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泊桑与契诃夫短篇小说的写作风格比较

一、莫泊桑与契诃夫短篇小说创作风格比较（论文文献综述）

桑园^[1]（2021）在《风格标记理论视域下契诃夫《第六病室》翻译风格比较研究》文中指出风格翻译研究对文学作品翻译具有重要意义与作用。从古至今,大量译学家对风格翻译进行探究,力求做到与原作风格一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研究者对风格的理解通常借助于具有抽象性、印象性词语。这些词语在一定层面上可以反映文本的风格特点。然而印象性词语具有一定主观因素,对风格翻译研究缺少一定科学严谨性。二十世纪80年代,刘宓庆提出风格标记理论,认为可以从语言学角度对风格进行分析。风格标记理论为译者在语言结构层识别原作风格特点提供理论依据,为译者再现原作风格提供可操作性方法。该理论的提出对风格翻译研究产生深远意义。通过运用风格标记理论,为译者掌握原文风格提供更多可能性,也为风格可译性提供信息转换通道,使风格不再是难以捕捉的气质,为翻译风格研究提供新视野。《第六病室》是契诃夫代表作之一。契诃夫以客观冷静的笔锋勾勒出当时社会的黑暗与弊端,希望以此激励俄国人民觉醒,不再混沌,发起反抗。该作品反映契诃夫思想革新,表明他不再信奉托尔斯泰主义。契诃夫行文风格独特,因此对《第六病室》翻译风格的研究是必要的。本文通过运用风格标记理论,从形式风格标记和非形式风格标记两方面分析契诃夫《第六病室》原文本与三部译本,探究不同译者再现原作风格时所采用的不同翻译策略,对比得出传递该作品风格特点的最优解。全文由四部分组成:绪论介绍《第六病室》及其中译本,对国内外相关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并阐述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第一章论述风格相关概念,并阐明风格标记理论来源及其内容。依据风格的概念对《第六病室》原文本进行风格概述,并使用语料库翻译学方法和文本分析法探究三位译者的译者风格。第二章通过运用风格标记理论,挖掘文本中形式风格标记,从词汇标记、句法标记和修辞标记三方面对文本进行分析,把握原作风格特点。通过对比不同译者的译本,探究译者以何种策略再现原作形式风格。第三章通过运用风格标记理论,发掘文本中非形式风格标记,从作品艺术特色风格和作家精神气质两方面对文本进行分析,把握作家思想内涵,了解其创作风格。通过对比不同译本,探索译者对原作非形式风格特点再现所运用的翻译策略。结语总结全文。对比不同译本发现对形式风格标记进行翻译时,译者在词汇层面上应当选取语义恰当的词汇;在句法层面上,应对句子进行拆分转化,使之符合原作风格特点同时也符合目的语读者阅读习惯;在修辞层面上,应当考虑修辞色彩,使用一定汉语表达手段突出强调原文修辞风格特点。对非形式风格标记翻译时,应当准确把握原作者思想内涵,使用对应式转化策略,对原作风格进行模仿。

付摇摇^[2]（2020）在《叙事学视域中的中学外国小说教学研究》文中提出外国小说教学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开阔学生视野,认识不同的社会制度;能提高学生分辨美丑的能力,培养审美情趣;能丰富学生的人生体验,启迪思想等等。但是目前中学语文外国小说教学并没有达到这些标准,中学生对经典外国小说缺乏情感体验和思考。在教学过程中,中学语文教师常常把外国小说教学与中国小说教学混为一谈,没有突出外国小说自身的独特性。怎样解读外国小说?怎样更好的达到外国小说的教学目标?这时,西方文学理论中的叙事学理论成为了一个突破口。叙事学理论对于作品的艺术形式非常注重,擅长解读文本的构成要素和叙事特点。论文针对当前外国小说存在的教学问题,引入叙事学相关理论,希望革新师生解读外国小说的固化思维,为他们提供一种新思路,真正从文本出发,关注文本结构和叙述细节,透过文本的叙事形式来理解作品,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传统小说三要素上面对文本进行分析和梳理。文章除了绪论之外共分四章。第一章分析了目前中学外国小说教学的现状,从中学语文教材中外国小说的选编情况和外国小说教学现状两个角度去分析,通过呈现外国小说教学存在的问题,阐述了引入叙事学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第二章介绍叙事学在中学小说教学中的重要意义,首先介绍了叙事学的基本概念和主要观点;其次寻找用叙事学阐释中学外国文学篇目的契合点;再次分析将叙事学引入外国小说教学的意义和价值。第三章将叙事学和外国小说的具体文本结合起来,利用叙事学知识分析外国小说文本,对外国小说进行剖析和解读。第四章论述了外国小说教学中引入叙事学理论应当注意的问题,如要注意与传统小说教学方式结合;叙事学引入须适度,理论与文本结合时要注意整体性;叙事学理论要注意与写作教学相结合等。文章创新点在于在中学小说教学中引入叙事学的理论和方法,以解决学生外国小说学习缺少情感体验,教师未能达成外国小说教学目标,外国小说分析和阐释主观、肤浅等问题,希望能为当前中学外国小说教学提供一点新思路和新方法。

郭小颖^[3]（2020）在《多元文化教育视域下高中外国小说教学策略研究 ——以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为例》文中认为时值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多元文化的碰撞、交流已经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学语文教学也不再满足于“唯传统教学论”,结合多元文化教育考察中学语文教学,成为当今教育热点。语文核心素养第四条“文化传承与理解”,要求“理解和借鉴不同民族、地区的文化,拓展文化视野,增强文化自觉”,就充分体现了多元文化教育的理念,而实际教学中常被淡化。鉴于外国小说为高中生了解外国文学、外国文化的重要途径,笔者以人教版高中外国小说为例,课标为依据,从理论、实践两方面探寻如何运用外国小说作品实施多元文化教育的问题。本文通过梳理课标颁布以来对于实施多元文化教育的指导要求,阐明高中外国小说教学中开展多元文化教育的价值,不仅有益于拓宽学生视野,认知异域社会风貌,培养文化意识,正确对待异域文化,还有助于汲取外国小说精华,学习优秀语言风格,熏陶优秀文化,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接着运用问卷、访谈的研究方法,剖析教与学的现状,进而探究其原因。基于此,又结合新课标“实施建议”,深入探析外国小说教学中有益于实施多元文化教育的策略。最后总结教学实践中应注意的问题,以期进一步完善高中语文外国小说教学、提升教学效益。

甄奕畅^[4]（2020）在《契诃夫与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短篇小说创作关系研究 ——以石舒清、李洱、阎连科等作家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契诃夫,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之一,其影响力可谓经久不衰,他在用自己的笔触描绘一幅幅俄罗斯生活画卷的同时也将他的爱与善良,痛与期待,温情与批判给予时代,给予历史,给予人类与世界。而中国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各领域皆出现了与之相适应的表征,这一时期的社会背景与孕育契诃夫的那个时代有一定的相似性,并且这一时期文坛多位作家作品中皆出现了未被言明的“契诃夫现象”,据此笔者利用比较文学相关理论,研究契诃夫与我国九十年代以来短篇小说创作之间的关系,在探索短篇价值的同时继续为“契诃夫在中国”的主题添砖加瓦。本论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绪论部分旨在介绍论文选择契诃夫与我国九十年代以来一些作家进行研究的缘由及意义、目前学界对此问题的大致研究情况、本论文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等。第一章主要分析了我国九十年代的文学场域以及契诃夫创作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历史渊源,为下文做背景上的铺垫。第二章探究契诃夫与内陆宁夏作家石舒清小说创作之间的关系,主要以乡土社会为视角,探究两者在“麻木”与“依附”等主题方面的关系。第三章以城市空间为着眼点,考察了契诃夫与茅盾文学奖得主李洱短篇小说创作之间的关系,意图揭示两者在知识分子漂泊性以及行文悖谬性方面的写作关系。第四章将契诃夫小说与阎连科短篇小说创作放在一起讨论,主要以他们两者作品深层次的主题——“人”的痛苦与阎连科创作的本土化特色为切入点,探究两者在“痛苦”“隐喻”等主题下的关系。以上四章属个案研究,论文的结语部分将继续扩展视野,对九十年代以来众多作家作品中出现的“契诃夫现象”进行进一步的梳理与论证,最终在文化研究层面证实了契诃夫与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短篇小说创作之间存在深远的文学关系。

王浩宇^[5]（2020）在《莫泊桑与陈忠实小说创作的影响关系与互文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综合运用了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互文性研究,从实证和考据出发,通过文本对读与分析,试图探究莫泊桑对陈忠实中短篇小说的创作影响,以及陈忠实作为接受者对莫氏作品中文本的偏离与重构。在第一章节,通过对莫泊桑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情况进行综述,结合陈忠实相关言论与回忆录,本文就莫氏对陈氏的影响进行了梳理和源流考证。在十年动乱结束后,陈忠实亟需脱离囊昔僵化的写作范式,这也是他研读莫泊桑的最初动因。由于关键证据的缺失,加之译本的繁杂,现已无法直接查证陈忠实通过何种译本阅读莫氏小说。不过,综合现有的材料,依然可以对其所读译本进行一定程度地廓清和严谨合理地推断。基于上述情况,第二章节继续分析了莫泊桑和陈忠实作品间的文本互涉。这一章节分为两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选取了陈忠实的三部作品,深入到文本层面,分析了陈忠实对莫泊桑小说的整体性仿写。这种整体性仿写不仅包括了对具体语言的模仿,还包含着对情节的套用。当然,陈忠实进行的仿写并非完全亦步亦趋,这就涉及第二部分的内容,即陈忠实对莫泊桑作品的中国化阐释。对于莫泊桑的《温泉》和《羊脂球》,陈忠实在创作时明显有所借鉴和改造。虽然文本上存在着高度类同,但在不同的语境和陈忠实的巧妙组合下,也就产生了意义上的偏离。对于二者作品之间存在的文本间性,除了从理论层面进行上述分析,更需要探究差异背后的成因,这就是第三章论述的主要问题。首先必须要提及的是文化过滤问题。作为上世纪建国初期莫泊桑作品的重要译者,李青崖和赵少侯都是“五四运动”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他们的译介工作也与这场文化革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陈忠实看到的莫氏译本,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五四文化烙印。其次,就陈忠实自身而言,莫泊桑对他的“负影响”也促使他不断自我“剥离”。最终他也立足于传统文化,在现实性与现代性中找到了一种平衡,完成了对自己独特风格的建构。

李雪梅^[6]（2019）在《契诃夫《变色龙》的文本解读与教学价值探究》文中指出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变色龙》是一篇讽刺小说的经典之作,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被编入国内初中语文教材,后一直是国内多套中学语文教材传统的经典篇目,历来受到文学研究者与教育工作者的关注与重视。这篇小说无论是对于认识契诃夫的创作思想与艺术,还是了解讽刺类小说,抑或是了解变革中的俄国社会等来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然迄今为止关于《变色龙》的教学内容与教学价值并未形成系统的研究体系,实践中对其教学价值的开发与利用也尚存不足。《变色龙》该教什么,怎样教,非常值得研究。笔者以沪教版、河大版、苏教版、鄂教版、人教版、统编版六套语文教材和《变色龙》的15个教学案例（包括教学设计和教学实录）为基础,结合学界对《变色龙》的解读、研究以及一线教师对《变色龙》展开的实践探索,对《变色龙》的教学价值进行全面的分析与研究。本研究发现,学界、教材和教师对《变色龙》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人物形象、主题思想和艺术特色三方面,而人物形象方面则大部分局限于对主人公奥楚蔑洛夫的分析,对小说中同样具有代表性的其他多组人物关注不够,因此不能全面、深刻地剖析小说的主题思想。此外,以本研究选取的六套语文教材对《变色龙》的编撰情况来看,各套教材在抓住文本要点,有的放矢的同时,其中多套存在课前提示语和文下注释内容出示不当,译文标点符号删改不当等编撰问题,为了更大程度地发挥《变色龙》的教学价值,教材存在的不合理的编撰需有所改进,应注意编撰的准确性、有效性、全面性与合理化,在科学而合理的前提下做到真正有效地帮助师、生的教与学,尽力对文本教学价值的发挥起正面导向作用。通过对学界解读、教材编排和教学案例的梳理与评析,笔者主张:这篇小说的教学价值不仅体现于对《变色龙》单篇文本内容、思想与艺术特色的了解与掌握,还可以上升为对阅读契诃夫的小说以及讽刺类小说的启示。因此,在实际的教学中,不仅要关注《变色龙》单篇的文本独特性,还需由一篇到一类,对“契诃夫式”的创作风格与手法的分析提取以及对其与讽刺类小说同异性的分析多加关注。

田洁^[7]（2019）在《《晨报》副刊译介文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晨报》副刊自1919年2月改革起,便积极的推进着中国新文学的发展,除了刊登大量的新文学创作之外,还译介了众多的域外文学作品。《晨报》副刊发行十年,历经了李大钊、孙伏园、徐志摩三个主要编辑时期,由于个人性格、编辑理念和文学语境的不同,每个编辑时期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本文以《晨报》副刊的译介文学为研究对象,探究其在不同编辑时期所呈现出的特点。论文除绪论和结语之外,主体部分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呈现《晨报》副刊自1919年2月到1920年7月这一年半时间中的译介状况。这一时期由李大钊任编辑,属于《晨报》副刊的初创时期,译作集中选择俄法两国的现实主义作品,小说与诗歌是其中的主要内容,理论译介与域外文学评介文章在此时数量较少。第二章主要分析《晨报》副刊从1920年7月至1925年9月这五年多的译介特征。这一时期主要由孙伏园任主编,属于《晨报》副刊的繁荣时期,译介文学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首先作品翻译结出累累硕果,小说、诗歌、戏剧、童话等多种体裁得到全面关注;其次,文艺思潮和文学理论译介成绩斐然;最后,对域外文学的评介也繁荣兴盛。第三章主要论述《晨报》副刊在1925年10月到1928年6月终刊这近三年时间中的译介特点。这段时间主要由徐志摩任主编,属于《晨报》副刊发展的末期,该时期内的翻译作品荟萃名家创作,域外文学评介文章专业性增强,对于外国文艺思潮与理论的译介热情明显不如前一个时期。

李婵^[8]（2018）在《基于语料库的周瘦鹃英汉翻译文本研究 ——以经典叙事学为视角》文中提出本文以周瘦鹃的英译汉短篇小说为研究对象,采用语料库方法,将周瘦鹃本人的创作文本作为参照,总结与归纳周瘦鹃翻译作品的语言特征,并借助经典叙事学理论,分析这些表层词汇和句法使用模式代表的深层叙事结构差异。周瘦鹃是清末民初时期上海文坛最活跃的文人之一,身兼作家、译者和编辑等数职。作为清末民初时期极具代表性的文人,他不论在译、着和编等领域都十分多产。通过采用独特的翻译方式,周瘦鹃的译作激发了中国广大普通读者对外国文学翻译的阅读兴趣,在当时文坛具有十分广泛的影响力。身处中国文学体例经受巨大变革的时期,同时从事各类文学活动的周瘦鹃,其作品必然是新旧文学传统激烈交锋的场所。然而,现有研究仍未对周瘦鹃翻译活动给予足够重视,低估了其翻译的影响和贡献,尤其在翻译研究领域。借助语料库方法,可以更加系统全面地考察周瘦鹃翻译作品语言的累积性特征,并从叙事学的视角对这些特征进行深入探讨。研究不仅可以拓宽对周瘦鹃及其同时期翻译活动的理解,对现有语料库翻译研究从研究对象到方法论上也是有益的补充。近年来,人们对周瘦鹃着译活动有了重新的认识,从翻译的原文选择、语言特征、翻译策略、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等多个话题对周瘦鹃的翻译活动展开了讨论。然而,从整体上看,现有的许多研究仍依赖二手资料,在研究方法上多是宏观概述或个案分析,从微观层面进行系统分析描写的案例较少,导致讨论不够深入,部分重要课题鲜有涉及。多数研究仅采用单一的研究方法,在分析和探讨时往往挂一漏万,仍欠缺复合方法的分析和探讨。鉴于此,本研究首先结合线上和线下资源,对周瘦鹃翻译活动相关的一手资料进行了搜集和整理。然后把来自语料库翻译学、语料库语言学和语料库文体学等研究领域的定量分析方法,和基于经典叙事学的定性分析相结合,将周瘦鹃的翻译作品与他本人的创作对比,考察周瘦鹃翻译文本特征:首先,根据语料库软件给出的基本数据,比较周瘦鹃译作相较于其创作的宏观语言特征;然后,借助前一阶段分析所得周瘦鹃翻译语料的关键词表,锁定两类文本中使用频率具有显着差异的词汇。通过进一步比较关键词的分布、搭配、词簇和上下文语境等,分析周瘦鹃译作在女性人物形象建构、故事情节编排、叙事者和聚焦者的选择以及人物话语呈现等深层叙事效果。从分析结果可见,周瘦鹃的译作在如下三个方面明显区别于其创作:第一,语料库软件给出的宏观数据显示,周瘦鹃的翻译作品词汇丰富程度较低、形式化程度较高,但可读性不减。具体来说,周瘦鹃译作与创作相比词汇密度低,词汇重复率高,词汇变化性低。两类语料在各词类的使用上也呈现显着差异,翻译文本的虚词使用占比显着高于原创文本。译作的句段结构容量得到扩展,长句段比重较大,但并未增加读者的阅读负担。由此可见,虽然周瘦鹃的翻译作品以可读性高和通俗易懂着称,但在语言使用的累积性效果上看明显区别于其创作。第二,结合对关键词表中的人称代词“伊”以及部分使用差异显着的名词和形容词的分析可见,周瘦鹃翻译文本在叙事结构的故事层面也偏离了其创作文本。周瘦鹃译作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描写资源更加丰富,更常聚焦于女性主人公,构建出的女性人物更加写实、丰满和复杂。在故事情节建构上,周瘦鹃在译作中保留了大量来自源语文化的相关词汇,同时追求情节的曲折离奇,少了许多原创中弥漫的哀情成分。第三,通过分析两类语料中使用频率迥异的人称代词“我”和部分感官动词和言说动词可见,周瘦鹃译作与创作在叙述者和聚焦者的选择、人物话语呈现等话语层面的叙事结构特征上呈显着差异。译作中叙述者对叙事进程的显性干预减少,对受述者的引导减弱;采用故事内人物聚焦的频率提高,人物对话在故事情节推进中的作用更加凸显;对故事内人物聚焦,尤其是借助次要人物侧面烘托主要人物和主线情节的依赖性明显加强。研究最后还从翻译活动的本质属性、诗学传统、翻译发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和译者个人因素等四个方面对上述周瘦鹃翻译文本特征进行了解释。周瘦鹃翻译语言词汇密度较低,虚词使用比重和句段长度增加等文本层面的特征,可以从翻译活动的本质属性,包括认知特征和源语干扰等方面得到部分解释。中西方诗学传统的差异则造就了周瘦鹃译作和创作在小说主题、人物形象和叙述话语等深层叙事结构上的不同。社会文化语境通过翻译目的和发表媒介对翻译文本产生影响。而译者的个人因素,包括他的性格、文学素养和职业身份,在翻译作品的故事主题、人物形象和叙述视角等各方各面都留下了印记。本研究不仅对现有采用定性方法分析所得的周瘦鹃翻译文本特征进行了证实或证伪,为这些特征的具体表现提供了量化数据的佐证,同时也在以往采用单一研究方法无法深入探讨的一些问题上得到初步的分析结果。在方法论上,现有语料库研究中鲜有将同一译者/作者的文学作品两相对比,本研究在比较模式上是对语料库翻译研究范式的有益补充。最后,研究使用语料库手段,针对文学史与翻译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对中国早期文学、特别是早期翻译文学研究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穆莹^[9]（2018）在《中西现代讽刺幽默小说比较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从比较文学视域选题,从文学类型学比较切入,选取“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和西方同类小说展开比较研究,力图兼顾“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译介和影响研究”。在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大放异彩,诞生了鲁迅、老舍、张天翼、沙汀、沈从文、钱锺书等讽刺幽默大家、名家,使讽刺幽默小说成为了现代小说中的重要一支,是最有成就的小说类型之一。在西方,讽刺幽默小说也是源远流长。但迄今为止还只停留在单边研究和少量的个案比较研究,还没有从整体上、宏观上将中、西讽刺幽默小说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比较研究,这是一个缺憾。本文有感于此,力图在以往个体和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致力于对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和西方同类小说的“双向阐发”和价值判断。其总体框架由“影响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宏观比较研究、微观比较研究以及翻译、传播、接受、影响、效果研究等共同组成。论文分为五章展开论述:第一章:西方讽刺幽默小说的发展历程、杰出成就以及在中国的翻译、传播、接受、影响状况。其中,19世纪的西方讽刺幽默小说对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的影响最为明显。而20世纪西方的讽刺幽默小说,或与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同步,或晚于中国现代的讽刺幽默小说,它们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多在中国当代,尤其是新时期以后。因此,它们和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不可能构成“影响关系”,但可以展开“平行关系”的比较研究。第二章: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的发生以及与西方的关系。包括亲缘关系、交叉关系、平行关系。从中可以看到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是怎样融汇了西方的喜剧智慧,从而实现了自身的艺术拓展的。其中,鲁迅与果戈理、契诃夫的高度契合,才使鲁迅由衷地倾向于果戈理和契诃夫,而不是托尔斯泰和高尔基。英、俄作家影响了、造就了作为幽默讽刺作家的老舍,狄更斯的幽默作品与老舍的幽默天性融合了。钱锺书的小说则较多地取法英法,这与钱锺书的经历及所受的教育密切相关。第三章:从宏观上论述中、西讽刺幽默小说的同一性特征。在这里,将从写作类型、叙事方式、方法、喜剧的表达和笑的艺术等方面进行归纳和研究。指出在写作类型上,中、西都有写实和寓言两种类型;在叙事方式方法上,都有客观呈现和主观变形两种叙事方法;在喜剧表达上经常出现讽刺幽默与写实——揭露、漫画——夸张、反语——反讽、荒诞——怪异相结合的特征;在笑的艺术上都存在悲喜交融和含泪的笑等美学特性。进而探讨讽刺幽默小说共同的创作规律。第四章:从宏观上阐释中、西讽刺幽默小说所呈现的差异性特征。笔者认为,中、西讽刺幽默小说在平常与超常、写实与虚构、拘谨与放达、沉稳与飞扬、严肃与玩笑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民族、国家的历史、地理、生存环境、民族性格、思维方式、心理心态等。通过这种比较,完成双向阐发,发现民族差异,实现对不同民族国家文学的互识、互证和互补。第五章:从总体上研究中西讽刺幽默小说的创作经验与启示。总结各自的长短优劣,完成对比较的双方的价值判断,从而加深理解,得出新的认识和结论,为未来的讽刺幽默文学创作提供借鉴。本文认为,中西讽刺幽默小说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如鲁迅所言:“法人善于机锋,俄人善于讽刺,英美人善于幽默。”中国现代的讽刺幽默小说是重讽刺、轻幽默,重写实、轻想象,重客观、轻主观。其讽刺是真实有力的,幽默则是拘谨凝重的。和英美相比,幽默是不算发达的。我们多的是政治讽刺、世态讽刺、风俗讽刺、道德讽刺、乃至人性讽刺,少的是轻松的幽默、充沛的喜感和玩笑的心态。总结中西讽刺幽默小说的长短优劣,我们还会发现,在西方,“游记体”的发达和“议论”的流行,这在中国现代也是少有的。总结中西讽刺幽默小说的创作经验,我们看到,讽刺、幽默虽然是“孪生姐妹”、“同胞兄弟”,二者常常同时出现,或者是结合在一起的,但并不等于是“连体”,而是呈现出复杂的状态:有的讽刺、幽默并重,实现了很好的结合;有的虽然讽刺、幽默兼而有之,但却或以讽刺为主,或以幽默为主,偏重于一方;还有的是讽刺与幽默分离,倾斜于纯讽刺;至于纯幽默在小说中是非常少见的。优秀的讽刺幽默小说,讽刺和幽默多是紧密结合的。鲁迅和马克·吐温都认为,讽刺如果摒弃了幽默则沦为谴责,幽默脱离了讽刺则沦为玩笑。二者的有机结合、完美融合才能产生最佳的艺术效果。通过比较,我们更发现,中、西对讽刺和幽默都存在偏见和诋毁。所以,鲁迅说:“讽刺家,是危险的。”老舍也说过“幽默的危险。”在西方,讽刺幽默作品被禁毁、作家遭迫害和中国现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使我们深切地感到讽刺难为,幽默不易,能坚持持久的更为难能可贵。这启示我们:必须正确对待讽刺幽默;必须解放思想,营造自由、宽松、和谐、包容的文学环境;在此基础上,作家要放纵心灵,放开手脚。超越拘谨、心有余悸等心理障碍,实现心志的大解放。

王仁宝^[10]（2017）在《现实主义的探寻、突破与回归——论陈忠实小说与外国文学》文中研究指明虽然陈忠实小说创作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他"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文学信念,离不开他"但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沉潜心境,离不开他清醒而睿智的"突破"精神,离不开他"寻找属于自己的叙述"的艰难探索,但是如陈忠实多次在创作言论中所谈到的那样,他的文学之根的奠定、文学之芽的破土与生长、文学之花的绽放都离不开外国文学的影响,每次文学"突破"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对外国文学作品的接收与转化。探索陈忠实小说创作的奥秘,陈忠实小说与外国文学

二、莫泊桑与契诃夫短篇小说创作风格比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莫泊桑与契诃夫短篇小说创作风格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1）风格标记理论视域下契诃夫《第六病室》翻译风格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叙事学视域中的中学外国小说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多元文化教育视域下高中外国小说教学策略研究 ——以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契诃夫与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短篇小说创作关系研究 ——以石舒清、李洱、阎连科等作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莫泊桑与陈忠实小说创作的影响关系与互文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契诃夫《变色龙》的文本解读与教学价值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7）《晨报》副刊译介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基于语料库的周瘦鹃英汉翻译文本研究 ——以经典叙事学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9）中西现代讽刺幽默小说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现实主义的探寻、突破与回归——论陈忠实小说与外国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四、莫泊桑与契诃夫短篇小说创作风格比较（论文参考文献）

• [1]风格标记理论视域下契诃夫《第六病室》翻译风格比较研究[D]. 桑园.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2]叙事学视域中的中学外国小说教学研究[D]. 付摇摇.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6)
• [3]多元文化教育视域下高中外国小说教学策略研究 ——以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为例[D]. 郭小颖. 鞍山师范学院, 2020(01)
• [4]契诃夫与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短篇小说创作关系研究 ——以石舒清、李洱、阎连科等作家为例[D]. 甄奕畅. 西北师范大学, 2020(12)
• [5]莫泊桑与陈忠实小说创作的影响关系与互文性研究[D]. 王浩宇. 辽宁大学, 2020(12)
• [6]契诃夫《变色龙》的文本解读与教学价值探究[D]. 李雪梅.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6)
• [7]《晨报》副刊译介文学研究[D]. 田洁.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8]基于语料库的周瘦鹃英汉翻译文本研究 ——以经典叙事学为视角[D]. 李婵. 上海交通大学, 2018(06)
• [9]中西现代讽刺幽默小说比较研究[D]. 穆莹. 辽宁师范大学, 2018(06)
• [10]现实主义的探寻、突破与回归——论陈忠实小说与外国文学[J]. 王仁宝. 新文学评论, 20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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