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央民族大学戴庆厦教授来访并进行学术指导（论文文献综述）
王雅萱[1]（2020）在《内蒙古通辽市语言生态及语言和谐建设研究》文中认为生态语言学主张语言与外部环境及其赖以生存的自身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语言系统与生态系统具有相似的内部关系,认为语言多样性程度越高的生态环境系统具有更高的和谐性与稳定性。但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境内的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开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不同程度的影响着语言的多样性和语言生态的和谐。本文的研究以生态语言学的“语言多样性”理论为主体框架,从内蒙古通辽市的语言生态系统出发,运用语言田野调查的方法,实地调查内蒙古通辽市的语言使用现状,通过访谈等方法对内蒙古通辽市单语使用者、双语使用者或多语使用者的语言态度、语言期待等进行调查。使用统计学软件SPSS（Statistics Package for Social Science）对调查问卷的数据进行概率统计,并结合文献资料与前人的研究成果,对田野调查数据进行定量分析阐述。进一步结合社会文化、民族认同等因素分析,探讨内蒙古地区语言和谐及语言保护问题。本文除结语外,共从六个方面展开调查论述: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缘起、研究意义、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二章,介绍本研究调研地及被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本章首先从城市概况和语言分布情况两个方面介绍本研究的调研地——内蒙古通辽市;其次,从性别、年龄、民族、区域分布、文化程度、受教育程度等方面介绍本次田野调查的调查研究对象的基本概况。通过调查,我们认为内蒙古通辽市作为调研地具有很好的典型性,适合在该地进行本次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对象符合调研要求,所得出的调研结果具有代表性。第三章,调查内蒙古通辽市语言使用现状。本章主要从语言使用调查方面描述内蒙古通辽市语言使用现状。并通过SPSS20.0软件分析,得到本研究所需的研究数据。通过分析,内蒙古通辽市大部分语言使用者汉语水平高于蒙古语水平,随着年龄的降低双语使用者在生活学习中使用汉语的频率增高。第四章,通过问卷调查,对通辽市各民族对国家和地方现行的有关语言文字的法律法规的知晓水平进行统计分析,并结合语言态度方面的数据对通辽市公民对语言使用的态度进行分析。在了解语言使用者对语言文字法律法规的认知情况的同时,了解现行语言文字法律法规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推广情况,为政府深入推行法律法规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参数。从数据上看,通辽市的市民对国家语言文字的法律法规的知晓度偏低,政策的宣传效果欠佳,但语言使用者对汉语和蒙古语的态度都十分良好,没有出现排斥现象。第五章,总结分析内蒙古通辽市的语言生态现象以及内蒙古通辽市的社会发展对其语言生态影响。首先,根据前文的调查结果,可以发现内蒙古通辽市语言生态的特征分别为:蒙古语还具有较强的语言活力、产生许多汉蒙混词、随着语言使用者年龄的变化不同语言使用呈现出层次性、语言景观字体大小体现语言顺位以及存在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其次,从民族身份认同、社会语言认同、社会网络发展以及区域经济发展四个方面分析推进内蒙古通辽市语言生态变化的影响因素。如城市经济发展带动人口流动,外部移民的语言与当地民族的语言进行语言接触造成直接影响。第六章,基于前文,提出保护内蒙古通辽市语言生态和谐的建议。少数民族地区多语和谐具有保护民族完整性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因此,本章从维护语言多样性、加强语言文字相关立法及执行制度、推进双语教育以及利用媒体途径传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四个方面对内蒙古通辽市语言生态保护提出建议。
刘定慧[2]（2020）在《语言接触视角下汉语俄源词演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语言接触是语言演变的根本动因。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其从学科发展到理论建设也都日臻完善。而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演变现象更是成为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不过,由于语言接触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学界对语言接触的研究存在着一定的不均衡现象。主要表现为对国内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接触、普通话与方言接触着力较多,研究得也更为深入。而对汉语与外语之间相互接触的研究稍显薄弱,而就汉语与外语接触的研究而言,也主要集中于对汉语与英语、日语的接触研究,对汉语与其他外语的接触研究则关注不够。“五·四”时期开始,很多充满时代色彩的俄源词开始批量进入到汉语中,其所携带的社会文化意义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然而,我国学者关于汉语外源词的论着中,大多比较重视英源词和日源词的研究,而对俄源词的研究则缺乏足够的关注。基于此,本文在先学研究的基础上以汉语中的俄源词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语言接触的视角出发对不同历史时期俄源词的引进特点、本土化规律和动因以及俄源词在汉语中的活力状态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本文共分六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通过对已有语言接触研究、语言接触引发的语言结构演变研究、语言演变中的词汇借用研究、汉俄语言接触中的汉语俄源词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后,指出了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第二章主要对不同历史时期俄源词的引进特点进行了研究。本章以重要的中俄（苏）交往历史事件为时间节点将俄源词的引进大致分为五个时期:恰克图边境贸易兴起时期、中东铁路修筑时期、“五·四”至解放前时期、中苏友好时期、苏联解体至今的新时期。通过参阅相关文献资料以及检索俄源词在《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BCC语料库》中的最早出现时间,界定了现有俄源词出现在汉语中的大致时间范围,从而将其归并到本文所划定的相应历史时期对其引进特点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汉俄语言接触范围、接触方式和接触主体的不同是造成不同历史时期俄源词呈现不同特点的主要原因。第三章主要对俄源词语音本土化及其主要动因进行了研究。本章在汉俄语音对比的基础上,对俄源词进入汉语后在音节结构演变及汉俄音系匹配方面呈现出的规律和特征进行了全面地分析研究。俄源词语音本土化首先体现在其进入汉语后发生了十分普遍的音节结构演变现象。本文发现,不仅俄语中独有的音节结构发生了演变,而且汉俄语言中共有的音节结构也发生了演变。据本文分析,增加音位和删减音位是俄源词音节结构演变主要方式,并且呈现出以增加音位为主的特点。汉俄音系匹配则是俄源词语音本土化的又一重要体现。本文发现,用汉语声母匹配俄语词首辅音、用汉语韵母匹配俄语元音的现象在汉俄语言接触中十分普遍。并且本文还发现了用汉语韵母匹配俄语辅音的特殊情况。通过对具体匹配形式进行归纳整理后,本文分析出了汉俄音系匹配的两种主要方式:相似匹配和条件匹配。结合对具体语言事实的分析后,本文认为,汉俄语音差异是促使俄源词音节结构演变的根本动因。而词汇借用过程中的知觉映射、音系知觉原则等汉语母语者的认知因素则是促成汉俄音系出现多种匹配形式的重要原因。这些因素同时也是俄源词语音本土化的主要动因。第四章主要对俄源词词汇本土化及其主要动因进行了研究。本章利用汉俄两种语言的大型综合语料库对俄源词在汉俄两种语言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分析对比,对俄源词进入汉语后在结构和表意方面的本土化规律和特点进行了详细地分析。俄源词进入汉语后在结构方面的本土化主要体现在产生了几种特殊的构词方式。这些构词方式不仅为汉语带来了全新的构词语素、构词模式,还将特殊构词中所蕴含的俄罗斯民族所特有的心理特征、文化背景和认知方式等也同时带到了汉语中,从而对汉语产生了影响。俄源词进入汉语在表意方面的本土化主要通过音义相兼、词义变化、语用意义变化、影响汉语固有词词义等多种方式来实现。通过一系列适应汉语语言体系的变化,俄源词在实现表意本土化的同时,也在填补汉语语义空缺、促使汉语语义系统重新调整方面影响了汉语。本文通过对具体语料进行分析后,认为俄源词进入汉语后词汇本土化的动因既有适应汉语语言环境的语言内部原因,也有社会、心理及文化因素等语言外部的原因。第五章主要从共时角度对俄源词在汉语中的活力状态进行了研究。本章结合几个大型语料库的检索结果对筛选出来的近1000个俄源词在汉语中的总体活力状态进行了宏观界定。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超过半数以上的俄源词在汉语中已经失去活力,只有少部分俄源词继续在汉语中维持活力。为了进一步考察俄源词在汉语中的具体活力状态,本文从存有活力的俄源词中甄选出了被2016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收录的俄源词作为考察样本,结合其在《人民日报》（2015-2019）中的使用情况,对其活力程度和活力特征进行了研究。本文发现样本中的俄源词虽然都属于本文所界定的有活力状态,但是其在汉语中的具体活力程度却存在差异。本文通过对具体语料进行分析后认为,使用频次、语义表达、语法功能、语用范围和语用领域等语言因素以及相关的社会因素均会对俄源词在汉语中的活力状态产生影响。第六章是本文的结语。主要对全文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本文的研究价值和存在的不足。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不仅对汉语中的俄源词演变规律有了更全面、科学、客观地认识,而且对汉俄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也有了更系统地把握。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对非亲属语言之间词汇借用规律的理解和认识。词汇借用现象是一个经久不衰的常新课题,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在未来的研究中仍需不断完善和深化。
余文婧[3]（2020）在《云南勐腊“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家庭国家通用语言规划调查研究》文中提出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腊县位于中国西南部的中缅、中老边境“直过区”,是国家级贫困县。当地少数民族众多,母语认同较高,能力较强,语言使用长期处于自然随意状态。扶贫先扶智,扶智先通语,云南边境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语言生活问题值得学者们去关注。经过国家、政府及语言工作者的努力,国家通用语言在云南跨境“直过民族”贫困地区得到了一定的传播,但少数民族贫困家庭并未把国家通用语言进行合理的规划,家长和教师的管理不到位,管理策略欠缺,种种因素导致当地少数民族国家通用语言使用率低,能力弱;此外,当前现有研究仅涉及到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人口、文化教育方面,对家庭语言规划、家庭国家通用语言规划涉之甚少。因此,结合当前国家形势,助力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增强国家控制力,加强宏观政策和微观语言规划相结合,形成自上而下的语言规划系统,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应用能力的有效提升已迫在眉睫。本研究结合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社会心理学及语言传播学的相关理论,以家庭语言规划为基础,以国家通用语言传播为背景,以儿童、家长及教师为目标对象,对勐腊“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家庭国家通用语言规划状况进行剖析。全文一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第二部分为调查方案设计。第三部分为勐腊哈尼族儿童家庭国家通用语言规划现状,主要通过数据统计进行定量定性分析,内容包括儿童家庭国家通用语言意识、实践、管理三方面。国家通用语言意识主要体现为期望认同、情感认同、行为认同、价值认同;国家通用语言实践包括语言基本能力和应用能力、语言的选择和使用情况;国家通用语言管理主要包括家长、教师对儿童的语言认同管理、语言实践管理和管理策略。第四部分为勐腊哈尼族儿童家庭国家通用语言规划的特点和成因,特点主要表现为:规划意识低、实践少、管理弱;成因主要归纳为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第五部分是对勐腊哈尼族儿童家庭国家通用语言规划的思考及提升建议,本文充分挖掘现状背后的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基础教育建设、脱贫减贫等社会问题,分别从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媒体层面提出相关建议。
Quach Cong Nam[4]（2020）在《越南芒族传统文化变迁研究 ——以清化省为例》文中认为我是越南在中国的留学生,多年在中国学习并不断反思越南少数民族（芒族）的传统文化变迁。自20世纪90年代起,越南社会学界把研究的重点从过去的社会形态理论转向了各民族具体的文化现象和现代化进程,涌现出了一批有关民族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应用性成果,但有关芒族社会文化发展变迁的研究成果还比较稀少,缺乏较深入的调查和理论研究。2009年,越南人口普查,全国的芒族人口有1268963人。芒族的人口数量,居全国少数民族的第三位,是少数民族中比较大的民族。芒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世代主要居住和平省、清化省及其邻近地区,属于和平省的原住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芒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世代传承的民族文化。越南社会发展和制度变革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使得原本封闭落后的芒族社会与外界的交流日益频繁,传统文化的各个层面正在发生着显性或隐性的变化,对这些文化变迁的描述和变迁深层原因的挖掘,以及对变迁所带来的对芒族传统文化产生的影响的分析,成为当今越南芒族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在对芒族聚居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作为根本指导思想,以文化人类学关于变迁的研究成果及社会学、民族学等相关理论为依据,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资料,对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变迁现象进行历时性的纵向梳理,并在共时性的背景下进行适当的比较研究。本文以清化省的芒族为主要考察对象,以其文化变迁的典型案例来说明越南芒族文化变迁过程,同时将清化省的几个县社作为参照,进行比较,试图总结出芒族传统文化变迁的过程和特点,并反思其得失及何以得失。我们调查发现,芒族的语言文化、穿着文化、住宅文化以及婚姻家庭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如果将清化省芒族人的芒语来代表越南芒族语,可以看到芒语已经成为一种衰退的语言。在清化省芒族人居住的地区,芒语已经不是区域内的优势语言,最多只是村落中的一个通用语言。芒语不停地受到京语和其他语言的影响,其70-75%的固定词语是从京语借来,衰变速度越来越快。语言的衰变过程也是群体分化过程。不过,目前芒族语还可以用自己的语法来规范外来词,而不破坏自己已有的结构。此外,很多清化省的芒族人家集居在农村,形成一个特定的语言环境。由此,芒语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其次,在越南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影响下,芒族人的穿着文化、住宅文化的变化非常显着。传统服装不再是许多芒族人的日常穿着,而是节日礼服。在乡村,高脚屋比以前少,但仍较普遍;不少的新建房屋仍模仿传统高脚屋,但使用新材料和新的建筑风格。在市镇中心等文化交流融入力度较强的地方,高脚屋几乎不复存在。房屋结构发生变化,室内装修也朝着更为复杂、更为便利和更为清洁的方向改变。再次,清化省芒族在婚姻和家庭变化主要有:传统文化因素消失或者削弱;出现很多外来文化,但外来文化的影响逐渐减弱。男女双方在婚姻的自主权得到加强;婚姻礼仪和手续得以简化;社会关系网络日益得到扩大等。在多民族多文化的环境下,许多芒族青年与其他民族的青年结婚,他们的家庭文化以及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等也随着发生变化。经济社会发展直接淘汰了原来的一些文化元素,如迎亲工具和家庭教育性等。在亲子关系中,父母的权威逐步消失,子女的发言权逐步提高。目前,虽然一些传统婚姻和家庭文化要素已经或者正在消失,但也有一些重要元素依然保存,如婚姻礼仪。婚姻和家庭的变化具有渐变性,如早婚和索礼等习俗虽然发生一定变化,但很难消失,很多变化都要经历较长的时间。由此可见,婚姻和家庭的变化并不是彻底否定或者彻底丢弃传统婚姻和家庭文化,而是吸收、继承新时代的合适元素,从而创造出具备现代社会积极性的变化。总之,芒族文化变迁呈现出一些规律性:芒族人与其他各民族交往过程中相互之间文化交流和借用而导致文化结构和内容发生变化;芒族因吸收、借用其他民族的文化而发生变化,其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体系朝着更为现代的方向转变;文化变迁不可避免,但变迁的时间漫长且速度缓慢。越南清化省芒族文化变迁的理论启示是:文化变迁受到文化交流和文化适应的影响,更是一个文化体系自身的发展过程。第一,文化变迁的内在实现模式,是群体中个体的多方面文化不断地遵照分化—调适—整合—再分化—再调适—再整合的次序,螺旋式循环上升而实现的。清化省芒族人的语言变迁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家庭、个人心理、社会语言环境等因素造成影响,但从内在过程来看,其是逐渐通过群体的不断分化、调适和整合而发生。例如当前芒族人传统服装仍处于分化阶段,传统服装被革新、改造,力争适应现代生活,同时又通过不同方式维持传统服装。清化省芒族人居住文化变迁的内在过程,依然是不断重复的群集分化-调适-整合过程。第二,文化变迁过程实际上相当于溶质在溶体中溶解的过程,会出现变迁的饱和,文化变迁要素的沉淀遵循相似相容原则,文化变迁具有可控性。第三,文化变迁与社会环境紧密相关。
宋钰[5]（2020）在《景颇族创世史诗《目瑙斋瓦》的文本程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瑙斋瓦》是景颇族的创世史诗,在景颇族聚居地区广泛流传,通过依托景颇族的传统节日目瑙纵歌节以及歌手斋瓦反复传唱不断发展并传承下来,2011年被列为我国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目瑙斋瓦》被搜集、整理、出版的时间较晚,且帕里-洛德口头程式理论的研究对象是主要是英雄史诗,我国对口头诗学的运用也集中在北方少数民族的英雄史诗上,近年来,才逐渐运用到西南少数民族创世史诗的研究中,所以很少有学者关注《目瑙斋瓦》的内部结构和形式,还没有学者运用口头程式理论对《目瑙斋瓦》整部作品进行研究。本文将借鉴口头程式的理论和方法,借助已有的文本,结合田野调查,具体探讨景颇族创世史诗《目瑙斋瓦》的程式化现象和问题。本文以李向前搜集整理的文本《目瑙斋瓦》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中的神名、器物、场所、方位、数字、行为等揭露《目瑙斋瓦》语词程式规律;通过句式平行、章法平行来归纳《目瑙斋瓦》平行式的特点;并结合萧家成搜集整理的《勒包斋娃》,通过对比分析同一歌手不同时期吟唱《目瑙斋瓦》的主题,阐明《目瑙斋瓦》主题程式化;探讨《目瑙斋瓦》的程式化对歌手、史诗的叙事以及观众的作用。以口头程式理论的视角去认知《目瑙斋瓦》,是对景颇族史诗研究的一次补充,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充实“口头诗学”理论。
覃涛[6]（2019）在《人口迁移背景下的少数民族地区语言变化研究 ——以广西桂林市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建国以来,普通话推广政策和人口迁移流动促进了普通话的广泛使用。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我国对国民语言能力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构建和谐语言生活,建设国家多语言能力人才资源库,但是,研究者在实际语言生活中却观察到人们的语言使用都有向普通话趋同的现象,语言的多样性在减少。因此,本研究对桂林市的语言使用变化进行调查研究,以期找到影响语言变化的因素,及其之间的互动机制,从而给语言政策制定一些启示建议。本研究主要研究问题有:在人口迁移背景下,本地人口和迁移人口出现了什么样的语言变化现象?是什么影响因素导致了这些语言变化现象的发生?这些影响因素如何促成这些语言变化现象的发生?本研究从语言选择出发,依据社会语言学、语言政策学和语言生态学等基础理论搭建理论框架,采用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观察数据进行分析。量化数据分析主要采用了因子分析、非参数检验和结构方程路径分析,推断方法采用了“进行中的变化”（change inprogress）理论技术。在互联网上通过滚雪球抽样法,以及在桂林市6所当地初中和高中进行了纸质问卷分层抽样问卷调查,共得到622条桂林市常住居民有效数据。同时,对不同年龄段的10个迁移人口和11个本地人口进行了半结构性访谈,对8个青年和青少年进行了网络结构性访谈,对1个本地人口和1个迁移人口的个案家庭做了语言使用观察记录。通过对问卷、访谈和个案观察等数据的详细分析和相互验证,得出本研究的结论。本研究的主要发现有:1、总体上两类人口语言使用有趋同的现象,但在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场合,不同年龄和不同类型人口的语言使用有一定差异。2、在大多数语言使用场合,语言历时变化向普通话趋同;家庭域已经失去传承方言的有利地位,只在社区生活域和朋友域中,方言还保持着一定的活力。3、语言发展趋势预测为,如果不加以重视调和标准语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再过两到三代人,城市里的方言将消失殆尽,都是普通话一语独霸天下的局面,甚至这个局面要来的更早。4、发现了5个影响桂林市常住居民语言使用的影响因子:语言价值因子、语言态度因子、语言认同因子、语言教育因子和语言政策因子。5、发现了一些语言影响因素和语言使用的关系,以及各个语域中语言影响因素对语言使用的影响路径。在大多数场合和个人语言使用中,如在公共生活域、工作域、家庭域等场合,以及教育域和个人语言使用中,重要的语言影响因素为:语言态度、教育域语言使用、语言认同以及语言政策。在家庭域中,重要的语言影响因素为:教育域语言使用、语言态度、个人语言使用。在社区生活域和朋友域中,重要的语言影响因素为:语言价值、教育域语言使用、语言态度。在以上因子对各个语域的语言使用的影响过程中,教育域语言使用和个人语言使用两个因素起到了重要的中间变量作用。基于研究结果,本文对不同语域语言管理和不同层面的语言政策提出了具体建议。语域语言管理为,在工作场合和公共生活场合坚持普通话为主,在家庭场合提倡普通话和方言使用同时进行,在社区生活和朋友交流等场合提倡传承方言;不同层面的语言政策为,在国家层面,树立“中华语言多元一体,和谐生态发展”的语言信仰;在地方政府层面,执行“人人都会普通话,个个都有传承语”语言管理;在语言使用者个人层面,实施个人“1+N语言能力”的语言实践。本研究发现并丰富了语言变化的研究方法,对联系具体语言生活的语言政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模式。最后,本文阐述了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和研究局限,并展望了该领域的研究未来。
阎莉[7]（2018）在《语言生态学视角下“一带一路”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研究》文中认为语言规划是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社会治理活动,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近五年来,聚焦“一带一路”语言话题的语言规划研究是我国语言学界主动关注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而形成的学术焦点,已取得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以语言资源的应用为出发点,相关研究较多地聚焦我国汉语资源的开发和外语资源的建设,对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资源及其所面临语言问题的探讨略显不足。当前,“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的推进构建了我国与周边中亚国家间新的语言生活,凸显了新疆核心区少数民族语言生活中值得关注的跨境语言现象。核心区跨境语言凝聚着跨境族群,承载着多元文化,是独具特色的国家资源,在我国“一带一路”建设中可发挥国际沟通、民族认同、经济支撑、安全维护等多维度的社会功能。但是,当前我国对新疆核心区跨境语言的多重资源价值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其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致使它们尚无法较为理想地发挥服务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的作用。因此,在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景下,面对核心区跨境语言的生态发展趋向,如何开发其资源价值,增强其社会功能,并使其成为构建国家周边语言能力的要素等便成为我国语言规划研究中的新话题,而我国服务“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的语言规划实践也必然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从跨境语言的视角对服务“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的语言规划进行研究,以助推未来的规划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理论意义方面,对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进行研究可以实例的形式为我国的语言规划学提供学科资料和经验依据,有助于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规划学的纵深发展。在实践意义方面,对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我国跨境语言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建设、国家周边语言能力的提升及区域和国家语言生活的和谐。此外,对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进行研究在维护国家语言文化安全、提升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拓展国家在境外核心区的国际利益、促进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20世纪90年代,语言规划研究出现了生态学转向。语言生态学作为一种新的语言学研究范式,关注语言生态系统中各语言的资源属性和功能地位,倡导语言多样性和多语能力建设,着眼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在语言规划理论的拓展方面具有积极的应用价值,在语言规划的实践领域可发挥较强的指导作用。本文认为,可借鉴语言生态学的理论视角审视我国的本土语言现象,开发国家跨境语言资源,解决语言生活中的新问题,指导国家当前的语言规划,以应对全球化给少数民族语言带来的语言生态危机,促进多语环境下区域乃至国家语言生活的和谐。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语言规划理论及语言生态学理论,从语言规划的生态学视角出发,探讨“一带一路”核心区的跨境语言规划,具体围绕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展开。（1）“一带一路”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具有怎样的现实基础?即核心区跨境语言在境内外分别具有什么样的生态现状,主要包括其社会功能和活力等级。（2）为什么要对“一带一路”核心区跨境语言进行规划?即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的驱动要素有哪些,以及如何从语言生态学的视角对其予以解读。（3）如何对“一带一路”核心区跨境语言进行规划?即以语言规划的生态观为指导,制定核心区跨境语言未来规划实施的方略。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作为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的现实基础,各跨境语言在境内外的生态现状各异,但整体而言我国跨境语言的社会功能和活力等级要低于境外相同的民族语言,且内弱外强的态势均在逐渐深化。首先,从语言的社会功能来看,核心区各跨境语言在我国境内的社会功能差异化较大,因此语言生态位的多寡、等级现状和发展趋向各不相同。在区域范围内,各跨境语言的主要社会功能分别以省区语言、群体语言和家庭语言为主;在领域范围内,各跨境语言在工具性、人文性、经济性等方面所发挥的社会功能程度不一,部分跨境语言的上述主要社会功能呈逐步衰减态势,面临语言生态位丧失的可能。核心区跨境语言中的主体民族语言在中亚各国的社会功能相对较为整齐,因此语言生态位的多寡和等级现状差异不大,但俄语生态位的多寡和等级稳中有变。在区域范围内,各跨境语言的主要社会功能分别以国际语言、国语和官方语言为主;在领域范围内,各主体民族的语言作为国语在工具性、人文性、经济性、安全性等方面的社会功能呈逐步增强态势,而俄语作为非主体民族语言的上述主要社会功能表现各异,且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其次,从语言的活力等级来看,核心区各跨境语言在我国的整体活力处于差异较大的不同等级,半数具有活力,半数活力堪忧;核心区各跨境语言在中亚各主体民族国家的活力等级差异不大,均具有活力,且整体活力优于我国。第二,当前的规划动机、国家的语言意识形态和现行的语言规划目标构成了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的主要驱动要素,从必要性和可行性两方面为未来规划的实施提供了现实理据。首先,跨境语言国际性工具价值的提升及其不安全现象的产生和民族认同功能的凸显构成了当前的主要规划动机,也是规划制定和实施的直接和显性动力因素,与我国同中亚各国之间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等语言生态环境因素紧密关联。其次,我国国家层面的语言意识形态以语言资源理念、语言文化软实力论、语言经济意识和语言服务导向为特征,以“语言文化”的表现形式彰显了指导跨境语言规划的语言规划观,其形成受到国内外语言生态环境的影响。最后,我国现行的语言规划目标主要是增强国家语言实力、提高国民语言能力、构建和谐语言生活、服务社会发展全局和国家战略大局,对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具有明显的多变量特征,且充分体现了我国语言规划基于语言而不囿于语言的内涵和导向。第三,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的实施方略主要包括规划生态价值取向的确立、规划目标体系的构建和规划实施内容的制定。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的生态价值取向和目标体系分别是规划内容实施将要遵循的主线和方向性指引。首先,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生态价值取向的实质是构建具有多样性、包容性、和谐性和可持续性的语言命运共同体,通过增强各跨境语言区域和领域范围内的社会功能,在促进语言使用的过程中实现其多维度社会功能的扩展、融合和统一,以提升语言生态位的等级现状和稳固性。其次,基于语言生态观的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目标体系具有层次性、关联性和综合性特征:与语言文化相关的规划目标侧重我国国内语言资源、语言生态和国家语言能力的建设;社会生态环境因素驱动的规划目标侧重国家对外的战略计划和全球利益的实现,但最终指向中华民族在全球生态环境下的可持续发展。最后,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实施的主要内容分为跨境语言地位规划、跨境语言本体规划、跨境语言教育规划和跨境语言服务规划四部分,分别从核心区跨境语言的社会地位、本体结构、学习教育和社会需求等层面保护跨境语言的多样性,使多样化的跨境语言在语言生活中得以保持、提升,并有效发挥其社会功能。本研究的贡献和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本文从语言生态学和语言规划的交叉理论视角对核心区跨境语言的生态趋向、资源价值、社会功能等我国本土语言问题进行探讨,跳出了语言规划就是规划语言的传统思维,为语言规划的研究开启了新的视野。第二,本文以语言规划的生态观为指导,通过对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实施内容的阐述,提出“语言服务规划”这种新的语言规划类型,有助于推动和丰富我国语言规划理论的本土化研究。第三,本文从语言使用的区域范围和领域范围两个维度提出了语言规划领域中语言社会功能的再划分方式,通过对核心区跨境语言社会功能的阐释,提出跨境语言所具有的工具性、人文性、经济性、安全性等四方面的社会功能可在语言规划领域实现有机融合的观点,为论证语言工具性功能和非工具性功能的和谐统一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王少华[8]（2018）在《城市哈萨克族语言使用与语言态度调查研究 ——以新疆奎屯市哈萨克族为个案》文中认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是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奎屯市是一个以汉族为主、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的城市,各民族的语言文字使用在区域、人数上分布不均,语言使用情况复杂多样。城市哈萨克族长期处于特殊的语言区域,其语言使用现状及语言态度,影响语言使用、语言态度及语言发展前景的因素等（1）都是多民族杂居地区语言生活研究的重要内容。本研究以奎屯市哈萨克族为研究对象,采用社会语言学调查方法,即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相结合,辅以文献法、观察法,以多民族地区城市哈萨克族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的调查研究为个案,尝试回答以上问题。阿克塔木社区是奎屯市哈萨克族聚居区,哈萨克语是哈萨克族的族内交际语,国家通用语是不同民族间的主要族际交际语。哈萨克族广泛兼通国家通用语和哈萨克语,哈萨克族家庭语言使用呈现一定的代际差异。不同民族对国家通用语及语言文字的社会地位评价、发展前景期望度最高,哈萨克族希望子女在不同学段均接受国家通用语教育。奎屯市哈萨克族的语言使用及其变化特点,受社会特征特别是受教育程度、职业、语言环境、族际通婚状态、语言态度等因素的影响。
白林海[9]（2017）在《于道泉评传》文中研究指明作为中国现代着名藏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于道泉并没有受到与之相应的重视。在相关研究中所显示是他的翻译着述,而对他的翻译研究没有深入,并且翻译作品也仅仅是他学术人生中的一部分。在中国现代着名学者家族之中,论名气他不如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王静如、萧乾等学者,但他的成就则不亚于以上一类学者。形成目前的这样形态是人们对他的人生历程及其作品了解的局限,以及对中国藏学的关注力度不足所致。目前,有关于道泉的研究者不多,在中国国内关注他的还远远不及国外,比如日本关注得早。于道泉1992年仙逝至今已有二十五个春秋,在此期间,除了 2001年王尧的一部概述于道泉生平和整理其相关着述外,至今没有一部较完整论述于道泉的生平和学术的论着。本论文力图在史料上为后来研究者所提供详实的研究基础和事实依据,并注重于道泉生平的系统考述,证实他为构筑中国藏学而奋斗的历程。另外,我们着重于着述的系统考析,力图在着述的分析中彰显于道泉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方法,以便于探讨于道泉及其着述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应有的历史意义和历史地位。于道泉来自于中华文明起源地之一的齐鲁大地,是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后起之栋梁。他早在齐鲁大学就读时,就已登上了中国文坛,成为文学研究会会员。最初的两部译着迅速地反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学思想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新格局的形成,受到文学界和史学界的赞誉。他在进入北平北海图书馆和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后,反映在梵蒙藏满语言文化与汉语言文化方面研究的作品获得国内外学术界的一致好评。从于道泉的作品来分析他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仅仅相连,与现代中国历史发展密不可分。他的创作思想紧跟时代的步伐,每一个时期的作品都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因此,研究于道泉的生平、创作历程以及作品特色,就能感受到社会风云的变幻,及其社会变迁更替给知识分子的心灵里的投影和深奥厚重的民族语言文化。于道泉生于山东省临淄县齐都镇葛家庄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自幼接受良好的庭训,又目睹清末民初的社会变迁更替,以及德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列强劫取祖国宝藏,践踏祖国大好河山,残害祖国同胞。后立志读书救国,接受民国政府“实业救国”的教育,1916年,考入山东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学化学科。毕业后,1920年又考入齐鲁大学,接受西方基督教会大学较为先进的教育,又受到五四运动新文化思想的启发,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历史新格局的影响。1922年他翻译了许地山着的《空山灵雨》为世界语,1923年翻译卜赖尔（B.Baxter Blair）所着的《世界地理之改造》（World Remapped）为汉语。1924年于道泉放弃考取官费赴美留学机会,转入北京大学跟随钢和泰先生修习梵文、藏文和研究佛典,1926年入北平北海图书馆特藏部整理与研究蒙藏满典籍文献,1928年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钻研藏文典籍文献,最终他走进研究中国藏学的殿堂。1934年赴欧洲游学,先后在法国、德国和英国,学习了法文、德文、土耳其文等语言文字,专修藏文、藏文文法等,又教授汉语、藏语和蒙古语等语种。先后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和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SOAS）工作,他一边工作,一边查阅法藏和英藏的藏文古籍文献,并把一些文献资料抄录或拍照寄回祖国。期间,他译介了多首藏族民歌和多部反映中国解放区的新文学作品,让西方人民及时了解到西藏民族文化和中国解放区的文化新面貌,充分反映了他心系祖国的学术思想。1949年回国后,他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工作,兼任北京图书馆不带薪的研究馆员,他致力于创建中国藏学,历经几十年的发展,成为现在世界的一门显学。展现了他的光辉人格和执着的共产主义信仰,实现了他的梦想蓝图。在人生的历程上,于道泉是一位特立异行的行者横跨“四朝”堪称传奇;在学术研究上,是一位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奇才,一位东西方的“骑士”。从对中国现代学术贡献看,我们是透过分期分类考述为背景,层层深入探讨,再结合作品分析予以评析。我们首先从于道泉的梦想起航分析,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他在从事藏语文献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实践工作中孕育了他的梦想,并为实现这一梦想而一路西游寻梦,直到新中国成立,他才得以实现梦想——建立中国藏学。其次,在中国藏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离不开国内外学者名流的帮助、影射与反衬。因此,又通过于道泉与国内外学术界学者名流的交往展开论述。三是沿着中国藏学的建设路线进行分类分期展开讨论,论述于道泉在中国藏学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及所作出的贡献。由于中国藏学的研究和藏传佛教的研究具有紧密的联系,所以在本章中把佛教研究列出来讨论。四是语言学的研究,包括翻译学和词典学,分别以三大节展开,梳理并分析了他在语言学的现代化、翻译学的顺适原则和词典学的藏文标音化等等具有的突出贡献,是研究人类语言学史上独树一帜的。特立异行的人格和丰富的人生阅历锻造于道泉做学术研究的灵魂。虽然他所着的作品不多,但都是精品。因此,我们通过对于道泉的精品着作分析,得出他的治学方法及理论在中国学术界具有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应有他的一席之地。
赵琳[10]（2016）在《语言濒危与社区反应 ——以人口较少民族撒拉族为例》文中提出在全球化、信息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多元文化与语言生态保护是全球性的重要研究课题,尤其是人口较少民族的语言濒危问题更加值得人们关注。语言濒危问题是文化多样性观念下对语言资源发展与保护的重要探讨,既关系到语言资源的生态平衡,又对民族文化软实力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由于语言问题与民族文化、经济发展等方面息息相关,濒危语言不仅仅是涉及单一学科的课题,而是涉及了多个学科领域。有鉴于此,本文将以人口较少民族撒拉族为例,通过对撒拉语使用情况的考察,探讨语言濒危问题,以及各个社区对此问题的看法。在西北民族走廊上生活的撒拉族,是我国28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撒拉语作为撒拉族与回族区分的标志,是撒拉族重要的文化事项。而当下,撒拉人经济方式与生活方式逐渐多元,在与他民族接触更为频繁的情况下,撒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都不同程度受到了其他语言的影响,发生了一些变化。母语使用者的语言态度以及撒拉语的语言功能亦较之前有了很大的变化。本论文选取撒拉语作为典型,通过对撒拉语濒危状况的界定以及社区对撒拉语功能弱化的反应,试图探讨我国濒危语言以及人口较少民族语言的发展,倡导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维护语言生态平衡发展。本研究的基本思路结合了民族学与语言学的双重视角与多元研究方法,对濒危语言问题与社区反应作了主题研究。一是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法,对撒拉语语言功能、语言态度以及语言结构的变化进行了探讨;二是通过田野资料,分析并归纳了人们对撒拉语发展的不同态度。并对照国外相关的语言保护举措进行了对比,探讨了当下我国濒危语言的发展情况与不同语言主体对此问题的看法。撒拉族和土库曼斯坦在历史上有渊源关系,文化与风俗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当下“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构建,使得撒拉族被一部分专家学者倡导作为中方与中亚沟通的桥梁,在这一背景下探讨撒拉语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撒拉语的发展与保护也将为我国人口较少民族语言的发展与保护提供一定的借鉴。此外,选取社区反应作为主题,是对研究内容的创新;通过民族学与语言学多元研究方法的结合也是本选题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在当下我国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构建和谐共生的民族关系的背景下,从多元视角探讨语言保护问题,尤其是人口较少民族的语言问题或者濒危语言的发展问题,探究语言背后的发展规律,思考语言与文化发展的趋势,并提出有利于保障民族语言权利、促进文化发展的语言保护规划,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中央民族大学戴庆厦教授来访并进行学术指导（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央民族大学戴庆厦教授来访并进行学术指导（论文提纲范文）
（1）内蒙古通辽市语言生态及语言和谐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1.2 研究概念 |
| 1.3 相关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目的与创新之处 |
| 第2章 内蒙古通辽市概况及被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
| 2.1 内蒙古通辽市概况 |
| 2.1.1 城市概况 |
| 2.1.2 语言分布概况 |
| 2.2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
| 2.2.1 调查对象性别分布 |
| 2.2.2 调查对象居住区域分布 |
| 2.2.3 调查对象民族构成分布 |
| 2.2.4 调查对象年龄分布 |
| 2.2.5 调查对象受教育程度分布 |
| 2.2.6 调查对象职业分布 |
| 第3章 内蒙古通辽市语言使用现状调查 |
| 3.1 语言掌握程度调查 |
| 3.1.1 个体语言掌握程度 |
| 3.1.2 蒙古语单项技能掌握程度 |
| 3.1.3 双语习得情况 |
| 3.2 语言使用情况调查 |
| 3.2.1 通辽城市语言社区家庭的语言使用情况 |
| 3.2.2 通辽市乡镇语言社区家庭的语言使用情况 |
| 3.2.3 公共场所语言使用情况 |
| 3.3 途径语言使用情况调查 |
| 3.3.1 广播电视语言使用 |
| 3.3.2 书籍报刊语言使用 |
| 3.3.3 互联网语言使用 |
| 3.4 通辽市语言景观使用情况 |
| 第4章 内蒙古通辽市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公众认知及语言态度调查 |
| 4.1 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公众认知 |
| 4.1.1 国家现行语言文字政策的应用 |
| 4.1.2 国家语言文字政策问卷调查结果统计分析 |
| 4.2 对现阶段语言态度的调查分析 |
| 4.2.1 对学习、使用汉语通用语的态度 |
| 4.2.2 对学习、使用蒙古语的态度 |
| 4.2.3 对汉蒙双语或多语使用的态度 |
| 4.2.4 对现阶段语言期待的调查分析 |
| 4.3 结论与思考 |
| 4.3.1 国家语言文字政策对内蒙古地区语言文字使用的意义 |
| 4.3.2 国家语言文字政策在内蒙古通辽市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
| 第5章 内蒙古通辽市语言生态的现象及影响因素 |
| 5.1 内蒙古通辽市语言生态现象 |
| 5.1.1 蒙古族母语仍具较强活力 |
| 5.1.2 汉蒙混合话的使用 |
| 5.1.3 语言使用随着年龄呈现层次性变化 |
| 5.1.4 语言景观字体大小体现语言顺位 |
| 5.1.5 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 |
| 5.2 内蒙古通辽市语言生态的影响因素 |
| 5.2.1 民族身份认同感的弱化引发蒙古语使用率降低 |
| 5.2.2 社会语言认同感增强加深汉语接受度 |
| 5.2.3 社会网络发展导致语言使用变化 |
| 5.2.4 通辽市区域经济发展对语言生态的影响 |
| 第6章 保护内蒙古通辽市语言生态和谐的建议 |
| 6.1 维护语言多样性 |
| 6.1.1 维护语言多样性实现语言和谐 |
| 6.1.2 语言和谐是和谐社会发展的需求 |
| 6.2 加强语言文字相关立法工作及行政执行制度 |
| 6.2.1 加强教育立法工作 |
| 6.2.2 完善蒙古语文字行政执行制度 |
| 6.2.3 保障公民使用蒙古语诉讼的权利 |
| 6.3 持续推进双语教育 |
| 6.3.1 扩大蒙古语授课招生人数 |
| 6.3.2 鼓励开设蒙古语社会办学 |
| 6.4 利用媒体途径传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
| 6.4.1 使用转写软件为少数民族语言资源建档 |
| 6.4.2 利用新媒体作为媒介传播少数民族语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内蒙古通辽地区语言使用现状调查问卷(中文版) |
| 附录2 内蒙古通辽地区语言使用现状调查问卷(蒙文版) |
| 附录3 国家语言文字政策公众认知调查问卷(中文版) |
| 附录4 国家语言文字政策公众认知调查问卷(蒙文版) |
| 附录5 访谈提纲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语言接触视角下汉语俄源词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0 选题缘起 |
| 1.1 研究对象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语料来源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已有成果研究综述 |
| 1.6.1 语言接触研究 |
| 1.6.2 语言接触引发的语言结构演变研究 |
| 1.6.3 语言结构演变中的词汇借用研究 |
| 1.6.4 汉俄语言接触与俄源词研究 |
| 第二章 不同历史时期汉俄语言接触与俄源词的引进 |
| 2.1 恰克图边境贸易兴起时期俄源词的引进 |
| 2.1.1 “恰克图混合语”的形成与汉俄语言接触 |
| 2.1.2 俄源词的引进与特点 |
| 2.2 中东铁路修筑时期俄源词的引进 |
| 2.2.1 “哈尔滨汉俄混合语”的形成与汉俄语言接触 |
| 2.2.2 俄源词的引进与特点 |
| 2.3 “五·四”至解放前时期俄源词的引进 |
| 2.3.1 大批俄苏译着出版发行与汉俄语言接触 |
| 2.3.2 俄源词的引进与特点 |
| 2.4 中苏友好时期汉俄语言接触与俄源词的引进 |
| 2.4.1 自上而下的“苏联热”与汉俄语言接触 |
| 2.4.2 俄源词的引进与特点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俄源词语音本土化及主要动因 |
| 3.1 俄源词音节结构类型演变及方式 |
| 3.1.1 俄语A类音节结构在汉语中的演变 |
| 3.1.2 俄语C类音节结构在汉语中的演变 |
| 3.1.3 俄源词音节结构演变方式 |
| 3.2 汉俄音系匹配类型及方式 |
| 3.2.1 汉语声母匹配俄语词首辅音 |
| 3.2.2 汉语韵母匹配俄语元音 |
| 3.2.3 特殊匹配 |
| 3.2.4 汉俄音系匹配方式 |
| 3.3 俄源词语音本土化的主要动因 |
| 3.3.1 汉俄语音差异 |
| 3.3.2 汉语母语者的认知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俄源词词汇本土化及主要动因 |
| 4.1 俄源词结构演变类型 |
| 4.1.1 音译语素组合构词 |
| 4.1.2 汉俄混合式构词 |
| 4.1.3 借俄重组式构词 |
| 4.1.4 喻义仿造式构词 |
| 4.1.5 汉语简缩式构词 |
| 4.2 不同结构类型在汉语中的竞争 |
| 4.2.1 意译形式取代音译形式 |
| 4.2.2 意译形式与音译形式并存 |
| 4.2.3 音译形式独立 |
| 4.3 俄源词表意本土化 |
| 4.3.1 音义相兼 |
| 4.3.2 词义变化 |
| 4.3.3 语用意义变化 |
| 4.3.4 影响汉语固有词词义 |
| 4.4 俄源词词汇本土化的主要动因 |
| 4.4.1 适应汉语语言系统 |
| 4.4.2 社会、心理、文化等因素的促动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俄源词在汉语中的活力 |
| 5.1 俄源词在汉语中的总体活力 |
| 5.1.1 失去活力俄源词的分布 |
| 5.1.2 有活力俄源词的分布 |
| 5.2 有活力俄源词的特点 |
| 5.2.1 活力程度 |
| 5.2.2 活力特征 |
| 5.3 影响俄源词活力的因素 |
| 5.3.1 语言因素对俄源词活力的影响 |
| 5.3.2 社会因素对俄源词活力的影响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云南勐腊“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家庭国家通用语言规划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s |
| 绪论 |
| 一、选题研究的背景 |
| 二、学术界研究综述 |
| 三、选题研究的理论及方法 |
| 四、选题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
| 五、语料来源 |
| 第一章 调查方案设计 |
| 第一节 调查原则 |
| 一、系统性原则 |
| 二、科学性原则 |
| 三、客观性原则 |
| 第二节 调查布点 |
| 一、调查地点的概况 |
| 二、调查地点的选择 |
| 第三节 调查对象 |
| 一、调查对象的确定 |
| 二、调查对象的构成 |
| 第四节 调查步骤与方法 |
| 一、调查步骤 |
| 二、调查方法 |
| 第二章 云南勐腊“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家庭国家通用语言规划调查 |
| 第一节 勐腊“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家庭国家通用语言意识状况 |
| 一、 “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的语言意识 |
| 二、 “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家长的语言意识 |
| 三、“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教师的语言意识 |
| 第二节 勐腊“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家庭国家通用语言实践状况 |
| 一、“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及家长的国家通用语言基本能力 |
| 二、“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及家长的国家通用语言应用能力 |
| 三、“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教师的普通话基本能力及应用能力 |
| 第三节 勐腊“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家庭国家通用语言管理状况 |
| 一、家长对“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的国家通用语言管理 |
| 二、“直过民族”教师对哈尼族儿童的国家通用语言管理 |
| 第三章 云南勐腊“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家庭国家通用语言规划的特点及成因 |
| 第一节 勐腊“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家庭国家通用语言规划的特点 |
| 一、“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家庭国家通用语言意识的特点 |
| 二、“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家庭国家通用语言实践的特点 |
| 三、“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家庭国家通用语言管理的特点 |
| 四、“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家庭国家通用语言规划各要素间的关系 |
| 第二节 勐腊“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家庭国家通用语言规划问题的成因 |
| 一、主观因素剖析 |
| 二、客观因素剖析 |
| 第四章 云南勐腊“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家庭国家通用语言规划反思 |
| 第一节 国家通用语言传播背景下勐腊“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家庭语言规划的地位及功能 |
| 一、“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家庭语言规划的地位及功能 |
| 二、“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家庭国家通用语言应用能力的地位及功能 |
| 第二节 国家通用语言传播背景下勐腊“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家庭语言规划的对策及建议 |
| 一、政府层面的建议 |
| 二、学校层面的建议 |
| 三、家庭层面的建议 |
| 四、社会层面的建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4）越南芒族传统文化变迁研究 ——以清化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问题提出 |
| 一、乡村研究的再次勃兴 |
| 二、残缺的田野镜像:多民族杂居区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研究 |
| 三、扩展与深化:芒族研究将一步发展的需要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文化变迁相关研究综述 |
| 二、芒族文化变迁相关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基础概念 |
| 一、文化价值 |
| 二、文化本色 |
| 三、文化变迁 |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方法 |
| 二、个案描述 |
| 三、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文化变迁: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本文拟采用的文化变迁理论 |
| 第二节 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衰变中的语言 |
| 第一节 芒族语概况 |
| 第二节 芒族语:母语使用的群体分化及词汇结构变迁 |
| 一、芒族母语使用的群体分化 |
| 二、芒族语词汇结构的变迁:京族语化 |
| 三、芒族母语使用状态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语言兼用和转用 |
| 一、芒族的语言兼用:京族语最普遍 |
| 二、京族语:芒族语最主要的转用语言 |
| 三、芒族语言选用场景 |
| 第四节 芒族的语言乐观的态度和积极的认识 |
| 第五节 与参照县份的比较 |
| 第四章 芒族房屋和服饰的变迁 |
| 第一节 芒族房屋的变迁 |
| 一、房屋形式的变迁:最初是茅屋到高脚屋、木材房、瓦房、平房 |
| 二、房屋内部结构由简单到复杂的变化:从没有分别房间到有明显的分隔 |
| 三、地面状况及室内陈设的变迁:地面材料及功能、室内添加家居 |
| 四、清化芒族庭院布局与家园 |
| 五、居住空间的变化:倾向于住在更低的区域、近交通道路 |
| 六、与参照县份的比较 |
| 第二节 服饰的变迁:服饰的时向化 |
| 一、芒族的传统服装 |
| 二、芒族人服饰的时向化 |
| 三、与参照县份的比较 |
| 第五章 动态变化中的婚姻、家庭 |
| 第一节 芒族婚姻惯习、方式、婚礼及族际通婚的变迁 |
| 一、芒族传统婚姻惯习及婚礼仪式 |
| 二、芒族传统婚姻惯习的变迁 |
| 三、芒族的结婚方式及婚礼的简约化 |
| 四、芒族的族际通婚及“通婚圈” |
| 五、与参照县份的比较 |
| 第二节 芒族家庭结构与互动的变迁 |
| 一、芒族家庭结构的动态变迁:家庭模式与家庭关系的变动 |
| 二、芒族亲缘网络的维持:宗族与亲戚 |
| 三、与参照县份的比较 |
| 第三节 芒族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强关系和弱关系 |
| 一、芒族家庭的强关系网络 |
| 二、芒族家庭的弱关系网络 |
| 第六章 启示、发展、未来 |
| 第一节 越南芒族文化变迁的理论启示 |
| 一、从分化到整合:文化变迁的内在实现模式 |
| 二、溶液特征与文化变迁理论 |
| 三、环境与文化变迁 |
| 第二节 现代化背景下芒族变迁与发展 |
| 一、芒族文化变迁趋势及其导引 |
| 二、现代化背景下芒族的发展 |
| 三、清化芒族文化变迁对芒族发展启示 |
| 第三节 变迁中走向未来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景颇族创世史诗《目瑙斋瓦》的文本程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理论与方法 |
| 第一章 《目瑙斋瓦》的文本及流传 |
| 第一节 《目瑙斋瓦》的流传和分布 |
| 一、国内的流传分布 |
| 二、国外的流传和分布 |
| 第二节 《目瑙斋瓦》的搜集整理及文本类型 |
| 一、搜集整理 |
| 二、文本类型与文本选择 |
| 第二章 《目瑙斋瓦》的语词程式 |
| 第一节 关于神名的程式 |
| 第二节 关于器物和场所的程式 |
| 第三节 关于数字和方位的程式 |
| 第四节 关于行为的程式 |
| 第三章 《目瑙斋瓦》的平行式 |
| 第一节 句法程式 |
| 一、并列平行 |
| 二、递进平行 |
| 第二节 章法程式 |
| 一、间隔平行 |
| 二、连续平行 |
| 第四章 《目瑙斋瓦》的主题 |
| 第一节 《目瑙斋瓦》的主题序列 |
| 第二节 《目瑙斋瓦》的主题的程式化 |
| 一、创造主题 |
| 二、英雄主题和洪水主题 |
| 三、娶亲主题 |
| 四、目瑙节日主题 |
| 五、生产生活主题 |
| 第五章 《目瑙斋瓦》程式化的作用 |
| 第一节 为歌手提供记忆的手段 |
| 第二节 促进人或事件由量变达到质变 |
| 第三节 拉近与观众的距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A 李向前先生访谈录(节选) |
| 附录B 关于“斋瓦”的调查报告 |
| 一、腊状翁 |
| 二、排早相 |
| 附录C 2018陇川县目瑙纵歌节纪实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6）人口迁移背景下的少数民族地区语言变化研究 ——以广西桂林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我国语言发展的时代大背景 |
| 1.1.2 我国人口迁移的特点及影响 |
| 1.1.3 研究者观察到的语言变化现象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意义 |
| 1.5 论文结构概述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广西桂林市人口和语言概况 |
| 2.1 引言 |
| 2.2 广西人口及语言简介 |
| 2.3 桂林的历史简介 |
| 2.4 桂林的人口和语言特点 |
| 2.5 桂林市语言文字工作概况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文献综述 |
| 3.1 引言 |
| 3.2 概念界定 |
| 3.2.1 语言变化 |
| 3.2.2 语言选择 |
| 3.2.3 语言政策 |
| 3.2.4 语言生活 |
| 3.2.5 人口迁移 |
| 3.2.6 本地人口 |
| 3.3 国内外语言变化相关研究 |
| 3.3.1 语言变化现象 |
| 3.3.2 语言变化因素 |
| 3.3.3 语言变化研究方法 |
| 3.3.4 国内外人口迁移背景下的语言变化相关研究现状 |
| 3.4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
| 3.4.1 社会语言学理论 |
| 3.4.2 语言政策理论 |
| 3.4.3 语言生态学理论 |
| 3.5 本研究的理论框架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研究设计 |
| 4.1 引言 |
| 4.2 研究目的 |
| 4.3 研究问题和研究思路 |
| 4.3.1 研究问题 |
| 4.3.2 研究思路 |
| 4.4 先导研究 |
| 4.4.1 先导研究设计 |
| 4.4.2 先导研究实施 |
| 4.4.3 先导研究结论与反思 |
| 4.5 正式研究 |
| 4.5.1 研究对象 |
| 4.5.2 研究方法 |
| 4.5.3 研究工具 |
| 4.5.4 研究过程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结果与讨论1: 语言使用现状与变化 |
| 5.1 引言 |
| 5.2 问卷数据描述 |
| 5.2.1 人口学特征统计 |
| 5.3 数据分析处理 |
| 5.3.1 信度分析 |
| 5.3.2 正态分布检验 |
| 5.3.3 效度检验 |
| 5.4 语言使用状况 |
| 5.4.1 本地人口与迁移人口的语言使用状况总体对比 |
| 5.4.2 相同年龄段本地人口与迁移人口的语言使用对比 |
| 5.4.3 本地人口不同年龄段人群的语言使用对比 |
| 5.4.4 迁移人口不同年龄段人群语言使用对比 |
| 5.4.5 个案研究 |
| 5.5 不同人口语言使用状况及语言变化推断 |
| 5.5.1 共时层面本地人口和迁移人口语言使用现状特点 |
| 5.5.2 历时层面本地人口和迁移人口的语言变化 |
| 5.5.3 城市语言变化发展推断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果与讨论2:影响因素探索 |
| 6.1 引言 |
| 6.2 语言变化影响因素探索分析 |
| 6.2.1 问卷数据因子分析 |
| 6.2.2 因子信度检验 |
| 6.2.3 因子描述性分析 |
| 6.2.4 因子和语言使用维度的相关性分析 |
| 6.3 语言影响因素路径分析 |
| 6.3.1 影响因子路径分析模型建构方法 |
| 6.3.2 家庭域语言使用影响因素路径分析 |
| 6.3.3 朋友域语言使用影响因素路径分析 |
| 6.3.4 公共生活域语言使用影响因素路径分析 |
| 6.3.5 社区生活域语言使用影响因素路径分析 |
| 6.3.6 工作域语言使用影响因素路径分析 |
| 6.3.7 中介变量教育域和个人语言使用影响因素分析 |
| 6.4 不同人口对语言变化影响因素的观念 |
| 6.4.1 大多数场合和个人语言使用的影响因素 |
| 6.4.2 社区生活域和朋友域语言使用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4.3 语言变化影响因素总结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和启示 |
| 7.1 引言 |
| 7.2 研究发现 |
| 7.3 本研究对语言政策的启示 |
| 7.3.1 对不同语域语言管理的启示和建议 |
| 7.3.2 对语言政策的启示和建议 |
| 7.4 研究创新点 |
| 7.5 研究局限性 |
| 7.6 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桂林市民语言使用情况调查问卷 |
| 附录2: 桂林市民语言使用访谈大纲 |
| 附录3: NVIVO录音转写及分析截图(先导研究) |
| 附录4: NVIVO数据访谈数据转写文本分析截图(正式研究) |
| 附录5: 访谈向女士录音转写稿(节录) |
| 附录6: LI家观察录音转写稿(节录) |
| 附录7: 结构方程模型变量误差方差估计、模型拟合结果及中介效应分析 |
（7）语言生态学视角下“一带一路”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问题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概念界定 |
| 1.5 论文结构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引言 |
| 2.2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规划研究 |
| 2.2.1 语言战略和语言政策研究 |
| 2.2.2 语言资源研究 |
| 2.2.3 语言服务研究 |
| 2.2.4 语言人才培养和教育研究 |
| 2.2.5 语言文化传播研究 |
| 2.2.6 语言能力建设研究 |
| 2.3 跨境语言研究 |
| 2.3.1 跨境语言本体研究 |
| 2.3.2 跨境语言使用研究 |
| 2.3.3 跨境语言价值研究 |
| 2.3.4 跨境语言规划研究 |
| 2.4 小结 第3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
| 3.1 引言 |
| 3.2 语言规划理论 |
| 3.2.1 语言规划的内涵演变 |
| 3.2.2 语言规划的类型划分 |
| 3.2.3 语言规划的驱动过程 |
| 3.3 语言生态学理论 |
| 3.3.1 语言生态研究的溯源 |
| 3.3.2 语言生态隐喻学说 |
| 3.3.3 语言生态系统学说 |
| 3.3.4 语言生态位学说 |
| 3.4 基于语言生态学的语言规划研究 |
| 3.4.1 语言规划的生态观 |
| 3.4.2 语言规划的生态模型 |
| 3.4.3 基于语言生态学的跨境语言规划研究框架 |
| 3.5 小结 第4章 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的现实基础 |
| 4.1 引言 |
| 4.2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境语言景观 |
| 4.2.1 沿线跨境语言概览 |
| 4.2.2 沿线跨境语言的整体特征 |
| 4.2.3 核心区跨境语言的确定及其优势 |
| 4.3 核心区跨境语言的社会功能 |
| 4.3.1 跨境语言的社会功能阐释 |
| 4.3.2 跨境语言在境内的社会功能解析 |
| 4.3.3 跨境语言在境外的社会功能解析 |
| 4.4 核心区跨境语言的活力等级 |
| 4.4.1 语言活力与语言社会功能 |
| 4.4.2 跨境语言在境内的活力等级解析 |
| 4.4.3 跨境语言在境外的活力等级解析 |
| 4.5 小结 第5章 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的驱动要素 |
| 5.1 引言 |
| 5.2 当前的规划动机 |
| 5.2.1 跨境语言国际性工具价值的提升 |
| 5.2.2 跨境语言不安全现象的产生 |
| 5.2.3 跨境语言民族认同功能的凸显 |
| 5.3 国家的语言意识形态 |
| 5.3.1 语言资源理念 |
| 5.3.2 语言文化软实力论 |
| 5.3.3 语言经济意识 |
| 5.3.4 语言服务导向 |
| 5.4 现行的语言规划目标 |
| 5.5 小结 第6章 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的实施方略 |
| 6.1 引言 |
| 6.2 跨境语言规划生态价值取向的确立 |
| 6.2.1 跨境语言规划生态价值取向的特征 |
| 6.2.2 跨境语言规划生态价值取向的内涵 |
| 6.3 跨境语言规划目标体系的构建 |
| 6.3.1 语言生态观指导下的规划目标阐释 |
| 6.3.2 与语言文化相关的规划目标 |
| 6.3.3 社会生态环境因素驱动的规划目标 |
| 6.4 跨境语言规划实施内容的制定 |
| 6.4.1 跨境语言地位规划 |
| 6.4.2 跨境语言本体规划 |
| 6.4.3 跨境语言教育规划 |
| 6.4.4 跨境语言服务规划 |
| 6.5 小结 第7章 结论 |
| 7.1 主要发现与启示 |
| 7.2 不足之处与展望 参考文献 后记 |
（8）城市哈萨克族语言使用与语言态度调查研究 ——以新疆奎屯市哈萨克族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调查点与被试 |
| 1.3 研究价值与创新点 |
| 1.3.1 研究价值 |
| 1.3.2 创新点 |
| 1.4 相关研究综述 |
| 1.4.1 国外相关研究 |
| 1.4.2 国内相关研究 |
| 1.5 研究方法 |
| 1.6 核心概念界定 |
| 2 语言使用 |
| 2.1 语言习得和语言能力 |
| 2.1.1 语言习得与习得环境 |
| 2.1.2 语言掌握 |
| 2.1.3 小结 |
| 2.2 语言文字学习途径 |
| 2.2.1 语言 |
| 2.2.2 文字 |
| 2.2.3 小结 |
| 2.3 语言使用现状 |
| 2.3.1 家庭 |
| 2.3.2 社区 |
| 2.3.3 小结 |
| 3 语言态度 |
| 3.1 有用度 |
| 3.1.1 语言 |
| 3.1.2 文字 |
| 3.1.3 小结 |
| 3.2 实用功能 |
| 3.3 语言文字发展前景 |
| 3.3.1 语言 |
| 3.3.2 文字 |
| 3.3.3 小结 |
| 3.4 行为倾向 |
| 3.5 小结 |
| 4 影响语言使用状况的因素 |
| 4.1 民族人口和分布 |
| 4.2 学校教育 |
| 4.3 语言态度与家庭语言环境 |
| 4.4 族际通婚 |
| 4.5 社会语言环境 |
| 4.6 受教育程度及职业 |
| 4.7 小结 |
| 5 总结与反思 |
| 5.1 语言与生活 |
| 5.2 调查结论 |
| 5.3 调查反思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附录四 |
| 附录五 |
| 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9）于道泉评传（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理由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论文写作相关问题 |
| 上篇 生平考述 |
|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
| 引言 |
| 第一节 少年时代 |
| 第二节 青年时代 |
| 第二章 北平求学十一载 |
| 第一节 济南际遇泰戈尔 |
| 第二节 北京大学获新生 |
| 一、师从钢和泰 |
| 二、进步新青年 |
| 第三节 北平北海图书馆 |
| 第四节 国立中央研究院 |
| 第三章 欧陆留学十六载 |
| 第一节 法国(1934-1935) |
| 第二节 德国(1936-1937) |
| 第三节 英国(1938-1949) |
| 第四章 教书育人四十三年 |
| 第一节 北京大学(1949-1951) |
| 第二节 中央民族学院(1951-1992) |
| 下篇 中国现代学术贡献 |
| 第五章 于道泉中国藏学之梦 |
| 第一节 北京孕梦 |
| 第二节 欧洲寻梦 |
| 第三节 新中国筑梦 |
| 一、组建中国藏学机构 |
| 二、培养藏学人才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与国内外学术界交往 |
| 第一节 默默的奉献者和良师益友 |
| 一、默默的奉献者 |
| 二、良师益友 |
| 第二节 与中国学术界交往 |
| 一、于道泉与陈寅恪 |
| 二、于道泉与傅斯年 |
| 三、于道泉与赵元任 |
| 四、于道泉与许地山 |
| 第三节 与国外学术界交往 |
| 一、于道泉与巴考 |
| 二、于道泉与拉露 |
| 三、于道泉与西门·华德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藏学研究及贡献 |
| 第一节 中国藏学研究 |
| 一、中国藏学厘定 |
| 二、中国藏学研究与贡献的评述 |
| 第二节 佛教研究 |
| 一、纵向研究 |
| 二、横向研究 |
| 三、移离佛教的原因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语言学研究与贡献 |
| 第一节 语言学研究 |
| 一、语言学研究分期评述 |
| 二、语言学研究实践评析:以《藏文数码代字》为例 |
| 三、语言观 |
| 本节小结 |
| 第二节 翻译学研究 |
| 一、翻译研究分期评述 |
| 二、翻译研究实践评析:以《第六代达赖喇嘛仓洋嘉错情歌》为例 |
| 三、翻译观 |
| 第三节 词典学研究 |
| 一、词典学研究的缘起 |
| 二、词典学研究实践评析:以《(?)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词典》为例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10）语言濒危与社区反应 ——以人口较少民族撒拉族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的理论视角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点 |
| 第二章 田野点概述 |
| 第一节 循化县地理格局 |
| 第二节 撒拉族历史文化 |
| 第三节 撒拉语语言概况 |
| 第三章 撒拉语的濒危状况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强势语言与弱势语言 |
| 二、濒危语言与衰变语言 |
| 三、语言功能弱化的表现 |
| 第二节 撒拉语的濒危状况 |
| 一、调查样本统计分析 |
| 二、语言功能的变化 |
| 三、语言态度的转变 |
| 四、语言结构的变化 |
| 第三节 关于撒拉语濒危状况的学术争鸣 |
| 第四章 社区反应 |
| 第一节 国外社区反应的典型案例 |
| 一、积极的语言保护 |
| 二、消极的语言作为 |
| 第二节 对撒拉语濒危的态度 |
| 一、撒拉族社区的态度 |
| 二、周边社区的态度 |
| 三、政府的态度 |
| 第三节 语言保护措施 |
| 一、政府部门的做法 |
| 二、民间力量的行动 |
| 三、高校与科研机构 |
| 第五章 濒危语言的未来 |
| 第一节 语言濒危问题 |
| 第二节 关于撒拉语保护的几点思考 |
| 第三节 我国人口较少民族语言发展的未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补充材料 |
| 附录二：田野照片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中央民族大学戴庆厦教授来访并进行学术指导（论文参考文献）
- [1]内蒙古通辽市语言生态及语言和谐建设研究[D]. 王雅萱. 吉林大学, 2020(03)
- [2]语言接触视角下汉语俄源词演变研究[D]. 刘定慧. 吉林大学, 2020(01)
- [3]云南勐腊“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家庭国家通用语言规划调查研究[D]. 余文婧.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4]越南芒族传统文化变迁研究 ——以清化省为例[D]. Quach Cong Nam.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5]景颇族创世史诗《目瑙斋瓦》的文本程式研究[D]. 宋钰.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5)
- [6]人口迁移背景下的少数民族地区语言变化研究 ——以广西桂林市为例[D]. 覃涛.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7]语言生态学视角下“一带一路”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研究[D]. 阎莉. 西南大学, 2018(05)
- [8]城市哈萨克族语言使用与语言态度调查研究 ——以新疆奎屯市哈萨克族为个案[D]. 王少华. 新疆师范大学, 2018(08)
- [9]于道泉评传[D]. 白林海.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5)
- [10]语言濒危与社区反应 ——以人口较少民族撒拉族为例[D]. 赵琳. 青海民族大学, 2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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