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主义及其对人的拯救——人文哲学中非理性主义的辩证思考

一、非理性主义及其对人的拯救——对人本主义哲学中非理性主义的辩证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孙颖^[1]（2021）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文中指出现代性作为一个辩证的总体,从历史阶段上经历现代性的潜意识、现代性意识觉醒、现代性批判自觉三个主要时期,从文明模式上并存有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明两种基本模态。但由于现代性的后两个历史阶段公认的源发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使现代性在批判意识中与资本主义文明同义,而其他文明类型处于从属地位。因此,要想冲破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类型,便需在批判反思中参证出超越的文明道路。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批判史可谓当代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其聚焦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核心主题,有机融嵌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主张、方法,形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批判的第三条道路。在多元话语批判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凝汇有三条主要路径:一是生产-消费路径。商品形式普遍化的逻辑结构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拜物教思想的人本主义承递,其关于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重心从生产环节转向交换、分配、消费环节,基本遵循“某物化→物化物商品化→交换价值主体化、使用价值虚化→主体异化→异化主体复归”的批判逻辑与解放方案。其中,“某”可以指代实物、数字、情感、交往、语言等实在或虚在的社会存在或社会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批判大体未出离于上述逻辑路径,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实证批判在异化批判的语境与观念中愈发式微,造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深化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过程中,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文化意识批判的轴心错轨。二是个体-共同体路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一个指向在于寻找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解之法。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宏观对共同体意义上的制度虚假性批判转向当代对个体意义更为关注的生命政治批判,分析路径大体存在一条主线,即“社会元素权力化→权力集中化→权力集中化的理性合理化→共同体合法化、个体虚假化→共同体与个体和解”的批判思路与解放途径。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虚假共同体极权主义危机之隐匿性特征的同时,却逐渐消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阶级对立、无产阶级社会历史主体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原则。虽然其在一定程度上揭批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与新问题,但就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偏离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中的政治实践原则立场,使其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思考不是陷于乌托邦的遐思,就是倒退回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调节与妥协。三是启蒙-再启蒙路径。启蒙理性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精神内核与精神气质,因此也成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焦点。现代性危机的表征之一在于,启蒙理性的观念机制塑就与巩固了资本与权力对主体的合理化控制。对于启蒙理性的这一自反性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持辩证态度,认为对启蒙理性进行再启蒙是正确认知启蒙理性这一现代性之核,是打开资本主义现代性悖谬之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中,形成回归总体性、否定辨证法、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三大阶段,为理性自反性危机带来从复归到破维到融建的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秉持形而上精神在不断试错中为理性的退化寻找再启蒙的道路,尤其是当代提出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地理学、空间化融建的思想,其内涵着从时空观的基点上新解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形而上意义。这一延续“后现代思潮”的新思路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群像创造新的多元话语空间,但同时带来共识危机与隐忧。如果以“中西马”圆融为构建未来文明型社会的哲学文化语境及意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可谓沟通西方现代性模式与中国现代性模式的桥梁。从整体上与之展开理论对话,既有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理论资源,又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共同理论问题,亦有基于异质文化传统背景交流差异性经验的话语空间。基于规律性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思想进路,本文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整体具有现象学方法意义上的存在论特征,反映出西方文明血缘孕育的西方文化基因特点。中国模式在回应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思维局限与实践困境等方面体现出独特智慧与卓越效力,彰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可见的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人类文明型构建历史进程中,现代性的中国模式正在书写属于人类文明的新篇章。

谢静^[2]（2020）在《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批判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旨在系统解读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批判理论,将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理论特色和社会批判理论相结合,以政治美学为核心线索将其一生的致思理路与政治运动实践贯穿起来,开显马尔库塞美学思想中的革命潜能和政治批判功能。选定此主题的原因在于感性、理性、美与政治作为关键范畴充斥于马尔库塞着作文本之中,本文致力于将这些看似孤立且矛盾的范畴放置于马尔库塞的学术经历中加以联系,分析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演变。马尔库塞回到“美”与“知觉”同源的古希腊哲学中,探索美与感性欲望的关系。在“美”的原初语境中,它指的是柏拉图所认定的那种低级的、发源于肉体的感性欲望。而在《会饮篇》中,柏拉图指出美不只代表着少年的肉体之美,更意味着超越一切形体之美的美的原则,而美的原则是爱欲之神的化身,是生命的源泉。马尔库塞在此意义上,发现了感性欲望与爱欲的关系,重新挖掘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关于性本能与肉体欲望的关系,使爱欲超越性欲成为一种更大的生物本能,将体验快感的感官范围从生殖器官扩张到人的整个身体,实现身体的爱欲化。马尔库塞认为积淀在个体血肉之躯中的审美心理结构是爱欲的存在场域,爱欲是情欲的人化,是对人的动物性的生理情欲的理性塑造与陶冶过程,它以生物根源为基础,但其中具有理性的渗透,从而超越了动物的性质。他利用弗洛伊德关于的心理分析,挖掘审美中情欲因素与复杂性,在对“艺术是欲望在想象中的满足”的理解中,确定了美感是爱欲这个人性总体结构中的心理本体,并以此为依托,建立起新感性这个情感心理本体。马尔库塞从精神分析中关于性本能（力比多）与自我、生欲与死欲的对抗中发现了爱欲作为人类集体的生命本能所蕴含的强大政治效力。因原本自由的主体意识与精神过程在权威国家的公共生存中被同化了,个人精神的失调、爱欲的压抑更直接地反映了社会总体的失调,于是心理学问题变成了政治学问题。马尔库塞认为美体现了反抗现实原则的快乐原则,是人类爱欲本能的最高精神产物,美学与艺术是审美形式的外化结果,是爱欲、快乐本能解放动力的集中体现,因而具有反叛统治秩序的革命潜能。可见,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批判改变了传统意义上非功利的美学,也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在人的审美本质基础上将人类爱欲的解放界定为广义的政治学。他的政治美学批判理论有明确的批判指向——理性主义文化背景下的技术理性。受理性主义文化的影响,主体性原则与现代科技体系合谋将人性之中的感性丰富性从生存理性中排挤出去,人类以技术理性取代包含感性之维的生存理性,使理性中的自由、否定之义消失,导致技术理性成为一种极权统治将历时的感性生命本身整合进压抑性的文明进程与消费性的社会生产领域。这种感性生存境况造成了爱欲与新感性作为情感本体的审美之维的缺失,是人类单向度的精神危机的根源。马尔库塞政治美学批判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以审美人性的复归为批判理论的切入点与理论旨归,融合多种对抗技术理性与理性主义文化的思想资源,最终形成了以爱欲满足为中心的新感性政治革命路线。以人的自然生物本能为物质基础,将深藏于“类本质”之中导源于快乐原则的反叛激情挖掘出来,在理性的否定性推动力下,使人的整个身体重新回归到代表游戏与闲暇的审美冲动中去。发挥想象力对感性与理性的沟通作用与为感性秩序立法的革命潜能,重建象征着完整人性的新感性。在不满于固定规训的审美形式的更迭性运动中寻求重建通往幸福与自由的新秩序的可能。这也是马尔库塞整个政治美学批判理论的致思理路。不能否认马尔库塞以艺术与美学为解放之途的批判方式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相比,缺少对资本逻辑的分析与批判,这使他的政治美学批判最多达到意识形态批判的水平,不能深入到具体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所扭结而成的社会结构领域,削弱了其理论的现实性,造成了其理论中历史性与先验性之间的矛盾。但是,他承认与积极利用审美感性的多样性、偶然性、多变性,以此拯救感性力量的否定性和批判功能,这种对本真生命的尊重态度,是值得现代人反思与借鉴的。因此,对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批判理论的研究是符合我国国情和时代情势变更的理论选择之一。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社会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显然,满足物质匮乏的经济革命不再是我国乃至世界的发展的主旋律,更令人关注的是人民的现实的具体的感性生活,幸福感和获得感是人生而为人所一直追求的尊严和价值的体现。研究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能够让我们在物质财富迅猛增长的今天,去冷静地分析资本的逻辑与审美的价值之间的博弈,尝试解答如何在市场洪流中不迷失自我和初心,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理性与主体间性,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融合统一,个体自身的身心协调发展,以人民幸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权瑞芳^[3]（2020）在《安·兰德文艺美学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安·兰德,1905年出生于俄国圣彼得堡,1926年移居美国,凭借两部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与《源泉》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作家,与此同时,她的客观主义哲学因强调客观现实的实在性、极度颂扬个人英雄主义而与求真务实的美国人的精神气质高度契合,因此安·兰德也被誉为美国精神的定义者。安·兰德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对美国社会影响巨大,除却其小说家的身份,安·兰德还公开发表了许多关于人类文化和艺术领域等颇为有力的见解,本论文从安·兰德的哲学思想入手,采用文本分析法和解释学的方法,挖掘安·兰德文艺美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在创作实践中的体现,并从历史的角度出发阐述其价值与局限。安·兰德的文艺美学思想与其哲学思想密不可分,都是建基于其客观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基础上,安·兰德称自己的文艺美学思想为客观浪漫主义美学,她的文艺美学思想发挥了传统浪漫主义重视自由、充满创造力的美学特征,主张文学和艺术要高扬人的生命意志,但反对浪漫主义中非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成分,并由对现代主义艺术的批判出发开始了对浪漫主义的重新定义。安·兰德对现代主义理性缺失的批判为其文艺观奠定了基调,其对理性片面的高举导致其对现代主义艺术中的非理性主义作出了全面的否定,从而忽视了现代主义艺术的时代意义和价值,因而从这种批判出发对浪漫主义的重新定义也存在着由其思想性质决定的固有局限性。本论文在结构上主要分为四章,第一章从安·兰德的个人哲学着作中总结和分析其主要思想内容,总结安·兰德思想内容的来源及形成原因,以期为研究安·兰德文艺美学思想内容提供背景性资料;第二章从文艺的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三个方面梳理安·兰德的文艺美学思想内容;第三章在第二章基础上,着重分析其文艺美学思想在其小说和戏剧创作中的体现;第四章则从思想史和文艺思想史的角度分析安·兰德的文艺美学思想的价值与局限。

于翔^[4]（2020）在《现代性价值危机的反思进路及其视域融通 ——以马克思、海德格尔、梁漱溟为例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如果不把现代性理解为一个“时间”维度上的概念,而把现代性看作是人类从传统社会进入到现代社会的“观念”和“价值”转向,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传统社会中的价值观念体系被人类依据主体的理性和自我意识所解构,同时又建立了新的价值观念体系。西方的现代性自确立以来就是一种个体的人试图完全依赖于自身的“主体”和“自我意识”来解释一切的价值观,现代性的本质即理性的逻辑和主体性原则。明晰了现代性的本质之后我们发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现代性危机,都可以归结为人基于自身的理性逻辑和自我意识以“认知主体”对“价值主体”的否定所导致。因此,回应现代性价值危机需要反思如何拯救和新建价值主体。马克思主义思想、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分别提出了反思现代性价值危机的进路,马克思、海德格尔、梁漱溟作为三条进路的最重要代表,对现代性价值危机的反思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第一,马克思的反思进路。马克思立足于唯物史观不仅仅批判现代性的理性逻辑,更重要的是把批判地矛头指向了理性的现实根基——资本。理性与资本的联姻构成现代性的本质,基于资本与理性形而上学的联姻,现代性的逻辑是一种“抽象同一性”的逻辑,这种逻辑一方面混淆了“认知主体”和“价值主体”的差异,另一方面把人“抽象化”了,抽象化的结果是人的价值和生命意义的丧失。因此,理性和资本的联姻导致的现代性危机的最终结果是“价值主体”的丧失,马克思对现代性价值危机的批判指向了理性与资本。具体而言,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理论支撑——理性形而上学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现实基础——资本展开批判,进而实现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对“价值主体”的新建。第二,海德格尔的反思进路。海德格尔试图超越西方理性逻辑的“本体论”束缚,恢复人的“此在”状态和生命价值。海德格尔看到西方两千多年来的理性主义背景对现代性的影响,现代性表现为理性与技术合流形成“技术理性”的控制。一方面技术理性确立了人的“主体性”,人依靠技术理性在与自然的关系中获取了更大的“促逼”自然的能力;另一方面技术的“座架”又否定了人的“主体性”,技术与理性的合流使得人远离了“自然”的本真和“此在”状态,而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被忽略,人丧失了“价值主体性”。因此,我们既要认识到技术的本质和对现代性的积极意义,又要认识到技术对现代性的消极意义,技术导致时间的“无聊”,否定生命的价值。我们需要跳出日常的时间、回归真正的内时间,丰富生命的具体内涵和价值,获得存在的意义,进而拯救“价值主体”。但是,海德格尔仍然囿于西方理性主义的逻辑框架,未能实现对现代性的真正超越。第三,梁漱溟的反思进路。梁漱溟立足于儒家文化对现代性价值危机进行反思和重建。梁漱溟重视文化因素,从文化角度重新解读和批判现代性,并试图通过情感和理性融合的文化重构路径克服甚至超越现代性。在梁漱溟看来,文化是“生活的样法”、存在的家园,对西方理性主义的文化改造,是超越现代性的根本途径。因此,我们需要弄清楚现代性价值危机的文化根源,并从中华文明的源头——先秦儒家文化当中重新发现克服现代性价值危机的良方,并在重新解释和构建现代性的过程中完成对现代性价值危机的批判。但是,梁漱溟对西方社会和现代性思维的把握还比较片面和浅层,他将中国人精神层面的某些“优点”看作是现代文明前进的图景,这无疑是夸大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基于对中西马三条进路的分析,我们发现:一方面,海德格尔和梁漱溟对现代性价值危机的反思有着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另一方面梁漱溟和海德格尔的思想有其片面性:海德格尔对西方理性主义的批判进路并没有跳出西方文明的思维框架,亦即海德格尔的现代性价值危机批判并不能跳出现代性本身,梁漱溟的文化反思进路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提出的现代性价值批判,因而其理论根基的现实基础是中华传统文明中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而与当下的社会现实存在张力。因此,我们需要在中西马的视域融通中,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现实,重新探讨对现代性价值危机的反思。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探索当代中国价值体系的构建,就要在探讨现代性价值危机反思进路及其视域融通的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价值立场,批判性地超越西方理性主义价值观,促进中华传统价值观的现代化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所以,当代中国价值体系应该具有包容性:融通中、西、马三条进路,时代性:面向过去和未来,人类性:关注人类共同体的命运。

陈英红^[5]（2019）在《论艾丽丝·门罗小说对传统人文主义的反思》文中提出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1931-）是加拿大文坛最杰出的作家之一,荣获201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高度评价她的小说对人性的精彩描绘,这是对她小说中深厚而独特的人文主义思想的赞誉。她的小说以人性、理性、自由和伦理道德等西方人文主义的核心问题为主题,同时从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中发掘了另一个罕为人知的惊人世界,实践着消解绝对价值的创作主旨,并以断裂的、含混的,甚至矛盾的艺术方式予以呈现,与西方传统人文主义文学创作存在巨大差异。研究艾丽丝·门罗小说中的人文主义思想与西方传统人文主义思想的关系、探索她创作思想的形成原因,可为研究人文主义思想、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学创作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提供参考个案。西方人文主义于文艺复兴时期形成思潮,以对人的生存和价值的关怀为核心内容,以批判和重塑为其不断发展的动力。19世纪达到发展巅峰的西方传统人文主义逐渐表现出其忽略人自身局限和科学有限性的人类中心论、唯理性和科学论及世俗至上论的潜在隐患,这也成为其现代发展的瓶颈,并从19世纪末开始受到西方思想界的批判。随着20世纪反思传统观念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和持续影响,思想界对传统人文主义的批判也不断深入。艾丽丝·门罗深受尼采、海德格尔及其启示的反思传统观念的思想影响,其十四部短篇小说集就是从不同侧面、不同程度地对西方传统人文主义思想进行的反思,或者说是对西方传统人文主义的继承、批判与超越。艾丽丝·门罗的小说继承了传统人文主义思想中合理的一面:以摆脱宗教桎梏为出发点,关怀人自我保存的生存需求、尊重理性和科学对于消除愚昧和促进人自身发展的价值,也反对禁欲主义,肯定人们对现世的幸福追求。同时,她的小说更多地表现出以存在主义、视角主义、解构主义等为指导对西方传统人文主义思想的基础主义、绝对主义等不合理认知的反思。她的小说通过强调与人的主动性并存的人的被动性、展示自然的力量,证明了忽视人的局限性的人类中心论的狂妄;通过揭示绝对理性的虚幻和客观知识的主观因素,批判了漠视理性和科学有限性、确信理性和科学是解决人一切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的唯理性和科学论;通过呈现自由至上和利益为先的观念造成的社会道德困境,质疑了忽略自由限度和人与生俱来的责任的世俗至上论。艾丽丝·门罗的小说并没有停留在批判的层面,而是进一步对传统人文主义进行了重塑:抛弃人类中心论的妄想,以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方式构建着眼于未来的人与自然融合一体的关系,并积极面对世界的偶然性;以具有亲和力的理性和科学观对待理性和知识问题,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平衡中找到理性的最佳状态,在辩证法引导下正确看待知识体系,以实现人的全面健康发展;追求脱俗的世俗理想,寻求超越自我的自由,并建立关怀他者的伦理道德,以走出传统人文主义的世俗至上论造成的伦理道德困境。艾丽丝·门罗小说所采用的艺术手法充分体现了其对西方传统人文主义的反思。小说以非线性叙述、元叙述等表现离散性的叙事,解构文本的中心,也揭示人的被动性和世界的自在性,消解了传统人文主义的人类中心论;以复调、历史与小说相交融等表现不确定性的表述,质疑文本内容的确定性和真实性,瓦解传统人文主义的唯理性和科学论;以悖论和反讽、开放性的结尾等引起反思的方式,强调世俗至上论放任自由和利益追逐的危害,表明了自我超越的必要。艾丽丝·门罗小说对西方传统人文主义的反思源于作者的个人经历、加拿大社会文化环境及尼采、海德格尔等奠基的哲学思想的影响。家族迁徙和个人成长中的磨难、女性生存的艰辛导致艾丽丝·门罗对传统人文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绝对理性、永恒价值等观念表示怀疑;而她矛盾丛生的家庭背景、文学熏陶、加拿大从落后的英属殖民地发展为超越宗主国的发达国家的历程让她确信事物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使她对传统人文主义的反思进一步深入;存在主义哲学、尼采和海德格尔思想及其所激发的哲学思想给她以启示并为她提供了反思传统人文主义的理据。艾丽丝·门罗小说对西方传统人文主义的反思,使其能批判地继承建立在传统人文主义思想之上的传统小说的精髓,并实现主题的拓展和艺术表现手法的创新,具有积极的文学史意义。反思表达了小说主体间性审美立场和多向度的审美取向,表现了后现代的审美探索。同时,艾丽丝·门罗小说中的传统人文主义反思是对建设适应时代发展的人文主义思想体系的呼唤,也可作为新时期中国人文思想建构的借鉴,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现实意义。

胡雨晗^[6]（2019）在《论马克思人本质观的实践向度》文中认为人的本质问题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核心问题。马克思在批判和承继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视角,将现实存在的人及其实践活动作为研究的基石,科学的揭示出了人的本质的内涵。马克思通过对人的本质问题的探索揭示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区别及不同阶级间人与人之间的区别问题,实现了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转变的革命性变革,为人类脱离生存的窘境、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指明了方向。本文立足于马克思的主要文本,通过深入分析马克思人的本质观的理论渊源、思想演变历程,来系统分析马克思人的本质观的思想内核,及人的本质的实现方式问题。正文主要分为四章,其主要内容主要如下:第一章,以费尔巴哈人本学为立足点,探究马克思人的本质观的思想渊源。马克思对人的本质问题的集中探讨主要集中于早期阶段,即从《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这一时期也是马克思不断的批判旧哲学（尤其是费尔巴哈哲学）建立新哲学的思想发展过程。由此,对费尔巴哈人本学思想的梳理是探究马克思人的本质观的重要思想源头。人的本质观是费尔巴哈人本学的核心思想,它是费尔巴哈从对黑格尔思辨哲学和宗教神学抽象人性观的批判中建立起来的,并在批判的过程中发现了“现实的人”概念,从而开创了以“现实的人”的本质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先河。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这些认识给予马克思以深刻地启迪,马克思正是在对费尔巴哈思想的批判和反思中发现了“现实的”“从事感性活动的”“历史的”人。第二章,系统梳理了马克思人的本质观的思想演变历程。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是其哲学思想的核心,也是贯穿其整个哲学世界观生成与发展的中轴线,马克思就是在追寻人的本质的过程中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因此,为了深刻地了解马克思人的本质观的理论内涵就必须对马克思各个时期的思想进行深刻地解读,进而理清楚其人性思想的生成脉络。总的来看,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孕育、成型和深化三个阶段,其人的本质思想的发展过程也相应地划分为这几个阶段。首先,从《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到《德法年鉴》时期是马克思人的本质观的孕育时期。该时期,马克思在所撰写的着作中明显了反映了他是如何一步步地从黑格尔“自我意识”的抽象人性观转向费尔巴哈的“感性的”“现实的人”上;其次,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是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的成型时期,马克思正是在这一时期逐渐地打破了费尔巴哈“现实的人”的局限性,从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观的角度创立了科学的人的本质观;最后,从《哲学的贫困》到《资本论》时期是马克思人的本质观的深化阶段,在该阶段,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现实的社会政治斗争的考察对人的本质思想进行了深化,并指出了人的本质发展的价值旨归,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通过这三个阶段的划分,不仅厘清了马克思人的本质观的思想演变轨迹,还清晰地勾勒出了马克思思想的整个发展脉络。第三章,对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的理论内核,即社会实践进行深入地分析和强调。首先,社会实践是马克思认识人的本质问题的基础。马克思是以社会实践为出发点来认识人的本质的,而实践的观点也正是马克思超越西方人本主义的根本所在。其次,社会实践是马克思人的本质观的理论内核。人的三重属性,即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都在社会实践中生成和发展的,社会实践不仅将自在自然转变为了人化自然,也给人赋予了社会关系和创造特性。最后,社会实践是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的演进线索。马克思从历史观上将人的本质的发展过程分为了生成、异化、复归三个阶段,社会实践就是贯穿整个发展阶段的中心线索。总之,无论是从历时态还是共时态角度来看,社会实践都是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的内核。第四章,指出共产主义运动是实现马克思人的本质的现实路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人的本质发展的最终旨归是人的解放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而这也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宗旨和终极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国方式,其将人的本质实现作为价值目标,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树立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思想观念、不断的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进行社会建设等,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取得了丰硕的发展成果的同时,也为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带来了深刻地借鉴意义。

邓妍^[7]（2019）在《汤一介哲学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汤一介（1927-2014）是当代中国着名的学者、哲学史家和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领军人物,为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当代转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哲学之路并不平坦,经历了一个从“哲学工作者”到真正的“哲学问题思考者”的艰难转变。汤一介不仅对中国哲学有着精深独到的研究,对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颇为熟悉与了解;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最早与海外学术界接触与交流的学者,他深知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的必要性,故始终致力于中西方哲学和文化的对话与融合;他有着敏锐的哲学问题意识和极为深刻的反思精神,是思想转型时期的探索者,是推动传统哲学复苏的重要人物,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引领者。改革开放以来,汤一介的哲学研究始于哲学史方法论的突破。他从“哲学史是认识史”的观点出发,提倡以概念范畴研究法研究中国哲学。他首先从宏观上为传统哲学建构了一套概念范畴体系,展示了中国哲学作为一种认识史的演变过程及其内在逻辑,随后又在《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具体运用了这一研究方法,理清了玄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理路,深化了人们对郭象及整个玄学哲学体系的认知。概念范畴法促进了哲学研究学术化的恢复,也是中国哲学方法论创新的一次尝试,但其逻辑化特征与中国传统哲学非逻辑化思维方式存在一定差异。在此基础上,汤一介受到西方解释学的启发,将解释学方法与概念范畴法结合,重新研究郭象哲学,由此提出创建中国解释学的构想。从理论内涵看,汤一介提出的中国解释学包括梳理中国“解释问题”的传统、总结中国传统的“解释理论”、创建中国的“解释学”三个层次,但目前学界研究大多处于第一层次,甚至对中国解释学的合法性也存在争议。在以上方法论的影响下,汤一介就“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问题对传统哲学现代化展开了研究。他采取体系化的建构与阐释方式,以知识论和价值论合一的“真善美”问题为研究视角,并凸显了“天人”关系问题在传统哲学中的核心地位。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推导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三个基本命题,并分别阐释了其理论内涵,确立起传统哲学理论的基本框架。汤一介由三大基本命题又推导出普遍和谐观念、内在超越精神、内圣外王之道三套重要理论,完成了理论体系的建构和深化。汤一介建构的传统哲学理论体系不仅彻底摆脱了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负面影响,回归了传统文化的立场,而且从整体上凸显了传统哲学的核心精神和现代价值,但其局限性在于囿于理论体系的宏观性而难以继续深入。在思考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汤一介从传统哲学转向文化哲学的研究。对于如何面对传统文化的问题,处于“文化热”中的汤一介秉持客观中立的学术态度。他由此提出“文化演进合力论”,认为转型期中国文化需在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三派力量的合力中才能实现发展,但他尤为注意保守主义的作用,体现了他的传统文化立场。在处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上,汤一介以佛教中国化问题为鉴,提出了“文化双向选择论”,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相互开放、双向互动、实现融合。尽管这一理论面临着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困境,但汤一介对冯契和张申府哲学的“两个接着讲”的强调可被视为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在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问题上,汤一介持“文化多元共存”的观点,以“新轴心时代”为其理论基础,对“和而不同”作出了文化学阐释,将之视为文化多元共存的理论原则。此外,汤一介还为跨文化对话提出了“负”的方法论及处理不同思想观念的具体方法。汤一介的文化哲学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同时注意吸纳传统文化作为思想资源,展示了他开放、多元、融合的文化价值取向。汤一介以“融‘中西古今’之学,创‘反本开新’之路”为哲学研究的使命,以“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学术精神坚持不懈地追求学术自由与独立,为转型期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王国兵^[8]（2019）在《马克思实践概念生成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理论与现实的对立是哲学史的中心问题之一。以往学者在对理论为什么与现实对立和理论为什么总是在忽略现实的研究中,对理论与现实做了偏颇式诠释。这种诠释导致理论与现实的对立和紧张,并表现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各种“常识性悖谬”,但是如何更好揭示这个悖谬导致的疑惑。以往不同学者表达了不同的观点,而马克思把它引向了人类的具体实践和总体实践的视域中,并通过揭示实践在竞合同进内的历史性张力来解决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绝对性对立和紧张,其原因是历史性张力是实践概念生成的原始动力。如何理解马克思用实践的竞合同进解决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对立和紧张,这个问题实际就是如何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生成问题。针对以上难题,马克思实际上提出了四个问题。在对这四个问题的研究中,运用理论与现实竞合同进的实践历史性方法揭示实践概念生成的逻辑。然而,如何理解这四个问题之间的逻辑生成关系,成为本论文的重要问题。我认为这四重关系之间既有认识论层次的问题递进逻辑,又有历史唯物主义自身的实践逻辑,同时也具有马克思哲学史的整体性逻辑。这意味着这四个问题的转换并不是简单的并列式罗列,而是递进式的综合和继承性的综合,必须要清楚这种逻辑必然,因为罗列式的理解并不是我自已的想法。马克思从时代哲学问题属性的论辩中抽象出感性与理性之间何谓本性的哲学问题,并从时代现实中证实了理性逻辑与现实逻辑之间的对立问题。首先,马克思按照哲学史中“理论和现实存在的问题”,批判了思辨竹学构造的虚假现实,并用竞合同进的实践逻辑生成了感性的实践现实,并把它作为实践概念生成的奠基性范畴。其次,马克思紧扣时代现实的在场性特征,指出时代的现实形态实际上指向宗教化的现实交互性关系,或者说,基督教的宗教现实。他从宗教现实和抽象理论中提出了“人与宗教的关系”,并指出这个关系是时代问题的聚焦。他批判了基督教的根本观念即“上帝创造人”,肯定了费尔巴哈的“人创造了上帝”的观点,并指出费尔巴哈关于“现实的人”困乏和欠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现实的人一自然性”进行了结构性的批判,指出“现实的人-实践”属性,并在这个基础上屮成了实践性的“现实的人”。再次,马克思在强调的“现实的人”的实践属性过程中,发现费尔巴哈式的“现实的人-自然性”和黑格尔的“现实的人-理性”实际是脱离实践的,或者说是用理论对现实的强制性符合。马克思指出“现实的人”的实践指向现实的生活世界,并对实践的现实生活世界进行分析后,批判黑格尔的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思想,发现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思想。通过批判提出实践的“现实的人”的时代现实性问题指向“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时,马克思重点研究了市民社会现实属性即“私有关系”,并在批判市民社会本质属性中生成了“人类社会范畴”。最后,马克思在资本生产逻辑和价值生产逻辑的研究中,发现现实的人的社会规定性呈现为“劳动-生产”,但是在资本生产逻辑中的劳动并不是劳动本质规定的实现,而是异化。他就指出政治经济学的重要问题之一是研究“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围绕这个问题精细化地研究了资本生产逻辑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并对资本生产逻辑导致劳动的异化进行了批判,并在这种批判中生成“实践劳动”的范畴。总之,马克思通过运用批判与生成的实践竞合同进推动“四个问题”的转换,并且每一次转换都综合着前面范畴的意涵,从而生成新的实践概念。具体说,马克思实践概念生成就是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生成的,同时还是伴随着人类世界自身的辩证法逻辑不断地生成,并在这种实践中对人类-世界命运问题给出历史性和现实性的回答。这种回答的启示就是理论和现实是在实践竞合同进中根据历史内在的多元张力不断地生成,不断地在现实的人类的革命创造中生成实践的多元共生形态。

宋凌琦^[9]（2018）在《Golem-20世纪早期德国表现主义建筑美学研究》文中提出虽然20世纪初表现主义建筑如流星转瞬即逝,但却具有极大能量及意义。表现主义作为现代主义建筑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短暂却意义深远。表现主义建筑,在作为普遍思潮的短暂时间内它曾是社会政治和文化转型的隐喻,同时也是对新技术和材料的严肃思考;它曾引起过激烈的辩论,也曾被给予过深切的热望。考虑到它曾作为含义含混的标签赋予过不同的人和作品,那么特定意义上的“表现主义建筑”是何时出现的?表现主义建筑的思想根源又是什么?表现主义建筑的形式语言是以何种秩序显现,其形式语言的特点又是什么?要理清这些纷乱的线索,真正进入,必须回到它的现场。因此,这项研究将通过概念的厘清,结合历史和时间节点,以表现主义的核心群体肖像的描绘与典型作品为基本分析对象,探讨幻想、观念甚至对道德秩序的直觉,被转译成建筑语汇的途径。本文首先对表现主义建筑的相关概念以及相关团体和人物进行了脉络梳理,范畴划分;在此基础上,从知觉、情感以及意志的角度出发对表现主义建筑进行了探讨,认为作为感官的身体以及情感和意志三者的实验性、经验性和超验性并存形成了表现主义建筑的认识论基础;第三章着眼于表现主义建筑的认识论基础向形式思考的转换,指出表现主义建筑基本形式思考的传统与现代性来源,着重论述了感官认知中的视知觉与运动、抽象形式语言的来源与发展、基于形式与功能（美与善）思考框架中的建筑形态学的机械性与有机性、表现主义建筑对哥特式与现代性的反思等;第四章主要探讨了表现主义建筑的形式思考如何落实为具体的建筑及材料语言,特别关注了空间这一建筑语言概念的诞生、表现主义从感官到灵魂的色彩理念、玻璃等建筑材料的美学批判等;文章随之探讨了表现主义建筑的审美特征,并将之归结为以崇高与粗蛮为代表的现代性对以优美与精致为代表的文艺复兴以来美学思想的超越,并且其特有的神秘性与象征性一方面显示了对中世纪传统的继承和对启蒙的反思,另一方面作为其实证性和科学性的反面又凸显了表现主义建筑思潮内在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此外,虽然作为现代主义建筑主流思想的落选者有其内在原因,但其衰落更直接地表现为审美政治化、审美经济性以及民族心理选择的结果,这一点在最后一章——第六章中进行了探讨。

田仁湛^[10]（2017）在《马尔库塞个体解放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之解放是马尔库塞思想的主题。他通过批判现代性来观照人之命运和存在,从个体角度阐释人类解放,力图另谋解放路径。其人类解放思想的主旨是,揭示现代文明何以导致个体生存的新困境,解决“人的本真存在和自由如何可能”的问题。在马尔库塞个体解放思想中,个体既不是孤立的人,又非马克思的“现实的个人”,而是具有普遍性的独立的激进的历史性主体;解放是从人的内在性出发,通过人的本能、意识、观念,谋求爱欲解放、审美救赎。马尔库塞个体解放思想发轫于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性相遇。在其早期经历中,为了救治马克思主义的危机,马尔库塞不断尝试从其他理论寻找出路。卢卡奇学说影响了他,但由于卢卡奇的辩证法缺乏历史性维度,所以,马尔库塞扬弃了它,求助于现象学。经由对接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马尔库塞力图从海德格尔之“此在”和黑格尔之“自我意识”中,寻找激进的历史性个体和解放要素。《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问世后,马尔库塞转向马克思早期思想的深度探究。通过对异化劳动、私有财产及其扬弃等思想的激进阐释,马尔库塞剖析了个体压抑的根源、个体解放的路径。马尔库塞爱欲解放论建构于弗洛伊德理论的改造。这一理论标志着马尔库塞个体解放思想的确立。弗洛伊德悲观地认为,文明压制本能是人类进步的代价。马尔库塞洞穿了弗洛伊德文明辩证法的消极性,将之改造为解放的辩证法。通过对负罪感和俄耳浦斯-那喀索斯形象的分析,马尔库塞回溯了文明的起源和个体生存原型,并试图以席勒美学型塑现代文明,摒弃额外压抑,消除文明与本能之间的冲突,实现政治救赎。此外,马尔库塞将弗洛伊德本能理论与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勾连起来,谋划性欲与劳动的双重爱欲化,以解决本能内部对立,释放力比多,通达本能解放。通过重塑弗洛伊德人格理论,马尔库塞提出以超越操作原则来实现爱欲解放,从社会现实和个体意识两方面,分别寻求非压抑性文明的物质前提和生物基础,重建非压抑性个体。马尔库塞解放思想付诸于批判现代性的实践。通过鞭挞苏联的现实原则,马尔库塞批评苏联背离马克思主义,使之教条化,其官僚权力压制个体权利,阻隔人的解放。在抨击美国意识形态时,马尔库塞提出了“单向度”理论,经由技术理性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钳制人的新形式和现代性的陷阱。技术在满足个人虚假需求中,操纵人的物质诉求和精神世界,解构生活方式。个人分享制度好处后被同化,在单向度思维泛滥中与制度一体化,丧失否定性、批判性及超越性向度。因此,拯救否定性意识是个体解放的前提,关键是建构批判理性,塑造超越单向度的新人,以“大拒绝”实现解放大变动,构建新技术、新社会。“大拒绝”方案失效后,马尔库塞从爱欲解放转向艺术解放。他认为,既然人已完全异化,人的思想和社会单向度化,那么,必须再次审视解放的主客观条件。社会难以提供解放的物质前提,激发爱欲解放的动力,唯有艺术形式才能还原人的本真存在,赢得解放之意识基础。为此,马尔库塞力图通过新感性培育、艺术自律和审美解放,重建艺术的革命性维度,以审美之维的艺术革命克服异化境遇,塑造人的新的心理-观念结构,让理性与感性重返和谐,获取个体解放。马尔库塞个体解放思想的主要价值及限度凸显如下:它不仅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高扬了人的主体向度,发展了辩证法,是辩证的想象,而且其中浓郁的现代性反叛和解构意蕴,内含解构主义的哲学话语,开启了后现代转向的先河。同样,它对现代文明的透视和批判,启迪着我国现代化建设;对虚假需求、异化消费等违背人性的生存方式及其困境的洞察,明示了当代人的解困之路。但是,马尔库塞过度张扬主体性,倚重意识、本能和审美等人的内在性,无视经济、交往和文化传统等客观因素,导致其解放观的先验性和内在对立。这种原则性限度使它疏离现实的个人和感性活动,尚未深入历史的那一度去,虽有思想深度,但历史唯物主义之原则高度付诸阙如。

二、非理性主义及其对人的拯救——对人本主义哲学中非理性主义的辩证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非理性主义及其对人的拯救——对人本主义哲学中非理性主义的辩证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批判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安·兰德文艺美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现代性价值危机的反思进路及其视域融通 ——以马克思、海德格尔、梁漱溟为例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论艾丽丝·门罗小说对传统人文主义的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6）论马克思人本质观的实践向度（论文提纲范文）

（7）汤一介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马克思实践概念生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Golem-20世纪早期德国表现主义建筑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马尔库塞个体解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非理性主义及其对人的拯救——对人本主义哲学中非理性主义的辩证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D]. 孙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批判理论研究[D]. 谢静. 黑龙江大学, 2020(03)
• [3]安·兰德文艺美学思想研究[D]. 权瑞芳. 山东艺术学院, 2020(07)
• [4]现代性价值危机的反思进路及其视域融通 ——以马克思、海德格尔、梁漱溟为例的研究[D]. 于翔. 吉林大学, 2020(08)
• [5]论艾丽丝·门罗小说对传统人文主义的反思[D]. 陈英红. 湘潭大学, 2019(12)
• [6]论马克思人本质观的实践向度[D]. 胡雨晗.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7]汤一介哲学思想研究[D]. 邓妍. 武汉大学, 2019(08)
• [8]马克思实践概念生成研究[D]. 王国兵.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9]Golem-20世纪早期德国表现主义建筑美学研究[D]. 宋凌琦.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10]马尔库塞个体解放思想研究[D]. 田仁湛. 武汉大学, 20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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