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广东省生态学会“二大”及理事会（论文文献综述）
黄秋硕[1]（2020）在《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文中研究表明丁韪良（W.A.P.Martin）任清政府同文馆总教习和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等职,前后从事职业教育40年,其一生汉学成就突出表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丁韪良在近代西方人文学科方法影响下,重视对儒释道文化的释读,肯定颇多。丁韪良是美国汉学史上真正依据中国典籍并结合考察社会实际而释读儒释道文化的第一人。第二,丁韪良高度评价中华民族“壮丽的文学丰碑”;热衷向西方传递中华文化、中国观念和中国形象,促进了中国文学在美国的传播。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丁韪良称得上是中国文学研究与译介的拓荒者与奠基人。第三,丁韪良热情颂扬与推介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并以明确的近代化理念,在西方汉学史上,第一次梳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诞生之前的中国近代史。丁韪良是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因此他的相关记述,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第四,丁韪良翻译大量西学论着,侧重于近代化新兴学科与实用知识,大多是对西方科技、法律、经济等领域专着的首次翻译,其对相关理论、概念、名词及内容等方面的汉语表述,对中国近代相关新兴学科之构建,均具有创新与借鉴意义,丁韪良汉译西学论着,同样具有重要汉学意义。第五,丁韪良创办中文期刊《中西闻见录》与《新学月报》,大力传播“实学”,不仅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对推动汉学研究往更高层次发展,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六,丁韪良作为汉学研究机构北京东方学会首任会长,倡导以“自由思辨精神”来研究汉学的一切领域。北京东方学会在拓展汉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术创新等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并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西方宗教的负面影响。丁韪良也存在种种弱点与不足,这应更多地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局限性的角度加以说明。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美国汉学的开创、奠基与初步发展,主要是由清代美国来华汉学家们完成的。丁韪良称得上是汉学发展史上一位成绩卓着的巨匠。其在中学西渐与西学东渐双向文化交流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和产生的积极影响,不仅值得充分肯定,至今仍有实际借鉴意义。
朱东北[2]（2018）在《民国合法工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素来以农为本,工人及工会是“近代性”产生的重要底色。受近代社会转型进程影响,工人数量不断增加,权益意识与日俱增,逐渐成为规模庞大的新生力量。清末民初传统社会崩塌后,各业工会开始普遍发展,无可避免地成为20世纪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重要环节。其中,1924-1949年,合法工会是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其演变可分为发轫、重构、转型、复建四个时期。这个发展轨迹与城市社会的形成紧密联系,又与乡村社会的变迁不可分割,是传统中国社会内部变迁和接纳世界潮流相互结合的产物,是改造中国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也是呈现多种社会人群近代化互动关系的载体。从实际情形看,工人加入行帮,主要由寻求庇护”心理促成。对于工会发展来讲,自发需要党治的引导,党治也会与自发相契合,两种趋向呈现了排斥与融合的历史轨迹。在执政与革命并行的时期,虽各地应有多样性的组织样本,工会的纵向、横向架构已具雏形,工会组织形态既符合政党对工运动员需要,也是现实经济产业结构平衡的结果。针对劳资纠纷及衍生的治安问题,依照“全民党”定位及工会法规,国民党形成了由党部、政府主管官署以及工商团体共同参与的调解机制。与此同时,工会活动家群体处于工会运转的枢纽地位,对工会组织与运行的重要性日益显着。在工会及活动家的努力下,边际工人群体从传统的偏重于人情援助向组织援助演变,与旧式联合的区别在于,合法工会不仅致力于所属成员的“互利共济”,也注意从社会公益角度开展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处于新兴社会组织的萌芽的时期,民国工会扮演着十分丰富的角色。国民党按照党部指导,政府监督的二元管理模式构建基层社会。在中央以民众训练委员会、民训部指导全国组织治理,国民政府则组成工商部、实业部,对工会进行事务性管理,并先后对全国工会及会员人数进行了调查统计,各地党务指导委员会、民训会也对本地工会进行整理。在全国范围内,国民党前所未有地改变了工会缺乏法律依据的状况。当然,也有必要从“法制”进程与“法治”形态两个方面,考察合法工会面临的存在空间。通过工会化的数量考察,可以了解工会运行的全貌。这一进程中所限定的工会形态分析其合法角色、职能的阶段性变迁,工会管理程序确立,与工会变革形成互动,通过对不同时期工会,以及成员资格、属性、名额作为分析指标,以及职工会、总工会、厂工会个案,可以看出合法工会稳定中改革、改革为了更好的稳定特征。民国社会的转型,不仅意味着“人”的近代化,也意味着“群”的近代化。普通工会中工会领导人与会员有鲜明的分化特征。研究的问题有二:一是工会参与者群体的人格化回归;二是他们所从事的以“公共性”为特征的社会生活空间,揭示工人日常组织生活的会务及问题。就特别系统而言,全国性及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铁路、海员、矿务、邮务、电务五个国营企业准许组织特种工会。研究将揭示特种工会结构网络扩展化、以及工会成员资格划分取向。通过特种工会与普通工会的对比,形成趋于完整的结论支撑与提升。另外,以铁路基层事务所为个案,分析其组织形态及人员构成,检验特种工会运行机制的效度。劳动争议中工会形成了独特的运行机制。通过通则式与个案式的解释模式,阐述劳资争议事件的工会处境与活动,这种分析可为最后论断提供复证。按照劳资协调的原则,国民党希望在劳方与资方之间达成协调,而不偏向于任何一方,具体为有限罢工与工厂检查办法。劳资调解仲裁体制得以初建,但在实际的运行中逐渐被边缘化,这个假设将为劳资关系提供进一步研究的视野。在此之下,合法工会寻求多样的“斗争手法”,以建立政治互信与足够的合法空间,诸如撇清与“非法”的关联,寻求会员维持与社会援助、团体之间的联络接洽、制度参与、党政请愿,等。抗战爆发以后,为缔造健全的工会体系,国民党实施强制工会化办法。理监事的上层活动与会员心态在团结对外情境中日益脱节。即便在抗战特定情境下,工会同群感及活动具有差异性,工会与“工合”的配合并不顺畅,因对现实情形不同的认知及反思,工会参与者分为强制派与教育派,结果是强制派与中枢意图共同促进了工会发展进入了历史性误区。从互动关系看,中央社会部改隶行政院,地方党部则改为党团形式对工会发挥指导作用。危机环境的国家与工人的互动,体现在工训的进行,及国家策动技术的调适,这些考察趋向于证明抗战时期工会发展仍然偏离国家意志之外。在基层,工会组织的“逆化”日益外显,为求得私利,滥用工会的职业控制权,形成变相的摊派,名利之争下的工会权位,地方总工会,以私沽权,以权生利,已完全不在法度之内。工会不免沦为执行工具与“权斗”砝码,工人的自主性抵制选择以一种不被察觉的方式存在及延续。战后,工会数量及会员数量达到了新的高度,而国民党与工人却日渐疏远。出于对内整合,对外联络需要,国民政府着手重建“全国总工会”。与此同时,大力推动地方工会的组建,一方面限于战前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又由于战时体制遗留,促使工会发展处于一个前后“混淆”的畸形空间之中,工会虽名义上是国家治理的参与者,但作为工人的合法代表者,它的民主化基础不足、发展有限。从考察看,并非每个工人都具备参加工会活动需要相应的能力与意愿,这导致工会日常会务参与的不平衡。地方党部的工会参选更为实用主义,在此基础上构建的高级民主,难以名副其实。从国家与社会关系来看,合法工会的最终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发展过程,现代为表,传统为里,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缩影。民国时期,合法工会作为政府许可的“法人”,担负着主张和维护工人的正当权益的角色,也承接政府劳动施政,国民党训练民众的功能,不仅救济失业,调解工人纠纷,也承接工人教育,引导工人文娱生活。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兴建了各类工人福利设施。从更广阔的视角看,作为工人群体专门性的近代社团,民国工会也开始向公共领域扩张,不仅参与从业者准入,维护行业秩序,也提倡现代意识,参与公共事务与社会公益。尽管如此,由于劳工诉求无不受到政策需求、经济波动、雇主策略、保障机制、工人分化的制约,以及近代工人群体主体地缘、心理、传统的特征,民国工会表现出突出的弱组织化现象。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合法工会对国民党策略的作用有限,反成为工人阶级形成的前提。民国合法工会的发展轨迹,证实了工人阶级形成与发展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对近代及其后历史样貌的塑造,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陈永华（Chan Wing Wah）[3]（2017）在《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文中研究表明中国人移民外地的历史悠久而且漂洋过海无处不到,所谓“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华人移民异地先侨居,後发展为落地生根,与当地非华族主体共存共荣,渐次融入主流社会。他们把中国文化习惯、物质文明带到异地,经历多年累积构建而成当地多元化民族和多元文化的一分子。同时华侨散布各国,进一步把中国文化发展为世界性的中华文化。对海外华侨华人的历史研究可追朔100年前之清末民初。但由於华侨华人事务、活动繁多,分布的地域国家也非常广泛。於是有着众多可供历史研究的选材下,多数学者的着作是华侨在某国家、某地区生活状况的国别史,或是专科领域的教育、媒体、经济、宗教和社团等,或是专题专案的关於成功企业家、革命家（对中国近代政治而言）、某类物质文明或个别乡族文化。对於海外中华商会或某国家中华商会的专门研究是稀少。发掘海外中华商会的重要性,是近年的事。中国在开放改革後,市场经济重新成为中国经济的另一半。商业活动、商人和商会又在国内蓬勃起来,连带推动对近现代中国商业活动和商人组织的经济、社会功能的研究。对中国的商业、商人、商人组织的活动和历史展开研究,除了在中国近现代史有学术价值外,实际重要意义是帮助中国寻找一条合适自已的经济发展之路。在20世纪末的90年代,着名历史学家章开沅领导团队对中国商会历史作出大规模系统性的研究,继而引发连串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商会研究热潮。进入21世纪,全球急速一体化使中国对世界经济开放的政策加大力度。政府修改了 20世纪90年代的“引进来、走出去”的被动战略转变为21世纪的主动方式“走出去、引进来”。在上世纪末,中国“崛起”的现象已引起西方国家的关注,在未来10年中国对全球的经济影响力再度攀昇是可以预期的。另一个影响中国和印尼的关系而又与印尼中华商会相关的是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中、印两国政府都非常重视与世界华商网络接轨。同时段中国商会学者也发现中国的商会组织随华侨移民海外,并且已经自然发展成为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外中华商会网路。他们在中国商会的档案中也发现中国的商会与各地海外中华商会曾经有着长期紧密的关系和通讯。因而在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内着名华侨历史研究大学的支持下对海外中华商会（南洋区）的专门研究。南洋区是中国人最早移民也是最多华侨的地域,其中以印尼为最突出。估计印尼华人人口在1000万以上,是中国以外最大华人族群的居住国,当地华商更是印尼经济的主力。可是至今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研究是稀少。在众多印尼国别史上,学者往往侧重於教育、经济、宗教等明显社会议题的论述。即使在社团的研究论着中,有关印尼中华商会的内容也是稍有涉及,通常是放在业缘社团中的一栏目,给予小篇讨论。从而忽视了中华商会对中国、印尼关系和印尼华人近今100多年历史的重要贡献。论文是采用“总体式”专题研究的方法。印尼中华商会定义为:由印尼华侨华人在印尼成立的商会,组织成员为华商,商会主要服务对象为华侨华人,并承传着中华文化。总体史强调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研究。把握和审视是宏觐的,切入是微观的,描述是全方位的,观察包括了“时段性”和“统合长时段”性两种。在研究分析时也可用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和方法。具体的说,论文是对印尼中华商会和活跃其中的商人进行研究。透过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研究看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会三者之间复杂的联系,看印尼中华商会与上述三个政社群体之间的关系,看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论文选择了“中、印关系”作为宏观环境的切入角度,以在过去115年内中、印关系和中华商会的重要事件作为分时段的指标。经过四章的“时段”性分析,清楚显示了印尼中华商会在不同的时段,都对中国近现代史里的中、印关系有重要的作用。在这些时段,她的角色扮演和功能作用虽然不尽相同,但对中、印关系中的三大政社群体,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人都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最後,综合各时段的研究结果显示出一个动态式的观察来,它成为评论印尼中华商会对中、印关系的总体作用的基础。在中国、印尼近今115年的历史里,两国的内、外政局急剧变化带动着中、印关系的起伏。生存在中、印两国之间的印尼华侨华人固然是两地关系的重要元素之一。在20世纪前,印尼华侨可以说是中、印关系的始祖。到了清末之後,中国和印尼两地政府才成为中、印关系的主导者。由清末至1958年,当时代表着华侨的总机构-印尼中华总商会承担着重大的时代任命,带领着印尼华族在异国生存,维繋着与中国、印尼两国政府和华侨民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後进行社会主义建国,政府没有使用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印关系里发挥功能。不幸地,在1965年印尼军事强人苏哈托施行邀进的同化华人政策,取缔了所有华人社团包括中华商会在内。从此时计算,印尼中华商会消失了 36年,到苏哈托被推翻下台三年後的2001年才得以复办。在进入21世纪初的15年,印尼中华商会再度在中、印尼关系中发挥她专长的经济功能,成就不少中、印经济贸易合作的成绩,使印尼渡过国家经济重大危机及帮助中、印两国修补过去的历史伤痕,为两国建立全面的战略性夥伴关系出了一分力。总的来说,印尼中华商会在历史的激流里,仍能保持她在中、印关系中的重要位置是靠着他们儒商智慧和坚毅的精神。她使用“三赢”的方程式使三个主角,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群,同得益处,其中以经济益处为最基本;并适时地调和这三方面的关系,减少矛盾冲突,加强政治互信,为华侨和中华商会寻求最大的生存空间。在21世纪未来的中、印关系,相信印尼中华商会也会采用这个曾经被长期使用并证实为有效的“三赢”方程式去做出贡献。而且在2015年中、印两国刚宣布了两国的长期经济大战略後,“一带一路”遇上“海洋经济”,明显展示了双方在国家经济发展方面有非常强的互补性。以中、印关系现时的良好走势看,印尼中华商会在调谐印尼华人与中、印政府的关系是较为容易。但印尼中华商会的三赢方案并不是必胜的。从四个歴史时段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中华商会的作用和“三赢方案”成效与当时“印尼华人国家认同”的争议情度有密切的关系。印尼中华商会的功能作用基本上是经济性质。但在不同时段的中、印内外政治环境形成不同的中、印关系状态时,三个主角,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群会赋予它额外的政治、外交、社会文教等其他重要任务,调教着它在不同时段的角色。印尼中华商会未来的挑战仍然是在“印尼华人的国家认同”争议。2015年7月一批“反华人”的人士组成了“原住民党”,并故意在8月17日印尼国庆日宣布,制造声势。现今世代,世界各国普遍认同国家有责任对国民作出一生的教育、照顾和保护,换取的是国民必须向国家效忠。是一种法理上的承诺。入了外国籍的华人对国家效忠必定是他们的国籍国,是法理上必须要做。如果他们的行为有损国籍国的利益时,必被定为叛国罪行。但在法理以外的感情归属,则各地民族和各人也有不同。人类的情感归属效忠对象可能是出.生国、或是居住国、或是祖籍国,甚至是宗教信仰。但不竟华人问题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敏感问题。中、印关系的三大主角,中、印两国政府和代表印尼华人的重要社圑,必须要合作,共同面对,主动地去解决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难题。笔者以印尼中华商会为历史研究个案,在论文开始写作之前,并未感到使用“总体史”研究范式的特点和好处。但使用後,意识到它是研究专题个案的很好方法。采用了“总体史式”的方法,能把印尼中华商会的特性和历史角色看得明白,也能总结出印尼中华商会“成功”、“失败”的因素和导致她在近今115年的中、印关系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原因。继而本着“监古知今”学习历史的态度,推论印尼中华总商会在21世纪中、印关系中可能扮演的角色。相信此论文不单是一篇对印尼中华商会多面的专题研究,也可以作为研究中、印经济史、社会史和外交史的一篇辅助参考。
周娟[4]（2017）在《我国高等教育治理法治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为了实现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2014年,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关于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意见》,2015年教育部发布《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根据上述改革意见,我国到2020年要基本形成政府宏观管理、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支持的格局。但30余年的改革证明:政策路径根本无法实现高等教育治理模式的构建,要实现高等教育多元治理,就必须采取法治路径,将高等教育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但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并不是全部需要进行法治化,而是应当对其重要的、稳定的内容进行法治化。从系统论的角度讲,高等教育治理系统重要的、稳定要素就是高等教育治理主体（系统元素）和高等教育治理法律关系（系统结构）。而要建立高等教育治理法律关系模型,其核心就是对高等教育治理权责进行法治化。当然,在高等教育治理系统结构建立后,难免也会出现高等教育治理失序的现象。因此,为了避免高等教育治理失序,就应当对高等教育治理的运行从法律程序上进行过程控制,从法律责任上进行结果控制。全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从选题背景出发,介绍研究意义,对国内外研究进行综述,并对本文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点进行介绍。第二章对高等教育治理法治化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阐述高等教育治理法治化的理论基础;阐述高等教育治理法治化的必要性;通过对我国高等教育治理模式的分析,明确我国高等教育治理法治化的基本内容,包括高等教育治理主体法治化、高等教育治理关系法治化、高等教育治理权责法治化、高等教育治理法律程序与法律责任。第三章对我国高等教育治理法治化的现状进行分析,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治理法治化过程中存在高等教育治理主要停留在政策层面,立法欠缺;高等教育治理存在有法不依现象;政府高等教育改革随意性太强;高校办学偏重政府,难以实现面向社会办学等问题。我国高等教育治理法治化还存在政府方、高校方、社会方障碍,阻碍高等教育治理法治化的进程。另外,由于我国行政权力过于强大、存在权力腐败、非营利组织异化与法治政府和法治理念欠缺,我国高等教育治理存在失序可能。第四章对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主体法治化进行理论分析。首先,界定了高等教育治理主体的概念与范围;其次提出了高等教育治理主体法治化的概念,其核心就是要通过法律赋予高等教育治理主体资格（权利能力）,以保障高等教育治理主体的广泛性、独立性、组织性、专业性;第三,对高等教育治理主体中的政府主体、高校主体、社会主体的资格进行了探讨,主要论述了高校主体的独立行政法人资格的应然设计、社会主体资格确认的必要性与“法律松绑”。第五章对高等教育治理关系法治化进行论述。在界定高等教育治理关系法治化的基础上,提出高等教育治理关系法治化不是对高等教育治理关系全盘法治化,而是对高等教育行政管理关系,重要的、稳定的高等教育平权治理关系进行法治化,并对高等教育治理法律关系模型、高等教育治理法律关系的种类等内容进行探讨。在高等教育治理法律关系种类上,重点介绍了高等教育行政管理法律关系、高等教育重大行政决策法律关系、理事会决策法律关系、契约法律关系、投资拨款法律关系、政务服务法律关系。第六章对高等教育治理权责法治化进行分析。在界定高等教育治理权责法治化的概念基础上,提出了高等教育治理权责分配的基本原则,包括均衡分配原则、分权治理原则、清单管理原则（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并在此基础上对政府权责、高校权责、社会权责进行了分配。第七章对高等教育治理过程序与结果的法律规制进行分析,提出在过程控制方面,主要要建立健全行政管理法律程序、高等教育重大行政决策参与法律程序、理事会决策法律程序、招投标程序、治理纠纷解决程序;在结果控制方面,重点要完善政府越权行为的法律责任追究、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责任的法律责任追究、违反高等教育公平责任的法律责任追究。第八章对我国高等教育治理法治化的对策进行分析,提出通过将高等教育治理法治实施体系、监督体系、保障体系内嵌于高等教育治理法律规范体系当中,通过修订与制订《高等教育法》《高等学校法》《高等教育中介组织法》《高等教育社会团体管理办法》《高等教育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形成高等教育治理法治体系,以确保高等教育治理法治化的顺利开展。
吴记峰[5]（2016）在《内生与建构：激活村民自治资源的尝试与悖论 ——以华南云台村村委会下移改革为个案》文中指出我国以建制村为基础的村民自治在经历了30多年的曲折发展之后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和问题,进入了发展的瓶颈期。而在建制村以下更基础的社会单元,村民自治则以其内在价值和力量呈现出强劲的生机与活力。处于华南地区的清远市正是基于自然村与村民小组一级自治的传统资源与内在活力启动了村民自治重心下移改革,着力通过复归自然村自治传统、连接传统乡村社会自治来激活自治资源。这样的一场改革缘何在属于粤北山区的清远市发生,传统时期的这片乡土曾经内生出怎样的自治形态,这种自治形态又能否在当前这样一个现代国家体系与乡土社会土壤中被真正重构?换言之,政府主导下的激活自治资源的努力能否达到预期改革绩效?本文就是要回归历史最深处、重返社会最基层,以处于改革风口浪尖的云台村为考察基点,通过对传统乡村自治和现代村民自治的对比研究以及对村民自治重心下移改革的参与式观察全面解读现代化进程中以村委会下移激活村民自治资源的尝试与悖论,进而提出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挖掘村民自治资源的有效路径。村民自治重心下移改革是建立在传统社会自治以及当前建制村以下村民自治活力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对传统宗族社会内生的传统乡村自治形态以及现代国家建构下的建制村以下村民自治的对比研究是本研究的基石,而小村落在大变迁面前的反应、小村落对于大改革的回应也是本文研究的重要内容。作为一项参与式研究,笔者努力融入到了云台村这个华南自然村落之中,通过深入挖掘有关传统宗族社会的乡土记忆和文字材料来重现较为真实的传统乡村自治形态,通过全面梳理沧海桑田中吴氏族人的生命轨迹来呈现较为完整的社会变迁过程,通过细致发掘新的历史节点上华南乡村自治实态来考察自治下移改革的社会基础,通过参与观察改革全过程来发掘政府主导的自治复归所面临的现代国家建构与村民自治重构的内在张力,最后在对村民自治重心下移改革形成基本结论的同时探究新时期激活自治资源的有效路径。本文以参与式研究的方法对以激活自治资源为归依的村民自治重心下移改革的改革依据、改革方案、改革土壤、改革过程、改革成效等进行了全景式探究,从而对村民自治三十多年的发展以及村民自治重心下移改革本身进行深入的反思,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村民自治进一步发展的崭新路向。首先,本文还是回到历史深处,在历史场域中探究传统乡村自治的完整形态,从而对传统社会自生自发的自治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参见第二章）。其次,本文将对现代国家建构下的村民自治尤其是建制村以下社会单元的村民自治实态进行深入的挖掘,并与传统社会的宗族村自治进行全面的对比（参见第三章）。也正是现代村民自治与传统乡村自治所面临的社会土壤与社会环境的不同,政府主导的村民自治重心下移改革在掀起了乡村体制变革、导致乡村秩序变换的基础上最终衍化为了草根自治的再度行政化的过程,形成了改革的第一个悖论。让人庆幸的是,当改革的浪潮暂告一个段落,古老的传统村落反倒又自发的找寻着内部的均衡点,自然村的草根自治也再次萌发出新的生机,改革也因此产生了又一个悖论（第四章）。云台村的改革实践表明村民自治重心下移改革终将难达其效,复归传统自治的努力终将难以复归传统。但与此同时要看到的是,传统不可复归并不代表着没有传统自治资源可供挖掘,激活村民自治资源关键要探寻到挖掘传统资源的最佳方式与有效路径,进而探索新时期村民自治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第五章）。
张梦龙[6]（2014）在《基于公共物品属性视角的铁路改革结构特性研究》文中指出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如何在积极推进高速铁路等铁路现代化建设的同时,通过改革来创造新的制度红利,实现技术进步和改革创新的协调发展,是一项亟待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铁路改革需要考虑诸多因素,行业所提供的物品属性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本文试图从铁路产业特征和运输产品属性出发,研究分析对改革路径有着深层次影响的铁路改革结构特性及相关问题。具体来讲,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通过对我国铁路前期改革的反思,以及国内外相关产业改革经验的考察,论证提出研究铁路改革必须重视行业提供的物品属性,尤其是公共物品属性。我国铁路改革已取得了一定进展,然而继续深化却面临诸多难题,行业属性定位的模糊成为铁路改革长期处于“胶着”状态的深层原因。作为兼具商业性和公益性的特殊行业,铁路不可能完全市场化,改革的先行步骤是明确基于行业属性分解的市场边界,这也决定着铁路领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正确处理。2、在对铁路产业特征及公共物品属性构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公益性与商业性、行政性与市场性、共用性与专用性、公共性与企业性等多个维度对铁路公共物品属性的特殊表现展开研究。从不同侧面重点分析了公共物品属性对铁路改革存在的若干结构性影响。论证提出在影响铁路改革结构特性的各种结构性问题中,基于物品属性的结构是最基础性的。探究铁路改革应当首先致力于解决这些结构层面的问题,建立对铁路改革更加全面和理性的经济分析。3、在对铁路作为一个行业整体上的公共物品属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铁路产业内部各具体业务环节的公共物品属性问题也进行了研究,论证提出在探寻铁路改革目标模式与结构特性时应充分考虑以上问题的特殊影响。基于行业属性分解的铁路分类管理与改革、基于公共企业独立运作的运输生产组织结构调整、基于产业纵向关系调整的铁路运输业重组,以及相应的行业管理和政企关系重构,都是公共物品属性视角下铁路改革需要重点考虑的内容。为此,本文试图从容易引起人们忽视的公共物品属性这一新的视角,从行业所提供物品的属性这一基本维度,来重新认识铁路的性质及对改革的特殊影响,并对其中的主要经济学问题进行探讨,以求建立更具完整意义上的铁路经济和铁路改革分析框架。本文主要运用公共物品理论和公共经济学,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共分七章的内容,重点就公共物品理论、铁路产业的公共物品属性构成、公共物品属性对铁路改革的结构性影响、国外铁路和国内运输业改革中公共物品属性问题的处理等展开讨论,在对如何区分铁路的公益性和商业性、明确政府在铁路中的作用和铁路的市场边界、铁路公企业的运作及相应的政企关系、政府规制和法律环境等整体性问题进行探讨的基础上,深入到产业内部对铁路产业链各具体业务环节的公共物品属性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建立起了对铁路属性的整体认识,构建了一种基于公共物品属性结构性影响的铁路管理体制改革框架。论文的主要论点和创新体现在四个方面：l、在总结国内外经验走向和对我国铁路前期改革进行反思的基础上,论证提出应当重新明确铁路的属性定位并按属性分解进行分类管理。公益性铁路与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性铁路,以及公益性运输和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性运输的明确区分和分离即“公商分离”,按物品属性对行业进行分类管理、投资、建设和运营,是今后铁路改革的重要方向,也是铁路领域政府与市场关系处理的基础。2、对铁路产业中普遍存在而又容易受到忽视的市场失灵、市场边界、公共性、公益性、公平性、正外部性、拥挤性、共用性、市场化指数、可商业化程度、公共物品属性程度、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属性的转化、政府作用、公共企业、特殊法人制度等概念及对铁路改革的结构性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归纳提出“共用经济”这一经济学概念用以分析铁路经济问题,从而构建了基于公共物品属性视角的铁路改革分析框架。3、将“公共中间品”概念引入对铁路的经济分析,改变对铁路轮轨关系和产业组织的传统看法,并深入到铁路产业链内部,对铁路运输业内部特有的公共物品属性及基于网络型基础产业共用经济现象一般特性的铁路公共中间品和公共企业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了一种基于从“二分法”到“三分法”产业纵向关系调整的铁路运输业重组模式。4、在对铁路改革中若干结构性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论证提出了基于公共物品属性的中国铁路管理体制改革框架,并对其中的“公商分离”、“调度公共化”、“三分法”行业重组、政企关系重建及改革过渡期的政府职能等有关配套改革进行了探讨。应当说,从结构层面来思考和研究铁路改革,需要回答的问题还很多；从物品属性特别是公共物品属性视角来探究铁路经济和铁路改革问题,本文目前做的还只是初步探索,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和全面,对此寄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和努力。
焦磊[7]（2013）在《微型社会高等教育发展比较研究 ——兼论澳门高等教育发展策略》文中研究指明澳门是一个经济发达、社会开放、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弹丸之地”,澳门回归后,特区政府高度重视高等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澳门旅游博彩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澳门特区政府有充足的财政保障支援高等院校的经费需求。当前,澳门共有十所高等院校,其中四所公立院校,六所私立院校。然而澳门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并不高,亦无一所蜚声国际的知名院校。那么澳门缘何缺少一所世界知名的高等院校?澳门应如何规划其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路向呢?澳门属于典型的微型地区,世界范围内有诸多类似于澳门的微型国家与地区。微型国家与地区并非仅是巨型或大型国家的“迷你版”那般简单,微型国家与地区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因此,微型国家与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亦应紧扣这种独特性,在此境况下寻求高等教育发展的别样路向。有鉴于此,探讨澳门高等教育的发展应将其放置于微型国家与地区的视域之下。任何国家或地区的高等教育制度都难以达臻完美无缺,其高等教育的发展需借鉴他国或地区的优良经验。与其他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比较是对自身教育制度的“反观”与“检阅”,亦是从“类群体”中找寻可资借鉴的优良做法。因而,本研究选取香港、马耳他两个案例,从高等教育发展的内涵所涉及的系统结构优化、规模增长与质量保障、国际化水平提升、社会适应性增强四个维度与澳门进行比较研究。在比较镜鉴的基础上探寻澳门高等教育发展的路向。澳门、香港、马耳他皆属于微型社会,微型社会有着不同于巨型/大型社会的典型性表征。首先,三者都有被殖民的历史；其次,微型社会经济规模有限,难以实现规模效益；第三,微型社会开放度高,文化多元。微型社会的这些相关特性形塑了其“微型高等教育”。澳门高等教育的发展可追溯至欧式圣保禄学院的建立,然而,圣保禄学院关停之后澳门高等教育陷入了“长时段”的空寂期。1981年私立东亚大学的设立可谓是澳门现代高等教育的肇始。因应过渡期对人才的需求,澳葡政府收购私立东亚大学将其转制为公立大学,自此澳门才有了本土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机构,其后公立东亚大学一分为三。回归后,伴随社会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增长,澳门高等教育得以跨越式发展。从高等教育系统结构来讲,澳门高等教育系统公私立高校并存,高等教育系统缺乏整体统筹规划；香港高等教育系统呈现出“差别有序”的特点,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通过“共展所长”的理念优化高等教育系统结构；马耳他属“双轨制”高等教育体系,其高等教育系统结构清晰、易于统筹管理。高等教育规模增长与质量保障方面,澳门、香港高等教育均已实现马丁·特罗意义上的普及化,马耳他高等教育规模增长则相对较缓慢,尚处于大众化阶段。澳门高等教育虽实现了“跨越压缩式”发展,然而却是量与质的非均衡发展,其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仍待健全；香港移植了英国高等教育传统,高等教育规模增长之初便注重质量保障,因而建有完备的内外部质量保障体系；马耳他则是在博洛尼亚进程的促动下引入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高等教育国际化拓展方面,澳门具有实现国际化的先天优势,但“后天”发展受阻,其国际化水准仍有待提升；英国高等教育模式的移植为香港高等教育达致较高国际化水准奠定了基础,加之高等教育产业化战略及构建“区域高等教育中心”的目标有力地推动了其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马耳他在“欧洲高等教育区”整体目标的影响下,极为注重高等教育的欧洲维度,其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策略是以区域化驱动国际化。高等教育社会适应性方面,澳门、香港、马耳他皆表现出较高的社会适应性。这与微型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更加需要高等教育的支撑紧密相关。然而,三者相较而言,香港、马耳他高等教育的社会适应性更强,其社会适应机制更为完备,外部引导机制与高等院校的回应机制相得益彰。引导澳门高等教育适应社会的外部主体则相对单一,相关主体处于缺位状态。最后,本研究归纳了澳门、香港、马耳他三个微型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路径,并就微型社会高等教育发展的共性困境及“理路”进行了归结。在此基础上,从六个方面提出了澳门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策略建议。
李翔[8]（2013）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变革与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从这次全会开始，全国上下思想解放，进入了波澜壮阔的与时俱进、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项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其中，中国体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项事业发展成就的缩影，是由“边缘化”到对世界产生深刻影响的典型代表。中国体育取得的成就与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变革与发展是密切关联的，一定意义上，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变革与发展的成就决定了中国体育的成就。目前，关于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变革与发展的研究甚少，特别是运用史学研究方法，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变革与发展进行史料性研究没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选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变革与发展作为研究对象，是结合中国改革开放这一意义深远的鸿篇巨着的基本时代背景、结合30多年来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对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变革与发展情况进行描述，运用文献资料法、史学研究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以中国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中国与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关系、中国与区域国际体育组织的关系、中国与各个国家的双边体育关系为基本架构，以重大事件、主要人物为基本素材和索引，系统梳理，形成特定历史阶段的专题性文献。通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变革与发展的基本史料系统梳理，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是与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变革与发展是密切关联的，而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变革与发展本身而言，改革开放是原始动力，世界变化是历史机遇，中国体育的自身努力是根本原因。在今天，中国体育因为有了改革开放以来奠定的扎实基础、因为有了改革开放以来在国际体育领域获得的制高点与话语权，应该也能够在体育本质的回归、人类共同社会理想追求等方面做出进一步的诠释，从而影响其他，满足国家与世界的和谐发展需求，引领人类文化的大同。
李建中[9]（2010）在《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10）》文中提出解放以后,在1949至1953年进行了全国范围的以平均分配土地为内容的土地改革运动以后,国家开始在农村进行以农业生产合作化、农村信用合作化、农村手工业合作化、农村供销合作化为手段和内容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希图以此在农村进行和平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上述四种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农业生产合作化和农村供销合作化是重中之重。就农业生产合作化而言,从1953年至1958年短短的5年间,我国农村便实现了由个体农民所有制向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至人民公社的过渡。当时,国家认为人民公社是最高类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共产主义的雏形,它的建立和巩固将会极大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1953年至1983年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实践表明,农业合作化的初衷未能实现,农业合作化特别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并没有使我国的农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相反,却使我国的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并一度出现了粮食匮乏的困难局面。其间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记取,唯有此,才能使当代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少走弯路。就供销合作社而言,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自1949年至1991年,各级供销合作社始终是我国县城以下农村商品流通的主渠道,它在饮食业、服务业、纯商业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是从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起,各级供销合作社特别是县、乡两级供销合作社才日渐衰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级供销合作社虽然垄断了全国农村的商品流通,虽然表面上看似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但是它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官办”性,在很大程度上只代表国家的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而不能很好地体现农民群众的局部利益,有时甚至侵犯了农民群众的经济利益,挫伤了生产队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不能很好地发挥流通对工农业生产的积极促进作用。如何避免并吸取计划经济体制下,供销合作事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便把三农工作搞得更好,加速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就成了一个急待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和实践需求。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形势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巩固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随着“三多一少”的流通体制和多元化的市场格局的形成,各级供销合作社日益衰落。但是,世界上其它国家农业发展的历史表明,各类合作社在加速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过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当代西欧、北美、南美、非洲、北欧、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农村各类合作社十分发达,在农业经济发展、农村建设、农民生活的改善以及农业生产、农村商品流通、农村服务等领域发挥着难以估量的效用。我国要想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要想顺利推进农业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要想避免农民群众单家独户闯市场或被迫卷入市场大潮,以致自身利益屡受强势群体侵犯的被动局面的出现,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平稳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必须加速各类农村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以使农民在与其他阶层进行利益博弈的过程中,有真正的农民所有、农民治理、农民得利的合作经济组织、民间社团,更好地维护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探讨改革开放形势下供销合作社式微的原因和教训,提出复兴供销合作事业的新理论、新对策等,就显得尤为迫切。本论文在内容上可以说是史料翔实,结构合理,条理清晰。由于本文研究的是1949至2010年南阳县的供销合作社,时间跨度很长。因此本文采取了按时间顺序组织全文,以纵向的“条”为主要线索,对南阳县的供销合作事业进行论述的手法。文章共分十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最后一部分是结语,其他八个部分是正文,正文共分八章：第一章简单地回顾了1949年以前我国的合作事业发展史,第二章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三章论述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四章探讨了大跃进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五章论证了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六章分析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七章叙述了徘徊中的二年南阳县的供销合作社,第八章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文章从第二章到第八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南阳县供销社的业务、人事、计划、统计、财务等进行了叙述、分析和研究,同时也对供销合作社领导和管理下的农村副业、农村集市贸易、农村小商小贩等进行了研究,探索了前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七个不同时期内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的特点、规律以及它在南阳县的农业、商业、工业、农村副业、农民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再现了60余年来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的曲折发展历程,总结了南阳县以至全国供销合作事业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解决当代南阳县以及全国供销合作社的困难局面的对策和理论。当然,本文在内容上并非只写“条”,不写“块”,在进行纵向研究的同时,本文采取条块结合的手法,在结语部分以“块”为主,分专题从业务、体制、管理、农村副业、农村集市、农村私商、供销社与国家的关系、供销社与工农业生产的关系、供销社与农民的关系等八个方面进行了横向概括,揭示了60余年来南阳县以至全国供销合作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共性和普遍规律。本论文在研究成果和立论观点方面颇具创造性,通过八章正文的详细叙述和论证,文章在结语部分提出了以下创新性观点,总结了60余年来,甚至100年来中国合作事业的经验教训,对我国未来的合作事业的健康发展来说,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一）改变了传统的对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推行的合作事业全盘否定的观点。文章指出,国民政府推行的合作事业有一些较好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如注重合作事业的宣传教育,不仅进行官方的宣传教育,而且允许民间社团、私营报刊、民间精英等进行关于合作事业的宣传、教育、创建等活动；注意培养和重用政权体制以外的合作社理论家和合作活动家；制定并实施各级各类合作法律、法规,而且把合作立法的基点放在国际社会公认的有关合作社的基本原则上,如团结、互助、互利、合作、联合、自愿、平等、自由、民主、博爱、不以盈利为目的等诸多方面；在政府与合作社的关系上,政府始终坚持对各类合作社虽然“引动”,但不“代动”的政策,即政府只是对合作社进行指导、监督、帮助,而不直接插手合作社的人事、业务、财务等,这使得国民政府时期的各类合作社具有较大的“民办”性质。（二）本文秉笔直书,认为1953至1983年我国推行并维护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并非十全十美,而是失误大于成功,教训大于经验。笔者指出,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建立并长期维持的农业大集体经济和人民公社制度,并没有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而是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农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水平,不利于农业和农村副业的发展,使我国农业长期处于慢性徘徊和缓慢发展之中,农民收入得不到提高,农民生活长期维持在温饱线上下,有一部分生产队长期以来只给社员分配口粮,而没有一点现金分配。（三）本文以不掩恶,不虚美的学风,首次指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供销合作社始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群众自己的合作商业组织,它在实质上是“官办”企业和政府的附属物,在本质上与国营商业完全一样,都是全民所有制,在人、物、财方面都由国家实行“包配”。正是由于供销合作社的官办性质,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商业工作屡屡出现“政府行为化”,使供销合作社这只用来“勾连”城市和农村的“抓手”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屡屡违反价值规律和等价交换原则,在城乡经济交流中总是以“多购、少留”、“少供、价高”的形式偏向城市、干部职工、工业,而忽略和损伤农村、农业、农民。这种做法不利于维护农民群众的利益,有损商业工作的“专业性”,不能很好地发挥流通对生产的积极反作用,并且使商业部门的经营管理陷于混乱,增大了商业企业的亏损、贪污、盗窃,加重了国家财政对商业企业的“补贴”负担。（四）本文创造性地提出,计划经济体制下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强盛不是它的正常状态,改革开放以后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衰落却是它的正常状态：计划经济体制下,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强盛只是一种“虚态”,它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国家依靠行政力量维持着它在饮食业、纯商业、服务业等方面的垄断地位,国家对农民的家庭副业、自由市场、“私商”等进行了严格控制,并且绝对不允许农民弃农经商、干部职工弃工经商。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十分强大,但是全国的商业却陷入了长期的呆滞状态,整个国民经济也发展缓慢。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放弃了依靠行政力量维持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垄断地位的做法,并且允许农民经商、干部职工经商、无业者经商、开放自由市场、放弃对“私商”的管制,最终在商业领域形成了“三多一少”的流通体制和多元化的市场格局。在这样的背景下,供销合作社衰落了,但是这种衰落正是它由“虚态”向“实态”转化的表现。因为它的衰落意味着以个体商业和私营商业为主的其它经济成分的商业主体的兴旺发达,意味着城乡人民群众可以随时得到称心如意的商品和优良的服务,意味着国家摆脱了因弥补供销合作社的亏损而长期背负的财政包袱,意味着我国的商业繁盛了,意味着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繁荣局面。表明我们终于摸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弄明白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理论课题。
胡春艳[10]（2010）在《抗争与妥协：马来西亚华社对华族母语教育政策制定的影响》文中提出“语言和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而一个种族的文化本质只有通过母语才能够被吸收并加以发展。母语教育作为少数族裔保持与传承本族群文化,保留本族群特性以区别与“他者”的主要方式与途径,是每个民族都为之争取与奋斗的原动力。广大华侨华人自飘洋过海移居他国以来,就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为争取本族群的文化教育权利进行了不懈努力。东南亚作为海外华侨华人的主要聚集地,亦成为海外华文教育最为发达的地区。在东南亚诸国没有摆脱殖民统治之前,华族的母语教育都获得了较好发展。但在这些国家获得独立后,建构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华族母语教育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相继衰落,有的甚至被连根拔起。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相比,马来西亚的华族母语教育之所以能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形成较为完善的华文教育体系,华人社会自身的努力固然重要,但政府相对宽松的制度环境为其发展创设了条件,成为影响华文教育的关键因素。但这种制度环境是如何建构起来的?期间华人社会又是如何与政府博弈的?本研究试图回答这一问题。本研究选取华人政党、华人压力集团、华文报刊这几个华人社会力量主体作为主要变量,系统分析在不同历史时期这几个关键变量对政府华教政策制定的影响。与此同时,国际体系、中马双边关系及马共因素也影响着马来政府对华文教育的认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其华教政策的制定。通过系统的分析,本研究发现华社在与政府的博弈过程中,抗争与妥协始终贯彻其中。以董教总为首的压力集团始终走在抗争的最前线,以马华公会为首的执政党时而抗争,时而妥协,其态度主要取决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及其领导层。在华社的大力抗争及政治所需（如为了竞选需要、国际形势的改变）下,政府的态度时有缓和,进行一定的妥协,并对相关政策做出修订。总的来说,马来西亚华教政策的出台是马来西亚内部与外部相关势力相互斗争、妥协的结果。虽然华人社会的斗争是主要的,但国际因素的影响力也是不容忽视的。
二、广东省生态学会“二大”及理事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广东省生态学会“二大”及理事会（论文提纲范文）
（1）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节 国内外关于本选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一、中外学者关于美国早期汉学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
| 1.美国“早期汉学”起始于何时？ |
| 2.美国“早期汉学”结束于何时？ |
| 3.美国“传教士汉学”何时向“专业汉学”过渡? |
| 4.笔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史分期之思考 |
| 二、当代中外学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家成就的总体评价 |
| 三、当代中外学者对丁韪良汉学研究的总体论述与评价 |
| 四、国内学者关于丁韪良其他方面问题的讨论 |
| 五、国外与丁韪良有关研究成果综述 |
| 第二节 本论文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学术创新 |
| 一、研究意义与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思路与写作框架 |
| 三、研究方法与学术创新 |
| 第一章 丁韪良来华前后的美国汉学界 |
| 第一节 裨治文与美国汉学之起源 |
| 一、裨治文来华前的中美关系与来华美国人 |
| 二、裨治文来华与创办《中国丛报》 |
| 1.裨治文来华与初期的汉语研习环境 |
| 2.裨治文创办《中国丛报》最初目的 |
| 3. 《中国丛报》由宗教性向世俗性转变 |
| 4.裨治文与美部会的分歧 |
| 三、裨治文的主要着述 |
| 四、裨治文创办学会与教育机构 |
| 1.裨治文等创立美国东方学会 |
| 2.裨治文创立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 |
| 3.裨治文创办其他学会 |
| 第二节 卫三畏来华经历与汉学研究 |
| 一、卫三畏汉学研究之历程 |
| 1.第一阶段:以传教身份研究汉学 |
| 2.第二阶段:以外交官身份研究汉学 |
| 3.第三阶段:以学者身份研究汉学 |
| 二、卫三畏汉学研究成就与特点分析 |
| 三、卫三畏与马礼逊、裨治文、丁韪良之关系 |
| 第三节 丁韪良来华前后美国汉学之演绎趋势 |
| 一、美国早期汉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
| 二、早期美国汉学家“中国观”类型之演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丁韪良宣教经历与汉学研习 |
| 第一节 丁韪良来华与汉学初步研习 |
| 一、丁韪良来华前的教育背景 |
| 二、丁韪良初到广州、福州的社会观察力 |
| 三、丁韪良宁波研习汉语三步骤 |
| 四、丁韪良发明宁波话拼音 |
| 第二节 丁韪良宣教作品与汉学研究 |
| 一、丁韪良与《天道溯原》 |
| 1.写作缘由、内容与材料来源 |
| 2.《天道溯原》与附儒之传教策略 |
| 3.《天道溯原》之影响 |
| 二、丁韪良的其他中文宣教作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职业教育家与汉学研究之转型 |
| 第一节 丁韪良的教育改革实践 |
| 一、同文馆总教习 |
| 二、赴欧美考察与汉学交流 |
| 三、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 |
| 四、湖广仕学院总教习 |
| 五、中文教科书编译与与汉学研究 |
| 第二节 中文期刊与汉学研究 |
| 一、丁韪良与《中西闻见录》 |
| 1. 《中西闻见录》办刊宗旨与主要撰稿人 |
| 2.丁韪良作品分析 |
| 二、丁韪良与《新学月报》 |
| 1. 《新学月报》创办原因与主要内容 |
| 2.《新学月报》与汉学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丁韪良与汉学研究机构 |
| 第一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初创 |
| 一、创设北京东方学会之目的与经过 |
| 二、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早期会员之关系 |
| 三、早期《北京东方学会会刊》之特点 |
| 第二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发展 |
| 一、丁韪良对北京东方学会的持续影响 |
| 二、1886—1898 年会刊中的丁韪良作品 |
| 三、北京东方学会学术争议与丁韪良之态度 |
| 四、北京东方学会之局限性 |
| 第三节 丁韪良与其他研究机构 |
| 一、丁韪良与皇家亚洲学会北华支会 |
| 二、丁韪良与《教务杂志》 |
| 三、丁韪良与美国东方学会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丁韪良中外比较视野下对儒释道之新解 |
| 第一节 比较宗教视野与儒教之认知 |
| 一、关于性善性恶论问题 |
| 二、关于伦理与道德问题 |
| 三、其他方面问题 |
| 第二节 中西哲学比较与儒学之解读 |
| 一、孔子与西方圣哲之比较 |
| 二、“最典型的哲学时代” |
| 第三节 比较视野与佛道之新解 |
| 一、丁韪良与佛教研究 |
| 1.丁韪良研究佛教之学术背景 |
| 2.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成员对佛教的研讨 |
| 二、丁韪良与道教研究 |
| 1.比较视野中的老子 |
| 2.从“科学史”角度论道教之贡献 |
| 三、丁韪良论“三教”之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丁韪良论中国历史 |
| 第一节 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动因与方法 |
| 一、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四个出发点 |
| 二、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理论与方法 |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古代史 |
| 一、丁韪良论中国历史分期 |
| 二、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民族融合 |
| 三、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 |
| 四、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技 |
| 五、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
| 第三节 丁韪良论中国近代史 |
| 一、裨治文、卫三畏与丁韪良研究中国近代史之缘起 |
| 二、丁韪良论中国近代五次战争 |
| 三、关于太平天国 |
| 四、关于晚清改革 |
| 五、丁韪良之局限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丁韪良与中国文学 |
| 第一节 丁韪良与中国诗歌 |
| 一、丁韪良欧美诗歌之修养 |
| 二、丁韪良重视中国诗歌之缘由 |
| 三、丁韪良对中国古代诗歌之推崇 |
| 1.丁韪良翻译中国诗歌的大体过程 |
| 2.丁韪良对中国诗歌的译介与评论 |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寓言与民间传说 |
| 一、关于中国寓言 |
| 二、关于民间传说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丁韪良汉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及其影响 |
| 附录1 .丁韪良中文教科书编译述略 |
| 附录2 .丁韪良《中西闻见录》署名文章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索引 |
| 个人简历 |
（2）民国合法工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民国工会研究述评 |
| 1.2 史料、概念与方法 |
| 1.3 研究思路与结构 |
| 第2章 发轫：合法工会的蜕变 |
| 2.1 民初工会崛起的背景 |
| 2.2 从行会到工会 |
| 2.3 自发与党治：工会形成的轨迹 |
| 2.4 国家与工会的沟通形式 |
| 第3章 组织活动与现代事业 |
| 3.1 工会的组织形态初建 |
| 3.2 工会活动家的产生 |
| 3.3 社会援助的开展 |
| 3.4 越界、混乱与新秩序 |
| 第4章 重构：制度塑造和组织实态 |
| 4.1 国民党工运的停顿与重整 |
| 4.2 党治与整理：过渡性的转换机制 |
| 4.3 表与里：制度话语与地方秩序 |
| 第5章 变革的张力、技术与向度 |
| 5.1 工会化测评(一) |
| 5.2 会结构的演变 |
| 5.3 职工会、总工会及厂工会 |
| 第6章 从“人”到“群”的互动空间 |
| 6.1 工会及会员 |
| 6.2 会务运行状况 |
| 6.3 有限的公共空间 |
| 6.4 文娱活动 |
| 第7章 特别系统：特种工会的组织形态 |
| 7.1 组织网络的合法扩展 |
| 7.2 会员划归：以海员工会为例 |
| 7.3 基层实态：以“分事务所”为例 |
| 第8章 劳资争议处理(上) |
| 8.1 日常处理形态 |
| 8.2 重大调处机制 |
| 8.3 合法工会的“强”、“弱”转移 |
| 第9章 劳资争议处理(下) |
| 9.1 工潮与政府因应 |
| 9.2 合法化行为：新新公司工潮案 |
| 第10章 转型：战时工会反思与调适 |
| 10.1 工会化测评(二) |
| 10.2 出会与入会：工会“同群感”的量度 |
| 10.3 “趋上”抑或“附下”：工会走向的论争 |
| 10.4 “工合”与工会：互通与问题 |
| 第11章 国家意志与工人意愿的折冲 |
| 11.1 从工人教育到工人训练 |
| 11.2 战时调适：示范、奖励与福利 |
| 11.3 法外空间：异化与抵制 |
| 第12章 复建：结构变革与角色困境 |
| 12.1 工会管理体制调适 |
| 12.2 工会化测评(三) |
| 12.3 地方工会的重组及运行 |
| 12.4 战后工会的权威关系 |
| 第13章 经济社会中的工会作为 |
| 13.1 劳工政策的进展 |
| 13.2 工会的政治参与：以选举为例 |
| 13.3 程序化的代理：从“规约”到“世俗” |
| 第14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绿起和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海外华侨华人研究 |
| (二) 中国商会研究。 |
| (三) 海外中华商会研究 |
| (四) 研究状况的结论 |
| 三、研究方法及思路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 |
| 四、研究内容与框架 |
| 第一章 二战结束前的中、印(尼)关系与印尼中华商会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两地的内、外政治环境(1900-1945) |
| 一、中国的内政、外交 |
| 二、荷兰及其印尼殖民政府的政治环境 |
| 第二节 二战结束前的中、印(荷政府)关系(1900-1945) |
| 一、中国的印尼政策 |
| 二、印荷政府对华人政策的改变 |
| 三、中国、印荷政府在印华事务上的角力 |
| 四、中国、印荷政府关系的改善 |
| 五、印尼华侨社会状况 |
| 第三节 印尼中华商会的孕育与诞生 |
| 一、印尼中华商会的孕育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成立 |
| 第四节 中国、印荷政府合作下的印尼中华商会 |
| 一、南京国民政府加强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管理 |
| 二、荷属东印度中华商会联合会的成立 |
| 第五节 印尼中华商会二战前的发展及其功能作用 |
| 一、中国政府在印尼的华侨事务机构 |
| 二、印尼华侨的“市民社会”管治核心 |
| 三、印荷政府的辅助管治工具 |
| 四、华侨”认同中国”的重要推动者 |
| 第六节 印尼中华商会的抗日运动与在日治时期所受的迫害 |
| 第七节 对抗的中、印(荷政府)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 |
| 第二章 二战结束後中、印(尼)关系及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政治环境(1945-1965) |
| 一、中国的国内政治环境 |
| 二、中国的外在政治环境 |
| 三、印尼的独立战争和“指导民主”时代 |
| 四、印尼的外在环境 |
| 第二节 二战结束後的中、印(尼)关系(1945至1965) |
|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印尼外交与侨务管理 |
| 二、新中国的印尼外交与侨务管理(1949-1965) |
| 三、印尼开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
| 四、印尼华侨社会的急剧变化 |
| 第三节、二战结束後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 |
| 一、取代印尼中华会馆的印尼中华总会 |
| 二、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与新办的中华总会的关系 |
| 三、印尼中华商会联合会的成立宗旨、组织、活动、人事布局 |
| 四、印尼中华商会联合会的关键人物分析 |
| 第四节、印尼各地区中华商会重光後的复办 |
| 第五节、印尼中华商会的衰落与分裂 |
| 一、印尼中华商会的衰落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分裂 |
| 第六节、印尼中华商会被查封与历史中断 |
| 一、印尼中华商会被查封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历史中断 |
| 第七节、复杂多变的中、印关系中的的印尼中华商会 |
|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角度 |
| 二、印尼华侨社会的角度 |
| 三、印尼政府、印荷政府、印尼民众的角度 |
| 四、新中国政府的角度 |
| 五、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印关系的整体作用 |
| 第三章 世纪之交的中、印关系与印尼中华商会再次复办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政治环境(1992-2004) |
| 一、中国的国内政治环境 |
| 二、中国的外在政治环境 |
| 三、印尼的国内政治环境 |
| 四、印尼的国外政治环境 |
| 第二节 世纪之交的中、印(尼)关系(1992-2004) |
| 一、中国的印尼外交 |
| 二、印尼的中国外交及华人政策 |
| 三、印尼华人社会的正向转变 |
| 第三节 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土壤和经过 |
| 一、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政治土壤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经过 |
| 第四节、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早期活动与初步成绩 |
| 第五节、印尼中华总商会的重要领导人 |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总主席陈大江 |
| 二、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执行主席杨克林 |
| 三、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常务副总主席张锦雄 |
| 第六节 风雨同舟的中、印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 |
| 第四章 21世纪初中、印关系与印尼中华总商会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在政治政环境(2004-2015) |
| 一、中国的大国兴起和新的对外经济策略 |
| 二、印尼的快速经济增长与打造海洋大国经济 |
| 第二节 21世纪初中、印关系(2004-2015) |
| 一、战略夥伴关系 |
| 二、全面战略夥伴关系 |
| 第三节 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与中、印关系 |
| 一、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与世界华商大会的成立 |
| 二、世界华商大会与中国经济发展 |
| 三、世界华商对印尼经济发展的影响 |
| 第四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的革新扩展 |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的变革更新 |
| 二、领导印尼中华总商会改革的重要人物 |
| 第五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与世界华商大会的接轨 |
| 第六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政、商、社关系 |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活动分析 |
| 二、印尼中华总商会与其他华人社团的关系 |
| 第七节 战略性伙伴的中、印关系中的印尼中华总商会 |
| 一、21世纪初中、印经贸成绩 |
| 二、“一带一路”遇上“海洋大国经济建设” |
| 三、世界华商大会扩展对中、印关系的帮助 |
| 四、印尼中华总商会在中、印战略性伙伴关系的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目录 |
| 附录 |
| 论文後记 |
（4）我国高等教育治理法治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高等教育治理理论 |
| 1.2.2 高等教育治理法治理论 |
| 1.3 研究的思路和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高等教育治理法治化基础理论 |
| 2.1 高等教育治理法治化的概念分析 |
| 2.1.1 高等教育治理的概念 |
| 2.1.2 法治化的概念 |
| 2.1.3 高等教育治理法治化的概念 |
| 2.2 高等教育治理法治化的理论基础 |
| 2.2.1 治理理论 |
| 2.2.2 法治理论 |
| 2.2.3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理论 |
| 2.3 高等教育治理法治化的原因 |
| 2.3.1 治理需要法治化 |
| 2.3.2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实现治理，也需要法治化 |
| 2.4 高等教育治理法治化的范围 |
| 2.4.1 我国高等教育治理模式的选择 |
| 2.4.2 高等教育治理法治化的基本内容 |
| 第3章 我国高等教育治理法治化的现状、障碍与问题 |
| 3.1 我国高等教育治理法治化的现状 |
| 3.1.1 高等教育治理主要停留在政策层面，立法欠缺 |
| 3.1.2 高等教育治理存在有法不依现象 |
| 3.1.3 政府高等教育改革随意性太强 |
| 3.1.4 高校办学偏重政府，难以实现面向社会办学 |
| 3.2 我国高等教育治理法治化的障碍 |
| 3.2.1 政府方障碍 |
| 3.2.2 高校方障碍 |
| 3.2.3 社会方障碍 |
| 3.3 我国高等教育治理存在失序可能 |
| 3.3.1 行政权力过于强大导致高等教育治理失序 |
| 3.3.2 权力腐败导致高等教育治理失序 |
| 3.3.3 非营利组织的异化导致高等教育治理失序 |
| 3.3.4 法治政府理念与治理理念欠缺导致高等教育治理失序 |
| 第4章 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主体的法治化 |
| 4.1 高等教育治理主体法治化的界定 |
| 4.1.1 高等教育治理主体的含义与范围 |
| 4.1.2 高等教育治理主体法治化的含义 |
| 4.2 高等教育治理主体的法定资格 |
| 4.2.1 政府法定资格：依组织法自动取得资格 |
| 4.2.2 高校法定资格：独立行政法人的应然设计 |
| 4.2.3 社会主体资格：必要性与法律“松绑” |
| 第5章 我国高等教育治理关系的法治化 |
| 5.1 高等教育治理关系法治化的界定 |
| 5.1.1 高等教育治理关系的概念与种类 |
| 5.1.2 高等教育治理关系法治化的内涵、外延与结果 |
| 5.2 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中的法律关系 |
| 5.2.1 完善高等教育治理法律关系模型的必要性 |
| 5.2.2 法律关系多元化是高等教育治理的必然选择 |
| 5.2.3 我国高等教育治理法律关系的种类 |
| 第6章 我国高等教育治理权责法治化 |
| 6.1 高等教育治理权责法治化的概念与基本原则 |
| 6.1.1 均衡分配原则 |
| 6.1.2 分权治理原则 |
| 6.1.3 清单管理原则 |
| 6.2 政府的权责配置 |
| 6.2.1 政府权力 |
| 6.2.2 政府方主体的权利 |
| 6.2.3 政府责任 |
| 6.3 高校的权责配置 |
| 6.3.1 高校权力 |
| 6.3.2 高校权利 |
| 6.3.3 高校责任 |
| 6.4 社会主体的权责配置 |
| 6.4.1 社会主体权力 |
| 6.4.2 社会主体权利 |
| 6.4.3 社会主体责任 |
| 第7章 我国高等教育治理过程与结果的法律规制 |
| 7.1 过程的法律规制：完善高等教育治理法律程序 |
| 7.1.1 行政管理法律程序 |
| 7.1.2 高等教育重大行政决策参与法律程序 |
| 7.1.3 理事会决策法律程序 |
| 7.1.4 招投标程序 |
| 7.1.5 治理纠纷解决程序 |
| 7.2 结果的法律控制：完善高等教育治理法律责任制度 |
| 7.2.1 政府越权行为的法律责任追究 |
| 7.2.2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责任的法律责任追究 |
| 7.2.3 违反高等教育公平责任的法律责任追究 |
| 第8章 我国高等教育治理法治化的对策分析 |
| 8.1 修订《高等教育法》，对高等教育治理进行顶层设计 |
| 8.1.1 确立高等教育政府、高校、社会多元共治基本原则 |
| 8.1.2 明确高等教育治理主体的法律资格与各治理主体的主要权责 |
| 8.1.3 建立高等教育治理法律关系模型以实现治理的灵活性 |
| 8.1.4 设立法律责任专章，规定各治理主体的主要法律责任 |
| 8.2 制定《高等学校法》，规范高校法人治理结构 |
| 8.2.1 我国高校法人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 |
| 8.2.2 我国高校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 |
| 8.3 其他方面的立法完善 |
| 第9章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5）内生与建构：激活村民自治资源的尝试与悖论 ——以华南云台村村委会下移改革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提出 |
| 二、已有研究与研究述评 |
| (一) 内生与自发：传统乡村社会自治 |
| (二) 自生与建构：当代农村村民自治 |
| (三) 探索与挖掘：村民自治形式创新 |
| 三、研究视角与论文价值 |
| 四、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五、研究方法与田野工作 |
| 六、研究因缘与个案介绍 |
| 第二章 社会内生性的传统自治：村委会下移的历史依据 |
| 一、宗族村内生自治 |
| (一) 聚族而居 |
| (二) 产权私有 |
| (三) 内生事务 |
| (四) 长老治村 |
| (五) 族规规训 |
| 二、宗族村与社会 |
| (一) 乡绅治乡 |
| (二) 村间社会 |
| (三) 乡村集市 |
| (四) 汇织与会 |
| 三、宗族村与保甲 |
| (一) 乡村有保甲 |
| (二) 保甲靠宗族 |
| 四、宗族村与国家 |
| (一) 县政补充村治 |
| (二) 县政难替村治 |
| (三) 县政借助村治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家建构下的村民自治：村委会下移的社会基础 |
| 一、自然村自治变迁 |
| (一) 土地改革自治受影响 |
| (二) 高级社中自治遭挤压 |
| (三) 公社制下他治达高峰 |
| (四) 改革开放后自治再兴 |
| 二、自然村内部自治 |
| (一) 走向开放 |
| (二) 产权公有 |
| (三) 事务多元 |
| (四) 队委治村 |
| (五) 村规式微 |
| 三、自然村与社会 |
| (一) 乡贤不在乡 |
| (二) 村间弱社会 |
| (三) 乡缺自组织 |
| 四、自然村与国家 |
| (一) 政权下乡 |
| (二) 资源进村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草根自治的再度行政化：村委会下移的改革实践 |
| 一、激活自治资源的村民自治改革 |
| (一) 村级组织建设 |
| (二) 自治下移改革 |
| (三) 农村治理转向 |
| (四) 云台改革试验 |
| 二、基于经验本位的乡土社会反应 |
| (一) 县乡干部论改革 |
| (二) 基层政府推改革 |
| (三) 基层群众看改革 |
| 三、推动改革实践的乡村建设试验 |
| (一) 共建生态新村 |
| (二) 创新经营体制 |
| (三) 变革产权制度 |
| (四) 理顺村级组织 |
| 四、实现基层重构的村级换届选举 |
| (一) 选举委员会选举 |
| (二) 村委会候选人选举 |
| (三) 村委会换届选举 |
| (四) 村级组织选举 |
| 五、走向悖论的自然村自治行政化 |
| (一) 多头领导 |
| (二) 权责不清 |
| (三) 自治空转 |
| 六、政府退场后的草根自治形式再生 |
| (一) 改革方案不断完善 |
| (二) 改革实践归于平静 |
| (三) 草根自治重获新生 |
| 七、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余论：现代国家建构中的村民自治资源挖掘 |
| 一、现代社会变迁中影响自治的核心变量 |
| (一) “自”治是村民自治的最大真谛 |
| (二) 自治规模、宗族关联还是利益连接? |
| 二、现代国家体系下传统自治难以复归 |
| (一) 自治的社会土壤 |
| (二) 自治的内在动力 |
| (三) 自治的主导力量 |
| (四) 自治的资源保障 |
| (五) 自治的体制空间 |
| 三、现代国家建构中自治资源挖掘路径 |
| (一) 基层组织重构中培育自治 |
| (二) 现代国家建构中放活自治 |
| (三) 政府行政创新中激活自治 |
| (四) 多种形式探索中丰富自治 |
| 参考文献 |
| 地方史料 |
| 学术专着 |
| 学术论文 |
| 博士论文 |
| 附录A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附录B 云台调研日志 |
| 一、初识龙南(2012.08.26-2013.01.25) |
| 二、邂逅云台(2013.03.05-2013.05.30) |
| 三、融入云台(2013.05.31-2014.06.12) |
| 四、重回云台(2014.06.12-2015.11.25) |
| 致谢 |
（6）基于公共物品属性视角的铁路改革结构特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言 |
| 1.1 论文选题的意义和背景 |
| 1.1.1 实践层面 |
| 1.1.2 理论层面 |
| 1.2 基于现象的问题提出 |
| 1.2.1 前期铁路改革的思考 |
| 1.2.2 公共物品属性对铁路改革可能存在的结构性影响 |
| 1.2.3 相关问题的前期研究成果述评与继续研究的空间 |
| 1.3 基本概念、研究范围和研究思路 |
| 1.3.1 有关概念的界定 |
| 1.3.2 本文研究范围 |
| 1.3.3 研究的主要思路 |
| 2 公共物品理论文献综述 |
| 2.1 公共物品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
| 2.1.1 公共物品理论的早期思想和初步形成 |
| 2.1.2 公共物品理论的建立和发展 |
| 2.1.3 公共物品理论的新发展及研究前沿 |
| 2.1.4 公共物品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与运用 |
| 2.2 公共物品的内涵、特征与分类理论 |
| 2.2.1 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 |
| 2.2.2 公共物品的定义和特征 |
| 2.2.3 公共物品的分类 |
| 2.2.4 公共物品的外部性及其纠正 |
| 2.3 公共物品供给与公共投资理论 |
| 2.3.1 公共物品市场供给不足的经济学根源 |
| 2.3.2 公共物品政府供给的逻辑起点和原因 |
| 2.3.3 公共领域的边界及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
| 2.3.4 公共投资与公共财政 |
| 3 铁路产业特征及公共物品属性构成分析 |
| 3.1 铁路产业特征 |
| 3.1.1 铁路运输产品的一般特性 |
| 3.1.2 铁路产业的一般经济属性 |
| 3.2 铁路产业的公共物品属性 |
| 3.2.1 铁路产业公共物品属性的若干表现 |
| 3.2.2 铁路产业内公共物品属性的差异性 |
| 3.2.3 铁路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属性的相互转化 |
| 3.3 高速铁路的产品属性 |
| 3.3.1 高速铁路的一般特性 |
| 3.3.2 高速铁路公共物品属性的特殊表现 |
| 4 公共物品属性对铁路改革结构特性的影响分析 |
| 4.1 公益性对铁路行业定位及可商业化程度的影响 |
| 4.1.1 我国铁路行业属性定位的现状分析 |
| 4.1.2 公共物品属性视角下铁路公益性的表现 |
| 4.1.3 铁路拥挤性程度对公益性和商业性的影响 |
| 4.1.4 铁路可商业化程度的判定及融资模式选择 |
| 4.2 行政性对铁路政府与市场作用边界的影响 |
| 4.2.1 运输业基础设施的市场化指数与供给方式 |
| 4.2.2 “政府失灵”的影响及铁路投资的合理规模 |
| 4.2.3 政府职能回归与明确铁路市场边界的意义 |
| 4.2.4 公共物品属性要求与市场化改革取向的关系 |
| 4.3 共用性对铁路纵向关系调整及行业重组的影响 |
| 4.3.1 运输业普遍存在的共用品和公共中间品现象 |
| 4.3.2 共用经济的获取及铁路公共中间品独立完整运作的意义 |
| 4.3.3 俱乐部物品的经济分析及对铁路的启示 |
| 4.3.4 公共中间品因素对铁路产业组织结构的影响 |
| 4.4 公共性对铁路企业行为及法人制度的影响 |
| 4.4.1 公共企业的界定、特征和类型 |
| 4.4.2 铁路公共性和企业性的双重属性 |
| 4.4.3 铁路公共物品属性的程度及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
| 4.4.4 我国铁路公共企业的特性及相应的制度安排 |
| 5 基于公共物品属性的国内外相关产业改革经验与借鉴 |
| 5.1 基于公共物品属性的国外铁路改革分析 |
| 5.1.1 国外铁路改革的基本情况 |
| 5.1.2 改革中对公共物品属性问题的处理 |
| 5.2 日本铁路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
| 5.2.1 日本铁路改革的背景 |
| 5.2.2 日本铁路改革的目标、步骤和对公共物品属性问题的处理 |
| 5.2.3 日本铁路改革后的公共物品属性问题辨析 |
| 5.3 基于公共物品属性的我国其他运输业改革探析 |
| 5.3.1 公路 |
| 5.3.2 航运 |
| 5.3.3 民航 |
| 5.3.4 城市交通 |
| 6 基于公共物品属性结构性影响的我国铁路管理体制改革框架研究 |
| 6.1 “公商分离”：行业属性分解的铁路改革分析 |
| 6.1.1 公益性与商业性分离的分类改革探索 |
| 6.1.2 铁路前期改革蕴藏的“公商分离”初步实践 |
| 6.1.3 铁路“公商分离”改革的基本内容 |
| 6.1.4 铁路商业性环节引入竞争的路径选择 |
| 6.2 “调度公共化”：基于公共企业独立运作的铁路运输生产组织结构 |
| 6.2.1 “调度公共化”的可行性分析 |
| 6.2.2 “调度公共化”的案例及启示 |
| 6.2.3 “调度公共化”与企业自给调度的比较和演化 |
| 6.2.4 基于“调度公共化”的铁路运输生产组织结构调整 |
| 6.3 “三分法”：产业纵向关系调整的铁路运输业重组模式 |
| 6.3.1 基于产业链和轮轨关系的铁路纵向关系 |
| 6.3.2 基于产业链共用性谱系的铁路“三分法”纵向关系 |
| 6.3.3 基于“三分法”的铁路公共企业的组建及运作 |
| 6.3.4 基于“三分法”的基础设施、运输和其他企业的组建及运作 |
| 6.4 公共物品属性视角下的铁路行业管理架构 |
| 6.4.1 “建营分开”的铁路行业管理职能划分 |
| 6.4.2 铁路规制机构设置的新要求 |
| 6.4.3 改革过渡期的政府职能 |
| 6.4.4 相关的法律和政策环境 |
| 7 结论 |
| 7.1 本文的主要工作、基本结论和主要贡献 |
| 7.1.1 本文的主要工作 |
| 7.1.2 本文研究的基本结论 |
| 7.1.3 本文的主要贡献 |
| 7.2 本文的创新点与有关建议 |
| 7.2.1 本文的创新点 |
| 7.2.2 有关建议 |
| 7.3 本文存在的不足及尚未解决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7）微型社会高等教育发展比较研究 ——兼论澳门高等教育发展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阐述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结构脉络 |
| 第一章 微型社会及其微型高等教育 |
| 第一节 微型社会特征解读 |
| 第二节 微型社会下的微型高等教育 |
| 第二章 澳门微型高等教育体系的生成 |
| 第一节 中世纪大学东传：澳门圣保禄学院的兴衰 |
| 第二节 历史沉寂后的再现：澳门现代高等教育的肇始 |
| 第三节 历史机遇创生的转变：过渡期澳门高等教育的变革与扩充 |
| 第四节 回归后高等教育的求索：高等院校持续扩充 |
| 第三章 澳门、香港、马耳他高等教育系统结构 |
| 第一节 澳门微型高等教育系统结构 |
| 第二节 香港“差别有序”高等教育系统 |
| 第三节 马耳他双轨制高等教育系统 |
| 第四节 澳门、香港、马耳他高等教育系统结构之比较 |
| 第四章 澳门、香港、马耳他高等教育规模扩充与质量保障 |
| 第一节 澳门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充及质量保障 |
| 第二节 香港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及其质量保障 |
| 第三节 马耳他高等教育的规模增长及质量保障 |
| 第四节 澳门、香港、马耳他高等教育规模增长与质量保障之比较 |
| 第五章 澳门、香港、马耳他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 |
| 第一节 澳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 |
| 第二节 香港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策略 |
| 第三节 马耳他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 |
| 第四节 澳门、香港、马耳他高等教育规模增长及国际化之比较 |
| 第六章 澳门、香港、马耳他高等教育的社会适应性 |
| 第一节 高等教育社会适应性探析 |
| 第二节 澳门高等教育社会适应机制研究 |
| 第三节 香港高等教育社会适应机制探析 |
| 第四节 马耳他高等教育社会适应机制探析 |
| 第五节 澳门、香港、马耳他高等教育社会适应机制之比较 |
| 第七章 微型社会高等教育发展策略探究 |
| 第一节 微型社会高等教育发展的模式 |
| 第二节 微型社会高等教育发展的共性困境及理路 |
| 第三节 澳门高等教育发展策略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变革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综述 |
| （二） 国外研究综述 |
| 三、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 相关概念与内容安排 |
| （一） 相关概念 |
| （二） 内容安排 |
| 上篇 1977-1992 年中国体育对外关系的变革与发展 |
| 第一章 中国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 |
| 一、 “奥运模式” |
| （一） 国际奥委会的努力 |
| （二） 中国的努力 |
| （三） “奥运模式”的意义 |
| （四） 新中国的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 |
| 二、 1977-1992 年，中国与奥运会 |
| （一） 1980 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 |
| （二） 抵制 1980 年莫斯科奥运会 |
| （三） 洛杉矶、汉城、巴塞罗那 |
| （四） 萨拉热窝、卡尔加里、阿尔贝维尔 |
| 三、 受邀来访的国际奥委会委员 |
| 第二章 中国与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之间的关系 |
| 一、 积极争取重新加入相关国际单项体育组织 |
| （一） 足球、羽毛球、田径 |
| （二） 其他项目 |
| 二、 广泛邀请国际单项体育组织负责人访华 |
| （一） 1977-1984 年 |
| （二） 1985-1992 年 |
| 三、 全面参与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事务 |
| （一） 亮相国际单项体育组织 |
| （二） 参加国际体育组织竞选 |
| 四、 参加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各项重要赛事 |
| （一） 1977-1984 年 |
| （二） 1985-1992 年 |
| 五、 承办单项国际体育赛事和承接国际体育组织会议与培训 |
| （一） 承办单项国际体育赛事 |
| （二） 承接国际体育组织会议与培训 |
| 第三章 中国与亚洲地区国际体育组织的关系 |
| 一、 亚洲运动会 |
| （一） 1978 年曼谷亚运会 |
| （二） 1982 年新德里亚运会 |
| （三） 1986 年汉城亚运动会 |
| 二、 成功举办第 11 届亚洲运动会 |
| （一） 中国申办第 11 届亚洲运动会 |
| （二） 第11 届亚洲运动会的筹办过程 |
| （三） 第11 届亚洲运动会的胜利召开 |
| 三、 努力在各种亚洲体育组织中发挥作用 |
| （一） 承担亚洲体育组织委托的任务 |
| （二） 争取在亚洲体育组织的话语权 |
| 第四章 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一、 中国与欧洲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一） 中国与西欧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二） 中国与东欧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二、 中国与美洲大洋洲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一） 中国与美洲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二） 中国与大洋洲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三、 中国与亚洲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一） 中国与东亚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二）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三） 中国与西亚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四） 中国与南亚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四、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一） 中国与北非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二） 中国与东非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三） 中国与西非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四） 中国与中部和南部非洲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上篇小结 |
| 下篇 1993-2008 年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变革与发展 |
| 第一章 中国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 |
| 一、 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 |
| 二、 北京第二次申办奥运会 |
| （一） 不申办 2004 年奥运会 |
| （二） 酝酿申办 2008 年奥运会 |
| （三） 确定北京再次申奥 |
| （四） 北京获胜 |
| 三、 1993-2004 年，中国与奥运会 |
| （一） 亚特兰大、悉尼、雅典 |
| （二） 利勒哈默尔、长野、盐湖城、都灵 |
| 四、 北京成功举办第 29 届夏季奥运会 |
| 第二章 中国与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关系 |
| 一、 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和中国的往来 |
| （一） 国际单项体育组织负责人频繁来华 |
| （二） 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中的中国声音 |
| 二、 中国参加的国际单项体育比赛 |
| （一） 世界锦标赛 |
| （二） 世界杯赛 |
| （三）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
| 三、 中国承办的国际体育比赛和重要会议 |
| （一） 世界锦标赛和世界杯赛 |
| （二）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及其他重要国际比赛 |
| （三） 国际重要体育会议和体育培训 |
| 第三章 中国与亚洲地区国际体育组织的关系 |
| 一、 中国在亚洲地区国际体育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 |
| 二、 中国与亚洲运动会和东亚运动会 |
| （一） 中国与亚洲运动会 |
| （二） 中国与东亚运动会 |
| （三） 中国承办的亚洲锦标赛和亚洲杯赛 |
| 第四章 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一、 中国与发达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一） 中国与欧洲发达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二） 中国与亚洲发达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三） 中国与美洲、大洋洲等发达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二、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一） 中国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二） 中国与欧洲发展中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三） 中国与非洲发展中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四） 中国与拉美地区发展中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三、 中国与最不发达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一） 中国与亚洲最不发达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二） 中国与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三） 中国与大洋洲最不发达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 下篇小结 |
|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10）（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史料与方法 |
| 四 论文思路与框架 |
| 第一章 中国合作事业的历史回溯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时期的合作事业 |
| 一 国民政府时期合作事业的发展概况 |
| 二 国民政府时期合作事业的特点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合作运动 |
| 一 毛泽东的合作社理论 |
| 二 刘少奇的合作社理论 |
| 三 1921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作运动 |
| 第二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49-1953) |
| 第一节 先天不足的产儿:自上而下建立供销合作社 |
| 一 自上而下的组导工作 |
| 二 先天不足与后天变异 |
| 第二节 探索之中的业务经营 |
| 一 业务经营概况 |
| 二 业务经营中的两个特点 |
| 三 业务经营中的问题 |
| 第三节 业务经营的中轴线:计划统计制度的奠基 |
| 一 全国总社对计统制度的宏观勾勒 |
| 二 南阳县供销合作社先天计统工作的加强 |
| 第四节 经营效益的晴雨表:财务制度的创立 |
| 一 全国总社有关财务工作的原则性规定 |
| 二 南阳县供销社系统财务管理制度的建立 |
| 第五节 生产救灾与增产节约 |
| 一 生产救灾运动 |
| 二 增产节约运动 |
| 第六节 官办抑或民办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541957) |
| 第一节 业务经营范围的相对固定 |
| 一 供销社的三大任务 |
| 二 供应业务分析 |
| 三 收购与推销业务分析 |
| 第二节 领导农村市场 |
| 一 占据农村市场领导地位 |
| 二 领导农村私商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三 合理安排农村市场 |
| 四 开放与管理农村自由市场 |
| 第三节 由支持生产救灾到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一 支持灾区生产自救 |
| 二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第四节 年复一年的增产节约运动 |
| 一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目的和原因 |
| 二 增产节约运动的内容 |
| 第四章 大跃进时期的南阳县农村商业(19581960) |
| 第一节 商业"革新"运动 |
| 一 商业体制的革新 |
| 二 商业技术革新 |
| 第二节 跳出商业圈子大办工业 |
| 一 商办工业兴起的原因 |
| 二 建厂情况概论 |
| 第三节 得不偿失的支持人民公社发展多种经营运动 |
| 一 支持人民公社大办工厂 |
| 二 贻笑大方的副食品大生产运动 |
| 第四节 业务分析:支持工农业大跃进掀起购销狂潮 |
| 一 掀起生产资料供应狂潮 |
| 二 向工农业劳动大军提供各种各样的生活资料和服务 |
| 三 农副产品收购:向农副土特废品"进军" |
| 第五节 评大跃进时期的商业 |
| 一 政治挂帅的消极作用 |
| 二 大购大销的严重后果 |
| 第五章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611965) |
| 第一节 业务经营 |
| 一 商业调整概论 |
| 二 供销社主营的大类商品的购销原则 |
| 三 忙于救灾的1961年 |
| 四 开始恢复的1962年 |
| 五 恢复任务的完成 |
| 第二节 农村私商问题 |
| 一 农村私商问题的由来 |
| 二 由改造到领导 |
| 三 由领导到挤压 |
| 第三节 开放集市贸易 |
| 一 我国农村商业体制回溯 |
| 二 国家有关农村集市贸易的政策规定 |
| 三 南阳县开放农村集市贸易的个案分析 |
| 第四节 饮下大跃进酿造的苦酒 |
| 一 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 |
| 二 商品"三清"运动 |
| 三 改善经营管理运动 |
| 第五节 大队代购代销点的建立 |
| 一 建立的背景 |
| 二 性质和任务 |
| 三 业务经营及财务管理 |
| 四 代购代销员 |
| 五 领导管理 |
| 第六节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一 中央政府有关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方针政策 |
| 二 供销社系统支持农村多种经营的措施 |
| 三 南阳县农村多种经营发展概况 |
| 四 不该消逝的副业"单干" |
|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661976) |
| 第一节 商业系统的文化大革命 |
| 一 "批" |
| 二 "树" |
| 三 "改" |
| 第二节 业务经营分析 |
| 一 服务农业生产 |
| 二 服务农民生活 |
| 第三节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一 大力支持社队集体副业的发展 |
| 二 社员家庭副业的尴尬处境 |
| 第四节 农村私商问题 |
| 一 对私指导思想 |
| 二 对私政策 |
| 三 对私商的冲击 |
| 四 南阳县处理私商问题的个案分析 |
| 第五节 集市贸易问题 |
| 第七章 徘徊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76-1978) |
| 第一节 "双学一推"运动 |
| 一 搞好"学、揭、批" |
| 二 做好企业整顿 |
| 三 大树先进典型 |
| 第二节 集市贸易问题 |
| 一 狠批"四人帮"炮制的哈尔套经验 |
| 二 徘徊中的集市贸易政策 |
| 第三节 业务经营分析 |
| 一 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工作 |
| 二 农民生活资料的供应工作 |
| 三 农副土特产品的收购工作 |
| 第四节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一 以购促产 |
| 二 抓好商品基地建设 |
| 三 支持社队企业的发展 |
| 四 南阳县农村多种经营发展概况 |
| 第八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79-2010) |
| 第一节 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的改革 |
| 一 改革的背景 |
| 二 改革的内容 |
| 三 评供销合作社的改革 |
| 第二节 业务经营分析 |
| 一 业务经营概览 |
| 二 棉花经营 |
| 三 农资供应 |
| 第三节 官办转民办的尝试 |
| 一 股金风波 |
| 二 领办农村专业合作社 |
| 三 强化为农服务功能 |
| 结语 |
| 一 百年回眸 |
| 二 展望未来 |
| 征引文献 |
| 后记 |
（10）抗争与妥协：马来西亚华社对华族母语教育政策制定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图表目录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与不足 |
| 三、研究内容、方法及创新之处 |
| 四、概念界定 |
| 五、本研究所用变量分析及几点说明 |
| 第一章 马来西亚华族母语教育的发展状况及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对比分析 |
| 第一节 东南亚华族母语教育发展的历史回顾及其现状 |
| 一、东南亚华文教育发展阶段的历史回顾 |
| 二、东南亚华文教育的发展现状 |
| 第二节 马来西亚华族母语教育发展状况透视 |
| 一、"成就困境"中的华文小学 |
| 二、"成就困境"中的华文独立中学 |
| 三、艰难前行中的华文高等院校 |
| 第三节 对比分析——制度的分析视角 |
| 第二章 马来西亚华族母语教育生存的政治生态透视 |
| 第一节 马来西亚的政治体制及其政策制定 |
| 一、马来西亚政治体制的形成及特点 |
| 二、马来西亚的宪法制度 |
| 三、内阁(联邦政府)与政策制定 |
| 第二节 马来西亚的议会制度与选举制度 |
| 一、马来西亚的议会制度 |
| 二、马来西亚的选举制度 |
| 第三节 马来西亚的政党制度 |
| 一、马来西亚政党制度的形成 |
| 二、马来西亚政党制度的特点 |
| 第三章 独立初期的马来西亚华教政策制定(1946-1969) |
| 第一节 政府华教政策制定的国内外背景透视 |
| 一、两极对抗的国际格局 |
| 二、僵硬对抗的中马关系 |
| 三、马来亚共产党的影响 |
| 第二节 华人社会力量主体影响政府政策制定的方式 |
| 一、社会运动理论与华教运动的形成 |
| 二、华人社会力量主体影响政府政策制定的方式 |
| 第四节 联盟政府华教政策的制定及其力量博弈 |
| 一、联合邦立法议会选举与"马六甲密议" |
| 二、1956年《拉萨报告书》与《1957年教育法令》 |
| 三、1960年《达立报告书》与《1961年教育法令》 |
| 四、"华文官化"运动及《1967年国语法令》 |
| 五、独立大学的创办 |
| 六、博弈结果分析 |
| 第四章 新经济政策时期的马来西亚华教政策制定(1971-1990) |
| 第一节 政府华教政策制定的国内外背景透视 |
| 一、民族-国家的建构与国族的打造 |
| 二、尚存疑虑的中马双边关系 |
| 三、马共问题的困扰 |
| 第二节 1969年5·13事件及同化的教育政策 |
| 一、5·13事件后的马来西亚政治 |
| 二、5·13事件后马来西亚文化与教育政策的单元化 |
| 三、巫统内部的党争---温和派与激进派的斗争 |
| 第三节 政府华教政策的制定及其力量博弈 |
| 一、5·13事件后的马华改革与《1972年教育修正法案》 |
| 二、《1979年内阁教育报告书》与3M制之争 |
| 三、80年代华人政治的特点分析 |
| 四、1987的华小高职事件与"茅草行动" |
| 五、博弈结果分析 |
| 第五章 国家发展新时期的马来西亚华教政策制定(1991-) |
| 第一节 政府华教政策制定的国内外背景透视 |
| 一、冷战后国际体系的转换及"华文热"的凸显 |
| 二、中马关系的良性发展与马共问题的彻底解决 |
| 第二节 冷战后马来政府的施政哲学及华社力量的分化 |
| 一、政府对内政策的日趋缓和及其施政哲学 |
| 二、政府"统合化"下的华团分化 |
| 第三节 政府华教政策的制定及其力量博弈 |
| 一、宏愿学校计划的出台及华社的抗争 |
| 二、《1996年教育法令》的制定及华社的抗争 |
| 三、2003年数理英化政策及华社的抗争 |
| 四、博弈结果分析 |
| 结语 |
| 一、国际因素对马来西亚华教政策制定的影响 |
| 二、马来西亚华教运动的经验教训及其借鉴意义 |
| 三、马华公会在争取华教权益上的局限性分析 |
| 四、马来西亚华族母语教育的前景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情况 |
| 后记 |
四、广东省生态学会“二大”及理事会（论文参考文献）
- [1]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D]. 黄秋硕.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2]民国合法工会研究[D]. 朱东北. 吉林大学, 2018(12)
- [3]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D]. 陈永华（Chan Wing Wah）.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4]我国高等教育治理法治化研究[D]. 周娟. 南昌大学, 2017(12)
- [5]内生与建构：激活村民自治资源的尝试与悖论 ——以华南云台村村委会下移改革为个案[D]. 吴记峰.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6)
- [6]基于公共物品属性视角的铁路改革结构特性研究[D]. 张梦龙. 北京交通大学, 2014(07)
- [7]微型社会高等教育发展比较研究 ——兼论澳门高等教育发展策略[D]. 焦磊. 华东师范大学, 2013(10)
- [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变革与发展研究[D]. 李翔. 苏州大学, 2013(10)
- [9]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10）[D]. 李建中. 南京大学, 2010(08)
- [10]抗争与妥协：马来西亚华社对华族母语教育政策制定的影响[D]. 胡春艳. 暨南大学, 20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