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经营：乡镇企业二次创业的重点

一、品牌管理:乡镇企业二次创业的重点（论文文献综述）

张梦思^[1]（2019）在《浠水县十月村乡镇企业的变迁（1978-2004）》文中认为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镇企业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浠水县十月村位于湖北省东部的黄冈地区。改革开放后,十月村因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成为浠水县的先进和典型,曾多次被评选为当地“乡镇企业明星村”、“乡镇企业十强村”和“科技十强村”。此外,还曾荣获湖北省乡镇企业先进单位称号。2016年浠水县十月村被评选为2016年中国名村。十月村乡镇企业的前身是社队企业。1978年前,社队企业发展较为缓慢。1978年以后,在省政府、县委和县政府的号召下,十月村实行工农并举,围绕农业兴办企业,同时又依靠企业促进农业发展,社队企业开始发展。随后,农村出现了农民共同出资、农民个人举办以及联合举办的企业,1984年后与社队企业一起统称为乡镇企业。80年代中后期,十月村乡镇企业迅速崛起并进入全面发展阶段。1988年2月,组建成立“经济联合社”,实行“提一进二兴三”的经济发展战略,创办了装饰材料厂,形成十月村的支柱产业,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具有十月特色的市场化发展道路。但十月村乡镇企业在发展中也遇到资金短缺、管理不善、生产安全等问题,1989年通过整顿与治理,迎来了第二次大发展。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和中共十四大以后,十月村乡镇企业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先后成立铸铁变质剂厂和氧化锌厂,形成十月村的明星产业。1993年,在原经济联合社的基础上,组建成立了十月工贸集团。1998年10月,在原十月工贸集团的基础上,组建成立了十月集团,集中力量进行亿元工程经济建设。1999年开始,由于市场经济疲软,资金短缺非常严重,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受到重大的影响,一批村组原创企业相继停产或是改制,2004年十月村十月集团进行民营化改制,改制后的乡镇企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78-2004年间,十月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十月特色:走出了“工业兴村、科技强村”的十月路径,体现了“敢闯、敢冒、敢干”的十月精神,创造了十月村经济发展特有的十月速度。虽然发展中经历曲折、出现了一些问题,并最终走上民营化改制的道路,但1978-2004年间乡镇企业的发展改变了十月村单一的经济结构,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解决了农村就业问题,奠定了新农村建设的物质文化基础,对十月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本文以个案为例,梳理了浠水县十月村乡镇企业的变迁过程,还原了十月村乡镇企业发展的原貌,分析其发展特色和影响,并总结经验教训,以为当前乡村振兴战略下推进乡村企业的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并丰富对中国乡镇企业的经济史研究。

沈费伟^[2]（2018）在《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研究 ——基于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考察》文中研究表明实现资源型村庄有效治理的内在机理是什么,通过怎样的策略能够振兴资源型村庄,如何培育和保持资源型村庄内生发展的长久活力,这是本文的核心问题。围绕着上述问题,本文从后农业税时代下中国乡村振兴的背景出发,通过对浙江省湖州市荻港村典型案例的实证检验,应用“任务型治理”的理论框架,探析了现阶段资源型村庄实现有效治理的内在机理,设计和总结新的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所谓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是一种围绕解决资源型村庄治理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特定任务而采取的方式、手段与途径。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中,能否有效地实现治理目标,促进村庄的可持续发展,其关键点和难点正是对于任务的界定,以及根据各个不同阶段的任务而不同治理主体分工协作所达成的一种良好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根据国家对农村的政治战略安排和乡村振兴的发展实践,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总任务是实现乡村振兴。围绕着乡村振兴这个总任务框架,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建构过程一般包括三个阶段,分别是: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初始期,需要解决的是村庄的基础任务,具体包括了村庄的经济基础任务、村庄的组织基础任务和村庄的环境基础任务,应该形成以村民自治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过渡期,需要解决的任务是提供村庄的公共服务,具体包括了村庄环境服务供给、村庄文化服务供给和村庄制度服务供给,应该形成以政府组织为主,村民自治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提档期,需要解决的任务是塑造村庄的特色品牌,主要包括村庄旅游资源开发、休闲观光农业建设和传统文化弘扬,应该形成以市场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由于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不同阶段需要完成不同的任务,因此各个治理主体在应对不同阶段任务中的力量发挥有差异,但是不管哪个治理主体处于主导地位,这只是体现了治理结构中各个治理主体的力量强弱差异,其本质依旧是稳态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通过构建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不仅能够取得重振村庄组织活力、复兴产业实力、重塑文化魅力、再造环境美化等村庄外在层面的振兴,而且更能够达到村民主体性的确立、社会资本的培育、多元参与的建立以及乡村精神的重塑等村庄内在层面的培育,真正实现资源型村庄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因此,本研究的目标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从理论层面来解析“任务型治理”的内在逻辑,明确“任务型治理”的内涵、过程和绩效,不仅有利于推动治理理论的深化与拓展,而且也有利于构建和阐释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理论内涵。其二,是从实践层面通过考察资源型村庄的典型代表浙江省湖州市荻港村“任务型治理”的具体过程和内容,提炼和总结荻港村成功治理的实践逻辑和成功经验,整合农村社会资源,寻找和克服村庄衰败的根源,为中国其余类似荻港村的资源型村庄有效治理提供具体的经验支持和参考意见,对于推动新农村建设,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为实现以上研究目标,论文以七个章节的篇章结构围绕村庄治理议题展开理论分析和案例阐述,以求对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模式得以深刻的理解。第一章,导言。这是本文的开篇之章,一是分析了村庄治理与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进而明确当前研究资源型村庄有效治理的实践意义和学术价值。二是通过对既有文献进行了详细的评述,进而明确既往研究与本研究的关系,阐明了本文的研究定位。三是根据本文的研究需求,界定了“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两个核心概念及其内涵。四是交代了调研村庄浙北荻港村的基本概况和本文主要的研究方法。五是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技术路线和章节安排。第二章,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本章主要从政治与行政学科的理论视角出发,阐述了“任务型治理”的理论内涵以及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构建的分析框架。在具体的内容安排上,一是提出“任务型治理”的学术命题,以此表明当前。“任务型治理”概念的提出并不是偶然因素使然,而是基于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下顺应社会发展规律而适时产生的新的理论体系。二是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合作治理理论、资源依赖理论以及结构功能理论对“任务型治理”的主体、过程、关系和功能四方面进行理论解读。三是通过治理主体分析、总体任务界定、阶段任务划分、治理结构塑造、任务有效执行的行文思路来论证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构建机理,以此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四是交代了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制度基础,主要包括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历史沿革、制度安排以及浙江省乡村振兴的实践与发展三方面内容。第三章,初始期:资源型村庄的“基础任务”治理。本章主要探讨的是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初始期的任务是完善村庄基础任务,具体包括了健全资源型村庄组织基础、增强资源型村庄经济基础和改善资源型村庄环境基础三方面,而每个方面的任务又可以细化为更基础、具体的任务。在健全资源型村庄基础任务方面,可以划分为通过换届选举而重建村民自治组织、以基层维稳而重建六老组织、推动村庄治理而组建各类民间组织。在增强资源型村庄经济基础方面,可以划分为兴办青鱼合作社、村办集体企业改制以及成立村经济合作社。在改善资源型村庄环境基础方面,可以划分为整治油脂化工企业、开展清水河道工作和构建村庄长效管理机制。在上述所有任务开展过程中,应该形成以村民自治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能够促进农村生产建设和社会发展。之所以突出村民自治组织的力量,这是缘于我国的村民自治组织是实施村民自治的主要形式,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初始期,村民自治组织在农村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凭借其在乡村社会独特的资源,在提供村庄基础服务与促进乡村善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第四章,过渡期:资源型村庄的“公共服务”供给。本章主要探讨的是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过渡阶段的任务是供给村庄公共服务,具体包括了供给资源型村庄文化公共服务、提升资源型村庄环境公共服务和健全资源型村庄制度公共服务三方面。在资源型村庄环境公共服务方面,分为村庄五水共治、农民新房建设和各类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在资源型村庄文化公共服务方面,包括修复村庄古建筑文物、开展各类文化项目、获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在资源型村庄制度公共服务方面,涵盖了实施六百工作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完善制度化机制。在上述所有任务开展过程中,应该形成以政府组织为主,村民自治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之所以在该阶段要着重突出政府组织的力量,这是缘于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内在职责,政府应该向村庄提供那些因市场失灵、村民自治组织无法有效提供的、但对村民群体有益的、必需的服务,从而提升资源型村庄的治理绩效。第五章,提档期:资源型村庄的“特色品牌”塑造。本章主要剖析了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提档期的任务是塑造资源型村庄的特色品牌,具体包括了开发资源型村庄的旅游资源、建设资源型村庄的观光农业和弘扬资源型村庄的传统文化三方面。在开发资源型村庄的旅游资源方面,主要开展了创办荻港古村旅游公司、获选国家4A级旅游景区以及招商引资挖掘村庄资源等工作。在建设资源型村庄的观光农业方面,进行了修复桑基鱼塘、创建丝绸风情小镇和营造凤凰洲生态农业项目等活动。在弘扬资源型村庄的传统文化方面,完成了创办荻港渔庄、举办鱼文化节和渔家乐的传承的任务。在上述所有任务开展过程中,应该构建以市场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的治理结构。之所以要突出发挥市场组织的作用,缘于市场组织在资源型村庄的品牌塑造中有着先天的优势,能够整合优化资源型村庄的资源配置,提升资源型村庄的社会影响力,进而实现资源型村庄的治理目标。第六章,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论证与构建。本章从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实践逻辑、内在机理、优势解析和治理策略四方面来论证和反思资源型村庄治理方式的话题。在乡村振兴时期,由于社会转型的压力、政府政策的驱动、乡村精英的助推、村民利益的诉求等,有着强大的村庄治理动机,因而需要构建有效的资源型村庄的治理方式。基于对荻港村治理经验的提炼和总结,认为“任务型治理”是其中一种有效的资源型村庄的治理方式。当前,在构建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问题上,首先,明确资源型村庄治理中各个治理主体的治理边界;其次,合理划分资源型村庄治理中的阶段性任务;再次,塑造“一主两辅”的良好治理结构;最后,提升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实质绩效。第七章,总结。本章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了四大富有意义的研究结论。

李彦博^[3]（2017）在《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县域经济是以行政县为特定区域,以县级财政的独立为标志,以县级区域内所拥有的各种资源为基础,以市场需要为导向,并以特定县之下的镇、乡、村各层次的经济元素间的互动为基本结构,通过人力资源、资金、物资、信息等生产要素的交流互换,从而具有整体功能的经济系统。县域经济作为基础性的经济,也构成了县域发展的中心环节,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比较显着的成绩,但是当下的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着创新力不足、发展不协调、资源能耗大、市场封闭等等一系列迫切的问题,严重阻碍着县域经济的发展。十八届五中全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继承和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反映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进一步推进科学发展观在现实中的运用,使其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在此背景下,开展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新发展理念,从中国县域经济发展这一命题切入,运用理论分析法、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等,阐明中国县域经济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功能和主要特征,分析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其突出问题,并立足于现实、把握好理论,针对突出问题提出发展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对策,以期全面认识当前中国县域经济及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探索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规律和有效模式,进而为决策者制定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相关政策提供有益参考。首先,对县域经济的理论进行概述。界定了县域经济的基本概念;从不同角度划分了县域经济的类型;明确了中国县域经济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展现出了县域经济产业构成多样、经济体系开放、地域特色鲜明、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特征。在阐明基本概念、类型和特征的基础上,探索发现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实现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培育经济新增长极的重要途径,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途径。认识县域经济的作用、准确把握其特点是我们进一步了解我国县域经济的基础。其次,阐明了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提出了现代西方发展理论,包括主体功能区理论、增长极理论、区域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不平衡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理清了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进程与脉络,从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新发展理念的先后提出,为县域经济的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别指明了方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县域经济的发展要把新发展理念作为根本性的指导理论。再次,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大体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即新开始阶段（1978—1982年）、探究摸索阶段（1983—1991年）、快速发展阶段（1992—2002年）、科学发展阶段（2003—2012年）、新发展阶段（十八大以来至今）。对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概况进行了介绍,对整体状态、分布状况和基本情况进行了展示。对中国早期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即“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晋江模式”进行了实例分析;挖掘各个模式背后的成功经验与教训,继而得出我早期县域经济发展模式中的经验启示。然后,对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整体现状进行分析。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不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要素结构不断完善,县域经济有了明确定位。但也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创新力不足,体制机制不健全;发展不协调,贫富差距大;资源消耗大,发展难以持续;市场封闭,资金等要素不足;城乡分治,一体化进程缓慢。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我国先后又出现了“江阴模式”、“神木模式”、“双流模式”、“新晋江模式”等新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这些成功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意义其实并不仅仅在于促进了自身县域经济的发展,更重要在于它为中西部落后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某种借鉴。基于对新型模式进行梳理和总结,丰富了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宝库,为县域经济的下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最后,文章基于理论、现状和问题的分析,通过对典型模式的总结,为了促进县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分别是:加快制度创新,深化机制体制改革;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发展民营经济和特色产业;响应国家战略,纳入国家区域发展布局;发展文教事业,提升县域软实力。以期在刚性的原则下做到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将新发展理念融入到县域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每一个维度,实现县域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李文冰^[4]（2016）在《当代浙商媒介形象呈现研究 ——基于《方正apabi报纸资源数据库》（1992-2014）》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媒介形象研究成为中国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内容。浙商,一般指浙江籍人士在浙江省内外从事创业活动的商人群体。本研究所界定的当代浙商,是指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诞生的特有的商人群体。当代浙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坚之一。浙商在追求财富的路途上,在新闻媒体的报道和推动下,逐渐孕育、形成和发展了自身的公共形象,这一形象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和极具价值的组成部分。随着浙江经济和浙商影响力的提升,浙商报道成为中国媒体经济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浙商媒介形象通过媒介得以呈现,浙商媒介形象的呈现又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的时代特征,浙商媒介形象所内含的浙商精神、浙商文化又对浙江乃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浙商同时为媒介提供了丰富的新闻资源,媒介在成功呈现和传播浙商文化过程中塑造并发展了自身,形成了与浙商发展的良性互动。本文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探讨有“当代中国第一商帮”之称的浙商媒介形象的呈现,本文的主旨之一,是通过审视浙商形象进入公众视野的历史发展,探讨媒介是如何通过议程设置、框架建构以及话语策略将浙商纳入报道议题并加以呈现的?媒介呈现了怎样的浙商形象?浙商媒介形象呈现的背后,有怎样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和文化推动力量?报纸媒体在形塑、呈现浙商形象时,存在哪些问题?浙商发展的兴衰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对浙商的褒扬和批判也反映了当代中国的社会价值观,对浙商媒介形象呈现进行考察,既能丰富媒介形象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又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本文的另一研究要旨在于通过梳理当代浙商媒介形象的呈现历程,透视媒介与社会、媒介与经济的互动关系。本文通过抽样选取《方正apabi报纸资源数据库》（1992-2014）浙商报道文本,主要采用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报纸浙商报道进行了量化和质化分析及统计,得出的结论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报纸媒体的新闻报道中,浙商通过艰苦创业、自强不息,不断获得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日益走向中国经济社会舞台的中心。报纸媒体通过命名与身份书写、断言式言语行为和话语隐含意义的表达,遵循政治话语规范下的“创富——贡献”叙事模式、经济话语主导下的“创新——传奇”叙事模式、政治话语和经济话语合流的“转型——回归”叙事模式三种叙事模式,勾勒出浙商从“草根商人”向肯吃苦、善经营的“闯天下”创富群体形象、从“财富”浙商向“责任”浙商、从“功利”浙商向“公利”浙商、从传统创业形象向变革和创新形象转变的历程,从而呈现出浙商作为当今中国“第一儒商”的形象。本文认为,浙商媒介形象是多元力量共同建构和呈现的结果,标示着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语境。浙商新闻报道始终是传统媒体在与经济场、政治场、文化场等各种权力场域关系中进行的,政治话语与经济话语的交互是贯穿浙商报道或明或暗的主线；浙商媒介形象呈现又离不开媒介推手,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大众传媒及其生态的变迁,既是不同阶段浙商媒介形象呈现的动因又是结果；浙商也在在自塑的努力中共同完成媒介形象的呈现。本文研究发现,处在多种场域关系中的报纸传媒,在呈现浙商形象时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和传播偏向,在呈现浙商形象时因陷入框架化、模式化、学科化的泥沼整体上存在群体形象丰富性的遮蔽、中小浙商群体再现的偏差、媒介形象呈现的理想化以及“人”的迷失,这在大众传媒充分发展、媒介生态深刻变迁、数字化媒体蓬勃兴起的当今时代不能说不是一种缺失和遗憾。相形之下,网络新媒体对浙商形象呈现的不遗余力和畅所欲言能给传统报纸媒体带来诸多启示,此外,新闻形态之外的各种浙商题材电视剧虽是浙商形象艺术化地再现,但其蓬勃发展的态势及其所呈现的浙商形象的丰富性和鲜活性也是值得传统媒体新闻报道借鉴和反思的。基于对浙商媒介形象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当下中国所蕴涵的社会意义和价值的分析,本文最后提出对报纸媒体在多媒体图景和新媒体环境下浙商媒介形象再现的思考。

柳思维,徐志耀,熊曦^[5]（2014）在《农村城镇化研究——以洞庭湖区域为例 13专题研究》文中提出13.1浅谈集镇商业在农村市场中的横向联系功能关于农村集镇在城乡商品流通中的地位和作用,笔者曾在1983年撰文作过初步探讨（见《经济学周报》,1983年9月5日）。集镇在城乡商品流通中的地位与作用是怎样实现的呢?我认为主要是通过集镇商业在农村市场上的横向联系功能来实现的。本文特就这一问题谈点看法。13.1.1农村市场的崛起与集镇商业的发展集镇商业,是农村集镇上所有商品交换活动的统称,既包括生活资料的流通,也包括生产资料的流通。从所有制的成分去分析,既有国营的,又有集体的、个体的和各种联营性质的商业活动;从流通环节去考察,既有专门的批发

尤树洋^[6]（2014）在《构建知识视角下产业集群演进的动态过程理论》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东南沿海农村地区形成的产业集群现象丰富而明显,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当今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知识创新成为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如何指导产业集群由资源拉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升级,对中国经济再次腾飞意义重大。这要求产业集群理论学者从传统的成本和资源视角向企业知识观视角转变,进而深刻理解产业集群发展和演进背后知识创造和利用的一般规律。然而,目前缺乏产业集群演进的知识理论,仅有的相关文献对现实中集群发展所表现出来的阶梯式成长轨迹缺乏解释。因此,本研究基于中国情境探究知识视角下的产业集群演进机制,不仅深化了已有相关文献,而且开拓了产业集群演进的知识理论。文献分析表明,其一,知识视角的产业集群理论在近年来逐渐兴起,但没有构建基于过程观的动态理论,因此不能理解产业集群演进背后的内在机制。仅有的相关文献停留在理论思考阶段,过分强调产业集群作为组织场域的制度同构化作用,不能有效解释现实中集群发展和演进规律。其二,已有理论强调制度同构化和集群利用式学习。将与之相对的制度创业和探索式学习等概念,引入到产业集群发展和演进的分析框架中,是构建知识视角下产业集群演进的动态过程理论的有效途径。其三,研究产业集群的发展历程,需要深刻理解其情境,因此把研究置于改革开放和和市场转型的大背景之下,并将市场转型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纳入分析框架之中,是构建知识视角下产业集群演进的动态过程理论的关键。本文主要目的是,以市场转型为背景,通过整合制度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建立知识视角下的产业集群演进的动态过程理论。本文不是验证已有理论,而是构建新的理论。因此,在实证部分采用了一个深度的案例研究设计,满足本文对产业集群演进历程的考察。本文所选取的案例是江苏省内一个典型的乡镇制造产业集群,超过40年的发展历程,跨越了计划经济后期和整个市场转型时期,经历了两个周期的发展起落,发展与变革轨迹清晰生动,符合本研究创新相关理论的需要。以扎根理论方法论为指导,本文正式数据收集和分析工作从2012年10月开始到2013年末结束,与作者导师、国内外学者讨论后,本文描绘了产业集群演进轨迹,阐释了解释机制,进而建立了知识视角下的产业集群演进机制的动态理论,并就该理论提出了一系列命题。研究表明:其一,本文的案例集群在其形成至今的40余年内,先后经历了竞争力的缓慢形成、快速提升、下落、回升、快速提升、缓慢发展等六个明显波动的历史阶段。期间,集群整体知识表现为缓慢提升、快速提升至停止、再到重新缓慢提升的反复循环过程。这一变化背后的一般规律——集群演进机制——是集群作为组织场域整体的制度性变革（同构化与制度创业）和学习（利用式和探索式）自加强效应所致。其二,由此,本文构建出知识视角下产业集群演进机制的一般理论框架。一般理论框架认为,产业集群演进的一个循环过程由三个阶段所构成:即“（1）制度同构化与集群利用式学习行为自加强→（2）制度矛盾→（3）制度创业与集群探索式学习行为自加强。”由一种制度变革过程及其所对应的集群学习行为过渡到另一种,是决定产业集群知识变化进而导致竞争力波动的内在机制,而能否克服过分制度同构化和过分利用式学习所产生的集群制度矛盾,是决定产业集群是否能保持长期竞争优势和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其三,在制度同构化阶段,为了获取合法性,企业大范围利用集群已有知识并转化为生产率,进一步加深制度同构化程度。集群知识增量边际递减直到停止增加,这是集群的学习近视,从而产生集群制度矛盾。在制度矛盾阶段,集群没有新知识产生,已有知识生产率和竞争力消失,集群生存危机使得行为者意识的反思性转移,集群开始制度创业和探索式学习。在制度创业阶段,打破已有制度,创造新的制度,集群行为者探索超出已有技术轨迹的新知识,开始探索式学习,集群创造出新的知识,集群知识增量开始边际递增。新知识带来的生产率和竞争力加强了制度创业行为的合法性,进而在集群持续发展中再次演变成为新一轮的制度同构化和利用式学习,集群知识增量从边际递增,经过拐点,转而边际递减。集群进入“制度同构和利用学习→制度矛盾→制度创业和探索学习”新一轮循环。本文构建的理论框架及其命题不仅可以解释中国情境中产业集群演进的一般规律,而且可以有效预测集群未来的发展轨迹。本研究试图在以下领域做出理论贡献。首先,本文构建知识视角下的产业集群演进的动态过程理论,是对已有集群演进机制相关研究的创新,填补理论上的空白。本文将制度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中的核心观点创新性引入集群演进机制分析中,刻画出产业集群演进过程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为从知识视角解释产业集群发展、演化和波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其次,本文整合制度理论和学习理论作为解释集群演进机制的工具,解释了组织制度性变革和学习行为之间联系的内在逻辑,加深了学者对二者复杂动态关系的理解,回应了组织理论学者近期的研究号召。最后,本文以中国市场转型理论研究成果为背景,深刻理解中国产业集群演进规律,为我国集群地方政府出台恰当的治理政策、集群企业及时战略变革等管理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在文末,作者也讨论了本研究的不足和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黄世界^[7]（2013）在《乡镇民营企业的崛起与乡镇治理的转型 ——以福建省陈埭镇为例》文中认为这是一篇关注当代乡镇民营企业崛起与乡镇治理的实证研究作品。作者试图考察自1956年以来乡镇民营企业（特殊时期表现为零散的民营经济）与乡镇政府之间的互动、互构的行为逻辑,解释在乡镇民营企业崛起背景下乡镇治理变迁的路径与阶段性特征,并进一步讨论了新时期强镇扩权的改革方式与可能存在的突破点。本文的经验资料来源于作者在福建省晋江市陈埭镇的调研。对乡镇民营企业的梳理,特别是对乡镇治理特征的归纳,不仅仅是来自于作者的调研,更来自于作者的履职经验,来自于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的学术传统。在扎实调研的基础上,作者用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把研究视域从当下扩展到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作者在归纳各历史阶段乡镇民营经济与乡镇政府互动特征的基础上,通过对乡镇政府各主体、村干部与乡镇民营企业家的实证分析,来把握乡镇民营经济与乡镇治理转型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文在分析视角上,尝试了两种视角。第一个视角是借鉴费孝通先生对“晋江模式”的研究。费孝通主要是从晋江“侨”的特征出发,研究晋江侨乡的拓外传统和强烈要求改变贫穷现状的致富愿望,作者通过对陈埭镇宗族组织和行业协会的考察进行了重新论证,注重从陈埭镇发展的“自发性”和“乡土性”的考察。第二个方式是得益于徐勇先生对90年代以来对中国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研究,徐勇以现代国家建构为视角,分析和解释了乡土社会的改造和建设,认为传统乡土社会是自然成长的,而当代乡土社会则是国家建构的。在二者关系的处理上,作者更关注中国现代乡土政权建构与民营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与互构,从而丰富了现代国家构建在乡镇治理方面理论内涵与经验解释。本文的研究的主旨并不在于提升具体理论,而是通过对陈埭镇的研究,来把握当代乡镇治理转型的方式与路径,为现实实践提供借鉴和参考。陈埭民营乡镇企业的发展,是中国乡镇经济变迁的一个缩影,由此带来的乡镇治理模式的转型及治理手段的变化,对将来中国乡镇建设有着典型意义。本文认为乡镇民营企业成长和发展的进化空间和轨迹具有明显的政策路径依赖和政府行为的相关性。从“行政管理型治理”到“公共服务型治理”是乡镇治理体制转型的方向,强镇扩权与加强乡镇政府服务能力的建设是乡镇治理转型的具体路径,“吸纳—协商”的参与式治理成为乡镇治理的新特征。

周化明^[8]（2012）在《中国农民工职业发展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世界各国现代化过程中,劳动力流动的普遍规律是由农民一步转化为市民。在中国大陆,由于户籍世袭制度使农民转化为市民过程中停留在农民工状态。每年城市化增长约1%即近1000万人进城,中国大陆大约每天会消失300个100人的村庄,从村庄里消失的人口绝大部分成了城市里的农民工。农民工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已经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经过30年的努力,中国大陆农民成为农民工已经没什么障碍,下一步的核心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化。如同农民进城成为农民工是中国农民的第三大创举,第四大创举应是农民工的职业发展。开放改革后,中国农民的第一大创举是搞联产承包制使农业部门劳动力富余,第二大创举是创办乡镇企业衰落了同类低效率的国营企业。中国现代化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是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开放改革超过三十年的今天,农民工职业发展问题已经成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核心。若大部分农民工不能市民化,中国现代化不可能成功,农民工职业发展问题成为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事关全局的大事。农民工市民化,还得靠农民工自己的再一次创举：农民工职业发展。期望中国农民工的职业发展推动市民化制度与政策逐步松动,进一步推动中国现代化。制度政策因素之外,必须也只能靠农民工自己职业发展才能跨越韧性更强的市民化隐性门槛,达成经济层面的市民化。研究表明：大部分农民工职业发展意愿强烈,但不懂职业发展规划,也缺乏职业发展方法。四类农民工中,职业发展主要在制造业、服务业两类,告知这两类农民工其职业发展位阶,各位阶递进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发展方法,知识精英可以通过帮助农民工职业发展为中国现代化多做出一点有益贡献。农民工工资数据分析显示,农民工职业发展四个层级之间收入差别是巨大的。通过25省市区调查数据的计量分析,农民工职业发展影响显着的因素是文化程度、职业技能训练、职业关系网络、狭义细分行业工作时间长度、雷同岗位累积工作时间长度,等等。除了二元社会结构及制度政策原因,文化程度低和针对性职业技能训练欠缺,是农民进城后职业发展追赶市民的主要障碍。农民工最初学历文化程度低已成事实,只能靠继续教育改善,然而调查显示农民工对目前社会提供的继续教育的评价是负面的。农民工职业发展,靠在职针对性的职业技能训练。运用数学和经济学一般通用基础知识发展出农民工职业技能训练的理论——农民工职业发展的经济学分析,替代一般性说教劝导,农民工更易接受和信服,更容易引导和促进农民工职业发展,这点已经得到实践证明。农民工学习靠经验感性模仿,初级农民工的模仿对象是精英农民工我们可以首先帮助部分精英农民工获得进一步职业发展急需的继续教育培训：大专知识结构和针对性职业技能训练,利用这部分精英农民工职业发展的榜样效应和传染效应,使大部分农民工达成通过职业发展实现市民化的愿望。研究建议：创办服务数亿农民工职业发展的中国农民工职业大学,考虑农民工低学术性重职业发展所需的针对性知识结构和针对性职业技能训练,需创造适合于农民工时间和资金有限而要求短、平、快见效的教学方式,即需要达成高效地增强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创新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广播电视大学办学模式,成为中国农民工职业大学的同盟者,共同服务于农民工职业发展。继续教育的高职大专知识结构,能够帮助农民工蛙跳式职业发展到达高级位阶。有行业经验技能的农民工再辅以大专知识结构,创业成功率高；已经创业的农民工老板补充大专知识结构,能更好地把握企业经营、提高效益。纯粹由农民工集聚而成的纯农民工企业——以珠三角服装和皮具加工小型企业为例,需要克服在研发设计、人力资源、质量和供应链这四大管理弱点,使纯农民工企业的管理提升及纯农民工企业内各层次农民工获得职业发展。纯农民工企业全部存在这四大弱点是因为这些虚的又是构成核心竞争力的系统性逻辑性管理技能无法模仿得到,需要学习运用高职大专文化知识,或者靠一个个企业教练带领一个个企业内部团队练出来,有丰富企业管理经验的知识精英应提供这方面的支持。本文创新的纯农民工企业管理提升的外部服务模型,实践中已经有好表现。建设知识精英直接帮助农民工的平台,创办中国农民工职业大学,都需要政府政策支持。应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加强研究并支持实践。

韦吉飞^[9]（2010）在《新形势下农民创业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创业活动是一个地区、国家乃至全球经济不断发展的根基,创新和创业精神是经济活力的源泉与发展的灵魂;同时,创业已成为促进充分就业最积极、最有效的方式之一,目前世界各国纷纷出台相关政策以鼓励和支持本国的创业活动。国内外的实践无不表明:创业在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和财富价值的创造过程中发挥独特作用。就农村而言,新形势下农民创业对推动和加速农村经济发展、转型与升级,解决农民就业难问题、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等方面起着拨动“关捩”的作用。本文采用调查资料、现有统计数据与逻辑推理、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首先分析农民创业现状及基本特征、农民创业行为发生机制与规律;然后从微观层面考察农民创业的效率,探究农民创业的收入、就业等效应;从宏观上分析农民创业对农村经济增长、转型的推动作用;并提出农民创业行为痕迹信息挖据与利用理论。在此基础上,分析农民创业的支持路径与政策。最后,提出促进农民创业活动与构建农村创业型经济的对策与建议。分析农民创业形式的流变并概括农民创业的特征与规律后,得出以下判断:首先,家庭副业、专业户及重点户、专业村等形式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农民创业的特殊形式,乡镇企业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农民集体创业形式拉开了农民创业浪潮,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是新时期农民创业的主要形式。其次,创业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6年,年龄段以30-40岁居多,收入呈多元化且货币化水平高,与未创业家庭相比,创业家庭的消费结构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创业家庭除食品外的各项消费倾向都较大,其居前三位的是居住、交通通讯及教育,分别为0.212、0.176和0.141,这在自价格弹性与支出弹性等表现出相似性,创业家庭的互价格弹性比未创业家庭的互价格弹性小;再次,在现阶段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创业将以承接城市产业转移为主流,逐渐形成集成化与集约化,农民创业将以现代农业园区、现代种养小区、一村一品等为主要发展趋势。基于农民创业规模小、层次低、区域发展不平衡及农民创业者总体素质较低等基本现状的认识,论文运用二元离散Probit模型和logit回归模型分别分析农民创业认知和创业行为的影响因素,发现青年农民与中老年农民创业认知的影响因素不同,中老年农民创业认知受到地理及地形的影响较为普遍,年龄对中老年农民创业的影响较青年农民而言也表现更为突出;而在性别上,青年农民受其影响较强,另外,家庭收入水平对青年农民的创业认知影响也很突出;人力资本、培训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尤为显着,特别是职业培训,经济资本对农民创业的影响不如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显着。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民创业风险承受能力,结果表明:农民的“心理特质”、风险心理、风险倾向和风险感知几个因子中,农民的心理特质对其创业风险承受能力的影响最大,为0.829,排第二位的风险倾向为0.811。在考虑到农民个人特征之后,发现农民的创业风险承受能力与年龄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即中年人风险承受能力比起年轻人和老年人都要高;在收入上,收入越高的农民风险承受能力越强;从受教育程度上看,与人们预期不同的是,农民风险承受能力与其受教育程度存在一定的反向关系,而不同性别的农民在创业风险承受能力上没有显着差异。论文还运用相关软件探究了农民创业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或迁移的影响、农民创业所形成的就业效应、农民创业对农村贫困与不平等的作用以及对农民收入的拉动作用等,得出以下的基本判断与结论:一是农民创业的就业效应总体上呈下降之势,相对于产出就业弹性系数,资本对就业的吸纳弹性系数要小;与农民的集体创业比较而言,个体创业、私营企业的就业弹性相对大;在不同产业上,第三产业的弹性要大于第二、一产业。二是农民创业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显着的影响作用,第一产业创业对迁出省农民转移具有正向作用,而对迁入省农民转移作用不显着;第二、三产业创业对迁出省农民转移产生了负向影响,但增强了迁入省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三是农民创业一方面促进农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降低农村贫困化程度,但另一方面又加剧了农村收入不平等状况。四从总体上看,农民创业对农村收入具有持久正向拉动作用,东部的拉动作用大于西部,但这种拉动效应正呈减弱之势。五是在创业效率上,30-40岁年龄段的农民创业效率最高,农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创业效率越高,非农行业创业效率高于农业行业。通过分析还发现,农民创业还存在较大的提高收入的潜在空间。此外,论文还分析农民创业对农村经济结构变迁和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得出如下观点和结论:一是我国农民的创业活动与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不协调,近些年来农村农民创业人才的耦合值一直为负值,耦合离差值都较高,最大的2003年为-17.20%,2004年为-11.13%,2007年仍接近-5%。显示了农村创业人才长期处于短缺状态,农村创业型农民不能满足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需要。二是总体而言,第一产业比重随着农村非农活动、农民创业行为的增加而降低,相反,第二、三产业与两者有正向关系。三是农村不同的农民创业形式对农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同,其中私营企业投资者对农村经济拉动作用明显,而个体创业者的拉动作用不明显甚至为负值,反映出了我国农村创业环境的基本现状;由农民创业及农村非农活动推动而出现的农村劳动力分工分业对农村经济增长年贡献率为20%左右。基于现有的农民创业问题的研究文献,探讨了农民创业行为痕迹信息的挖掘与利用的概念与内涵。形成以下的观点:一是农民创业痕迹信息的挖掘不仅有利于政府全面掌握农民创业情况,而且对深化农民创业问题的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具有深远意义;二是为更好促进农民创业,须转变当前农民创业行为痕迹信息挖掘与利用零散的现状,推广到创业前、创业中及创业后等,形成全方位的系统体系。本文认为,这个系统性工作应由政府主导进行,保证客观、公正、全面及有效。最后,从构建农村创业人力资本团队、建设农民创业信息与科技服务平台等四个方面探索支持农民创业的路径;从物质投资政策、人力资本投资政策及产业发展政策等几方面就新时期面向农民创业的政策体系作分析。综合研究结果,论文认为农民创业对推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转型、促进农村经济结构转变、拉动农民收入与农村劳动力就业等方面都发挥着独特作用,但由于制度组织、市场环境、农民个体特征、农村经济环境现状等因素,不同农民创业形式对上述的影响作用存在一定差异性,不同农民的创业效率、创业认知与创业行为的影响因素不同。基于这些研究,论文从4大方面就支持和鼓励农民创业提出了具体的对策措施,着重强调了农村人力资本创业团队构建、农村创业平台体系及农村承接产业转移中二次创业与创业升级等方面对农民创业的支持作用。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课题组,张辉^[10]（2006）在《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经验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启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零零六年三月第一章研究背景1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突出表现长江三角洲位于中国东部沿海开放城市带和沿长江产业密集城市带的结合部,具有得天独厚的江海交汇、南北居中的区位条件。它是中国对内、对外联系的主要节点,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

二、品牌管理:乡镇企业二次创业的重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品牌管理:乡镇企业二次创业的重点（论文提纲范文）

（1）浠水县十月村乡镇企业的变迁（1978-2004）（论文提纲范文）

（2）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研究 ——基于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3）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当代浙商媒介形象呈现研究 ——基于《方正apabi报纸资源数据库》（1992-2014）（论文提纲范文）

（6）构建知识视角下产业集群演进的动态过程理论（论文提纲范文）

（7）乡镇民营企业的崛起与乡镇治理的转型 ——以福建省陈埭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农民工职业发展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新形势下农民创业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品牌管理:乡镇企业二次创业的重点（论文参考文献）

• [1]浠水县十月村乡镇企业的变迁（1978-2004）[D]. 张梦思.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9)
• [2]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研究 ——基于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考察[D]. 沈费伟.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 [3]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研究[D]. 李彦博. 武汉大学, 2017(06)
• [4]当代浙商媒介形象呈现研究 ——基于《方正apabi报纸资源数据库》（1992-2014）[D]. 李文冰. 武汉大学, 2016(01)
• [5]农村城镇化研究——以洞庭湖区域为例 13专题研究[A]. 柳思维,徐志耀,熊曦. 农村城镇化研究--以洞庭湖区域为例, 2014
• [6]构建知识视角下产业集群演进的动态过程理论[D]. 尤树洋. 南京大学, 2014(05)
• [7]乡镇民营企业的崛起与乡镇治理的转型 ——以福建省陈埭镇为例[D]. 黄世界. 华中师范大学, 2013(05)
• [8]中国农民工职业发展问题研究[D]. 周化明. 湖南农业大学, 2012(06)
• [9]新形势下农民创业问题研究[D]. 韦吉飞.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0(10)
• [10]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经验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启示[A].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课题组,张辉.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2005年研究课题汇编,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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