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川工业学院学报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郑晓锋[1](2020)在《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历程中,语言变革无疑是最直观、最明显的因素。所谓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其基础表征就是文学语言的现代性。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建构了现代汉语规范化意义上的汉语语言系统——即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汉语语言体系的确立与强化。但由于传统的“重内容轻形式”的研究倾向,对文学语言作为符号性媒介的本体性研究很容易被忽略;再者,白话文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几乎成了定型状态,研究者更多地是从静态视角探究文学语言问题,而没有将其放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动态视域中加以考察,从而无法深入研究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层面的变化;此外,文学语言审美层面的动态演变也有待挖掘。本文以“媒介生态”为切入点,在关注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宏观维度的基础上,再从文字、报刊、图像、网络等微观视角出发,探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和发展的原动力,以期勾勒出一个连续性的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历史图景。所谓“媒介生态”,其最初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北美的Media Ecology研究,这与20世纪末中国本土兴起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北美Media Ecology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研究,立足点是人,强调媒介对人类、人类文化或人类社会的影响,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中国本土的媒介生态学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最终旨归是建立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的和谐关系及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其出发点是媒介。但同时我们应看到二者的联系,因为北美Media Ecology所关注的人与媒介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要一隅,所以,对于北美的Media Ecology,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其长处,对其有益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要加以合理的批判和吸收,以充分地运用到我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上来。至于北美Media Ecology和中国媒介生态学之间的差异,北美Media Ecology认为“人是条鱼”,生活在媒介环境构筑的“水”中,它重点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它试图找出媒体迫使我们去扮演什么角色,媒体如何构建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媒体让我们如此这样地感觉和行动”;而中国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是条鱼”,生活在社会生态系统的“水”中,这一系统由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等生态因子构成,且以媒介及媒介的存续环境(媒介之间、媒介与社会之间)为研究中心。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媒介生态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预先的理论视域。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提高,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然有学者将之推至“文学四要素”之外“第五要素”的高度,媒介及媒介文化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语言论转向对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使得文学语言的符号媒介性功能逐渐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不再将之视为一种应有的静态之存在,而是一种通过动态变革演化而来的;它也不再仅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存在,而且还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本体。文学语言作为一种媒介符号,它的历史变革势必会受到其所依存的媒介生态的影响。再者,从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向内转”和“向外突”是其发展的两种基本路径,前者强调文学研究对文学文本的重视,而后者则强调打破文学的固有边界,把文学研究拓展为文化研究。对文学语言本身的研究属于文学研究中的“内部研究”,而探讨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制的外在媒介生态因素属于“外部研究”,挖掘内在文学语言与外在媒介生态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将内部和外部研究联系起来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文学媒介和文学语言有着天然的联系。首先,文学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其次,除文学语言以外的其他文学媒介都是文学语言的承载媒介,比如书籍、报刊、电子书、文学网站、文学广播和文艺类影视等等。不同的媒介形式,就会有不同的文学语言形式。随着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地位的演变和提升,百年来文学语言也经历了不同的变革。整体上呈现为由文言到白话、由高雅到通俗、由静态到动态、由符号到图像、由单一到多元等趋势的异变。全文共分为导论、正文、余论三大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理论视域、选题缘由及思路、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和意义予以介绍,在对已有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肯定了现有研究成绩,但也存在不足,比如对于现代汉语白话形态的理所当然认同致使对语言的研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处境,已有成果多于静态的叙写而非动态层面的规律演变之探究,文学语言多为工具性存在而非对象性指称,文学语言研究的理论深度不够,等等。然而,文学活动中媒介作用的增强和文学语言的媒介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媒介生态,因为文学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它是微观媒介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生成、存在和演变不仅受到其他微观媒介(如书籍、期刊、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的影响,还受到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外在媒介生态的宏观建构,这就为我们从媒介生态维度研究近百年文学语言的变革提供了可行性契机。正文部分一共六章。分别从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作所经受的不同时期的明显的媒介生态为特征分章展开。第一章针对本文研究的理论视域和方法论原则——媒介生态,作一详细的梳理和介绍。所谓媒介生态,即媒介的存在场域,既包括媒介本身的存在状态,亦包括媒介所受制的外在因素。文学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媒介,是该场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媒介生态的整体性、多样性、互动性、平衡性、循环性,又对文学语言的存在和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媒介生态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而宏观意义上的媒介生态又是通过微观层面的媒介生态而对文学语言的变革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第二章是从晚清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到的显着的文化媒介生态入手,主要包括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两大显着的文化现象。从晚清黄遵宪提出“语文合一”①的观点开始,以封建士大夫为代表的维新派意识到民众思想启蒙对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性,而思想启蒙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打破传统文言的隔阂,推行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新的白话语和白话文体开启了文学创作新的表达方式,促成了以白话小说为主的文学文体的勃兴。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报刊理念的引入激发了国人的办报意识,中国现代报刊业开始起步,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媒介传播平台,打造了全新的社会舆论空间,因之而出现了王韬的“报章体”、梁启超的“新民体”、欧化语中的新名词等新的语言形式,促发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等文体革新运动。明显来看,以文字改革为中心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文化媒介生态发生变化之际而发生的文学语言改革行为,但语言媒介符号所处的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等也出现了新情况,在这种合力下,晚清文学语言开始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而20世纪初五四白话文运动前后带来了中国文学语言的历史性变革。这一时期的语言变革及其新文体实践,直接带来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转型。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不同的是,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则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其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改造和新文学文体的生成更具革命性、彻底性,经过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五四白话文运动倡导者的努力,白话文终于取代了文言文在传统文学中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书写的合法性语言。第三章主要是从文学语言变革受到的典型的政治媒介生态出发。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①的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这一时期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政治媒介生态作用渐趋明显,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决裂之后,中国国内政权主要呈国民党、共产党两大党派对峙局面,中共为争夺社会话语权、树立政治威信和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以“左联”为代表的文学阵营开展普罗文学运动,推行文艺大众化,最重要一方面就是文学语言向人民大众靠拢的通俗化运动。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又提出了中国文学及文学语言的“民族形式”改造问题,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形式;后期主要表现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实现了统一,经历长期动乱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文化资源的重置和控制是其重要方面,从第一次文代会规定文学写什么、怎么写、为谁服务,到十年文革政治对文化(文学)的强势干预,都从根本上左右了新中国文学语言的书写模式,文学由于表征的优势、作为文化资源的稀缺性等满足权力实现的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语境中被建构成为一种文学权力。总的来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文学语言所存在的政治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语境下,新中国之后的文学语言建设则是由党和国家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行为,是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学语言变革,集中表现为文艺在“二为”方向指向下的政治性、民族性、通俗性言说,并在建国前十七年文学中取得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成就,引发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转向。第四章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文学(语言)所受到的经济媒介生态作用渐强的角度来说的,多重利益追求和文学理想带来了文学语言的多元化呈现。新时期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政策上的调整,我国文化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集中表现为对“十年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重新探讨和确立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确立文艺创作新“二为”方针等方面,文化领域开始朝着良性的、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国家社会发展经济重心的确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经济导向性增强,文学格局开始由建国前三十年“一体化”向多元化发展,文学语言呈现出政治话语、精英话语、通俗话语等三大主方向演变,并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下发生着多种可能性。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技术媒介生态在文学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学语言呈现出了图像化、类型化、跨语体、碎片化、互动性、颠覆性、消遣性、审美性缺失等特征。新世纪的文学格局较20世纪后半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我国消费社会的逐步形成和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文学的蔚为大观,传统官方主流文学和社会精英文学的势力范围正在急剧减缩,并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寻求突破和转型;而菁芜杂存的网络文学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助推下,大有独霸天下之势。新的文学形态势必会呈现出新的语言形式,而新世纪文学语言的种种特征,就是文学语言在媒介技术的支撑下的多样化呈现。第六章主要是对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作一简单介绍。此两种媒介生态参与了各个时期的文学语言建设,且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百年转变,这也是它们的合力性使然。但因二者与前几个分期所受到的鲜明的媒介生态相比,显得稍微次要了一些,故单章给予简单的介绍,以此说明它们并非缺席,以此体现构成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媒介生态的完整性。结论部分主要回答了从媒介生态视角审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它到底发生了何种动态变革。从19世纪后半叶的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始,先后经历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文艺大众化”讨论、“民族形式”建设、农村新通俗小说试验、工农兵创作方向、新时期文学语言的“话语解放”,再到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类型化等转向,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和变革的基本路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也是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变迁史。总的来说,文学语言作为媒介符号,影响其变化的因子有很多,整体上可分为包括以“媒介”为中心的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这些宏观因素通过影响媒介介质而对微观上的文学文体和文学语言发生作用,这是由文学所在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决定的,语境不同,各种因素作用力的强弱也会有所不同,它们所关注的着力点也会不同。在这些媒介生态的组成中,除了媒介技术对文学(语言)能带来直接的影响之外,其他五个都是间接影响因子。当然,如此区分只是理论上辨析的需要,在实际的文学实践中,对文学(语言)的影响往往是它们合力的结果。比如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在文化领域政策上的改革对社会传播媒介和载体媒介的影响,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政治媒介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商品经济竞争机制的逐步形成,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经济媒介生态;文化政策的宽松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化的文化媒介生态;文学传播所依赖的媒介技术的革新则是文学语言发生的技术媒介生态;文学生产在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下开始关注和重视读者的文学需求,导致作家必须创作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受众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上升,即受众媒介生态对文学产生影响。此外,影响媒介传播的地区发展差异、自然交通状况等也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其他生态因子。因此,全篇以一种历时性叙述路径,以文学语言所受影响的典型的媒介生态而分阶段行文,即是处于此种考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文学语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受众的等媒介生态息息相关。
李远朋,范潮海,张茹,张鹏,侯丽娜,杨钦,乔汪洋[2](2019)在《油田集输管道体系区域风险评价方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为加强油田集输管道体系综合管理,以及有重点有步骤地开展完整性管理,根据各类管道压力、管径和输送介质类型等,将单管和多管管道分为Ⅰ、Ⅱ和Ⅲ类,采用不同的评价方法对不同类别管道进行评价。考虑油区内Ⅲ类管道数量较多且分布复杂,为降低Ⅲ类管道风险评价的繁杂性和使评价结果更加精确,引进区域风险评价方法,考虑油区各类介质管道的相对危险系数和相对权重,分析各风险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区域风险叠加分析并计算风险值。某油区集输管道体系评价结果表明,采用管道类别划分的体系评价规划和区域风险评价方法,可以较大程度降低评价工作量,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为油区集输管道安全管理提供指导。
张美霞[3](2018)在《清末民国时期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研究》文中指出解析几何学较为系统传入中国已有150多年的历史,国内外学者对解析几何学传入中国的历史及其相关着作的研究较为丰富,但是对清末民国时期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发展历史的系统研究极为少见,尤其是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发展历史。有几个问题是我们必须思考的:第一,中国解析几何学教学始于何时?中学为何要开设解析几何学?什么原因促使其出现?第二,数学教育制度下,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内容与课程内容是否一致?第三,在将近60年的时间里,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发展有什么特点?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发展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清末民国时期中学解析几何学教学的意义以及对现今教科书的建设有什么启示?这也是本文选取解析几何学教科书作为研究对象的目的与意义所在。本文坚持以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原始文献与二手文献为基础的研究原则,采取系统论述与重点分析的研究思路,以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个案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方法,以清末民国时期解析几何学教科书整体发展情况作为研究主线,重点论述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发展历史。根据社会与教育制度的变革,以及解析几何学教学、教科书建设、教科书内容等特点,将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发展划分为肇始(1893-1901)、初步发展期(1902-1921)、转型期(1922-1936)和成熟期(1937-1949)四个阶段。从解析几何课程设置、出版情况、审定情况、作者群的知识背景、教科书内容与课程内容比较等方面分析不同时期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特征,主要围绕下面几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明末清初时期,圆锥曲线随着天文历法知识从西方传入中国。鸦片战争后,西方教科书纷纷传入,第一本从美国传入的解析几何学教科书《代形合参》就是其中的代表,历史意义深远,自此解析几何学在中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中国学校正式开始开设解析几何学课程,如京师大学堂、登州文会馆与四川中西学堂等。1902-1921年间解析几何学教科书主要以翻译美国、英国与转译日本为主。解析几何学课程以大学开设为主,中学主要在高中实科一类中开设。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编写者以留学回国者与大学教师为主。该时期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具有以下特点:翻译版本与“坐标法”的“多样化”、章节结构差异较大、编排形式及数学符号完全西化以及高中几何教科书中出现“圆锥曲线”的内容。第二,1922年至1936年是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建设之转型期。随着1922年“壬戌学制”的颁布,中学正式开设解析几何学课程,随之出现大量自编解析几何学教科书、《斯盖二氏解析几何学》与《斯盖尼三氏新解析几何学》的汉译本,教科书审定制度由国定制演变为审定制,教科书编写者队伍仍以留学归国者与大学教师为主,中学教师人数较少。此外,这一时期“课程纲要”与“课程标准”首次对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内容作出具体规定,自编教科书并非完全遵照课程内容编写,稍具“自由性”;汉译教科书大多译自与中国“课程标准”相近的美国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直角坐标”、“圆锥曲线”在高中代数、初等几何等教科书中出现;教科书章节结构基本定型;坐标法以“直角坐标”为主,极少使用“斜坐标”等是该时期的几个重要特点。1937-1949年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建设已趋于成熟,中学仍开设解析几何学课程,自编教科书数量有所减少,汉译本仍以《斯盖二氏解析几何学》与《斯盖尼三氏新解析几何学》为主,教科书编写群体中中学教师人数增加。此外,章节结构已成型;自编教科书内容相较课程内容有删减;基本统一使用“直角坐标”;“圆锥曲线”与“直线与圆”等着作出现;解析几何学题解的相继出版是该时期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几个显着特点。第三,对清末民国典型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进行个案研究,从教科书的作者、编写理念、内容、名词术语等方面进行分析。对“圆锥曲线”的内容编排、概念表述、作图法等方面对其进行分析,发现其内容整体安排呈现“总-分-总”、“总-分”、“分-总”三种形式。定义方式有统一定义、几何定义与代数定义,抛物线因其自身特点均为统一定义,椭圆与双曲线采用代数定义与统一定义两种定义方式,其中有的教科书以两种形式定义,也有的只使用其中一种。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解析几何学教科书中以几何定义给出”圆锥曲线”统一定义,没有使用坐标法,编排极为不妥。另外,三种曲线的排序主要有两种,一是抛物线—椭圆—双曲线,二是椭圆—双曲线—抛物线。三种曲线大多采用器械与坐标定点法的作图方法。第四,清末民国时期的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具有极强的时代性,整体呈现教科书的“多样化”、使用周期长、“滞后性”、自编本以平面解析几何为主等特点。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发展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教育制度的变革是分不开的,美国数学教育制度与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对中国的解析几何教学影响巨大,解析几何学学科自身的特点也决定了解析几何学课程是否开设、内容的难易与分配比例。此外,设置解析几何学课程不仅可以传播解析几何学知识;培养学生“数形结合”、“函数”的思想;可以使初等数学与高等数学很好的衔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演变,为今天的教科书编写提供了经验,如:改变从“定义出发”的知识呈现方式与建立科学的教科书评价机制。本文首次从数学教育史的角度对清末民国时期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整体发展进行系统研究,有必要论述1893-1921年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发展历史;首次系统论述其出版与审定情况、编写群体,尤其是课程内容与教科书内容的关系,体现编写者对教科书内容选择的影响;首次多方面揭示不同历史时期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发展特点。
贺晓利[4](2015)在《图书情报领域最高被引频次论文分析与启示——以2010-2014年图书情报类核心期刊为例》文中指出为了解图书情报领域期刊论文高被引情况,提高期刊在学术界的知名度;以图情类核心期刊2010—2014年各刊、各年最高被引频次论文相关信息的统计分析为依据,得出:最高被引频次论文的研究热点主题范围、作者职称状况、作者机构类别等特征;为作者选题提供相关信息,也为编辑部在组稿、用稿、提高期刊被引频次方面提供参考思路。
本刊编辑部[5](2014)在《《成都工业学院学报》总目次》文中指出
高磊[6](2010)在《清代宋诗选本研究》文中认为选本是文学作品传播的重要载体之一,也是文学批评的一种特殊形式。近年来学界对其关注颇多,研究成果丰硕。然其中有关清代宋诗选本之研究却十分滞后,亟需加强。清代宋诗选本的产生深受当时的政治生态、经济状况、地域文化、藏书条件、刻书水平、选家素养、读者需求等因素之影响,与清代的诗歌创作、诗歌流派、诗学理论亦密不可分。清代诗学的一大特色即唐宋诗之争,宋诗选本则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探究二者之间的联系,对于深化清诗学、清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尤其对考察唐宋诗之争的流变意义重大;对于丰富宋诗史、宋诗学的研究也颇有价值。本文以笔者所调研的七十种清代宋诗断代选本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与批评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清人编宋诗选本的动因及其主要特征,梳理宋诗选本与唐宋诗之争之间的关系,并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选本,开展深入的个案研究,做到宏观研究与微观剖析的有机结合。绪论部分对研究对象进行了界定,分析研究现状,并介绍本文的研究方法、思路及意义。第一章依次叙述了宋诗选本的三个发展阶段:宋代—宋诗选本的发轫期、元明—宋诗选本的中衰期、清代—宋诗选本的鼎盛期,并分析此驼背状发展格局形成之原因。第二章探讨清人编辑宋诗选本的主要特征。首先,选家获取稿源手段的多样性与综合性。其不仅综合运用了购买、家藏、借钞、征稿等传统方式,还可凭借记忆编辑选本,或以他人选本为祖本进行二次选编。手段的多样保障了稿源的充足,可资选家更好地甄取。其次,编刻时间及地域上的不平衡性。时间上,康熙、乾隆两朝是宋诗选本编刊的高潮,所产生的选本数量占总数的63%,这与二帝高度重视文治、清初经济的迅速恢复与繁荣、清初宋诗风的兴起、文网高张下文人的趋利避害等因素都有关系。地域上,江南地区是清代宋诗选本的主要产地,三分之二的选本出于斯,这与其深厚的文化积淀有关。江南经济富庶,可为编刻选本提供资金保障;先进的文化教育,既为宋诗选本的编辑孕育了大批优秀的选家,又为其流通开辟了广阔的读者市场;江南又素以藏书精富着称于世,即为选本的编刊提供了充足的底本;刻书业的高度发达,则为宋诗选本的刊刻提供了技术保障,故其地编选繁盛乃势之使然。第三章探讨清人编宋诗选本的动因。概括而言,主要有四种:对唐宋诗之争的回应、溯源诗教以改变颓靡的诗风、指导初学、辑存文献。清代宋诗选本,加强了与诗学思潮、经世致用、诗以存史等方面的联系,遂使其批评价值、文献价值都得到极大提升。第四章从诗学流衍的角度,先后梳理了由宋迄清历代宋诗选本与唐宋诗之争的相互关系,以管窥宗唐、宗宋势力之消长。比较而言,清代二者的关联更为紧密,清人选宋诗大都基于或宗宋、或宗唐、或唐宋兼采的立场,多少与唐宋诗之争有所牵连。选本一时成为诗争的特殊阵地,是丹非素。而经过清初近百年的诗学发展,人们对主奴唐宋之流弊已有清醒的认识,至乾隆朝则逐渐走上唐宋兼采、不拘一家的道路。第五章为几种代表性选本的专题研究。第一节通过对相关文献的钩稽,指出吴之振诗学思想上宗宋而不废唐,能转益多师;探讨吕留良对《宋诗钞》成书之贡献;叙录经眼《宋诗钞》的版本;考证出三余堂藏板的《宋诗钞选》约刊刻于嘉庆以后。第二节探讨《宋诗啜醨集》编者潘问奇的遗民生活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以及此书尊唐黜宋的批评主调。第三节叙录寓目《宋诗别裁集》的版本;考证出张景星为松江府人,并勾勒其家族图谱;归纳此选的批评宗旨:推崇理学、唐宋兼采。结语部分概括文章主要内容,并对今后努力的方向作了说明。附录四种,从文献的角度,对所调研的七十种清代宋诗选本的卷数、刊刻时间、版式、收录情况、编撰优劣、版本流衍、书目着录、选家概况、藏书单位等信息加以叙录,制表列举其成书形式,并迻录寓目选本之序跋及《宋诗类选》的征引书目,这些工作或可为学界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张祎琛[7](2010)在《清代善书的刊刻与传播》文中指出中文摘要:从20世纪20年代起,善书引起了国内外很多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并从思想史、宗教史、社会史等不同的角度对善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出现了一系列深具影响的论着。然时至今日,关于清代善书的出版史尚无系统的论着。本文在梳理七百多种善书的基础上,尝试运用文献学和文化传播学的方法,对清代善书刊刻与流通做出初步的考察。首先,在前人研究成果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对清代善书进行系统的清理,根据编撰形式及内容将其分为十一类,并对不同类型善书的特点进行归纳和总结,提出清代刊刻的善书有多样化发展的特点。其次,对中国传统四大刻书系统以及清代善堂善会刻印善书的情况分别进行了考察,提出坊刻系统对于清代善书刊刻做出了最为重要的贡献。同时,从区域空间分布的角度出发,对北京、苏州、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书坊善书刊刻,分别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再次,从清代交通网络的拓展,以及邮驿系统发达的背景下,指出在善书编纂、刻印及销售善书的过程中,编着者和书商非常注重多种方式劝人多读、多刻、多施善书。各种类型的善书也不再局限于一地,而通过善书流通处、善堂善会、寺庙、科场等多种途径,在全国范围内得以广泛流通。笔者尝试对多种不同的“善书流通法”进行了整理和总结。最后,本文在对清代善书的阅读实况进行初步考察的基础上,指出除传统士人外,清代还构成了儿童和女性两个特殊的阅读群体。儿童早年阅读善书的经历往往影响到后日善书的创作,而女性更是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善书的创作与刊刻,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推动了清代善书的传播。善书中所宣扬的积善累德、因果报应思想,以及对善堂善会规章、制度的总结,推动了社会救济活动的开展以及传统慈善事业的建设。清代善书的传播,在社会教化和稳定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马宣建,贡娟,李如喜[8](2001)在《我国体育学术期刊现状及发展前景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采用样刊分析、问卷调查法等,对我国目前出版发行的体育学术期刊的刊名、刊期、开本、主管和主办单位、编辑人员状况、管理体制、经费和经营状况、信息量和信息密度、政治质量、学术质量、编排质量、印刷装帧质量、发展前景等进行调查研究,旨在为体育科教单位和人员了解我国体育学术期刊的全面情况提供咨询参考,为体育科教发展服务。主要结果与结论:初步调查显示,我国现有体育学术期刊52种,年载论文9500多篇,4200万字,是我国体育学术交流的重要园地,在体育科教事业中发挥着基础建设性作用;1980年以来,体育学术期刊发展迅速,学术、编辑、出版质量迅速提高;《体育科学》等十几种期刊的学术质量较高;2/3的期刊在稿件采用率、报道时差、信息密度方面达到优良标准;体育学术期刊数量现基本上可满足体育科技发展需要,今后应着重抓好提高质量的工作。主要问题是:载文理论紧密联系体育实际不够;贯彻编排格式标准化要求不够等。建议:加强对体育学术期刊编辑出版工作的领导,加大人力、财力投入等。
李晓宪,邱剑荣,李晴慧,郑芳,何培森,姚峰,詹东,李伟[9](2009)在《新中国体育学术(科技)期刊发展研究》文中认为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学术(科技)期刊的发展阶段及特点进行梳理、归纳和总结。研究认为,新中国体育学术期刊的发展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初创时期(1949—1965年);停滞时期(1966—1978年);恢复与调整时期(1978—1994年);迅速发展时期(1995年至今)。对近年来我国体育学术期刊的学术环境、办刊理念、学术期刊评价及自身发展规律等影响其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讨论,在对未来发展做出基本判断的基础上提出发展路径。
李文玉[10](2009)在《普通高校学报自我形象的传播与实施——以《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高校学报自身形象传播往往受到各种限制,但其传播形式却可能是灵活的。学报可以利用自己的出版、发行优势,结合学术文章的质量提升,通过对自身形象的传播,让读者了解学报,扩大其在学报界、学术界、读者界的影响,树立新的形象。
二、四川工业学院学报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四川工业学院学报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内容 |
第二节 研究文献综述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价值 |
第一章 媒介生态:透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一个维度 |
第一节 “媒介生态”关键词解读 |
第二节 从媒介生态视角研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可行性 |
第三节 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研究的媒介生态内涵 |
第二章 文化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的文白转变(1887年—20世纪20年代) |
第一节 晚清白话文运动与与中国文学书面语言改革 |
一、晚清思想启蒙运动与文学语言改革 |
二、晚清文言白话化进程 |
三、晚清白话报与白话文小说的兴起 |
第二节 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与文学语言变革 |
一、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报刊业的发展 |
二、五四白话文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建构 |
三、国语运动与民族语言统一实践 |
第三章 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通俗化进程(20世纪30年代——1976年) |
第一节 “新文言”与语言大众化之间的矛盾 |
一、现代白话规范建构初期的文学语言乱象 |
二、文学语言的阶级属性与大众接受困境 |
第二节 “文艺大众化”讨论与“大众语”理论建构 |
一、“大众语”——一种新的文学语言形态 |
二、“大众语”的建构路径 |
第三节 “民族形式”论争语境下的文学语言问题 |
一、时代政治变革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语言嬗变 |
二、五四新文学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三、民间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四、“民族形式”与文学语言的民族书写 |
第四节 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创作 |
一、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的流行 |
二、新通俗问题小说与“赵树理现象” |
三、新通俗抒情小说与“荷花淀派” |
第五节 “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政治言说 |
一、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艺建设导向 |
二、“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工农兵方向 |
三、“文化大革命”——文学话语的极左化运动 |
第四章 经济媒介生态渐变下文学语言的多语混成(1978年——20世纪末) |
第一节 新时期政治媒介生态宽松下的“话语解放” |
一、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 |
二、关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讨论 |
三、第四次“文代会”与文艺发展的新导向 |
第二节 多元文学格局与文学语言的多样化 |
一、政治话语与主流文学语言的导向性 |
二、精英文学与文学语言雅化 |
三、大众文学与文学语言通俗化 |
第五章 技术媒介生态主导下新世纪文学语言变革与展望 |
第一节 新媒介革命与新世纪文学格局调整 |
第二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转向 |
一、文学语言图像化的可能性 |
二、文学语言:“文字的没落”到“图像化转向” |
第三节 类型小说与文学语言的类型化 |
一、新世纪文学语境与网络类型小说的兴起 |
二、网络类型小说与小说语言的类型化 |
第四节 “跨文体”写作与多种文学语言的并用 |
一、“跨文体”理论及写作现象 |
二、多种文学语言的混用 |
第五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其他特征 |
第六章 余论 |
第一节 受众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动态演变 |
第二节 其他媒介生态对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闼及答辩情况表 |
(2)油田集输管道体系区域风险评价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0 引言 |
1 管道分类 |
1.1 单管 |
1.2 多管 |
2 Ⅰ和Ⅱ类管道风险评价方法 |
2.1 评价原则 |
2.2 评价方法 |
3 Ⅲ类管道区域风险评价方法 |
3.1 区域管道选取原则 |
3.2 区域风险叠加 |
4 Ⅲ类管道区域风险评价实例 |
5 结论 |
(3)清末民国时期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 研究时间范围和相关概念界定 |
1.2.1 时间范围 |
1.2.2 “高级中学用解析几何学教科书” |
1.3 文献综述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1.3.3 研究现状评述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之处 |
第2章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建设之肇始(1893-1901) |
2.1 解析几何学发展简介 |
2.2 早期传入的解析几何学知识 |
2.3 《代形合参》——中国第一本解析几何学教科书 |
2.3.1 原着作者与译者简介 |
2.3.2 《代形合参》的版次以及前人关于其底本的论断 |
2.3.3 《代形合参》与《代微积拾级》非同一底本 |
2.3.4 解析几何学在中国成为独立学科 |
2.3.5 《代形合参》的内容分析 |
2.3.6 《代形合参》的编排特色 |
2.4 教科书的编写与审定 |
2.5 学校的解析几何学教学 |
第3章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建设之初步发展期(1902-1921) |
3.1 数学教育制度对解析几何学课程的规定 |
3.1.1 清末新式教育中解析几何学的课程设置(1902-1911) |
3.1.2 新教育宗旨中解析几何学的课程设置(1912-1921) |
3.2 汉译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开始兴起 |
3.2.1 翻译英美与转译日本教科书 |
3.2.2 教科书翻译群体简介 |
3.3 教科书审定制度的确立 |
3.3.1 1902 -1911年教科书的审定 |
3.3.2 1912 -1921年教科书的审定 |
3.4 个案分析——以《温特渥斯解析几何学》为例 |
3.4.1 原作者与译者简介 |
3.4.2 编写理念与编排形式 |
3.4.3 主要内容 |
3.4.4 知识呈现方式 |
3.4.5 名词术语 |
3.5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特点分析(1902-1921) |
3.5.1 翻译版本的“多样化” |
3.5.2 教科书章节结构差异较大 |
3.5.3 编排形式及数学符号完全西化 |
3.5.4 坐标法使用的“多样化” |
3.5.5 高中几何教科书中渗透“圆锥曲线”内容 |
第4章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建设之转型期(1922-1936) |
4.1 “壬戌学制”下解析几何学的课程设置 |
4.1.1 “课程纲要”对解析几何学课程的规定(1923年) |
4.1.2 “暂行课程标准”对解析几何学课程的规定(1929年) |
4.1.3 “课程标准”对解析几何学课程的规定(1932与1936年) |
4.2 “壬戌学制”下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内容的规定 |
4.2.1 “课程纲要”对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内容的规定(1923年) |
4.2.2 “暂行课程标准”对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内容的规定(1929年) |
4.2.3 “课程标准”对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内容的规定(1932与1936年) |
4.3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出版与审定情况 |
4.3.1 自编教科书的兴起 |
4.3.2 汉译教科书以《斯盖尼三氏新解析几何学》为主 |
4.3.3 教科书的审定制度 |
4.4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编译者简介 |
4.4.1 以留学回国者及大学教师为主 |
4.4.2 中学教师人数较少 |
4.5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典型个案分析 |
4.5.1 自编教科书个案——以《复兴高级中学解析几何学》为例 |
4.5.2 汉译教科书个案——以《斯盖尼三氏新解析几何学》为例 |
4.6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特点分析(1922-1936) |
4.6.1 教科书章节结构基本定型 |
4.6.2 自编本内容在遵照“课程标准”的基础上有增删 |
4.6.3 大多使用“直角坐标”,极少数以“斜坐标”为主 |
4.6.4 高中代数、几何教科书中出现“直角坐标”、“圆锥曲线”内容 |
第5章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建设之成熟期(1937-1949) |
5.1 教育制度与解析几何学课程设置 |
5.1.1 “修正与六年制课程标准”中解析几何学的课程设置(1941年) |
5.1.2 “修订课程标准”中解析几何学的课程设置(1948年) |
5.2 教育制度对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内容的规定 |
5.2.1 “修正与六年制课程标准”对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内容的规定(1941年) |
5.2.2 “修订课程标准”对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内容的规定(1948年) |
5.3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出版与审定情况 |
5.3.1 自编教科书数量略有减少 |
5.3.2 汉译《斯盖二氏解析几何学》数量增加 |
5.3.3 教科书的审定制度 |
5.4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编译者简介 |
5.4.1 以大学教师为主 |
5.4.2 中学教师人数增加 |
5.5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典型个案分析 |
5.5.1 自编教科书个案——以《新中国教科书高级中学解析几何学》为例 |
5.5.2 汉译教科书个案——以《斯盖二氏解析几何学》为例 |
5.6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特点分析(1937-1949) |
5.6.1 教科书章节结构成型 |
5.6.2 自编教科书内容相较课程标准有删减 |
5.6.3 基本统一使用“直角坐标” |
5.6.4 “圆锥曲线”、“直线与圆”等着作出现 |
5.6.5 解析几何学题解大量出现 |
第6章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中“圆锥曲线”内容的演变 |
6.1 研究对象 |
6.2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中“圆锥曲线”内容编排的比较 |
6.2.1 “圆锥曲线”内容在教科书中的整体编排 |
6.2.2 “圆锥曲线”中知识点的编排 |
6.3 解析几何教科书中“圆锥曲线”概念表述之演变 |
6.3.1 “圆锥曲线”概念定义方式之演变 |
6.3.2 “抛物线”概念定义方式之演变 |
6.3.3 “椭圆”概念表述方式之演变 |
6.3.4 “双曲线”概念表述方式之演变 |
6.3.5 “圆锥曲线”及其概念编排形式之比较 |
6.4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中“圆锥曲线”作图法之比较 |
6.5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中“圆锥曲线”特点分析 |
6.5.1 关于“圆锥曲线”的定义问题 |
6.5.2 抛物线、椭圆与双曲线的排序问题 |
6.5.3 “圆锥曲线”统一定义的给出方式与出现的时间问题 |
6.5.4 “极坐标”与“圆锥曲线”的编排顺序问题 |
第7章 结论 |
7.1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整体特点 |
7.1.1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多样化 |
7.1.2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滞后性” |
7.1.3 自编解析几何学教科书以平面解析几何为主 |
7.1.4 解析几何学教辅的出现对教科书的补充 |
7.1.5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内容选择与编排的特点 |
7.2 影响解析几何学教科书演变的主要因素 |
7.2.1 外部因素 |
7.2.2 内部因素 |
7.3 清末民国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发展的意义与启示 |
7.3.1 清末民国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意义 |
7.3.2 清末民国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启示与借鉴 |
7.4 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4)图书情报领域最高被引频次论文分析与启示——以2010-2014年图书情报类核心期刊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 材料与方法 |
1.1 数据来源与方法 |
1.2 统计范围 |
1.3 数据的剔除与选择 |
2 数据整理结果 |
2.1 基本情况 |
2.2 均值以上论文的期刊分布 |
2.3 篇被引频次大于平均值的论文情况 |
2.4 各刊5年论文最高被引频次 |
2.5 高被引论文作者身份分布 |
2.6 高被引论文产出机构分布 |
2.7 高被引论文基金情况 |
2.8 主题分布 |
3 结果分析与启示 |
4 建 议 |
(1)给作者的建议。 |
(2)给编辑部的建议。 |
5 结 语 |
(6)清代宋诗选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论题的介入及界定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第三节 研究方法、思路、意义概说 |
第一章 宋诗选本历史发展述略 |
第一节 宋代:宋诗选本的发轫期 |
第二节 元明:宋诗选本的中衰期 |
第三节 清代:宋诗选本的鼎盛期 |
第二章 清代宋诗选本的编选特征 |
第一节 稿源的多样性与综合性 |
第二节 编刊时间的不平衡性 |
第三节 编选地域的不平衡性 |
第三章 清人编宋诗选本的动因 |
第一节 对唐宋诗之争的回应 |
第二节 溯源诗教以改变颓靡的诗风 |
第三节 指导初学 |
第四节 辑存文献 |
第四章 宋诗选本与唐宋诗之争 |
第一节 清代以前 |
第二节 清前中期 |
第三节 晚清 |
第五章 清代宋诗选本个案研究 |
第一节 《宋诗钞》 |
一、吴之振的诗学思想 |
二、《宋诗钞》的成书—以吕留良为中心的考察 |
三、《宋诗钞》版本经眼录 |
四、《宋诗钞选》刊刻年代考 |
第二节 《宋诗啜醨集》 |
一、贫薄一生的遗民潘问奇 |
二、尊唐抑宋的《宋诗啜醨集》 |
第三节 《宋诗别裁集》 |
一、《宋诗别裁集》版本经眼录 |
二、张景星家世籍贯考 |
三、《宋诗别裁集》的批评主张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清代宋诗选本叙录 |
附录二:经眼清代宋诗选本序跋综录 |
附录三:清代宋诗选本刊刻者及成书形式明细表 |
附录四:《宋诗类选》征引书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后记 |
(7)清代善书的刊刻与传播(论文提纲范文)
目录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 善书概说 |
二. 清代善书的研究史 |
三. 研究设计 |
第一章:清代善书的多样化发展 |
第一节. "三圣经"及其注本 |
一. 《太上感应篇》的注本 |
二. 《文昌帝君阴骘文》与《丹桂籍》 |
三. 《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的注本 |
四. 圣神结集 |
第二节. 功过格 |
一. 功过格的源流 |
二. 清代功过格的发展 |
三. 功过格之实践 |
第三节. 图说劝善书 |
一. 三圣经的绘图本 |
二. 蒙养读物的图注本 |
三. 绘图本赈灾类善书 |
四. 图绘因果报应故事 |
第四节. 宣讲类善书 |
一. 以宣讲圣谕为主要内容的乡约体制 |
二. 清代刻印的宣讲类善书 |
三. 圣谕宣讲类善书的特点 |
四. 圣谕宣讲类善书的流通 |
第五节. 鸾书类善书 |
一. 鸾书与鸾堂、鸾坛 |
二. 鸾书类善书的基本内容 |
三. 鸾书类善书的特点 |
第六节. 规谏类善书 |
一. 规谏类善书简介 |
二. 规谏类善书的特点 |
三. 《愿体集》的编刊 |
第七节. 其他类善书 |
一. 以因果报应故事为内容的故事类善书 |
二. 劝善歌 |
三. 有关善堂善会建置(规条)类善书 |
四. 书帖类善书 |
五. 综合类善书 |
第二章:清代善书的刊刻 |
第一节. 清代坊刻本善书的兴盛 |
一. 北京书坊与善书刊刻 |
二. 上海的书局与善书刊刻 |
三. 苏州书坊与善书刊刻 |
四. 广州书坊与善书刊刻 |
五. 杭州书坊与善书刊刻 |
六. 南京书坊与善书刊刻 |
七. 以周鼎臣《敬信录》为例看书坊在善书传播中作用 |
第二节. 官刻、私刻、院刻及善书刻印 |
一.官刻本善书 |
二. 私刻与善书刻印 |
三. 院刻与善书刻印 |
四. 善堂善会与善书刻印 |
第三章:清代善书的流通与影响 |
第一节. 善书编纂过程中对流通的重视 |
一. 劝读善书 |
二. 劝刻(施)善书 |
三. 刻施善书的灵验记 |
第二节. 清代善书编刊中的促销因素 |
一. 封面 |
二. 牌记 |
三. 序跋 |
四. 凡例 |
五. 书目 |
第三节. 清代善书的流通渠道 |
一. 清代善书的跨区域传播 |
二. 善书流通法 |
三. 善书的流通途径 |
第四节. 不同群体的善书阅读者 |
一. 士人的阅读体验 |
二. 童蒙与善书阅读 |
三. 清代女性、女教与善书 |
第五节. 清代的善书、善人与善事:善书对清代慈善事业的推进 |
一. 赈灾类善书的编撰与刊刻 |
二. 善堂、善会规条类善书的编撰与刊刻 |
三. 善书中所宣扬的劝善积德观念、报应思想 |
结语 |
附录一. 明清善书知见录 |
凡例 |
A. 三圣经及其注本 |
B. 功过格 |
C. 图说劝善书 |
D. 宣讲类善书 |
E. 鸾书类善书 |
F. 规谏类善书 |
G. 因果报应故事类善书 |
H. 劝善歌 |
I. 有关善堂善会建置(规条)类善书 |
J. 书帖类善书 |
K. 综合类善书 |
附录二. 善书信息统计表 |
附录三. 清代善书刊刻信息统计表 |
引用文献 |
后记 |
(10)普通高校学报自我形象的传播与实施——以《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一 学报自身形象传播的内容与形式 |
二 个案分析——以《河南教育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为例 |
三 应注意的问题 |
四、四川工业学院学报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D]. 郑晓锋. 山东大学, 2020(09)
- [2]油田集输管道体系区域风险评价方法[J]. 李远朋,范潮海,张茹,张鹏,侯丽娜,杨钦,乔汪洋. 东北石油大学学报, 2019(06)
- [3]清末民国时期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研究[D]. 张美霞.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8(09)
- [4]图书情报领域最高被引频次论文分析与启示——以2010-2014年图书情报类核心期刊为例[J]. 贺晓利. 情报科学, 2015(08)
- [5]《成都工业学院学报》总目次[J]. 本刊编辑部. 成都工业学院学报, 2014(04)
- [6]清代宋诗选本研究[D]. 高磊. 苏州大学, 2010(10)
- [7]清代善书的刊刻与传播[D]. 张祎琛. 复旦大学, 2010(11)
- [8]我国体育学术期刊现状及发展前景研究[J]. 马宣建,贡娟,李如喜. 体育科学, 2001(06)
- [9]新中国体育学术(科技)期刊发展研究[J]. 李晓宪,邱剑荣,李晴慧,郑芳,何培森,姚峰,詹东,李伟. 体育科学, 2009(05)
- [10]普通高校学报自我形象的传播与实施——以《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为例[J]. 李文玉. 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01)
标签:河南教育学院学报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