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水稻研究所种子产业开发中心可供品种种子简表（论文文献综述）
吕彦达[1]（2020）在《中国种业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种子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是农业科技发展的体现,也是农业科研成果的结晶,对提高农产品产量和质量有重要意义,可以极大程度的提升农业产值,提高农民收益。本研究采用规范分析、调查分析、文献分析等研究工具,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种子管理制度及种业发展政策的分析,结合种业管理中行政手段的实际应用,综合两种不同视角意见,深入探讨种子市场监管工作与良种推广、种业发展、用种安全之间的关系,针对我国不同时期的种业发展特点和相关政策的利弊进行分析,在国家大力发展现代种业,新修订《种子法》颁布实施之时,对于研究我国各时期、各地区的种子市场监管相关政策法规、行政手段与农业实际发展之间的关系,开展种子市场监管工作及相关政策法规制定有着重要意义,为我国制定现代种业发展相关支持政策提供参考。种业政策的研究可以指导种子管理部门采取更加有效的方式实行市场监管,维护种子市场的安全和稳定,有利于提高行政手段的效率性和准确性,一定程度上防止行政资源的浪费。有利于引起社会和政府有关部门对种业相关的扶持政策、监管政策、激励政策实施的重要性的认识,正确认识种业发展中相关政策支持的实际意义,可以指导政府部门研究制定更加有效的政策法规,有助于提高政策和法规的指向性和功能性。通过对现行种业政策和监管体制实施下的种子市场现状分析,指出存在的实际问题,并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可以为种子管理部门提供参考,并且相关分析结果对于现代种业的发展方向具有指导意义。
史晓玲[2]（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毕文停[3]（2020）在《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实践研究》文中指出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种植规模居于世界首位,种业市场规模庞大。一直以来农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都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由于我国种业的发展起步较晚,我国种子企业整体实力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的差距。随着各国之间经济的竞争,知识产权对于维持国家经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在农业领域,新品种权成为各国之间在农业产业较量的新战场。因此,如何完善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从而促进我国种业发展,提高我国种业竞争力,是我国目前应当重点研究的课题。本文通过种业大数据平台,统计并整理了1999-2019年我国植物新品种历年申请和授权数据,并按作物种类、申请主体、不同地区等不同角度分析植物新品种申请授权情况,得出了我国植物新品种作物种类单一;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有待提高;侵权事件时有发生等结论。文章中概括我国实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以来取得的成绩以及我国目前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仍存在的问题,从而能够针对性的对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提供政策建议。我国作为UPOV成员国,加入UPOV公约1978年文本,因此,文章研究了以UPOV公约为基础的UPOV保护制度,并对UPOV公约1991年文本和1978年文本加以比较,为我国是否加入1991年文本提供依据。另外,美国采用美国专利法、植物新品种保护法、专利法对植物新品种进行复合保护,保护水平高。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具有发展中国家特色,注重对农民权利的保护。希望我国能够从中得到借鉴,促进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完善。根据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现存的问题,本文从品种测试与授权、关于加入UPOV公约1991年文本、加强新品种保护执法力度、提高育种者保护意识、促进品种权交易、优化我国植物新品种结构、鼓励成果转化和推广七个方面对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提出了政策建议。
裴子玉[4]（2020）在《中国蔬菜种子企业海外发展进入模式研究》文中认为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种子是蔬菜生产最基本的资料,种子对蔬菜产业发展的科技贡献率占40%。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蔬菜生产国,蔬菜种业的发展关系到国计民生。蔬菜种子企业作为市场经营的主体,企业的经营发展状况将影响蔬菜种业的未来。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的蔬菜种子市场不断扩大,我国蔬菜种子企业取得了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升。据种业大数据平台2019年统计,我国持有效蔬菜种子经营许可证的企业达到2287家,持有国家颁发繁育推一体化经营许可证的蔬菜种子企业9家。2017年,中国化工集团收购瑞士先正达,使中国一跃成为拥有世界第三大蔬菜种子公司的国家。全球蔬菜种子需求迅速增长,在过去几年增长了一倍,蔬菜种子的贸易已经超过谷类种子贸易。随着我国加入WTO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有利推动,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背景下,我国蔬菜种子企业如何开拓国际市场,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企业进行跨国经营需要面对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就是该进入哪国市场、何时进入、采用何种模式进入。其中,企业进入模式的选择影响企业战略实施和跨国经营绩效,因此,如何选择进入模式是企业进入海外市场的关键问题。近些年,我国蔬菜种子企业实力有所提升,但是企业数量多、规模小、产业集中度低、产业链断裂的行业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本文首先通过研究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相关理论,结合蔬菜种业特点,归纳出适合蔬菜种子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主要模式。然后分析了我国蔬菜种子企业实行海外发展进入模式现状,发现目前我国蔬菜种子企业海外发展程度不高。模式还是以出口贸易为主,并逐渐发展海外制种和许可经营等多种契约模式,而我国种子企业参与的海外直接投资活动中,鲜有以蔬菜种子业务为主的投资。本文从外部环境和企业自身条件两个维度讨论了影响我国蔬菜种子企业海外发展模式选择的主要因素。同时选取典型蔬菜种子企业运用竞争优势理论和生产折衷理论进行案例分析,并构建TOPSIS模型,指导我国蔬菜种子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决策,启示我国蔬菜种子企业进行海外模式选择时,要结合企业自身优势和企业战略,做到控制风险,循序渐进,并积极探索海外发展新模式。结论部分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对我国蔬菜种子企业如何进行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以及如何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提出建议。
耿中耀[5]（2019）在《文化的演替与作物的盛衰 ——桄榔类物种式微的文化生态史研究》文中提出在民族学史上,学者们围绕着二元对立的学术思想展开的争论从未休止过。到了当代,学科内的学术思想分离更为凸显,理论的主张从对话走向对立,方法的选用从共同的标准走向各行其是,民族志的书写也在持续的批判与反思之中步入了“表述的危机”。于是,学者们又不得不对批判进行批判,对反思进行反思,再次呼吁坚持跨学科结合的研究思路,践行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随着“人类史”、“人新世”、“一万年尺度”等概念提出后,预示着宏大叙事的民族志书写再次回归。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族学家从微观与宏观的结合,共时态与历时态的兼顾,实践主体与结构系统的互动等角度入手,对“人类史”上作物的驯化、农业的起源、国家的诞生、饮食结构的改变与生态环境变迁的相互关系研究,极具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热带、亚热带地区桄榔类植物,仅是地球上的一类普通物种,但被人类驯化以后却由此而发生一个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其背后正是人类社会文化演替的集中体现。具体而言,在距今一万年前左右,人类开始不再完全依赖以采集野生植物和捕获野生动物为食的狩猎采集生计类型,转而选种有限的几个物种进行驯化,以此产出粮食。桄榔类植物,也在这一时期被驯化成了粮食作物。到了距今五千年左右,以桄榔类作物产出“主食”的农业生产体系得以成形,相关的人群还以此建构出独具特色的政治形态、经济行为、宗教信仰、艺术活动、饮食习俗等文化类型。纪元前后,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桄榔农业民族”开始进入了国家的统治,桄榔类作物由于得不到国家的接纳和认可,从而在与其它粮食作物的争地过程中一步步隐退,最终退出了相关民族的文化利用范围。基于此,文章以时间为线索,将桄榔类物种式微的过程分为前后相互连接的三个阶段:兴起于距今一万年左右,繁盛于五千年左右,隐退始于被纳入国家统辖之后。桄榔类作物的由盛转衰的过程,正好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的农业的起源、国家的发展、航海贸易的兴起等文化演替直接关联。对该类物种式微的三个阶段探讨,分别对应文章的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旨在分析和回应从第二章至第五章提出和面对的问题。第七章,则是立足于当代的生态建设和扶贫行动目标,提出桄榔类作物当代复兴的策略。通过对桄榔类物种追本溯源后,可以回应当前民族学中悬而未决的现实难题:其一,从长时段的时间序列中,以物种的盛衰为载体,澄清符号与象征的起源,及其背后权力和意义运行中相互制造的辩证关系,可望能够打通主/客体对立的“二元论”壁垒;其二,对物种盛衰过程的因果关系,作出能够被证实或证伪的解释,以此表明民族学的文化分析依然需要回归到“实证”研究的学科属性;其三、对桄榔类物种提出的当代复兴策略表明,民族学可以在当代的社会行动中贡献出学科的力量。文章的从大尺度的时空视角,检视桄榔类作物式微的历程及其原因与机制,并提出当代的复兴策略,不仅回应了当代民族学理论中争议的焦点,还期望能够对民族志的书写作出一些新的尝试,撰写出一种有新的“实验民族志”。
陈梦悦[6]（2019）在《安徽省种子企业“育繁推培服”一体化模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种子是农业生产中最基本、不可替代的生产资料,现代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产业,我国种业企业急需做大做强,需要以服务换市场,而农户生产上也需要良种加良法,才能提高生产效益,实现农业的快速发展。为了促使小农户与大市场有效连接,提高安徽省大型种子企业的竞争力,推进农户掌握种子针对性栽培技术,提高安徽省大型种子企业与农户的利益分配与风险防范的能力,本文提出构建种子企业“育繁推培服”一体化,这对进一步满足当前农户为主体的急迫需求,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和种业企业做大做强,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本文根据一体化经营战略理论为基础,开展种子企业“育繁推培服”一体化的实证研究,以安徽省荃银高科、隆平高科、丰乐种业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了农户购种方式及接受服务的意愿调查,发现的问题有以下几点:（1）种子企业人员的学历水平有待提高。（2）农户接受的培训较少,种子企业针对农户的用种培训不够完善。（3）农户的购种方式多元化但种子企业的销售方式过于单一。（4）农户期待企业提供一定的服务,但种子企业的服务体系不完善。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育繁推培服”一体化的运行模式,一种为集团一体化运行模式,另一种为产业化联合体运行模式。针对两种不同的运行模式,提出了不同的运行机制,在集团一体化模式下的利益分配机制为合同式,风险防范机制采用价格保护机制,在产业化联合体模式下的利益联结主要通过合作式,风险防范机制采用风险基金机制。最后本文针对于种子企业与政府提出了对策与建议,主要包括开展多项农户服务措施、健全农户培训体系、强化独立知识产权、加强种业的安全监管。
王泽宇[7]（2019）在《我国农作物种子市场法律监管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种子是国家农业发展历程重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国民经济的根基。在国家种业政策日渐完善,建立种业强国的目标愈发清晰的背景下,我国农作物种子市场的监管是其中最突出的关注点。只有种子市场的每环节充分发挥作用才能保证种子在保持其特殊商品属性的同时保证市场流通的安全高效。近年来中央连续出台深化种业改革、加快推进现代种业发展的规范性文件,我国的种子市场法律监管的现状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市场经营主体多元化,农民的权利意识薄弱,再加上种子企业并购整合的进程加快,种子产业化面临多方面的考验,现行的种子市场法律监管系统已经不适应种子市场的发展现状。种子市场在市场主体、质量监管、品种准入、以及归责和救济方面都存在诸多漏洞。种子市场主体的问题主要从种子市场监管单位的定位不明确体现出来,这会间接导致种子执法结构不顺畅,进而造成种子市场监管能力不足。种子质量的监管也是种子市场法律监管的重要内容之一,其问题主要体现在监管途径和由种子质量引发的纠纷这两个方面。品种准入的规制是种子市场监管的起点,在这一环节的问题主要包括准入程序、不规范操作,以及由此进入市场的不合格种子造成的市场混乱。除此之外,种子市场运行的生产经营主体方面的准入行为和生产经营行为也是造成种子市场法律监管难度加大的要素之一。为了完善种子市场法律监管的模式,使之满足国家粮食安全、种业创新和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需求,我们要借鉴国外优秀实践经验,本文选取四个对中国很有借鉴意义的国外种子市场监管实践作为参考,选取日本、印度、欧盟和美国各自监管模式中的最具特色的部分进行阐述,以此来为中国的种子市场法律监管的完善提供一定程度上的支持和帮助。最后结合本国实际国情,以现行种子市场法律监管框架中存在的问题为基础,在种子市场监管主体的完善,重视种子市场的质量监管,严格把控种子市场的品种准入,加强对种子市场经营主体的监管,以及发挥种子行业协会的自律性作用这五个方面对我国农作物种子市场法律监管的完善提出合理化建议。
周绪晨[8]（2018）在《加入UPOV1991文本对中国种业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植物新品种权作为农业领域的核心知识产权,是繁荣品种市场、抢占生物产业制高点的重要战略支撑。我国1997年《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颁布,标志着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正式建立。自1999年我国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UPOV）1978文本已近二十年,我国植物新品种创造、保护、运用、管理水平逐渐提高,种业育种创新发展迅猛。但UPOV1978文本的保护水平较低,随着育种技术的快速发展,逐渐出现一些问题。从国际环境来看,实施UPOV1991文本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成员的共同选择。UPOV1991文本在保护范围、保护对象、保护期限、保护力度等方面更有利于植物新品种保护事业发展。因此,探讨是否加入UPOV1991文本对中国现代种业发展和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针对我国育种同质化严重、原始创新激励制度缺失、种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这些现实问题,依据产权经济学、制度创新等相关理论,综合运用文献计量、描述性统计、计量模型、系谱分析等方法,围绕植物新品种创新的特性,深入研究UPOV制度演化变迁,从国际视角对比分析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绩效,寻找我国与种业发达国家的优势和差距,探讨加入UPOV1991文本的可行性、合理性和不足之处,运用计量模型分析育种者对UPOV文本的意愿选择,结合水稻、玉米、小麦产业的育种创新、推广应用和进出口贸易实际情况,深入分析我国加入UPOV1991文本是否会产生影响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论文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1）从UPOV制度变迁演进来看,加入UPOV1991文本是未来的必然趋势。加入UPOV联盟的成员国数量越来越多,UPOV1978成员数量在逐渐减少,UPOV1991成员数量在逐渐增加,UPOV1991文本成员占比76%;UPOV1991文本相较于UPOV1978文本加强了植物新品种保护国际化、加大了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力度、强化了原始育种创新保护、拓宽了种业保护布局,更有利于植物新品种保护事业发展。（2）从UPOV制度绩效对比来看,统计数据表明,我国申请授权量快速增长,国际排名靠前,为我国加入UPOV1991文本提供了可能。但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事业与发达国家相比国际化发展不足,存在非居民申请与授权量低、在国外申请量少、保护属种范围较窄、国际测试合作不足等差距。主要原因是UPOV1978文本保护水平较低以及我国国际化保护意识和能力不足。UPOV1991文本环境下能够增强联盟成员对我国品种权保护能力的信心,吸引优质种质资源,为我国育种创新增添活力;更好发挥我国优势品种的价值,扩展品种权保护国际布局;促进国际审查测试合作的开展,为扩大保护属种范围做好准备。（3）从UPOV制度选择意愿来看,问卷调研和模型分析研究表明,对于UPOV1991认知度和认可度越高、研发能力越强、规模越大的企业,加入UPOV1991文本的意愿越强烈;而对于缺乏自主创新、小规模以及不了解UPOV1991的企业,越不愿意加入1991文本或者更倾向于选择漠不关心。（4）从UPOV制度产业影响来看,选取品种权中申请授权量占我国总量近七成的水稻、玉米、小麦三大作物产业分析。首先,加入UPOV1991文本对水稻育种创新、推广应用和种子进出口有积极作用。我国2016年以广占63S为亲本的水稻新授权品种亲本系数较高,但受保护亲本和新授权品种的品种权人基本一致,实施EDV对这些品种影响不大。其次,我国60%以上的玉米品种亲本含国外血统,加入UPOV1991可能会使国内玉米品种的推广使用和种子出口受制于国外。再次,UPOV1991文本对我国小麦产业的影响较小。我国小麦品种的亲本有83%来自纯国内品种,对国外品种的依赖程度小。
石晓华[9]（2017）在《遗传构成对中国水稻品种改良和生产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的逐步增加和耕地面积的急剧减少,粮食生产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优良品种的选育与推广对于产量的有效提高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育种工作者为生产上提供了多批优良新品种,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多次品种更换。外来种质资源的利用对中国新品种改良起到了重要作用,充实了作物品种的遗传基础,增加了品种的遗传构成的复杂性。本文以水稻为例,采用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研究理念,采用遗传学、农学、农业经济学与管理学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通过研究中国水稻主栽品种的遗传构成的变化,分析不同来源的种质资源对水稻品种改良和生产的影响,为政府制定有效引进、管理和利用外来种质资源,提高农作物单产和稳产的政策建议提供科学依据。为达到上述目标,本研究共采用了五套数据。一是收集了黑龙江、吉林、辽宁、安徽、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福建、四川、重庆、贵州和云南共16个水稻主产省1982-2011年的所有至少一年在一个省份种植面积超过6666.7公顷的水稻品种信息及其种植面积;二是所有上述水稻品种详细的系谱信息,每一个品种追述至最老的亲本或来自国外的亲本为止;三是每一个品种的主要农艺性状、审定年份、育成单位等信息;四是水稻生产的投入和产出数据;五是水稻产量、干旱和洪涝灾害数据。本研究首先梳理了中国水稻品种改良历程,总结了品种改良成果,通过构建种质资源遗传贡献指数和遗传贡献率,分析中国水稻品种的遗传构成及其变化;实证分析外来种质资源对中国水稻品种改良的影响,同时结合种子产业改革等制度变量,研究不同来源的种质资源对中国水稻生产的影响;并进一步通过构建不同的遗传多样性指标,研究其对中国水稻生产及产量稳定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引进、管理和利用外来种质资源,促进中国水稻农作物单产和稳产的政策建议。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水稻品种改良取得了巨大成就,主栽品种中新育成品种占93.5%。（2）新育成品种的产量潜力、品质等经济性状显着改善。（3）国外稻种资源引进和利用对中国水稻品种改良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中国水稻生产的遗传贡献率为25%-40%。（4）中国育种科研人员成功利用国外资源于新品种改良。（5）种业改革激励了育种人员培育水稻新品种的积极性,增加了田间水稻的遗传多样性。然而,却导致水稻品种市场的多乱杂,未能明显提高水稻的产量。（6）水稻单产与水稻遗传多样性呈倒U型关系,产量变异与水稻遗传多样性呈负相关。在理论上,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关于遗传多样性与产量有正相关和负相关的争论。遗传多样性越大稳定性越高,品种的高度一致性会增加遗传基础脆弱性。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几点主要政策建议:（1）制定详细的国外资源引进与利用策略与政策,促进研究单位与企业对国外资源的研究与利用。（2）规范和加强作物遗传资源的研究和应用,为企业新品种选育提供优质服务。（3）改变现行高等学校和农科院系统为主体的育种体制,政府部门退出商业化育种,扭转水稻品种市场多乱杂的局面。（4）实行品种与种子质量的企业负责制,使缺乏育种能力的企业退出品种选育。
张国志[10]（2017）在《种业发展的金融服务模式研究》文中提出种业是农业的核心,也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绿色发展的逻辑起点。金融是经济的血液,金融服务是推动现代种业发展的重要引擎。然而,受制于种业不确定性大、回报周期长、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备等因素制约,种业发展的金融服务面临现实困难,具体表现在:从种业产业链上游来看,种业知识产权估值难;从种业产业链下游来看,种子生产主体与用种主体之间风险分担与管理难;从种业全产业链来看,组织化程度还较低。针对这些难点,需要根据种业产业链环节特点、风险承担主体特征以及金融需求,提出一定的理论解释和设计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推动种业金融服务发展,为破解种业发展金融困境、提高种业竞争力做出贡献。本文按照系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整体思路,从种业产业链视角,应用多种学科理论和方法,将理论与实务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对种业发展的金融服务模式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并给出数值分析和案例分析供决策参考。具体而言,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系统认识,界定相关概念,分析我国种业整体发展现状与趋势特征,通过调查发现种业金融需求规模大、多元化、全链条需求趋势明显,但普遍面临金融困境。基于此,结合相关理论和金融实务,创新性地提出产业链视角种业发展金融服务模式研究的系统分析框架。第二部分是种业发展金融服务的一般方式,分析种业发展金融服务一般方式（政策性金融、商业银行、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现状、机制以及典型模式,综合比较各方式的优势与局限性,为产业链视角种业发展金融服务研究奠定基础。在理论上,给出了信用担保机制作为一种增信机制对银行、种子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进行帕累托改进条件,可以增加社会对信用担保机制的认识。第三部分是种业上游的金融服务模式,该部分主要是抓住种业知识产权在种业上游种子企业资产中占比较大的特征,建立了种业知识产权资本化价值评价指标体系,引入完全市场下的线性无差异定价法和不完全市场下的效用无差异定价法,分析了种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和证券化模式,并讨论了金融机构向种子企业进行抵押贷款的决策。该部分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应用上:提出针对种业知识产权特性的定价方法并给出数值分析结果;将金融机构贷款决策从外生风险敞口模型扩展到内生风险敞口模型;以顺鑫农科的运行为案例提供了参考方案。第四部分是种业下游的金融服务模式,基于下游制种企业以及对接的用种主体特征与金融需求特点,该部分认为种业下游的金融服务的突破口在于利用金融实现风险分担与管理,提出种业保险创新和保险——信贷联动模式的解决方案。该部分的创新体现在:将演化博弈理论引入种业险种创新行为分析,并提供了供参考的数值分析和以隆平高科运行为案例的参考方案。第五部分是种业全链的金融服务模式,考虑到大型种子企业金融需求和金融供给多样化的特征,该部分认为全链种子企业自身是其风险的实际承担者、金融平台组织形式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为实现种业全链条不同类型主体的金融服务模式,提出种业投融资服务平台模式构建的集成解决方案。将生物学和产业理论中的共生（Symbiosis）理论应用于平台组织视角种业全链金融服务的机理分析,从线性互惠和非线性互惠两方面给出理论解释,发现互利共生对种业发展的金融服务模式具有积极影响,并以爱种网为例进行案例分析。最后总结了全文的主要结论和政策含义,提出了研究的不足和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方向。
二、中国水稻研究所种子产业开发中心可供品种种子简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水稻研究所种子产业开发中心可供品种种子简表（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种业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论文研究背景 |
| 1.2 论文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对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对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对国内研究现状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思路 |
| 第2章 种业市场化发展的历史沿革 |
| 2.1 我国种业发展的历史沿革 |
| 2.1.1 自繁自用阶段(1949年至1977年) |
| 2.1.2 统一供种阶段(1978年至2000年) |
| 2.1.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0年至今) |
| 2.2 国外发达国家种业发展历史 |
| 2.2.1 政府管理阶段(1900-1930年) |
| 2.2.2 立法过渡阶段(1930-1970年) |
| 2.2.3 垄断经营阶段(1970-1990年) |
| 2.2.4 跨国公司竞争阶段(1990年至今) |
| 第3章 我国种业发展现状和问题 |
| 3.1 我国种业发展基本状况 |
| 3.1.1 种业规模和效益 |
| 3.1.2 科研育种现状 |
| 3.2 我国种业现行政策法规现状 |
| 3.2.1 主要法律制度 |
| 3.2.2 种子管理体系 |
| 3.3 我国种业发展的问题 |
| 3.3.1 种业发展政策需完善 |
| 3.3.2 品种及品牌保护意识薄弱 |
| 3.3.3 行业供给过剩 |
| 3.3.4 企业创新能力低,国际竞争力弱 |
| 3.3.5 法律法规不健全 |
| 3.3.6 新监管模式尚待磨合 |
| 3.3.7 市场秩序不明朗 |
| 第4章 国外种业政策 |
| 4.1 法律规范 |
| 4.2 种子管理体系 |
| 4.3 品种管理制度 |
| 4.4 种子检验机构 |
| 4.5 市场准入机制 |
| 4.6 品种研发 |
| 第5章 完善我国种业政策的建议 |
| 5.1 完善种业政策内容 |
| 5.1.1 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
| 5.1.2 建立种业安全监管体系 |
| 5.1.3 增强企业竞争力 |
| 5.1.4 改革育种科研管理体制 |
| 5.1.5 修改完善种业标准 |
| 5.1.6 规范种子进出口管理 |
| 5.1.7 优化综合执法体系 |
| 5.2 增强种业政策执行力度 |
| 5.2.1 提高种业监管力度 |
| 5.2.2 提高管理人员素质 |
| 5.2.3 加大经费支持,保障执法人员待遇 |
| 5.2.4 提升种子经营者素质 |
| 5.2.5 加强法制宣传,帮助农民购种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我国种子产业 |
| 1.1.2 新品种权保护的时代背景 |
| 1.1.3 我国在新品种权领域面临的处境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种业发展现状的研究 |
| 1.3.2 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研究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点 |
| 第二章 植物新品种研究相关理论基础和概念 |
| 2.1 种子 |
| 2.2 种与品种 |
| 2.3 植物新品种 |
| 2.4 农业植物新品种 |
| 2.5 实质性派生品种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现状 |
| 3.1 1999-2019年年度申请授权情况 |
| 3.2 作物种类申请授权情况 |
| 3.2.1 1999-2019年主要作物申请授权情况 |
| 3.2.2 2019年新品种申请授权情况 |
| 3.3 申请主体方面申请授权情况 |
| 3.3.1 1999-2019年申请主体方面申请授权情况 |
| 3.3.2 2019年申请主体方面申请授权情况 |
| 3.4 不同地区申请授权情况 |
| 3.5 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取得的成绩 |
| 3.5.1 制定了相对完善植物新品种保护相关法律 |
| 3.5.2 建立了植物新品种保护管理体系 |
| 3.6 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存在的问题 |
| 3.6.1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有待提升 |
| 3.6.2 侵权现象时有发生 |
| 3.6.3 部分地区植物新品种保护体系有待健全 |
| 第四章 国外植物新品种保护主要模式分析研究 |
| 4.1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建立 |
| 4.2 UPOV公约1991年文本与1978年文本的区别 |
| 4.3 美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模式 |
| 4.3.1 植物品种保护制度 |
| 4.3.2 管理体系 |
| 4.3.3 美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模式的启示 |
| 4.4 印度植物新品种保护模式 |
| 4.4.1 植物品种保护制度 |
| 4.4.2 印度植物新品种保护模式的启示 |
| 第五章 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政策建议 |
| 5.1 品种测试与授权的建议 |
| 5.1.1 缩短申请周期 |
| 5.1.2 对处于审查期间的品种提供暂时性保护 |
| 5.1.3 品种审定、登记和DUS测试的性状测试能够合并 |
| 5.1.4 测试中心应加强测试技术培训 |
| 5.2 关于加入UPOV公约1991年文本的建议 |
| 5.2.1 不建议我国此时加入UPOV公约1991年文本 |
| 5.2.2 我国关于UPOV公约的操作建议 |
| 5.3 加强新品种保护执法力度 |
| 5.3.1 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 |
| 5.3.2 重点提高行政执法的效率 |
| 5.3.3 增强司法保护保护能力 |
| 5.4 提高育种者保护意识 |
| 5.4.1 市场品种保护比例低,积极保护育成品种 |
| 5.4.2 对品种侵权事件要勇于法律解决 |
| 5.4.3 加大宣传培训力度 |
| 5.5 促进品种权交易,为品种权的转化实施扫清障碍 |
| 5.6 优化我国植物新品种结构构成 |
| 5.7 制定政策鼓励成果转化和推广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4）中国蔬菜种子企业海外发展进入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问题与思路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点及可能的不足 |
| 1.4.1 研究的预期创新 |
| 1.4.2 研究的可能不足 |
| 2 基础理论及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蔬菜种子企业的概念 |
| 2.1.2 企业国际化的概念 |
| 2.1.3 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的定义和类型 |
| 2.1.4 TOPSIS模型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2.2.2 竞争优势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相关研究综述 |
| 2.3.2 种业海外发展相关研究综述 |
| 2.3.3 文献综述评价 |
| 3 我国蔬菜种子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分析 |
| 3.1 蔬菜种子企业发展现状 |
| 3.1.1 世界蔬菜种子企业发展现状 |
| 3.1.2 我国蔬菜种子企业的发展现状 |
| 3.2 出口贸易模式 |
| 3.2.1 出口贸易模式的概念及特点 |
| 3.2.2 我国蔬菜种子企业采用出口贸易进入模式的现状 |
| 3.2.3 对出口贸易模式的评价 |
| 3.3 契约进入模式 |
| 3.3.1 契约进入模式的概念及特点 |
| 3.3.2 我国蔬菜种子企业采用契约进入模式的现状 |
| 3.3.3 对契约模式的评价 |
| 3.4 直接投资进入模式 |
| 3.4.1 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概念及特点 |
| 3.4.2 我国蔬菜种子企业采用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现状 |
| 3.4.3 我国蔬菜种子企业采用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评价 |
| 4 蔬菜种子企业进入海外市场的模式选择 |
| 4.1 我国蔬菜种子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
| 4.1.1 环境因素 |
| 4.1.2 企业自身因素 |
| 4.2 典型蔬菜种子企业案例分析 |
| 4.2.1 杰尼尔亚洲集团公司介绍 |
| 4.2.2 杰尼尔的国际化战略选择 |
| 4.2.3 杰尼尔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 |
| 4.2.4 杰尼尔国际化运营收益 |
| 4.2.5 案例分析小结 |
| 4.3 蔬菜种子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TOPSIS模型 |
| 4.3.1 TOPSIS模型构建 |
| 4.3.2 TOPSIS算例分析——北京捷利亚公司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 |
| 4.4 蔬菜种子企业的海外发展进入模式选择的启示 |
| 5 结论与建议 |
| 5.1 政府层面的建议 |
| 5.2 企业层面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文化的演替与作物的盛衰 ——桄榔类物种式微的文化生态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与预设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及时空范畴 |
| 一、“桄榔”的界定 |
| 二、本研究的时空范畴 |
| 第三节 桄榔相关的前期研究 |
| 一、关于史前桄榔类植物的研究 |
| 二、关于历史时期内桄榔类作物演替的研究 |
| 三、桄榔类作物的民族志研究 |
| 四、当代开发价值的研究 |
| 第四节 田野点选择 |
| 第二章 学理回顾:文化视角下的物种研究 |
| 第一节 结构、象征与符号:结构主义 |
| 一、结构主义与“烹饪三角” |
| 二、《利未记》的可憎之物 |
| 第二节 生态、适应与功能:文化生态学 |
| 一、印度圣牛的唯物论 |
| 二、生态系统与猪 |
| 第三节 历史、权力与意义:政治经济学与实践论 |
| 一、实践论:以家畜与牛肉为研究对象 |
| 二、政治经济学派笔下的作物 |
| 第四节 本文的思路、方法与应用 |
| 一、当代的争论 |
| 二、本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三、民族学的应用与贫困问题 |
| 第三章 作物起源与狩猎采集者的桄榔利用 |
| 第一节 生物属性利用与文化属性利用 |
| 一、生物属性的利用 |
| 二、文化属性的利用 |
| 第二节 狩猎采集者的桄榔利用 |
| 一、丰裕与匮乏 |
| 二、最早的桄榔文化遗址 |
| 三、采集桄榔的“机会主义”者 |
| 第三节 桄榔类作物的起源 |
| 一、作物起源的神话 |
| 二、驯化的起源 |
| 三、驯化的操作规程 |
| 第四章 桄榔农业及其生产实践 |
| 第一节 采集食物与生产食物 |
| 一、野生与栽培 |
| 二、采集食物与生产食物 |
| 第二节 早期桄榔食物生产实践 |
| 一、采伐与收获 |
| 二、加工与利用 |
| 三、栽培与管护 |
| 第三节 桄榔农业的起源及其文化圈 |
| 一、桄榔农业的认定 |
| 二、桄榔农业文化的起源 |
| 三、桄榔农业文化圈 |
| 第五章 作物的扩张与桄榔的隐退 |
| 第一节 纪元前后的几个世纪 |
| 一、旱作农业的推广 |
| 二、东南亚的早期国家与农业 |
| 三、桄榔类主粮作物延续 |
| 第二节 从桄榔类作物向稻类作物的过渡 |
| 一、“不敢食谷”的国王 |
| 二、水稻的国家作物地位确立 |
| 三、桄榔类作物主粮地位的跌落 |
| 第三节 西方殖民扩张与作物 |
| 一、水稻的资本化 |
| 二、沦为救荒之物的桄榔 |
| 第六章 桄榔类作物盛衰的动因及机制 |
| 第一节 桄榔农业起源的动力 |
| 第二节 桄榔农业民族及其政权 |
| 一、政权的出现及其动力 |
| 二、桄榔农业民族的政治形态 |
| 三、作物的力量 |
| 第三节 桄榔农业衰落的原因 |
| 一、主因认定 |
| 二、国家作物的特征 |
| 三、主粮政策的正负效应辨析 |
| 第七章 当代的复兴 |
| 第一节 粮食安全的维护 |
| 第二节 多样性利用 |
| 第三节 生态维护价值 |
| 结论与讨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附录1:桄榔类植物生长环境调查报告 |
| 附录2:各族乡民对桄榔类植物的认知与利用 |
| 附录3:沧源勐来乡董棕群落伴生植物物种(简表) |
| 附录4:个旧斗卡房镇棉花山董棕林伴生动物名录(简表) |
| 附录5:附图 |
（6）安徽省种子企业“育繁推培服”一体化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研究法 |
| 1.3.2 访谈法 |
| 1.3.3 问卷调查法 |
| 1.4 研究结构及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结构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种子企业的一体化经营 |
| 2.1.2 育繁推一体化 |
| 2.1.3 育繁推培服一体化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企业一体化战略理论 |
| 2.2.2 交易费用理论 |
| 第三章 种子企业一体化经营现状与模式 |
| 3.1 种子企业生产经营概况 |
| 3.1.1 国内种子企业概况 |
| 3.1.2 国外种子企业概况 |
| 3.2 国内种子企业的典型模式 |
| 3.3 国外种子企业的典型模式 |
| 第四章 安徽省种子企业“育繁推”一体化的现状与农户需求 |
| 4.1 安徽省主要的种子企业概况 |
| 4.1.1 丰乐种业 |
| 4.1.2 荃银高科 |
| 4.1.3 隆平高科 |
| 4.2 安徽省种子企业“育繁推”一体化现状分析 |
| 4.2.1 丰乐种业 |
| 4.2.2 荃银高科 |
| 4.2.3 隆平高科 |
| 4.3 安徽省种子企业“育繁推”一体化经营主要问题与农户需求分析 |
| 4.3.1 种子企业“育繁推”主要问题 |
| 4.3.2 农户意愿调查与分析 |
| 第五章 安徽省种子企业“育繁推培服”一体化模式与机制构建 |
| 5.1 安徽省种子企业“育繁推培服”一体化模式构建 |
| 5.1.1 产业化联合体模式 |
| 5.1.2 公司集团一体化模式 |
| 5.2 安徽省“育繁推培服”一体化运行机制 |
| 5.2.1 基于产业化联合体模式的运行机制 |
| 5.2.2 基于公司集团一体化模式的运行机制 |
| 第六章 安徽省种子企业“育繁推培服”一体化的对策与建议 |
| 6.1 种子企业的对策 |
| 6.1.1 重视科研育种,强化独立知识产权 |
| 6.1.2 完善种子销售推广模式 |
| 6.1.3 健全农户培训体系 |
| 6.1.4 开展多种农户服务措施 |
| 6.2 国家政策建议 |
| 6.2.1 加大种子产业的安全监管 |
| 6.2.2 加强对种子品种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
| 6.2.3 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
| 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 |
（7）我国农作物种子市场法律监管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目的 |
| (三) 研究意义 |
| 一、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一) 国内研究概况 |
| (二) 国外研究概况 |
| 三、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资料来源 |
| 四、创新之处和可能存在的问题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可能存在的问题 |
| 第一章 种子市场及其法律监管 |
| 第一节 种子市场法律监管的概述 |
| 一、种子市场和种业市场 |
| 二、种子市场监管和行政监管 |
| 三、种子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 |
| 第二节 种子市场监管的理论基础 |
| 一、产业组织理论 |
| 二、技术创新理论 |
| 三、竞争优势理论 |
| 第三节 我国种子市场法律监管的现状 |
| 一、政策法规的进一步细化 |
| 二、品种审定制度的不断改革 |
| 三、种子生产经营管理的制度变迁 |
| 四、政策扶持和人才建设 |
| 第二章 我国种子市场法律监管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种子市场监管主体的规范方面 |
| 一、种子行政管理机关的定位不明确 |
| 二、种子执法结构不顺畅 |
| 三、种子监管主体的监管能力不足 |
| 第二节 种子质量的监管方面 |
| 一、种子质量监管的途径单一 |
| 二、种子质量引发的纠纷普遍存在 |
| 第三节 品种准入的规制方面 |
| 一、品种准入程序适应性差 |
| 二、审定过程中的不规范操作 |
| 三、不合格审定品种加剧市场混乱 |
| 第四节 种子生产经营主体的准入和行为 |
| 一、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制度没有得到严格执行 |
| 二、种子生产经营者的市场行为缺乏有效限制 |
| 第三章 域外典型农作物种子市场监管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
| 第一节 日本和印度 |
| 一、日本种子市场监管模式的特点 |
| 二、印度种子市场监管模式的特点 |
| 第二节 欧盟和美国 |
| 一、欧盟的种子市场监管的特征 |
| 二、美国的种子市场监管的特征 |
| 第三节 域外种子市场的监管模式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
| 一、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依法管理种子市场 |
| 二、加强农业知识产权法律保护 |
| 三、发挥标签标注的重要作用 |
| 四、强化种子质量认证制度的建设 |
| 五、加强种子市场监管的分工化和专门化 |
| 第四章 我国种子市场法律监管的完善对策 |
| 第一节 种子市场法律监管主体的完善 |
| 一、加快转变种子市场监管理念,找准监管的重心 |
| 二、创新种子市场监管方式,完善信息系统 |
| 三、加强种子市场监管力度,优化监管队伍 |
| 第二节 重视种子市场的质量监管 |
| 一、落实质检法律法规,强化宣传引导 |
| 二、完善相关质量标准,建立种子质量保险 |
| 三、注重种子质量认证的保障作用 |
| 第三节 种子市场品种准入的严格把控 |
| 一、品种审定要明确服务理念,创新实施方式 |
| 二、把握品种审定制度的走向 |
| 三、加强对非主要农作物登记管理 |
| 第四节 加强对种子生产经营主体的监管 |
| 一、重视种子企业的市场准入资质 |
| 二、健全种子企业信用体系 |
| 第五节 发挥种子行业自律作用 |
| 一、督促种子企业自我约束 |
| 二、推动种子管理的落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目录 |
（8）加入UPOV1991文本对中国种业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表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研究 |
| 1.2.2 UPOV1978与UPOV1991区别 |
| 1.2.3 UPOV1991文本对中国育种与农业发展的影响 |
| 1.2.4 国外加入UPOV1991文本经验与启示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点 |
| 第二章 植物新品种保护相关理论 |
| 2.1 植物新品种保护相关概念 |
| 2.1.1 植物新品种保护内涵 |
| 2.1.2 植物新品种权特征 |
| 2.2 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相关理论 |
| 2.2.1 产权理论与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选择 |
| 2.2.2 制度创新理论及其对植物新品种创新保护阐释 |
| 第三章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变迁演进 |
| 3.1 UPOV公约的起源与发展 |
| 3.1.1 UPOV公约的起源与使命 |
| 3.1.2 UPOV公约的制度变迁 |
| 3.2 UPOV成员构成 |
| 3.2.1 UPOV成员构成变化 |
| 3.2.2 UPOV成员文本变化 |
| 3.3 UPOV1978与UPOV1991文本对比分析 |
| 3.3.1 加强植物新品种保护国际化 |
| 3.3.2 加大植物新品种保护力度 |
| 3.3.3 强化对原始创新的保护 |
| 3.3.4 拓宽种业保护布局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事业发展国际化分析 |
| 4.1 品种权申请量与授权量 |
| 4.2 植物品种权国际占有率 |
| 4.3 植物品种权居民申请与非居民申请 |
| 4.4 品种权国际战略布局 |
| 4.5 保护植物种属范围 |
| 4.6 品种权审查测试的国际合作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育种者对UPOV1991文本选择意愿的实证分析 |
| 5.1 育种创新主体分析 |
| 5.2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分析 |
| 5.2.1 数据来源 |
| 5.2.2 加入UPOV1991文本意愿的描述性分析 |
| 5.3 基于企业育种创新行为的UPOV1991文本选择意愿实证分析 |
| 5.3.1 变量设计 |
| 5.3.2 模型建立 |
| 5.3.3 估计结果及分析 |
| 第六章 UPOV1991文本对我国主要作物种子产业发展的影响 |
| 6.1 品种亲缘关系分析与测算 |
| 6.1.1 测算方法 |
| 6.1.2 数据说明 |
| 6.1.3 结果分析 |
| 6.2 UPOV1991文本对水稻产业的影响 |
| 6.2.1 水稻新品种保护情况 |
| 6.2.2 UPOV1991文本对水稻新品种推广的影响 |
| 6.2.3 UPOV1991文本对水稻种子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
| 6.3 UPOV1991文本对玉米产业的影响 |
| 6.3.1 玉米新品种保护情况 |
| 6.3.2 UPOV1991文本对玉米新品种推广的影响 |
| 6.3.3 UPOV1991文本对玉米种子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
| 6.4 UPOV1991文本对小麦产业的影响 |
| 6.4.1 小麦新品种保护情况 |
| 6.4.2 UPOV1991文本对小麦新品种推广的影响 |
| 6.4.3 UPOV1991文本对小麦种子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
| 第七章 结论与建议 |
| 7.1 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健全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保障,引导品种权保护全面发展 |
| 7.2.2 培育种业企业集团,提高种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
| 7.2.3 深化品种权国际合作,积极探索国际形势变化 |
| 7.2.4 加强宣传培训,提高品种权国际化保护意识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9）遗传构成对中国水稻品种改良和生产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4 论文结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文献的基本分布特点 |
| 2.1.1 遗传构成和遗传多样性研究的时间变化趋势 |
| 2.1.2 主要发文期刊 |
| 2.1.3 主要研究人员和机构 |
| 2.1.4 遗传构成和遗传多样性研究的目标研究区域 |
| 2.2 作物遗传构成及其经济研究 |
| 2.2.1 遗传构成的一般概念 |
| 2.2.2 关于作物遗传构成的经济研究 |
| 2.3 遗传多样性及其经济影响研究 |
| 2.3.1 经济研究中常用的遗传多样性概念及其衡量指标 |
| 2.3.2 遗传多样性对作物生产影响的经济研究 |
| 2.4 与品种改良和种业有关的制度建设 |
| 2.4.1 中国种子产业的发展和改革 |
| 2.4.2 中国水稻品种改良的制度建设 |
| 第3章 研究方法与研究数据 |
| 3.1 研究思路 |
| 3.2 遗传构成与遗传多样性概念的界定与测定方法 |
| 3.2.1 遗传构成概念的界定 |
| 3.2.2 种质资源的遗传贡献 |
| 3.2.3 国外资源遗传贡献的测定方法 |
| 3.2.4 遗传多样性的测定 |
| 3.3 研究理论框架与模型 |
| 3.3.1 研究的理论框架 |
| 3.3.2 不同来源的种质资源对品种改良的贡献模型 |
| 3.3.3 种子产业改革和外国种质资源对中国水稻生产的影响模型 |
| 3.3.4 遗传多样性对中国水稻产量及其稳定性的影响 |
| 3.4 研究数据 |
| 第4章 中国水稻的品种改良与推广应用 |
| 4.1 中国水稻优良品种的改良 |
| 4.2 中国水稻品种的选育与推广 |
| 4.2.1 中国水稻品种的选育 |
| 4.2.2 中国水稻品种的推广 |
| 4.3 中国水稻主栽品种的农艺性状变化 |
| 4.3.1 中国水稻主栽品种的经济性状变化 |
| 4.3.2 中国水稻主栽品种的抗病抗虫性状变化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水稻生产的遗传构成 |
| 5.1 外来种质资源的引进和利用 |
| 5.1.1 外来水稻品种的引进 |
| 5.1.2 外来种质资源的应用推广 |
| 5.2 中国水稻品种的遗传构成变化 |
| 5.2.1 中国水稻品种的遗传构成变化 |
| 5.2.2 外来种质资源对中国水稻生产的遗传贡献率 |
| 5.3 外来种质资源对中国水稻生产遗传贡献的区域差异 |
| 5.3.1 国际水稻研究所种质资源遗传贡献的区域变化 |
| 5.3.2 日本种质资源遗传贡献的区域变化 |
| 5.3.3 其他国家种质资源遗传贡献的区域变化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外来种质资源对中国水稻品种改良的影响 |
| 6.1 种质资源与品种性状的关系 |
| 6.2 研究模型与估计方法 |
| 6.3 模型估计结果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外来种质资源对中国水稻单产的影响 |
| 7.1 中国水稻单产变化 |
| 7.2 研究模型和估计方法 |
| 7.3 模型估计结果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遗传多样性对中国水稻生产的影响 |
| 8.1 中国水稻生产与遗传多样性 |
| 8.1.1 中国水稻的遗传多样性 |
| 8.1.2 遗传多样性与水稻产量的关系 |
| 8.2 研究模型与估计方法 |
| 8.3 模型估计结果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3 创新点 |
| 9.4 研究不足与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与研究成果清单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10）种业发展的金融服务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及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目标、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 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种业发展金融服务的系统认识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2 我国种业发展的现状与趋势特征 |
| 2.3 我国种业发展金融服务的现状分析 |
| 2.4 种业发展金融服务的关键影响因素 |
| 2.5 种业发展金融服务的系统分析框架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种业发展金融服务的一般方式 |
| 3.1 种业发展的政策性金融服务 |
| 3.2 种业发展的商业银行服务 |
| 3.3 种业发展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 |
| 3.4 产业链视角下的评价比较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种业上游的金融服务模式:知识产权资本化视角 |
| 4.1 种业知识产权资本化的内涵特征 |
| 4.2 种业上游主体特征与金融需求分析 |
| 4.3 种业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
| 4.4 种业知识产权资本化定价方法 |
| 4.5 种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模式和证券化融资模式 |
| 4.6 案例分析——以顺鑫农科为例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种业下游的金融服务模式:种业保险视角 |
| 5.1 种业保险视角下种业下游金融服务的内涵特征 |
| 5.2 种业下游主体特征与金融需求分析 |
| 5.3 种业下游主体金融服务的种业保险险种创新模式 |
| 5.4 种业下游主体金融服务的保险——信贷联动模式 |
| 5.5 案例分析——以隆平高科为例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种业全链的金融服务模式:平台组织视角 |
| 6.1 平台组织视角下种业全链金融服务的内涵特征 |
| 6.2 种业全链主体特征与金融需求分析 |
| 6.3 大型种子企业财务公司模式与种业全链平台众筹模式 |
| 6.4 平台组织优化视角下种业投融资服务平台模式构建 |
| 6.5 平台组织视角下种业全链金融服务模式共生机理 |
| 6.6 案例分析——以爱种网为例 |
| 6.7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进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作者简介 |
四、中国水稻研究所种子产业开发中心可供品种种子简表（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种业政策研究[D]. 吕彦达. 吉林大学, 2020(03)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3]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实践研究[D]. 毕文停.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0(01)
- [4]中国蔬菜种子企业海外发展进入模式研究[D]. 裴子玉.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8)
- [5]文化的演替与作物的盛衰 ——桄榔类物种式微的文化生态史研究[D]. 耿中耀. 吉首大学, 2019(02)
- [6]安徽省种子企业“育繁推培服”一体化模式研究[D]. 陈梦悦. 安徽农业大学, 2019(05)
- [7]我国农作物种子市场法律监管问题研究[D]. 王泽宇. 南京农业大学, 2019(08)
- [8]加入UPOV1991文本对中国种业发展的影响研究[D]. 周绪晨.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8(01)
- [9]遗传构成对中国水稻品种改良和生产的影响研究[D]. 石晓华. 北京理工大学, 2017
- [10]种业发展的金融服务模式研究[D]. 张国志. 中国农业大学, 201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