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周培源、余光远的对话

一、毛泽东同周培源 于光远的一次谈话（论文文献综述）

陈明^[1]（2021）在《对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特殊认识主体的考察》文中提出毛泽东在《关于人的认识问题》一文中,将"阶级"明确界定为一个"认识主体"。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自为的阶级"的代表,遵循着统一的认识原则,形成了有效的认识方法,并始终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认识一切问题,使自身形成为一个特殊的认识主体。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将继续以自我革命的精神,不断提升认识自觉,强化自身的认识主体功能,带领中国人民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刘秉毅^[2]（2021）在《如何理解毛泽东“哲学就是认识论”命题》文中研究指明毛泽东"哲学就是认识论"命题中的认识论概念所关注的不是"认识何以可能",也不是"人的认识活动本身",而是"如何认识"的问题。因此,毛泽东通过这一命题想要表达的观点是,哲学就是研究如何正确地认识世界的理论。他之所以提出这一命题,主要是为了总结和概括自己一贯坚持的哲学观。为了证明这一命题不是毛泽东即兴而发,我们可以在其思想语境中找到两种可能的论证思路。通过这一命题,我们发现,"如何正确地认识世界"构成了毛泽东哲学的基本问题和核心关切,而这一关切在20世纪30-7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也有体现。

陈闯^[3]（2019）在《“评法批儒”运动时期的古典学术研究》文中提出作为曾经对当代学术发展产生影响的重要政治事件,“评法批儒”运动先后引起了政治史、思想史研究者的瞩目。“评法批儒”是一场在文化领域内展开的政治运动,其在思想层面包含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已为学术界所认识。然而,“评法批儒”时对相关古籍的校注整理及研究究竟有无价值,是否在客观上为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一种前期的积累,尚未得到相关研究者认真的对待。“评法批儒”所催生的大量的法家着作注释本的特点如何,那些缘起于“评法批儒”收尾于七八十年代的作品,在相关领域内的学术价值如何等问题,至今还未得到细致梳理与探讨。另外,“评法批儒”作为一代学人成长历程中不能忽视的客观存在,其影响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掉了。有鉴于此,笔者拟在既往政治史研究及思想史探讨的基础上,对“评法批儒”时的“法家”着作的整理与研究情况进行一个初步的梳理与分析。“评法批儒”运动的缘起、发展、落幕及影响等事实的厘清是相关研究开展的基础。九一三事件后,党中央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将政治运动从“批林整风”转向“批林批孔”,折射出批判运动的方向从批“极左”转向批“极右”;又因毛泽东无意将“批林批孔”从意识形态层面发展为串联、武斗等,故运动实施者江青不得不将运动的侧重点转向“评法批儒”。以往,两场运动被视为合二而一的,但实际上二者的发展线索、逻辑、侧重点均不相同。儒法对立的极端化及“影射史学”的滥用,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评法批儒”运动落实到实践层面上,表现为对扩大化的“法家”着作的出版与注释。这项任务并非从事政治运动者所能承担。为此,许多专业人才被召集至各种各样的注释组,以注释佶屈聱牙的“法家”着作,以便在人民大众中普及。作为政治运动的“评法批儒”持续时间较短,但普通学者的注释工作,持续到“文革”以后。因此,“评法批儒”时的“古籍热”,包括运动期间产生的注释本,也包括那些缘起于“评法批儒”,收尾、出版于七八十年代的作品。为注释法家作品,全国范围内组织成立了各种各样“三结合”的注释班子,典型的有南京大学《韩非子》注释组、山东大学《商君书》注释组等等。由“评法批儒”所催生的出版物数量众多,具体而言,官方报刊的文章是研究的政治风向标;各类选注、小册子、活页文选等有重复率高、发行量大、政治色彩浓郁等特点;相较而言,一些学者及“三结合”注释组的作品具有较高学术含量。“评法批儒”激发的“古籍热”,还使法家以外的相关古籍也得以出版。这个另类的“古籍热”现象,是政治运动干预学术的结果,其主观动机与学术无关,却在客观上造就了一些学术成果。“评法批儒”期间,对众多“法家”人物代表作品的注释、研究并不均衡,《商君书》《韩非子》《荀子》《盐铁论》可谓是注释、研究的重中之重。关于《商君书》的研究,学术含量较高的有高亨的《商君书注译》、章诗同的《商君书》、山东大学的《商君书新注》《商子译注》等。其中,尤以高亨之着为代表。高氏此书是其诸子研究系列的延续,也是高氏多年来对《商君书》校勘、注译、研究的汇总。此书在行文上带有一定的时代色彩,但瑕不掩瑜,是《商君书》研究史上绕不开的存在。山东大学《商君书》注释组先后出版《选注》《新注》两书,其后注释组历经“三结合”到“专家组”的转变。“专家组”在前两书基础上编写了《商子译注》一书。关于《韩非子》的研究,代表性的有南京大学的《韩非子校注》《韩非子札记》《韩非子索引》等。“文革”后,周勋初将“评法批儒”时关于《韩非子》的注释成果进行加工、整理,分别以注释组和个人的名义出版了《韩非子校注》和《韩非子札记》两本书。周钟灵等人还编写了《韩非子索引》一书,填补了“韩学”研究的空白。不同于商鞅和韩非,荀子究竟是儒家还是法家曾在历史上引起争议。但“评法批儒”时,荀子因宣扬法后王、讲求革新、强调天人之分、倡导制天命而用之等被视作法家,《荀子》也成为出版界的“宠儿”。《天论》篇因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贴合了运动的主流思想,而在《荀子》的单篇注释中独占鳌头。与《荀子》相关的注释本以章诗同的《荀子简注》及北京大学的《荀子新注》为代表。《荀子简注》因注者遵循古籍校注的基本规范而成为此时期研究的代表,但“简注”体例限制了其对《荀子》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荀子新注》一书的编写启动于1974年,出版于1979年,时代形势的变化使此书褪去了儒法斗争的色彩,学术性得以突显。此书因注释详略得当利于初学,而在时下稍经改写后再版。《盐铁论》因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御史与各郡国的儒生讨论盐铁之利的事,被认为是儒法斗争的代表性事件而受到重视。20世纪前80年的《盐铁论》研究,虽不乏其人,但始终不温不火,“评法批儒”时的研究实为《盐铁论》研究史上低谷中的小“高峰”,但这个小“高峰”的研究儒法斗争色彩较为浓厚。以《本议》篇的注译为例,注译者明显态度偏颇,偏向所谓“法家”桑弘羊一方,声讨贤良、文学一方,相关评论极不客观。“评法批儒”时,法家队伍急剧扩大,柳宗元、王安石、章太炎等都成了“法家”代表。毛泽东“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一诗,造成了《封建论》研究的流行。王安石因“三不足”精神成为北宋的法家代表,其“三不足”精神还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清代以前,王安石因施行变法而“受谤七百有余年”,自清代以来,王安石政治家、改革家的形象才得到世人认可。这种正面评价在“评法批儒”时达到了顶峰,并在1980年代的改革语境下得到延续。“评法批儒”时,邓广铭对其《王安石》一书的失败改写较为引人注目。“文革”后,邓氏又两修此书,造就了其“四写王安石”的学林佳话。章太炎因赞扬秦始皇统一之功,肯定商鞅、韩非等人思想的进步性,认可远藤隆吉“孔子之出于支那,实支那之祸本也”的观点而被视为“法家”代表。毛泽东布置注释《秦政记》《秦献记》直接导致章太炎研究的“大热”,其中以《章太炎诗文选注》为代表。“文革”后,编注组的朱维铮、姜义华又合力编注了《章太炎选集》一书,深化了“评法批儒”时的章太炎研究。这些缘起于“评法批儒”的学术成果,有一些共性。首先,这些注释本大都选取了可靠的底本,这是它们能够进入后人研究视野的基础。其次,这些注释本整体的校勘成就并不突出,但也有佼佼者如《商君书新注》《韩非子校注》等。第三,这些注释本在注释与今译方面的成就较为突出,对“法家”作品的普及作用重大。第四,这些注释本都包含一个“说明”部分,以对所注释篇章的基本内容与思想进行概括。此部分时代色彩较为浓厚,也是“文革”后重点改写的部分。“评法批儒”为学界带来的最重要的学术遗产,是参与运动的中年专家以特殊的方式培养了一批学术种子。这些青年存在两大特点,一是学术上“先天不足”。他们既无家学,也无书可读,“文革”后高校一度停止运转,使他们失去了晋升的渠道。二是处于知识饥渴状态,时刻在寻找各种学习的可能性。“评法批儒”这个荒谬的政治运动却为他们提供了接触、研读古籍的机会,进行了学术基本功的训练。“评法批儒”运动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法家”的研究,但不能忽视的是这些出版物中存在的病态现象:首先,无可避免地带有儒法斗争的分析模式;其次,在文字的表述上充斥着夸张的革命化语言以表明其政治正确性;其三,那些开端于“评法批儒”出版于“文革”后的作品,大都经历了文字的消毒工作,且出版时间愈晚,出版物的学术价值越高。另外,“评法批儒”时,儒、法两家在政治的主导下与此期主流文化形成了一种非正常的共存状态。这种状态随“文革”的结束而终结,但如何理性处理当下政治需求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长久思考的问题。

常改香^[4]（2017）在《当代中国哲学应接着毛泽东哲学讲》文中认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应接着毛泽东哲学讲,因为毛泽东哲学是"中国的"哲学、是直面现实的哲学、是具有世界视野的哲学、是创新的哲学。当前,探讨当代中国哲学走向,往往容易只接着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讲,但如果没有将其变成"中国的",则很难在中国实践中发挥出实际的指导作用。伟大的时代产生伟大的理论,伟大的中国革命孕育了具有开创性的毛泽东哲学,当代中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也一定酝酿着新的哲学。接着毛泽东哲学思想讲,应是当代中国哲学建构的思路与方法,这样才能真正完成哲学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任。

黄庆桥^[5]（2013）在《科学精英的多重角色：钱三强科技功业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国际着名科学家、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之一钱三强为研究对象，在挖掘、利用新史料和已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从科学精英的多重角色这一视角出发，分析钱三强的社会角色及其作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的原因与影响。科学精英多重角色的价值和意义天然地与其在现实中的“功业”密不可分，“时代—角色—功业—影响”构成了本文的分析逻辑。本文要解决的问题有：（1）梳理钱三强功成名就的历史过程与历史机缘；（2）澄清已有的对钱三强的误读和误解；（3）研究钱三强的思想与实践对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影响；（4）探讨钱三强与新中国科技体制的起源、发展、演变之间的关系。第一章“新中国科学体制的‘制礼作乐’者：钱三强与中国科学院的创建”，主要研究1949—1956年期间，作为中国科学院的主要创建人之一，钱三强在中国科学院的早期历史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本文的研究表明：第一，钱三强是中国科学院发展蓝图的实际绘制者；第二，钱三强的留法和访苏背景使得中国科学的建制化打上了很深的苏联和法国模式的印迹，而这种集中管理独立研究相结合的科技体制模式，适应了当时中国发展的需要；第三，钱三强在中科院的领导经历对日后“两弹”攻关有着直接的重大影响。后世研究者惊叹于“两弹”科研攻关中钱三强调兵遣将轻车熟路，殊不知，这一基础是在1950年代早期打下的。第二章“大科学工程中的战略科学家：钱三强在中国核能事业中的角色担当”，从“中国原子弹之父”争论的学术史梳理开始，探究钱三强在开创新中国原子能事业以及“两弹”研发中的特殊角色，系统分析他之所以能够发挥特殊作用的历史背景、成因及其形成机制，探讨大科学时代科学精英发挥作用的方式和途径、西方模式与中国特色等诸多理论问题。本文的研究表明，钱三强是新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奠基者和领导者，是研制“两弹”的帅才人物。在这一意义上，对于“中国原子弹之父”这一称谓，钱三强是当之无愧的。钱三强在这一历史时期的非凡经历以及后世者对他的褒贬评价，引发了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学术话题，即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科学事业的开拓者和大科学工程中的帅才人物。第三章“新时期的科技领导人：钱三强与中国科技事业的改革发展”，系统梳理钱三强在“文革”之后的科学活动这一至今学者涉及较少的论题，研究钱三强在中科院乃至中国科技事业的改革发展中的作用与影响；探讨科学家与科技政策的互动、科学精英多重角色的价值与局限等理论问题。本文的研究表明，钱三强是“文革”后中国科技事业的领导人，并担当了国家科学顾问的角色，在推动中国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晚年热心于软科学，既是个人兴趣的使然，又是中国科学共同体、科学规范制度发展的迫切需要，因而可以看作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第四章“科学家的科技现代化思想：钱三强对中国科技现代化之路的思考”，则从思想者与思想史的视角解读钱三强。本文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式科技发展道路的过程中，科学精英的意见和建议往往左右着国家决策的方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既是对国家宏观科技战略的引导，也是对其的呼应与诠释，并对具体的政策实践产生影响。钱三强的科技思想就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钱三强的科技现代化思想具有全局性、前瞻性、现实针对性、中介性等特征，解读钱三强的科技现代化思想，其实也就是对新中国科技发展历程的解读。钱三强的科技现代化思想还体现着科学的开放精神。没有自我反思的单向度的向外学习，在钱三强那里是不存在的。这种精神对于今日之中国，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第五章“科学家的科学史情怀：钱三强与科学技术史”则专门论述了钱三强在科学技术史领域的造诣及其对科学技术史学科建设的贡献。通过研究，我们发现，钱三强是中国科学技术史事业的重要的直接参与者。这可以看作是钱三强科学贡献的独特方面。第六章是结语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研究对象的理论思考和总结：从科学精英多重角色的价值与局限的视角，探讨钱三强多重角色的历史合理性并由此反思如何防止科学精英的角色滥用；从科学家与当代中国科技体制的起源的视角，探讨研究以钱三强为代表的杰出科学家个案的特殊意义。总结钱三强一生之功业，我们可以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钱三强担当着不同的角色，而且每个角色都在中国现代科技发展史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第一，钱三强担当了建国初期中国科学体系设计者的角色；第二，钱三强在新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史上担当了开拓者和奠基者的角色；第三，钱三强在中国“两弹”事业中担当了特殊角色：对上，他是中央的参谋和助手；对科学家，他是慧眼识人用人的“伯乐”；对科研难题，他既是“出题目”者，又是带领科技人员攻关的“解题目”者；第四，钱三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担当了科技事业的领导人和国家科技顾问的角色；第五，钱三强在中国软科学事业的发展中担当了创建者、发起者、倡导者的关键角色；第六，钱三强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实践家”，还是一位高水平的“思想家”。概括钱三强一生所担当的多重角色，其显着特点是“一宽一窄”。“宽”是指钱三强涉足的领域相当之宽，“窄”是指钱三强只在科技领域参加活动、发出声音。这种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总结钱三强多重角色形成的历史原因，除了钱三强自身的素质和能力之外，他的政治信仰和时代需求是最为重要的因素。“文革”前，钱三强的人生历程可以归纳为“成也政治，败也政治”。“文革”后，钱三强历经磨难而不悔，继续矢志为国家科技事业做贡献，走上国家科技建设的重要领导岗位，焕发出人生的“第二个春天”。反思钱三强多重角色的价值和局限，其角色的多重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而这种必然性和合理性随着时间的发展却在当代中国发生了某种蜕变，表现为当代科学精英的角色滥用。通过对钱三强与中国科技事业之间关系的细致深入研究，可以发现，新中国的科技决策过程其实就是中共决策层及其执行机构与科学家的协调沟通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科学家为了体现自身价值和实现强国梦想，把自己对科学事业的理解和建议通过党组织往上输送，最终在党组织的甄别采纳下形成科技决策或科技制度。这可以看作是新中国“摸着石头过河”，自力更生发展科技事业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科技管理模式的重要特征。因此，要研究中国的科技体制和科技政策，简单解读党的文件和政策文本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深入到历史的深处，深究文件和政策文本背后的形成过程和各方力量的博弈，唯有如此，我们对新中国的科技体制起源的理解才会更加深刻。通过对钱三强在“文革”之后的科学贡献和科学活动的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背景下，国家建设恰如1950年代一样，急需大量科技工作者，急需科技领导人才和管理人才，老一辈科学家再次在国家需要面前走向前台，担当起领导和组织科技事业的重任，即使是退休后，他们仍利用自己的影响，通过与中共高层的直接沟通，为科技体制改革与科技事业发展贡献力量。也就是说，中国科技体制与科技制度的再生，也与他们密切相关。故此而言，钱三强那一代科学精英不仅直接参与了新中国科技体制的早期建构，而且直接参与领导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科技体制的再生，中国的科技体制也因此深深打上了他们的印记。总体来说，作者围绕钱三强生平和科技功业做了大量口述访问，掌握了大量口述史料，在此基础上结合档案材料及其他文献史料，对钱三强的多重角色和科技功业做了较为系统的分析，明确了其历史定位。通过对钱三强科技思想的研究，填补了学术界已有研究的空白，使人们对钱三强的认识，能够更加全面和深入。通过对钱三强科学活动的研究，阐释了钱三强与中国科技事业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以钱三强的活动为线索，挖掘出了新中国科技体制建立过程中的一些关键要素，对学术界已有研究提出了不同意见。通过对钱三强社会活动的研究，弥补了现有研究中对科学学、科学技术史这些软科学学科建立过程中某些遗失的环节，使这些学科的发展史得以健全。通过对钱三强的个案研究，提出了杰出科学家社会角色转型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论题，剖析了这种现象的社会合理性及其蜕变。由此，让我们看到了研究老一辈杰出科学家的特殊意义：要深入了解中国的科技管理体制，从对杰出科学家的研究着手，也许是一条合理的渠道。

杨方^[6]（2010）在《周扬思想文化活动研究》文中指出在中国现代、当代的文艺史上乃至整个意识形态的历史上,周扬（1907-1989）是一位极具影响的人物,其人生沉浮可以说是“中国近当代文艺史和意识形态史的缩影”。本文把周扬一生的思想文化活动及其相应的特点分成六个阶段予以考察。第一章“翩翩浊世美少年”,重点研究周扬知识体系的童年渊源以及其少年时代的坎坷求学路,并分析“五四”精神、尼采哲学等对其的影响。这个阶段为周扬以后的思想文化活动打下了较扎实的文化与思想基础。第二章“如火如荼的左联时代”,主要研究周扬“左联”时期的思想文化活动。分析周扬为什么是一个有争议的“左联”负责人,即鲁迅所谓的“奴隶总管”；以及“左联”这同一营垒里产生矛盾漩涡——两个口号之争的原因以及对周扬的影响。本阶段周扬理论上最大的功绩是：引进“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口号,并在两个口号之争后反省“题材决定论”,强调“艺术需要形象思维”。第三章“红色延安：毛泽东文艺思想代言人”,着重探讨周扬结缘毛泽东后人生的新历程；峥嵘鲁艺成为周扬这个未来的中国文艺界领导之成长摇篮。首先分析周扬身体力行文学批评新原则——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之利弊。然后指出他承继“左联”时期的原则“文学从属于政治”,坚持文学为时代为政治服务,使文学进一步成为政治的工具。再分析周扬主持鲁艺整风中初步形成周扬式的“运动模式”。周扬在整风结束后一跃成为“注经式”阐释者——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言人,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革命文艺界的领导地位。本章最后分析了周扬本阶段的理论成果——民族形式论；并辨析了其理论根源与成果。第四章“功过交织的十七年”,建国后周扬掌管全国文化意识形态,参与十七年间文艺政策的制定,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本章重在分析周扬十七年间的功过,首先分析周扬的功劳：他为新中国文化事业筚路蓝缕,筹办主持了第一次文代会；还是颇有实绩的戏剧改革者。他主持编写高校文科教材,还主持编写第一个文艺界纠“左”文件——“文艺八条”。在评述周扬的“功”中也辩证分析其对“左”的倾向有一定的反省与抵制,但其在纠“左”时有顾虑与反复,调整也是局部的、有限的。其次分析周扬的过失,他对从政治问题到刑事案件的胡风案的造成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他是被动地参加反右运动,但是他积极主动地深化文艺界反右运动,造成文艺界不少的冤假错案。1963年周扬还弃车保帅,批“三条汉子”。但是周扬在运动中也有作为“保护伞”的另一面,在不危及自己地位的情况下保护了某些文艺界的人士。本章着重分析周扬运动前后行为与思想上的矛盾冲突即“两面”性,重点分析他的文艺思想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不同之处,如他提出“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以及他不再提文艺为政策服务；还有他对个人崇拜、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学术批判等一系列“左”的倾向都有所反思与批评。但周扬的复杂性或者“两面”性突出表现在每次运动中都紧跟运动步骤,抛弃或否认自己的理性思考。所以本章重在分析其“两面”性形成的复杂原因以及危害性。第五章“文革恶梦”,周扬在“文革”伊始被定为“文艺黑线”的“总头目”,从1966年起作为“敌我矛盾”被关押,于1975年经毛泽东批示为“人民内部矛盾”获释出狱。本章分析了周扬的监狱生活以及其思想的变化、理性的反省以及本性的逐渐回归。第六章“新时期风云”,首先分析复出后周扬有限的反思：他始终坚持文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不情愿放弃“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并重点探讨周扬探讨马克思理论所引起的轩然大波：先分析周扬探讨“异化”的思想与理论基础,再辨析探讨“异化”之利弊,后分析“异化”探讨成为政治事件的原因。本章最后辨析周扬文艺理论体系的核心——“现实主义”,分析定于一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的内部矛盾；再进一步辨析“革命现实主义”加“革命浪漫主义”文学理论的时代背景以及其实质；最后分析新时期周扬对“现实主义”的反思以及其局限。周扬一生不断在政治风云中跌宕起伏,历史的生活已经成了其个人的生活。周扬始终怀抱为革命而文学、为政治而文学的信念,并为这他自认值得牺牲一切的理想奉献其所有。无论周扬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其理想,真正有意义的是周扬能够献身于其信仰的价值观,并且为之战斗了一生,虽然周扬遭遇了很多的悲剧,但他是悲剧中的英雄。

龚育之^[7]（2007）在《听毛泽东谈哲学》文中研究指明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同几个哲学工作者谈话。作为参加者之一,龚育之教授当时担任了主要记录的任务。毛泽东在两个小时的谈话之中,涉及哲学、历史、文学、宗教、教育、军事、政治、“四清”运动和阶级斗争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内容丰富而广泛。此次重新发表的是作者根据毛泽东谈话的原记录稿所作的最新增补稿,其中主要记录了毛泽东谈话的原始内容,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

孙金华^[8]（2006）在《论毛泽东的自然辩证法思想》文中认为毛泽东的自然辩证法思想是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科学技术观和方法论是毛泽东的自然辩证法思想基本内容。

当代中国研究所图书资料室^[9]（2004）在《国史研究篇目索引》文中研究指明

于光远^[10]（2004）在《毛泽东同周培源 于光远的一次谈话》文中研究说明1964年,毛泽东同周培源、于光远作了一次关于哲学的谈话。毛泽东的谈话内容,经于光远整理后,已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40年之后的今天,于光远先生特为本刊撰写了这篇回忆文章,详细地说明了那次谈话之所以进行的背景情况。其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二、毛泽东同周培源 于光远的一次谈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毛泽东同周培源 于光远的一次谈话（论文提纲范文）

（1）对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特殊认识主体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2）如何理解毛泽东“哲学就是认识论”命题（论文提纲范文）

（3）“评法批儒”运动时期的古典学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当代中国哲学应接着毛泽东哲学讲（论文提纲范文）

（5）科学精英的多重角色：钱三强科技功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周扬思想文化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听毛泽东谈哲学（论文提纲范文）

四、毛泽东同周培源 于光远的一次谈话（论文参考文献）

• [1]对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特殊认识主体的考察[J]. 陈明. 北京社会科学, 2021(08)
• [2]如何理解毛泽东“哲学就是认识论”命题[J]. 刘秉毅.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4)
• [3]“评法批儒”运动时期的古典学术研究[D]. 陈闯. 山东大学, 2019(09)
• [4]当代中国哲学应接着毛泽东哲学讲[J]. 常改香.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7(11)
• [5]科学精英的多重角色：钱三强科技功业研究[D]. 黄庆桥. 上海交通大学, 2013(04)
• [6]周扬思想文化活动研究[D]. 杨方. 复旦大学, 2010(11)
• [7]听毛泽东谈哲学[J]. 龚育之.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04)
• [8]论毛泽东的自然辩证法思想[J]. 孙金华.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6(01)
• [9]国史研究篇目索引[J]. 当代中国研究所图书资料室.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4(03)
• [10]毛泽东同周培源 于光远的一次谈话[J]. 于光远. 文史天地, 20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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