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黑龙江部分地区的奶牛疾病调查与应对措施（论文文献综述）
孟德超[1]（2021）在《集约化牛场体况管理对泌乳奶牛代谢、生产性能和健康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体况是奶牛营养储备水平的一种体现。体况管理不当对奶牛生产性能和健康有不利的影响,会给奶牛业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尽管国内外已有奶牛泌乳周期的体况管理目标,但是存在着标准不一致,集约化牛场重视不够,控制效果不一的问题。为此,本研究通过二个试验“四个集约化牛场奶牛泌乳周期体况、生产性能和健康的调查研究”、“奶牛围产期体况损失对代谢、生产性能、健康和经济效益的影响”,评估集约化牛场奶牛体况管理的效果,为今后集约化牛场奶牛体况优化管理提供有效的规范技术或标准奠定基础。1、四个集约化牛场奶牛泌乳周期体况、生产性能和健康的调查研究。在黑龙江省四个大型集约化奶牛养殖场,每个牛场随机选择产前21 d、分娩当天、产后21 d、产后50 d、产后150 d、产后200 d及产后250 d等7个时间点,共计2276头奶牛进行试验。详细记录试验奶牛BCS、生产性能、疾病及经济效益等信息。同时,在7个时间根据BCS,分为BCS≤2.5、BCS=2.75、BCS=3、BCS=3.25、BCS=3.5、BCS=3.75及BCS≥4等7组试验奶牛,每个时间点每组40头。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描述性统计及卡方检验进行场间和组间分析,结果显示:（1）黑龙江省四个集约化牛场泌乳奶牛体况管理水平不一,未达到国内外体况管理标准。牛场泌乳奶牛体况管理水平高低的顺序依次为牛场D、B、C、A。（2）黑龙江省四个集约化牛场泌乳奶牛的日泌乳量、疾病发生率和次数或死淘率以及繁殖性能均有显着差异（P<0.05）。其中,奶牛泌乳性能高低的顺序依次为牛场D、C、B、A;疾病和繁殖的管理好坏的顺序依次为牛场B和D,其次牛场A和C。（3）四个牛场泌乳奶牛获得净利润的高低顺序依次为牛场D、B、C、A。泌乳奶牛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的体况管理目标为产前21 d与分娩当天的最佳BCS为3.5;产后21 d的最佳BCS为3.25;产后50 d到产后250 d的最佳BCS为3。2、围产期奶牛体况损失对代谢、生产性能、健康和经济效益的影响。在黑龙江省某集约化奶牛养殖场,随机选取156头奶牛进行前瞻性观察研究。根据奶牛围产期体况损失的程度进行分组分为体况无损失组（M组,BCS损失0）;体况低损失组（L组,BCS损失0.25）;体况高损失组（H组,BCS损失≥0.5）。在试验奶牛产前21 d、分娩当天、产后7 d、产后14 d、产后21 d、产后28 d及产后50 d进行体况评分,采集血液做生化指标分析。记录奶牛生产性能、疾病及经济效益等信息。通过GLM模型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描述性统计、卡方检验、Pearman相关性分析、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以及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的预测等统计学分析,结果显示:（1）奶牛产前21 d BCS对围产后期BCS损失程度有良好的预警作用,围产后期BCS损失0、0.25及0.5以上的产前21 d BCS预警值分别为3.375、3.625及3.875。（2）奶牛围产前期BCS高,同时围产后期BCS损失高引起奶牛产后发生能量负平衡（BHBA、NEFA和LP升高,Glu、INS降低）、肝功异常（AST、ALB和TC升高）、氧化应激（T-AOC降低、MDA升高）,日泌乳量和繁殖性能均下降和疾病发生率增高。（3）围产后期BCS损失程度对酮病、真胃变位有一定诊断价值,对子宫炎有低诊断价值。对酮病、真胃变位和子宫炎的围产期BCS损失预警值分别为0.375、0.625和0.375。（4）牛场奶牛每日净利润,L组最高,其次M组,H组最低。奶牛围产后期体况损失控制在0.25,经济效益更好。一旦体况损失超过0.50,奶牛产后代谢、生产性能、健康和经济效益都将受到不利影响。结论:黑龙江省四个集约化牛场经生产性能、健康和经济效益的综合评定,牛场D管理水平最好,其次牛场B,而后牛场C和A。确定了泌乳奶牛体况管理的控制目标。明确了围产期BCS及其损失是奶牛生产性能和健康及经济效益下降的重要风险因素。确立了奶牛产前21 d BCS对围产期BCS损失程度的预警作用以及BCS损失对酮病、真胃变位和子宫炎的诊断价值。
屈云[2]（2021）在《奶牛乳房炎病原菌调查及裂解性噬菌体的分离鉴定与生物学特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奶牛乳房炎是奶牛养殖过程中最常见的疾病之一,患有乳房炎的奶牛会出现产奶量下降,产出的牛乳质量下降,奶牛身体还会出现发烧、体重下降的情况,严重的病例还会引起奶牛的死亡。奶牛乳房炎常给养殖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也一直制约着我国奶牛养殖业的发展。最常见的奶牛乳房炎病因是微生物感染,特别是葡萄球菌,一旦奶牛乳腺被病原菌感染会非常难治愈,且还可能出现交叉传染情况,给牧场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目前治疗奶牛乳房炎主要还是依靠抗生素,由于兽药残留严重和耐药菌株的出现等问题,学者们正在积极寻找可以替代抗生素的治疗方法。本研究通过对奶牛养殖过程中的乳房炎奶牛乳汁、乳头、皮毛等部位,及牛圈、挤奶车间等环境进行样品进行采集。分离鉴定出奶牛乳房炎致病菌,并挑选具有代表性且最难治愈的金黄色葡萄球菌作为研究对象,对其流行病学进行调查,然后利用其作为宿主菌,从奶牛养殖环境中分离出裂解性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噬菌体,并深入探究噬菌体对奶牛乳房炎病原菌的抑菌能力和生物学特性。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从奶牛牧场共采集样品1000份,分离出细菌494株,总分离率为49.40%。分离菌株经过16S r DNA测序鉴定包括13种类别细菌,包括:葡萄球菌、粪肠球菌、变形杆菌、大肠杆菌、蜡状芽孢杆菌、谷氨酸棒杆菌、海氏肠球菌、棒状杆菌、克雷伯氏菌、浅绿气球菌、猪粪细菌、尿链球菌、格氏乳杆菌,其中葡萄球菌属又包括18个不同的种。（2）从上述葡萄球菌属中进一步鉴定出16株金黄色葡萄球菌,并对其流行病学特征进行研究。分析发现所有分离菌株都携带有毒力基因和耐药基因,共检出13种肠毒素基因、5种其他毒力基因、2种耐消毒剂基因和12种耐药基因。传统肠毒素只检测出sec,携带率为56.25%,12种新型肠毒素携带率在12.50%和87.50%之间;12株金黄色葡萄球菌携带nuc基因,携带率为75.00%,其中6株携带mec A基因（37.50%）,所有nuc阳性菌株都同时携带hlα、hlβ基因（75.00%）,tsst-1携带率为（68.75%）,eta携带率为（12.50%）;5种耐消毒剂基因的检测结果中,10株金黄色葡萄球菌同时携带qac A/B及qac G基因（62.50%）;共检出12种耐药基因的携带情况,其中grl A携带率最高（87.50%）,van A和msr A检出率最低（6.25%）,其余耐药基因携带率在12.50%～81.25%之间。（3）16株金黄色葡萄球菌对19种抗生素药物表现出耐受性,50.00%菌株为多重耐药菌（3-15耐）,耐药谱最广达到15耐,12耐及以上菌株有6株。菌株对替考拉宁耐受性最强（75.00%）,其次为青霉素（50.00%）,也表现出对左氧氟沙星、氨苄西林、甲氧苄啶、诺氟沙星等其他抗生素不同程度的耐受性,菌株对头孢他啶、苯唑西林、链霉素有不同大小的中介和敏感率,没有菌株表现出对以上三种抗生素耐受;全部菌株对亚胺培南敏感。（4）以金黄色葡萄球菌分离株为宿主筛选得到一株肌尾科裂解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噬菌体（命名为SP-Cm Sa-11）,其效价为:7.6×109PFU/m L;最佳MOI为:0.1;潜伏期为:60 min,爆发期为:40 min;裂解量约为:130 PFU/cell。该噬菌体的裂解谱包括13株乳房炎奶牛源金黄色葡萄球菌、7株人源MRSA、1株木糖葡萄球菌、1株表皮葡萄球菌、1株粪肠球菌。p H耐受范围为4.0-10.0;在40℃温度下可以正常存活,50℃生长受到一定抑制,可以在60℃存活40min,70℃存活20 min;对氯仿及紫外不敏感。（5）SP-Cm Sa-11在LB培养基及巴氏杀菌乳中表现出了很好的抑菌效果,在LB培养基中SP-Cm Sa-11可以在4小时左右完全裂解培养基质中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在巴氏杀菌乳中,相比于不加噬菌体的只接种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对照组,可以使巴氏灭菌乳中的金黄色葡萄球菌菌浓度降低106CFU/m L,持续抑菌时间可以达到36 h。
李蕊[3]（2020）在《保定地区奶牛子宫内膜炎发病情况调查和药敏试验研究》文中提出在奶牛的生殖系统疾病中,子宫内膜炎颇为多见。该病成因复杂,病程长,发病率较高,多发于奶牛产后,对奶牛生产机能影响严重,增加奶牛终生不育的风险和淘汰率,使奶牛的产出率大打折扣。该病的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种类繁杂,尤其以细菌为主,且各地区致病菌种类差异性较大。近年来,由于临床对抗生素药物的使用方法及剂量缺乏科学性,导致耐药菌株持续增多,大大加重了临床上对于奶牛子宫内膜炎的治疗难度。本研究为查明保定市奶牛子宫内膜炎发病规律,主要致病菌种类和有效治疗药物,并探索高效治疗方式,进行试验并得出结论。研究对保定市6个区县14个养牛场的2199头奶牛进行为期25个月的子宫内膜炎发病情况调查,并收集患牛详细信息,进行分析整理,查明月份、胎次、胎衣不下、难产及助产与保定市奶牛子宫内膜炎发生率之间的关系;从被调查的2199头奶牛中选取76头典型性临床型子宫内膜炎病例,对其子宫分泌物进行主要致病菌分离培养及生化鉴定,确定主要致病菌种类;对经分离鉴定的各种类致病菌采用药敏纸片扩散法进行药敏试验,筛选出有效药物;再使用乳酸菌及其代谢产物作为微生态制剂对受试患牛进行临床治疗试验,并观察记录治疗效果,另外使用药敏试验中筛选出效果最佳的抗生素药物进行临床治疗试验,将两种治疗方法产生的治疗效果进行对比和分析。结果表明,保定市奶牛子宫内膜炎的平均发病率为31.7%;7-9月份为高发期,3-5月份发病率较低;4-7胎次为奶牛子宫内膜炎的高发病率胎次;相比胎衣正常脱落奶牛,胎衣不下奶牛子宫内膜炎的发病率明显更高;难产及助产奶牛的子宫内膜炎发病率远高于正常分娩奶牛。致病菌分离鉴定试验被检子宫内膜炎患牛的子宫分泌物样本中致病菌检出率为96%;共检出8种致病菌,葡萄球菌、链球菌、大肠杆菌和蜡样芽孢杆菌是引起保定市奶牛子宫内膜炎的主要致病菌;76头病牛中单一致病菌感染率为18.4%,多致病菌混合感染率为77.6%。被检出的8种致病菌均对抗菌药物诺氟沙星、新霉素、头孢西丁、氟苯尼考、头孢噻肟呈现较高敏感性,敏感性较低药物为青霉素、四环素、复方新诺明,对其余7种抗菌药物呈现分菌种敏感度各异的情况。使用微生态制剂治疗的子宫内膜炎患牛治愈率为80%,有效率为93%,使用抗生素进行治疗的治愈率为67%,有效率为87%。可见,保定地区奶牛子宫内膜炎的发病率与地理位置、季节、胎次、胎衣不下、难产和助产、饲养规模及管理水平等因素存在相关性,引起奶牛子宫内膜炎的主要致病菌为葡萄球菌、链球菌、大肠杆菌和蜡样芽孢杆菌,且多致病菌混合感染严重,敏感抗生素药物为诺氟沙星、新霉素、氟苯尼考和头孢类药物,微生态制剂的临床治疗效果最好。
王倩倩[4]（2020）在《中国原料奶价格波动：机理与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中国居民饮食结构的优化,牛奶作为均衡饮食的一部分,受到了全民的关注。基于奶业的重要地位,中国政府对奶业战略地位进行了明确,提出“奶业是健康中国、强壮民族不可或缺的产业,是食品安全的代表性产业,是农业现代化的标志性产业和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战略性产业”。作为奶产业链的上游产业,原料奶产业的发展是保障整个产业顺利运行的基础。然而,近年来中国原料奶产业的发展面临着一些严峻的挑战,特别是价格的大幅波动成为突出问题。在中国原料奶价格机制尚未完全形成的今天,中国奶农作为弱势一方承担着较大的价格与市场风险,各地区频发的“倒奶杀牛”事件折射出奶农之痛。基于此背景下,本研究沿着“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重点提出并回答了以下问题:中国原料奶价格波动具有哪些显性与隐性特征?通过垂直与空间传导如何影响原料奶价格波动?有哪些可以平抑原料奶价格波动的途径与实践?通过机理与实证结合,本研究的主要内容与结论如下:第一,首先采用季节调整与滤波法对中国原料奶价格的波动进行分解,结果发现,中国原料奶价格季节性波动特征明显;样本期内出现了两次不规则的剧烈波动;从2007年以来,原料奶价格呈上升趋势,并于2014年中旬达到最高值,随后开始缓慢下降逐渐趋向稳定;样本期间中国原料奶价格可分为四个完整的周期。其次使用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GARCH）类模型对中国原料奶价格波动的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原料奶价格波动具有显着的集簇性;原料奶价格波动具有成本推进型特征,牛肉的价格收益率的提高则能显着地降低原料奶价格波动;原料奶价格波动不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特征;在加入控制变量后,原料奶价格波动没有显着的非对称性。第二,利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考察了产业链上中国原料奶价格波动与牛奶价格波动的垂直传导关系,研究发现,下游牛奶价格波动是上游原料奶价格波动的原因,但上游原料奶价格波动却不是下游牛奶价格波动的原因,中国奶产业链农场到零售价格波动垂直传导存在着方向的非对称性;利用门限向量自回归（TVAR）模型对非线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样本区间内变量关系并未发生显着的非线性变动。第三,利用多变量GARCH模型即BEKK-GARCH模型,研究了开放背景下国际奶粉市场价格波动对中国原料奶市场波动的空间传导,即波动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全球乳制品贸易（GDT）全脂奶粉市场与中国原料奶市场存在双向波动溢出效应,具体来说,GDT全脂奶粉对中国原料奶存在ARCH型的价格波动溢出效应,且中国原料奶对GDT全脂奶粉存在着GARCH型的波动溢出效应;但GDT脱脂奶粉市场与中国原料奶市场间仅存在单向波动溢出效应,即GDT脱脂奶粉对中国原料奶市场存在着GARCH型的波动溢出效应,但中国原料奶市场的不存在向GDT脱脂奶粉市场的波动溢出效应。第四,基于养殖规模化的视角,利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不同的养殖规模化对中国原料奶价格波动的作用效果,结果发现,在控制影响原料奶波动相关变量的条件下,存栏量100～199头的小型养殖规模化水平的提升能显着地减少原料奶价格波动,从而促进原料奶价格的稳定;存栏量200～499头中型养殖规模化在平抑原料奶价格波动方面所起的作用不显着;存栏量500头以上大型养殖规模化水平的提高反而加剧了原料奶价格的波动。第五,对上海市、黑龙江省、山东省与河北省的原料奶价格协商机制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并从发展的历程、价格的产生、经验与特点三个方面开展论述。从整体上来看,四个省（市）都建立了完善的原料奶价格协商机制,尽管在实践中的发展演化、运行机制等存在着差异,但建立的原料奶价格协商机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稳定各区域的原料奶市场供给,是对维护奶农利益、平抑原料奶价格波动的有益探索与实践。但是在现实操作中,仍然存在着协调性不足、监督约束力弱等问题,未来需要政策的进一步保障。本文以现实问题为背景,深入剖析了中国原料奶的价格波动,主要的创新点体现在:（1）在研究视角方面,本研究从显性特征与隐性特征双视角对中国原料奶价格波动的规律与特征进行了探讨;本研究将进口乳制品划分为短缺消费型与价差替代型,并指出对原料奶产业影响最大与最直接的是价差替代型的乳制品;在对平抑原料奶价格波动方面,本研究从规模养殖化的视角揭示出能够平抑价格波动的养殖规模,为中国政府在养殖规模方面的扶持政策转变提供依据与参考。（2）在研究内容方面,为了全面把握国内外市场对中国原料奶价格波动的影响,本研究在原料奶价格波动传导中将产业链的垂直传导与国外市场的空间传导两个方面都纳入研究系统中,综合判断出影响中国原料奶价格波动的国内外因素与动因。（3）在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利用月度、周度等高频观测数据构建出了包括周度、双周、月度及年度多类型、多层次的研究数据对原料奶价格波动展开了多维度的计量经济模型研究。此外,对GARCH类模型进行扩展,更清晰地揭示出中国原料奶价格波动的隐性特征。
连漪[5]（2020）在《牦牛三种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及E.coli耐药基因mPCR检测方法的建立》文中认为牦牛是我国青藏高原牧民最主要的经济动物,这种已驯化的品种可以为人们提供肉、奶、羊毛和皮革,还能被用于运输。牦牛主要生活在海拔2000-5000米的高山气候中,在蒙古、尼泊尔、不丹、印度以及中国等国家中,牦牛已经成为高海拔地区的象征。然而由于牦牛的生活环境较为复杂恶劣,地理位置偏远,经济不发达,生产养殖条件和疾病防治水平的限制导致牦牛群体的各类传染病传播,严重影响了牦牛产业的经济生产效益,其中还不乏一些人畜共患病,在青藏高原地区人与放牧动物的居住环境大多没有严格的区分,对公众健康也存在潜在的威胁,因此牦牛疾病的基础防控尤为重要。本论文对常见的几种牦牛传染病:牦牛衣原体、牦牛副流感和牦牛大肠杆菌对四环素耐药性进行了基础流行病学的调查,其阳性率分别为22.8%、46.11%和43.3%。调查结果显示青藏地区的牦牛衣原体和牦牛副流感总体流行情况有升高的趋势,需引起当地相关部门的重视;结果还反映出四环素类抗生素在西藏牦牛群中的使用情况,四环素和多西环素使用率高并形成了较高的耐药性,而米诺环素则使用较少,因此依然敏感。同时本文针对这几种疾牛病行了全国区域内流行病学的回顾性分析和Meta系统分析,对我国牛群的疾病流行情况做了综合的阐述和讨论,发现我国牛衣原体病和牛副流感病在我国的养殖业中已经普遍存在,并且牛大肠杆菌对四环素的耐药情况已经不容乐观。目前我国牛衣原体整体平均的感染率为11.2%,牛副流感整体平均的感染率为69.4%,牛大肠杆菌四环素的耐药率平均为49.8%。这些发现将为今后我国牛类疾病的研究提供参考依据。本论文初步建立了牦牛大肠杆菌对四环素耐药基因的多重PCR检测方法,可以同时检测三种四环素耐药基因,为西部地区牦牛大肠杆菌疾病的四环素耐药情况的研究提供了便捷手段。
刘君[6]（2020）在《上海生生牧场发展变迁研究（1929-1949）》文中研究表明1929年,在南京国民政府鼓励创办企业,颁布《公司法》、《工厂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传入中国半个多世纪的乳业的本土化渐趋完成的时代背景之下,沈九成因个人际遇创办生生牧场。在5年左右的时间里,生生牧场便发展为近代上海最大的华商牛乳场。自1929年至1949年的20年时间里,在生生牧场的发展变迁中,其经理凡四变。据此,生生牧场20年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是1929年至1933年,由沈九成的长子沈鹏程担任经理,为生生牧场的创办和初步发展期;二是1933年至1940年,沈九成出走三友实业社后,自任经理,为生生牧场的快速发展期;三是1940年至1946年,由沈九成的三子沈万灵担任经理,为生生牧场的调整期;四是1946年至1949年,生生牧场被中国国民党的中央信托局接收,为生生牧场的衰退期。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生生牧场的发展战略和销售战略均有所不同。1929年至1933年,生生牧场初始创办,奶牛的采购、员工的招聘、土地的租赁,以及生产设备的买入,奠定了生生牧场营业及发展的基础。此一时期,生生牧场通过文化濡化、竞争者定位、与三友实业社合作等销售方法,将企业的新鲜牛奶消费群体牢牢固定在社会上层人士之中。1933年,沈九成接掌生生牧场之后,通过产品结构的调整、销售模式的扩大、以及制定灵活的销售策略,使生生牧场的规模快速增长,其消费者群体由社会上层人士逐渐向社会中层人士下移。但是,随着日寇的入侵、上海的沦陷,生生牧场的销售规模因日伪政府的配给制度而萎缩。1940年8月24日,沈九成被绑架之后,将生生牧场交由三子沈万灵经营。沈万灵在艰难困苦的沦陷时期,调整生生牧场的销售战略,以生生牧场的“A”字消毒牛乳只为社会上层人士提供。这一销售战略的调整,维持了生生牧场在日伪时期的艰难生存。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企业员工联合国民党的战后接收人员,诬告沈九成、沈万灵为汉奸。生生牧场因此被中央信托局接收。在中央信托局管理上海生生牧场时期,其生产经营活动受到多方干扰,不断萎缩,使得生生牧场走向衰落。基于对生生牧场1929至1949年间四个时期生产销售活动的研究,从微观的视角展现了近代的企业发展与社会环境变迁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一方面,牛奶的消费人群从社会上层人士扩展至社会中上层人士,又因为社会环境的变迁上移至社会上层人士。物的社会生命史,不仅是一个经济关系,还受到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制约。另一方面,企业的生产销售活动,需要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的保障。经营自由作为经济增长的前提,是企业生产销售活动能否正常展开的必要条件。生生牧场的发展历程,是近代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时期经济增长和经济衰落的见证。
徐婷婷[7]（2019）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文中认为贫困问题古而有之,它是复杂的社会建构,发仓廪以救贫穷,使黎民不饥不寒,是历朝历代统治者的目标;摆脱贫困,实现伟大中国梦,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共同的奋斗目标。新中国的大规模减贫工作始于1978年,四十年来成效显着,尽管如此,“十三五”期间中国的扶贫形势依然严峻,在减少贫困人口总量、降低贫困程度和缓解贫困集中度等方面仍然任重道远,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智慧与决心。随着对贫困问题的深入研究和贫困度量标准的不断更新,贫困脆弱性（简称“脆弱性”）逐渐走入研究视野:贫困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质贫困,还包括风险和面临风险时的贫困脆弱性。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减少、缓解和应付风险的机制能为穷人所用,他们的贫困脆弱性就会降低。据统计,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有25.2%来源于第一产业净收入,而贫困地区农村这一数字更是达到30.1%1。因此,减少、缓解和应对农业风险,稳定农村居民第一产业收入,是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重要途径之一。目前中国的扶贫开发步入攻坚克难和巩固成果的阶段,面临新背景、新挑战,有限的支付能力与较高的风险保障需求之间的矛盾、针对弱势群体的普惠性实践与精准对接脆弱性人群的特惠性需求之间的矛盾凸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满足贫困脆弱性农户的风险保障需要将成为新时代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建立反贫困长效机制的现实要求。在这一系列背景下,具备政策性、保障性和公平性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保险领域缓解贫困脆弱性最行之有效的工具之一,其研究就具有重要意义:既有利于学术界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进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又有助于明确政策性农业保险在脱贫攻坚中的定位,使其更好地参与脱贫攻坚。立足于贫困脆弱性,不仅应关注当前的贫困,更应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贫困。本文正是从农业风险冲击下的贫困脆弱性出发,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和功效进行研究的。具体而言,本文由9个章节构成。第1章,导论。以问题为导向,分析其产生的政策背景、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阐述对其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梳理和评述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对研究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根据研究问题的特性,阐述本文研究的边界,设计研究思路和框架内容,并对研究中使用的方法进行说明;最后提出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第2章,相关理论及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本文研究的主题之一,普遍存在的农业风险及其导致的贫困脆弱性是可持续脱贫的制约因素之一,需要有效的农业风险管理。由此,农业风险与农业风险管理理论是本文研究的基础之一。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外部效应和准公共物品属性使其成为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环节,需要对外部效应与准公共物品理论进行了梳理阐述。贫困脆弱性是研究的另一个主题,因而本章从概念演进、与贫困的关系、生成机制、识别框架以及测度方法等方面阐述贫困脆弱性理论;并对效用理论与预期效用理论进行了阐述。本文实证研究采用了马尔可夫过程的思路进行模型求解,因此本章也对马尔可夫过程进行了阐述。最后,在理论阐述的基础之上论述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研究表明:基于“风险-脆弱性”分析框架,在农业风险冲击下,脆弱性农户的内部和外部风险共同作用,生成了贫困脆弱性;随后,脆弱性农户的风险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递次演化,使贫困脆弱性不断加剧,并恶性循环;最后,若要预防和应对脆弱性,需要有效的风险管理,然而不充分的风险管理措施可能使脆弱性加剧,因而相较于商业性农业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更为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之一。第3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及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实践启示。本章梳理和总结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历程及制度演进中的经验。随着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其职能从风险保障拓展至防灾防损和资金融通,作用领域也逐步扩大至服务“三农”。进一步地,从多层面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1）在农业风险冲击下,我国的贫困脆弱性呈现出规模大、区域集中和收入来源单一的特征。（2）生态系统层面、经济层面和人文层面的原因交织,是导致贫困脆弱性的主要原因。（3）梳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在供给与需求、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风险管理等三个层面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可为后文分析提供数据支撑。以印度、巴西等国以及我国河北省阜平县、甘肃省农业保险扶贫为典型案例,对比分析得出启示借鉴,有助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发挥。第4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及因素。本章主要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影响因素和制约因素。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具有风险保障、提供增信担保、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促进农业技术发展等功效,这些功效的发挥有助于贫困的缓解。供给端:宏观层面——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农业保险相关立法和条例、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等,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提供了政策环境、机制体制的必要配套;微观层面——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保障范围、保险险种和技术创新等,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提供了操作方式。需求端:普遍存在的农业灾害性风险和农业灾害损失导致农户产生了农业保险需求意愿;农业收入的不断增加,使得农户基本具有购买农业保险的能力,进而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产生有效需求,以达到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目的。然而,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仍存在制约因素:政府层面,配套措施不明确、保障水平低且补贴项目单一、大灾补偿和再保险机制缺乏等;保险机构层面,基层服务水平不足、区域风险与费率不匹配、特色保险产品供给不足、保险教育宣讲力度不足等;贫困农户层面,风险感知能力和保险意识薄弱、有效需求不足等,制约因素的存在使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无法充分发挥。第5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临界点及传导机制。本章从农户行为出发,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边际效用、收入弹性、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以及不确定条件下的期望效用。研究表明:当收入弹性为负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商品属性发生变化,即对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总效应为负,这也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障碍的原因之一。在期望效用中,公平保费条件下投保与否对农户收入没有影响,但实际上,不确定条件下的效用低于确定条件下的效用,即政策性农业保险所带来的净福利将更大,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将更好。基于效用分析,本文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存在着临界点,即门槛效应。在临界点之上,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缓解产生了直接和间接传导。其直接传导机制是:（1）农户参与农业保险后,若发生风险损失,保险公司给予经济赔偿,能够减少收入波动,缓解脆弱性;（2）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平滑消费并减少农户的不确定性预期,增强农户的消费信心,实现消费者剩余最大化,进而实现脆弱性的缓解。其间接传导机制是:（1）通过“降低农业投资者风险预期→农业投资增加→农业产业化程度提高→农业产出率提高→农业收入增加→农业经济增长”这一路径推动经济增长,伴随着农业经济增长,涓滴效应带来了农户收入的增加和其它福利状况的改善,进而缓解贫困脆弱性;（2）通过保费收入可以实现财富的再分配,与此同时,保费补贴的实质是政府转移支付,能够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化。进一步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缓解贫困脆弱性。但是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从农村缓解贫困的政策角度来看,初始收入分配差距越大的国家,采取收入再分配政策以推动贫困减缓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第6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理论模型及数值模拟。本章从实证的角度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用。在对比相关模型的基础上,将MIU效用函数、贝尔曼方程和马尔可夫过程相结合,构架理论模型;以农户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度量贫困脆弱性。参考前人研究,对相关参数进行校准,模拟不同情况下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采用图形的方法直观显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用。研究表明:（1）当农户初始资产高于临界值时,投保农业保险后陷入贫困的概率低于未投保的概率;（2）当农户初始资产高于临界值时,赔偿比例越大,陷入贫困的概率越低,反之亦然;（3）相较于足额保险,投保不足额保险时,贫困概率下降的速度较慢（斜率较小）;（4）农业保险财政保费补贴的增加,有助于降低贫困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本章从实证的角度初步证明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着临界点。第7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本章基于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采用FGLS法、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笔者亲身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农村普惠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制、效应及政策研究”课题组在四川、甘肃、青海和河南等四省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在对样本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及Probit回归后,结果显示:（1）在1天1美元标准下（即年收入2600元）,被调查的622户农户中,有65.59%的农户为贫困脆弱性家庭,其中建档立卡农户占比25.24%,非建档立卡农户占比40.35%。（2）整体样本中,参与农业保险、获得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能够降低贫困脆弱性,但是保费支出不利于贫困脆弱性的缓解。对比建档立卡农户和整体样本农户发现:对于建档立卡农户而言,若要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减轻保费负担是十分重要的,同时,适当提高对建档立卡农户的保费补贴,能够有效降低其贫困脆弱性。非建档立卡农户中,农业保险参与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系数低于建档立卡农户,表明对建档立卡农户而言,参与政策性农业保险具有更大的边际效用。保费支出变量的系数低于整体样本和建档立卡农户样本,表明当农户实现摘帽之后,保费支出的压力在逐步降低,对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在不断减弱。第8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本章基于我国2010年—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门槛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在对整体样本和分组样本分别进行门槛回归后,结果显示:（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时,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的扩张,给农户带来一定的支付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重农户负担,并不利于贫困脆弱性的缓解。随着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果逐步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规模的扩大,尽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户的保费支付压力,但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即缓解脆弱性的效果并不明显。政策性农业保险赔偿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脆弱性。（2）分组后再次进行回归发现,低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存在双门槛效应,呈现出“由负到正”的趋势;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不存在门槛效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但并不显着。中等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和保费补贴存在单门槛效应,且影响系数为正;保险赔偿存在单门槛效应,影响系数“先负后正”。高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均存在单门槛效应,系数均为正,但显着性较低。第9章,研究结论、建议及展望。如何充分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是本文研究的实践意义,也是本章价值所在。研究表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功能是客观存在且不断演化的,其风险保障、提供增信担保、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促进农业技术发展等方面功效的发挥,能够打破贫困脆弱性的恶性循环,缓解贫困脆弱性。但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发挥,仍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也使得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存在着临界点（门槛效应）。进一步的,本文从理论模型和数值模拟、微观数据分析、宏观数据分析等角度,均证实了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降低贫困脆弱性,也证明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着临界点。基于对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结论的总结,本文建议:应遵循政策性农业保险功能的客观规律,肯定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重要作用;认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微观效用机制,明确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功能定位;构建多层次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结构,扩大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保障范围;探索差异化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制度,提高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保障水平等四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最后,研究认为未来可以从探讨多层次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路径、机制与效应;在行为经济学框架下讨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等两个方面入手,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对该领域的边际贡献和创新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探索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定位。国内现有针对保险或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研究主要将其视为一种工具或路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目前处于贫困线下的扶贫对象,而对处于贫困线之上,但是具有高脆弱性,随时可能因灾致贫、因灾返贫的农户关注甚少。本文从脆弱性的视角出发,不仅仅关注当前的贫困,更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贫困和造成贫困的农业风险因素,以前瞻性的视角进行研究,为建立防范返贫和持续脱贫长效机制提供思路。脆弱性视角下的贫困,研究对象范围更大,研究内容包含风险这一因素,在此视角下的研究有助于厘清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深层次原因,也能够明确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定位,即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发挥是存在临界点的,只有在临界点之上,才能够达到贫困脆弱性缓解的目的。由此,本文在肯定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提出如果在不恰当的时候、不恰当的对象采用了这一工具,就有可能使贫困加剧。第二,基于“风险-脆弱性”框架探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与以往关于贫困的研究不同,贫困脆弱性具有前瞻性,且将风险融入贫困研究之中,重点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对农户贫困的影响。本文在“风险-脆弱性”这一分析框架内,探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在外部风险（普遍存在的农业风险）和内部风险（农户自身风险管理能力较弱）的共同作用下,贫困脆弱性逐步生成;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递次演化推动了贫困脆弱性的不断演化;为预防和应对贫困脆弱性,需要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毫无疑问,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保险领域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也是农业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贫困脆弱性的生成、演化与预防机理,环环相扣构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第三,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尝试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机制。尽管在实践中可以观察到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脆弱性,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影响因素和传导机制。本文从政府、保险机构和农户三个层面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宏观和微观影响因素以及制约因素,并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传导机制:政策性农业保险通过稳定农户收入和平滑消费的直接传导机制达到缓解脆弱性的目的;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公平的间接传导机制达到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目的。第四,尝试用理论模型量化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效用是人的主观感受,但却可以通过总效用、边际效用等数理公式来表达。现有的研究中,理论模型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仅研究农业保险的消费效用;二是构建家庭资产增长模型,研究陷入贫困的概率。结合研究的重点和主题,本文将两类模型结合,构建包含农业风险冲击的效用函数,引入农业保险、保险免赔率、保费补贴比例等变量,并根据农业保险的特点,引入不足额保险,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模型构建的创新。将效用函数、贝尔曼方程和马尔可夫过程相结合并进行数值模拟,从理论层面论证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作用。第五,用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评估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并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其脆弱性的影响。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能使得农户贫困脆弱性降低多少?是各界关注的重点,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然而,已有的数据库无法满足本文实证所需:大多数微观调研数据没有针对农业保险的数据。因此,本文研究中,采用了笔者亲身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9年在西部地区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一方面评估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另一方面探究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及主要影响因素。尽管样本量有622份,但涵盖了四川、甘肃、青海等贫困大省,因而仍具有说明意义。进一步的,本文还将受访农户区分为建档立卡农户和非建档立卡农户,对比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其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刘利[8]（2019）在《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及效应分析》文中提出农业既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性产业,也是一个国家的弱质性产业,因此为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各个国家均对农业实施了不同程度的支持和保护。自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战略部署对于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具体部署内容则通过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外公布,文件重点强调了要加速建立我国新型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的体系。畜牧业作为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畜产品有效供给、维持养殖户收入持续增长、促进畜牧业的健康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加强对畜牧业的支持与保护符合我国当前新形势的要求,符合我国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重中之重”战略的要求,对于贯彻落实中央战略部署意义重大,有利于推进我国农业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对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高养殖户收入、改善养殖户生活、维护农村稳定发展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研究了我国畜牧业支持政策的演变、支持水平及效应评价。主要内容为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方法,立足于中国畜牧业历史演变的视角,梳理并整合畜牧业及畜牧业支持政策的整体发展过程,在对畜牧业支持政策的内涵与衡量方法进行比较选择的基础上,采用OECD农业支持水平测度模型,对2001年-2016年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的支持水平进行测度和分析,并从养殖户增收、产量增长、环境影响、结构调整方面对畜牧业支持政策进行效应评价。与此同时,本文立足于养殖户微观视角,通过调研的方式对畜牧业支持政策中的典型政策展开政策实施效果分析。最后,得出研究结论并给出对策建议,以便为后续相关政策的优化和改善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在上述内容研究的基础上,得出如下研究结论:1.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畜牧业发展,并将其分为:畜牧业改革开放初期的恢复发展时期;中国畜牧业发展的迅速增长时期;畜牧业提质增效、结构调整时期;以及以环保为重点的全面转型时期四个发展阶段。本文通过对畜牧业结构的变动与畜牧业总量的变动展开分析,得出了畜牧业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稳步上升的论断,主要畜产品供给结构趋于合理,生产模式由散养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向转变。通过对畜牧业生产布局的演变分析得知,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生猪生产带,其地域特征为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产区,逐步向南北两侧扩散;形成了两条完整的肉牛生产带,主要包括中原肉牛带和东北肉牛带;形成了三条完整的羊肉生产带,主要包括西北牧区、中原牧区和西南牧区;肉禽生产带以东部省份为主,蛋禽生产带则以中原省份为主;奶业优势生产带则主要集中于东北、华北及京津沪等城市郊区。通过对畜牧业经营主体的变迁的分析,从历史发展和时间序列的角度看,我国畜牧业经营主体由上世纪初的农户家庭的副业形态,分离出畜牧专业户,再到现在的专业化畜牧业公司。2.对改革开放40年以来畜牧业支持政策进行梳理,将其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详细阐述。分析了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实施现状及其特征。2007年起,我国加大了通过实施市场价格支持和生产者补贴政策,对畜牧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了畜牧业的快速发展。最后,总结了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发展的演变规律:一是畜牧业政策阶段性目标差异性强,政策目标趋向于多元化;二是在对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演变梳理中发现,畜牧业支持政策的实施是政府经济发展战略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其本质是农业与工业,城市与农村利益博弈过程中不断调整利益分配的过程。3.通过对畜牧业支持政策衡量方法比较选择得知,WTO方法仅能够作为一种用于谈判的工具,而OECD农业支持水平的测量方法,可以测量包含国内和边境的农业支持政策,其测算农业支持水平目的则在于进行政策评价、政策分析和政策解读。因此,利用这一方法可以更好地测算、评估国家全部的农业政策,它的作用既能够进行国际间对比,又能够帮助国家农业政策展开评价与分析,对于提升政策效率意义重大。基于这一客观事实,本文采用了OECD评估方法来对我国畜牧业的支持水平进行评估。基于OECD农业支持水平测度模型,对我国2001年-2016年以来畜牧业支持政策进行分类和支持水平进行测度,发现有以下几点特征:一是从畜牧业支持政策水平总体来看,2001年-2016年我国畜牧业支持总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可分为两个阶段,在2001年至2006年之间,我国畜牧业支持政策水平较低,对畜牧业支持力度非常小;自2007年起,随着我国畜牧业的发展及畜牧业支持政策支持力度的增强,畜牧业政策支持水平快速提高。二是从畜牧业支持政策的结构来看,生产者支持占比始终较大,进一步细分得知,在生产者支持内部构成中,生产预算支持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相较于生产预算支持,市场价格支持的贡献更大。三是从不同种类畜产品支持水平来看,各项畜产品在畜牧业政策支持水平方面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从整体的角度出发,猪肉、牛肉、羊肉、羊绒的支持水平呈现出日益增长的趋势;但是禽肉和牛奶的支持水平却存在相对较大的波动。禽蛋和羊毛的支持水平多数年份基本为负值,且禽蛋的支持水平负值较多,且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造成上述三种特征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边境保护政策作用,二是国内饲料粮价值转移,三是受疫病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等问题导致的畜产品价格波动。4.本研究对畜牧业支持政策的效应展开了探索。在数据采集的过程中了解到我国农牧民的牧业收入与我国财政对畜牧业的支出总量之间,存在同方向变动关系,这就意味着增加对畜牧业的财政支持则会增加农牧民的收入,但畜牧业支持增加所能够引起的农牧民收入增长效果较弱。我国畜牧业总产值与财政对畜牧业的支出总量之间也存在同方向的变动关系,也就是说增加对畜牧业的财政支持能够推动生产的增加。然而,畜牧业支持增加所能够引起的畜牧业总产值相对增长效果同样较弱。另外,我国畜牧业支持政策有利于污染治理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合理性,加强畜牧业支持力度能够起到对排污增量的抑制作用,但效果并不明显。畜牧业支持政策是畜牧业结构变动的重要因素。尤其是1992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促进肉牛产业发展的政策,同时促进了畜牧业生产结构和畜产结构组成向更合理的方向发展。但是由于国家和地方政府大力支持的“畜牧养殖”示范工程的推广在肉牛产业以及拥有秸秆饲料优势的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发展比较好,但是畜种结构选取的是全国的数据,畜种结构的改变在各个区域并不均衡。同时本研究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研究的时间范围在2001年-2016年,在此阶段畜牧业结构的调整相对放缓,畜牧业支持增加所能够引起的畜种结构变化作用较弱。5.从养殖户微观维度出发,在吉林省生猪养殖户调研访问的基础上,从养殖户对政策认识程度、满意程度,并深入了解总结养殖户不满意的原因,对生猪养殖支持政策进行评价。结合养殖户调研访问结果,对生猪养殖各项支持政策实施中影响养殖户满意的因素,即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以资金补助为主要方式的生猪养殖支持政策,多数没有侧重点,基本上对大多数养殖户具有普惠性,尤其是生猪疫病防控类政策,一旦发生疫病,相较于散养户,大规模养殖户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而政策并没有因为养殖户风险的大小而有所差别。二是规模化养殖支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明显的两个问题:一方面,补贴方式以资金为主,缺乏技术扶持、疫病防控的指导,方式单一;另一方面,补助领域为养殖生产环节,不能满足养殖户对销售、管理经营等方面需求。三是宏观调控中的生猪生产和市场信息预警监测机制存在政府宣传力度不足,养殖户认知程度不高;以及该机制对市场信息的预测不全面,对养殖户的生产安排没有起到实际应有的作用的问题。四是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门槛高、审核程序复杂、申请周期长、资金发放过程存在程序繁琐的通病。6.根据上述研究结论以及畜牧业发展的基本形势,提出政策建议:改善对畜牧业支持资金的使用方式、建立健全畜产品价格监测和市场信息预警机制、构建全国性畜牧业政策保险大灾准备金制度的运行机制框架、进一步完善畜牧业生态保护政策,推动畜牧业与环境协调发展。并提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促进健康养殖、提高畜牧业生产技术水平、增强养殖场疫病防控能力、高产优质苜蓿示范基地建设、发展现代草地畜牧业、支持牧区畜牧良种推广为我国畜牧业未来支持政策的重点。
李亚茹[9]（2018）在《农产品“保险+期货”的方案设计与定价 ——基于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文中指出最低收购价与临时收储政策连续实施多年,我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价格调控机制面临国内外价格倒挂、进口量与库存量齐增、仓容压力巨大及种植结构失衡等困境。我国政府于2014年推出农产品价格形成与政府补贴相脱钩的价格机制改革,其核心是农产品价格调控政策,即目标价格补贴与生产者补贴政策。目标价格补贴与生产者补贴政策实施近5年,虽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面临着农产品面积核实成本较高、难以调整种植结构及政府财政资金压力较大等困境。随着农产品市场化定价的形成,价格风险已成为影响农户收入的重要因素。农产品“保险+期货”主要包括“价格保险+期货”和“收入保险+期货”两种形式,作为保险与期货的跨界融合,既克服了农民难以进入期货、期权市场的困难,又弥补了农产品价格保险目标价格厘定困难和缺乏系统性价格风险转移机制的两大内生缺陷,其自推出之日起便受到国家高度重视,2016年、2017年及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均提出稳步扩大“保险+期货”模式。与目标价格补贴与生产者补贴政策相比,农产品“保险+期货”具有相似的运作机制,但国家财政资金压力相对较小,保险公司完善的农业保险服务体系可显着提高运行效率,且属于WTO绿箱政策,比较优势明显,故其在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中的政策定位值得探讨。尽管农产品“保险+期货”发展如火如荼,但现行试点方案采用“保险+场外看跌期权+场内期货”单一的运作模式,存在农户承担较大基差风险、保险公司“中介”地位尴尬与期货公司对冲压力较大等问题。鉴于农产品“保险+期货”试点方案的现存问题,特别是基于方案设计与定价在“保险+期货”中的缺失及重要意义,本文尝试基于价格调控机制视角研究农产品“保险+期货”的方案设计与定价问题。本研究具体章节的内容安排如下:第1章,绪论。首先分析本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接着初步界定了农产品价格保险、农产品收入保险、农产品“保险+期货”（包括“价格保险+期货”与“收入保险+期货”）、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及价格风险管理的相关概念;进而给出本文的基本研究思路、主要研究内容、采用的研究方法、创新点及不足之处。第2章,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首先分别梳理和评述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价格调控政策、“保险+期货”及农业保险定价的相关文献,确定了本文的研究范围;然后阐述了农产品价格波动、农产品风险管理、价格调控、“保险+期货”及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的相关理论。既引出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又奠定了后续研究的理论基础。第3章,农产品价格风险及“保险+期货”的引出。首先以玉米和鸡蛋为例,分析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特征与影响因素。农产品价格波动具有周期性、季节性、地区差异性、金融化、集聚性与非对称性等特征;影响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四大类因素为供给、需求、政策与国际市场因素。其次,采用基于历史模拟、极值理论POT模型的Va R法,评估全国七大玉米主产区与六大鸡蛋主产区的价格波动风险,结果发现,玉米与鸡蛋价格波动风险均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需分地区向农户提供价格风险保障。最后,通过梳理国内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工具的演进历程引出农产品“保险+期货”。农产品“保险+期货”作为保险与期货的跨界融合,既克服了农户难以进入期货、期权市场的困难,又弥补了价格保险的两大内生缺陷,比较优势明显,但仍面临基差风险、制度风险、违约风险与定价风险。尽管农产品价格风险是不可保风险,但保险人通过不断改进自身的技术条件能将不可保风险转化为可保风险,农产品“保险+期货”利用现有技术可将赔付风险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可行性强。第4章,中美农产品“保险+期货”的实践方案及比较借鉴。本章首先以育肥母牛风险保护保险（LRP）、生猪毛利润保险（LGM）为例,分析美国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的具体实践方案,得出有益于我国“价格保险+期货”方案设计的经验启示,如完善的再保险体系是推行农产品“保险+期货”的前提、较短的理赔款计算周期可有效保障农户实际损失等;以玉米（排除收货价格）收入保障保险（RP（HPH））与大豆（排除收货价）区域收入保障保险（ARP（HP））为例,介绍“收入保险+期货”实践方案,得出多种保险补贴政策分别是经营“收入保险+期货”的基础和前提等经验启示;以奶牛利润保障项目（MPP-Dairy）为例,介绍运用保险运作机制代替传统牲畜价格支持政策的实践,得出基于保险机制的价格支持政策,可显着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启示。其次,详细分析了国内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大连”方案、“北票与法库”方案、“桦川”方案及“重庆”方案四个农产品“保险+期货”试点方案。尽管四个试点方案各具特色,但存在“保险+场外看跌期权+场内期货”三个环节的操作流程、交易所与期货公司占据主导地位及完全基于期货市场价格设计产品的共同特点;面临农户承担较大基差风险、保险公司“中介”地位尴尬及期货公司对冲风险压力大等问题。最后,从基本运作模式、参与主体、产品内容与市场环境四个方面比较中美农产品“保险+期货”的实践方案,得出我国需加大力度推进农产品期货与期权发展、加快农业生产规模化经营步伐、完善农业保险巨灾风险分散体系与重构“保险+期货”运行机制的启示。第5章,农产品“保险+期货”在价格调控机制中的政策定位与总体方案。本章首先梳理了我国现行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的现状,发现其主要面临国内外价格倒挂、进口量与库存量齐增、仓容压力巨大、农产品种植结构难以调整与种植面积核实成本高等困境。其次,阐述了农产品“保险+期货”作用于价格调控机制的理论逻辑,即价格调控政策通过作用于调控对象以达到政策目标。若农产品“保险+期货”是一种价格调控政策,其调控对象包括国家、农产品市场、农产品生产者、消费者及保险公司、期货公司等,故从国家、农产品市场、农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相关企业四个方面分析农产品“保险+期货”在价格调控机制中的可能作用。接着,通过比较农产品“保险+期货”与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效果,得出其可作为大宗农产品传统价格支持政策的重要补充、现代价格补贴政策的替代与鲜活农产品调控目录制度重要工具的政策定位。最后,从运行机制、方案设计与农产品适用范围三个方面,初步构建我国农产品“保险+期货”的总体方案。即从运行机制方面,中央财政给予资金补贴、财政部与农业农村部主导、银保监会监督指导、商业保险公司运作、期货公司提供技术支持、农业农村部与银保监会牵头设立专门的农业保险再保险管理机构提供再保险。从方案设计方面,坚持可复制、可持续与简单易懂的原则;短期方案仍采用与现有试点相似的三个环节的运作模式;长期方案采用两个环节的运作模式。从农产品适用规则与范围方面,本文研究认为养殖业适用于“价格保险+期货”方案,种植业适用于“收入保险+期货”方案;具体而言,农产品“保险+期货”适用于稻谷、小麦、棉花、玉米、大豆、鸡蛋等农产品。第6章,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的方案设计与定价。本章设计的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方案仍采用与现有试点类似的三环节模式,但每个环节的具体内容与现有模式不同,此方案具有显着降低农户基差风险与保险公司是风险承保主体两大特色。设计方案中农产品现货价格保险与场外看跌期权的本质是固定执行价格离散算术平均欧亚期权,本章主要运用期权定价模型厘定其费率。农产品价格波动呈现出明显的随机波动与跳跃特征,故采用随机波动率跳跃扩散Bates模型拟合其价格波动路径。首先,运用基于M-H算法的贝叶斯马尔科夫链蒙特卡洛模拟（MCMC）方法估计Bates模型的参数;其次,运用方差减少技术的Monte Carlo方法模拟农产品价格波动路径,最后,基于固定执行价格离散算术平均欧式亚式期权定价公式计算得出保费。本文选取河南、山东、河北、江苏、湖北、四川六大鸡蛋主产区价格数据厘定鸡蛋“价格保险+期货”方案的费率,实证结果发现:基于期货市场价格的鸡蛋价格保险不能满足养殖户价格下跌风险保障的需求;基于现货市场为农户提供价格保险,运用场外看跌期权为保险公司提供的再保险保障非常有限,远不能满足保险公司分散风险的需求,尤其是不能满足保险公司分散极端风险的需要;设计的鸡蛋“价格保险+期货”方案中保险公司承担的场外期权对冲风险较之现行“价格保险+期货”试点,有助于降低养殖户的基差风险。为确保期权定价法费率厘定结果的准确性,本章分别运用农业保险定价的参数法与非参数法厘定设计方案的费率。由实证结果可知,期权定价法的费率厘定结果均略高于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法的费率厘定结果,但都小于0.01,可见,本文运用随机波动率跳跃扩散Bates模型厘定鸡蛋“价格保险+期货”方案的费率是可行的。第7章,农产品“收入保险+期货”的方案设计与定价。本章首先设计保险公司向农户提供的收入保险,且采用区域收入保险的形式,价格指数与产量指数分别是农产品省级现货价格与亩均产量;保险公司向期货公司购买分散部分价格风险的场外看跌期权产品;期货公司通过复制场内期权分散场外看跌期权的价格风险三个环节的基本运作模式。选取国内玉米七大主产区即河北、内蒙古自治区、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与河南,进行“收入保险+期货”方案定价的实证研究。首先选择Weibull（3P）、Burr（4P）、Log-Logistic（3P）、Logistic、Lognormal（3P）、Normal与Gamma（3P）七类分布分别模拟玉米七大主产区的价格对数收益率与产量波动率数据,以K-S、A-D与卡方检验三类方法选取七大主产区价格与单产风险的合适分布。接着以欧式距离最小为选择标准,在五种Copula函数中选出最优相关函数。最后依据收入保险费率厘定公式计算保费。由费率厘定结果,我们发现同一保障水平下,不同地区的区域收入保险费率差异较大,全国玉米七大主产区费率高低的排序与各地区价格、产量风险的相关性并不直接相关;同一地区不同保障水平下,区域收入保险的费率差异较大。第8章,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及展望。对全文进行总结,归纳出本文研究得出的七大基本结论,并对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本文的创新之处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尝试探讨了农产品“保险+期货”在价格调控机制中的作用及政策定位。首次基于我国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面临的困境,分析农产品“保险+期货”作用于价格调控机制的理论逻辑,即价格调控政策通过作用于调控对象以达到政策目标。农产品“保险+期货”作为价格调控政策的调控对象包括国家、农产品市场、农产品生产者、消费者及保险公司、期货公司等,故从国家、农产品市场、农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及相关企业四个方面初步分析农产品“保险+期货”在价格调控机制中的可能作用。通过比较农产品“保险+期货”与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效果,初步得出其可作为大宗农产品传统价格支持政策的重要补充、现代价格补贴政策的替代与鲜活农产品调控目录制度重要工具的政策定位。第二,从运行机制、方案设计、农产品适用范围三个方面,初步构建我国农产品“保险+期货”的总体方案。即从运行机制来看,本文认为需由中央财政给予资金补贴、财政部与农业农村部主导、银保监会监督指导、商业保险公司运作、期货公司提供技术支持、农业农村部与银保监会牵头设立专门的农业保险再保险管理机构提供再保险。就方案设计而言,本文认为应坚持可复制、可持续与简单易懂的原则;短期方案可采用与现有试点相似的三个环节的运作模式,但每个环节的具体内容较现行试点方案有所改进;长期方案则采用两个环节（即保险公司提供农产品价格或收入保险,再保险机构向保险人提供相应的再保险方案）的运作模式。从农产品适用规则与范围来看,本文研究认为养殖业适用于“价格保险+期货”方案,种植业适用于“收入保险+期货”方案;具体而言,农产品“保险+期货”适用于稻谷、小麦、棉花、玉米、大豆、鸡蛋等农产品。第三,基于农产品价格波动风险地区差异的评估结果,尝试探讨分地区承保农产品的价格波动风险。本文分别采用基于历史模拟和极值理论POT模型的Va R法,评估全国七大玉米主产区与六大鸡蛋主产区的价格波动风险,结果发现,玉米与鸡蛋价格波动风险均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需分地区向农户提供价格风险保障。故设计的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与“收入保险+期货”方案中价格保险与收入保险的农产品价格指数不再是现行试点方案的农产品期货价格,而是农产品的省级现货价格。省级现货价格与农户实际售卖价格的差异小于农产品期货价格与农户实际售卖价格的差异,可见,本文探讨的分地区承保农产品价格波动风险,可显着降低农户承担的基差风险。第四,尝试运用期权定价法,厘定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方案的费率。本文初步设计的“基于现货市场的价格保险+对冲部分风险的场外期权+场内期货”的方案中,农产品现货价格保险与场外看跌期权的本质是固定执行价格离散算术平均欧亚期权,故尝试运用期权定价法厘定其费率。农产品价格波动呈现出明显的随机波动与跳跃特征,采用随机波动率跳跃扩散Bates模型拟合其价格波动路径。且分别运用农业保险定价的参数法与非参数法厘定设计方案的费率,以确保期权定价法费率厘定结果的准确性。由实证结果可知,期权定价法的费率厘定结果与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法的费率厘定结果差异均较小,可见,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期权定价法是可行的。
张晓锋[10]（2017）在《上海市金山区牛传染性鼻气管炎流行病学调查及综合防控》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牛传染性鼻气管炎是由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热性传染病,以上呼吸道炎症和生殖道炎症为主要特征,该病毒能引起牛的免疫抑制,造成继发感染,严重影响牛的生产性能,临床上表现为发热、鼻炎、乳腺炎、流产等。目前,世界各主要养牛地区均有该病的报道,我国亦是该病的主要疫区之一,严重危害我国养牛业的发展。上海市金山区是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目前全区有10个中小型规模奶牛场,存栏量接近万头。因从国外或国内其他地区引进种牛频繁,牛传染性鼻气管炎在金山区存在一定程度的感染,感染引起的奶牛肺炎、流产时有发生。但金山区奶牛系统缺乏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的流行病学资料。本研究从该地区牛传染性鼻气管炎流行病学调查入手,建立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病毒的定量PCR检测方法,形成一套结合金山区实际的综合防控方案,为当地防控该病提供参考依据。1.上海市金山区奶牛传染性鼻气管炎血清流行病学调查本研究利用商品化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病毒（IBRV）gE特异性抗体检测剂试剂盒,对2016年在上海市金山区10个奶牛场采集的460份牛血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发现,金山区奶牛场的抗体阳性率达到36.67%～97.37%,提示IBRV感染普遍,建议采取综合管理措施,有效控制该病造成的损失。2.Ⅰ型牛疱疹病毒gE基因定量PCR检测方法建立及应用以Ⅰ型牛症疹病毒（Bovine herpesvirus-1,BHV-1）的gE基因序列,针对1607～1704bp区域分别设计1对引物及相应的TaqMan探针,在建立和优化反应体系后,对经10倍系列稀释的病毒进行扩增来检测其灵敏度和特异性。结果表明,建立的荧光定量PCR可用于检测BHV-1,其灵敏度为10 copies/μL,且与其他病毒无交叉反应,可用于BHV-1临床检测。3.上海市金山区奶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综合防控牛传染性鼻气管炎（IBR）严重威胁着金山区乃至上海市的奶牛养殖业的健康发展,由于该病具有潜伏感染和隐性感染的特性,可以通过携带病毒牛只的调运和病牛自愈后的持续排毒来感染健康牛,从而造成健康牛群感染该病的风险大大增加,因此针对该病的防控应当采取综合性的防治措施,从诊断、检测、监测、免疫、消毒、隔离、扑杀以及风险评估和应急管理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做好防控工作。
二、黑龙江部分地区的奶牛疾病调查与应对措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黑龙江部分地区的奶牛疾病调查与应对措施（论文提纲范文）
（1）集约化牛场体况管理对泌乳奶牛代谢、生产性能和健康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写说明 |
| 1 文献综述 |
| 1.1 奶牛体况的研究进展 |
| 1.1.1 奶牛体况评分 |
| 1.1.2 奶牛体况评分的发展 |
| 1.1.3 奶牛体况管理的目标 |
| 1.1.4 影响奶牛体况的因素 |
| 1.2 奶牛体况与生产性能的关系 |
| 1.2.1 奶牛体况对泌乳性能的影响 |
| 1.2.2 奶牛体况对繁殖性能的影响 |
| 1.3 奶牛体况与健康的关系 |
| 1.3.1 体况对奶牛代谢健康的影响及其病理学基础 |
| 1.3.2 体况对奶牛生殖健康的影响及其病理学基础 |
| 1.4 奶牛产后疾病发生的风险预警评估研究进展 |
| 1.4.1 疾病发生的风险预警评估方法 |
| 1.4.2 主要代谢病和繁殖障碍发生的风险预警评估 |
| 1.5 奶牛体况管理的优化措施 |
| 1.5.1 奶牛饲料的营养调控 |
| 1.5.2 改善奶牛体况的管理措施 |
| 1.6 本研究目的和意义 |
| 2 四个集约化牛场奶牛泌乳周期体况、生产性能和健康的调查研究 |
| 2.1 材料与方法 |
| 2.1.1 试验动物与分组 |
| 2.1.2 试验方法 |
| 2.1.3 信息采集 |
| 2.1.4 疾病诊断标准 |
| 2.1.5 数据统计分析 |
| 2.2 结果 |
| 2.2.1 四个牛场奶牛BCS及其损失的比较 |
| 2.2.2 四个牛场奶牛泌乳性能的比较 |
| 2.2.3 四个牛场奶牛繁殖性能的比较 |
| 2.2.4 四个牛场奶牛疾病状况的比较 |
| 2.2.5 四个牛场奶牛经济效益的比较 |
| 2.3 讨论 |
| 2.3.1 四个牛场奶牛体况管理水平 |
| 2.3.2 四个牛场奶牛泌乳量状况 |
| 2.3.3 四个牛场奶牛繁殖性能状况 |
| 2.3.4 四个牛场奶牛健康状况 |
| 2.3.5 四个牛场经济效益状况 |
| 2.4 小结 |
| 3 奶牛围产期体况损失对代谢、生产性能、健康和经济效益的影响 |
| 3.1 材料与方法 |
| 3.1.1 试验动物与分组 |
| 3.1.2 试验主要仪器设备 |
| 3.1.3 试验方法 |
| 3.1.4 信息采集 |
| 3.1.5 血液样品采集 |
| 3.1.6 血液生化检测指标 |
| 3.1.7 疾病的诊断标准 |
| 3.1.8 数据统计分析 |
| 3.2 结果 |
| 3.2.1 试验奶牛背景信息的比较 |
| 3.2.2 试验奶牛的体况评分、体况损失及其相关分析与预测分析 |
| 3.2.3 试验奶牛血液生化指标的比较 |
| 3.2.4 试验奶牛的疾病患病情况 |
| 3.2.5 试验奶牛繁殖性能的状况 |
| 3.2.6 试验奶牛的日泌乳量 |
| 3.2.7 试验奶牛经济效益分析 |
| 3.3 讨论 |
| 3.3.1 体况与体况损失的关系 |
| 3.3.2 体况损失对奶牛激素、代谢、肝功和氧化应激的影响 |
| 3.3.3 体况损失对奶牛健康状况的影响 |
| 3.3.4 体况损失对奶牛繁殖性能的影响 |
| 3.3.5 体况损失对奶牛泌乳性能的影响 |
| 3.3.6 体况损失对奶牛经济效益的影响 |
| 3.4 小结 |
| 4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2）奶牛乳房炎病原菌调查及裂解性噬菌体的分离鉴定与生物学特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1.1 奶牛乳房炎概述 |
| 1.1.1 奶牛乳房炎的病因 |
| 1.1.2 奶牛乳房炎的诊断 |
| 1.1.3 奶牛乳房炎的预防与治疗 |
| 1.1.4 葡萄球菌性奶牛乳房炎 |
| 1.2 噬菌体概述 |
| 1.2.1 噬菌体的分类 |
| 1.2.2 噬菌体与细菌的作用原理 |
| 1.2.3 噬菌体治疗的优势与局限性 |
| 1.2.4 噬菌体的实际应用与发展趋势 |
| 1.3 本研究意义及创新点 |
| 第二章 引起奶牛乳房炎致病菌调查 |
| 2.1 试验材料 |
| 2.1.1 试验培养基及主要试剂 |
| 2.1.2 试验仪器及设备 |
| 2.2 试验方法 |
| 2.2.1 样品采集 |
| 2.2.2 菌株分离筛选及纯化 |
| 2.2.3 分离菌株DNA提取及16S rDNA序列测序 |
| 2.3 试验结果 |
| 2.3.1 样品采集及分菌结果 |
| 2.3.2 分离菌株的鉴定结果 |
| 2.4 讨论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奶牛乳房炎金黄色葡萄球菌流行特征分析 |
| 3.1 试验材料 |
| 3.1.1 试验培养基及主要试剂 |
| 3.1.2 试验仪器及设备 |
| 3.2 试验方法 |
| 3.2.1 金黄色葡萄球菌携带毒力基因的检测 |
| 3.2.2 金黄色葡萄球菌携带抗性基因的检测 |
| 3.2.3 金黄色葡萄球菌抗生素敏感性实验 |
| 3.3 试验结果 |
| 3.3.1 金黄色葡萄球菌携带毒力基因检测结果 |
| 3.3.2 金黄色葡萄球菌携带抗性基因检测结果 |
| 3.3.3 金黄色葡萄球菌抗生素敏感性结果 |
| 3.4 讨论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金黄色葡萄球菌裂解性噬菌体分离及其生物学特性 |
| 4.1 试验材料 |
| 4.1.1 试验培养基及主要试剂 |
| 4.1.2 试验仪器及设备 |
| 4.2 试验方法 |
| 4.2.1 噬菌体的分离 |
| 4.2.2 噬菌体的筛选 |
| 4.2.3 噬菌体的纯化 |
| 4.2.4 噬菌体效价的测定 |
| 4.2.5 噬菌体最佳感染复数(MOI)的测定 |
| 4.2.6 高效价噬菌体的制备 |
| 4.2.7 噬菌体扩增与保存 |
| 4.2.8 噬菌体透射电镜观察 |
| 4.2.9 噬菌体基因组提取及测序分析 |
| 4.2.10 噬菌体一步生长曲线的测定 |
| 4.2.11 噬菌体宿主范围的测定 |
| 4.3 试验结果 |
| 4.3.1 噬菌体分离纯化结果与效价的测定 |
| 4.3.2 噬菌体的电镜观察 |
| 4.3.3 噬菌体最佳感染复数(MOI)的测定 |
| 4.3.4 噬菌体基因组测序结果及分析 |
| 4.3.5 噬菌体一步生长曲线 |
| 4.3.6 噬菌体宿主范围的测定结果 |
| 4.4 讨论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噬菌体在不同条件下的稳定性及其抑菌效果评价 |
| 5.1 试验材料 |
| 5.1.1 试验培养基及主要试剂 |
| 5.1.2 试验仪器及设备 |
| 5.2 试验方法 |
| 5.2.1 噬菌体pH敏感性研究 |
| 5.2.2 噬菌体热稳定性研究 |
| 5.2.3 噬菌体紫外敏感性研究 |
| 5.2.4 噬菌体氯仿敏感性研究 |
| 5.2.5 噬菌体体外试管杀菌效力研究 |
| 5.2.6 噬菌体在牛奶中的杀菌效力研究 |
| 5.3 试验结果 |
| 5.3.1 噬菌体pH敏感性 |
| 5.3.2 噬菌体热稳定性 |
| 5.3.3 噬菌体紫外敏感性 |
| 5.3.4 噬菌体氯仿敏感性 |
| 5.3.5 噬菌体体外试管杀菌效力 |
| 5.3.6 噬菌体在牛奶中的杀菌效力 |
| 5.4 讨论 |
| 5.5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1.本研究主要结论 |
| 2.本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3）保定地区奶牛子宫内膜炎发病情况调查和药敏试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奶牛子宫内膜炎研究进展 |
| 1.1.1 奶牛子宫内膜炎的致病因素 |
| 1.1.2 奶牛子宫内膜炎的诱发因素 |
| 1.1.3 奶牛子宫内膜炎的分型 |
| 1.1.4 奶牛子宫内膜炎的诊断 |
| 1.1.5 奶牛子宫内膜炎的治疗 |
| 1.2 目的和意义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试验材料 |
| 2.1.1 试验动物 |
| 2.1.2 试验用品、试剂盒药品 |
| 2.1.3 主要仪器设备 |
| 2.2 试验方法 |
| 2.2.1 奶牛子宫内膜炎的诊断 |
| 2.2.2 奶牛养殖状况调查 |
| 2.2.3 致病菌分离鉴定 |
| 2.2.4 药敏试验 |
| 2.2.5 临床治疗效果对比 |
| 2.3 统计学处理 |
| 3 结果 |
| 3.1 保定地区奶牛子宫内膜炎发病情况 |
| 3.1.1 不同区县发病情况统计 |
| 3.1.2 各月份奶牛子宫内膜炎发病情况 |
| 3.1.3 各胎次奶牛子宫内膜炎发病情况 |
| 3.1.4 胎衣不下奶牛子宫内膜炎发病情况 |
| 3.1.5 难产及助产奶牛子宫内膜炎发病情况 |
| 3.1.6 饲养管理水平和方式与奶牛子宫内膜炎发病率的关系 |
| 3.2 保定地区奶牛子宫内膜炎致病菌分离鉴定结果 |
| 3.2.1 保定地区奶牛子宫内膜炎致病菌感染情况 |
| 3.2.2 保定地区奶牛子宫内膜炎致病菌分离培养及初步鉴定结果 |
| 3.2.3 保定地区奶牛子宫内膜炎致病菌鉴定结果 |
| 3.3 致病菌药敏试验结果 |
| 3.4 临床治疗效果 |
| 4 讨论 |
| 4.1 保定地区奶牛子宫内膜炎发病情况分析 |
| 4.2 保定地区奶牛子宫内膜炎发病率与多因素间关系分析 |
| 4.2.1 奶牛子宫内膜炎发病率与月份的关系 |
| 4.2.2 奶牛子宫内膜炎发病率与胎次的关系 |
| 4.2.3 奶牛子宫内膜炎发病率与胎衣不下和难产及助产的关系 |
| 4.2.4 奶牛子宫内膜炎发病率与饲养方式的关系 |
| 4.3 保定地区奶牛子宫内膜炎致病菌特点 |
| 4.4 保定地区奶牛子宫内膜炎致病菌药敏试验结果分析 |
| 4.5 保定地区子宫内膜炎奶牛临床治疗效果对比分析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4）中国原料奶价格波动：机理与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主要的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 |
| 1.5.2 主要的不足 |
| 1.6 分析框架 |
| 2 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原料奶产业相关概念 |
| 2.1.2 价格波动的度量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供给需求理论 |
| 2.2.2 蛛网模型理论 |
| 2.2.3 理性预期理论 |
| 2.2.4 市场失灵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农产品价格波动特征的研究 |
| 2.3.2 农产品价格波动驱动的研究 |
| 2.3.3 农产品价格波动传导的研究 |
| 2.3.4 文献评述 |
| 3 中国原料奶产业发展概况与价格波动影响因素分析 |
| 3.1 中国原料奶产业发展概况 |
| 3.1.1 中国原料奶产业的发展历程 |
| 3.1.2 中国原料奶生产面临的主要挑战 |
| 3.2 原料奶价格波动影响因素分析 |
| 3.2.1 国内供给因素 |
| 3.2.2 市场需求因素 |
| 3.2.3 国际贸易因素 |
| 3.2.4 制度性因素 |
| 3.2.5 突发事件因素 |
| 3.3 本章小结 |
| 4 中国原料奶价格波动规律与特征分析 |
| 4.1 引言 |
| 4.2 基于分解法的中国原料奶价格波动规律分析 |
| 4.2.1 Census X13 季节调整方法 |
| 4.2.2 H-P滤波法 |
| 4.3 基于GARCH类模型的中国原料奶价格波动特征分析 |
| 4.3.1 理论适用性与模型介绍 |
| 4.3.2 变量设置与数据说明 |
| 4.3.3 模型构建与诊断性检验 |
| 4.3.4 估计结果与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产业链利益分配格局下的中国原料奶价格波动传导 |
| 5.1 引言 |
| 5.2 概念界定与机理分析 |
| 5.2.1 价格波动传导的界定 |
| 5.2.2 中国原料奶与乳制品价格波动传导的机理分析 |
| 5.3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5.3.1 模型设定 |
| 5.3.2 数据说明 |
| 5.4 模型估计与非线性检验 |
| 5.4.1 模型的建立与分析 |
| 5.4.2 门限非线性检验 |
| 5.5 结果与讨论 |
| 5.5.1 农场到零售价格波动的非对称传导 |
| 5.5.2 非对称性的原因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开放背景下的国际市场对中国原料奶市场波动溢出效应 |
| 6.1 引言 |
| 6.2 贸易结构与作用机理 |
| 6.2.1 中国奶粉进口贸易结构 |
| 6.2.2 国际奶粉对中国原料奶价格波动溢出作用机理 |
| 6.3 理论模型与数据说明 |
| 6.3.1 BEKK-GARCH模型 |
| 6.3.2 数据说明 |
| 6.4 模型构建与检验 |
| 6.4.1 条件均值方程的确定 |
| 6.4.2 ARCH效应检验 |
| 6.5 检验结果与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7 中国原料奶价格波动平抑效应:基于养殖规模化的视角 |
| 7.1 引言 |
| 7.2 结构演化与作用机理 |
| 7.2.1 中国奶牛养殖规模结构演化 |
| 7.2.2 不同养殖规模化对原料奶价格波动的作用机理分析 |
| 7.3 变量选取、模式设置及数据说明 |
| 7.3.1 变量选取 |
| 7.3.2 模式设置 |
| 7.3.3 数据说明 |
| 7.4 模型估计与分析 |
| 7.4.1 估计方法选取 |
| 7.4.2 估计结果分析 |
| 7.5 稳健性检验 |
| 7.5.1 内生性分析 |
| 7.5.2 子样本检验 |
| 7.6 本章小结 |
| 8 稳定原料奶价格的各地实践:原料奶价格协商机制 |
| 8.1 引言 |
| 8.2 各地区的原料奶价格协商机制 |
| 8.2.1 上海市的原料奶价格协商机制 |
| 8.2.2 黑龙江省的原料奶价格协商机制 |
| 8.2.3 山东省的原料奶价格协商机制 |
| 8.2.4 河北省的原料奶价格协商机制 |
| 8.3 各地区原料奶价格协商机制的比较与评价 |
| 8.3.1 比较分析 |
| 8.3.2 成就与不足 |
| 8.4 本章小结 |
| 9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内所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 |
（5）牦牛三种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及E.coli耐药基因mPCR检测方法的建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中英文对照表 |
| 1 前言 |
| 1.1 牦牛 |
| 1.2 牛衣原体 |
| 1.2.1 牛衣原体生物学特性 |
| 1.2.2 牛衣原体研究进展 |
| 1.2.3 牛衣原体流行病学 |
| 1.3 牛副流感 |
| 1.3.1 牛副流感生物学特性 |
| 1.3.2 牛副流感研究进展 |
| 1.3.3 牛副流感流行病学 |
| 1.4 牛大肠杆菌病 |
| 1.4.1 牛大肠杆菌生物学特性 |
| 1.4.2 牛大肠杆菌病研究进展 |
| 1.4.3 牛大肠杆菌病流行病学 |
| 1.5 四环素类抗生素及其耐药性 |
| 1.6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2 牦牛三种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及Meta分析 |
| 2.1 牦牛三种疾病流行病学调查 |
| 2.1.1 样本采集 |
| 2.1.2 试验材料 |
| 2.1.3 试验仪器 |
| 2.1.4 试验方法 |
| 2.1.5 结果与分析 |
| 2.1.6 讨论 |
| 2.2 三种牛病在我国流行情况的系统评价和Meta分析 |
| 2.2.1 牛衣原体Meta分析方法及流程 |
| 2.2.2 牛副流感Meta分析方法及流程 |
| 2.2.3 牛大肠杆菌对四环素耐药性Meta分析方法及流程 |
| 2.2.4 结果与分析 |
| 2.2.5 讨论 |
| 3 牦牛源大肠杆菌四环素耐药情况调查及四环素耐药基因多重PCR方法的建立 |
| 3.1 大肠杆菌四环素类抗生素耐药情况调查 |
| 3.1.1 试验仪器 |
| 3.1.2 试验方法 |
| 3.1.3 结果与分析 |
| 3.1.4 讨论 |
| 3.2 大肠杆菌四环素类抗生素耐药基因多重PCR方法的建立 |
| 3.2.1 耐药基因的选择和引物设计 |
| 3.2.2 结果与分析 |
| 3.2.3 讨论 |
| 4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硕士期间发表文章 |
| 致谢 |
（6）上海生生牧场发展变迁研究（1929-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依据 |
| 1.2.1 理论依据 |
| 1.2.2 现实依据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近代奶业史的研究 |
| 1.3.2 近代农业企业史的研究 |
| 1.4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生生牧场的创办与生产经营的展开(1929-1933年) |
| 2.1 沈九成创办生生牧场的背景 |
| 2.1.1 沈九成创办生生牧场的个人际遇 |
| 2.1.2 沈九成创办生生牧场的政策背景 |
| 2.1.3 沈九成创办生生牧场的行业时机 |
| 2.2 生生牧场的创办 |
| 2.2.1 奶牛的采购及其生产管理 |
| 2.2.2 土地的租赁 |
| 2.2.3 员工的招聘 |
| 2.2.4 生产设备的买入 |
| 2.3 沈鹏程时期生生牧场生产经营的展开 |
| 2.3.1 文化濡化:形塑消费者饮食习惯的企业经营方法 |
| 2.3.2 横向拓展:以奶妈为竞争者定位的企业经营策略 |
| 2.3.3 纵向连合:与三友实业社合作的企业经营模式 |
| 第三章 生生牧场的迅速发展与销售规模的扩大(1933-1940年) |
| 3.1 沈九成接掌生生牧场的经过 |
| 3.1.1 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案与沈九成出走三友实业社 |
| 3.1.2 沈九成接掌生生牧场 |
| 3.2 从单一鲜奶到全面化战略:生生牧场产品结构的调整 |
| 3.2.1 牛奶 |
| 3.2.2 冰淇淋 |
| 3.2.3 奶油 |
| 3.2.4 其他乳制品 |
| 3.3 生生牧场的销售模式 |
| 3.3.1 订户模式 |
| 3.3.2 专卖店模式 |
| 3.3.3 杂货店模式 |
| 3.3.4 交易会模式 |
| 3.4 生生牧场的销售策略 |
| 3.4.1 药品、食品、饮品:产品的物质功能定位 |
| 3.4.2 “国货”:产品的政治功能定位 |
| 3.4.3 营养与健康:产品的社会功能定位 |
| 3.4.4 早餐与现代性:产品的生活方式功能定位 |
| 3.5 生生牧场迅速发展的原因 |
| 3.5.1 沈九成与穆藕初交往考证 |
| 3.5.2 沈九成的经营经验与企业家才能的展现 |
| 第四章 生生牧场销售战略的调整与等级结构的嵌入(1940-1946年) |
| 4.1 沈九成被绑案与沈万灵接手生生牧场 |
| 4.2 生生牧场生产等级的提升 |
| 4.2.1 上海市乳业等级制度的建立 |
| 4.2.2 生生牧场的质量控制与等级提升 |
| 4.3 生生牧场消费等级的嵌入 |
| 4.3.1 近代上海的社会分层与牛奶的品牌选择 |
| 4.3.2 生生牧场消费人群的社会结构 |
| 4.3.3 日伪时期生生牧场销售对象的上移 |
| 第五章 生生牧场的衰退与政治权力的介入(1946-1949年) |
| 5.1 中国国民党接收生生牧场的经过 |
| 5.2 中央信托局与生生牧场的衰退 |
| 5.2.1 中央信托局接收生生牧场与国民党的派系斗争 |
| 5.2.2 中央信托局管理上海生生牧场时期的衰退 |
| 第六章 结论 |
| 附录 :沈九成父子年谱初编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7）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政策背景 |
| 1.1.2 现实背景 |
| 1.1.3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与目的 |
| 1.2.1 研究意义 |
| 1.2.2 研究目的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 1.3.2 农业风险与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 1.3.3 政策性农业保险与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核心概念界定 |
| 1.4.1 贫困及贫困脆弱性 |
| 1.4.2 缓解贫困脆弱性:与脱贫、扶贫的比较 |
| 1.4.3 政策性农业保险 |
| 1.4.4 机理 |
| 1.4.5 功效:功能+效应 |
| 1.5 研究问题、思路及内容 |
| 1.5.1 研究问题及研究边界限定 |
| 1.5.2 研究思路 |
| 1.5.3 研究框架及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1.7 创新与不足 |
| 1.7.1 创新之处 |
| 1.7.2 不足之处 |
| 2.相关理论及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 |
| 2.1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贫困脆弱性的相关理论 |
| 2.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相关理论 |
| 2.1.2 贫困脆弱性的相关理论 |
| 2.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相关理论 |
| 2.2.1 效用理论与预期效用理论 |
| 2.2.2 模型的求解工具:马尔可夫过程 |
| 2.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 |
| 2.3.1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生成机理 |
| 2.3.2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演化机理 |
| 2.3.3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缓解机理 |
| 2.4 本章小结 |
| 3.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及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实践启示 |
| 3.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 |
| 3.1.1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农业保险的制度变迁:1982-1992年 |
| 3.1.2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农业保险的制度变迁:1992-2003年 |
| 3.1.3 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确立与变迁:2004年至今 |
| 3.1.4 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演进中的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 |
| 3.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多层面分析 |
| 3.2.1 农业风险冲击下的贫困脆弱性及其成因 |
| 3.2.2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供给和需求层面 |
| 3.2.3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收入和消费层面 |
| 3.2.4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风险保障层面 |
| 3.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典型案例:中国实践 |
| 3.3.1 “金融扶贫,保险先行”的河北省“阜平模式” |
| 3.3.2 “精准滴灌”的甘肃省农业保险扶贫模式 |
| 3.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典型案例:国际实践 |
| 3.4.1 基于减贫目标的印度农业保险政策 |
| 3.4.2 巴西农业保险制度及其经验 |
| 3.5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中外实践的启示借鉴 |
| 3.5.1 制度体系和政策支持较为健全 |
| 3.5.2 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通力协作 |
| 3.5.3 保险产品供给和配套措施完备 |
| 3.6 本章小结 |
| 4.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及因素 |
| 4.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职能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 |
| 4.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职能 |
| 4.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风险保障功效 |
| 4.1.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其他功效 |
| 4.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影响因素:供给层面 |
| 4.2.1 宏观供给层面的影响因素 |
| 4.2.2 微观供给层面的影响因素 |
| 4.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影响因素:需求层面 |
| 4.3.1 农业风险损失产生农业保险需求意愿 |
| 4.3.2 农业收入增加提高农业保险购买能力 |
| 4.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制约因素 |
| 4.4.1 政府层面的制约因素 |
| 4.4.2 保险机构层面的制约因素 |
| 4.4.3 贫困农户层面的制约因素 |
| 4.5 本章小结 |
| 5.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临界点及传导机制 |
| 5.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 |
| 5.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边际效用 |
| 5.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需求收入弹性 |
| 5.1.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 |
| 5.1.4 不确定条件下的期望效用 |
| 5.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临界点:门槛效应 |
| 5.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 |
| 5.3.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收入效应 |
| 5.3.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消费效应 |
| 5.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 |
| 5.4.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经济增长 |
| 5.4.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收入分配 |
| 5.5 本章小结 |
| 6.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理论模型及数值模拟 |
| 6.1 相关模型比较及选择 |
| 6.1.1 模型比较 |
| 6.1.2 模型选择 |
| 6.2 理论模型构建 |
| 6.2.1 基本模型 |
| 6.2.2 引入农业风险冲击 |
| 6.2.3 引入农业保险 |
| 6.2.4 引入不足额保险 |
| 6.2.5 引入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
| 6.2.6 陷入贫困的概率 |
| 6.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用的数值模拟 |
| 6.3.1 相关参数校准及函数假定 |
| 6.3.2 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3.3 赔偿比例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3.4 不足额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3.5 保费补贴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4 本章小结 |
| 7.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 |
| 7.1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7.1.1 基于农户资产的贫困脆弱性测度模型 |
| 7.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评估模型 |
| 7.1.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7.2 农户贫困脆弱性测度 |
| 7.2.1 收入期望和方差的FGLS估计 |
| 7.2.2 贫困线的确定 |
| 7.2.3 农户贫困脆弱性的估计结果 |
| 7.3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7.3.1 变量的相关关系 |
| 7.3.2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7.3.3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渠道 |
| 7.4 本章小结 |
| 8.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
| 8.1 门槛效应的经济学解释 |
| 8.2 门槛回归模型的基本理论及选择依据 |
| 8.2.1 门槛回归模型的基本理论 |
| 8.2.2 门槛模型选择依据 |
| 8.3 解释变量、数据说明与模型设定 |
| 8.3.1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 8.3.2 模型设定 |
| 8.4 门槛效应存在性检验 |
| 8.5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的实证分析:整体样本回归 |
| 8.5.1 保费收入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 8.5.2 保费补贴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 8.5.3 保险赔偿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 8.6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的实证分析:分组样本回归 |
| 8.6.1 样本分组依据 |
| 8.6.2 低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 8.6.3 中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 8.6.4 高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 8.7 本章小结 |
| 9.研究结论、建议及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建议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8）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及效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3 畜牧业支持的理论基础 |
| 1.4 研究目标与主要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6 逻辑框架与技术路线 |
| 1.7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中国畜牧业的发展分析 |
| 2.1 畜牧业发展历程分析 |
| 2.2 畜牧业总量与结构的变动分析 |
| 2.3 畜牧业生产布局的演变 |
| 2.4 畜牧业经营主体的变迁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的演变分析 |
| 3.1 畜牧业支持政策概念界定 |
| 3.2 不同阶段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发展的背景及主要内容 |
| 3.3 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实施现状及其特征 |
| 3.4 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发展的演变规律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不同阶段中国畜牧业政策支持水平测算与特征分析 |
| 4.1 畜牧业政策支持水平衡量方法的比较与选择 |
| 4.2 基于OECD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的分类及其政策含义 |
| 4.3 代表性畜产品选择及数据来源 |
| 4.4 不同阶段中国畜牧业支持水平及结构特征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的效应分析 |
| 5.1 畜牧业支持政策的养殖户增收效应分析 |
| 5.2 畜牧业支持政策的产值增长效应评价 |
| 5.3 畜牧业支持政策的环境效应评价 |
| 5.4 畜牧业支持政策对畜牧业生产结构调整的效应评价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微观视角的畜牧业典型支持政策评价 |
| 6.1 生猪养殖支持政策的发展与实施现状 |
| 6.2 养殖户对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3 生猪养殖各项支持政策评价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畜牧业支持政策实施效果研究养殖户调研问卷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9）农产品“保险+期货”的方案设计与定价 ——基于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基本概念界定 |
| 1.2.1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相关概念 |
| 1.2.2 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的相关概念 |
| 1.2.3 农产品价格风险及其管理的相关概念 |
| 1.3 研究思路、主要内容及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及主要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图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历史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 |
| 1.4.2 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 |
| 1.4.3 随机模拟与仿真研究相结合 |
| 1.5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5.1 研究的创新点 |
| 1.5.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2.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与价格调控政策的相关文献 |
| 2.1.2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相关文献 |
| 2.1.3 农业保险定价的相关文献 |
| 2.1.4 国内外研究简评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农产品价格波动的蛛网理论 |
| 2.2.2 农产品风险管理与价格调控的相关理论 |
| 2.2.3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相关理论 |
| 2.2.4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农产品价格风险及“保险+期货”的引出 |
| 3.1 农产品价格风险的特征及影响因素 |
| 3.1.1 农产品价格风险的特征 |
| 3.1.2 农产品价格风险的影响因素 |
| 3.2 农产品价格风险地区差异的VaR度量:以玉米和鸡蛋为例 |
| 3.2.1 农产品价格风险评估模型:历史模拟法与极值理论POT模型 |
| 3.2.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3.2.3 农产品价格风险地区差异评估的结果与分析 |
| 3.3 中国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工具的演进 |
| 3.3.1 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工具:农产品期货(1990) |
| 3.3.2 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工具:农产品价格保险(2011) |
| 3.3.3 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工具:农产品期权(2013) |
| 3.3.4 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工具:农产品“保险+期货”(2015) |
| 3.4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引出:比较优势及可行性 |
| 3.4.1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优势:与期货、期权及价格保险的比较 |
| 3.4.2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可行性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4.中美农产品“保险+期货”的实践方案及比较借鉴 |
| 4.1 美国农产品“保险+期货”实践方案及启示 |
| 4.1.1 牲畜“价格保险+期货”的实践方案及启示 |
| 4.1.2 农作物“收入保险+期货”的实践方案及启示 |
| 4.1.3 牲畜利润保障项目(MPP)的实践方案及启示 |
| 4.2 中国农产品“保险+期货”的试点方案与问题 |
| 4.2.1 农产品“保险+期货”试点实践:“大连”方案 |
| 4.2.2 农产品“保险+期货”试点实践:“北票与法库”方案 |
| 4.2.3 农产品“保险+期货”试点实践:“桦川”方案 |
| 4.2.4 农产品“保险+期货”试点实践:“重庆”方案 |
| 4.2.5 农产品“保险+期货”试点方案的共同点与问题 |
| 4.3 农产品“保险+期货”实践方案的中美比较及借鉴 |
| 4.3.1 中美农产品“保险+期货”实践方案的比较分析 |
| 4.3.2 农产品“保险+期货”实践方案中美比较的启示借鉴 |
| 4.4 本章小结 |
| 5.农产品“保险+期货”在价格调控机制中的政策定位与总体方案 |
| 5.1 中国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的现状及困境 |
| 5.1.1 中国现行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概况 |
| 5.1.2 中国农产品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现状 |
| 5.1.3 中国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面临的主要困境 |
| 5.2 农产品“保险+期货”在价格调控机制中的作用分析 |
| 5.2.1 农产品“保险+期货”在价格调控机制中作用的理论逻辑 |
| 5.2.2 农产品“保险+期货”在价格调控机制中的可能作用 |
| 5.3 农产品“保险+期货”在价格调控机制中的政策定位 |
| 5.3.1 作为大宗农产品传统价格支持政策的重要补充 |
| 5.3.2 作为大宗农产品现代价格补贴政策的替代 |
| 5.3.3 作为鲜活农产品调控目录制度的重要工具 |
| 5.4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总体方案 |
| 5.4.1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运行机制 |
| 5.4.2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短期与长期方案 |
| 5.4.3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种植、养殖业适用规则及范围 |
| 5.5 本章小结 |
| 6.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的方案设计与定价 |
| 6.1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的方案设计 |
| 6.1.1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方案设计的运作模式 |
| 6.1.2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方案设计的特色 |
| 6.2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的期权定价方法 |
| 6.2.1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期权定价模型的选择:随机波动率跳跃扩散模型 |
| 6.2.2 随机波动率跳跃扩散Bates模型 |
| 6.2.3 随机波动率跳跃扩散Bates模型的参数估计:MCMC法 |
| 6.2.4 方差减少技术的Monte Carlo模拟定价 |
| 6.3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期权定价法的实证研究:以鸡蛋为例 |
| 6.3.1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6.3.2 随机波动率跳跃扩散Bates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 |
| 6.3.3 鸡蛋“价格保险+期货”方案的核心内容 |
| 6.3.4 鸡蛋“价格保险+期货”的定价结果与分析 |
| 6.4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期权定价法的稳健性检验:基于参数法与非参数法 |
| 6.4.1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定价的参数法:基于GARCH类模型 |
| 6.4.2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定价的非参数法:核密度估计 |
| 6.4.3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三类定价方法的比较 |
| 6.5 本章小结 |
| 7.农产品“收入保险+期货”的方案设计与定价 |
| 7.1 农产品“收入保险+期货”的方案设计 |
| 7.1.1 农产品“收入保险+期货”的基本运作模式 |
| 7.1.2 农产品“收入保险+期货”方案设计的具体内容 |
| 7.1.3 农产品“收入保险+期货”方案设计的特色 |
| 7.2 农产品“收入保险+期货”的定价模型 |
| 7.2.1 农产品价格与单产风险相关性测度的Copula函数 |
| 7.2.2 农产品“收入保险+期货”的费率测算过程 |
| 7.3 农产品“收入保险+期货”定价的实证研究:以玉米为例 |
| 7.3.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7.3.2 玉米单产与价格风险分布模型的选择 |
| 7.3.3 玉米单产与价格风险联合分布的选择 |
| 7.3.4 玉米“收入保险+期货”的定价结果与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8.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及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10）上海市金山区牛传染性鼻气管炎流行病学调查及综合防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研究进展 |
| 1 流行现状 |
| 1.1 国外流行情况 |
| 1.2 国内流行现状 |
| 2 病原学 |
| 2.1 gB囊膜蛋白基因 |
| 2.2 gC囊膜蛋白基因 |
| 2.3 gD囊膜蛋白基因 |
| 2.4 gE囊膜蛋白基因 |
| 3 流行病学 |
| 3.1 疾病传播 |
| 3.2 感染表现 |
| 3.3 感染机制 |
| 4 诊断 |
| 4.1 病原学诊断 |
| 4.2 血清学诊断 |
| 4.3 分子生物学诊断 |
| 5 防治 |
| 5.1 疫苗免疫 |
| 5.2 综合防治 |
| 参考文献 |
| 第二章 上海市金山区奶牛养殖现状调查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牛场和试验动物选择 |
| 1.2 试剂 |
| 1.3 试验方法 |
| 1.4 统计与分析 |
| 2 综合防控调查结果与分析 |
| 2.1 奶牛养殖现状 |
| 2.2 奶牛饲养管理和繁殖状况 |
| 2.3 疫病综合防控情况 |
| 2.4 投入品管理 |
| 2.5 粪尿处理 |
| 2.6 标准化及减排项目建设 |
| 2.7 人员管理 |
| 2.8 生鲜乳质量管理 |
| 2.9 风险防控 |
| 3 问题分析 |
| 3.1 饲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生产能力必须加强 |
| 3.2 综合防控能力不足,造成疫病控制不力 |
| 3.3 专业技术人才缺乏,造成技术支撑不够 |
| 3.4 组织化程度不高,造成利益联结机制低下 |
| 3.5 土地承载力限制,造成规模与环境脱节 |
| 3.6 绿色发展要求提高,种养结合模式探索不够 |
| 4 IBR的危害性及金山区防控IBR的重要性 |
| 参考文献 |
| 第三章 上海市金山区奶牛传染性鼻气管炎血清流行病学调查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采样时间及采样地点 |
| 1.2 采血器械 |
| 1.3 牛尾静脉采血方法 |
| 1.4 血清分离与保存 |
| 1.5 ELISA检测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第四章 Ⅰ型牛疱疹病毒GE基因定量PCR检测方法建立及应用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病毒和细胞 |
| 1.2 工具酶及主要试剂盒 |
| 1.3 主要仪器 |
| 1.4 主要溶液的配制 |
| 1.5 病毒扩增 |
| 1.6 病毒DNA的提取 |
| 1.7 聚合酶链式反应(PCR) |
| 1.8 PCR产物克隆与测序 |
| 1.9 TaqMan探针荧光定量PCR检测方法建立 |
| 1.10 临床样品检测 |
| 2 结果 |
| 2.1 BHV-1病毒扩增 |
| 2.2 Real-time PCR标准曲线 |
| 2.3 敏感性和重复性试验 |
| 2.4 特异性试验 |
| 2.5 临床样品检测结果 |
| 3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五章 上海市金山区奶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综合防控 |
| 1 流行病学调查 |
| 1.1 临床诊断 |
| 1.2 综合检测 |
| 2 防控物资储备 |
| 2.1 生物制品 |
| 2.2 消毒物资 |
| 2.3 防疫物资 |
| 3 防控技术队伍 |
| 3.1 防控机构 |
| 3.2 专家委员 |
| 3.3 技术保障 |
| 3.4 人员素质 |
| 4 IBR综合防控 |
| 4.1 总体规划 |
| 4.2 严格检疫 |
| 4.3 规范隔离 |
| 4.4 全面封锁 |
| 4.5 彻底消毒 |
| 4.6 隔离治疗 |
| 4.7 结合免疫 |
| 4.8 积极扑杀 |
| 4.9 综合保险 |
| 4.10 风险防控 |
| 4.11 应急管理 |
| 4.12 粪污处理 |
| 5 防控成效 |
| 参考文献 |
| 全文总结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读博期间发表的成果 |
四、黑龙江部分地区的奶牛疾病调查与应对措施（论文参考文献）
- [1]集约化牛场体况管理对泌乳奶牛代谢、生产性能和健康的影响[D]. 孟德超.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2021(10)
- [2]奶牛乳房炎病原菌调查及裂解性噬菌体的分离鉴定与生物学特性研究[D]. 屈云. 西南民族大学, 2021(02)
- [3]保定地区奶牛子宫内膜炎发病情况调查和药敏试验研究[D]. 李蕊. 河北农业大学, 2020(05)
- [4]中国原料奶价格波动：机理与实证研究[D]. 王倩倩. 浙江大学, 2020(04)
- [5]牦牛三种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及E.coli耐药基因mPCR检测方法的建立[D]. 连漪. 华中农业大学, 2020(05)
- [6]上海生生牧场发展变迁研究（1929-1949）[D]. 刘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2)
- [7]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D]. 徐婷婷.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8]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及效应分析[D]. 刘利. 吉林农业大学, 2019(03)
- [9]农产品“保险+期货”的方案设计与定价 ——基于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D]. 李亚茹. 西南财经大学, 2018(02)
- [10]上海市金山区牛传染性鼻气管炎流行病学调查及综合防控[D]. 张晓锋. 南京农业大学, 201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