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99年12月卫生工作大事记（论文文献综述）
肖雄[1]（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指出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毛和荣[2]（2021）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通过对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及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系统梳理,总结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地域特征、历史影响、历史地位及发展规律;通过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各历史发展阶段的梳理及传播学分析,以及中国-阿尔及利亚中医中心（中阿中医中心）建设过程回顾及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实践分析,揭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历史规律,为构建“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提供有益参考,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更好“走出去”,为“一带一路”建设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力量。方法1.通过查阅地方志、卫生志、文化志、医学史、学术论着、政策文件等文献资料,并通过实地考察蕲春、荆州、神农架等地,对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发展历史、发展现状、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及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考证。2.通过深度访谈荆楚中医药文化专家、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工作人员、医疗援外项目负责人、医疗援外翻译、医生等,获取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对外交流传播的第一手数据、信息,弥补纯文献资料的不足,为提出有针对性论点和建议提供参考。3.通过河南、江西、荆楚等地域性中医药文化的比较研究及荆楚本地各次区域中医药文化发展历史与发展现状的对比,归纳总结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地域特色、历史地位及发展规律,为地域性中医药文化发展与对外交流传播提供借鉴。4.通过中阿中医中心这个重要平台建设的过程回顾与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案例分析,透视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规律,剖析“一带一路”战略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逻辑关联。5.通过将预设的理论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实践相结合,剖析相关理论对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实践的指导意义,为当下及未来中医药文化传播提供有益的思考。结果1.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经历了孕育发展期（远古时代-商朝）、发展定型期（西周-秦朝）、快速发展期（西汉-南北朝）、继承发展期（隋朝-元朝）、发展高峰期（明朝-清朝）、发展徘徊期（民国-解放前）、恢复发展期（解放后-20世纪末）、全面发展期（21世纪以来）。荆楚中医药文化在每个时期都产生了较重要的历史影响。2.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经历了孕育发展期（明朝以前）、黄金发展期（明清时期）、发展滞缓期（民国-改革开放前）、全面发展期（改革开放以来）。每个阶段都留有较明显的时代特征和传播学特征。3.“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了中阿中医中心的建设进程。中阿中医中心建设取得初步成效,但面临体制不畅、缺乏长远规划、存在潜在传播风险等现实困境。从传播学视角看,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传播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反馈与评价体系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完善。4.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是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五大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五大要素又自成体系,构成了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完整体系。结论1.荆楚文化和传统中医药文化为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分,荆楚中医药文化反过来也为荆楚文化和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荆楚中医药文化呈现出较明显的地域特色,集中体现为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汇通南北、开拓创新、内涵丰富等特征,同时存在地域、科目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未来发展应对相关问题给予关切和处理,以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的良性和全面发展。2.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时代与科技的发展进步、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对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日益融入世界,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日益频繁。在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史上,李时珍中医药文化特别是《本草纲目》一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以自发为主。随着文化软实力重要性的日益提高,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越来越紧密地与国家外交战略和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3.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证明,中医药文化传播的效果不仅与文化自身的影响力有关,而且与国家的战略规划、政策支持,特别是中医药临床疗效等因素息息相关。4.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五大要素自成体系,五大要素体系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完整体系对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的意义。5.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效果还取决于各级政府在相关事务上的顶层设计,取决于荆楚中医药文化自身内涵尤其是其普适价值的挖掘和现代话语体系的构建。另外,培养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人才,提升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人才在中医药学、外语、跨文化交际、国际政治、当地法律、传播学等方面的综合素质亦显得尤为重要。
张磊[3]（2021）在《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文中研究表明对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而言,无论接收东北或统治东北,莫不以沈阳为大本营,沈阳成为当时国民党统治东北的军事政治重心。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东北所进行的接收重建工作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以沈阳为中心的东北教育接收重建不仅具有特殊性,而且其成败影响人心向背和政权兴亡。本文研究时段集中在1945-1948年,研究地域集中在沈阳市,旨在运用档案、报刊等文献史料,重点考察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同时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国民党在东北统治的严重危机,进而揭示国民党以教育为其内战服务的本质以及国民党在国共东北争夺中失败的历史必然性。除绪论和结语外,本文共分为六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阐述抗战胜利后沈阳市教育接收的背景。抗战胜利后中共鉴于沈阳市重要的战略地位,先于国民党进驻沈阳。中共撤出沈阳后,国民政府派出董文琦等人于1945年12月底到达沈阳,直到1946年3月13日,驻沈苏军全部撤离,国民党军进驻沈阳,才开始正式接收。受日本十四年殖民统治,沈阳市教育呈现畸形发展状态,后又经苏军抢掠,各学校建筑设备饱受摧残。第二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接收的政策与实施。为指导东北教育接收,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东北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通过《接收东北教育事业决议案》,国民党辽宁省政府也相继颁布各类学校复员暂行办法。辽宁省教育接收工作由东北敌伪事业物资统一接收委员会辽宁省分会教育组负责,该教育组由教育部东北区特派员办公处及辽宁省政府共同派员组成,专科以上学校由处派员接收,中等以下学校由省市派员接收。沈阳市教育接收工作逐次推进大体完成,但在接收中无论是中小学还是高等院校,都面临着经费短缺、师资不足、校舍残破、校具不全、教材匮乏等问题,尤其在高等教育方面,在东北临大学生分发过程中,由于东大开学日期未定,致使千余有为青年棉衣无着、煤斤无源、课业荒废,给教育重建带来极大困难。第三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初等教育的重建。接收后国民党沈阳市划定教育辅导区设置国民学校,进行教材编审和课程的重新设置,但仍存在较多的问题。在国民党沈阳市政府财政支出中,教育文化支出以22.75%居于第二位,不仅并未达到市县不得少于35%的规定,且不及保安警察支出47.86%的一半,这与蒋介石喊出的“抗战时期,军事第一;建国时期,教育第一”的响亮口号严重不符。国民学校通过周会、课程内容、壁报等形式对学生进行“戡乱”教育,教育为内战服务的目的昭然若揭。献校运动口号喊的轰轰烈烈,最终结果却是徒有虚名,每区试办两保国民学校的计划也未能实现。受战乱影响失学儿童日益增多,政府措施失当收容效果甚微。由于叙级未定1946年国民党沈阳市政府仅向教员发放维持费等生活补助,同时向学生征收尊师米。但维持费极其微薄,且存在拖欠发放、公教人员不平等问题。教员叙级甄审工作办理完竣后所发薪俸虽有增加,但仍不及物价升腾之速,教员生活难以为继,引发请愿罢教斗争。第四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中等教育的重建。战后东北青年失学过多亟待收容,国民政府教育部筹办了大学先修班,国民党辽宁省设立临时中学,沈阳市接办东北青年中学并筹办暑期补习学校,并制定公立中等学校公助生暂行办法以及奖助金办法等。但中等教育重建中最大的问题是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致使奖助金有名无实,教育救济收效甚微,教学设施匮乏,教师薪俸低微。甚至个别校长贪污公款以及一些教员教学无力、师德败坏等事件也屡有发生。为扭转军事战场颓势及补充兵源,国民党对沈阳市高中以上学生实施军事训练,初中以下学生实施童子军训练。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举办冬令营,动员学校组建青年工作队,为实施“戡乱”服务,其结果是教育环境更加恶化。第五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重建。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院校的复员重建方式有回迁国立东北大学、接收国立沈阳医学院,以及创办私立东北中正大学、私立辽东学院、私立辽宁医学院和辽宁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国民政府教育部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支出捉襟见肘,教学设备奇缺,教职员待遇微薄。在教师管理上存在任人唯亲,师资不齐,教授缺少。教育部所欠学生公费不能全部下拨,学生生活难以为继。教育部实行奖学金制度,但因为奖学金名额数量较少,引起学生的抗议和不满。加之战后东北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具有强烈爱国情怀和政治敏感性的学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第六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社会教育的重建。为推行社会教育,在沈阳设置的社教机构有民众教育馆、图书馆、民众学校、学校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以及国民教育研究会等,这些社教机构相互配合,对民众实施识字教育、注音符号教育、电化教育、国民体育等。受经费限制沈阳市社会教育的推动十分困难,电化教育的器材设备不仅严重缺乏,对社会教育的人才培训也仍显不够。结语部分,对沈阳市教育接收与重建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总结。在教育接收中缺乏计划,并以军方和政治势力插手为主要特征。在教育重建中由于国民党在东北率先挑起内战,导致战后物价飞涨,经济殆于破产,教育经费被军事挤占,失学儿童和青年益众,种种弊端致使教师学生对国民党政权的离心力加速运转,并将政治信任投向了共产党一方,加速了国民党在东北统治的灭亡。
杨成龙[4]（2021）在《高校基层党建质量研究 ——以上海高校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高校党的建设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党的建设中具有特殊地位。高校基层党建工作是高校党建工作的基石,是有效推进高校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的重要基础,提升高校基层党建质量既是贯彻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也是高校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现实需要。本文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初步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高校基层党建质量概念,提出高校基层党建质量应包括正确的目标价值、组织建设质量、党员队伍建设质量、制度建设质量、考核评价质量等五个方面的内容。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基层党建理论进行梳理和阐述,系统考察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基层党建的重要论述,提出马克思主义基层党建理论中国化的理论命题。在此基础上,论文阐明高校基层党建质量的基本特征,论述高校基层党建五个方面的目标——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学校治理、团结动员师生、推动学校改革发展,提出高校基层党建三大价值取向,即服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突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阐述基层党建应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在初步构建高校基层党建质量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论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高校基层党建进行历史考察,分析上海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的有益的经验和历史启示。同时对新时代上海高校基层党建现状进行分析,总结高校基层党建取得的五个方面的成绩,分析院（系）党组织建设、基层党支部建设、基层党务工作队伍建设、党员队伍建设、基层党建制度建设及基层党建考核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从六个方面提升新时代高校基层党建质量的主要路径,在此基础上初步构建高校基层党建质量评价体系。
马春霞[5]（2021）在《形塑国民：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研究（1905-1929）》文中认为近代中国的通俗教育是以通俗直观的方式向普通民众授以浅显易懂的常识,以增进民众国家观念、国民意识、科学常识以及革新社会习俗的社会教育活动。通俗教育肇始于清末,兴盛于民初,衰弱于20世纪20年代。它是近代中国政府及知识界在内忧外患环境下探讨教育救国之策的产物。与此同时,在建设近代国家的语境下,通俗教育致力于将过往被排除在教育体系外的底层民众形塑为国家的合格国民,描绘出近代中国大众教育肇始阶段的图景。近代江苏地区的有识之士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历时较久、影响深远的通俗教育实践活动。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经历了兴起、发展与式微的历程。在这一变迁过程中,通俗教育在行政建制、实践运作等方面渐成体系。通俗教育的行政建制从无到有、从散乱到系统,为通俗教育在地方的顺利实施奠定行政管理的基础。通俗教育实践从清末的阅报、讲报、识字、宣讲等方式,逐渐拓展到民国时期形成覆盖讲演、展览、识字、谋生技能传授等切合民众实际需求的综合立体的教育网络。通俗教育实践主体也从清末地方人士的“单打独奏”到民国设立各类社会团体并建立专门的通俗教育场馆的拓展模式。尽管通俗教育缘于种种原因最终为民众教育所取代,然而其开展社会教育的思路与途径对后续民众教育发展不无启示与镜鉴作用。通俗教育团体的擘画与导航影响了民国时期江苏通俗教育的发展方向与内容。由着名通俗教育家伍达牵头创立的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通过广泛募集会员、召开会议、发行会刊等途径传播通俗教育理念,借助会刊向各地征集有关通俗教育发展基本问题的建议,引导各界深入探讨实施通俗教育的路径,普及通俗教育。尽管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存续时间不长,然而其对于通俗教育的开创之功不容忽视。江苏省教育会将通俗教育提案上达于政府,并将通俗教育实践下播于民间,在民国十数年间引领了江苏通俗教育潮流。江苏省教育会下设的通俗教育研究会在连续六届常年大会议案多围绕通俗教育在地方的实际问题展开,使这些问题加以讨论,甚至获得解决,促进了通俗教育在基层社会的发展。通俗教育团体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活动推动了江苏地区的通俗教育深入有序的开展,也使形塑国民的理念进一步广泛传播。江苏通俗报刊在传播国家观念、卫生常识等方面以及在谋求自身发展的调适过程中参与了对国民的观念塑造。为了培养现代国民的观念,通俗报刊运用大量篇幅引导民众认识“欲爱身家,先爱国家”的道理,灌输从日常生活中做“爱国的实事”——“尽本分”。当然,为了吸引读者,维持报业生存,通俗报刊亦夹杂以轻松、休闲、娱乐的内容。宏大的国家主题在通俗、休闲的内容配置中,得以稀释,散落在各版块的编排中,既展现了通俗报刊塑造国民的隐衷,亦满足了民众的娱乐需求,巩固了报刊的读者。通俗报刊对卫生常识的传播,彰显了通俗报刊在向国民传播卫生观念过程中所作的努力及其影响。在通俗报刊的阐释下,民众与国家的距离被拉近,民众的个人健康等同于国家机体的健康,民众与国家被建构起唇齿相依的联系。江苏地区的学校式通俗教育藉由课本较为系统地启蒙民众。清末,江苏政府及民间人士通过设立简易识字学塾,开始了培养宪政国民的尝试。民初,以董景安为代表的知识界藉由“六百字编”通俗教育丛书、开办通俗教育学校,向“陇畔耕夫”、“市廛手民”普及国民常识。民间团体还创办了能让民众获得一技之长的通俗夜校,引导民众在提升谋生能力的基础上增长常识,增进政治觉悟,承担国民义务。江苏地区的学校式通俗教育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政府及知识界对通俗教育认识的逐渐深入,凸显了国民常识普及的民众取向,更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通俗教育提出的新要求。江苏地区的通俗教育馆是在采择日本经验基础上建立的中国式国民启蒙场馆。通俗教育馆通过选址文庙消弭了传统精英文化空间与大众文化空间的隔阂,体现了通俗教育的本旨。通俗教育馆的馆内常识演示及巡回讲演活动使民众在“耳闻馆之声”的过程中接受国民常识普及。通俗教育馆的展览引导民众在“目睹馆之物”的过程中获得常识。江苏地区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创办通俗教育馆的尝试,在启蒙定位、设馆建制方面对其他地区多有影响,亦对其后民众教育馆的建立颇有启示。不过,经济、人事、观念方面的困境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通俗教育馆教化功能的发挥。近代江苏地区的通俗教育界人士,在形塑国民的时代主题下,结合地方情势开展了有针对性的通俗教育实践。它以民间力量为先导,在官方的政策支持下,秉持底层视角,借助大量的通俗教育媒介,着力于培养具有国家观念、国民意识及现代常识的国民。通俗教育将普及国家观念、国民意识、科学常识等作为国民塑造与知识启蒙的切入点,将下层民众纳入近代国家共同体中,赋予其政治属性,开启了普及国民教育的历程。在建构近代国家的大背景下,通俗教育体现出鲜明的工具性,在形塑国民的同时亦凸显了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性,加速了民众时代的来临。
柳直[6]（2020）在《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文中研究指明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共工作重心由农村走向城市的重要转折期。多年的农村斗争环境使中共的城市经济管理经验近乎空白,因此,中共初入城市,如何做好城市经济建设工作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关于中共城市经济建设的研究,建国后的很丰富,解放战争时期的较少,且散见于城市接管研究中的经济管理部分。既无法展现历史的复杂面向,更看不到中共在初次接触城市经济时由稚嫩到成熟的成长过程。旅大作为中共最早接触的工业大城市,是中共进行经济管理的学习场所与试验场,为研究中共早期城市经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因而,本文以中共旅大经济重建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厘清其经过、述析其得失、总结其经验,借以探究中共最初是如何探索与学习,掌握管理城市经济的能力。旅大作为中共领导下的特殊解放区,既负有改善当地民众生活的责任,还担负着支援前线战争的任务,这一切都离不开旅大生产的发展。然而,中共的经济重建面临着三个挑战。一是中共接手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乱摊子”。二是中共干部长期在农村工作,对管理工业城市非常陌生,缺乏经验。三是旅大正处于苏军军事管制之下,如何与苏军和睦相处,取得苏军的信任,以便顺利开展工作,是旅大中共需要面对的崭新的问题。旅大中共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克服困难,因地制宜地着手旅大经济重建工作。解决民众基本生活问题,安定民生是经济建设的第一步,也是一切经济工作的前提。解放之初,社会经济处于停顿和混乱状态,严重威胁着民众的生存。其时旅大有三至五万人经常处于失业与半饥饿状态,居住环境更是破败不堪。为此,旅大中共采取整顿粮市、开荒等方式增加粮食;组织无业贫妇和老弱病残等做鞋、织网以解决其生活出路;发动住宅调整运动使贫苦民众迁入新居。民生问题的解决,维护了社会稳定,使初入旅大的中共赢得了民众的信任。开动机器,开展工业生产既是保证本地民众充分就业的重要手段,亦是支援前线的内在需求。旅大中共与苏军充分沟通协商,从其手中陆续接收了一批日本遗留的大型工厂,先后克服了资金、技术、原料、管理等难题,恢复与发展了民用工业,组织与创办了军事工业。几年间,旅大中共大力发展公营工业,奖励与扶持私营工业,在中苏合营企业中虚心学习技术与管理经验。旅大工业生产逐步恢复,既保障了民众基本需求,大批军工产品又有力地支援了战争。旅大因港兴市,依靠外地粮食、原料的输入及加工品的输出得以发展并带动市内商业繁荣。可以说,对外贸易是旅大的生命线。解放之初,旅大对外受国民党封锁,海、陆交通断绝,市内摊贩充斥街头,奸商横行,市场秩序混乱。为此,旅大中共积极发展公营商业,保护与扶助正当私商,有计划地组织消费合作社以调剂市场,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同时,加强贸易管理,有计划地组织粮食与工业原料的进口及成品的推销。旅大商业步入正轨,保障了民生与生产的发展。作为苏军军管区,旅大的货币发行权掌握在苏军手中。由于红军票流通量过多,导致旅大物价不断上涨。为此,苏军决定实施货币“贴帖”,降低货币流通量以稳定币值。但是,效果并不显着,物价仍在缓慢增长。于是,随着东北全境解放,1948年11月中苏双方商定再次实行货币改革,以彻底解决物价与货币发行权问题。“关东币”的发行提高了币值,降低了物价,改善了民众生活。增强了中共的经济力量,为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同时也表明苏方对旅大的经济控制逐步松动,中共在经济领域的发言权得到提升。城市与乡村互相依赖,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乡村的支持。过去,旅大农民饱受殖民统治者与封建地富的双重剥削,亟需中共实行土地改革,改变生产关系。考虑到旅大多市郊农村的现实情况与苏军军管的特殊性,中共将调整土地分为两个阶段。建国前采取逐步削弱地富势力的方针;建国后,实施土地调剂。旅大土改成功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同时,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农副产品、工业原料等,并成为工业品的消费市场,促进了旅大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旅大作为中共最早尝试经济建设的大工业城市,对初来乍到的中共来说,是城市新环境。中共面临着管理大工业的挑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用,也找不到模式可以模仿。旅大中共边摸索边学习,经过四年多的建设,成效显着。经济上,农业生产逐年提高,工业恢复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规模与水平,商业与贸易日渐繁荣,物价稳步下降,失业现象被彻底消灭,民众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经济性质上,基本确立了以公营企业为主导,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而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也使旅大成为新中国生产型城市的典型。中共在旅大的经济重建表明,在中共早期城市经济建设中,干部要转换思想,与时俱进。既要根据当地的情况与特点,采取适当的方式推行中共的经济政策,将发展工业生产作为经济工作重点。又要积极开展方针政策宣传、妥善照顾各阶层利益以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为经济重建提供保障。
王梦[7]（2020）在《“九二共识”以来中国共产党反“台独”工作研究》文中提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同胞血脉相通,骨肉相连,共同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但是,甲午战败后,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并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这给“台独”的产生提供了土壤。二战后,美国对台野心充分暴露,不断插手台湾问题,成为“台独”背后的重要推手。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因素和西方反华势力的纵容、扶持下,“台独”开始滋生,并对两岸关系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九二共识”以来,为反对“台独”分裂活动,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时期两岸关系特点,审时度势,制定了灵活的政策,开展了大量工作。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这一研究多侧重于时事政治的角度进行考察,而从宏观向度出发,进行历史的、系统地研究较为薄弱。加之,蔡英文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致使两岸关系愈发紧张。2019年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2020年是《反分裂国家法》实施15周年,因此,无论是基于学术研究切入点来说,还是从时间节点来看,全面检视“九二共识”以来中国共产党反“台独”工作的实践,总结经验,启示未来,十分必要且意义重大。综上考虑,本文以“台独”作为基本要素和切入点,在承袭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多源搜集和爬梳中国共产党有关此问题的文献、档案馆馆藏档案、代表性党报承载的报道、网络电子图文数据库以及国外的部分史料等,立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综合运用文献分析、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系统分析等研究方法,以历史发展为脉络,系统地考察“九二共识”以来中国共产党反“台独”工作的实践逻辑,总结历史经验,以期为今后反“台独”工作的开展提出浅薄建议。具体而言,本论文共分七章:第一章为绪论。本章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以及理论意义、现实意义。系统地论述了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九二共识”以来,中国共产党反“台独”工作研究的基本方面,扼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和不足。第二章是有关“台独”的相关概述。本章主要阐释了本研究核心概念的基本方面,从“台独”的产生发展、基本特点及危害三个维度进行了探究。首先,从台湾岛内的社会历史背景、美日为主的早期海外“台独”活动、渐趋猖獗的岛内“台独”活动等方面分析了该问题的产生与发展。其次,在此基础之上,归纳概括了“台独”的基本特点。最后,总结了“台独”对台湾同胞福祉、中国核心利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危害。第三章是“九二共识”以来中国共产党反“台独”工作的依据和基础。本部分主要分析了“九二共识”以来中国共产党主要以什么为依据,在什么基础上进行反“台独”工作实践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主权的学说以及中国共产党关于反“台独”的相关论述是本研究的理论依据,有关台湾法律地位的国际法理据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反分裂国家法》等国内法律是反“台独”工作的法律依据。从新中国成立至“九二共识”确立这段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反“台独”工作实践是本研究的实践基础。第四章是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台独”工作实践。本部分主要梳理和分析了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台独”工作实践。具体而言,该章节较为详细地回顾了“九二共识”的确立以及“汪辜会谈”的进行,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主动打破两岸关系僵局,以进行政治对话和促进两岸经贸人文交流的形式遏制“台独”发展,重点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与以李登辉为首的“台独”分裂势力的斗争。最后,总结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台独”工作取得的成效。第五章是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台独”工作实践。本部分主要梳理和分析了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台独”工作实践。具体而言,本章主要回顾和论述了新世纪后,中国共产党面对猖獗的“台独”分裂活动所进行的斗争,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的两岸关系形势下,凝聚海内外反“台独”合力进行的反“台独”斗争,总结了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反“台独”工作的成效及其对于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意义。第六章是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台独”工作实践。本部分主要梳理和分析了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台独”工作实践,其与第四章、第五章共同构成了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具体而言,本章系统总结和概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台工作的新理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以和平发展思想巩固反“台独”成果的具体措施,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坚决遏制台湾当局谋求“国际空间”的“台独”分裂活动,以及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的涉台行为。最后,本章简要总结了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反“台独”工作所取得的成效。第七章是“九二共识”以来中国共产党反“台独”工作的经验与启示。本部分是规律性凝练与前瞻性启示。本章首先从始终坚持原则性问题不动摇、始终坚持反对“台独”不妥协、注重反“台独”工作方式方法、高度重视两岸人民力量作用、充分发挥大陆的主导性作用五个方面总结了“九二共识”以来中国共产党反“台独”工作的基本经验。在此基础之上,结合尚未彻底解决的若干问题,提出了保持大陆自身发展进步势头、继续巩固一个中国原则共识、持续深化两岸各项交流合作、政治措施与军事手段相结合、国家统一是历史发展大势等建议和启示。总而言之,“九二共识”以来,中国共产党面对风云复杂的国际局势,面对各种“台独”分裂图谋和活动,进行了有理、有力、有节地斗争,有效地遏制了“台独”分裂活动,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因此,系统地梳理与研究“九二共识”以来中国共产党反“台独”工作的实践逻辑,深刻总结经验,以期对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有所裨益。
袁博[8]（2020）在《国家、性别与生活 ——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建构（1949-196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使中国形成了以父权制为核心的性别制度。广大农村妇女更因性别和所在地而被“双重”边缘化。近代以来,有识之士、党派集团和国家政权号召妇女解放、开展女权运动,但仍未改变农村妇女地位低下的现状和传统家庭角色的定位。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和论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妇女解放运动,并对乡村传统性别制度和性别观念进行了改造和重塑。农村妇女在“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政治动员下,被正式纳入国家体系。她们的主体身份和性别关系在国家的塑造下发生变化,主要体现在婚姻家庭、经济活动、身体健康、政治参与、精神世界等五个方面。婚姻制度改革在妇女解放和社会解放事业中具有重大意义。1950年《婚姻法》是国家构建以男女平等为核心的性别制度的第一步,它有力地冲击了传统婚姻家庭制度和性别权力关系。因此它得到了女性农民的支持和男性农民的误解,在新旧性别观念的博弈中得到逐步贯彻。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妇女基本确立了婚姻自主权,婚姻观念发生了转变,且获得了婚姻自由的权利,自由恋爱现象增多,离婚和再婚也不再受社会的指责。在家庭关系中,团结民主与平等和谐成为主旋律,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明显提高,并在家庭事务中获得了话语权和独立人格。但除了改变,农村妇女的家庭角色也有延续,打老婆、漠视妇女合法权益的现象仍不时发生,新旧性别观念之间的拉扯与博弈依旧存在。发动农村妇女参加社会化大生产是建国后妇女工作的重要内容。中共根据新中国国情,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指导下,采用多种宣传方式,制定福利政策,运用国家力量使乡村妇女大规模地走出家门,进入公共领域,投入到生产劳动中。通过分析其参加劳动的工日、参与率等,我们发现农村妇女在生产劳动中撑起了“半边天”。在这一过程中,她们不仅获得了经济独立,而且确立了“劳动者”身份,形成了劳动意识和劳动习惯,实现了由“家庭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但是由于传统性别制度并未发生断裂,传统性别分工使参加劳动的妇女背负着双重责任,收入分配中也存在着两性关系的不平等。新中国成立后,为实现农村妇女的身份转型,国家积极维护其健康权,利用政治话语对妇女进行身体改造,并突出强调了妇女解放的想象。作为传统社会对女性身体规训的标志,缠足被中共以政治权力严厉禁止,并使之在50年代走向消亡,为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解除了身体束缚。国家对农村妇女健康的保护还体现在生育变革上,包括推广新法接生和建立妇幼保健网。这不仅使分娩方式发生变化,生育空间也发生了转移。生育的现代化以及生育之痛在一定程度上的“消失”,加深了农村妇女对国家的认同,并以积极参加生产来表达感激之情,加速了身份转换。但过度的劳动使妇女们的身体出现各种问题,妇女的生理问题和特殊时期的身体便在“保护”的政策下进入公共领域和大众视野。原本属于私领域的妇女身体被纳入公领域,成为农村妇女身份社会化的重要标志。国家为农村妇女参政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经济基础,因此建国后全国出现了妇女参政的第一次高潮。她们不仅参与基层民主选举,而且当选基层代表,参与地方政权管理。许多优秀农村妇女经过国家培养,走上了基层政权的领导岗位,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管理群体——农村妇女干部群体。她们成为党和政府在地方的代言人,活跃在各个基层岗位上。建国后,农村妇女组织伴随着国家权力不断下沉,以妇代会为主的基层妇女组织普遍建立起来。作为妇女“娘家”的妇代会既是党和国家联系妇女群众的纽带和桥梁,也是妇女表达政治意愿、维护权益的重要平台,使“国家”不再是高高在上、与之无直接关联的存在。但遗憾的是,这一时期农村的政治权力参与有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农村妇女的政治空间较为狭小,妇女干部和妇女组织并未打破以男权为中心的乡村权力结构而处在边缘位置。五十年代的集体化生活使农村妇女们感受到了“集体欢腾”,心灵受到了一次革命般的洗礼。她们不仅在识字运动中提高了自身文化素质,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振奋与文化自信。虽然国家以政治文化取代了乡村文化,但各种娱乐组织、娱乐活动使原本枯燥无味的业余生活变得多姿多彩,使农村妇女在公共场合有了合法身份并接受了国家的政治教化。同时,集体劳动、各种会议等为农村妇女提供了活动场所,给她们带来新鲜感,精神世界得到极大充实与满足。伴随各种教育运动的开展,她们的集体意识被逐渐建构起来,包括对中共和新政府的认同、爱国主义情感的深化和集体观念的树立等。与男性农民相比,农村妇女的集体思想似乎更加强烈。这也是农村妇女转变为“社会人”身份的最好证明。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一系列社会主义运动使日常生活不断政治化,也使农村妇女的身份得到了全新塑造。但是受传统政治文化和性别制度的影响,性别差异始终存在。可以说,国家和性别参与了新中国农村妇女的身份重构。它们相互糅合、碰撞,对农村妇女的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妇女逐渐改变了传统角色定位,完成了从私领域的“家庭人”向公领域的“社会人”、“国家人”的身份转换,推动了农村妇女的解放进程。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转型较为彻底,但各地在完成时间和程度上略有差异。新中国农村妇女解放运动表现出的特点与问题应促使我们对中国妇女解放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力争真正实现两性平等的和谐局面。
王莎[9]（2020）在《绥远省冬学运动研究（1949-1954）》文中提出本文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4年撤销绥远省建制这一时期绥远省的冬学运动为研究对象,以《绥远日报》所记述的大量关于冬学运动的具体事例为主要考察视角,结合相关档案史料对绥远省冬学运动的前期动员、开办过程及后期转入民校的各个阶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再现了绥远省冬学运动的基本面貌,揭示了这场运动所呈现出的各级政府、基层干部、普通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绥远省的冬学运动既体现了传统群众运动的固有模式,又在各级政府、基层干部、普通民众有效互动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激发了民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场运动既有全国各地冬学运动的共性,又有较强的地方特点,例如,创造性地将“读报组”与各种班次及生产组、互助组相结合;将冬学学习与民兵冬训相结合,深入地贯彻了群众路线。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这一运动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激发了绥远省人民建设家乡、建设国家的热情,推动了当时的多项工作。运动后期将冬学有步骤地转为常年民校,实现了季节性学习向常年学习的转变,是绥远省社会教育事业进步的重要体现。这场运动动员了乡村社会,使广大基层干部切实得到了锻炼,对优化乡村治理、整顿基层组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当时绥远省的治理和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深入研究绥远省冬学运动并总结其宝贵历史经验,对当今开展社会教育、推进农村工作也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王力[10]（2020）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陕西省政研究（1927-1937）》文中研究指明陕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周秦汉唐等王朝都在陕西建都,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种“特别关系”。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海上而来,东南沿江沿海各省始变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点”。陕西僻处内地,“陕西似无足重轻也”,但陕西为西北门户之所在,有着国民党势力、陕西地方实力派和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前夕还有着北洋军阀的残余势力,内部势力错综复杂,而不同于国民党中央完全控制的省份。其地位被包括南京国民政府在内的历代中央政府所重视,也被民国时期的各派军阀所觊觎。1927至1937年的陕西省政,经历了剧烈的变化,呈现阶段性特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由国民军冯玉祥系控制的过渡时期,由陕西地方实力派杨虎城控制的稳定时期和西安事变后由孙蔚如控制的整理时期。文章第一章总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省制改革和陕西省的政局变动和省制改革,陕西的省制进程与南京中央政府规划的省制改革时间表相比较,具有滞后性。究其原因,陕西省处于国民党中央政府控制的核心区域和边际地带之间。第二章分析了陕西省政的演变过程,经过十年的发展,陕西省政的结构形成了覆盖全省的横向和纵向组织。第三章分过渡、稳定和整理三个时期,理清各执政陕西人物对陕西省政的管理。第四章讨论了陕西省政的地位问题,孙中山、蒋介石、冯玉祥等能影响全国政局的人物和杨虎城、邵力子、孙蔚如等陕西执政人物都对陕西省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加之国内外局势的发展,也引起了南京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对于陕西省的关注。总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陕西省政是极其重要的,陕西一省的省政问题发展到1937年,竟然引起了影响中国和世界格局的西安事变的发展,可见其特殊和关键。望通过梳理南京国民政府1927至1937年的陕西省政,能描绘出这十年陕西省政的发展脉络,以期基本揭示出省制设计“应然”与陕西省政实践“实然”之间的深层逻辑,为我国现正推进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镜鉴。
二、1999年12月卫生工作大事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999年12月卫生工作大事记（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 (三) 运动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材料 |
| (一) 材料来源 |
| (二) 材料的甄选 |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 (四) 简要评议 |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结语 |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2）“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词表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绪论 |
| 1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1.1 选题缘起 |
| 1.1.1 中医药文化的当代价值凸显 |
| 1.1.2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受到各方重视 |
| 1.1.3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和手段 |
| 1.1.4 地域性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助推“一带一路”倡议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有助于推动地域性中医药文化的深入研究 |
| 1.2.2 有助于推动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 |
| 1.2.3 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 |
| 2 研究对象与概念界定 |
| 2.1 研究对象 |
| 2.2 概念界定 |
| 2.2.1 荆楚文化 |
| 2.2.2 中医药文化 |
| 2.2.3 荆楚中医药文化 |
| 2.2.4 “一带一路” |
| 2.2.5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 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3.1 研究思路 |
| 3.2 研究方法 |
| 4 研究内容与基本框架 |
| 4.1 研究内容 |
| 4.2 基本框架 |
| 5 研究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 5.1 研究重点 |
| 5.2 研究难点 |
| 5.3 创新之处 |
| 第二部分 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历史与发展特征 |
| 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 |
| 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历史影响 |
| 2.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孕育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1.1 孕育发展期(远古-商朝) |
| 2.1.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定型期与历史影响 |
| 2.2.1 发展定型期(西周-秦朝) |
| 2.2.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3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快速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3.1 快速发展期(西汉-南北朝) |
| 2.3.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4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继承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4.1 继承发展期(隋朝-元朝) |
| 2.4.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5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高峰期与历史影响 |
| 2.5.1 发展高峰期(明朝-清朝) |
| 2.5.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6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徘徊期与历史影响 |
| 2.6.1 发展徘徊期(1912 年-1949 年) |
| 2.6.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7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恢复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7.1 恢复发展期(1949 年-20 世纪末) |
| 2.7.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8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全面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8.1 全面发展期(21 世纪以来) |
| 2.8.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3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特征与发展规律 |
| 3.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特征 |
| 3.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规律 |
| 4 本章小结 |
| 第三部分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理论基础 |
| 1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论 |
| 1.1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论的提出 |
| 1.2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论渊源 |
| 1.3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内涵要义 |
| 1.4 中医药文化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 |
| 2 文化对外传播理论 |
| 2.1 文化对外传播的内涵要义 |
| 2.2 文化对外传播的时代价值 |
| 2.3 文化对外传播与“一带一路” |
| 2.4 文化对外传播理论与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 第四部分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与启示 |
| 1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发展阶段与传播学分析 |
| 1.1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孕育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1.1 孕育发展期(明朝以前) |
| 1.1.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1.2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黄金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2.1 黄金发展期(明清时期) |
| 1.2.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1.3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发展滞缓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3.1 发展滞缓期(1912 年-1978 年) |
| 1.3.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1.4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全面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4.1 全面发展期(1978 年以来) |
| 1.4.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2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经验启示 |
| 3 本章小结 |
| 第五部分 案例分析:中阿中医中心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 1 中阿中医中心建立背景 |
| 1.1 历史基础 |
| 1.1.1 中医药医疗实践基础 |
| 1.1.2 中医药文化传播基础 |
| 1.2 现实因素 |
| 1.2.1 阿尔及利亚人民不断增长的卫生健康需求 |
| 1.2.2 中医药作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载体 |
| 2 中阿中医中心建设概况 |
| 2.1 建设过程 |
| 2.2 建设模式 |
| 2.3 建设成效 |
| 2.4 建设困境 |
| 3 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实践分析 |
| 3.1 传播主体分析 |
| 3.2 传播内容分析 |
| 3.3 传播媒介分析 |
| 3.4 传播受众分析 |
| 3.5 传播效果分析 |
| 4 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反思 |
| 5 本章小结 |
| 第六部分 构建“一带一路”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 |
| 1 “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时代意义 |
| 1.1 坚定荆楚中医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彰显荆楚中医药文化独特魅力 |
| 1.2 增强荆楚中医药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
| 1.3 服务“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助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 |
| 2 构建“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对策建议 |
| 2.1 加强顶层设计,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与“一带一路”建设有机对接 |
| 2.2 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挖掘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普适价值 |
| 2.3 增强多元传播要素的协同效应,构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 |
| 3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二 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大事记 |
| 附录三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大事记 |
| 附录四 专家官员访谈录 |
| 4-1 温长路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2 吕文亮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3 巴元明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4 周仲瑜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5 胡峰队长访谈录(节选) |
| 4-6 王莎主任电话访谈录(节选) |
| 4-7 胡海涛老师访谈录(节选) |
| 附录五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编(译)着作 |
| 致谢 |
（3）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综述 |
| 四、运用史料 |
| 五、研究方法 |
| 六、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抗战胜利后沈阳市教育接收的背景 |
| 第一节 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的殖民教育 |
| 一、殖民教育的行政机构 |
| 二、殖民教育的基本方针 |
| 三、殖民教育的基本内容 |
| 第二节 接收前沈阳市的教育状况 |
| 一、学校教育破坏严重 |
| 二、社会教育残破不堪 |
| 第三节 国民政府接收沈阳 |
| 一、中共政权在沈阳的建立与撤出 |
| 二、国民政府人员抵达沈阳 |
| 三、国民党军对沈阳的军事接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接收的政策与实施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东北教育的接收政策 |
| 一、教育部东北青年救济处的《整理意见》 |
| 二、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的《东北教育议案》 |
| 三、国民党辽宁省政府制定《复员准则与办法》 |
| 第二节 沈阳市初等教育的接收 |
| 一、国民学校接收概况 |
| 二、对教职员以训练代甄审 |
| 第三节 沈阳市中等教育的接收 |
| 一、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的回迁 |
| 二、省立中学接收概况 |
| 三、市立中学接收概况 |
| 第四节 沈阳市高等教育的复员 |
| 一、东北临大补习班的设立与困境 |
| 二、国立东北大学的回迁与窘境 |
| 三、专科以上学校师生的甄审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初等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沈阳市国民学校的重建 |
| 一、国民党沈阳市教育局的设置 |
| 二、市教育经费的来源与支出 |
| 三、划定辅导区设置国民学校 |
| 四、献校祝寿运动徒有虚名 |
| 五、整顿私立小学与私塾 |
| 六、行政组织与校务处理 |
| 第二节 教学重建 |
| 一、贯彻落实“戡乱”方针 |
| 二、教科书缺乏且价格昂贵 |
| 三、教学设备严重匮乏 |
| 第三节 师资训练与薪俸 |
| 一、重视师资训练 |
| 二、教师薪俸微薄 |
| 三、请愿罢教迭起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中等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沈阳市中等学校的重建 |
| 一、国民党辽宁省教育厅的设置 |
| 二、划分学区与学校设置 |
| 三、筹办东北大学先修班 |
| 四、设立临时中学收容流亡青年 |
| 五、创设市立师范学校 |
| 六、举办暑假补习学校 |
| 七、行政组织与校务处理 |
| 第二节 学生管理与训练 |
| 一、学生费用高昂 |
| 二、奖助金有名无实 |
| 三、救济学生收效甚微 |
| 四、实施童子军训练及军事训练 |
| 五、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补充兵源 |
| 六、组织青年工作队为“戡乱”服务 |
| 第三节 教学重建与师资薪俸 |
| 一、改订教学科目 |
| 二、教学设施匮乏 |
| 三、教师薪俸微薄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沈阳市高等院校的概况 |
| 一、国立东北大学 |
| 二、国立沈阳医学院 |
| 三、私立东北中正大学 |
| 四、私立辽东学院 |
| 五、私立辽宁医学院 |
| 六、辽宁省立师范专科学校 |
| 第二节 沈阳市高等院校的师生管理 |
| 一、招生与就业 |
| 二、公费及奖学金短缺 |
| 三、教师管理办法 |
| 四、教师薪俸低微 |
| 五、教学设施不足 |
| 第三节 沈阳市学生运动的浪潮 |
| 一、“六二”罢课斗争 |
| 二、反对冬令营的斗争 |
| 三、迁校与反迁校斗争 |
| 四、抗议“七五”惨案运动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社会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社会教育机构 |
| 一、民众教育馆 |
| 二、图书馆 |
| 三、民众学校 |
| 四、其他机构 |
| 第二节 社会教育内容 |
| 一、识字教育 |
| 二、电化教育 |
| 三、其他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高校基层党建质量研究 ——以上海高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和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主要创新和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高校基层党建质量研究的相关概念界定及基本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高校基层党建质量的内涵 |
| 一、基层党建的内涵 |
| 二、高校基层党建的内涵 |
| 三、高校基层党建质量的内涵 |
| 第二节 高校基层党建质量的主要内容 |
| 一、高校基层党建的目标与价值 |
| 二、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质量 |
| 三、高校党员队伍建设的质量 |
| 四、高校基层党建制度建设质量 |
| 五、高校基层党建考核评价质量 |
| 六、高校基层党建质量的内在逻辑 |
| 七、影响高校基层党建质量的主要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高校基层党建质量研究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列宁主义基层党建理论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基层党建的重要论述 |
| 二、列宁关于基层党建的重要论述 |
| 第二节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基层党建的重要论述 |
| 一、毛泽东基层党建思想 |
| 二、邓小平关于基层党建的重要论述 |
| 三、江泽民关于基层党建的重要论述 |
| 四、胡锦涛关于基层党建的重要论述 |
| 第三节 习近平关于基层党建的重要论述 |
| 一、抓基层、打基础,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
| 二、创新组织形式,扩大党组织覆盖面 |
| 三、纯洁党的队伍,保持党的先进性 |
| 四、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 |
| 五、严肃党内生活,提高党内生活质量 |
| 六、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发扬党内民主 |
| 七、加强党员发展,优化结构提高质量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高校基层党建的特征、目标、价值与导向 |
| 第一节 高校基层党建质量的基本特征 |
| 一、紧迫性——基于对农村、企业基层党建的比较分析 |
| 二、艰巨性——基于高校承担的特殊使命 |
| 三、复杂性——基于在职教师、学生、退休教师三类人员比较分析 |
| 四、创新性——基于对基层党建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节 高校基层党建的目标 |
| 一、宣传党的主张的战斗堡垒 |
| 二、贯彻党的决定的战斗堡垒 |
| 三、领导学校治理的战斗堡垒 |
| 四、团结动员师生的战斗堡垒 |
| 五、推动学校改革发展的战斗堡垒 |
| 第三节 高校基层党建的价值取向 |
| 一、坚持服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
| 二、突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 |
| 三、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 |
| 第四节 基层党建的导向 |
| 一、坚持目标导向 |
| 二、坚持问题导向 |
| 三、坚持结果导向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上海高校基层党建的历史考察（1949-2012） |
| 第一节 上海高校基层党组织的公开与建设(1949-1956) |
| 一、基层党组织的公开与积极建党 |
| 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与党员发展 |
| 第二节 上海高校基层党建的快速发展(1956-1966年) |
| 一、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快速发展 |
| 二、注重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与“左倾错误” |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与上海高校基层党组织的瘫痪(1966-1976) |
| 一、基层党组织受到极大冲击,基本瘫痪 |
| 二、知识份子沦为“臭老九”,党员发展缓慢 |
| 第四节:上海高校基层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1976-1989) |
| 一、基层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 |
| 二、拨乱反正与积极发展党员 |
| 第五节 上海高校基层党组织的改革发展(1989—2012) |
| 一、“八九”动乱与基层党组织的改革发展 |
| 二、“八九”动乱反思与党员快速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时代上海高校基层党建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新时代上海高校基层党建高质量创新发展 |
| 一、实施高校党建重点任务,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进一步增强 |
| 二、注重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高校党员发展质量不断提升 |
| 三、严格党员教育管理,党员队伍建设质量明显提升 |
| 四、从严要求,高校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层层落实 |
| 五、加大支持,队伍建设和制度保障日趋增强 |
| 第二节 新时代上海高校基层党建问题分析 |
| 一、院(系)党组织建设存在的问题 |
| 二、基层党支部建设存在的问题 |
| 三、基层党务工作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 |
| 四、党员队伍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五、基层党建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 |
| 六、基层党建考核评价存在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新时代上海高校基层党建质量提升的路径 |
| 第一节 提升院(系)党组织建设质量的基本路径 |
| 一、加强院(系)党组织班子建设 |
| 二、增强院(系)党组织政治功能 |
| 三、提升院(系)党组织组织力 |
| 四、健全院(系)党组织党建责任考核评价机制 |
| 五、强化院(系)党组织的支撑保障 |
| 第二节 提升基层党支部建设质量的基本路径 |
| 一、优化党支部设置 |
| 二、选优建强党支部班子 |
| 三、强化党支部政治功能 |
| 四、提升党支部组织力 |
| 五、健全党支部考核、保障体系 |
| 第三节 提升基层党务工作者队伍建设质量的基本路径 |
| 一、完善配套政策,做好顶层设计 |
| 二、明确职业标准,加强队伍选聘 |
| 三、着力选优配强,重点抓好三支队伍建设 |
| 四、强化培养管理,提升队伍素质能力 |
| 五、完善考核激励,激发队伍活力 |
| 第四节 提升高校党员队伍建设质量的基本路径 |
| 一、提升发展党员质量 |
| 二、提升党员教育管理质量 |
| 第五节 提升高校基层党建制度质量的基本路径 |
| 一、健全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度 |
| 二、完善基层党建工作制度 |
| 三、进一步健全基层党建工作督查制度 |
| 四、健全党建投入和队伍保障制度 |
| 第六节 提升高校基层党建考核评价质量的基本路径 |
| 一、健全基层党建考核评价制度 |
| 二、充实基层党建考核评价主体 |
| 三、完善基层党建考核评价指标 |
| 四、优化基层党建考核评价方法与程序 |
| 五、强化基层党建考核评价结果运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高校基层党建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 |
| 第一节 高校基层党建质量评价的内涵 |
| 一、评价目标 |
| 二、评价内容 |
| 三、评价指标 |
| 四、评价方法 |
| 五、评价主体 |
| 六、评价结果运用 |
| 第二节 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质量评价内容及指标 |
| 一、院(系)党组织建设质量评价及主要指标 |
| 二、党支部建设质量评价及主要指标 |
| 三、基层党务工作队伍建设质量评价及主要指标 |
| 第三节 高校党员队伍建设质量评价内容及指标 |
| 一、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评价及主要指标 |
| 二、党员教育管理工作质量评价及主要指标 |
| 第四节 高校基层党建制度建设质量评价内容及指标 |
| 一、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制度质量评价 |
| 二、高校党员队伍建设制度质量评价 |
| 三、高校基层党务工作队伍建设制度质量评价 |
| 四、高校基层党建工作考核激励制度质量评价 |
| 第五节 高校基层党建考核评价质量评价内容及指标 |
| 一、基层党建考核评价主体质量及指标 |
| 二、基层党建考核评价内容质量及指标 |
| 三、考核评价指标体系质量及指标 |
| 四、高校基层党建考核评价方法的质量及指标 |
| 五、高校基层党建考核评价结果的运用质量及指标 |
| 附 1：高校基层党建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情况 |
| 致谢 |
（5）形塑国民：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研究（1905-192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近代江苏通俗教育的兴衰 |
| 第一节 清末江苏通俗教育的兴起 |
| 一、通俗教育纳入中央教育管理 |
| 二、通俗教育列入江苏教育设施范畴 |
| 三、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肇始 |
| 第二节 民初通俗教育的建制与发展 |
| 一、中央通俗教育行政机构的创立 |
| 二、江苏通俗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 |
| 三、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发展 |
| 第三节 20世纪20年代江苏通俗教育的衰落 |
| 一、江苏通俗教育的式微 |
| 二、江苏平民教育如火如荼 |
| 三、江苏民众教育统而代之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江苏教育团体的通俗教育实践 |
| 第一节 展“鼓吹之力”的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 |
| 一、伍达与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 |
| 二、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的擘画 |
| 三、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影响 |
| 第二节 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实践运作 |
| 一、研究会“征集意见” |
| 二、各方意见与认识分歧 |
| 三、研究会的“意见之回应” |
| 第三节 江苏省教育会的通俗教育实践 |
| 一、地方通俗教育事务中的角色 |
| 二、具体而微的通俗教育实践 |
| 三、教育会的终结及其影响 |
| 第四节 江苏省教育会附设通俗教育研究会 |
| 一、成立研究会的缘起 |
| 二、研究会的年会决议案 |
| 三、研究会的终结及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江苏通俗报刊与国民的观念塑造 |
| 第一节 江苏通俗报刊、报人与读者 |
| 一、清末江苏地区通俗报刊的兴办 |
| 二、民国江苏地区通俗报刊的分化 |
| 三、近代江苏地区通俗报人及其使命 |
| 四、读者预期及现实分歧 |
| 第二节 江苏通俗报刊与国家观念的培植 |
| 一、“欲爱身家,先爱国家” |
| 二、“爱国的实事”在“尽本分” |
| 三、国家观念与民众阅读习惯 |
| 第三节 “蝇能传疫”:江苏通俗报刊对卫生观念的普及 |
| 一、“蝇头小事”: 清末民众对于苍蝇的认知 |
| 二、“国民公敌”: 民国时期“蝇能传疫”观念的流传 |
| 三、通俗报刊向苍蝇“宣战” |
| 四、对普及“蝇能传疫”观念的评价 |
| 小结 |
| 第四章 近代江苏学校式通俗教育与国民常识的启蒙 |
| 第一节 清末江苏简易识字学塾与国民常识启蒙 |
| 一、简易识字学塾的创办背景 |
| 二、简易识字学塾的开办及运作 |
| 三、简易识字课本的国民常识书写 |
| 四、简易识字学塾国民常识启蒙成效 |
| 第二节 民初通俗教育学校与国民常识传播 |
| 一、董景安与通俗教育学校的创办 |
| 二、普及国民常识的“奇书” |
| 三、通俗教育学校的发展及其成效 |
| 第三节 江苏通俗夜校与国民常识传授 |
| 一、江苏通俗夜校的创办 |
| 二、江苏通俗夜校的实践 |
| 三、江苏通俗夜校的成效 |
| 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江苏通俗教育馆与国民常识的普及 |
| 第一节 江苏通俗教育馆的创建与推广 |
| 一、江苏通俗教育馆的筹备及其定位 |
| 二、江苏各级通俗教育馆的成立 |
| 三、昙花一现的通俗教育馆联合会 |
| 第二节 通俗教育馆的讲演与国民常识普及 |
| 一、普及常识的讲演人才筹备 |
| 二、通俗教育馆的馆内常识演示 |
| 三、巡回讲演中的常识普及活动 |
| 四、讲演中的国民常识选取标准 |
| 第三节 通俗教育馆的展览与国民常识普及 |
| 一、展览设置的缘起 |
| 二、展览普及国民常识 |
| 三、展览的娱乐性 |
| 第四节 通俗教育馆的社会影响及其困境 |
| 一、通俗教育馆的社会影响 |
| 二、通俗教育馆面临的困境 |
| 小结 |
| 第六章 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总体评价 |
| 第一节 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特征 |
| 一、开全国通俗教育风气之先 |
| 二、聚焦底层民众的启蒙之旅 |
| 三、依凭媒介的广泛传播路径 |
| 四、通俗教育实践推进的渐进性 |
| 第二节 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影响 |
| 一、建构民众的国家观念 |
| 二、启蒙民众的国民意识 |
| 三、普及民众的科学常识 |
| 第三节 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局限及原因 |
| 一、通俗教育实践的局限性 |
| 二、影响通俗教育实践成效的因素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6）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评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解放初期旅大经济困境 |
| 第一节 中共旅大政权之建立 |
| 一、“旅大”简介 |
| 二、苏军进驻旅大 |
| 三、中共建党建政 |
| 第二节 历史遗产与新生问题 |
| 一、殖民地城市经济遗产 |
| 二、诸多棘手的经济问题 |
| 第三节 重建经济的挑战 |
| 一、苏军接收后的旅大经济 |
| 二、管理城市经验的稚嫩 |
| 三、不得不考虑的苏联因素 |
| 第二章 保障民生:解决民众基本生存问题 |
| 第一节 整顿粮市和开荒增产 |
| 一、整顿市场以规范粮市 |
| 二、开垦荒地以增加粮产 |
| 第二节 为贫困民众创造就业机会 |
| 一、订购军鞋——为无业妇女谋生计 |
| 二、生产自救——为失业工人找出路 |
| 第三节 调整住宅为民安居 |
| 一、两级分化的居住场所 |
| 二、调剂优劣住房的努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重建工业:民用与军需并重 |
| 第一节 恢复与发展民用工业 |
| 一、工业停废与市场旺需 |
| 二、适时整顿公营和私营工业 |
| 三、民用工业成绩检视 |
| 第二节 发展军工企业满足军需 |
| 一、解放战争提出的新任务 |
| 二、军工企业的贡献与经验 |
| 第四章 商业探索:服务生活与生产 |
| 第一节 整顿畸形繁荣的市场 |
| 一、混乱无序的低端商业 |
| 二、多方整顿成效初显 |
| 第二节 创办消费合作社的新举措 |
| 一、创建与整理 |
| 二、成效与不足 |
| 第三节 促外贸服务生活与生产 |
| 一、贸易对旅大的重要性 |
| 二、促进外贸的举措与成效 |
| 第五章 货币改革:为经济重建护航 |
| 第一节 第一次币改——货币“贴帖” |
| 一、解放前后旅大货币金融状况与问题 |
| 二、货币“贴帖”过程 |
| 第二节 第二次币改——关东币改革 |
| 一、改革的背景 |
| 二、币改经过与问题处理 |
| 第三节 货币改革的影响 |
| 一、对旅大经济的作用 |
| 二、经济之外的多重效应 |
| 第六章 市郊土改:发展农村与服务城市 |
| 第一节 建国前的温和土改 |
| 一、土改的特殊背景 |
| 二、削弱地富土地和调整雇佣关系 |
| 第二节 建国初期的土改深化——土地调剂 |
| 一、进一步土改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
| 二、土地调剂的运作与博弈 |
| 第三节 土地改革成效 |
| 一、旅大农村土改的经济绩效 |
| 二、土改对旅大城市的影响 |
| 结语 |
| 一、旅大经济重建成绩 |
| (一) 经济层面 |
| (二) 经济之外层面 |
| 二、经济重建的经验 |
| (一) 稳固政权是前提 |
| (二) 对苏关系是基础 |
| (三) 工业建设是重点 |
| (四) 宣传动员是推力 |
| (五) 统一战线是法宝 |
| (六) 干部思想是保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九二共识”以来中国共产党反“台独”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台独”问题的相关概述 |
| 2.1 “台独”的产生及发展 |
| 2.1.1 “台独”产生的社会历史因素 |
| 2.1.2 早期“台独”活动的海外萌芽 |
| 2.1.3 岛内“台独”活动的渐趋猖獗 |
| 2.2 “台独”的基本特点 |
| 2.2.1 影响因素多元性 |
| 2.2.2 “理论”内容荒谬性 |
| 2.2.3 极具高度敏感性 |
| 2.3 “台独”的危害 |
| 2.3.1 危害台湾同胞福祉 |
| 2.3.2 损害中国核心利益 |
| 2.3.3 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
| 第三章 “九二共识”以来中国共产党反“台独”工作的依据和基础. |
| 3.1 理论依据 |
| 3.1.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主权的学说 |
| 3.1.2 中国共产党关于反“台独”工作的论述 |
| 3.2 法律依据 |
| 3.2.1 关于台湾法律地位的国际法依据 |
| 3.2.2 关于反“台独”工作的国内法依据 |
| 3.3 实践基础 |
| 3.3.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反“台独”工作 |
| 3.3.2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台独”工作 |
| 3.3.3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台独”工作 |
| 3.3.4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反“台独”工作 |
| 第四章 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台独”工作 |
| 4.1 推动开展两岸对话谈判 |
| 4.1.1 确立“九二共识”建立互信基础 |
| 4.1.2 促成“汪辜会谈”架起沟通桥梁 |
| 4.1.3 开启政治对话遏制“台独”发展 |
| 4.2 促进两岸经贸人文交流 |
| 4.2.1 促进两岸经济贸易关系新发展 |
| 4.2.2 推动两岸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 |
| 4.3 坚决反对一切“台独”分裂活动 |
| 4.3.1 提出“八项主张”打击“台独” |
| 4.3.2 反对李登辉“台独”分裂活动 |
| 4.3.3 反对美台勾结的“台独”分裂活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台独”工作 |
| 5.1 反对民进党主导的“台独”分裂活动 |
| 5.1.1 反对陈水扁“台独”分裂活动 |
| 5.1.2 提出两岸关系的“四点意见” |
| 5.1.3 制定出台《反分裂国家法》 |
| 5.2 努力营造反“台独”的域外环境 |
| 5.2.1 敦促美国信守承诺反对“台独” |
| 5.2.2 争取国际社会支持反对“台独” |
| 5.3 推进两岸关系走向和平发展 |
| 5.3.1 开创两岸政党交流崭新局面 |
| 5.3.2 推动实现全面直接双向“三通” |
| 5.3.3 提出“六点意见”促进和平发展 |
| 小结 |
| 第六章 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台独”工作 |
| 6.1 提出新理念深化两岸和平发展 |
| 6.1.1 提出“两岸一家亲”理念 |
| 6.1.2 携手共建“两岸命运共同体” |
| 6.1.3 团结台湾同胞共圆中国梦 |
| 6.2 以两岸和平发展巩固反“台独”成果 |
| 6.2.1 强调两岸基本原则共识 |
| 6.2.2 举行两岸高层领导会晤 |
| 6.2.3 推进两岸走向融合发展 |
| 6.3 坚决遏制“台独”分裂活动 |
| 6.3.1 强调“台独”分裂行径零容忍立场 |
| 6.3.2 全面封堵台湾当局所谓“国际空间” |
| 6.3.3 反对美国政府及国会的涉台行为 |
| 小结 |
| 第七章 “九二共识”以来中国共产党反“台独”工作经验与启示 |
| 7.1 “九二共识”以来中国共产党反“台独”工作的经验 |
| 7.1.1 始终坚持原则性问题不动摇 |
| 7.1.2 始终坚持反对“台独”不妥协 |
| 7.1.3 注重反“台独”工作方式方法 |
| 7.1.4 高度重视两岸人民力量作用 |
| 7.1.5 充分发挥大陆的主导性作用 |
| 7.2 “九二共识”以来中国共产党反“台独”工作的启示 |
| 7.2.1 保持大陆自身发展进步势头 |
| 7.2.2 继续巩固一个中国原则共识 |
| 7.2.3 持续深化两岸各项交流合作 |
| 7.2.4 政治措施与军事手段相结合 |
| 7.2.5 国家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大势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成果 |
| 致谢 |
（8）国家、性别与生活 ——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建构（1949-196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论文概况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相关概念界定 |
| (三) 研究综述 |
| (四)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 (五) 创新与不足 |
| 二、新中国成立前山东农村妇女解放概述 |
| 第一章 婚姻家庭变革中性别关系的改变 |
| 第一节 性别观念下的1950年《婚姻法》 |
| 一、从父权制到男女平等性别观 |
| 二、《婚姻法》的性别解读 |
| 三、新旧性别观念的冲突与博弈 |
| 第二节 山东农村妇女婚姻自主权的确立 |
| 一、婚姻观念的转变 |
| 二、结婚:由包办婚姻到自主婚姻 |
| 三、离婚和再婚:由从一而终到男女平等 |
| 第三节 家庭关系中农村妇女性别角色的“变”与“常” |
| 一、“变”:新家庭性别观的形成 |
| 二、“常”:传统性别权力关系的遗留 |
| 第二章 农村妇女“劳动者”的性别分工 |
| 第一节 国家动员妇女参加生产的性别政策 |
| 一、开展思想教育 |
| 二、培养妇女干部 |
| 三、选树典型和劳模 |
| 四、解决妇女福利问题 |
| 第二节 传统性别分工的突破与延续 |
| 一、“劳动者”身份的确立 |
| 二、传统性别分工的延续 |
| 第三节 性别差异下的收入分配 |
| 一、劳动记工算账问题 |
| 二、男女“同工不同酬”问题 |
| 第三章 农村妇女健康权的国家维护 |
| 第一节 政治场域下的缠足问题 |
| 一、“缠”与“放”之间 |
| 二、50年代缠足的终结 |
| 第二节 生育变革 |
| 一、分娩方式的改变 |
| 二、接生人员身份的重塑 |
| 三、生育行为的组织化与规范化 |
| 四、日常生理卫生习惯的改变 |
| 第三节 妇女劳动者的身体与保护 |
| 一、身体的“去性别化” |
| 二、劳动妇女特殊身体问题的解决 |
| 三、记忆中的身体之痛 |
| 第四章 乡村政治空间内的性别参与 |
| 第一节 农村妇女的基层民主参与 |
| 一、参加基层民主选举 |
| 二、参加基层组织,当选基层代表 |
| 第二节 作为参政平台的妇代会 |
| 一、妇女组织的逐步下沉 |
| 二、农村妇女们的“娘家” |
| 三、乡村权力结构中的角色定位 |
| 第三节 山东农村妇女干部群体 |
| 一、崭露头角的妇女干部 |
| 二、群体特征 |
| 三、政治权力参与中的性别差异 |
| 四、性别差异存在的原因 |
| 第五章 “集体欢腾”与“心灵革命” |
| 第一节 教育中的性别:农村妇女的扫盲运动 |
| 一、农村妇女积极参与扫盲运动 |
| 二、知识的洗礼与精神的振奋 |
| 第二节 沉浸在集体文娱活动之中 |
| 一、节日期间的文化活动 |
| 二、日常文娱活动 |
| 三、电影、广播等新式娱乐的普及 |
| 第三节 集体化下的精神世界与集体意识 |
| 一、精神世界的充实 |
| 二、集体意识的建构 |
| 结语 |
| 一、“新”身份的确立 |
| 二、国家:农村妇女身份的塑造者 |
| 三、性别:无法抹去的身份标签 |
| 四、对中国农村妇女解放问题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绥远省冬学运动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概念界定 |
| 二、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三、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 四、资料与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重难点 |
| 第一章 绥远省开展冬学运动的背景和基础 |
| 一、民国时期绥远省的社会教育概况 |
| (一)抗战全面爆发前绥远省社会教育的发展情况 |
| (二)抗战全面爆发后绥远省推进社会教育的举措 |
| 二、建国初期绥远省的政治经济情况 |
| 三、政府对冬学工作的重视与民众的现实需求 |
| 第二章 绥远省冬学运动的开展情况 |
| 一、工作布置 |
| (一)工作精神与原则 |
| (二)学员的构成与学习内容 |
| (三)师资及经费 |
| (四)领导组织与工作安排 |
| 二、工作开展 |
| (一)动员方式 |
| (二)组织形式 |
| (三)编班(组)方式 |
| (四)教学方法 |
| (五)与民兵冬训相结合 |
| (六)与读报组相结合 |
| (七)冬学转入民校 |
| 第三章 对绥远省冬学运动的评价和反思 |
| 一、特点 |
| (一)工作布置阶段 |
| (二)工作开展阶段 |
| (三)体现了动员型参与及互动型模式 |
| 二、工作成效 |
| (一)扩大了受教育民众的群体范围 |
| (二)提高了民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 |
| (三)推动了多项工作的进行 |
| 三、存在的问题 |
| (一)领导方面 |
| (二)教学方面 |
| 四、经验与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陕西省政研究（192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及分析 |
| (一)国内研究 |
| (二)国外研究 |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 史料选择 |
| 五 写作难点 |
| 六 创新之处 |
| 七 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陕西省政的背景和基础 |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省制改革历程 |
| 一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确立的省制 |
| 二 南京国民政府训政时期(1929-1937)的省制 |
| 第二节 陕西政局变动与省制演变 |
| 一 陕西省制的初步确立——冯玉祥系控制下的陕西 |
| 二 陕西省制的发展变化——陕西地方实力派杨虎城控制下的陕西 |
| 三 西安事变后的陕西省制——从杨虎城系孙蔚如到蒋介石系蒋鼎文 |
| 第二章 陕西省政的演变 |
| 第一节 陕西省政的权力运作方式 |
| 一 特殊时期的陕西省政权力运作方式 |
| 二 正常时期的陕西省政运作方式 |
| 第二节 陕西省政的日常运行机制 |
| 一 陕西省政府综合办事机构—秘书处 |
| 二 陕西省政府执行机构—各厅 |
| 三 陕西省具体事务管理机构—各专管处、局及委员会 |
| 第三节 陕西全省行政网络的构建 |
| 一 西安市(西京市) |
| 二 行政督察区 |
| 三 县及其县以下行政组织 |
| 第三章 陕西省政的管理 |
| 第一节 过渡时期陕西省政管理 |
| 一 国民军联军(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时期的陕西省政管理 |
| 二 冯玉祥系控制下的陕西省政管理(1927 年—1930 年 10 月) |
| 第二节 稳定时期陕西省政管理 |
| 一 杨虎城时期的陕西省政管理 |
| 二 邵力子时期的陕西省政管理 |
| 第三节 整理时期陕西省政管理 |
| 一 王一山时期的陕西省政管理 |
| 二 孙蔚如时期的陕西省政管理 |
| 第四章 陕西省政的地位 |
| 第一节 陕西所属地理位置的争论 |
| 第二节 孙中山等的陕西省政建设思想 |
| 一 孙中山的开发西北思想 |
| 二 蒋介石的西北抗战观 |
| 三 陕西省执政人物的建设陕西思想 |
| 第三节 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对陕西省政的关注 |
| 一 冯玉祥时期 |
| 二 杨虎城时期 |
| 三 邵力子时期 |
| 四 孙蔚如时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四、1999年12月卫生工作大事记（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02)
- [2]“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D]. 毛和荣. 湖北中医药大学, 2021(01)
- [3]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D]. 张磊.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高校基层党建质量研究 ——以上海高校为例[D]. 杨成龙.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5]形塑国民：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研究（1905-1929）[D]. 马春霞. 扬州大学, 2021(02)
- [6]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D]. 柳直. 山东大学, 2020(04)
- [7]“九二共识”以来中国共产党反“台独”工作研究[D]. 王梦. 吉林大学, 2020(01)
- [8]国家、性别与生活 ——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建构（1949-1965）[D]. 袁博. 山东大学, 2020(08)
- [9]绥远省冬学运动研究（1949-1954）[D]. 王莎.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10]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陕西省政研究（1927-1937）[D]. 王力. 河南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