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批评或社会批评

一、家长批判还是社会批判（论文文献综述）

李青^[1]（2021）在《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文中认为非正式科学教育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培育了具备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的现代公民,以教育的现代化彰显人的主体性和科学理性,最终指向人的现代性。但当前,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却面临制度、观念和方法等因素制约而无法对接社会转型需要。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良性发展,为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培育了具有自主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科学公民,有力地推动科学与社会的融动互进。美国社会现代化诉求是如何借助非正式科学教育渗透到民众心智中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在此过程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研究以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出美国社会现代性是如何体现并作用于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过程。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化梳理。依托社会文化情境理论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的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境进行剖析,揭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与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互动关系,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具有主体意识、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思维的科学公民来顺应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绪论部分主要交代选题的价值、相关学术动态、研究设计的依据以及研究对象的合理化界定,使研究对象明确、重点突出、思路清晰。第一章聚焦宗教神性裹挟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虔诚信徒,培育神性社会所需的宗教价值观;第二章聚焦政治化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如何通过科学启蒙为新国家培育具有民族意识和政治素养的国家公民,践行为民主政治巩固民意的政治使命;第三章聚焦工业化时期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回应社会形态跃迁和生产力解放诉求,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塑造的技术理性及其极化对人性的异化;第四章转向对技术理性极化的利弊反思,以培育具备科学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的能动公民为目标,批判技术理性对整全人性的异化,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需要渗透知识背后的方法、态度和价值观元素,推动公众理解科学的价值及潜在的风险;第五章则根植于后现代实践哲学下的追求个体解放和意识独立的时代诉求,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逐渐从服务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的姿态回归到追求个体自主意识的理性精神的本真使命,强调教育的实践性、情境性和交互对话性,以主体间性思维审视传播主体和公众间的互动关系,倡导公众在交流对话中加深对科学的认知,塑造具有整全理性的科学公民。研究认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科学大众走化向大众科学化的历程,即逐渐从外在于人的工具的现代性形态转向回归人性本体的后现代性形态。教育目的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实施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体现出一种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的态势。研究指出,美国文化传统、资本主义精神和分权自治体制是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目标与内容明晰、实施模式多元、广受社会支持和重视成效评估是其实践经验。最终在把握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面临的理念、经费、人员、制度和评估困境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路径:根植我国科学教育发展历史与现实,正确处理文化差异与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辩证关系;营造适切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提升其制度体系完善性和民主参与的文化生态;聚焦专业性人才培养,加强非正式科学教育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重视家庭情境中的科学知识传递,弥补家庭科学教育的缺失;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成效评价,健全其的成效测评体系。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需要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适切性,思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式的互鉴可能;检视整体迈向“公众参与科学”阶段是否冒进;探索非正式科学教育“情境断裂”的缝合思路。

张琪^[2]（2020）在《受暴女性的司法困境探析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涉家暴离婚案件研究》文中指出在调整私生活身份关系的家事审判活动中,离婚案件作为审判机关依夫妻一方之申请对夫妻间身份关系的重新调整,不可避免地带来主体间情感与伦理的双重震动。涉家暴离婚案件因其具有的暴力侵害的风险性以及与之关联的损害赔偿与子女抚养的特殊性,使得其与其他类型的离婚诉讼案件相比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样态。司法实践显示,无论是家庭暴力的实施对象还是因其产生的离婚诉讼都显现出典型的性别权力烙印,女性作为家庭暴力最主要的受害者,其经验在司法裁判中面临着被忽视的现状。而在传统社会学以及法学的研究中,基于理论的性别盲点,往往不能很好地解释家庭暴力的实质并为保护受暴女性免于暴力、实现女性人权发展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需要,女性主义的分析可以提供一种理论与方法的独特视角,发现受暴女性所面临的司法困境,分析司法困境产生原因并提供解决与完善的途径。无论是联合国于1967年通过的《消除对妇女歧视宣言》,还是之后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宣言》,以及1995年在北京举办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都明确将家庭暴力问题列为女性保护的重点问题。除此之外,现行的《婚姻法》,还有即将于2021年1月1日实施的《民法典》以及《反家庭暴力法》等相关规范性法律文件都从立法角度对家庭暴力问题进行了规制,通过预防制止家庭暴力以及确立保障离婚自由的立法价值取向,为已婚受暴女性提供了司法救济的援引。但在司法实践中,受暴女性常常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即司法裁判与女性对自身经验的理解犹如两条平行线缺乏交集,对于作为婚姻无过错方的受暴女性,其在实践中往往基于多种原因不能通过离婚诉讼获得人身安全保障以及经济救济。家庭暴力认定难是受暴女性所面临的第一重司法困境。家庭暴力类型化的立法规制并不能概括受暴女性的实际经历,司法实践中所呈现出的复杂多样的女性受暴经验往往超越了法律规范对于女性经验的理解,这就造成了事实、理论、制度与实践之间的转化难题。法官对于家庭暴力的理解通常涉及到对家庭暴力类型、特征、程度、发生时限等多种因素的考察,当法官欠缺对家庭暴力以及受暴女性经验的理解时,则会造成对家庭暴力事实僵化的认定模式,在实践中以形式要件取代实质要件,造成明显的司法正义失衡。而法官对于证明标准高度“刑事证据化”的倾向,对家庭暴力证据的认定标准的个体化差异等等,都导致受暴女性举证责任畸重。除此之外,受害者往往面临着基于待证家庭暴力行为特征、受害者自身意愿、客观原因的取证不能、专业法律资源的运用限制等原因造成的取证困难。因此案件事实特殊性、法官执业能力水平、受害人举证限制是造成家庭暴力认定难的主要原因。离婚诉求实现难是受暴女性所面临的第二重司法困境。受暴女性往往面临这样的疑问,即认定了家庭暴力事实是否意味着可以获得离婚判决呢?该问题实质在于,家庭暴力是否构成法官认定双方感情破裂的充分条件,其直接关系到受暴女性诉求能否实现。实践中,从司法说理的逻辑分析中可以看出,部分案件中的法官对夫妻感情破裂的说理模式不仅存在着自相矛盾的情况,也违背了常人的情感认知。受暴女性在司法实践中所面临的离婚诉求实现难,向当前的司法实践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什么证据才能被认定感情破裂的证据,这种对证据的要求是否具有可实现性,是否变相加重了原告的举证责任,是否变相证明只有双方均同意离婚才能确实证明双方感情破裂;二是面对家庭暴力认定在司法确认阶段的消减现状,司法机关当如何落实在《反家庭暴力法》中所规定的相应保护义务。权益保障难是受暴女性所面临的第三重司法困境。司法裁判属于对家庭暴力的事后救济手段,除却对家庭暴力行为进行合乎情、理、法的司法反馈外,还要充分考虑判决后一系列的伦理关系与社会关系的重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虽然为保障受暴女性的人身安全权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实践中也存在着措施僵化导致的保护方式受限等情况。除却人身安全保障受限之外,受暴女性往往面临经济上的不利地位而未能通过判决予以弥补,部分裁判中所呈现的对施暴者不能“罚当其过”,不能充分体现法律对家庭暴力行为的否定性评价,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受暴女性却往往因养育子女等照顾义务而限制了自身发展。面对受暴女性在司法实践中所呈现出的困境,以及裁判者在涉家暴离婚案件中所呈现的性别意识形态,传统社会学以及法学研究在提供相应解释时存在着理论的局限性。面对这种局限,女性主义不仅作为一种理论更是一种方法可以丰富和补充对受暴女性的家庭研究。女性主义提供了一种性别的视角还原了受暴女性的真实生活经历,指出性别不只是一个可以忽略或控制的变量,而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社会关系,通过反思女性在婚姻家庭关系中的平等、正义和幸福等议题,指出女性的性别规范负担以及其遭受家庭暴力的可能性往往并不会随着女性的经济地位提高而得到彻底改变。通过女性主义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女性主义对父权制的批判,解释了家庭暴力的本质实际上是父权制下的性别暴力,以及受暴女性为何会出现“受害者退缩”的情况;通过女性主义方法的运用可以发现理性中立的法律规范是为何以及如何造成受暴女性的不利地位,对女性经验进行关注与解读使我们发现女性在生育、家务劳动以及对家庭成员照顾等方面的无形负担以及家庭暴力带给其的破坏性影响。女性主义并不是一种替代性的理论,其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是对传统法学实践推理的有益补充,使我们能够发现女性被忽略的经历以及基于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女性生存的不同样态。通过女性主义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受暴女性所面临的困境存在着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现行法律规范对家庭暴力的规制局限是造成家庭暴力事实认定难的原因之一,法律规范对家庭暴力形式类型固化的表述方式,限制了法官对于法律适用的空间从而忽略了家庭暴力的本质特征。而一般性程序性规范的制约,导致法官基于中立的考量往往不能主动释明或依职权为受暴女性提供帮助。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家庭暴力话语以及父权制形塑下的法官对家庭暴力的认知偏好,体现了权力和文化在法官的家庭暴力认知中的双重作用,导致法官对家庭暴力形成了一定的认知偏好,呈现出排除受暴女性个体经验的样态。女性主义认识论指出,法官对受暴女性的认知优势地位的忽略以及基于认识论不公产生的偏见性认知,阻碍了法官对于受暴女性在家庭暴力中的真实经历的获取,并对家庭暴力的认知造成了认识上的障碍。司法实践中,法官对于家庭暴力后果基于公共秩序的考量,使得在家庭暴力理解与处置上呈现了典型的公私差异,导致了家庭暴力在事实认定过程中被人为淡化,在现实中强化了受暴女性的不利处境。在女性主义看来,除却家庭暴力认定难对受暴女性离婚诉求实现的限制外,尚有以下三方面原因造成了法官对于离婚诉求实现的限制。一是立法价值在个案中的冲突,在涉家暴离婚案件中法官往往需要在秩序、自由、安全等价值中做出选择,其价值选择的位阶差异实际上反映了“新家庭主义”与“女性主义”所体现的不同的理论倾向,而法官对于秩序的优先考虑,实际结果则会以牺牲受暴女性安全为代价。二是法律家长主义对女性自治的干预,使得法官往往认为受暴女性作出的离婚判断并不那么符合自身发展的利益,法律家长主义意识与对受暴女性自治能力之间的认知冲突阻碍了女性实现离婚的自主选择。三是以照顾者义务为主导的家庭责任歧视,使得女性被限制在性别规范当中,因受制于家庭生活中的照顾义务而不能实现从家庭事务以及家庭关系中脱离。在受暴女性的权利救济层面,受暴女性基于自身选择的适应性偏好,其权利救济的选择范围往往是受限的。而法官基于自我角色的限制,导致其对家庭暴力的干预力度不足以对离婚诉讼中出现的家庭暴力进行有效干预。而对于个案特殊性的忽略也常常导致法官未能及时有效的对受暴女性权利进行救济。因此面对受暴女在涉家暴离婚案件中的种种司法困境以及其背后复杂的结构性成因,受暴女性对案件中司法正义的实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对受暴女性的保障不仅需要强有力的法律通过保护与预防作为后盾,更需要在实践中将这些法律落到实处,司法实践中法官不仅应当对意识到裁判不仅是对个案中个体经验的关怀,还应注意到其形塑了司法对女性人权保障的具体形态,以及对社会行为指引的重要意义。除此之外,对受暴女性的救济不能仅仅依靠单一部门发挥作用,还应大力协调相关部门以及发动社会资源形成系统性保障。

安莉^[3]（2020）在《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力量。大学生文化自信与否直接关系着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直接关系伟大中国梦的实现。大学生坚定文化自信关键在于教育,文化自信教育是大学生坚定文化自信的根本方法,是高校实现立德树人根本目标的关键环节,是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更是新时代赋予高校的文化使命。因此,实施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意义重大。本文以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为研究对象,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从文化的多维度认识入手,系统总结了文化自信的形成过程、内涵意蕴和历史演进,以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现状调查为依据,客观全面分析当前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现状,综合运用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等多学科理论,提出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的策略和构建“一优三全”教育体系。全文除绪论和结论外,共分五部分,围绕四个内容展开。第一,阐释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的基本理论。以文化基本理论概述为起点,从文化的内涵、特征、功能三个维度认识文化。从文化自信的提出、基本内涵和独特气质和历史嬗变全面阐述文化自信,明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内在逻辑,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相互关系。对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内涵、构成要素和价值意蕴阐释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明确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就是对自我文化存在形态和理想追求的高度认知与认同,对自我文化价值作用及生命力的坚定信心,对我自我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积极践行,明晰文化自信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关联。第二,阐述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借鉴。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化思想为指导,系统梳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为研究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借鉴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和约瑟夫·奈文化软实力、巧实力理论,吸收其理论精华,为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提供思想借鉴和现实指导。第三,对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现状进行实证分析。为准确把握当前大学生文化自信表现和文化自信教育现状,面向全国高校,选取不同层次、不同地域的97所高校中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6905名大学生进行了自编问卷的网络调查,对调查结果进行了频率和差异分析;同时,对33所高校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专家、学者、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业课教师、政工干部做了线上线下深入访谈。结合调查问卷分析结果和访谈情况,全面审视当前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现状,肯定积极表现,正视存在问题,对问题成因进行客观分析,为科学有效地实施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奠定坚实的现实基础。第四,提出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的优化策略和体系构建。强化以人为本,以文化人,知行合一,文化共同体的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理念;遵循文化的方向性与教育的科学性相统一、文化的主导性与大学生的主体性相统一、文化的理论性与教育的渗透性相统一、文化的系统性与大学生个体针对性相统一的教育原则;通过培根、固本、铸魂、通脉筑牢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内容。在教育路径上,提出聚焦整体格局,优化教育环境;聚焦关键人员,全员参与文化自信教育;聚焦关键环节,文化自信教育贯穿全过程;聚焦关键领域,全方位实施文化自信教育,构建“一优三全”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体系。

李庭^[4]（2020）在《从“两性平等”到“两性和谐” ——人类解放视野下的女性主义研究》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利平等作为人与人之间外在冰冷的连接,导致人与人之间相互疏离。与此相一致,近现代女性解放以“两性平等”为内容,反而使性别关系逐渐走向对立——“两性平等”是“启蒙运动”反对男权社会所造成的“现代性”,然而只有将女性主义研究纳入到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的视野中,才能真正实现两性和谐。人类文明史就是以男权控制为标志的社会史。男性把持着性别的至高点奴役着女性,使女性长期处于性别的“边缘”状态。这种严重不对等的两性关系,使女性的社会地位仅高于奴隶,她们在思想意识、性别身份和社会角色各方面依附于男性。无论社会形态如何更替,女性的这种“第二性”身份都实行严格的代际传递——两性之间的不平等是人类社会不平等的一个缩影,男权企图在思想意识、性别身份和社会角色各方面,以虚假的“存在即合理”理论依据压制女性的觉醒。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实中来看,不平等的两性关系不仅是对女性的压抑,也是对男性的异化。近代“启蒙运动”的勃兴,使女性主义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追求两性平等。然而,女性主义呈现出“女性”看齐“男性”,以为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地位等就会实现“两性平等”,这是“两性平等”的幻像。更为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试图建立起“女权”推翻“男权”、“性别”取代“人性”的女权自信以获得解放,这不仅割裂了性别统一性,还将异化的男性群体排除在女性解放范畴之外。马克思对一个群体的自由以另一个群体不自由作为代价的现象进行了揭露,“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是新的桎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9页）以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分析不同时期的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发现:女性的本质、身体行为、心理等方面在异化的女性主义指导下均呈现异化状态,直接导致女性对“两性平等”内涵的理解以及进行的女性解放也是异化的。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研究女性解放的根本目标、基本内容和现实要求应当是以人类解放为视野,实现两性和谐,即:消解性别差异、实现两性自由全面发展和两性共同生命理想。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绪论,阐明了选题原因以及选题意义。基于对当代社会的女性问题以及两性之间矛盾冲突的关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分析女性解放的工具,发现女性解放呈现异化态势,女性主义研究必须进行变革。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论述要求,女性解放纳入到人类解放之中,女性解放的异化才会被扬弃,而且实现的是一种真的人的解放,以及实现两性之间的和谐。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女性主义研究的结合,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具有当代意义,同样对两性和谐的复归具有科学性的指导作用。第二章,两性不平等的产生与演变。男权社会从根本上否定了女性拥有天然自由平等的权利,从而剥夺了女性在世俗社会中的公民平等权利。女性长期受阶级社会以及父权制社会的双重压迫,直到“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对人类天然平等权利,即“人生而平等”的重新讨论使女权意识觉醒。第三章,两性不平等到两性平等的追求,即女性解放。女性开始从世俗中的公民平等权利以及伦理道德意识上的“人生而平等”为出发点,进行女性自由平等的复归。推翻父权制只是女性解放中的一部分,但是女性解放本末倒置,进行了一系列的激进解放运动以及一些激进的女权思想宣传,使整体的女性解放呈现为片面性的发展趋势,解放内容也多为权利解放。两性关系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女权激进的举措使两性关系矛盾冲突升级,取得限定胜利的同时伴随着许多新生女性问题的出现,例如,女性贫困化、女性就业歧视等。第四章,运用异化理论对女性解放进行分析。异化理论视阈下,女性的“类本质”、思想意识以及身体、行为等均被异化,这将直接导致女性对“两性平等”的认知具有偏差,以异化的意识去定义的“两性平等”内涵以及以异化的姿态去进行的女性解放必将是异化的“解放”以及失败的“解放”。女性对异化男性问题的忽视,对自身个体发展的漠视都将导致女性进行的解放是片面性的“解放”。所以,女性的解放思维必须进行变革,而马克思在异化理论中以及关于人的本质论述中都强调了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类才能实现异化的扬弃,实现最根本的人类解放,所以,女性解放必须纳入到人类解放之中,将两性平等解放目标上升至人类解放。第五章,人类解放视野下的两性和谐。马克思认为实现自由,就必需扬弃异化劳动,使人的类活动不再受到异己力量的支配,复归到自由的、有意识的类活动。所以,将女性解放置于人类解放之中,不仅会扬弃人的异化,同时也将片面的权利平等复归到人类解放,这将消除性别之间的对立矛盾,性别之间从相互否定到相互认同,从相互蔑视到相互欣赏,从相互对立到相互支撑。这样,两性之间拥有共同的生命理想,这就是人类解放视野下女性解放最终目标——两性和谐。

马赫^[5]（2020）在《明星偶像崇拜的失范与重构路径研究 ——以流行文化中的青少年学生群体为例》文中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发展,流行文化已经全方位的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明星效应和明星偶像崇拜作为流行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与载体,使得流行文化在传播和大众化上得以可能,是流行文化不可或缺的生命力。人是文化的载体,也意味着文化对人具有形塑的功能,而偶像崇拜作为青少年时期的一种过渡性行为,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青少年主要以明星偶像作为自身崇拜与追捧的对象。近年来,由于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中的失范行为带来的文化讨论与社会问题也逐渐成为大众舆论与学术界的讨论热点与研究焦点之一。如私生粉跟踪偷拍与隐私侵犯、职业黑粉拉踩与谣言散布、打投流量购买与言论控评、恶意举报与网络暴力、过度迷恋以至于情感带入等粉丝负面事件屡见不鲜,“饭圈女孩”、“跪族男孩”等青少年粉丝群体的失范行为往往成为网络社交媒体的热点新闻。因此研究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现象、失范及其社会效应具有重要的社会学与文化学意义。当前,关于偶像崇拜的研究已经从大众文化研究领域拓展到心理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教育学等人文学科的多个学科与研究领域,对明星偶像崇拜的研究也从单一的理论转变为多元的分析,而且更加关注明星偶像崇拜群体的内部运行规律和心理活动,探索流行文化与偶像崇拜的价值与意义。我国学术界在青少年偶像崇拜研究上侧重对现象进行调查,如描述偶像崇拜的特征、原因,强调偶像崇拜与榜样学习之间的关系,注重对我国青少年榜样教育问题提供指导性策略,总体缺少对明星偶像崇拜失范问题的详细解读与重构路径的具体剖析。本研究首先梳理了流行文化与偶像崇拜的历史演变,描述了社会变迁下偶像崇拜尤其是明星偶像崇拜的发展与变化,总结出青少年偶像崇拜现象的流行文化背景及时代转变过程。中国偶像崇拜文化经历了从单一化到多元化、从精英化到大众化、从政治到文化的转变过程,中国偶像则经历了英雄偶像,明星偶像,选秀、草根偶像,流量、养成偶像的发展历程。其次,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等研究方法实证分析、比较与阐释了我国青少年偶像崇拜的现状与明星偶像崇拜新特征。当前我国青少年偶像崇现呈现出泛化与较高卷入度,崇拜对象以明星偶像为主流、二次元偶像彰显出时代的特征,在崇拜活动中科技使用与消费行为成为常态,并在自我认知上表现出主动性,而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失范的负功能有待进一步分析。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则显示出了消费需求与粉丝经济、技术进步与推动、明星偶像的养成与低龄化、偶像制造的麦当劳化、粉丝类型的多元化、粉丝群体的组织化等新特征。明星偶像崇拜文化作为一种流行文化,其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以及大众本身所具有的正功能不容忽视。但是,近年来由于粉丝对明星的过度崇拜与迷恋所导致的明星偶像崇拜失范现象与行为带来了超出理智的后果与社会问题。再次,结合当代中国社会中多样化的明星偶像崇拜失范现象与行为进行访谈分别从粉丝的文本生产符号异化、消费与拜金主义、自我的丧失、狭隘性、非道德化、娱乐极端化等方面,解析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的具体失范现象与行为,呈现其作为一个社会问题的普遍性以及对其予以重构的意义。通过文化与认同、个体与组织、制度与科技等维度分析了明星偶像崇拜失范产生的原因,并从网络社会流行下生活态度与价值取向、社会化主体间的影响与作用、基于亚文化视阈的探讨等视角对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失范现象与偏差行为进行了学理性思考。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现象代表着网络社会下青少年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的形成,是当代青少年价值取向的体现。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的失范不利于青少年的自身成长、社会稳定与发展,体现了社会化主体与青少年之间的矛盾性,也体现了社会化主体之间的统一性。青少年偶像崇拜亚文化反映出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已经不再是单一的个人问题或者心理活动,更是一种文化的实践,体现了亚文化在发生、发展过程中自身风格化的展现以及与主文化的对立与融合。最后,在研究基础上探究了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在价值、规范和行为的社会系统中路径重构的可能性,提出发挥政府、社会和个人三方的合力正确引导青少年偶像崇拜的观念与行为。对于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失范现象与行为不能置之不理,但主流文化不应是单一的否定与阻隔的状态,而是通过积极的引导策略与调适形式,在放任恣意发展与合理监督引导之间形成一种适度的张力,为明星偶像崇拜亚文化的构建和青少年失范提供价值与行为等方向指引。总之,当今中国流行文化下的明星偶像崇拜现象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青少年粉丝及其诸多言行也常常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虽然学术界围绕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并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但对于流行文化中当代青少年粉丝的偶像崇拜特点与失范问题研究仍有缺憾。因此,本研究意图通过对我国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的研究来推动相关领域的进展,并对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偶像观与价值观有所裨益。

迮娴^[6]（2020）在《苏中农村初中学生媒介素养的调查研究 ——以江苏省Y市J中学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在媒介化的社会里,人们与媒介的关系已经不可分割,人们只有具备基本的媒介素养,才能坦然的面对媒介所传递的信息,并对这些信息做出正确的理解和批判,才能让媒介服务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因此,提升媒介素养是很重要的课题。在各类人群中农村学生比较特殊,由于知识、技能、生活和学习环境的限制,在媒介素养方面,农村初中的学生与其他类别的学生之间存在较大的不同。本研究笔者调查分析了苏北地区农村初中学生的媒介素养。本研究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阐述了研究背景、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与研究的意义,构建了农村初中学生媒介素养的研究框架。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主要综述了关于媒介素养和中学生媒介素养的已有研究。第三部分是调查设计,研究并设计了调查的框架和问卷。第四部分是调查的实施及总结,运用调查问卷定量研究描述了笔者的工作地的农村初中学生的媒介素养现状,同时介绍了访谈的相关情况。这部分对数据的分析主要从四个方面加以整理:样本信息统计、媒介信息接触使用统计、媒介信息理解统计和媒介信息批判统计。研究发现农村初中学生对媒介缺乏正确的认识、对媒介使用存在偏差、媒介信息理解能力较弱、媒介信息批判能力不足等问题。第五部分是农村初中学生媒介素养提升策略,根据第四部分收集到的数据以及发现的问题,借鉴国内外媒介素养研究的成果,试图从学校、家庭和个人等多个层面提出农村初中学生媒介素养的提升策略。第六部分是总结与展望,在前文的基础上,总结本研究的结论和不足,展望农村初中学生的媒介素养下一步研究方向。

刘秀^[7]（2020）在《共产主义：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文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个人占有产品的权利,而只是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奴役他人的权力。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应当在保留个人正当占有的前提下而不使之发展为奴役人的权力。这就是本文的核心观点。私有财产积极扬弃的科学内涵,是基于对私有财产的阐述、分析和批判,论述未来共产主义财富分配、占有以及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历史内容。一直以来我们的学界把消灭私有制和消灭私有财产等同起来遮蔽马克思肯定私有财产合理性内容的维度,经常地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理解为对一般物质利益关系的批判。可是对私有财产的批判不能变成对占有财富的否定,因为私有财产经历肯定自身、否定自身到扬弃外化向人类自身回归的辩证发展过程。这表明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把异化和扬弃异化的历史过程统一于向真正的人和社会的财产回归。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就是向其对立面即真正的人的财产的归还,不仅把私有财产批判研究转化为个人占有财产的限度的研究,而且从私有财产自身的扬弃逻辑中使消灭私有制得到科学说明。本文除绪论外由五章组成:首先,必须明确私有财产是一个动态发展着的历史概念,追溯私有财产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发现私有财产在内涵和外延两个层面不断丰富其自身。私有财产从产生起就推动婚姻家庭、国家以及所有制关系的生成和变化,从不动产到动产、从占有到所有、从私人领域到社会领域的变化更是从在内容、属性、空间等范畴进一步确立私有财产的规定性。可以说不同时期私有财产具有不同的历史形式,恰好是从中获得关于私有财产本质规定性的重要依据。其次,进一步明确私有财产的构成,我们从不同派别的学者关于私有财产论述的分析与批判中发现,他们是在寻求财产占有的合理性基础、合法性内容以及正当性主题中建构起财产私有的逻辑。这恰恰为我们批判和扬弃私有财产提供新的任务与方向:必须破解关于私有财产存在的前提问题。第三,回到马克思关于私有财产关系本质的揭露上,我们发现正是基于对私有财产本质的揭露,马克思实现了其哲学任务的最终转向——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在批判德国古典哲学和国民经济学中,马克思表明私有财产的本质不是一种法权关系,而是生产关系,资本关系。不论私有财产在历史上体现为皇帝意志、自然权利还是一种社会权利,作为一种财产权归根结底是社会关系的表现。马克思在市民社会对国家的关系中首先揭露私有财产的法权外衣,因而从法权关系推进到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作为描述财产关系的一般性内容不具有批判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功能,因而需要进一步从生产关系推进到资本关系认识私有财产的本质进而实现对私有财产的批判。第四,马克思揭露私有财产本质的过程也构成了其对私有财产人道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社会主义批判的路径,遵循“哲学成为现实”以及“现实成为哲学”两个原则统一起来建构私有财产积极扬弃的逻辑。马克思对私有财产的人道主义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相结合,一方面突破国民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前提,揭露“物与物”背后“人与人”的关系,实现对私有财产的人道主义批判;另一方面突破古典哲学“概念自我规定”的思辨逻辑,揭露“人与人”的关系背后“现实的规定性”,使私有财产向人复归的扬弃逻辑在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获得现实的规定性。没有这二者之间的结合,就无法实现对私有财产科学的社会主义批判,也无法辨析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关于私有财产的批判。最后一章阐明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不再以扬弃私有财产为中介的人的本质的实现。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就在于人类社会不再以私有财产的扬弃为内容,因为消灭财富的权力内容但不破坏个人占有,在劳动中个人将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人类社会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无限发展的过程。

华昉^[8]（2020）在《从“有用工具”到“解放灵魂” ——努斯鲍姆《功利教育批判》的思想政治教育审视》文中指出美国着名哲学家、教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Craven Nussbaum）,强调文化多元主义教育模式,并特别强调教育的民主性。努斯鲍姆的《功利教育批判》一书,是基于一些民主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对美国教育以及世界部分国家教育现状进行的剖析。由此,努斯鲍姆逐渐意识到缺乏理性判断、同情心以及想象力的功利主义教育的危害。批判了“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美国教育发展模式,同时对世界提出教育改革的倡议,意图培养具有批判力、有想象力、有同情心的民主公民。拒绝专注培养“只接受技术训练,对权威毫无质疑,完全服从的人”和“有能力的但是呆滞,丝毫没有思考和思想的赚钱工具”,她所倡导的摒弃“以盈利为导向”的教育理念,为世界教育改革提供一种新的教育模式。在此基础上,努斯鲍姆借鉴传统教育思想,提出了“超功利教育”理论。但是,她所批判的全球教育的现实,并非是对现有教育的彻底摧毁,而是提倡对教育进行创造性地改革。她希望通过对不同制度下国家教育的分析,找出教育弊端,从而恢复人文社科的地位,建构一种从“有用工具”到“解放灵魂”的“超功利”现代教育理念,真正解放人性的“灵魂”,实现非功利教育目的。虽然努斯鲍姆的超功利主义教育思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她毕竟是基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基础的教育理念,并为本国意识形态教育服务的。这始终不能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相适应,甚至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对立,与我国“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铸魂育人”的目的有着质的差异。本文在分析了努斯鲍姆的超功利主义教育的基本观点后,着重从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立场对其进行价值审视,并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识形态批判。明晰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和价值旨归,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具有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具有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兼具“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还是“成才”教育与“成人”教育的结合;并且对努斯鲍姆“解放灵魂”的“培养人性”,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铸魂育人”的本质差异进行深刻剖析、定性,并得出结论。本文分六个章节,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在绪论这一章中,主要对文章研究的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及创新点和不足之处做了详尽论述。为文章的整体写作进行材料准备以及理论支撑。第二章,西方“有用工具”式的功利主义教育的现实状态。基于此,笔者首先对功利及功利主义教育进行概念解析;其次,交代西方功利主义教育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理论前提;最后,在对历史以及理论线索进行梳理后,不难发现西方功利主义教育产生进入了一定的实践偏离,从而引发一定的消极影响。第三章,努斯鲍姆“解放灵魂”超功利主义教育的生成。这一章中,首先交代努斯鲍姆超功利主义教育产生的背景;其次,对努斯鲍姆提出的培养个体批判性思维、同情心以及想象力思想进行理论溯源;最后,找出努斯鲍姆超功利主义教育思想对现实生成逻辑。第四章,努斯鲍姆超功利主义教育的核心要义。本章是全文的重点章节,重点论述了努斯鲍姆对功利主义教育思想的理性批判;诉清努斯鲍姆超功利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论内涵;提出努斯鲍姆超功利主义教育思想的实践原则。第五章,努斯鲍姆超功利主义教育思想的评价与马克思主义批判。在本章中,我们将围绕努斯鲍姆超功利主义教育理论的合理性以及局限性进行例证和分析,并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对其进行理论价值批判,为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越性进行理论准备。第六章,努斯鲍姆超功利主义教育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审视。努斯鲍姆超功利教育思想虽然具有一定意义上的教育先进性,但仍然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的局限性那么,在本章中,我们必须理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能够保持科学性和先进性的原因。解释思想政治教育是“工具理性”还是“价值理性”?是“成才教育”还是“成人教育”?努斯鲍姆“解放灵魂”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铸魂育人”的“魂”有何种区别?

朱钰嘉^[9]（2020）在《游戏素养教育视角下青少年游戏成瘾预防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数字游戏作为一种日益发展繁荣的新媒介,其影响力已然渗透到了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游戏产业的兴盛,不仅给人们带来经济上的增长、文化上的创新、社交上的便利,也带来了青少年游戏成瘾等负面问题,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家庭矛盾、师生矛盾和青少年暴力犯罪。数字游戏的这种双刃剑特性,使得人们迫切地需要具备一种“趋利避害”的使用能力。于是,游戏素养教育问题开始在近些年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在数字游戏愈加流行的背景下,游戏素养被认为是一种潜在的有效机制,可以保护青少年免受不良游戏的影响。当前,我国学界虽然对游戏素养的重要性有着广泛的共识,但对于游戏素养究竟应该包含哪些具体要素才足以帮助青少年应对游戏泛滥带来的挑战,却还未能形成一致意见。也正是因此,我国格外缺乏关于青少年游戏素养现状的实证调查以及游戏素养与游戏成瘾间确切关系的研究。本文从传播学与教育学的交叉视域出发,在大量阅读国内外游戏素养与游戏成瘾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理清了游戏素养的内涵、构成要素和与其他近似素养概念之间的关系,构建了自己的游戏素养理论模型。其后,在数字鸿沟理论的指导下,本文采取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通过对城乡地区共574名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了解了我国青少年游戏素养与游戏成瘾的现状,探索了人口统计学因素对游戏素养产生的影响,深入剖析了游戏素养与游戏成瘾间的确切关系;另一方面也通过对来自家庭、学校、社会三方的16名教育者进行深度访谈,从认知、态度、行动、困难四个方面,了解了我国对青少年开展游戏素养教育的具体情况,探寻了造成城乡青少年游戏素养差异的可能原因。最后,本文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我国在青少年游戏素养的教育实践中存在哪些不足,结合传播学和教育学的相关理论以及国外游戏素养教育的相关经验,站在游戏素养教育的视角,提出了如何更好预防青少年游戏成瘾的对策和建议。

任文静^[10]（2020）在《论中学语文的批判性阅读》文中研究指明阅读是提高个人素质和综合修养的一种必要手段,是拓展思维深度,让思维更具生命力的有效方法。阅读教学是语文教学的核心,语文阅读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也是学生语文素养的生长点。批判性阅读是在尊重文本的基础上,利用批判性思维对文本内容和事实进行分析,从而形成对文本的理解,在与文本的积极对话中产生合理独特的评价与见解,最终获得理性观点的阅读方法。批判性阅读重视读者思考的过程,是一种深层次的、创造性的阅读活动,是阅读的高级形式。中学生正处于思维发展的最好时机,而批判性阅读能力的培养是提高学生思维能力的有效途径。开展批判性阅读教学有助于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帮助学生批判性地选择和辨别相关信息,锻炼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从而提升学生的鉴别力、判断力与创造力!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是中学语文教育中两个基础性的素质,分析批判性阅读、批判性阅读教学以及影响因素,有助于提高中学语文的有效阅读,有助于语文知识的积极获取。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理论、解构理论认为,阅读应当是阅读主体主动甄别、取舍、解构、改造、创造、建构知识的过程。但是,作为社会人,中学生的阅读实践必然受到自身阅历限囿、教师、学校、家庭、社会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为此,本文将从影响批判性阅读行为的学生、教师、学校、家庭、社会等因素剖析批判性阅读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从学生批判性阅读习惯养成,教师批判性阅读教学指导、学校批判性阅读平台建设,家庭批判性阅读氛围营造和社会批判性阅读环境机制建构五方面提出中学批判性阅读的改进建议。

二、家长批判还是社会批判（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家长批判还是社会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1）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受暴女性的司法困境探析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涉家暴离婚案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从“两性平等”到“两性和谐” ——人类解放视野下的女性主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明星偶像崇拜的失范与重构路径研究 ——以流行文化中的青少年学生群体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苏中农村初中学生媒介素养的调查研究 ——以江苏省Y市J中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共产主义：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论文提纲范文）

（8）从“有用工具”到“解放灵魂” ——努斯鲍姆《功利教育批判》的思想政治教育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9）游戏素养教育视角下青少年游戏成瘾预防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论中学语文的批判性阅读（论文提纲范文）

四、家长批判还是社会批判（论文参考文献）

• [1]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D]. 李青.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0)
• [2]受暴女性的司法困境探析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涉家暴离婚案件研究[D]. 张琪. 吉林大学, 2020(04)
• [3]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研究[D]. 安莉.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7)
• [4]从“两性平等”到“两性和谐” ——人类解放视野下的女性主义研究[D]. 李庭. 吉林大学, 2020(01)
• [5]明星偶像崇拜的失范与重构路径研究 ——以流行文化中的青少年学生群体为例[D]. 马赫. 吉林大学, 2020(01)
• [6]苏中农村初中学生媒介素养的调查研究 ——以江苏省Y市J中学为例[D]. 迮娴. 扬州大学, 2020(05)
• [7]共产主义：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D]. 刘秀. 吉林大学, 2020(08)
• [8]从“有用工具”到“解放灵魂” ——努斯鲍姆《功利教育批判》的思想政治教育审视[D]. 华昉. 吉林大学, 2020(08)
• [9]游戏素养教育视角下青少年游戏成瘾预防策略研究[D]. 朱钰嘉. 浙江工业大学, 2020(05)
• [10]论中学语文的批判性阅读[D]. 任文静. 福建师范大学,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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