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良准演武

一、曾国藩与两准盐务（论文文献综述）

梁林军^[1]（2018）在《张謇的儒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在经济、政治、教育、军事、外交等领域都有深入、专业的思想以及突出的事功,张謇研究涉及众多学科,但是其思想内核和精神特质却是一以贯之,即儒家思想。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历史关头,作为传统士大夫的张謇提出实业救国、教育兴邦,认为这是国强民富的根本之道。张謇清醒地看到当时的民族危机不同于王朝更迭,也不同于太平军、捻军叛乱,而是工业社会对传统社会的全面冲击和根本破坏,中华民族真正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关头。这也并非是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武装军队就能解决的,中国必须要革新社会,普及教育和科学知识,建立并全面发展实业,真正在世界的大舞台上进行民族之间的竞争。张謇是开放、包容、革新的儒家,他反对闭关锁国,主张全面学习西方的新知识,“博取而精择之”;同时他又认为中学为立身始基,提倡中国的旧道德,反对全盘西化或言必称西化。面对西方工业化及西方文明的冲击,张謇抓住中华振兴的核心问题——工业化,并且舍身饲虎,投身实业、教育,为中国近代化开辟了无数新路。张謇的探索说明,儒家并不阻碍工业化,也能学习工业化、发展工业化甚至能够更好地促进工业化。张謇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教育,对儒学思想发展有深入研习,是科举制度的佼佼者——状元。张謇认同桐城派“治经读史为诗文之法”,深受桐城派大师的影响,从文风、学脉方面讲应归于桐城派。张謇入募庆军多年,跟随庆军统领吴长庆,参与平叛朝鲜,从军经历增益了张謇的男儿血性和担当意识。张謇认同明清之际顾炎武和黄宗羲的学问、气节和品格,深受他们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对于王夫之,张謇也有研习;对于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及其湘军,张謇更是佩服有加,他认为这是近世儒家思想经世致用的代表和巅峰,后人难以企及。正因为如此,张謇重视学,更看重学以致用,学习就是要服务百姓、改造社会,而不是坐而论道、高谈阔论。张謇认为兴实业,当由士大夫先之。儒学应该治实用的学问,并将实用的学问用于实用的事业。士人必须担负起振兴实业的责任,而不是学而优则仕或者埋头做对社会、民生无益的学问。张謇最终弃仕从商,致力于实业、教育,源于其儒家士人的担当精神,也根植于其宏大的儒商理想,即实业救国、教育兴邦以及地方自治。张謇秉承儒家思想,虽然“术”与“道”有天然的区分和隔离,但是它们也有必然的渗透和相互作用。张謇在具体的商业经营中也常常引用儒家经典进行说明,儒家思想的精髓也无时无刻不影响其商业的具体运行。对于《周易》,张謇用力颇深,在完成周易研究专着的同时,他对易经的学术史也深有体会,认同朱子的《周易本义》的相关阐释。张謇创立的大生集团取名源自于易经,深刻反映了《周易》的仁爱与民本思想。张謇实业救国的核心主张就是“父教育、母实业”,以父母关系比喻,也充分体现了易经的阴阳和合观念。张謇在具体的商业经营中,比较注重供求关系的变化以及企业经营战略的适时调整,这与易经饱含的通经合变思想有本质性的联结。张謇一直倡导的“棉铁主义”也与易经中刚柔相济的思想相通。张謇对于儒家的礼学思想着实重视,在乱世之中,这种倾向有增无减。张謇提倡礼学更多,主要也是因为当时社会混乱,人们价值观缺失,六神无主。在具体的商业运行中,张謇比较注重商业市场中的“礼”,即商业竞争需要有序,不能恶意竞争,最终害人害己。在企业的管理中,张謇提倡“以严为轨”,主张严格管理。张謇崇尚中庸之道,认为圣人之道即中道,且“人皆可以为尧舜”,普通人只要尽人道、尽职守,同样可以入圣人之域。区别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张謇提出“大利不言、生财有道”,实质上对儒家义利思想在工业化背景下有积极的发展和创新。从“取”到“生”,从“小利”到“大利”,本质上是张謇看重儒家应该对社会整体财富有所创造。张謇认为,遇到利益鉴定或分配困惑时,应把握“裁利于义”的原则,即用“义”来裁量、裁定利益,解决何利可取、应取多少的问题。张謇也注重区分“公利”和“私利”的区别,认为人们应该追求公利,对社会、民生有所助益。张謇在利益分配上,受西方现代企业思想影响,肯定合理的利益报酬,同时他也始终坚持“以劳取利”,厌恶并不耻不劳而获的商业模式和行为。张謇注重人的诚信和企业的信用,提出“忠信笃敬”的四字原则,具体体现在其信用观和用人观中。张謇认为商业成功的法门不外乎“勤苦简朴”,其中他尤其注重节俭之美德。中国在商业上处于混沌迷茫、一穷二白的阶段,张謇认为中国的商人应该团结起来,形成一定的合力。张謇的儒商商道至今仍有深刻的内涵和魅力,究其根本在于合理地处理官商关系。张謇创造性地提出“绅领商办”的企业组织形式,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企业组织形式臃肿、效率低下之时,在观念陈旧、政府禁锢森严的历史环境下,开辟了民营企业的商道模式。张謇在具体的企业经营中、行业的选择、利益的分配等重大问题上,有深思熟虑的考虑,因此张謇的商道观念和精神于今天仍有极强的榜样价值。如果按照西方关于企业家精神的定义和标准,张謇无疑是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主要、关键的企业家精神指标,张謇都符合并有一定超越。张謇身上所具备的爱国、仁爱、奉献、勤俭、自强、务实等儒商精神与工业文明并行而不悖,甚至是非常好的补充和融合,这些精神在今天价值有更高的凸显。如果理性地反思自工业革命以来的资本主义精神和实践,我们不难发现其弊病具体表现为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和福利主义,张謇的儒商思想和实践表明,儒家宝贵的道德伦理资源可以与工业化有更好的磨合和融通。张謇是中国儒商的典范,是儒家圣人在商界,也是中国企业家的难以逾越的巅峰。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人们不仅应该关注其可贵的实业实践,也应该细致考量他的思想构建和远见卓识。

孙明^[2]（2012）在《清朝前期盐政与盐商》文中认为本文主要以清朝前期盐政与盐商为研究对象，以清朝前期盐政变迁与盐商特权地位的演变为角度，展开的清代盐商经济、社会活动对清代社会风气的负面影响的考察。在具体论述中，采取整体与个体相互兼顾的原则，既有清代盐商整体特征的概括，又有对代表性盐商个案活动的分析。在对清朝前期盐政变迁进行梳理的同时，对清代盐商特权地位的形成、获取利润的方式及其对时人社会生活的影响也做了系统深入研究。本文研究表明，清代盐商特权地位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与明清时期盐法变革有着深刻的关系。明清时期是中国帝制社会的转型期，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变革，深深的影响着人们的政治、经济生活。作为经济制度之一的盐法制度变革就属其一。其实，明初九边的设置已经孕育着新经济变革的发生，可以说，明代九边防御体系的规模超过了以往各朝，九边所需军费，不仅仅是对明代财政力量的一次挑战，而且还是对中国帝制社会国家体系的挑战。事实表明，在当时刚刚建国的明王朝很难依靠政府的力量来完成九边军费问题。这就需要吸纳民间力量来协助政府来解决这一问题，但并非是所有民间力量都能担当此任，而是那些财力大者。于是，盐业商人便被选为政府依赖的对象。要想让商人主动、积极的承担任务，需要对与盐业商人相关的盐法制度进行变革，在诸多方案中，政府选择了能够让商人得到实惠，而且能够实心为政府办事的一种方法，即人们熟知的开中盐法。其实，开中盐法就是用盐的经营特权换取商人资金的一种方法。开中法的实施，既把盐业商人推向了台前，又使其与政治力量相搅合在一起，成为政治力量的附庸。从以后的历史发展表明，盐商一直处于政府的掌控之中，且随着他们垄断特权的不断巩固，而不断的加强。以叶琪变法为代表的明中叶盐政变革，开中纳银制的实施，进一步加强了盐商的垄断特权。同时，也导致了明中叶盐法的破坏，对盐商作为商业阶层的畸形发展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明万历时期的袁世振改革，在承认“囤户”握有盐引的同时，也确定了大盐商对盐的经营特权。清代在对明代盐法承袭的基础上，也通过制度层面巩固盐商的特权地位，同时，人为的把盐商分化，尤其，在盐商队伍中扶持了代理人总商。伴随着清代前期盐政制度的变革，清代盐商不断在加强与专制权力的关系。一方面，盐商们千方百计的与皇权靠近。捐输报效成为与皇权拉关系的最好方式，在清代盐业及其他史料中，这两个词成为必不可少的内容，如《清盐法志》中有“捐输篇”专门记载盐商捐输报效一事，官员盐业奏疏中也有关于盐商捐输报效的题请，清人相关笔记、文集中也不泛由此内容。通过对这件事记载的普遍性可知，在清代盐业发展中，捐输报效乃是比较活跃的事情。对于清代盐商捐输报效行为，本文认为，应该划分来看，对于军需、备公报效而言，它的消极性更大，如军需报效中不泛有帮助封建政府镇压农民起义的行为，而急公报效则助涨了皇帝的腐朽及奢侈。而对于河工、赈济报效则具有积极意义。河工、赈济本身就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情，盐商所捐银两，对这些公共工程的顺利进行，是有一定作用的。在这些方面，清代盐商们往往挺身而出，这是值得肯定的事情。一方面，盐商与盐官搞关系，相互勾结，成为清代盐业发展中一件比较腐朽的事情。皇权是政策、制度的决断者，而盐政官员则是执行者。在清代官督商销的管理模式下，官督给予盐官绝对的管理权，盐商作为政治扶持的产物，也必然向管理者妥协。与皇权搞好关系所得恩赏，同盐官在盐商经营中所给的实惠要差得多。盐商给予盐官的各种馈送，乃至与盐官合伙贩盐，都使其得到很多额外的利润收入。官商勾结是应该否定的事情，于官，则把他们推向腐败，影响了官风的清正廉明；于商，则导致其不思进取，而以斡旋于官场为荣，影响了商业的正常发展。盐商在取得了政府的信任之后，所做的事情就是如何尽可能地把投向皇帝及盐官的银两通过经营的渠道拿回来，获得更多的利润。在政权力量的保护下，盐商的想法如愿以偿。对于盐商来讲，盐是他们经营的主要商品，政府对盐的严格控制，对于他们的经营未尝不是一种限制。对此，首先，他们通过皇权的加恩，可以减少一些盐课的交纳，增加一些盐引，能够有更多的盐可卖。其次，通过盐官的放纵，可以非法营运一些引外之盐，以获取暴利。清代盐商致富后的消费趋向一直是为人们所重视的问题，一般而言，盐商的银两多投于封建土地的购置上，惠及乡曲的建设上，追求奢靡生活的浪费上。而这三项内容，仅惠及乡曲具有肯定的一面，不管盐商致富后，为何把大量资金投于乡里基本设施的建设和修葺，这些做法至少使同乡百姓生活得到了实惠。而盐商把资金投向宗族建设，在以宗族为主体的封建农村，对于乡村社会的稳定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至于，盐商资本投于土地的购置上，反映了作为社会的活跃因素对固有势力的妥协。盐商追求奢靡的生活方式，则是对清代世风产生直接影响的事情，在当时社会，盐商的种种奢靡之举，对传统农业社会人们简朴之风是产生了大的冲击。总之，清代盐商的形成是政治的产物，是专制皇权、政权有意扶持的结果，这使盐商带有明显的先天不足性。盐商与专制皇权、政权靠近之举对清代官风产生了不良的影响；盐商在商业经营中的非法行径，对当时的商业风气也产生了消极影响；盐商奢靡的消费生活，对于当时社会淳朴民风塑造，也起到了抵制和反面作用，而他们的奢靡生活方式至今也是令人难以想象。

吕德英^[3]（2011）在《曾国藩法律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曾国藩是个颇受争议的人物,后人对他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有人誉其为“中兴名臣”;有人贬其为“卖国贼”;但蒋介石、毛泽东等人对于曾国藩这个人物颇为赞赏。因此,我们需要把曾国藩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阅读其着作中可以看得出来其各个方面的学术思想丰富,其中也有许多的优秀的思想值得进行我们借鉴,也有糟粕的思想让我们进行思考。曾国藩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清内外交困、国弱民贫、政权危机四伏的年代,面对这种社会情况当时许多的学者为此形成了经世治用的思想,曾国藩也是如此,并成为经世治用派读书人的代表。曾国藩法律思想是其经世致用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运用法来治理国家是保证礼治的需要,主张礼法结合。曾国藩在“一秉于礼”的前提条件下,提出用“严刑峻法”的办法来达到以法治吏,以法治讼,以法治民的目的,通过这种礼法结合、以法治为主的方法从而可以实现仁治,天下这样才会出现“仁政”。曾国藩的思想中涉及法律方面的内容比较广泛,在任真隶总督期间他针对于累讼和积讼过多的现象,制订《直隶清讼事宜十条》、《直隶清讼限期功过章程》;在攻陷南京后,他力降银价,安排财政;减征商业税,奏停厘金;成立善后局处理善后事宜,公布了《金陵房产告示》保护私有房产等措施以尽快恢复南京的经济;在任两江总都期间,采取措施查处私盐恢复淮盐引地,并对两淮的盐业进行了整顿,治理私盐,以增加清的盐课的收入;他办团练、创建湘军,通过改革当时的军事体制使湘军成为与太平天国作战的主力军,使湘军成为爱民为本、忠君爱国的仁义之军,通过以训治军、以练强军,最终取得了与太平军作战的胜利;在清末弱国无外交的情形下,他从购买洋枪、洋炮开始,创办了安庆军械所,成立翻译馆到选派留学生出国,从创办军事企业开始到全面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创办民族工业,其也成为创办洋务运动的先驱者。纵观曾国藩的一生,他始终维护清工朝封建专制统治作为其根本的出发点,这与他出身于封建小地主阶级,受到当时的社会背景条件的限制,他的一生践行经世致用,从社会现实出发,解决一些社会面临的实际问题。本文旨在置身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考查其法律思想的内容以此了解真实的曾国藩,对他有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

盛茂产^[4]（2003）在《曾国藩与两准盐务》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曾国藩,初名子城,字涤生,号伯涵,湖南湘乡人。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赏加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六月实授;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命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六年（1867年）六月,授大学士,仍留两江总督任;七年（1868年）七月,授体仁阁大学士,调直隶总督;九年（1870年）八月,又调两江总督;十一月,命充办

周志初^[5]（1997）在《清乾隆年间两淮盐商的资本及利润数额》文中提出清代两淮盐商由运商和场商组成。运商资本的内涵是指食盐运销过程中所需的费用，其利润则包括南价和运销差价两部分。场商资本由购贮业的资本和投资于制盐生产资料的资本组成，其利润也包括两部分，一为从灶户处购业后出售给运商所得的差价，二为投资盐业生产所获利润。乾隆年间，两淮盐商的资本总额达2000万两以上，其中运商资本约1600万两，场商资本400余万两；年均获利润约750万两，其中运商利润650万两（包括窝价250万两），场商利润100万两。乾隆朝60年，两淮业商的利润总额达4．5亿两。

陶用舒^[6]（1991）在《论陶澍对两淮盐政的整顿和改革》文中提出 清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正月,陶澍（公元1779年～1839年）以两江总督身分兼理两淮盐政。从此,陶澍竭尽精力,革除盐务诸弊,创行票盐,改变了两淮盐政“商疲、丁困、引积、课悬”的困危局面,增加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加强了商人的经济势力。研究陶澍对两淮盐政的整顿和改革,不仅对清代盐业之兴衰,盐业制度之变革,以及资本主义萌芽在盐业领域的发生、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有助于我们认识

二、曾国藩与两准盐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曾国藩与两准盐务（论文提纲范文）

（1）张謇的儒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清朝前期盐政与盐商（论文提纲范文）

（3）曾国藩法律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论陶澍对两淮盐政的整顿和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四、曾国藩与两准盐务（论文参考文献）

• [1]张謇的儒商思想研究[D]. 梁林军. 武汉大学, 2018(06)
• [2]清朝前期盐政与盐商[D]. 孙明. 东北师范大学, 2012(05)
• [3]曾国藩法律思想研究[D]. 吕德英. 黑龙江大学, 2011(06)
• [4]曾国藩与两准盐务[J]. 盛茂产. 盐业史研究, 2003(04)
• [5]清乾隆年间两淮盐商的资本及利润数额[J]. 周志初.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7(05)
• [6]论陶澍对两淮盐政的整顿和改革[J]. 陶用舒. 盐业史研究, 19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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