反相关的例证有的支持相反现象存在,有的不支持。总之,古人对待食物相反多是作为个别经验积累,而非学术问题进行整体评价和系统研究。综合以上研究成果,可以对食物相反形成总结性的评价：食物相反的本质是多元的,在古籍中不存在统一的客观评价标准；食物相反很大程度上是文化意义上的禁忌而不是一个纯粹的医学禁忌；整体上看,食物相反的实证性是较差的；与药物相反相似,食物相反是有条件的禁忌。食物相反在医学史上兼有积极与消极的作用,其实用价值有限,但是记载中也有一些有意义的养生观点,有待进一步发掘。食物相反体现了非医学的文化元素对中医学的影响,这就为研究其他类似的中医学术现象提供了研究思路。
二、吉林地区可食性野菜种类的调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吉林地区可食性野菜种类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1）吉林省东部山区生态农业园规划设计研究 ——以金川生态农业园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3 国内外生态农业园发展概况 |
| 1.3.1 生态农业概述 |
| 1.3.2 生态农业园概述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金川生态农业园建设背景与规划依据 |
| 2.1 金川镇概况 |
| 2.2 金川生态农业园的区位选址 |
| 2.3 金川生态农业园的功能定位 |
| 2.4 金川生态农业园建设的SWOT分析 |
| 2.4.1 优势(Strengths)分析 |
| 2.4.2 劣势(Weaknesses)分析 |
| 2.4.3 机遇(Opportunities)分析 |
| 2.4.4 挑战(Treats)分析 |
| 2.5 金川生态农业园规划设计的法规和政策依据 |
| 2.6 生态农业园规划设计的理论依据 |
| 2.6.1 生态农业相关的理论 |
| 2.6.2 区域规划相关的理论 |
| 2.6.3 旅游观光相关的理论 |
| 第三章 金川生态农业园现状调查与分析 |
| 3.1 调查方法 |
| 3.1.1 园区内林地植被物种多样性调查 |
| 3.1.2 园区内土壤调查 |
| 3.1.3 北河水文与理化性质调查 |
| 3.2 调查结果 |
| 3.2.1 园区内林地植被物种多样性现状 |
| 3.2.2 园区内土壤现状 |
| 3.2.3 北河水文与理化性质现状 |
| 3.3 基于金川生态农业园现状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 |
| 3.4 讨论 |
| 第四章 林业主导型生态农业园规划设计 |
| 4.1 设计理念 |
| 4.2 总体规划布局 |
| 4.3 功能分区设计 |
| 4.3.1 林下经济复合开发区 |
| 4.3.2 水质和水源保障技术示范河岸带 |
| 4.3.3 沼泽湿地生态净化区 |
| 4.3.4 立体混养鱼塘 |
| 4.3.5 有机种养区 |
| 4.3.6 环境教育功能区 |
| 4.3.7 综合服务区 |
| 4.4 其他专项基础设施建设 |
| 4.4.1 道路交通系统规划 |
| 4.4.2 给排水系统规划 |
| 4.4.3 电力设施建设规划 |
| 4.5 园区整体规划效果图 |
| 4.6 园区结构与功能分析 |
| 4.7 园区建设投资概算 |
| 4.8 园区效益分析 |
| 4.8.1 经济效益 |
| 4.8.2 社会效益 |
| 4.8.3 生态效益 |
| 第五章 渔业主导型生态农业园规划设计 |
| 5.1 设计理念 |
| 5.2 总体规划布局 |
| 5.3 功能分区设计 |
| 5.3.1 河道段特色冷水鱼养殖区 |
| 5.3.2 沼泽湿地生态净化区 |
| 5.3.3 多功能复合生态鱼塘 |
| 5.3.4 稻-蟹、稻-鸭种养区 |
| 5.3.5 东北林蛙养殖区 |
| 5.3.6 环境教育功能区 |
| 5.3.7 综合服务区 |
| 5.4 其他专项基础设计建设 |
| 5.4.1 道路交通系统规划 |
| 5.4.2 给排水系统规划 |
| 5.4.3 电力设施建设规划 |
| 5.5 园区整体规划效果图 |
| 5.6 园区结构与功能分析 |
| 5.7 园区建设投资概算 |
| 5.8 园区效益分析 |
| 5.8.1 经济效益 |
| 5.8.2 社会效益 |
| 5.8.3 生态效益 |
|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
| 6.1 两种规划设计方案的对比与选择 |
| 6.2 吉林省东部山区生态农业园规划建设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2）基于分子粪便学的东北马鹿冬季家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马鹿的概况及研究现状 |
| 1.1.1 马鹿概况 |
| 1.1.2 马鹿研究现状 |
| 1.2 分子粪便学研究进展 |
| 1.2.1 分子粪便学研究野生动物的可行性 |
| 1.2.2 分子粪便学的应用和展望 |
| 1.3 动物家域研究 |
| 1.3.1 家域研究方法 |
| 1.3.2 分子粪便学研究动物家域 |
| 1.4 本研究的意义、目标、主要内容及创新点 |
| 1.4.1 本研究的意义 |
| 1.4.2 本研究的目标 |
| 1.4.3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4.4 本研究的创新点 |
| 2 研究地区概况 |
| 2.1 完达山东部林区 |
| 2.1.1 地理位置 |
| 2.1.2 地质地貌 |
| 2.1.3 土壤 |
| 2.1.4 水资源 |
| 2.1.5 气候 |
| 2.1.6 动植物资源 |
| 2.2 高格斯台地区 |
| 2.2.1 地理位置 |
| 2.2.2 地质地貌 |
| 2.2.3 土壤 |
| 2.2.4 水资源 |
| 2.2.5 气候 |
| 2.2.6 动植物资源 |
| 3 两个地区马鹿种群的遗传多样性研究 |
| 3.1 引言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冬季时间划分 |
| 3.2.2 非损伤性样品采集 |
| 3.2.3 主要实验试剂 |
| 3.2.4 主要实验仪器 |
| 3.2.5 基因组DNA提取 |
| 3.2.6 微卫星PCR |
| 3.2.7 性别鉴定 |
| 3.2.8 校正系数分析 |
| 3.2.9 数据分析 |
| 3.3 结果 |
| 3.3.1 个体和性别鉴定 |
| 3.3.2 两个地区马鹿群体中的遗传学参数 |
| 3.4 讨论 |
| 3.4.1 粪便DNA分析结果的保证 |
| 3.4.2 种群遗传多样性比较 |
| 3.4.3 非损伤性取样对东北马鹿保护的意义 |
| 3.5 本章小结 |
| 4 两个地区马鹿冬季不同时期家域变化研究 |
| 4.1 引言 |
| 4.2 研究方法 |
| 4.3 结果 |
| 4.3.1 完达山东部林区马鹿冬季家域的变化 |
| 4.3.2 高格斯台地区马鹿冬季家域的变化 |
| 4.3.3 两个研究地区马鹿冬季家域的比较 |
| 4.4 讨论 |
| 4.5 本章小结 |
| 5 两个地区影响马鹿冬季家域变化的因素研究 |
| 5.1 引言 |
| 5.2 研究方法 |
| 5.2.1 样品采集 |
| 5.2.2 食性分析 |
| 5.2.3 雪密度分析 |
| 5.2.4 人为干扰 |
| 5.2.5 被捕食风险 |
| 5.3 结果 |
| 5.3.1 两个研究地区影响家域变化因素的比较 |
| 5.3.2 两个研究地区冬季家域和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
| 5.4 讨论 |
| 5.4.1 两个研究地区影响家域变化因素的差异分析 |
| 5.4.2 两个研究地区影响冬季家域变化的主要因素 |
| 5.4.3 基于食性和食物丰富度差异的冬季补饲 |
| 5.5 本章小结 |
| 6 保护管理建议 |
| 6.1 完达山东部林区 |
| 6.2 高格斯台地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附件 |
（3）我国野生蔬菜资源及其开发利用潜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1 我国野生蔬菜的资源多样性 |
| 1.1 资源概况 |
| 1.2 主要种类 |
| 1.2.1 野生蔬菜种类最丰富的12个科 |
| 1.2.2 其它科 |
| 2 野生蔬菜的开发利用潜力 |
| 2.1 营养价值 |
| 2.1.1 膳食纤维 |
| 2.1.2 蛋白质 |
| 2.1.3 胡萝卜素 |
| 2.1.4 维生素B1和维生素B2 |
| 2.1.5 维生素C |
| 2.2 药用功效 |
| 2.2.1 药用野生蔬菜 |
| 2.2.2 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野生蔬菜 |
| 2.3 保健功能 |
| 2.4 其它功能 |
| 3 我国野生蔬菜资源开发建议 |
| 3.1 完善野生蔬菜的种质资源调查 |
| 3.2 加强野生蔬菜的营养评价 |
| 3.3 推进野生蔬菜的精深加工 |
| 3.4 协调野生蔬菜的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开发 |
（4）浙江大盘山自然保护区森林蔬菜种质资源及创新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1 研究地概况 |
| 2 研究方法 |
| 3 结果与分析 |
| 3.1 大盘山森林蔬菜的物种组成及习性特征 |
| 3.2 大盘山森林蔬菜的优势科分析 |
| 3.3 大盘山森林蔬菜的分类 |
| 3.4 大盘山森林蔬菜的药用保健价值 |
| 4 大盘山森林蔬菜资源的特色与保护性利用 |
| 4.1 森林蔬菜的资源特色与保护措施 |
| 4.2 森林蔬菜资源的利用 |
| 4.2.1 建立森林蔬菜食用风险评估体制 |
| 4.2.2 加快森林蔬菜驯化技术体系研究 |
| 4.2.3 完善森林蔬菜保存工艺与烹饪体系 |
| 4.2.4 注重与民俗文化、乡村旅游的发展相结合 |
（5）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一) 学术意义 |
| (二) 现实意义 |
| 三、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中国环境史的兴起与发展简述 |
| (二) 清代环境史研究述略 |
| (三) 土家族环境史述评 |
| 四、相关问题说明 |
| (一)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二) 研究思路及其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的重难点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土家地区早期的环境和开发 |
| 第一节 自然生态环境 |
| 一、地形地貌和气候特征 |
| 三、水系分布和土壤特性 |
| 三、动植物资源 |
| 第二节 人文社会环境 |
| 一、民族政策与管理方式 |
| 二、民族格局及其人口变迁 |
| 三、文化生态及其民俗文化特征 |
| 第三节 清代以前的开发概况 |
| 第二章 清政府对土家地区的经略与开发 |
| 第一节 清前期的制度与开发 |
| 一、土司制度的沿袭与强化 |
| 二、土司政权的相对自主性 |
| 三、清前期的开发措施 |
| 第二节 清中叶的制度与开发 |
| 一、土司的改流与改流后的制度 |
| 二、人口增长与民族结构 |
| 三、清中叶的开发状况 |
| 第三节 晚清政局与开发 |
| 一、旧制维持与洋务新政 |
| 二、近代工商业的开发与发展 |
| 三、文化殖民与新式教育的出现 |
| 第三章 土家社会生计方式变迁与环境 |
| 第一节 游耕生计方式与环境适应 |
| 一、山区游耕与汉区畲田 |
| 二、游耕生产与自然环境的适应 |
| 三、游耕生计方式与社会环境的适应 |
| 第二节 农耕生计方式与环境利用 |
| 一、从游耕到农耕的社会环境因素 |
| 二、农耕生计方式对自然环境的选择利用 |
| 第三节 生计方式与生态文化的调适 |
| 一、“无为而有为”的朴素生态观 |
| 二、人地和谐的环境伦理观 |
| 三、因地制宜的习俗调适 |
| 四、因时而为的物候调适 |
| 第四章 土家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与响应 |
| 第一节 原生性自然生态环境变迁 |
| 一、经济开发与森林资源退化 |
| 二、生物多样性减少 |
| 三、农业垦殖与水土流失 |
| 四、自然灾害的增长趋势 |
| 第二节 官民的环境意识及行为 |
| 一、流官政府环境意识的提高 |
| 二、政府的引导与调控 |
| 三、民间社会的参与 |
| 余论: 区域经济·环境资源·社会发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6）辽宁省蔬菜病毒病调查与鉴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蔬菜病毒病研究进展 |
| 1.1 茄科蔬菜病毒病研究概况 |
| 1.1.1 番茄 |
| 1.1.2 辣椒 |
| 1.2 葫芦科蔬菜病毒病研究概况 |
| 1.2.1 黄瓜 |
| 1.2.2 南瓜 |
| 1.3 豆科蔬菜病毒病研究概况 |
| 1.3.1 菜豆 |
| 1.3.2 蚕豆 |
| 1.4 锦葵科蔬菜病毒病研究概况 |
| 1.4.1 黄秋葵 |
| 1.5 伞形科病毒病研究概况 |
| 1.5.1 三叶芹 |
| 1.6 小结 |
| 第二章 辽宁蔬菜病毒病调查鉴定 |
| 2.1 材料与方法 |
| 2.1.1 试剂 |
| 2.1.2 调查对象 |
| 2.1.3 调查地点 |
| 2.1.4 检测方法 |
| 2.2 样品信息 |
| 2.2.1 样品采集时间、种类及地理信息 |
| 2.2.2 样品数量 |
| 2.3 结果与讨论 |
| 2.3.1 番茄病毒病检测情况 |
| 2.3.2 辣椒病毒病检测情况 |
| 2.3.3 菜豆病毒病检测情况 |
| 2.3.4 黄瓜病毒病检测情况 |
| 2.3.5 辽宁省蔬菜病毒病发生、分布和危害情况 |
| 第三章 部分蔬菜病毒分离物鉴定及序列分析 |
| 3.1 材料 |
| 3.1.1 毒源 |
| 3.1.2 菌株和试剂 |
| 3.1.3 仪器 |
| 3.2 方法 |
| 3.2.1 植物总DNA的提取 |
| 3.2.2 植物总RNA的提取 |
| 3.2.3 反转录 |
| 3.2.4 引物设计与合成 |
| 3.2.5 DNA及RNA的检测 |
| 3.2.6 PCR扩增 |
| 3.2.7 扩增TYLCV DNA-A分子全长 |
| 3.2.8 分子克隆 |
| 3.3 结果与分析 |
| 3.3.1 番茄TYLCV结果与分析 |
| 3.3.2 辣椒PMMoV结果与分析 |
| 3.3.3 黄秋葵TMV结果与分析 |
| 3.3.4 三叶芹TMV结果与分析 |
| 第四章 结论与讨论 |
| 4.1 辽宁省蔬菜病毒病调查 |
| 4.2 番茄TYLCV的分离物 |
| 4.3 辣椒PMMoV的分离物 |
| 4.4 黄秋葵TMV的分离物 |
| 4.5 三叶芹TMV的分离物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我国野生蔬菜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现状（论文提纲范文）
| 1 我国野生蔬菜资源概况 |
| 1.1 野生蔬菜分类 |
| 1.2 野生蔬菜分布 |
| 1.3 野生蔬菜的特点 |
| 1.3.1营养价值高 |
| 1.3.2药用价值好 |
| 1.3.3无公害、无污染 |
| 1.3.4风味独特,食用方法多样 |
| 2 我国野生蔬菜开发利用现状 |
| 2.1 野生蔬菜开发利用现状 |
| 2.2 待开发利用野生蔬菜情况 |
| 2.3 野生蔬菜开发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 |
| 2.3.1野生蔬菜开发利用与保护欠合理 |
| 2.3.2普通野菜介绍较多,特殊种类研究较少 |
| 2.3.3加工制品种类少,档次不高 |
| 2.3.4野菜基础研究不够 |
| 2.3.5人工栽培技术滞后 |
| 2.3.6野生蔬菜食用缺乏指导 |
| 3 野生蔬菜开发利用策略 |
| 3.1 规模引种,建立产品生产原料基地 |
| 3.2 合理开发和保护野生蔬菜资源 |
| 3.3 加速人工栽培、改造技术,注重深加工研究 |
| 3.4 加大科技投入,加强对野生蔬菜的基础研究 |
| 3.5 积极开发新野菜品种 |
| 3.6 注意野菜的识别和使用方法及安全性 |
| 4 结语 |
（8）中国葱属（Allium L.）食用植物资源种类的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1研究方法 |
| 2研究结果 |
| 3讨论 |
（9）西辽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植物遗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地域背景与研究资料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土样采集与浮选法的使用 |
| 1.3.2 实验室数据处理 |
| 1.3.3 比较法 |
| 1.3.4 历史文献法 |
| 1.3.5 考古调查法 |
| 1.4 研究意义 |
| 第2章 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浮选植物种子 |
| 2.1 遗址背景 |
| 2.2 炭化木屑 |
| 2.3 硬果壳核 |
| 2.4 植物种子 |
| 2.4.1 农作物种子 |
| 2.4.2 其他植物种子 |
| 2.5 植物遗存统计分析 |
| 2.5.1 对粟和黍两种农作物种子的认识 |
| 2.5.2 炭化植物种子与人类经济生活的关系 |
| 2.5.3 杂草类种子与农业耕作方式的关系 |
| 第3章 魏家窝铺遗址浮选植物种子 |
| 3.1 遗址背景 |
| 3.2 炭化木屑 |
| 3.3 植物种子 |
| 3.3.1 农作物种子 |
| 3.3.2 其他植物种子 |
| 3.4 植物遗存统计分析 |
| 3.4.1 炭化木屑的问题 |
| 3.4.2 农作物种子综合分析 |
| 3.4.3 其他植物种子的问题 |
| 第4章 哈民忙哈遗址浮选植物种子 |
| 4.1 遗址背景 |
| 4.2 炭化木屑 |
| 4.3 硬果壳核 |
| 4.4 植物种子 |
| 4.4.1 农作物种子 |
| 4.4.2 其他植物种子 |
| 4.5 植物遗存统计分析 |
| 4.5.1 炭化木屑的问题 |
| 4.5.2 农作物种子的讨论 |
| 4.5.3 其他植物种子分析 |
| 第5章 二道井子遗址浮选植物种子 |
| 5.1 遗址背景 |
| 5.2 炭化木屑 |
| 5.3 植物种子 |
| 5.3.1 农作物种子 |
| 5.3.2 禾本科植物种子 |
| 5.3.3 其他植物种子 |
| 5.4 植物遗存统计分析 |
| 5.4.1 粟和黍类农作物遗存分析 |
| 5.4.2 大豆遗存及其起源问题探讨 |
| 5.4.3 杂草类植物遗存综合分析 |
| 第6章 西辽河上游地区生态系统与生业方式的变化 |
| 6.1 西辽河上游全新世初期至大暖期结束生态系统的变化 |
| 6.1.1 气候与植被变化 |
| 6.1.2 河流阶地的发育与地貌的变化 |
| 6.1.3 科尔沁沙地的收缩与扩张 |
| 6.2 西辽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的时空分布 |
| 6.2.1 新石器时期早期 |
| 6.2.2 新石器时代中期 |
| 6.2.3 新石器时代晚期 |
| 6.2.4 早期青铜时代 |
| 6.3 西辽河上游地区典型遗址调查与植物遗存鉴定结果 |
| 6.3.1 新石器时代早期 |
| 6.3.2 新石器时代中期 |
| 6.3.3 新石器时代晚期 |
| 6.3.4 早期青铜时代 |
| 6.4 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植物遗存与生业方式的关系 |
| 6.4.1 新石器时代早期 |
| 6.4.2 新石器时代中期 |
| 6.4.3 新石器时代晚期 |
| 6.4.4 早期青铜时代 |
| 第7章 结语 |
| 7.1 主要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今后研究的方向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科研情况 |
| 致谢 |
（10）食物相反的古代文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综述：食物相克的研究现状 |
| 1 食物相克的争议 |
| 1.1 支持的意见 |
| 1.2 反对的意见 |
| 2 食物相克的现代研究概况 |
| 2.1 文献研究 |
| 2.2 临床研究 |
| 2.3 实验研究 |
| 3 食物搭配禁忌的中医研究概况 |
| 3.1 文献研究 |
| 3.2 临床应用研究 |
| 3.3 实验研究 |
| 4 分析与讨论 |
| 4.1 研究现状分析 |
| 4.2 小结 |
| 5 主要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食物相反记载的研究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研究资料 |
| 1.2 检索文献 |
| 1.3 查阅文献与资料提取 |
| 1.4 统计分析 |
| 2 统计结果 |
| 2.1 食物相反各要素的总体频次分布情况 |
| 2.2 食物相反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
| 2.3 各要素高频元素与相反物组合的关系 |
| 2.4 高频相反物组合与其他要素的关系 |
| 3 讨论 |
| 3.1 食物相反各要素的特点 |
| 3.2 食物相反与食物相克的比较研究 |
| 3.3 食物相反的起源演变规律 |
| 第三部分 食物相反的理论研究 |
| 1 食物相反论的产生与发展 |
| 1.1 食物相反出处的考证 |
| 1.2 食物相反论的发展 |
| 1.3 小结与讨论 |
| 2 食物相反同食物禁忌及药物相反的关系 |
| 2.1 食物相反之“相反”即药物七情之“相反” |
| 2.2 食物相反的主要内容来自前代古籍的食物禁忌 |
| 2.3 食物相反产生后与药物相反的关系 |
| 2.4 食物相反产生后与食物禁忌的关系 |
| 2.5 小结与讨论 |
| 3 “食杂”致病观与食物相反 |
| 3.1 “食杂”涵义辨析 |
| 3.2 《内经》“食杂”致病观的研究 |
| 3.3 王叔和“食杂”致病观的研究 |
| 3.4 小结与讨论 |
| 4 “物类相感”思想与食物相反 |
| 4.1 物类相感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
| 4.2 物类相感对食物相反的影响 |
| 4.3 从物类相感探讨食物相反的科学性 |
| 4.4 小结与讨论 |
| 5 道教禁忌与食物相反的关系 |
| 5.1 道教禁忌的特点 |
| 5.2 道教戒律与食物相反的联系 |
| 5.3 道教的养生禁忌与食物相反的关系 |
| 5.4 道教养生与中医养生学关系的演变 |
| 5.5 道教禁忌相关相反记载举隅 |
| 5.6 其他宗教禁忌对食物相反的影响 |
| 5.7 小结与讨论 |
| 6 民俗禁忌与食物相反 |
| 6.1 民俗学禁忌的含义、起源与作用 |
| 6.2 中国民俗禁忌的含义与起源 |
| 6.3 食物禁忌的起源及特点 |
| 6.4 食物相反与民俗禁忌的联系 |
| 6.5 小结与讨论 |
| 7 巫术对食物相反的影响 |
| 7.1 巫术的含义、内容与功能 |
| 7.2 巫术与医学的关系 |
| 7.3 巫术与医学禁忌的关系 |
| 7.4 食物相反与巫术的关系 |
| 7.5 巫术与食物相反概念的产生 |
| 7.6 小结与讨论 |
| 8 古代医家食物相反相关论述分析 |
| 8.1 对食物相反现象及其价值的评价 |
| 8.2 基于食物相互作用的“相反”机制阐释 |
| 8.3 基于单一食物不宜食用的“相反”机制阐释 |
| 8.4 食物相反相关事例及应用实例 |
| 8.5 小结与讨论 |
| 第四部分 结论 |
| 1 对食物相反的总体认识 |
| 2 对食物相反价值的评价 |
| 2.1 食物相反的历史价值 |
| 2.2 食物相反的学术价值 |
| 3 对本研究的评价 |
| 3.1 本研究的创新点 |
| 3.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附录 |
| 附录1：食物相克相关期刊文献(1994年1月-2013年3月) |
| 附录2：食物相克相关书籍文献(2003年1月-2012年3月) |
| 附录3：食物相反古代文献研究检索书目表 |
四、吉林地区可食性野菜种类的调查（论文参考文献）
- [1]吉林省东部山区生态农业园规划设计研究 ——以金川生态农业园为例[D]. 王康哲.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 [2]基于分子粪便学的东北马鹿冬季家域研究[D]. 杨淼. 东北林业大学, 2019(01)
- [3]我国野生蔬菜资源及其开发利用潜力研究[J]. 张洒洒,王昊,朱燕云,郭岩彬. 北方园艺, 2018(16)
- [4]浙江大盘山自然保护区森林蔬菜种质资源及创新应用研究[J]. 王盼,周钰鸿,徐晓锋,潘德月,俞叶飞,陈子林. 中国野生植物资源, 2017(05)
- [5]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D]. 刘琼.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6]辽宁省蔬菜病毒病调查与鉴定[D]. 徐千惠. 沈阳农业大学, 2016(02)
- [7]我国野生蔬菜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现状[J]. 敖特根白音,李运起,韩艳华,阎子盟,杨学举,马天宜. 河北农业科学, 2015(06)
- [8]中国葱属（Allium L.）食用植物资源种类的调查研究[J]. 李琴琴. 安徽农业科学, 2015(13)
- [9]西辽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植物遗存研究[D]. 孙永刚.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4(11)
- [10]食物相反的古代文献研究[D]. 严泽.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